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等5位“被精神病者”上书人大建议修法

2011年11月15日 03:56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华云

字号:T|T

57人参与4条评论打印转发

昨日，周铭徳在上海一家邮局寄信给全国人大。

本报讯昨天，曾被广泛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者”——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周铭德，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和《精神卫生法（草案）》能够修改监护制度，增加自主委托权条款。

近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精神卫生法（草案）》，向社会征求修改意见。五名“被精神病者”以公民建议的形式，呼吁《民事诉讼法》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和监护权问题，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同时提出，精神卫生法应当和民事诉讼法相衔接，应对非自愿住院患者提供司法保护。

建议信认为，现行监护制度存在明显漏洞，“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权益时有发生。如深圳女子邹宜均在2006年因家庭冲突被母亲与兄长委托他人以绑架方式送入精神病院；又如福建金店老板陈国明，因家庭财产纠纷，被妻子下迷药后送进精神病院。

为使《精神卫生法》和《民事诉讼法》在此领域的规定能够衔接，五人建议，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应增加“非自愿住院治疗人员自主委托代理人的规定”，确认非自愿住院人员有权自主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司法鉴定等相关事务。

昨天，这份由五人亲笔签名的建议信，分别从湖北、福建、上海和内蒙古五人所在城市，以特快专递形式，寄往全国人大。

■ 专家说法

建议有助保精神障碍者权利

民诉法博士孙邦清支持五位公民提出的修改民诉法的建议，他认为如果立法机关能够采纳，对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将有重要的意义。

孙邦清分析称，现行民诉法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法院提出。

如果有正常人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而且送他进入精神病院的又是他的近亲属，那么当事人在住院期间是很难获得司法救济的。

他认为可以借鉴澳门民诉法针对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诉讼问题规定，无诉讼能力行为人如果和监护人有利害冲突，可以委托代理人。

高作喜

2007年12月，内蒙古民警高作喜在公安分局值班室，被6人(其中4人是民警)针扎昏迷关进精神病院。高作喜认为自己“落入一个设好的局”。几年来，他坚持向“设局”者讨说法。

徐武

今年4月，徐武逃离关了他四年的武钢第二职工医院，到广州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不到十天被武汉警方带走。据徐武介绍，他与单位打了两三年官司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

■ 信件摘录

●立法的难处在于全面考虑可能被滥用的因素。但是有了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经历，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在入院之后，不被当人看，一切只能委曲求全的无力感。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当监护权被滥用，医院又缺乏对利益冲突的审查能力，或有意无意地忽视明显存在的利益冲突，我们这些“非自愿住院治疗的人”，自主权被剥夺，利益被不当代表，置身于完全无助的境地。

●假如被困医院的时候，我们能委托自己信任的人作为代理人，医院接受这种委托关系，院方有机会聆听我们，或者我们自行委托的代理人的陈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可以降至最低程度。

●作为一群曾经历过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无论我们是代表正常人，还是曾经的疑似精神病人，抑或是精神病人，我们只希望在权利受到限制之时，法律能确保我们作为一名公民，选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自己代表的权利，给我们每个人留有自救的途径。

■ 对话

昨天，本报记者对话建议信的发起人彭宝泉。对于发信目的，彭宝泉表示，只是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提些切实的建议。

“为了更多人不再随便被‘代表’”

公益组织指导写建议信

新京报：为什么会写这封建议信？

彭宝泉：因为被强制收治过，我们能体验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处境。从网络上，我们了解到《民诉法》和《精神卫生法》在修（制）订前公开征求意见，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提些切实的建议。

新京报：你们来自不同地方，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

彭宝泉：我们在有了“被精神病”的经历后，都曾向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寻求并得到过法律方面的帮助，因此有了联系。这次写信，也是我们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衡平机构的指导和整理帮助。

写信时曾怕报复

新京报：你们都是被自己的监护人、单位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现在又向全国人大写建议信，不怕遭到报复吗？

彭宝泉：说实话，怕过，但寄这封信，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我们五个都是一样的想法，就是为了更多人不再遭遇随便”被代表”。

新京报：你们如何写出这么专业的法律建议书？

彭宝泉：就是被那段“被精神病”经历逼出来的，被强制入院时，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充满了愤怒，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错在哪儿。重获自由后，我们通过网络，通过媒体和公益组织的帮助，才知道错在哪儿？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哪些漏洞？怎样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被精神病”未获道歉

新京报：你认为你们提出的建议，有可行性吗？

彭宝泉：任何法律，都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情况，我们考虑的还是“被精神病”的状况。被精神病者被强制收治到精神病院后，也被视为无诉讼行为的人，说话没人信。但如果法律赋予他们有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他们就有话语权。另外，现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也赋予非自愿入院患者通讯权、会客权，以及申请复诊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委托自己信任的人，帮助代理自己在强制住院期间的各种事务。

新京报：你个人目前情况怎么样？“被精神病”后，相关机构跟你道歉赔偿了吗？

彭宝泉：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机构或任何人就此事主动跟我沟通，今年，我对当地公安部门的行政诉讼已经败诉，我对当时强制收治我的精神病院的民事诉讼，从今年2月开庭，8月再次开庭，至今也没有判决。

彭宝泉

2010年4月，因拍摄群众上访照片，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被派出所带走，次日凌晨被派出所送进精神病医院。2010年4月22日，经北京安定医院专家确诊，彭宝泉没有患精神病。

陈国明

福建邵武一家金店老板。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被妻子下迷药，醒来后人已在精神病院。住院第三天，他的五百多万财产被妻子变卖转移。近两个月后，医院对他做出“无精神病性症状”诊断。

周铭德

2009年3月，周铭德在北京上访时，被截访者棍棒打昏、绳索捆绑后，送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当晚被注射镇定剂等多种药物，并一直被强制注射至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