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网红头像图片大全:全真教发祥牟平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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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牟平全真文化研究中心   发布者：刘学雷   发布时间：2008-4-25 8:43:43   阅读：1486次
作者：刘学雷
在牟平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全真教的产生和发展是一段最辉煌灿烂的历史。是牟平地域文化发展史上，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能体现牟平乃至胶东文化特色的文化现象。全真教在牟平起源以及在胶东的盛衰史，是一部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胶东文化发展史；全真教对全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影响是牟平文化、胶东文化辐射四方所作出的最大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段历史文化现象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当我们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拾缀起哪些散落的文明碎片时，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历史为什么选择了牟平？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渊源。
一、古代原始地域文化背景
根据目前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分析判断，至晚在一万年前，牟平所在的胶东地区便有了人类的创造活动。1985年，在长岛县南长山镇王沟村东南的黄土断崖中，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和肢体化石。经鉴定，该化石距今约一万年，是目前所知的本地区最早居民的佐证。从考古挖掘的分析推断，当时该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处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期，胶东半岛地区的原始文化得到了重大发展，目前胶东半岛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共有二百余处，其中多有祀神的遗迹。牟平境内的蛤堆顶遗址、许家疃、姜格庄砺碴塂遗址、埠西头矫家遗址就是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遗存。其中蛤堆顶遗址是胶东半岛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深厚，内涵丰富。据碳十四测定，最早距今5460年，从出土器物看，当时沿海农民已能从事农、手工、渔、猎等多种劳动。砺碴塂遗址据今约5500年，是胶东半岛发现较大的一处贝丘遗址，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红烧土块证明，当时的建筑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保存完整，造型优美，其它地方少见，极具文物价值。牟平区的照格庄遗址则是其后的夏代岳石文化（距今约4000～3600年）时期的文化遗存，正是由于照格庄遗址的发现，才导致了将岳石文化最终从龙山文化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山东史前文化的一个缺环。现照格庄遗址的文化面貌以被学术界称为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是岳石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我国史前文化的分类上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4月的再次发掘首次发现了岳石文化的窑址，其保存的完好度和密集度在全国同时期考古发掘中尚属罕见，填补了国内岳石文化窑址资料的空白。
岳石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下接后来经商周演化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以儒家道统学说为主要特征的齐鲁文化。岳石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均属东夷文化，研究照格庄遗址，对于探索龙山文化的去向，夏朝东方夷人的生存状况有着极大的帮助。当时的生产已相当发达，有了剩余，出现商品交换，原来以血缘为纽带按氏族、部落自然分布的居住情况，逐步代之以富人和穷人相隔离的行政区划。阶级萌生了，莱夷部落已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了。
在牟平照格庄遗址出土的完整的“三棱铜锥”，经鉴定属青铜器具。这说明胶东地区早在夏王朝时期就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同时作为一种纺织工具，表明牟平所在的胶东地区在岳石文化时期不但学习和掌握了龙山文化时期胶莱平原的纺织技术，而且改善了纺织工具，使纺织技术和工艺有了更大的进步。这说明当时生活在牟平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在学习和引入陶制纺织工具的同时，就瞄准了当时更为先进的青铜制纺织工具，使胶东地区在纺织品工具的革新方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在进入龙山文化后，牟平所在的胶东地区，其文明程度已经不亚于山东腹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了。胶东莱文化时期，在制陶业、铜器制造业、纺织业、造船航海业诸方面均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先进行列，开始引领中华文明之先，其中制陶、造船和航海达到了同一时期的最高水准。在文化方面，莱夷人的音乐是也是很有名的，直到春秋时期，莱人仍有自己的独特的音乐“莱乐”。1973年，在牟平矫家长治村桥下河套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钮钟，此钟造型奇特美观，质朴典雅，纹路神秘莫测，尤以其形体之大，居目前胶东半岛出土的钮钟之首。
古代牟平及周围地区的文化属东夷族群莱夷文化圈，是五帝时期“尧命羲仲居隅夷，曰旸谷”的观日出之地。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夷人，很早就发展了制弓之技、冶铁之术。古代的夷字从人从弓，像一个人身上带了一张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夷”字是由“大”与“弓”组成的，古人的造字形象地说明了东夷族人个子高大，善开弓射箭。也就是说,夷人首先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而铁字则从金从夷，反映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夷人在铜铁冶炼和制弓技术方面的成就。《竹书》：“挥作弓，夷作矢。”所以有人认为，弓也是胶东一带的人发明的。另据杨墨先生在《焦志疏考》一文中考证，铁是莱人首先发明的。解放后出土的叔夷钟上的铭文说：“齐灵公赐叔夷伊莱夷造铁徒四千人。”造铁奴隶之人数如此巨大，可见至迟在春秋时代，炼铁已是莱人的专业了。解放后牟平区及周围地区相继出土了窖藏的西周中期齐地制造的铁鼎和铁耒。原牟平区（现莱山区）冶头村的冶铸遗址，经确认属西汉——新莽时期的冶铸遗址，在遗址中发现了古代的采铜矿坑和采铁矿坑、以及古代熔炉的遗迹，并出土了滑石刻制的钱范。根据其出土的“半两”钱范和大量的半两钱（秦币），以及发现的五铢钱（汉币）和刀钱（王莽铸），可以断定，这里是古时铸造钱币的场所，并且自秦至王莽之间并未间断。附近的铁官山、铁官庄等地名、村名，也均来源于此类背景。
另外，从历史记载并结合考古挖掘可以断定，最晚在商末周初的莱国时期，胶东地区的蚕丝业、纺织业就有相当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了。由于养蚕业的发展，蚕曾作为图腾符号出现在早期东方部落的图腾标识中，从而区别于中原文化的龙图腾。“莱人善染”，“丝惟出东莱，以织缯，坚韧异常，莱人谓之山茧”，“价格比周地便宜十倍”等记载，更是体现了当地先民在养蚕技术的高超和织丝工艺上的先进。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云：“（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东莱郡东牟山，有野蚕（今柞蚕）成茧······收得万余但，民以为絮。”东莱郡东牟山，在今牟平镜内，说明古代牟平曾是柞蚕丝的主要发祥地。后来随着以柞蚕丝为原料的制成品——丝绸的大量出现，至战国时期，以胶东半岛为输出基地，开辟了以丝绸产品为主，以朝鲜半岛、日本及南方诸省为贸易对象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即从山东半岛出发，经长山列岛到辽东半岛，再转向东南沿朝鲜西海岸辗转南下渡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南部。这条交通路线也称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它开辟的时间要早于汉武帝时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对早期中、日、朝交往起了重大作用。汉代，胶东人民还与西亚诸国商人有了交往。由于胶东盛产丝织品，是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吸引了西亚商人来此交易。如汉武帝“巡守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敬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西晋到南北朝时期，日本邪马台国数次派出使节经山东到江南邀请中国织工赴日传艺。吐谷浑等西域及中亚商人一次就有240余人，携驼、骡600匹来山东贸易。可见这时期山东在对外交往史上极具重要地位。
随着现代越来越多考古史料的汇集，证明胶东地区发达的早期东夷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源头之一，东夷人的史前文化既不是来源于中原地区，也不是受中原影响而产生的，它是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文化。这些土著文化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并非绝无交融影响，但它的主流是自己创造的、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具有独立系统、独具风格特点的文化。东夷人的史前文化并不比中原同期的文化落后，有些方面至少与中原地区是同步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商周以后，中原文化在吸收了东夷以及其它古老文化发达起来以后，才反转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后来，东夷人的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逐渐被融合到了齐鲁文化——汉文化中去，成为中华古文明的源泉之一。
二、两汉至宋元时期的经济文化背景
西汉时中央政府在胶东设牟平县（县治在今福山城西）、东牟县（今牟平区）两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统一的经营管理中，随着冶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等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繁荣，胶东地区的科技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至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和发明家东莱人左伯，在总结蔡伦造纸经验和造纸工艺的基础上，发明了著名的“左伯纸”，深受当时文人的欢迎，被誉为文房“三大名品”之一。史称当时精于书法的史学家蔡邕，“每每作书，非左伯纸不妄下笔”。可见“左伯纸”声誉之高。同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亦为东莱人的徐岳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游珠算盘（今天有档串珠算盘的雏形），其撰写的《算经要用》和《数术记遗》等数学专著，成为后来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的教科书。
至隋唐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胶东一带成为中国与东亚诸国交流的桥梁，成为先进经济和先进文化的转播站。到盛唐时，已与周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仅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王朝往来就多达120余次。日本派到隋、唐朝的使团也多达20余次。唐中期以前，新罗与日本各界人士进入中国，大多是走“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先进入胶东，再西去洛阳、长安。由于该时期旅居山东的新罗人甚多，在胶东地区的许多府县中都设置了新罗人集中居住和活动的“新罗坊”、“新罗院”等。大批的朝鲜新罗遣唐使、日本遣唐使、商人、留学生、学问僧侣，经登州、文登赤山浦、牟平乳山浦等重要港口登陆，前往唐都长安、佛教圣地五台山等地。牟平、海阳、龙口、蓬莱等地出现了专供新罗商人居住和活动的街巷——“新罗坊”，接待新罗人的“新罗馆”、“新罗院”，以及专门管理新罗人贸易的“新罗所”。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到日本、朝鲜等海外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这些活动对推动半岛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中外交流起了极大的作用。
宋、金、元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胶东一带（登、莱两州）传统的采矿业、冶炼业、煮盐业由于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量和利润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黄金的发现和开采进入鼎盛，黄金的产量迅速跃居全国首位。1064～1067年间，黄金产量一度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登、莱两州作为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一直被统治阶级所重视。至元朝末年，棉花的种植技术传入，为传统纺织业增添了新的内容，棉纺产品不仅质量优、品种多，而且产量大，当时本地生产的端布非常有名。而起于战国、盛于隋唐的海上贸易继续发展，同时作为宋朝与辽、金贸易往来的重要商品集散地，特别是元朝实行南粮北调后，芝罘、登州、宁海等地便成为漕船避风、停泊、修理、增加补给的良好港口，这些地方随之也成为繁华的商埠。
通过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经过长期的发展，至宋金时期，牟平所在的胶东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上相对发达、文化上比较繁荣的地区。各种不同的文化在此地域内的交融和互动，形成了一种立足本地实际、不图虚名、脚踏实地学习和引进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他们共同推进和提升了作为胶东文化一部分的牟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牟平文化融汇四方，包容开放的特色。
三、地域的宗教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新的文化不会产生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就像历史上其他的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全真文化能在牟平产生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到一定时候，并在一定机缘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胶东地区自古就有着浓厚的神仙传说文化。曾经出现过一大批求仙问道的方士，道教文化在那里源远流长。我们知道，宗教是人类抗拒死亡的一种文化设计，在这一点上，道教思想与早期神仙家倡导的长生不老的观念是一致的。早期道教的信仰与诸多方术，更与“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成仙方术密切相关。
神仙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兴起，诸子百家之学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中突破而出，研习方技、术数的神仙家亦在社会上独树一帜，它最初是由燕齐沿海地区（包含胶东沿海地区）的方士们创立的。而半岛东端的宁海州、登州一带，具有三面环海的自然位置，其中似有若无的海市蜃楼、飘渺弥漫的山市景观等神秘自然景象，引发出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遐想与神往，因而出现了神仙仙岛和不死之国的传说和崇拜。而航海事业的发展，不断传来的各种海外奇闻，似乎印证了这些传说的存在。再加上始自于远古的日主、月主、阴主、阳主的民间偶像崇拜，激发了古先民们无限而丰富的想象力，在远绍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出超然浪漫、独树一帜的滨海神仙文化。司马迁说过，他曾游历过齐国，以他观察的结果是“自泰山属只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大多慝知，其天性也。”这里说的慝知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有深沉保留的智慧，二是可以说富于神秘性的知识，善于玄思冥想。所以战国时期的“方士”，如邹衍、李少君、栾大等人都出自东方，秦汉时期的“方士”神仙们，也多数出自半岛地区。我们知道，中国神话传说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中之一是北方的燕齐文化（另外一个是南方的荆楚文化）。如《列子·汤问》中说：“渤海之东有大壑，名‘归墟’，中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仙山，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纤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长生不老。”而《史记·封禅书》中有关于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的描绘更是活灵活现、脍炙人口：“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后来秦始皇遣徐福带童男女三千入海求长生之药，也是从登州启程渡海。）等等这些记载都无不反映出燕齐文化中所蕴含的神话色彩。
在战国时期，牟平所处的半岛地区，就活动着大批方士。所谓方士，就是指自称能够取得不死仙方、采得不死仙药、通神仙的术士。对这些早期从事神仙方术的方士集团，史家称为“方仙道”。他们醉心于神仙长生之道，多信仰当时阴阳家邹衍的学说（邹衍是这一时期稷下学宫里著名的道家人物，是当时各诸侯国争相迎取的著名学者）。邹衍有“大小九州”的理论，认为陆地被大洋分割为九九八十一州，中国仅是其中之一。中国之外还有辽阔的海外世界。大九州的学说给诸方士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后又发展成方仙说，并且迷惑了战国时齐、燕等国的国君。方士们又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发挥，宣传海外有仙山、仙药和琼台楼阁等妙不可言的胜境，引发了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奔走海外，寻找人间仙境的激情。战国时“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秦始皇四次巡游山东半岛，其中三次经过本地（公元前219年、218年、210年），从而在牟平留下了诸如“系马山”、“辇道山”、“辇子村”等遗迹和地名。时过百年之后，曾被封为“胶东王”的汉武帝刘彻，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九次东巡山东沿海，祀神求仙，其中有六次东巡至此（公元前110年、109年、105年、102年、96年、89年）。《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中均留下了许多诸如“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莱仙人，群臣谏，莫能止”、“行幸东莱，临大海”等记载，以次数论，恰好比秦始皇多了一倍。后来，方士借秦皇、武帝多次“穷成山”、登“芝罘岛”的机会衍生出诸多神话故事。如本地的系马山、秦桥遗址石等传说故事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从秦始皇、汉武帝屡次祠八神求仙药的活动范围看，几乎全部在胶东半岛一带，其目的一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特别是对八神之中日、月、阴、阳和四时五位神主的崇拜和敬畏，想借助神权的力量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二是为了求得长生不老的仙方，幻想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三是安定东方边陲巩固边疆的需要。这些神仙故事和传说，都为后来建立的道教，提前储备了神话内容。据1991年版《牟平县志》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即立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兵等八祠于其境内。以后传说的神仙如洪崖先生、安期生、麻姑、李少翁；道士如于吉、寇谦之、孙恩、王知远、岳真人等都与胶东有着种种联系。这里是燕齐文化的中心之地，这里更有燕昭、秦皇、汉武种种遗迹。在这种文化气氛中广为传播以长生成仙为核心内容的道教，自然易为人接受而信徒日众。
中国历史上这种大规模寻找三神山的求仙活动，如果从齐威王开始算起，到汉武帝第九次东巡结束，前后持续了大约300年。在这期间，由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亲自参与，使胶东半岛的寻仙活动达到了顶峰。至汉武帝时，“齐人上书言神仙事者数以万计”，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寻仙高潮。整个胶东半岛因封建帝王的到来，笼罩了更加浓厚的神仙文化氛围。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虽然是秦汉时期的建都之地和政治、文化中心，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宗教崇拜和信仰方面却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极度依恋。秦皇汉武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材大略的帝王，他们对神秘思想的好奇、探究和迷恋，热衷方仙道及求仙，一次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东巡，可以看出他们对东方神仙文化的敬畏和坚定的神仙信仰，正是在这种坚定信仰的精心培育和呵护下，萌生于胶东半岛的神仙方术最终结出了文化果实——推动了早期道教的生成，使胶东半岛在中国宗教文化领域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后来随着汉武帝对方士的“皆罢斥遣之”，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寻仙求药活动终于落下了帷幕。但因秦皇汉武多次东临胶东，推动和发展起来的胶东仙道文化和方士学说却不断影响着后世。汉武帝晚年虽说对仙人、仙药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改变对胶东神仙文化的尊崇，汉武帝的后代们仍然步其后尘，继续到胶东半岛来祭祀神主，只是少了寻仙求药的环节而已。据《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记载，汉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年间东巡祀神，一次就走遍了胶东五位神主的所在地，而且举行了祭祀大典。清朝编纂的地方志，记载了胶东各地的最早神主庙始建于汉宣帝时期，就很可能与此次活动有关。牟平城内的天齐庙以及麻姑山下的月老殿也很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信仰和文化延续的产物。（《史记·封禅书》：“天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又，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后称东岳为天齐。）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胶东地区历史悠久的仙道文化，曾对战国贵族、秦始皇、汉武帝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秦皇汉武频繁地到胶东寻仙求药也对胶东地区的仙道文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这种交融互动的影响不仅使胶东仙道文化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而且使胶东成为道教产生的重要源头。
由胶东仙道文化而孕育催生出的中国道教文化，它的产生使得胶东仙道文化能够以更高的文化形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关于道教的起源，道教界、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认识，但其来源于商周时期的神话传说和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却是共识。中国道教协会原会长陈撄宁在谈到道教起源时也说过：“商周时代的巫祝祭祀鬼神，战国时代的方士求仙采药，虽然不能算是正式的道教，但道教却是由这些因素演变而来。”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指出：“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衍化为道士。”也就是说道教继承和发展了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长生而后升仙成了道教的核心教义，其各种修炼方术更是道教丹鼎派修炼方法的直接来源。
胶东是中国道教文化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出自胶东半岛琅邪（胶南）并流传到各地的《太平经》。《太平经》对中国道教文化的传播和道教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重大影响。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依据《太平经》创立的太平道，它直接导致了汉王朝的结束。其后张道陵“五斗米”教的理论思想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也认为其直接来自于《太平经》，这些都说明了胶东半岛对中国道教的产生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全真道在牟平的兴起
全真道在牟平的兴起，应当说是当时社会历史、民族矛盾、特殊的宗教体验等多方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更是牟平地域悠久文化孕育滋养的必然。
牟平及周围地区的释道文化兴起较早，被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誉为“海上仙山之祖”的昆嵛山，一直是神仙方士以及后来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丹阳（今属江苏）人葛洪著《神仙传·麻姑传》一书，书中记载了汉孝恒帝时期麻姑仙女的故事，其中麻姑“见东海”，“到蓬莱”等记载说明，至少在汉恒帝时期，牟平一带已有了方仙道家的修道活动了。至晚唐与五代时期，境内昆嵛山中也有了麻姑冢、麻姑梳妆阁等仙迹，麻姑观也于此山北峰上修建起来。至北宋后期，宋徽宗闻知当时昆嵛山中的“麻姑大仙”非常有名，遂下诏敕封为“虚妙真人”，立碑于昆嵛山中，麻姑随即成为举世崇仰的道家仙尊，麻姑山一时香火鼎盛，名震海内，一度胜过昆嵛山的名气。及至“汉唐之际，已是寺观林立、洞庵毗连，香火缭绕、朝暮不断”，呈现出“山中七十二峰，峰峰有寺院，山山有宫观”（《宁海州志》）的壮观景象，昆嵛山从而被赞为“神仙的窟宅”，“僧道的故乡”。
汉魏之后，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同样在本地广泛流行，昆嵛山南部的无染寺到了唐代，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拥有僧众近百人，田产数万亩，号称胶东第一名刹。
据唐末的无染院碑记载，此院是法立和尚、巨弘禅师所创。有两件事，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的兴盛：第一件事是，碑后所列施主的姓名之中，竟有吴越王钱镠（liu)的名字。其时钱的官职是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彭城郡王，距他即吴越王位改元天宝只有六年。第二件事是，碑文中提到了一位施主，“鸡林（今朝鲜）金清押衙（管仪仗与警卫的小官，金清捐的虚衔），家别扶桑（日本），身来青社（山东），货游鄞水（甬江，在浙江宁波），心在金田（指佛法），舍青凫（金钱）择郢匠（能工巧匠）之工，凿白石竖竺乾（佛法）之塔。”金清是一位往来于日本、朝鲜、山东、浙江宁波的朝鲜族富商大贾。当时和尚为了建庙而外出化缘募捐，其足迹竟远达杭州，进入“使相”的府中，就连金清这位“国际商人”的钱也募来了，不得不叹服和尚们神通交游之广大。
钱僇以相使之尊而捐资建寺，金清身为巨贾也“心在金田”，可见当时无染寺的声望香火之盛。这时期，牟平及昆嵛山地区还陆续修建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佛教寺庙，如六度寺、卢山寺等。宋元之际还有不少道士在崑嵛山内隐修，曾经称赞马钰“身体堂堂，面圆耳长，眉修目俊，准直口方 ，相好具足，顶有神光，宜甫受记，同步蓬庄”的道士李无梦，便是其中的一位。《牟平县志》言：“无梦有道术，善相人休咨。”按薛大训《神仙通鉴》：‘孙忠翊闻炼师无梦赞马宜甫有仙骨，遂以女妻之。’《史纂》：李无梦见马宜甫，奇之，语人曰：‘马公从义额有三山，手垂过膝，真大仙之才也。’”金元之际在昆嵛山修炼的另一位著名的道士是唐四仙姑，按照《牟平县志·唐四仙姑传》记载，唐四仙姑是牟平人，“金正隆年间，休真于崑嵛山中，结庵独居，后仙蜕于烟霞之清风岭，赞焉。”而且其中还记述了一段与丘处机的交往：“初长春真人年方弱冠，甫入道门，闻姑之名，特来师问修行之要。姑曰：‘汝毋吾问，异人从西不久而至，乃汝师也。’且道其状貌，重阳果自西来，化度七真，达于宁海，开烟霞洞，创神清宫，姑居之处，遂为全真张本之所。”按照史料记载，丘处机于金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遁居昆嵛石门峪，依道者休真”，此处所言道者，按照牟平区文史专家杨墨老先生的考证，就是唐四仙姑。
以上诸多的事实表明，当时昆嵛山的道士活动频繁，而昆嵛山就坐落在当时的宁海州（牟平）境内，所以当时的宁海州，具有比附近的另外两州（登、莱）更浓厚的神仙传统，在宁海州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神仙信仰的氛围，其兴盛的释道之风，为后来全真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深厚的文化土壤。
另外，牟平及周围地区独特的民间习俗与仙道传统交融互动，使该地域中的民众在良好的道教文化环境中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民间既有的原始信仰传统也为普通民众对全真道理论的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此外，当地的儒家文风也很盛，据民国县志记载，仅宋金时期，当地的科举及第者就有三十二人之多。
正是这样一种既有地域民间风俗与仙道文化传统，又经道教、佛教、儒家文化熏陶洗礼，各种文化和谐共存，齐头并进，形成了区域内既开放又能包容多种文化的氛围，加之物产丰富，教育发达，交通便利的有利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化，素养高，而又不封闭保守的民间人士，包括信奉道教的信徒们，为王重阳在牟平创立与发展全真教提供了理想的生存发展空间。
全真教祖师王重阳，陕西咸阳人，金密国公金源撰《全真教祖碑》中记载：“先生美须髯、大目、身长六尺余，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秦志安撰《重阳王真人》则称：“家世咸阳，最为右族。其为人也，骨木雄壮，气象浑厚。眼大于口，髯过于腹，声如钟，面如玉，清风飘飘，紫气郁郁，有湖海之相焉。膂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经史，晚习刀弓。”以此可见，先生是一位相貌堂堂、受过良好教育，文武双全，既有人格魅力，又家财富足，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优秀的人才。
但他于陕西终南山悟道后，其思想和理论，却一直没有被当地的主流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所理解和接受。在终南八年，跑遍了附近三县，或行乞于市，或眠冰卧雪，或装疯卖傻，或题诗于壁，苦心经营，怪异用尽，仅招收到四个弟子。他常依庵自叹："门外落花任风雨，不知谁肯悟希夷。"很多人甚至以“害风”的绰号来称呼他。“害风”一词是地方的方言，意思指行为荒唐狂放，神经不太正常，含有不理解，嘲虐的意味。在四人中常随身边同修的仅有两个同道：和德瑾、李灵阳。和德瑾与王重阳虽同处一庵，但始终未能悟其要旨，王烧庵时，他尚觉其怪异，不能理解其用意。王重阳东迈后，他在终南山下隐居，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辞世。李灵阳，京兆终南县人，据说亦是天德间遇异人点化而隐居为道，号灵阳子。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与王、和同结庵于刘蒋村。虽然他的"铅汞龙虎之学，多赖重阳指授"，但王重阳东行，他留在终南，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逝于祖庭。
由于缺乏理想的继承人和追随者，他那“三教合一”的思想没能在那里发扬光大，创派立教的宏愿也始终没能在那里实现。正在他怅惘迷茫之际，忽得高人指点，得知牟平（宁海）一带兴儒崇道，人才济济，是传教立派的好地方，于是不远数千里欣然前往。据诸道书记载，他是受了吕洞宾、刘海蟾等仙人的指点：“速去东海，投潭捉马”、“速往东海，丘刘潭中，有一俊马可擒之。”，这里“丘”指丘处机，“刘”指刘处玄，“潭”指谭处端，“马”指马钰。这一记载中显然有全真后学为宣扬宗教的神异而涂上的一层神秘色彩，但我们透过这层神秘的面纱可以看到，胶东地区文化的发达与兴盛，在当时已是声名远扬了。据历史资料记载，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四月二十六日，王重阳一把火烧掉了自己在终南山的修行茅庵，曳杖携罐，毅然东去。七月来到宁海（牟平），开始了他的创教活动。王重阳在牟平城区马钰家修庵传道，取名“全真庵”，“全真”之名由此而生。
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知道，王重阳祖师在祖籍地所处的境遇状况是很不如意的。但当他不远几千里来到牟平（时称宁海）时，受到的却是判若霄壤的礼遇，牟平的主流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以超乎寻常的，令人惊讶的礼遇迅速接纳了这位远道而来的传道者。在仅仅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诸如弟子选拔、理论的创建与传播、三教五会的建立等这些开创教派所必需的工作和程序。与此相对应，宁海州也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名人群——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周伯通……。
《中国道教》一书对此是这样总结的：“全真道（亦称全真教或道教全真派）尽管比东汉时由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要晚出一千年，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道教发展中可与天师道相比肩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教派之一。”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全真教的创教过程并无浓重的政治背景——官方政权的有力支持。因为当时北宋王朝支持的是道教南方的正一派，而元朝的国教是密宗喇嘛教，金朝的女真族虽然汉化程度较深，但其最初的本民族文化则以萨满教为背景。显然，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牟平（宁海）那广阔而深厚的地域文化土壤，更适合于这一新兴宗教文化的成长，是牟平当地开放、宽容的文化背景滋养壮大了这一新兴教派。全真文化在其后的整个成长发展过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王重阳当时所传的是道教的新兴教义，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平等”是其新教的突出特点。它革新了前期道教原有的思想和教义，一转前期以外丹术为主，佐以符箓、斋醮的修行方式，在吸收外来佛教般若解脱思想的基础上，上承五代宋初的陈抟、张伯端的内丹学思想，破斥肉体长生与飞升的幻想，转而追求真性的保全、精神的解脱，其修道的方法便是内丹学的性命双修，而以修性为主。这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历经千年与本土宗教（儒、道）碰撞融合后的最新文化成果，代表着当时宗教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使道教彻底从方术和祈禳中摆脱出来，上升为安身立命之道，恢复了道家“尊道贵德”和“道法自然”的根本精神，并且在中国本土第一次实现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教派创立。由于这些因素，使得新教在建立和传播过程中对人才和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可为什么道风深厚的关陇地区却不能使王重阳广收门徒、大兴教宗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教派老化，思想保守，道徒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缺乏开放、多元的观念的原因。终南山一带当时为道教楼观派的中心，楼观派是南北朝至隋唐间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道派，隋唐时曾繁荣昌盛，北宋至金，其教规教制日益严密的同时，教义却了无革新而渐趋老化；且一派独大，非常不利于新教派的发展。其中虽有陈抟、刘海蟾等内丹高道出没其间，然而他们倾心于独自清修，一脉单传，无志于传道民间，因而民间人士对内丹所知甚少，缺乏领悟王重阳新创教义的社会基础.而胶东特别是宁海地区，不仅有适宜于三教合一的全真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且还有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批英睿特出之士，这就是著名的史称“北七真”的全真七子。
一种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基本方向确定之后，人才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王重阳，固然不会有全真道；但没有全真七子，同样也不会有全真道。这七个人中，有五个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道地牟平人，另外两人之一的丘处机也一直在牟平的昆嵛山中修行。这在中国新文化的创建史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在如此狭小的地域空间和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分布着如此密集的顶尖级文化人才，确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
但当我们不仅仅惊叹于这一文化奇迹本身，而对其中的原因作更深层次的剖析后，就会深深感叹于这一奇迹背后诸多因素的惊人契合与汇聚。
仔细研究诸多全真道文化史料和牟平地方文化史，就可以感觉到全真道在牟平的产生，是牟平地域内几千年人文传统的深厚积淀、历史机缘和文化精神在这一时空交汇点上的总爆发。这种地域文化精神归纳起来，就是善于学习和接受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务实革新的精神。
当年王重阳从终南出发，经京兆，过咸阳、洛阳一路逶迤东迈，开始了一次事业上的伟大转折。他本想边走边传教，寻交同路人。其中途经终南蒋夏村时，他以告别为由，试图说动有"出尘之姿，性甚仁慈"的当地巨族姚铉。姚却"素(夙)以害风相待"，不予理会。过卫州(治今河南汲县)，见肖道士颇有仙风神气，盘桓数日，话不相投，遂书《蓦山溪》词。肖道士看后，不置可否，未解其妙，"但点头而已"。来到山东后，也不是直接就到了牟平，而是先在周围的登、莱地区活动了一段时间，试图打开传教局面，但同样也没有收获。
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七月王重阳来到当时称宁海州的牟平。宁海州当时隶属山东路，辖文登、牟平、乳山、威海，人口六万二千户。王"顶笠悬鹑，执一筇，携一铁罐，状貌古怪，乞于市肆"。徘徊数日，在了解些基本情况后，选择了马钰家开始传教活动。史载：“大定七年闰七月，同辽阳高巨才、乡人战法师宴于州人范明叔家怡老亭，酒酣赋诗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懒汉如今一也无，终日衔杯畅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众皆不晓其义。中元后一日，重阳祖师自终南来，径入怡老亭。战师问：布袍竹笠，冒暑东来，何勤如焉？曰：不远三千里，特来扶醉人。师异之。取瓜与食，即从蒂食，怪询其故，曰：甘从苦中来。又问姓名，曰：王害风。师复叩云：何名为道？答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师于言下有悟，请重阳还家而师之。筑庵以居，重阳匾之曰‘全真’。”全真教的创教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阅读全真教的史料可以发现，全真教在其创教过程中显示了明显的不同于其他教派的特色，即浓厚的文化色彩。全真教在发展中，基于其宗教理论本身的需要，十分重视招引文人士大夫入道。陈垣先生为此曾评论说：“全真王重阳本士流，其弟子谭、马、丘、刘、王 、郝，又皆读书种子，故能结纳士类，而士类亦乐就之。况其创教在靖康之后，河北之后正欲避金。不数十年，又遭贞祐之变，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丘处机所收弟子多是儒士或出于儒士之家”。由于文人士大夫的纷纷入道，使得全真教无论从理论还是人员，其整体素质一开始就居于宗教文化的顶端。王重阳自己文武双全，所收全真七子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例如丘处机、王处一是以出家人的身份精研道家文化，郝大通则自小深究老庄之学以及阴阳八卦占卜推算之术，史载“家故饶富，为州富户”，“少孤，事母孝，读书喜《易》，通晓阴阳之书，不乐仕进”，“深穷卜巫之数，黄老庄列未尝释手，凡遇林泉幽寂之地则徘徊而终日忘返”。同城的谭处端也很早就以博学善书闻名乡里，并且“孝义传家，甚为乡里所重”，是宁海州的知名之士。莱州人刘处玄是当地的富家大姓，能作诗，擅长书法，史载其“好阴德，乐推恩，恤寒馁，惠孤茕”，因其孝义还曾受到朝廷的嘉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钰和孙不二夫妻二人，《金莲正宗记》卷五说孙氏：“性甚聪慧，在闺中礼法严谨，素善翰墨，尤工吟咏”，育子“皆教之以义”。可见她知书达理，是位才女。当王重阳住其家传道时，孙不二见识过人，已窥知重阳祖师为非凡高士，劝丈夫待以师礼，后经点化皈依为弟子，她是七真中唯一的女性，对女丹功法有独创性的阐述，为后世“清净”一派的创始者。而其丈夫马钰则在年轻时中过进士（金天会年间），做过政府官员（宁海军中摄六曹事），家族又是当地的巨富（家饶于财，号称“马半州”），平日经常与当地社会贤达和佛道两家人物相往来（“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师偕高巨才、战法师饮于范明叔之怡老亭。”又，“大定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钰与云水僧竺律师、殿试范寿卿相会于郡城之北三教堂”）。在“七真”中，王重阳最为赏识和倚重的当属马钰，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二月，马钰正式拜王重阳为师，二人即有了师徒关系，但王重阳仍视马钰为兄弟。王重阳临终时曾云：“一弟一侄两个儿”。一弟即马钰，由此可见王重阳对马钰的尊重和信任。创教之初，他也是依靠马钰才打开了局面。这其中的原因，一是马钰本身就是当地文化阶层的精英和领袖，集儒释道各种文化素养于一身。二是其家族的丰厚财力以及在地方上的政治影响力、文化感召力。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大家族尤其是大士族的构成以及声望、关系、财产，使它不禁是一个生产性团体，而且是一个文化性阶层，它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声望、象征、信仰，它们与当时其它贵族家族群体的亲疏、交往、婚姻，以及它们在宫廷中的荣辱升降，不仅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化。”声望和社会地位在宁海州首屈一指的马钰家族对王重阳的礼遇与招待，应该说不仅影响到其它富户家族群体对王重阳的崇拜，而且在广大的周围百姓中对王重阳的新教不啻做了最得力的宣传。世人歌曰：“古扬陈寔，今谈宜甫”（陈寔，东汉灵帝人，以贤德名著其世）。他们对全真教的信奉无形之间在群众中产生了垂范作用。
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阅历不难看出，全真七子多出身于豪右之门，年少时饱受儒家之学的熏陶，崇孝道，尚清净淡泊；好谈玄论道，他们在加入全真教之前，他们的思想基础和全真道的教义已十分吻合。而且透过这些人的活动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宁海州（今牟平）范围内，聚集着一批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人才，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人数众多的知识阶层和文化群体。（马钰的好友本县人范怿是当时的头名状元，鄜州王道士善于弹奏古琴）他们组成一个个彼此相互交流的文化圈，从而在整个地域的范围内，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区域文化氛围。儒释道三教的文化，长期在社会上和谐共处，相互交流，在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了长期的普及和充分的融合，具备了一个象全真教这样一个新宗教文化产生所应具备的诸多条件。所以当王重阳祖师来到牟平创立全真道时，与其同属于一个文化阶层的全真诸子一经相遇，便产生了自然的心灵言语相投，和对其宣扬的教理教义的自然认同。如和谭处端同衾而寝，谈话亲密，胜于知交；和丘处机“与语终夕，玄机契合”，和马钰“谈论甚相契合”；与郝大通“闲话往来，问答如石投水”。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六、为什么说牟平是全真教的发详地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或地域要成为某一宗教文化的发祥地，通常须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一是领袖、二是理论、三是信众。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之说，实际上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就全真教而言，领袖无疑指的是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理论的初步创建是指王重阳分别于1159年在终南甘河镇会二仙人所授之口诀、1160年于醴泉县再遇真仙所传的五篇秘语以及其后修道、悟道的经验总结，而信众的建立则以“五会”的成立为标志。
由于“五会”的分布除了牟平以外，还有文登、莱州、福山、蓬莱四地，所以有一种观点主张以胶东或登州、莱州、宁海州三州（金元时胶东共分为登、莱、宁三州）为全真教的发祥地。但实际上，由于胶东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地域远不止牟平、文登、莱州、福山、蓬莱这五个地方，所以这一观点所涉及的区域稍嫌过大。
从文化发祥地确定的一般经验上看，我们认为牟平应是最佳之选。
首先从王重阳来胶东传道创教的经历来看：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四月底，王重阳烧毁终南刘蒋茅庵，东迈山东传道。大定七年（1167）夏，王重阳到达胶东，他先是到达莱州，在莱州王重阳只收取了刘通微一名弟子，《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言：“大定丁亥夏，重阳祖师将游海上，道过掖城，见先生（刘通微）神情爽迈，有飞举云霄之态，与之同话，机缘契合，授以修真秘旨及今名号。”再来到登州，而在登州更是没有人对全真道感兴趣，《玄风庆会图》言：“按京兆进士王元弼《全真集后序》云：大定七年丁亥四月二十六日，祖师告别，遂往南京，东游濒海。闰七月，至登州，顶笠悬鹑，执筇携罐，状貌奇古，乞于廛肆，登人皆不之识。”也就是说他在牟平以外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没有获得成功。因此，王重阳离开登州，最后选定靠近昆嵛山的宁海州作为其传教活动的中心并在此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其次，从全真教创立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分析，牟平相比其它地方有几最：（1）最早使用“全真”一词作为新教派的命名。“全真”一词源之于王重阳对马钰在其住所南园为其所修供养庵堂的命名，也就是说王重阳第一次举起全真教的旗帜是在牟平。（2）出产领袖人物最多。在全真七子中，除了刘处玄是莱州籍并在莱州加入全真教外，其余六人都是在牟平拜王重阳为师加入全真教的，而且六人中除丘处机是栖霞籍外，其余五人都是牟平籍。（3）活动时间最长。若从王重阳在胶东传教的时间分布看，大部份时间也是在牟平，按李道谦《七真年谱》计算：从金大定七年即1167年7月18日王重阳抵牟平会马钰于范园怡老亭开始，到1169年10月挈四子西归结束，共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期间，除了1168年8月至1169年4月迁居文登姜实庵，立“三教七宝会”；1169年9月至10月到福山、蓬莱、莱州立“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共计十个月外，其余的十七个月均在牟平活动。（4）人物活动最集中。由于刘处玄是在王重阳携四子（丘、刘、谭、马）返回陕西路经莱州时加入全真教的，所以，刘处玄实际上没有参入全真教的早期创教过程，除此之外，王重阳和其余的六人，均在牟平长期活动过。目前，尚没有其它证据表明这六人也都到过其它的四个地方。
所以，综合以上的种种分析，我们可以有比较充足的理由认为：牟平是全真教的发祥地，全真教起源于牟平，这一结论是可靠的。
全真教在牟平的顺利诞生和迅速发展，彰显出牟平地方文化的博厚悠久、和谐融通、开明旷达、集百家之长的特质，显示了这一地方文化迅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这一特质和能力，不但使得全真文化一开始就迅速居于道教文化的最高点，而且赋予了它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在道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辉。
从历史上看，从牟平大地走出去的全真七子，不但是全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更是全真文化的发展者和创造者。全真教在牟平由重阳祖师创立后不到两年，王重阳立即马不停蹄，带领马、谭、刘、丘四大弟子西行赴豫、陕传教。他知道胶东虽是道教生长的沃土，但其地偏居海隅，属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要使全真道向全国流布，必须走出山东，向河南和陕西一带发展。河南古称中州，地居东西南北交会要冲；陕西关中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代虽国都向东南迁移，而长安仍被称为京兆，昔日遗风犹在，故两地成为王重阳开拓全真道事业的新的发展方向。重阳在汴梁去世后，其弟子们仍遵循他确定的西行路线，把全真教发扬光大。全真七子在此后的修行和传教过程中，结合各自的知识背景、个人经历、修行体会对其理论体系、组织形式、传播方式等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全真文化史上最初的七大门派，使全真文化以其精彩纷呈的文化内涵和丰富健全的理论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更以其高超的推广艺术和高瞻远瞩的策略运用，使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这一切无不显示了全真七子超凡的传道智慧和组织才能，从而使得全真教在以后道教近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
王重阳去世后全真道的迅速兴盛和长期繁荣表明，重阳祖师在胶东三州所遴选的全真七子，确是当时超一流的人物，都具有宗祖大师的气度；全真文化在牟平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充分表明当时牟平地域文化之繁荣，人才之富集，学养之深厚；显示了牟平民众巨大的文化原创力和非凡的智慧，和对新文化强大的容纳消化能力和再创造精神。
在全真教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牟平一直是被视为稳固的大后方。全真教在外地的发展几次受到阻碍或打击，其主要骨干都是先退回到牟平，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以不变应万变，从而保持全真道的独立与尊严。如１１８１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金廷下诏禁道士游方，遣发道人各还本乡，马钰也在遣还之列。他旋即东还故里，后来在莱阳游仙观去世，终算是叶落归根。刘长生在云游各地之后，还居老家莱州武官灵虚观。郝大通在河北传教多年，最后还居宁海，逝于先天观。丘长春在陕传教前后共二十一年，明昌二年金廷禁道，他东归栖霞故里，建太虚宫，后来又住莱州昊天观，计在东海居十八年之久，直到应成吉思汗之请才西行。
显然，若无胶东三州坚实的大本营，全真道既难以经受各种风险，也会缺乏发展的后续力量。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全真道在牟平的发展从来没有受到阻碍。据民国县志统计，至民国初年，经几百年的跌宕起伏，在全区范围内仍存有道教的各种宫、观、庵、堂、祠四十多处，包含龙门、金辉、华山、金山等四大教派。同时还存有佛教的各种寺院三十七处，并包含临济、曹洞、法眼、伪仰等四大著名的宗派。由此可以得知当年牟平各种宗教文化之繁盛，地域文化胸怀之开放，开拓创新精神之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