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蓓蓓现状:人一生中的多次抉择

           人一生中的多次抉择

   人生的道路绝对不是平坦畅通的，不管他是伟人还是平民，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是登峰造极者还是芸芸众生，他的人生道路中必定存在过多次抉择，这些抉择最终决定了他的归宿。这样的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是值得庆幸的还是后悔不迭的，任何人都难以料定。只要对自已，对家人，对亲朋好友，对所熟知的人的人生道路作一个回顾，定会感慨不已，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

                  教师——我的最终选择

  一九五四年二月，我们安顺一中春季初中毕业班的毕业典礼结束后，班主任把全班同学带回教室，说有事要宣布。大家知道，从今年开始，学校招生改春秋两季招生为秋季招生了，这样一来，我们要考高中，还得在家呆半年，所以心理都不是个滋味。大家坐好后，班主任高兴地报告大家两个好消息：一是贵州日报社在我们班招收四名学员，培训三个月后，就在报社搞校对工作。经学校研究决定，推荐程文明，邹容芳等六位同学去报考；二是学校推荐周明，詹耀忠等八位同学到昆明电影放映培训班学习，然后分配工作。其余同学就在家复习，准备秋季参加高中升学考试。老师一宣布完，教室里立即欢腾起来，大家纷纷向被推荐的同学道贺。临散会时把我和另外几个班干留下，安慰我们说：“你们几个年龄还小，学习不错，复习好准备考高中吧。勤武家庭经济困难，如果愿意下乡去代课或当教师，和家里商量后，来跟我讲。”（当时国家建设急需人材，连我们这些初中生都是宝贝）回到家里，我跟老人们商量，她们让我自已决定。我想，我们张家老祖宗一向就主张多读书，主张到外面发展，我现在才十六岁不到，我一定要争取读大学，半年后考高中吧。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抉择。

   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学校要求确定高考自愿。老师和许多同学建议我报考理工科，说我数理化成绩较好。最后我报的却是文科，理由是我的文科成绩虽然一般，但中学时代已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小文章，初高中的语文老师经常评讲我的作文，高中我又是学校校刊的编辑，大概在文学上会有点发展吧，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最后被贵阳师院中文系录取。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抉择，它决定了我的终身职业。

   找什么样的终身伴侣应该是人生的重要抉择之一，我的抉择同样十分慎重。新时代男女的婚姻不可能象旧社会那样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往往要经过恋爱阶段。读中学时，下乡参加土改复查工作，认识了一位对我有好感的长得挺好看的农村姑娘，曾冒出一点爱恋之情，临别时，她还送了我一方腊染手绢。这段恋情终因二人年龄尚小，文化差异大，也就毅然停止了。高三毕业时与同班女生丁某也有过近一年的感情交流 ，也因丁某另有选择而终止。直到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两三年，才把它当成一回事放在议事日程上来。二十五六岁了，对婚姻问题当然是慎之又慎。家里亲戚介绍不成，同事帮忙介绍了几个也不中意，直到一九六三年由大学同学，现在又是同事的高友琴介绍已高中毕业了一年，正在农村代课的史良屏与我相识，这才算正二八经地谈起了恋爱。经过近三年的接触，对方也认可了彼此的品性，恋爱关系便定了下来。至于何时结婚，两人产生了分岐。二十七八岁的我，基本上算大龄青年了，但良屏还没有正式工作，年龄也不算大，想把婚期推迟，于是两人几乎不欢而散。在母亲和同事及朋友们的劝说下，终于和好如初。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我们完成了终身大事，成了幸福的一对。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抉择。结婚不久，三个儿女相继问世。夫妻俩含辛茹苦供儿女们读书，哺育他们长大成人，几十年就这样过去，终于在去年迎来了银婚纪念日。

确定了终身职业，建立了幸福家庭，这是人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两项抉择，人生还有一项最为关键的抉择就是让自已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个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事业，家庭，如何为人处事的态度问题。这项抉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它要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经历过无数次生活的磨炼，心灵的陶冶才能确定。

童年时代（在旧社会）的经历让我知道世间既有温暖，也有冷漠；既有慈善，也有残暴。青少年时代是在新社会的是求学时期，接受的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但这个时期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灌满了脑子，由于出身不好，思想便显得十分传统，甚至狭隘。走上工作岗位后，开始接触社会，对人生有所感悟，意识到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自强。文化大革命一闹腾，思想便又处于极度混乱而又无所适从的空白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又才看到了前进的方向，有了奔头，同时也体味到作为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也应有自已的个性和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便成为自已立身行事的唯一准则。这便是我人生的第四次抉择。它在我最后二十年的教学工作和近十年的退休生涯中有所印证。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带了几届毕业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省级优秀教师，还被任命为一中的教导主任。由于关爱学生，与人为善，得到学生，家长，同事及左邻右舍的赞许和好感。老学生经常来看望我，交流思想，成为忘年交，县工会还送来《五好家庭》的奖状，知心朋友也有好几个。退休后与出资者一道创办了一所民办完全中学，发挥了七八年的余热。现在又到大连来照顾两个孙子上小学，以度晚年。我和老伴的心态也与许多老人一样坦荡而平静。

回顾一生的这四次人生抉择，虽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明智，没什么可后悔的。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吧。

             听任命运摆布的老伴

老伴的人生道路可谓极不寻常，求学时代无比艰辛，求职道路坎坷不平；工作岗位埋头苦干，健康欠佳，多灾多难；家庭和谐，幸福温暖，儿女孝顺，颐养天年。

老伴的童年时代是在黔西洪水乡下度过的。洪水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她们家在当地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富户。良屏就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无忧无虑，快乐地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就在要发蒙读书那年，父亲不幸过世，母亲和长她近二十岁的大哥便担起了养活一家七口人的重担。不久，解放了，作为地主家庭，生活自然不比从前，已结婚的大哥及正在读初中的二哥与母亲一道，免强通过耕种几亩薄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供她读小学。读完四年级，因村里没有高小，母亲和大哥二哥商量，便把她送到县城一小来读高小。每个星期，十一二岁的她必须来回步行三十多里路回家拿点粮食和蔬菜进城在亲戚家自已做吃。做饭和做菜都要等亲戚家不用火了，才能得做。不管怎样艰难，良屏还是把高小读完了。二哥曾读过几天初中，他劝说母亲让妹妹继续读初中，母亲也同意了。

良屏考上了一中，被编到年龄偏小的一（1）班。与读高小时不同的是学校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评给她每月三元人助金，可以解决半个月的伙食费。，五九年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母亲与二哥因缺粮饿饭，相继离开了人世。正读初三的她失去了经济来源，究竟是回家劳动还是坚持读书呢？班主任代吉昌老师了解他的学生的难处，也知道史良屏是一个生活能自理，能吃苦耐劳的女孩子，便鼓励她坚持读完初中。经过再三考虑，良屏毅然决定继续读下去，不仅要读完初中，还要读高中。于是，初三阶段，除了学校评的四块钱的乙等人助金外，其余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靠她自已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去挑砂卖或给老师洗衣服挣点钱来解决。这种半工半读的状况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读高中时，打工的内容比起初中来就丰富多了，她曾到针织联社去领袜子来加工，帮老师纳鞋底，洗衣服，洗被子，女老师坐月子，还去帮带孩子，别的同学节假日过得非常潇洒，舒心，而她却只能为学费和生活费劳苦奔波。当然，一个靠自已半工半读完成整个中学学业的人，也必定是一个能吃苦耐劳，再艰苦的生活，再沉重的担子也压不垮的人，将来也必定是个意志坚强，能顶天立地的人。事实证明，只是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女学生，通过她自已的刻苦努力，学完电大的数学课程，在教学实践中摸爬滚打，很快便胜任了初中的数学教学工作。故良屏选择读书求职的这条路没有选错。

良屏与教育工作有缘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高考只差几分的她，因经济不允许复读再参加第二年的高考，很快便参加了下乡征粮的临时工作。征粮工作结束，原教过她的，当时任教育局局长的范良才老师便安排她到乡下去代课。于是，良屏有近三年的时间，就辗转在县城和区乡十多个中小学代课。文化大革命初，西南大搞三线建设，良屏也应招到水城去当建筑工人。半年后，黔西县制定了一个政策，对曾长期代课的老师办转正手续，这样，良屏就回黔西参加正式工作了。所以说良屏的求职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哩。

我六一年分配到黔西一中时，良屏正读高三。那时的她并不引起刚走上工作 岗位的青年男教师的注意。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姣小身材，胖乎乎的小圆脸，头上扎着两棵小辫子，十分腼腆的小女生。高三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与大学同学，现在又是同事的高友琴谈到我的个人问题时，她提到常在王蜀范老师家走动的史良屏，说这个女生人挺好，老实能干，艰苦朴素，人品不错。由于家境贫寒，中学阶段基本上是半工半读，现在在乡下代课。有机会，介绍你认识认识。于是，在高，王二位老师的热心牵线下，我们见面了几次，书信来往多了起来。良屏觉得我忠恳踏实，是值得信赖和依附的人，一年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六五年，我带良屏到安顺去见了我母亲和四伯伯，老人们对良屏十分满意，希望我们早日完婚。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良屏到水城建筑公司当工人，那时，水城造反派和保皇派正大搞武斗，十分混乱，我很不放心，就和良屏商量到黔西结婚。六七年元月十七日，我大妹张琴芬护送良屏到黔西，非常简单地举行了婚礼，完成了我们的终身大事。因为文化大革命要新事新办，只是几个亲友到十几平米的半间小屋中庆贺了一番，就算完婚了。当时有一二十个老师送了特殊的，有时代特色的贺礼：一大摞《老三篇》，稍微大样点的礼物就是《毛泽东选集》。几个要好的朋友送搪瓷脸盆和茶杯茶盘，都是悄悄的，生怕有人说又在搞《四旧》，要挨批斗。现在回想起来，既庆幸，又感到寒碜。庆幸的是我们黑五类子女的婚事没有被革委会阻拦，寒碜的是当时我们新婚夫妇的唯一家俱就是一间双人床上的帐架。（床是向学校借的，帐架是三块五角钱请木工师父打的）讲到这件事，良屏还幽默地说，不仅没家产，连结婚证都没有扯，可以随时说“拜拜”，再说，我们比起现在那些把两人的被子搬在一起同居的人来说，要正规得多。

 良屏一九七四年调入黔西一中到一九九四年这二十年是她工作最稳定的二十年，也是她在教育战线这块土地上兢兢业业 ，辛勤耕耘的二十年。年年当班主任，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她的学生十分尊敬和爱戴她，因为学生们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循循善诱的耐心教育，对她十分感激。许多老学生逢年过节都要写信和寄明信片给她，以示慰问和祝福。这也是当教师最大的心灵上的安慰和满足。

 在家庭生活中，良屏不愧为丈夫的好妻子，孩子们的好母亲，婆婆的好媳妇。结婚四十多年来，夫妻俩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在操持家务上，良屏可谓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对丈夫体贴入微，从不抱怨对方因工作忙而家务做得少。相夫教子，方法得当，既体现了做母亲的慈爱，又体现了做教师所要求的严格，既有柔情，又讲道理，所以，孩子们往往对妈妈既心服又口服。说到婆婆与媳妇的关系，从古至今，不协调的甚多，非常和谐的极少。良屏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儿媳妇的楷模。每个月寄钱回家给母亲，往往是良屏提醒；母亲的生日到了，也是良屏提醒打电话问候祝福；母亲独自在安顺在，良屏一个星期要打两次电话询问健康；婆婆挨着在的时候，良屏陪着看电视，耐心解说，陪着下跳棋，陪着上街购物。有时媳妇也和婆婆争辩几句，最后还是媳妇笑着让步，老太太便十分高兴。长期如此，当婆婆的从内心感受到媳妇的孝敬真情，亲眼看到儿媳为人处事的宽宏大量，也就对良屏心服口服，人前人后都要夸奖自已有个好儿媳妇。现在，良屏又有了自已的儿媳妇杨丽，对这个儿媳妇就象对自已的亲生姑娘一样。你孝我敬，十分融洽，婆媳关系成了良性循环。长期以来，良屏在同事中，在隔壁邻舍中，都有极高的评价。我为我们张家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而自豪。在这里，我要发自内心地说一声：良屏，谢谢你！

 常言说，好人多磨难，命运多舛。一九九四年九月，良屏送大女儿去安顺治病，从公交车上下来，竟把股骨颈摔断，在三零二医院动了手术，半年后还不能行走。再照片检查，股骨头又坏死，只得又动一次大手术，换了根合金人造骨。虽然能行走了，却因两次手术输血过敏 ，落下支气管哮喘这个养生病。一九九五年，哮喘病频频发作，常年住院，不见好转，差一点去见了马克思。转院时，一中的许多老师都认为史老师没救了，孩子们赶紧为她做好了老衣老鞋。良屏大难不死，靠药物控制，又多活了十多年。三个孩子十分孝顺，要让二老过过舒心日子，到处走走。这次到大连才一个多月，到海边游玩，不慎又摔断了左腿，象上次手术一样，又动了一次大手术，用进口的人造骨置换了另一只摔折的股骨头，到现在还不能丢下拐杖行走。良屏说，这辈子多灾多难，是上辈子作恶太多的原因吧。我打笑说，你这辈子多灾多难，是要为下辈子过幸福舒心的好日子投资吧，果真是这样的话，下辈子我还是要来傍你，享享清福。

                   挚友程志德

 程志德一家移居贵阳花溪已二十多年了，可一提起两家的友谊，眷恋之情又油然而生。志德的大哥程志欣是我大学的同学，文化大革命中因被学生批斗，身心经受不住折磨撞车自杀，抛下了刚满四岁的女儿。志德几姊妹同父母一家人觉得太对不起大儿媳妇，经全家人商量，征得大儿媳妇蒋家珍的同意，让二儿子志德与大嫂蒋家珍建立新的家庭。一九七二年，志德与家珍从毕节赫章调到黔西一中，志德教英语，家珍当学校会计。因我与其兄的同学关系，两家便常常走动。由于我和志德都属于勤奋而踏实工作的人，兴趣爱好又很相近，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两家夫人性情也随和，孩子年龄相仿，也很合得来，关系便越来越密切了。

 至今我还记得粉碎“四人邦”不久的一件事。大约是一九七七年吧，市场上的猪肉是定量供应的，而且很贵。学校里已有教职工自已在家里养猪了，我和志德家也跃跃欲试。我们利用搭在屋外的厕所也养起了猪。可猪饲料是个大问题，主饲料是在市场上买的五角钱一斤的包谷，此外还得每天上坡或到田里去打猪草。那时两家的孩子都只有几岁，她们有时也去打点猪草。有一次，刚读小学二年级的大女儿宇红到雷打坡脚打猪草，滑落到河边，差点掉入河中。装猪草的竹篮被河水冲走，宇红还哭着叫“我的提篮！我的提篮！”当时一个过路的学生把她从河边拉上路来送回家里。我和良屏为这事后悔不迭，实在庆幸没有出大事。志德和我家一样，每家都养了两头猪，现已半大，可用包谷做饲料，成本太高，而我们每个人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元，大家都十分苦闷。志德说，如果想法弄到点酒糟就好了。正好我有一个老学生段舜忠的家长是黔西酒厂的管理员，能否找 他开开后门呢？那时做事就有许多开后门的现象。于是，我和志德商量后，买了两斤蛋糕和一条烟，打听好这位管理员的住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上门去找人家。我们在这位管理员家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屋。和主人家寒喧了几句，说我们曾是他孩子的老师，来会会他。主人家忙去泡茶去了，我们是第一次提礼物来求人办事的，坐在那里十分不自在，脸也羞得热辣辣的，实在尴尬。不等主人家泡好茶，我们把蛋糕和烟放在桌上，便站起来告辞，说你孩子不在，我们以后再来，便红着脸快速离开了人家，根本不好意思提买酒糟的事，白白送了礼。以后一提到这件事，人们都嘲笑我们两个是十足的书呆子。

 七七年至七八年，一一0地质队子校聘请我和志德到那里各兼高中一个班的语文，英语课。从一中到地质队大约要走二十多分钟，我俩都要背诵几首诗词打发走路的时间。平时在一起也常讨论人生观，道德观的问题，也讨论教育学生和孩子的问题，虽然意见不太一致，但各抒己见，心情舒畅。风和日丽时节，两家各自准备一些食品，去郊外野餐，唱歌的唱歌，下棋的下棋，拍照的拍照，钓鱼的钓鱼，孩子们玩得最快乐，大人们也觉得生活十分惬意，美好。七八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年龄限制在四十岁以下，我俩决定去考，去报名时，因适合的专业只有宗教可作选择，我就放弃了，志得英语底子厚，可惜生了一场病，错过了时机。那些年，我和志德都抽香烟，可又无门路买到，于是我俩个便学着自已卷烟，研究自制香烟的工序，还推荐给其他老师运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们俩还学针灸，相互切磋琢磨，先在一迭钱纸上扎，后来干脆你给我扎，我给你扎。不久又学着给家人治病，有效果后，又给别人治病。记得有一年去北京开会，毕节地区有个老师在宾馆突然喊肚子痛，到医院去又不熟悉，因为我有把握，给他扎了几针，立刻止了疼，同伴们都很吃惊，问我父母是不是中医，我说，非也，针炙是自已胡弄的，人们都不信。志德的功夫比我深，许多老师常常找他扎针炙，治关节炎，治失枕，还真有效哩。

 八四年，八五年，各地招聘人材，我和志德都跃跃欲试。志德联系到贵阳花溪二中，要我们也去那里，我虽舍不得离开他们，但想到他是贵阳人，我是安顺人，我要走就走安顺。于是，我便联系到安顺一中，我的母校也同意接收我们，并具体安排了我和良屏的任课班级，后来因黔西教育局长和一中校长亲自到安顺作我母亲的思想工作，说黔西高中教师奇缺，希望我留下，母亲和姑妈便当面表了态，说先有国，后有家，让我再在黔西干两年，于是，黔西便永远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与志德家分别已二十多年了，我们的友谊仍保持着，时不时走动走动，打打电话，询问一下对方的近况。现在，我们都 是七十左右的人了，但我们还和年轻时一样闲不住。他进了老年大学学绘画，毫不懈怠，且有所成就。而我打工七八年，在教育战线上贡献余热，还象青年人那样学电脑，学剪纸，与族人一道编写家谱。这就是我俩人志同道合，成为知心朋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