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副市长陈鹏飞女儿:中国西部的农民为什么还那么穷? - 有料天天报 - 凤凰论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10:38:02
中国西部的农民为什么还那么穷?
王式刚
据北京权威媒体报道,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人民币达8万亿元以上,世界媒体热炒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大众朴素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经济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强烈信号和利好消息,但我个人却有一种怀疑和怎么也乐不起来郁闷感。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储备了庞大的国库资金,在世界上令人刮目相看,这个事实不容质疑。一亿农民工涌入城市,从事最繁重、最污染、最底层的社会劳动,拿到的收入却是仅仅能糊口的钱!这无疑是政府从农民身上的掠夺来保证财政收入的制高点。十几年间,随着全国几万家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下岗、强制退休、买断工龄、一刀切等等,原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产业工人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亿万农民工跌入了这个巨大的、看不见底的巨大深渊。这种背离人道主义的改革,把应由政府承担的国有企业工人享受的医疗、劳动保护、污染保健、生活福利取消的一干二净,政府把应尽的人道主义责任统统推向社会。让几千万农民工支撑着中国产业经济的命脉,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是以收入不公为代价的。特别是国家财政的高速增长至今没有让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见到实惠,国家给农村的社会公共支出、教育支出、农民医疗保障支出少的可怜。而一辈子脚踩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过年有10斤猪肉就已经很幸福了。
社会财富如何在国民之间公正分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早就在各自的领域痛心疾首的呼吁:中国富得流油,但“国富民穷、”“阳光财政、”“三公消费、”“农村教育、”“企业税赋、”“卖地财政、”“官员腐败”等等都早已成为民众担心的话题。财政高收入,高增长只不过说明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性、掠夺性。财政对于农村的支付多半操控方式为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这样不仅使资金在运作过程中人为的增加了成本和繁杂的支付体系,更为操作这些运转的大小官员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及条件,这种大量的财政损耗,还名正言顺地让“三公消费”挥霍着大量的国家财政。

去年冬天,笔者在青海海东地区的几个县呆了两个月,工作之余顺便关注了一些乡、镇、村农民的农作物收成、全年收入和可分配消费的情况。在互助县的一个集镇上,我问一位农民:“你家里今年收入有多少钱?”老农答:“杂七杂八算下来,也就不到一万块钱吧。”我又问:“这是纯收入吗?”老农民说:“那里有啊,把信用社的贷款还掉,除去化肥、种子、农药,浇灌地的水钱、电钱,也就剩了个3000多块钱。儿子在西安打工,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省吃俭用一年能存个一万块钱,可儿子还没有娶媳妇,家里再困难,也不能化儿子挣的血汗钱哪!”听完这些,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可还不甘心的继续问:“你们家在村里算穷的?还是富的?”老农回答:“我家算中等的吧,村上有两家,家里有人得大病的,穷的连饭也吃不上,躺在炕上等死。头十来年,村上有几家胆子大的去西藏贩羊皮、虫草,人家富了,早就不种地了。我们在山区,种地的不行,没钱花。但这几年没有拉拉车了(毛驴车),好的买上个农用车,穷的家里也能买辆“三马子,”到年上(春节)全家有个2000块钱就攒劲的很了”听完这些话,我再也不能发问、刺痛老农了。农民劳作一年,全家净收入3000来元,平均每天生活费用几块钱,怎么活啊!我详细数了一下老农购买的年货,偌大的“三马子”车厢里,10斤猪肉,红萝卜、白萝卜、一捆芹菜,一捆粉条。几挂鞭炮,两个红灯笼,几样调料,这是他一家兔年的全部年货。
分析西部的农民为什么这样穷,我想无外是两个原因,一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贫困面太大。二是西部地区的地、县以下大小官员在任期内很少有想尽办法真正关心农民,脚踏实地的拿出好政策让农民尽快脱贫的好领导、好干部。再穷的县,每天入夜,小县城里,灯红酒绿,县上“四大家”的,公、检、法的、财政发改委的、国土交通的、电力水利的、工商税务的、农、林、牧、渔的、科、教、文、卫的、银行的、证券的、林林总总,至少能摆100桌。吃完了还不算,100桌的大小官员至少一半还必须有唱歌的、跳舞的、打牌的、有赢的、有输的。有桑拿的、有洗脚的、有找小姐按摩的、有找丫头搓背的。有的县,全年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财政支出却能超出一亿元,农民能不穷嘛!而奇怪的是,越是贫困的地方,领导干部却富的流油。一个副县长以上的领导,或一个副市长、副专员、副州长以上的领导,过一个春节,少则收几万,多则收几十万的“年钱”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西部农民的穷,不是穷在自然条件上,而是穷在了人祸上,穷在了制度上。
再说中央财政,中央政府掌控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就会越多。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贫富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社会秩序、民众激愤处在一触即发之中。中国什么时候不要“国强民富,”而是要颠倒过来,要“民富”才能“国强,”才能有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农民也才能真正的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国库库银的暴涨,是以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低下为支撑点的,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普通老百姓的富裕为基础的,两者永远不再一个起跑线上,那我们的国家有多少歼—20?有多少高铁?有几艘期待中的航母?都不能说服民心。民众对政府的“不差钱”表现的是愤怒、漠然处之和内心的抵触情绪。国库银子的暴涨,是导致劳动者收入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需要最高决策者重新考量财政的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质疑。中央政府只有让更多的低收入者享受8万亿财政收入的成果,让更多的国家财富用在民生、特别是农民生产的各种农业补助,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福利补助,才能体现公平与正义,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如果像现在的部分地、县政府一直违背民意而所驰,只管自己的官越升越高,越升越快,他们盼望这样的政府衰亡的越快越好,民众对政府的离心离德,只会加速社会的崩溃。
今年春节,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广西贫困地区的小学没有字典的新闻。网民们称之为“字典门,”于是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小学生自发的组织起来为广西贫困小学生购买、邮寄字典。国家教育部也下文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解决小学生的字典问题,这是央视记者依靠国家媒体资源办了一件大好事。可社会学家批评这是一件大丑事,如果每人有机会都能到广西、贵州、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贫困地区的市府、州府、区府看看,满街的进口越野车,随便拉一辆出来就能值个1、2吨字典。学者们的批评不无道理,中国的公务消费一年一万亿,就是贫困省、区一年也得上百亿。网民们炮轰广西的主要领导下课,或者自费买上100吨字典发给全广西的小学生,以谢罪于国人,广西的领导脸皮太厚,不嫌丢人!
再说说贵州,贵州除了有茅台酒、黄果树、织金洞、百里杜鹃,剩下的就是穷山恶水了。在贵州,土比水贵。几年前,我们到贵州开会,除了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剩下的就是游山玩水了,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在黔南州的一个国扶贫困县,副县长的座驾是价值 40 多万的“三菱霸道,”车子的后背箱里装了好几箱茅台酒,三天下来,几箱茅台酒被一行会议代表喝得干干净净。我注意到,不少农民的房子是木板、茅草做的,没有电,比甘肃贫困地区的农民还穷。
怎样让西部的农民尽快脱贫?怎样让8万亿的财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西部大开发10年过去了,西部的交通、能源、省会城市的住房都翻了几番,惟独农民享受的社会财富却少之又少。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老百姓即希望于党中央、国务院拿出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让西部的农民尽快富起来的规划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