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玉凤现状:纵论中美富人截然不同财富观

     中国人却千方百计的要比别人更好

                                             ——纵论中美富人截然不同财富观

                                                             巴俊宇.文

     比尔盖茨来中国了，这个盖茨在美国就发起了死后将一半遗产捐献慈善的善举，得到众美国富翁们的响应，也实在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对比中国现实也更叫中国人汗颜。可没想到这个盖茨不仅在本土大行善举，居然将善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今儿居然跑到中国来了。盖茨先生把善行善举推向世界为什么首选来到中国，这其间玄机我不得而知，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慈善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慈善主义的精神，这是好心眼儿的精神…….可盖茨的好心能得好报么？他能说服中国的富人们和美国富翁一样不做守财奴做好中国的慈善事业么？我内心里暗暗的为他捏把汗，唯恐盖茨的热心肠碰到中国那些富人们的冷酷的PP。

     还好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即刻反应，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接下来北京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也要约见盖茨，估计也许和中国慈善事业和身后财产捐赠相关。如此，中国富翁们似乎要比美国人在慈善和身后财产捐献上更彻底，表现的更伟大。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和欣喜，为某些中国人的高尚之举感到自豪和庆幸。当然在叫好同时还是要对中国整体状况和深层问题做冷静的思考和判断：在中国素有“中国首善”美誉的陈光标先生只能代表了中国较少的先行者思与行，并不能代表全国富人们的普遍心态和思想意识。而就更多的包括那些“首富们”在内的中国富人们来说，由于千百年的根深蒂固小农意识文化浸润，其群体意识很难和盖茨等美国富翁们同步化，即使某个个体行为上比盖茨表现更激进也似乎不能说明中国人财富意识的进步性，相反也许恰恰是某种落后意识背景下畸形夸张，其中也不能排除少数沽名钓誉之辈。而要分析深层根源却要从中美两个国度截然不同的财富观中作深层文化层面反思：

     1、中国富人的“出身”没有美国富人“出身”“ 正统”。中美富豪们历史性“出身”的差异性决定财富意识进步性水准。

      在中国从老祖宗那里就“重农抑商”的说法，自然是千百年来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止步不前，最后沦为被欺负的对象。上古时期为了压制“商”那个地方的俘虏，不给他们的生存土地、空间，由于农业土地资源匮乏，于是“商”那个地方的人只好做小买卖，于是在“禁锢中畸形膨胀”了一代一代的“商人”，于是“投机取巧”“囤积居奇”“唯利是图”“无商不奸”之类的词汇也就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催生“实业家”的“时代”，而孕育“商人”的“土壤”也相当贫瘠，于是在“官本位”背景下畸形膨胀了一代代的商人。这正是其历史文化根源。相反，在美国早期资本主义 “圈地运动”“殖民运动”不管如何野蛮血腥，倒是工业化伴生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的产物，所以他从出生就是毫无躲躲闪闪的表明“根红苗壮”，无不扣上剩余价值的烙印。美国商人在“主流”“ 正统”背景下，不断走出混沌、紊乱和原始，一路走来走到今天，也才形成了美国人今天后工业化社会的财富意识，而中国商人一直在“皇权”体制的“夹缝中”畸形发展，直到今日在禁锢中畸形膨胀的结果是畸形的暴发户思想意识的与行为特征的乖戾。如斗富，炫富，自以为是，包二奶，吸毒、赌博等，而且在刚性权力下尽显有钱能使磨推鬼效能。也许正由于中美富豪“历史出身”不同决定了二者财富意识的不同。

      2、中国富人总是希望通过财富购买自身缺失的价值，而美国富人把创造财富看成实现自身价值，中美富人的价值观不同决定了二者截然不同的财富观。

     由于长期的“官本位”农业社会发展中，工业社会“利本位”意识迟迟未能成为社会主流，使得中国财富创造的商人，始终不能登上“官本位”殿堂，即使是今天商人依旧是刚性权力主体的附庸，成为权力“寻租”的婢女和权力资本聚财的路径，而如何使商人脱离“夹缝”窘迫，进而培育千千万万真正的市场主体恰恰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首要问题。也许正因为这种“夹缝”状态，一方面使得进入市场的主体未能是真正社会的精英和主流人群，另一方面社会未能形成培育市场主体“利本位”“ 主流意识”，同时由于制度改革路径的偏颇不可避免产生“第一桶金”原罪，形成利益集团。人们在反思、争辩甚至抗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泛起盲目的“仇富”“蔑富”陈腐狭隘意识。而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康，倒是出现了大批的“暴发户”。也许这就是在中国本土为什么多有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少有实业救国“实业家”的深层文化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我无法在理论上准确的“界定”实业家、商人、暴发户概念及其之间的异同，但我知道“暴发户”肯定不是实业家。美国的实业家知道什么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而中国的暴发户则是抱定了“有钱能使磨推鬼”的念头。而从中国的富人和美国富翁的一般性比较与区别来看，中国富人更多的总是希望通过财富购买自身缺失的价值，而美国富人更多的也许把创造财富本身看成实现自身价值，这种财富价值观的不同自然决定了中美富人对财富的态度和感觉，自然决定了死后对财富的处理行为。

     3、中美富人财富创造与权力的关系不同决定了截然不同的财富意识。

     美国市场主体原发于市场，财富创造与权力没有利害关系，自少不依赖权力或依靠权力来完成资本积累，相反，财富积聚，资本积累却通过议会制度制约权力，所以美国的财富可以不依附于权力就实现其价值，其中自然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价值。中国与之不同财富积累，资本积聚都是在“官本位”背景下完成，所以都离不开权力因素。所以美国人不消说富豪连普通百姓也可以去骂骂总统，而中国的百姓也只能发发牢骚，而中国的富豪必须有把“局长们”当爹来恭敬的精神和气度，否着也只有发牢骚的份儿了。中国有句俗语：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有权到有钱，有钱到买权，再由权转化为钱的怪圈，倒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官本位”和“利本位”交织的现实状态。也许中国富人赚钱的“辛苦”，特别是在权力和市场纠缠状态下对于权和钱有不同寻常的感受，才会形成了对财富有不同寻常的独钟，甚至成为比生命和生命价值更重要的嗜好，自然，在钱比命还重要中国富人那里，慈善事业是个陌生的词汇。

     4、美国人只想自己过得好，中国人狂想比别人更好，中国人“贵族梦”和美国人“自我”的生活观决定了不同的财富意识。

      美国在规制社会里，盖因法治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活，不管富豪、官员、自由职业都在全民普惠的原则下享受平等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不管你是有权还是有钱，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教完善社会福利和相对人权的背景下美国人没有向中国人那种强烈的攀比心态，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有权没钱，反正没有衣食之忧，没有生存之虑，没有伪善的道德夸张，而个性、自我，千方百计的打理好符合自己愿景的生活态，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而中国人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首先理论上也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差距，高度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其次，道德伪善，行为龌龊，言行不一，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缺乏个性张扬，难以实现自我。第三社会公平度低，由来已久因皇权统御皇亲贵胄，贵族大夫，庶民百姓，走卒贩夫，划分三六九等。而今则更因权力、财富甚至因地域、阶层、类群客观上形成等级划分，全民普惠原则难以坚持。也正是在这样文化背景下弥漫一种“新贵族文化”，人们都在梦想做新贵族，歇斯底里，忸怩作态，玩高雅，做深沉，炫富，斗富不一而足。人们的生命质量已经扭曲为商品价格，快乐指数变态为对财富的痴迷。自我感受指标完全丧失为客观物化指标体系。人们不再追求一种自然、淡定、平和的和谐态，而成为敛财的工具，造钱的机器，守财的奴隶。在贪婪、自私的本质下，每个人都有种潜意识——我一定要比别人有钱，必别人更好！虚荣攀比，尔虞我诈，所以自然把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5、美国人认为财富最终属于社会，中国人梦想社会都属于自己，对于财富社会属性的认识不同决定了两者决然不同的财富意识和慈善意识。

     更有甚者这种“新贵意识”进一步被残留的封建世袭与封建家族观念放大，形成了“富二代”的张狂。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又在有意无意的为这些意识提供保护，这也是人们喋喋不休争论个税征收基本导向的制度原因。就财富而言抛开“第一桶金”的问题，仅就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主体资本积累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认清财富的“社会属性”，在西方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不论个人或法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和履行的财富（资本）社会属性的本质和社会责任，企业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董事长之类）其实是所有者一种资产代表的形式，特别是对那些公众上市公司而言，其财产的的社会属性表现得更为鲜明具体。如果从财富所有属性的经济社会深层面探索，其实财富永远属于社会的，个人财产其实社会财富个人占有、支配形式而已。所以在市场经济发育完善的西方国家，财产继承税高的惊人，就是财富社会属性的生动体现。在中国却是在富不过三代的尴尬与无奈中，恶性鼓噪、张狂“富二代”的劣根性。而中国在某些经学家“保护富人致富穷人”脱离中国实际大唱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帕累托改进”高调的鼓噪下，中国的财富已然成为权利主体，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的生死“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和为富者去谈慈善，本身就一个童话般的梦想。而富人们的财富意识中必须强化其社会属性的终极认识，而国人们的慈善意识也绝不是简单的善心善举之类，更不是有几个钱去在穷人那里扮演慈悲的角色，那是一种责任，应是一种进步社会制度的题中之意。

    无疑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富人财富意识进步、慈善意识强化，中国社会的和谐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绝不是一个盖茨好心眼儿的几句规劝所能做结的，是需要从规制设计与改革根本上入手，更是一个文化现象，需要在根本性的扬弃甚至对某种劣根性做革命性革除才会有希望。

                                                                                                  巴俊宇写于美国富豪比尔盖茨来中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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