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离婚案件判决书: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走向（第三部分）

    五

    面临这样的局面，佛教究竟应该怎样应对？

    我认为，中国佛教应该紧紧抓住提高佛教教团素质这一个中心，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就解决了所谓“续佛慧命”的问题。中国佛教还应该紧紧抓住坚持推行弘法度生事业，坚持推行慈悲济世事业，抓住了这二项事业，就解决了所谓“荷担如来家业”的问题。因此，上述“一个中心、二项事业”应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工作的重点。

    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想重点谈谈“一个中心”，即提高教团素质的问题。

    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1995年公布的数字，我国当时有佛教僧尼17万多人，其中汉传佛教僧尼4万多人。可以想见，时至今日僧尼数字一定已经超过上述数字。僧尼组成的教团作为僧宝，虽然只是“佛法僧”三宝之一，但从“三宝一体”的观点来说，教团实际也代表了整个佛教。乃人弘道，非道弘人，教团素质的高低是影响佛教发展水平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怎样提高教团的素质？我认为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坚持佛教教团的宗教主体性。

    上文已经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在当今世界，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由。那么，宗教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宗教中，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想，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其价值就在于它不共世间的宗教主体性。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价值也就在于它不共其他宗教的固有特性。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推论，汉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有既能够满足汉民族宗教需求，又不共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固有特性。这个题目很大，也不是本文想要论述的内容。但却是本文立论的基点。所以，要续佛慧命，就是要坚持教团的宗教主体性，要提高教团的素质，关键也在坚持教团的宗教主体性。教团有了不共世间的宗教主体性，才有了在这个世间存在的价值；教团能够真正坚持这一主体性，自然提纯了自己的素质。

    怎样坚持教团的宗教主体性，我认为应该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与创造应时应机、如理如法的新的佛教理论；二是如何发展与创造与新的佛教理论相应的新的修持方法；三是如何进一步规范教团及僧人的行为，在群众中重树人天师的威仪。上述三个内容，实际也就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坚持与发展佛教传统的戒定慧三学。

    首先讲慧，理论的创新从来是中国佛教不可忽视的中心问题之一。

    治佛教史者都认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最为兴盛。其实，如果从僧团规模讲，南北朝时期仅中国北方的出家僧人就曾经达到300万之巨，而唐朝佛教全盛期佛教僧人只有几十万。为什么说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最为兴盛呢？就因为当时中国佛教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可以说，在当时的哲学思想领域，唯有佛教独占胜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理论，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可以与佛教抗衡。与佛教新理论不断涌现相应，新的佛教宗派、新的佛教领袖也不断涌现，由此出现一派繁荣的局面。我曾著文认为汉传佛教的衰落期始于会昌废佛，理由是会昌废佛后佛教的各宗派大多衰微，只有禅宗与净土宗保持持久的影响。净土宗本来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禅宗的创宗时期，亦即理论创新时期已经过去，此时的禅宗五派在教学风格上各有特色，但在基本理论方面既无甚差异，也没有什么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因此，我们说佛教趋于衰落，首先表现在佛教在义理方面失去活力，日益枯萎。关于当时佛教义理枯萎的原因，在拙作《佛教志》中有所论述[1]，这里不再赘论。

    所以，当代佛教要复兴，不在于修复或新建了多少寺院，也不在于修造了多高、多大的佛像，乃至招收了多少出家僧人、在家信徒，而在于有无应时应机、如理如法的新理论。“人间佛教”已经提出数十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它的口号色彩大于理论色彩。也就是说，它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充实与阐述。理论是实践的升华，几十年来，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佛教的实践已经大大超越前代，出现种种新的形态。但相应的新的理论却显得极其贫乏。由此我们更加痛感理论的滞後。

    其次讲定，也就是修持方法。就佛教修持而言，本人是外行，缺乏实际的体验，应该说没有发言权。但长期与佛教界打交道，看到不少，也想了不少。现把这些想法讲出来，仅供参考。

    在讲这个问题时，我想首先应该提到目前出现的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在大陆的部分僧人与信众中，自发地出现一种向印度初期佛教回归的基要主义倾向，以及向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寻求解脱之路的积极努力。应该如何用最简单、准确的词语来归纳这一现象的本质，我还没有把握。这里暂且称之为“出离汉传佛教现象”。

    向印度初期佛教回归的基要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倾向于对初期佛教戒律的寻求，并进而走向对初期佛教修持方法的探究。对戒律的寻求显然是对佛教界当前种种乱象的一种抗议；而对修持方法的探究则源於对汉传佛教传统修持方式的不满。应该指出，目前汉传佛教界的许多僧人，对传统修持方法的不满，正在日益积累。由于对传统修持方式不满，所以不少人到印度初期佛教，乃至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去寻找更加有效的修持之路。“出离汉传佛教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看来它与日本近年兴起的“批判佛教”似乎一脉相承，遥为呼应。实际却是两回事。日本的“批判佛教”基本上是教外的学理批判，是对汉传佛教的一种批判性否定。而“出离汉传佛教现象”则是教内的反拨，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其实质是对汉传佛教历史的一种反思与总结，对汉传佛教未来的一种探究。这种反思与探究，实际上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杨文会、太虚就已经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始终没有能够彻底完成。彻底完成这一反思与总结，开创中国佛教新的未来的这一历史责任，已经无可推卸地落到当代人的身上。

    修持问题为何在当前凸现？王雷泉先生还有一段话可以参考。王雷泉先生认为：“佛教既是重自内证的宗教，故佛教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就建立在现量（证悟）之基础上。在佛教向世俗社会快速普及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资源。所谓‘边缘化’，就是偏离作为佛教根基的出离心和内证精神，仅仅满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在表面繁忙热闹的大场面下，恰恰是修证法门的缺位。”[2]但这只是对问题的一种表层描述。因为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在部分僧人忙于“繁忙热闹的大场面”而疏于个人修持，还在于部分真正想认真修持的僧人，也苦于不知怎样修持，才能真正了却生死，通达成佛成祖的道路。

    我曾经与一些年青僧人、信徒交谈，他们的看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认为，虽然对藏传佛教修持的某些具体内容不能接受，但藏传佛教把一个人从凡夫到佛的道路，指画得清清楚楚，使进道者有章可循。这种进道次第，正是汉传佛教目前所缺乏的。而南传佛教与社会信众保持着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也正是汉传佛教目前的薄弱之处。他们普遍的苦闷是个人虽然信佛，虽然出家，却不知应该怎样修持，怎样成佛。他们说，现在所缺乏的，是威仪彬彬，能够引发信众归依心、引导修持的导师。所以不少人才向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寻找归心之处。

    就修持方法而言，两千年来中国诸多高僧大德开创的种种修持方法，是否真的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僧人的宗教需求，以至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到初期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之路？看来这个问题既有历史的渊源、承续及发展，也有现实的传承、内悟与经证，有导师的问题，有理论的问题，有传统的修证法门如何应时应机的问题，还有王雷泉所谓的“边缘化效应”问题。盘根错节，需要认真研究。总之，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造成当代中国佛教修证法门的缺位，这是“出离汉传佛教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台湾惠空法师谓“佛法尊贵在于不共之真实解脱”[3]，诚哉斯言。修持方法问题不解决，“真实解脱”就落空，佛教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一点讲，修持问题实在是中国佛教转轨期中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同样对后转轨期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产生巨大的影响。

    修持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台湾慈光禅学研究所连续两年召开禅学研讨会，就体现了这一点。我很赞同到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去寻求新的修持方法，以为汉传佛教进一步发展的营养。但千百年来汉传佛教诸多高僧大德创持、传承的修持法门应有其合理性在，也需要一大批有心人认真发掘，让它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发挥出新的光辉。新的应时应机、如理如法的修持法门，或者就在融会大小乘、显密教中产生。当然，兹事体大，不是一次、两次研讨会能够解决的，需要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再说，修持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有一批人去实实在在地践行。如果能够把研讨会（理论的探讨）与实修班（实际的修持）结合起来，也许可以得到相互促进的更好效果，以尽快解决中国佛教当前修持法门缺位的现状。

    我前面所讲的理论的创新，与这里讲的修持法门的缺位实际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修持方法必定是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的修持方法。修持方法的发展必定导致理论的发展，这一点在佛教史上是可以证明的。同理，理论的发展也必定推动相应的修持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这一点在佛教史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有些先生、法师认为佛教理论过于歧杂，不如暂且置而不论，先从修持方法入手去解决问题。这种想法，作为权宜之计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作为指导方针则未免失之偏颇。另一些先生与法师在修持方法已经发展，还一味从传统佛典中去寻找经证，以判别这种修持方法的是或非，恐怕也难免胶柱求瑟之嫌。如何寻求理论与修持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修持中发展理论，在发展理论中发展修持，大约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加以解决的。

    再次讲戒，就是僧人个人的修养及教团的行为规范等等。就僧人持戒及教团管理的规范化、现代化而言，目前程度不同地都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主要依靠教团本身来解决，这里就不多讲了。我想强调的只有两点：第一、佛教还是应该坚持僧伽本位。亦即在四众信徒中，以出家众为主导。只有以出家众为主导，才能真正体现与保证佛教的宗教主体性。有些先生主张居士佛教应该成为中国佛教发展方向。这种观点，笔者很难苟同。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十九世纪以来居士佛教在佛教发展中的功绩，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作为今天的参考。此外应该看到，居士佛教与居士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何正确处理居士佛教及居士林，应该成为各地僧团注目的重点之一。当然，在出家两众中，也应该顺应时代的进步，改革传统的制度，进一步重视与提高比丘尼的地位与作用。第二、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团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乃是正常现象。“狮子身上的虱子”的出现，并非始於今天，即使在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类似问题也经常遇到。玄奘的大弟子，《大唐西域记》的执笔者辩机，因此而被杀。因此，我们固然应该正视这些问题，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不必因此而对佛教的未来丧失信心。

    弘法度生事业、慈悲济世事业这二项事业，本来就是佛教教团的传统工作，亦所谓“家务事”。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教团的家务事，教团做得如何？我们现在有些寺院，除了接待香客与游客外，与社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甚至连寺院周围的居民也老死不相往来。有些僧人，他的心态是小乘而不是大乘。对于本来应该由僧人荷担的如来家业，总觉得烦，不愿去做，只想着自己的闲暇与幽雅。因此，现在应该大声疾呼：出家人要做入世事，要关注社会，回报社会。我想，佛教说报四恩，应该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仅仅挂在口头上。如果真正关注社会，真的把报四恩放在心上，多关心社会，关心人群，就有很多弘法度生、慈悲济世的事情可做。台湾的一些寺院已经创造了他们的模式，我们这里应该向他们学习，同时不局限在这些模式上，创造更多的模式。比如养老院，比如访贫问苦，比如社区小组，起码应该先把寺院周围的群众工作开展起来。每帮助了一个人，就影响了一个家庭，这样逐步发展起来。

    古德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切事情都依靠人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讲，上面所说的“一个中心，两项基本事业”的解决，要靠佛教界出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才。这里讲的人才当然是指高素质的僧人，尤其是僧人领袖。所以，我们可以说，转轨期的中国佛教界正在呼唤人才，呼唤领袖。目前，佛教界十分重视僧教育，各种各样的佛学院、佛教研究班正在开办，一批中青年僧人正在成长，其中不少中青年僧人已经成为一方教团的重要领导者，我们寄希望于这些僧人。

    在即将完成这篇后记之际，见到报载如下新闻：3月12日为天主教赎罪日，保罗二世教皇代表罗马教廷承认天主教会在过去两千年中所犯的罪过，并请求上帝的宽恕。这些罪过共有七条，包括对持不同意见者的不能容忍与宗教战争、伴随传教而损害其他文化与其他宗教等等。虽然这一认罪来得太迟，但是，它反映了罗马教廷力图与时俱进的努力，因而是值得肯定与欢迎的。中国佛教能够从中得到若干启迪呢？

                 2000年3月16日於太阳宫三真堂

[1] 方广錩：《佛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45页～147页。

[2] 王雷泉：《面向21世纪的中国佛教》，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论文。北京，1999年11月。

[3] 惠空：《第二届两岸禅学研讨会论文集序》，台北，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