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

　　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

　　王学理

　　固然先秦时期以“犬丘”作地名的就有好几个。但关系到周、秦最密切接触的，只有其中两个，这就是陕西的“犬丘”和甘肃的“西犬丘”。

　　东西两“犬丘”，隐含着秦人发迹时一段最重要的历史。而目前学术界对此认识形同参商，更有辨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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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子居犬丘”——地在今陕西兴平 www.findart.com.cn

　　秦人由东海之滨迁居陇山之西的“东来说”，是个久有而认识趋同的老话题，无庸重复。但属于“一步到位”，还是“逐次推进”？学者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

　　其实，从西周初年起，秦人在陕、甘两地的落脚点上，确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轨迹。《史记·秦本纪》中就有着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脉络清晰，在此我无妨稍作摘引：

　　“……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守]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www.findart.com.cn

　　嬴姓秦人是殷商朝的显贵，仲衍之后列为诸侯。玄孙中潏在抗戎的前线，守卫西部边陲之地。儿子蜚廉驻扎北边，孙子恶来也是殷纣身边的重臣。但是，处在商朝末季的嬴氏，显赫的政治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永恒的光荣。其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改朝换代之时。蜚廉有三个儿子：恶来、恶来革和季胜。恶来革早死，无所表现。恶来因“助纣为虐”，身遭周武王诛杀。蜚廉闻讯朝歌失陷、殷纣被杀，自己也在霍太山（今山西霍县的霍山）为这个被推翻了的王朝殉死。 www.findart.com.cn

　　在蜚廉、恶来和季胜三人之中，只有季胜选择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出路。他虽然也为殷纣守卫过边防，但当看到殷纣王恶贯满盈、又料到殷商政权即将倾覆时，就毅然决然地投降了周人。周人因为他的归顺、立功而采取了有区别对待的政策。让他仍然留住在霍太山一带。当然，季胜的后辈子孙们，也因此而受到特别的优待。像对季胜的儿子孟增，周成王曾赐宅于皋狼（今山西离石县，西北有皋狼故址）。周缪王还把季胜的曾孙造父封在赵城（今山西洪赵县北）。后来，造父的后人成了晋国的大夫，分晋后又建立了赵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赵衰，就是造父族的后代。 www.findart.com.cn

　　历史的风云，往往演绎着曲折离奇的故事。商亡周兴，从统治阶级的顶峰上跌落下来的商纣子孙们，并没有因为周的宽容而放弃夺回失去政权的梦想。叛乱还是发生了，失去昔日荣耀的东夷秦人也很自然地参加到反周的行列里边来。周公东征三年，足见反叛与镇压的武装斗争何其激烈！此时的夺权和反夺权，绝不比武王伐纣之战轻松。平叛中和平叛后，周公对这些敌对的社会力量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处置。在这场殊死的较量中，恶来革的儿子女防，大概没有“掌权甜、失权苦”的那种切身体验，也许没有参加、或随大流地参加了也没有那么顽强和过激。所以，后来并没有最早列入强迫迁徙的那一群。在那个人心慌慌、情绪低落的时候，女防虽然还不是“通辑犯”，毕竟前途堪忧。为了寻找庇护伞，他从原居地的山东流落到叔父的赵地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在这里，从女防起，经过旁皋、太几、大骆，到非子，传了五世，也算代代平安。这当然都是因为“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的缘故。 www.findart.com.cn

　　司马迁接下来，写道：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女防以下至非子五世，既然“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又怎么忽然冒出个“非子居犬丘”来？这个跳动性极大的叙述，实在是省略了让后人颇费思量的史实。

　　“蒙”，词义上具有覆盖、包藏、忍受、欺瞒等意思。恶来革的后人，从女防以下五代，皆“蒙赵城”。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对季胜后人的宠信作为掩护，忍气吞声，在周、赵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正因为女防的后人没有自己的姓氏，还得假冒“赵氏”，才迫使他们梦寐以求要从寄人篱下的阴影中走出去。好在的是，汾水流域的中下游本来就是嬴赵的势力范围。像秦先人从蜚康、季胜到造父，六代人对霍太山、皋狼、赵城这些晋西南地区的要邑重地进行了长时间的经营。向西也多有夏商时期留下的嬴姓小国，如耿国就座落在今山西河津县一带。即使在泾、渭、邠、岐一带，也多有同祖的秦民的存在。所以，女防的后代子孙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便沿着晋、陕间这一通道逐渐向西迁徙。从后边司马迁对秦史的记叙看，以大骆、非子父子外迁的跨度要大。那么，他们居留的落脚点应该说就是“非子居犬丘”。 www.findart.com.cn

　　非子所居的“犬丘”在什么地方？据《史记》的《集解》引徐广的话说，在“今槐里”。同样，《正义》引《括地志》的话更具体，说“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汉书·地理志》对这里地名的沿革讲得更明白：“右扶风槐里县，周名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汉的槐里县，唐代叫始平县，今名兴平市。在兴平市南有渭河流过，北岸正是一条古今大道。在这一西行大道上，分布着密集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见有侯村、小寨、阜寨、杨村、南佐、汤坊等处。其中田阜乡侯村的汉“黄山宫”遗址面积6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2米。不但有原始文化的彩陶，而且建筑文物极其丰富。其次，小寨秦建筑遗址面积也有10万平方米。兴平濒渭的古遗址表明，这里古代就是一处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1]。唐代人指出秦的犬丘故城在“始平县东南十里”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www.findart.com.cn

　　由于秦人向来具有“调驯鸟兽”、养马御车的传统与天赋，所以非子也当然地保持着这一擅长。在土地广阔、以生产粮食的纯农业区，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爱好和技术，喂养的马匹膘肥体壮，有如鹤立鸡群般的显眼，很自然在当地赢得了一片赞誉声。近在懿王之都的周孝王，很快地扑捉到这一信息，意识到它同国计民生的大事攸关，所以就异常重视。于是，召见了非子，并委派他为国家养马的重任。这时，除过大骆等长者及相当一些族人留住犬丘外，而非子则带领着其他族人，开始了为周王朝务马的生涯。这种合法的位置，使他以规模化的方式从事养马经营。为了寻求更为理想的牧场，他们沿着渭水向上游行进。果然在“汧渭之间”，非子因“主马”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www.findart.com.cn

　　这个养马的“汧渭之间”在哪里？人们对有关文献记载的理解有四种：一是唐人张守节说的，“在陇州以东”（《史记·正义》）；二是唐《括地志》说在甘肃的清水县。因为非子在那里养马有成就，周王才“分土为附庸”、筑邑城于“秦”的；三是很多学者都理解成在陇东地区的“西犬丘”；四是只有个别先生指出，在今甘肃天水市东北“张家川县东南陇山西侧的秦家塬一带”，至今那里仍是牧马区［2］。这种歧异，我以为是文献记载的过于粗略，才直接导致了解释上的不同。其实，这中间隐匿了从选址到定点的那样一个过程。 www.findart.com.cn

　　“汧渭之间”，实际上是属于地域范围的一种统称。相对而言，它确实是在陇山以南的汧河与渭河交汇的夹角地带。我们知道：渭河在甘、陕之间是自西而东地流过；而汧河则是从西北向东南流，在宝鸡以东入渭。那么，按照“两水之间”（不论其由远到近、从宽变窄的变化）这样的理解，今在今陕西宝鸡县西部，千阳、陇县的千河两岸，更符合这种条件。同时，由于养牧业对于自然环境和地理的特殊要求，汧河下游的河谷与台塬一带水丰草茂，绝对可以满足规模化养马的需要。况且此间距离周都邑不远，兼有试验的性质也不失其为稳妥的一种考虑。 www.findart.com.cn

　　非子为周王养马是从汧河下游开始的。在初见成效之后，受到周王册命才委以“主马”重任的。我除过上面历史性的推理之外，根据之一就是眉县出土的铜驹尊。

　　陕西眉县李村，1957年在村北的周秦遗址中出土了盠驹尊一件、盠方彝两件、盠方尊一件和驹尊盖一个。驹尊作昂首挺胸站立的小马驹形，竖耳垂尾，背有可以开合的小兽纽盖。腹两侧和盖钮上有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图案。颈下有铭文9行94字，盖内有铭文3行11字。尊彜上的铭文相同，通篇计107字[3]。 www.findart.com.cn

　　如果把铭文中一些关键性的字眼穿连起来，大意是这样的：周王把以“骆子”和“騑子”命名的青铜驹尊，作为奖品兼命书，授于盠。并委任他“摄司六师八师执”，即执驹为周六师和殷八师主持马政。多年来学者们对这组盠器从多方面作了有益的研讨，其中卢连城先生首先提出了它同非子养马有关，并考定了“王执驹”封赏盠的“”、“豆”、“周庙”三地就在“汧渭之会”[4]。“盠”在器铭中又称“騑子”，据陈平先生考证就是“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的秦嬴兼非子，铭中的“骆子”，也就是非子之父大骆(《史记秦本纪》) [5]。 www.finda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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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很清楚，这是非子离开犬丘后在“汧渭之会”这个养马第一站就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因而才博得周孝王的信任并亲自去养马现场表彰。这时的大骆，还留住在犬丘。周王也给他赏赐驹尊，显然在于对于大骆一族有功于周的一种肯定。周王的赏品很特别，做成驹尊。“驹”是尚未使役的幼马，在这里用其形除过事情本身很直白之外，就是期望马业兴旺。周孝王举行赐驹册命的大礼，正是同懿王以来戎人侵扰而王室军队需用大量马匹的反映[6]。正如一些学者研究指出的，铸造盠驹尊在前，盠方尊、盠方彝在后。这应符合周王先表彰、后授命的顺序的，同再后来在甘肃“秦”地封邑、赐姓、祠祖的活动也是一脉相承的。 www.findart.com.cn

　　非子在汧河下游养过马，也受过周王的表彰和册命，是大骆一族从长期的政治压抑中迈向光明的起点。难怪过了近190年时间，秦文公还在“汧渭之会”说什么“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应该说，这话源是有自的，绝不是鼓舞人心的口号。由此可见，“汧渭之间”和“汧渭之会”，在汧水下游是同义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前者，是个大的地域范围；后者，狭小而具体。正因为秦的先人在这里养过马，其后世子孙当然是不会忘记那段光荣的历史的。即使到了汉代，仍然也在那里养马。西汉政府曾经设“橐泉马厩，在橐泉宫下”（《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如淳语）。所以“橐泉马厩”是以“橐泉宫”为名的一处国家养马场，其地点也就近在“橐泉宫”的“下”（方）。由此可见，“汧渭之间”的这处养马场地绝不限于非子养马。应该是周、秦、汉，以至于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这里对多个王朝的马政都居有重要的影响。 www.findart.com.cn

　　非子最初的养马地在汧河下游，这不但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并得到地理位上的印证，而且田野考古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秦汉雍橐泉宫遗址，位于汧河东岸的台地上，当今凤翔县西南30余里的长青镇孙家南头堡子壕村，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7]。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清楚地表明了从战国中期起，经秦而延续到西汉晚期的时间序列。结合采集的“橐泉宫当”和“蕲年宫当”两品文字瓦当、传世的“橐泉铜鋗”、“橐泉宫金鼎”（《长安获古编》）、“橐泉宫铜灯”（《小校经阁金文》），不仅确定了这里是秦汉橐泉宫的所在，还结束了多年来对两宫位置与名称上聚讼不一的争论。明确了秦惠公建“蕲年宫”、孝公扩建而改名“橐泉宫”，西汉政府又多次进行维修、改建和增建的工程，前后达三百年之久。而秦汉时期帝王的郊祀、祭祖以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几乎无不在此举行。那么，自周以来，历朝对这里的重视和经营，当然是以其自身具备的条件为基础的。在橐泉宫遗址附近，发现有至今仍然四季常涌、水质甘醇的古井，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汧河沿岸水流清澈，风吹草低，牛马被野的情况。所以说非子离开犬丘、沿渭水上溯时，这个河谷与台塬一带具备养牧条件的“汧渭之间”必是其首选之地。 www.findart.com.cn

　　由前述可知，《史记》记载“非子居犬丘”的那个“犬丘”不在别的地方，就在陕西关中周“懿王之都”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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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地在今甘肃张家川

　　我以为，汧河下游固然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迄今两千年的时间。但其范围毕竟狭小，是不能满足当时周王朝对大量马匹的需要。于是，非子沿汧河上溯，继续寻找理想的养殖马匹之地。今日的“关山牧场”，虽处于汧河支流的蒲峪河，但其牧马史，也同样可以追溯到那个遥远的年代。最后，越过陇山，进入了古清水流域（即今之后川河、牛头河）。据徐日辉先生在其《秦早期发展史》一书中考证，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北的秦家塬一带，就是非子养马的草场，至今那里仍是牧马区。非子在此主持马群的牧养与繁殖，又为周王室守护西土。其建功立业，养马有成，司马迁巧用“马大蕃息”四个字给予髙度的概括。随后，就是关于秦人命运转机的一段详实的记载： www.findart.com.cn

　　“孝王欲以为大骆立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祠，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www.findart.com.cn

　　上面这段文字，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谁属于大骆的合法继承人，又一个是非子受封秦邑、成了周的“附庸”。对前者，我们暂时姑置不论。而对后者，无妨展开一下。因为这里有个使学术界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非子受命“主马”于“秦”的始发地在哪里？是今陕西“陇州（陇县）以东”的犬丘（今兴平），还是今甘肃陇东地区的“西犬丘”（今礼县）？由于涉及到秦人进入陇右的时间问题，特别是原来非子居于关中，还是早就住在甘肃，也关系到“犬丘”、“西犬丘”和“西垂”是不同的地名还是一地多名……等问题。而这些，在《史记》记述时有很大的跳动性，就很容易使人对秦人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理解上产生歧异。所以有辨析的必要。www.finda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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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橐泉宫瓦当

　　在此，对于“非子居犬丘，……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的这个关系到“起”与“落”的两个点，我不得不重复前述的看法。我以为，非子的西行路线是：由陕西的犬丘出发，经由汧河下游汇入渭河一带的短暂停留，再沿汧水上溯，最后到汧河上源的右岸。而绝不是在甘肃的西犬丘受命，再去“汧渭之间”主持养牧马群的。在这里，我要首先要说明的是，汧水下游和上源都属于“汧渭之间”，只是范围有着大小的不同。而在下游，“汧渭之间”同“汧渭之会”是同一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接下来，我再回答“起点”问题。所持理由是： www.findart.com.cn

　　第一、有些研究者以为非子早已从汾水流域到达了甘肃的礼县，甚或有些说他的出生地就在西犬丘。看来，此立论是难于成立的。《史记》说“皆蒙赵城”的五世，其中就包括着大骆和非子父子。当然，也正因为他们是“五世”中的后两代人，就很有可能利用造父曾为周穆王御车得到宠信、周对恶来一族仇恨情绪淡化之机，离开赵城，悄然向西移动。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声势浩大地举族西迁，也不可能大跨度地越过关中400公里而直驱甘肃。也就是说，大骆和非子父子在步步为营地探索着前进之路。既把关中的犬丘作为暂时栖身之地，又可在周懿王都城附近寻找进身之阶。所以说，大骆、非子西迁是通过晋、陕间嬴姓小国在暗地移动的。因为这些背有反周历史包袱的嬴姓子孙们，虽然经过三代人岁月的消磨，周人似乎已经忘却了“历史旧账”，但低头惯了的秦人恐怕还是惴惴不安的。所以，他们若要大张旗鼓地从周人的眼皮底下长驱直入西犬丘，是没有任何历史理由，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www.findart.com.cn

　　第二、《秦本纪》明白写着“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明显地然表示出：这只是一种爱好与一技之长，并不是、也不可能在懿王之都大规模地养马和繁殖畜牧业。更不可能是处于“蒙赵城”五世之末的非子率同族人远涉甘肃的“西犬丘”，短期内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凭借一人的智慧，就能使养马成为“气候”！在传媒不发达，交通不便的古代，声闻于朝廷，又立即做出回应，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从司马迁用“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这些用语中看到`，它同后文的“马大蕃息”一词在时代背景和事实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大概非子的这一特长，同以农耕为业的当地人不一样。带有意义的新生事物，影响力往往具有穿透性。所以，非子“善养息”马畜的消息也就很容易传到近在京都的周孝王那里。非子在“犬丘”的这个居住地，只有在南北朝到唐代人那里，理解才是接近事实的。因此，徐广和李泰肯定“犬丘”就在“槐里”。这个地方，周本名“犬丘”，秦改名“废丘”，汉更名“槐里”，唐又名“始平”，今名兴平。地名演变，轨迹一线。否则，从本名到废名，再到改名，岂非空穴来风？ www.findart.com.cn

　　第三、如果说，非子原来就住在今天水市东南一带，就使得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同非子以上五代“皆蒙赵城”的史实发生了严重的历史错位。因为中潏是领命保边的，带有军事防守的任务。绝不属于移民性质的垦荒或拓土，更同秦人举族西迁不具有必然性。即使随中潏前往的秦人，也绝不能限定为非子一系。因为非子的直系先祖蜚廉、恶来“为纣石[守]北方”，其子孙延续及其居地都非常清楚。中潏和蜚廉作为父子，在商土的一西一北。固然存有“时间差”的问题，但不可能是中潏带上孙子恶来到今之陇东为商“在西戎，保西垂”；也不可能是蜚廉随父中潏西去、留下妻儿，又离开西垂而去了北方……。至于周孝王时，申侯说什么“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之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为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秦本纪》）。很多学者指出，依申侯所言，其祖先申戎之女是中潏的妈妈，现在又有戎女嫁给大骆为妻，可说是“亲上加亲”。固然这种“重婚”反映了嬴、申之间早就存在着联姻的关系，但申侯的本意却是为了在周王面前给大骆的另一个儿子成争取立嫡权。那么，作为曾祖的中潏和末孙的非子二人之间，相隔了六代人，怎能判定“西垂”和“犬丘”为一地而决定两人的行止不变呢？ www.findart.com.cn

　　基于以上理由，我以为非子领命去“汧渭之间”养马，其出发地就在关中的那个“犬丘”，落脚点在“秦”。

　　不过，周孝王为大骆立嫡而引起争议的问题上，终是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一面令非子得号（“秦嬴”）、正统（“续嬴氏祀”）、有民、有土（“秦邑”），成为周之“附庸”；另一面使成仍有嫡长子的合法地位，还获得“以和西戎”的政治信任。这当然既是对非子养马功绩的肯定，又是调动积极因素对保周、安定西垂有利的举措。 www.findart.com.cn

　　非子拥有的“秦邑”，绝不是孤立的“秦城”。邑址固然考定在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西南瓦泉村一带，但“秦邑”的范围则应包括陇山以西的汧渭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即今统言的陇东地区。换言之，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在今甘肃天水地区以及波及西南的礼县一带，才给非子和他的同父异母兄长成、以及其他秦人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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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庄公居西犬丘”——地在今甘肃礼县

　　秦嬴有了封邑，自然是同子孙一直生活在“秦”这个地方。但传位到秦仲时，由于戎人侵周而导致了秦与戎的长期苦战。《史记·秦本纪》有如下的记载：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www.findart.com.cn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春，……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本来叙事周道、条理分明，但学者们在理解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对彼此的观点，为省笔墨起见我在这里不作征引，仅就上摘文献中的几个要点作一些诠释： www.findart.com.cn

　　▲“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西戎”不纯指甘肃陇东原西县之戎。戎人也包括着羌、狄等少数族在内，其分布普遍，早就生活在甘肃、青海和陕西一带。戎人在关中的丰水一带，竟能称王。犬戎作为西戎的一支，活动在王畿附近，被称做“西戎犬戎”。王室一旦不稳定，戎人就乘虚作乱。他们先利用周厉王昏庸胡为的混乱之机，起而反叛王室，不但占据了关中的犬丘，而且把住在那里亲周的大骆后人给杀害了。再过70年，还把周幽王也给杀了。我以为，大骆一族是周王朝的得益者。对戎人进攻镐京必有勤王之举，因此就遭到如此仇恨的报复。若果是他们远居甘肃的西犬丘，戎人“反王室”同“灭族”不应该有什么联系。如果戎人在多处，同时反周也反秦，其多头开战的战术岂非愚蠢到家？所以说，除过非子领命早去秦地养马外，其父大骆及其后人就一直留住在近于王畿的兴平犬丘。 www.findart.com.cn

　　▲“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居于“秦邑”的秦仲，被策封为大夫，并领命讨伐戎人的任务。但他被戎人杀死之后、其长子庄公同几位弟弟领兵七千继续伐戎。其作战地域，绝不限于陇东，也应当包括扫荡关中的戎人在内。正因为庄公伐戎取胜，周宣王不但把收回的陕西犬丘还给秦仲的后人，令其奉祀祖爷大骆，还给庄公封了个“西垂大夫”的称号。如果说西犬丘陷落、庄公收复，周宣王就没有对之“复后”、“还地”、“祀祖”的必要。既然周王这么做，又是如此的隆重，而史家又载之于册，可见两犬丘并存、周秦洞明的。 www.findart.com.cn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庄公作为“西垂大夫”，不是留居京都，仍然还要回到久在经营着的甘肃的根据地去。因而，此举就称做“故西犬丘”。

　　西犬丘，在秦庄公封“西垂大夫”之前已经是秦人的一处聚落中心。所以，《史记》上就有“居其故西犬丘”的词语。不过，现在成了除“秦”以外的又一政治中心。其地望，根据学术界多数人的看法是在甘肃礼县东北的西汉水河谷一带。虽然城址还未找到，但在西汉水北岸的大堡子山发现了一处占地35000平方米的“秦公墓地”，有200多座中小型墓葬群对两座“中”字形大墓形成半月形的拱卫状态。由这里东去3公里，在西汉水南岸的赵坪圆顶子山又发现了一处贵族墓地[8]。从盗墓贼贩卖出境的各式铜器和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物看，可以肯定大堡子山就是秦襄公和秦文公葬身之地。根据秦人陵园都设在都城附近的葬俗[9]，西犬丘城址当不会很远。西汉水这段狭长的川道平地，南北宽约2000～3000米，东西长30公里，水源方便，土地平坦，林木茂密，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就具备了建城的有利条件。所以，此间属于西犬丘的可能性很大。 www.findart.com.cn

　　▲“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这里的“犬丘”，实指“西犬丘”。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在西戎的攻击下，西犬丘曾经陷落，以至于世父被俘。在此之前，西犬丘一直在秦人手里，不存在戎人占领问题。有的学者误以为非子从西犬丘去了“汧渭之间”养马，才导致了西犬丘两度落入戎人之手，显然是说不通的。秦仲在位23年间，曾同戎人进行着殊死的争战。踵其后者，又是五子兴兵的讨伐。固然秦邑作为供应战马、补充给养的大后方，支持着陇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也很自然地同西犬丘连接在一起联合行动。特别是作为西垂大夫的秦庄公“居其故西犬丘”之后，不但以此形成伐戎的军事指挥中心，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有名的“西垂宫”，就是秦仲以来政治重心由“秦”转向“西犬丘”的有力证明。尽管后来秦襄公迁都“汧”，但死葬仍要返还西犬丘。同样，秦文公即位也不是在汧都，而要到“西垂宫”去。由此可见，“西垂宫”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取代性。作为首府办公地点、权力的象征、族人凝聚力的圣坛，就只能设在“西犬丘”城内。 www.findart.com.cn

　　周宣王先以“秦仲为大夫”，那是政治待遇，属于等级制的级别。而后来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已经不仅仅是级别了。而应从大的地域看，他是在周的西部边陲之地为周“保西垂”了。实际上，秦庒公成了西垂的军事首长。那么，他所居的“西犬丘”地在今甘肃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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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公壶及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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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论秦人入陇的时间及其主流 www.findart.com.cn

　　“居故西犬丘”，不论秦庄公居于昔日住过，或没有住过的西犬丘，都说明这里在此之前一直是秦人的住地。那么，秦人是何时来到陇东的？又是何时占有西犬丘的？

　　嬴秦起源于中国的东部，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向西方迁徙。这在史学界已经形成为主流的认识，勿庸赘言。但涉及到播迁陇东的时间问题时，就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尽管各自持论都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只有用考古学的实证材料时，才为人们解除纷争、回答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我以为结合梳理过的文献记载，引用考古发现，使二者结合，经过辩讹析疑，就有可能使问题从朦胧走向明晰。那么，当学术界还没有定论时，综合各家之善言也不失其为一种权宜的办法。 www.findart.com.cn

　　个别研究民族史的学者提出：在夏末商初，东夷族“九夷”之一的畎夷，由东向西迁徙。除留住关中者之外，有一部分向西已经到达甘肃的礼县一带。但是，甘肃东部的考古调查并没有取得这方面的线索。

　　《古本竹书纪年》有夏桀时“畎夷入居豳、岐之间”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邠”，即“豳”。但是，在今彬县到岐山县一带的考古资料还难于显示这一史实，也不能准确地把早期的秦文化从商、周或其他文化中分离出来。在这里，《后汉书》的记载源自于《纪年》，只是把秦人入陕的时间稍稍向后推移了一些。尽管也没有陈述原因和过程，但毕竟透露出“秦人入陕”而非“秦人入陇”的这样一个信息来。 www.findart.com.cn

　　商汤讨伐夏桀时，秦人是积极参与了的。随着商王朝势力的扩大，今日陕西的广阔地域都先后纳入了商的版图。在“八百里秦川”大地上，商的考古文化呈现出自东向西推进的态势。在华县的南沙村、渭南的袁家崖、西安的老牛坡、蓝田的怀真坊、耀县的北村、铜川的三里洞等地，都有商代遗址的发现与考古发掘[10]。其中以经过科学发掘的老牛坡的资料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其次是北村的商遗址。二者被学者们称之为“老牛坡～北村”商文化类型，其文化层堆积的下层，均属于商代早期郑州“二里冈型”的偏早阶段。这说明商人不但早已占据关中东部，而且很快把西界推到泾河一线，甚至抵达周原以东。如果以西安为分界线的话，其西的礼泉朱马嘴、扶风益家堡和白家窑、岐山京当和贺家村等商代遗址，则呈现的是另一种文化类型[11]。同样经过科学发掘的益家堡商遗址，其时代大致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商代晚期。其文化面貌极其复杂，含有商、先周，甚至陕北的河套等多文化因素。学者们毕竟确认它是以商文化为主体，而同先周文化有着重合的现象。同理，从商文化在关中传播路线和时间顺序上，也显示了原先顾颉刚先生从文献学上的推断。他认为长安的“荡社（汤杜）”、三原的“汤陵”、兴平的“汤台”，就是汤的子孙活动留下的遗迹。这是因为他们“有散在西戎者，或西戎有以‘汤’为标帜”而造成的［12］。总而言之，辅佐殷商世世有功、“嬴姓多显”的秦人，借着商王朝的政治势力进入了关中应该说是了无问题的。那么，由此不难看出“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不正是在关中的中西部为商守边吗？ www.findart.com.cn

　　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磐安镇的毛家坪遗址，经过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已经取得了在商末周初时秦人活动的确凿物证，从而为探讨早期的秦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13］。据知，礼县博物馆收藏有城西墓葬中的一鼎一簋青铜器组合。带“亚”字框铭文的鼎，就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而乳钉纹的盆形铜簋，则具备了先周文化的特征［14］。有的先生援引商王武丁之后多次派人到陕、甘一带“裒田”的文献记载，断定在这支开拓疆土的队伍中就有中潏的父亲戎胥轩［15］。诚然，对具体的人是否能如此的肯定，还难于下结论。但考古与文献的相互印证，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亲商而又备受重用的嬴姓一族，绝对是西征的一支主力。商代末期，他们已经来到了渭水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作为最早入陇的秦移民，当然也是华夏族西进的第一批了。 www.finda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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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县秦公棺椁上的鸱枭形金饰片

　　西周初年，周公东征，“伐奄三年”，对山东秦人原居地的反周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清剿与镇压。在平叛中，把盘踞在老根据地河南、山东的“殷顽民”和紧跟殷“亡民”的东夷嬴族秦人坚决西迁。其中除留在成周雒邑、宗周“九毕”一带直接监管外，便把相当一些秦人流放到了陇山之西[16]。使他们同戎人杂处，过着半牧半农的生话。这些入陇的第二批秦移民，肯定有亲纣反周的恶来一支的后人。 www.findart.com.cn

　　周孝王时，受重用的非子为王室养马而越过大陇山，进入甘肃清水流域。从人口流动而言，非子一族应当算是入陇的第三批秦移民了。当然，这里面还应包括非子的同父异母哥哥——成的一支族人。

　　通过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资料相印证，看来入驻陇东的嬴秦移民，前后主要有三大批。商代后期来的秦人，主要是秦部族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在政治力量推动下，也具有宽松的气氛，大多散居在陇东的台塬沟谷地带；周初来的那一批秦人，带有流放的性质，备受贬抑和歧视。无论是社会地位高的“戍秦人”（《询簋》铭），或是地位卑微的“秦夷”，已经没有了原来那趾高气扬、政坛上的显赫，而现在惟有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统统过起了耕牧结合的定居生活；只有随非子迁到清水流域的这部分秦人，由于创造了养马成绩，取得周王的信任，才使陇东的嬴秦族人在社会地位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www.findart.com.cn

　　受命运捉弄的嬴姓部族，来到甘肃开始艰苦的创业之路。而披荆斩棘开历史新面的秦人，正是被贬抑的那一部分。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最早的落脚点，我以为不是在陇东而是在陇南和陇中的黄土梁峁沟壑区。地望大约是在今天水市西南礼县和甘谷县一带。这里位于西汉水和渭水两河的上游，位置极其偏僻。即以现在发现的“西垂秦公陵园”礼县为例，西汉水和漾水环绕东、西、南三面，形成两河夹一山的地势。处西汉水河谷的“店子川”固然土壤肥美、水丰草茂，毕竟只是个狭长的条形小盆地。但是从大的方面看，尽管陇山之西空旷荒漠，生存条件较差。而秦人并没有气馁，在周人统治下忍耐着，苦苦地挣扎着。被迫为奴，过着从游牧、狩猎的流动生活到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从最早散居在天水、甘谷一带，随后就遍及西和、礼县、清水、秦安、张家川等县。后世流传的秦州(今天水市)、秦城、秦安、秦亭、秦谷、秦水、秦川等地的取名，无不同秦人早期生活于渭水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牛头河、嘉陵江支流西汉水的沟谷有关。秦人变不利为有利，繁衍生息，生根开花，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完成了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组织的转变，进而向政治上谋取。 www.findart.com.cn

　　奇怪的历史逻辑，演绎着反复的因果效应：这些曾忠于纣王的蜚廉、恶来的后裔们，由周人的仇敌立场，走过忍辱求生的曲线，把东夷人的文明带到中国的西部。再同戎、狄、周文化融合，发展壮大。终于推翻了周人800年的统治，硬是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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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论西垂、犬丘与西犬丘 www.findart.com.cn

　　在晚商到早周这一时段里，关涉到秦人西行的历史而出现的“西垂”一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最早把它理解为“西垂之义本谓西界”、“泛指西土”[17]，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这就是一般人解释“西垂”为“西部边陲之地”的意思。很明白，否则的话，就会把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和庄公为“西垂大夫”看做是在守一城一地。

　　当然，中潏为商所守的“西界”，绝不像今天国境线那样的清楚（“未定界”的情况除外）。就在这么有相对范围的带状地域内，必定有一个或几个固定的地方。可见“在西戎”三字，绝对体现了司马迁遣词造句之妙。因为戎人分布甚广，同周人及其他族人杂处，行动上又聚散无常。而中潏在关中西部乃至陇东一带驻守，同样也受着戎人的包围。“在西戎”三字，正是对这一实际的髙度概括。而“保西垂”，则是中潏“在西戎”执行保卫商西土任务的同义词。 www.findart.com.cn

　　也正因为“在西戎”执行守边任务时，有着固定的据点，久而久之在建设中就形成了大的聚落中心，以至有了城邑的建制。人们很自然地把“西垂”的地域概念转化为具体城邑的称呼，符号化的代称也随之变成了专称。应该说“西犬丘”也称“西垂”，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形成过程。

　　大骆、非子“居犬丘”的那个“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其地名早有，起码在周懿王时就存在。因为那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汉书·匈奴传》，翟人侵岐、西戎侵镐，局面混乱，京都难保。懿王不得不把国都从宗周迁到犬丘。当非子号“秦嬴”，以“秦邑”为周的附庸中心时，成作为大骆的嫡长子也经营着西垂的据点。按照父亲居住、又是时运转机的“犬丘”，就把在甘肃礼县“以和西戎”的新邑称之为“西犬丘”。成与非子弟兄二人，在陇东地区建成两个政治活动中心。而西犬丘因历史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因素，使地位上升，成为秦人立国前的政治中枢。设立有西畤、宗庙、陵寝，秦君的祀天、拜祖以及大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www.findart.com.cn

　　                              注      释 www.findart.com.cn

　　[1]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4年；又《秦都与秦陵》，三秦出版社，2006年。

　　[2] 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

　　[3] 李长庆、田野：《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郿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4] 卢连城：《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www.findart.com.cn

　　[5] 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6] 周王朝也是集军权于中央的，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公在平定武庚叛乱之后，为西周建立了三支武装力量：一是王室的侍从警卫，称之为“虎贲”；二是禁卫军，是周军的主力，由周人组成，称“周六师”。因驻在京师（宗周丰镐），兼守西土（岐周），也称作“西六师”；三为一支特别的军队，称做“殷八师”。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由周人充任将帅，主要驻守在东方（成周），也用于征战，也叫作“成周八师”。 www.findart.com.cn

　　[7] 据《陕西日报》1993年9月17日报导。

　　[8]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6期。

　　[9] 同[1]。

　　[10] 见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刘士莪编著：《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真坊商代遗址试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室等：《陕西耀县北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卢建国：《陕西铜川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1期。 www.findart.com.cn

　　[11] 秋维道、孙东位：《陕西礼泉县发现两批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高西省：《陕西扶风益家堡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罗西章：《扶风白家窑水库出土的商周文物》，《文物》1977年第12期；王光永：《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7年第12期；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 www.findart.com.cn

　　［12］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2月。

　　［1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

　　［14］张天恩：《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文博》2001年第3期

　　[15] 何清谷：《嬴秦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www.findart.com.cn

　　[16] 《逸周书．作雒解》：“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17] 王国维：《秦都邑论》，载《观堂集林》第12卷。

　　（原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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