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纯暗示写真下载:阶层固化现状：农村娃奋斗18年能和城里人喝咖啡

阶层固化现状：农村娃奋斗18年能和城里人喝咖啡2010年11月16日 14:30中国青年报

从“我爸是李刚”到“我有富爸爸”，再到一系列官二代抢官事件、富二代欺穷事件、垄二代炫富事件、贫二代被排斥事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舆论议程。《人民日报》报道说：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这样的事实，将几年前那个曾经激起无数人感叹和共鸣的网帖重新翻了出来：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篇煽情的网文，将中国的城乡差别和户籍壁垒导致的不平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出生那一刻起农村娃就与城市娃的身份有了天壤之别，考大学是农村孩子跳出家门和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们要多奋斗18年，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如今上升通道的受阻，阶层的固化，阶层的“下流”，更让许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奋斗了18年，咖啡还能喝多久。

这种悲观的感慨和煽情的论调很有感染力，能击中不少人的痛感，引起不少人的共鸣，起码能让不少人为自己的失败和落后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虽然一样痛恨权贵垄断和反对不公，但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悲观的论调：如果年轻人过多地受到这种消极情绪的感染，他们干脆就别奋斗了。中国的社会其实一直在进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上升期，自由和平等的发展虽不如人意，但确实一直在改善和进步。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似乎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这种现状称之为“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来源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　　 　　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似乎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这种现状称之为“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现象典型　　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阶层固化-专家评论　　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挑战中国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我与许多老一辈的人聊过关于“坐一起喝咖啡”的话题，他们说，现在已经算不错了，起码奋斗了18年，还能坐在一起喝咖啡。30多年前，甚至20多年前，奋斗一辈子，也不敢奢想能坐在一起喝咖啡。那时候城乡间有着更森严的壁垒，很少人有上大学的机会，一度曾经失去这个惟一的上升通道，不仅没有身份上的阶层流动，甚至连空间上的流动都很不自由，城市人是城市人，乡下人是乡下人，彼此隔离，习惯了这种身份不平等，不仅不敢奢想坐在一起喝咖啡，即使有不满，连抱怨都不敢抱怨。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实。

老辈人的这些叙述，让我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多了一层理解。无论如何，社会其实是在不断进步中的。虽然户籍制度仍未松动，可随着社会的开放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底层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和机会变多了。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问题未必比以前更加严重，只是在经受过权利的启蒙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大众，对平等有了更多的期待。媒体监督的增多，使诸多不平等能曝光出来，言论的有限开放也使公众能将不满表达出来，视野的开放让公众对平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即使对社会中很细微的不平等，公众都变得无法容忍。

在一个不平等已经固化的封闭社会，再强烈的不平等，人们也不会感受到，或者即使感受到了也不会看作多大的问题。而在一个不平等已在逐渐改变的开放社会中，再细微的不平等，也能激起公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两种社会中，人们对不平等的心理承受底线是不一样的。

用这样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其实都能从灰暗中看到进步。矿难似乎越来越多？其实并不是现在矿难比以前多了，而是媒体的开放和对生命的重视，使很小的矿难都会被报道出来。腐败似乎越来越多？其实不是现在的官比以前更贪了，只是以前的贪贿并不容易暴露出来。雷语不断，官员似乎越来越霸道？其实不是官员比以前更嚣张了，而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他们这些雷语想捂都捂不住了……

说这些，并不是想为什么辩护，更不是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而是在陈述一个容易被漠视的事实：这个社会确实在进步，只不过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快。改革的步伐赶不上人们的期待，这正是这个社会的民怨和不稳定之源。

改革要往前走，而不能向后看。我确证这种进步，并不是想为当政者提供一些可以沾沾自喜的资本。其实最危险的社会并不是没有进步的社会，而是，虽有小进步，而那种小进步远远满足不了公众的期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讲过这个道理：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如果改革的步伐跟不上民众的这种愿意和期待，不稳定就难以避免。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

这就是我对“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个话题的忧思。虽然过去“曾经奋斗一生也不能奢望坐一起喝咖啡”，但既然渐进的改革让民众对平等有了强烈的期待，治道变革之法，除了加快改革步伐满足民众的期待，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