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后10年，为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开启了新的时代。自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在这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俄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历史文化发展的新阶段，较之19世纪80年代社会的停滞与某种程度的文学停滞，表现出剧烈的变动和最尖锐的戏剧性。无论是变化的速度与深度，还是内部冲突的尖锐程度，俄国在这个时期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所以，俄罗斯古典文学时代向新文学时期的过渡，远非是整个文化以及文学内部的平和进程，而是审美取向发生了快速突变(以19世纪标准来看)，是文学手法的彻底更新。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诗歌继普希金时代之后，重新走上文化生活的前台，表现出勃勃生机，尤为令人瞩目。后来，这个时期的诗歌获得了"诗艺复兴"或"白银时代"的美称。这一名称是从"黄金时代"这个传统上表示普希金时代俄罗斯文学的概念推演而来的，起初用来评价20世纪初诗歌文化的鼎盛现象，即А.勃洛克、А.别雷、И.安宁斯基、А.阿赫玛托娃、О.曼德尔施塔姆等杰出的语言大师们的创作。但渐渐地有人开始把术语"白银时代"，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文学以及部分未来主义文学那部分俄罗斯艺术文化。今天，许多文艺理论家则把"白银时代"当成了"世纪之交的文化"这一概念的同义语，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因为世纪之交的一系列重要现象(首先是那些革命理论)，很难同"白银时代"最初所指的那种文学艺术现象谐调起来。
两个世纪交替之际，首先是人的世界感受，相对于19世纪而言是崭新的。人们认识到前一个时代已告结束，这一认识越来越牢固地植根到社会意识中。对俄国社会经济与整个文化的前景，人们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评价。新的时代将是一个边缘上的时代，因为旧的生活形式、劳动形式、社会政治的组织形式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去不返，精神价值的体系本身受到彻底的重新审视；对这一时代的这种认识，在19世纪末国内蓬勃展开的世界观的争论中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危机是表现这个时代的关键用词，经常见诸各种政论和文学批评中(人们也常常使用含义相近的一些词，如"复兴"、"转折"、"十字路口"等等)。
文学很快加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讨论，因为从俄罗斯的传统来看，文学从未对社会激情袖手旁观过。它对社会的参与表现在各种作品的题目上，这些题目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如В.韦列萨耶夫给自己的中篇小说取名为《无路可走》、《转折关头》；А.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历史长篇小说叫做《旧世纪的晚霞》；М.阿尔志跋绥夫给自己的长篇小说题名为《在最终的边界上》。但是，意识到时代的危机，并不等于说这个时代一无所获。
恰恰相反，大部分语言大师觉得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成就空前的时期，文学对国家生活的作用这时迅速扩大。因此，人们不仅开始热切地关注创作本身，而且对作家们的世界观与社会立场，对他们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联系，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在作家中间产生了一种愿望，即热切地要找世界观与审美观上志同道合的文艺家、哲学家、从事相邻艺术的专家通力合作。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文学团体和小组在这一历史时期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世纪之交新的文学流派也像通常那样，是从作家创作小组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每个小组周围都聚集了一些艺术观相近的年轻作家。
与19世纪相比，作家在数量上明显增多了，而在质量上，即以文学家所受教育和生活经历而论，更主要的是从审美立场与创作技巧的多样性方面看，作家情况变得极为复杂。19世纪的文学体现出高度统一的世界观；作家文学天赋的高低清晰可辨，因为不论是在哪个阶段，都很容易找出堪称一代作家楷模的那些大师(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等等)。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期的文学遗产，并不仅仅限于一二十位大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也不能归结为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或者是各种流派之间简单地相互更迭。这一遗产呈现出多层面的文学现实，作家个人的创作天赋不论有多么出众，也只不过是宏大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着手研究世纪之交的文学之前，我们不能不对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整个文化语境("语境"指艺术赖以存在的处境、外部环境)作一简要的考察。
1.1世纪之交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
19世纪末，俄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1861年的改革并未解决农民的命运问题，它的失败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出现奠定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即摆脱了私有制的、由集体共同劳动条件所结合起来的、时刻准备为实现人类的永恒目标--公正、平等和自由的社会而斗争到底的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这就意味着摈弃民粹派早期的启蒙主张和后期的恐怖活动，转而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对所有其他阶级的专政。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关于人的思想，不光是关于反叛之人的思想，而且还有关于能够变革时代、创造历史的人的思想，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而且在高尔基及其后继者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高尔基及其继承者们坚持不懈地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高尔基喜爱的主人公是诺夫哥罗德壮士歌里的主人公--商人瓦西卡·布斯拉耶夫，以及《圣经》里的人物约夫，因为他们都向上帝本人提出挑战。高尔基自己的中长篇小说和戏剧中的主人公，也是造反者(《福马·戈尔杰耶夫》、《小市民》、《母亲》)，他们都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痛苦和净化的基督教思想。并且高尔基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会改变和丰富人的内心世界。譬如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的女主人公佩拉盖娅·尼洛芙娜，当她成为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她所体验到的母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儿子，而是对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们。
稍有不同而带着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造反因素，则见诸В.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歌，В.赫列勃尼科夫、А.克鲁乔内赫、Д.布尔留克的短诗与长诗，К.马列维奇、М.夏加尔、П.菲洛诺夫以及上面提到的Д.布尔留克的绘画，В.塔特林以及其他一些未来主义者的雕塑。这些未来主义艺术家拒不接受20世纪的精神沦丧和重商惟利，并且以唯物主义工业化的梦想同过去抗衡(至少在各种宣言和声明中是如此)。
另一些文化人士，在1881年3月1日发生的悲剧事件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害)之后，尤其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这一派哲学家与艺术家们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在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中寻找克服实用主义(20世纪得到广泛传播的一种哲学思潮)危机的方法，从而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开辟新的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繁荣。1909年，以曾经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Н.别尔嘉耶夫、С.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一些哲学家与宗教政论家，出版了哲学政论文集《路标》，它在20世纪俄国思想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近百年过去了，А.索尔仁尼琴仍说："时至今日，在我们看来，《路标》仿佛是从未来寄来的。"文集的作者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的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想会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以著作的形式，对俄国走革命道路将招致毁灭，发出警告。但这一警告并没有为广大的社会民众所了解。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罗斯濒临灭顶之灾。这倒并不仅仅因为俄罗斯本不强大的经济遭到了破坏。在非常状态下，生活本身就要引发反对当权者的激进政治家采取非常的，亦即暴力的措施。由于战争中遭受挫折，俄国在1917年初出现了无政府的局面，导致了十月革命。此后，俄国一变而为根本不同的国家政体。
这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不过25年时间里，动荡的社会以及步履维艰的经济现代化与革命运动两者矛盾的结合，成了文学发展的主要背景。当然，对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不单单是甚至也不首先是社会政治的环境。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还有科学领域，还有关于世界与人的哲学观念，这些也在转变，与文学毗邻的各种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科学和哲学的观念始终是时代文化的重要构成成分，而在文化史的某些阶段上，这些观念对语言艺术家们的影响尤为巨大。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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