淘宝大学培训班:薛涌：当孩子第一个知音(中国青年报 2009-2-16)

    记者：薛涌老师，你一直致力于研究中西教育，请问，在国家征求未来12年教育规划纲要的建议之时，你有什么想法？

    薛涌：义务教育非常重要，恐怕比大学教育还重要。有些研究认为，人到17岁时个人智力的发展基本定型，再进行教育会提高技能和知识，但对智商发展则效果不大。17岁以前，特别是14岁以前，可塑性则非常强。这时的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相应的，学生在高中前的教育最关键。

    在这个阶段，家庭教育恐怕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如何做好家长是中国国民竞争力的保障。我在波士顿看见一条车窗语录是这样写的：“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重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

    你对孩子呵斥还是与之讨论

    记者：如你在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所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国外开展得很好的课堂讨论效果多半不好，原因是什么？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好的教育，但总容易邯郸学步，只具其形没有学到其神。在中小学教育中，如何克服权威主义的倾向，培养孩子的探索精神？

    薛涌：首先，讨论班在国外开展得是否很好，不能一概而论。我每学期都碰到大量不说话的学生，这是个文化问题。所以我在书中才提到了《不平等的童年》这一著作，所以我才把我的书命名为《一岁就上常青藤》。

    所谓常青藤，包括美国东北部最著名的八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和宾夕西法尼亚大学）。我书中用这个概念只是个象征，象征着理想的教育是什么。常青藤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在讨论班中滔滔不绝、思如泉涌的那种素质，是从小培养的，不是到了常青藤里现学的。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该书揭示出，美国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的中高产家庭，从小和孩子讲话就特别平等，大家有不同意见要讨论，有时大人似乎连给孩子买什么玩具或衣服的权利都没有，要征求孩子同意。这样，孩子从刚会说话起就和家长讨论问题，他们甚至不习惯于不经过讨论的教育方式。

    相反，教育背景比较差的家庭，对孩子则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说话，家长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孩子从小就不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讨论才能明白，他们习惯于等着听别人指令。比如最近《纽约时报》上讲黑人社会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数据是：94％的黑人女性认为用打屁股的方式对孩子严加管教是必要的。女儿3岁时和我们一起购物，正当她和我们讨论要买什么样的衣服时，旁边一个忙着挑衣服的黑人母亲听到孩子在婴儿车里哭，转过头大声呵斥：“闭嘴！”女儿看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相信有这等事情。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的童年”的对比。

    这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我们的女儿实际上为了买衣物在和我们开“讨论班”、申述自己的理由。边上的孩子在还不太会说话时就被呵斥“闭嘴！”这样的孩子上大学后你能指望他张嘴讲话吗？他日后成功当然困难了。

    中国的问题是，一些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家长，也习惯于对孩子说一不二、要孩子死记硬背，甚至有“不打不成材”的信念。从小这么教育孩子，怎么可能等他们一上大学就突然会讨论了呢？

    讨论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练兵

    记者：你一直明确地反对满堂灌的教育方式，甚至主张从小就要给孩子上“讨论班”。为什么讨论班培养出来的学生比满堂灌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好？

    薛涌：这一点，我在教书时也不停地给我的美国学生讲。我让他们想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你到公司里上班，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企业战略，你凭什么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你是坐在那里，就像在应试教育中那样，等着准确地回答问题呢？还是主动提供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大家眼睛一亮？社会也好，雇用你的公司也好，向你要的是你的“点子”、你的创意，没有人那么热衷于检查你到底不懂什么，人家要知道的是你究竟懂什么，有什么可贡献的。

    我特别让我的学生查“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网站，看看这种大公司的职员是怎么工作的。根据网站的描写，人家职工的工作方式和大学的讨论班非常相似。比如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老板来问：“我希望在某地建一个生产越野车（SUV）的工厂，你们看前景和风险如何？”这些咨询人则七嘴八舌，从GDP的增长、就业率、消费者的购买力、油价，一直到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家庭规模和生活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走向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你仅仅在汽车制造专业上能准确地回答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非常宽广的知识，而且要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能动的见识、贡献于社会。

    所以，比起满堂灌的大课来，讨论班更接近社会实际的运作方式，更有“实战”性，自然也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家长要给孩子当第一个钟子期

    记者：我认为你文章中提到的从小向学生传授成功品格，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恒定的成功品格，是否这是社会发展过程决定的？成功应该由谁来确定，又该如何确定呢？

    薛涌：我知道中国学校教育问题很大。我们当父母的都是这种教育的产物。但家长绝不能等到学校的教育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开始教育孩子。那样的时机是你在任何国家都等不到的。

    我的基本观点是，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中国人普遍有一种习惯的思路：“承担教育责任的主要是学校，学校教育有问题，所以我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我则要问：“你为什么总盯着学校？你作为家长，自己干了什么？”

    《纽约时报》不久前有篇报道，讲当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吸引了大量亚裔子弟。结果发现，这些亚裔家长把孩子往学校一放就走人，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其中一位中国母亲在国内时是一家省级电视台的主播，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小时候上学，一年家长去学校两次，不过是缴学费拿成绩单而已。孩子有问题时家长才被叫去。”在美国则不一样，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爱往学校跑。有的家长一周两三个小时在学校义务服务；有的家长拿着硕士学位却要辞职主持“家教”。

    我在书中现身说法，讲我们夫妻俩如何陪伴孩子。比如孩子练钢琴，一天一个小时，她妈妈3年如一日每分钟都陪着。女儿不满9岁时开始作曲，她创作每首曲子我都在身边。她曾觉得有个乐神在她脑子里唱歌，她要把那歌曲写下来。后来我一听她楼下的琴声响起，就急急忙忙地冲下楼来，嘴里不停地嚷嚷：“呵，乐神下凡了！乐神下凡了！”女儿自然觉得很好玩儿，笑个不停。孩子把你当知音，她才有动力。“钟子期死，伯牙不复弹琴”嘛。

    家长至少要给孩子当第一个钟子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我经常告诉女儿，我是如何在上班路上或者早晨醒来时，脑子里一下子响起她写的曲子，我是多么感动、多么快乐！这并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感受。我当父亲的要告诉自己的女儿：她是有多么大的能力来打动我、塑造我的感情世界，这些对我的生活有多么重要！一句话，她面对世界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她渐渐意识到自己塑造世界的潜力。

    总之，我强调中国的家长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孩子的教育不能被学校所决定，更不能被你所说的“社会发展过程”所决定。比如，什么是成功，这属于价值观念。孩子的价值观念，首先是从家长那里学来的。你教育她善恶是非，特别是通过讨论让她对这些价值有充分的理解，孩子就对外面的不良环境有相当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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