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菁演员: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 人生 - 今日文摘 - 宣讲讲稿 - 宣讲家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