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盛投资:旁听在名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23:24:55
旁聽在名校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門,坐進課堂,即九九歸一,皆為學子。如今,中國但凡有點兒名氣的大學,處處可見旁聽生的身影。北京大學等名校周邊,遊學一族更已成為一個顯眼的龐大群落。

  他們稱自己為「邊緣人」,因為常常會有身份的尷尬。他們多不繳費,當然也就沒有學籍、文憑和獎學金;他們來去自由,卻不能名正言順地走進圖書館和食堂。絕大多數的遊學族,日子過得頗為清貧,不過,在慨嘆「長安居,大不易」的同時,他們多以「精神貴族」自居,執著於這種在旁人看來頗為特殊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旁聽生帶著功利目的,象牙塔中同樣滾滾紅塵。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試落幕之時,正是一批旁聽生結束遊學生涯之日。他們走進課堂只是為了免費複習迎考。收費動輒數十萬元的MBA班上,還出現了開著 奧迪來聽課的老闆級旁聽生,「蹭課族」多是「意在沛公」,有心搭人脈、拉客戶、釣金龜……

  有人說名校旁聽是「國際慣例」,也有人說「有教無類」是中國傳統。明碼標價的中國高等教育,還在提供這樣的免費午餐,總還是讓人感到脈脈溫情。酸遊學族

  這些遊學者沒有學籍,不斷地更換住所,不斷地為經濟來源發愁。但艱辛和茫然並沒有使他們退卻。

   2007年的新年鐘聲響過,考研越來越近。王小兵不敢給自己放假,元旦那天,他依然背著黑色電腦包走進北京大學東南角的第三教學樓,繼續緊張地複習。

  這是王小兵第二次考研,報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去年他在包頭報考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分數相差8分,被調劑到西北師大,他放棄了這個機會。2006年3月的一天,王小兵在網上偶然走進「北大邊緣人」部落,看到很多北大遊學生的故事,這些人的北大經歷深深吸引了王小兵。

  其中,已在北大旁聽了11年的老遊學生柳哲讓王小兵非常佩服。柳哲的手機號碼在網上公佈,王小兵馬上就跟他聯繫上了。幾次短信來去後,王小兵動了北大遊學的念頭。他專程坐火車從包頭趕到北京拜訪柳哲,進行了一番「可行性研究」,這個23歲的男孩做出了決定。

  生存

  北京歸來,王小兵向女朋友說了去北大遊學的決定,接著辭去工作,打點行裝,一切都乾脆利落。

  在包頭,王小兵是一所民辦大學的中文老師,月薪1500元,學校還給他分了房子。女朋友在 醫院工作,月薪1200元,日子安穩舒適。女友沒有阻攔他,只是甩了一句話:「考上了咱倆繼續好,考不上咱們就分。」

  3月,王小兵成為北大的旁聽生。這群人中考研群體規模最大,為了考上研究生,他們從全國各地湧向北大旁聽。

  得到柳哲的諸多指點,王小兵少走了許多彎路。譬如租房,柳哲就教他到北大附近的六郎莊找,王小兵順利地租到了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小平房,房租每月300元。這筆支出讓王小兵感到很有壓力,畢竟他已經是一名沒有收入的旁聽生。

  北大遊學生都想去學生食堂吃飯,但是辦飯卡並不容易。校外人員只能辦臨時飯卡,必須加收15%的費用。為了省錢,王小兵只好在出租屋裡做飯。

  沒想到,他很快就幸運地得到了一張飯卡。他去旁聽中文系一位老師的課。老師瞧他陌生,下課後過來問他的情況。得知王小兵是一位考研的旁聽生,就關切地問他在哪裡吃飯,聽說王小兵自己做飯,這位女老師驚呼:「考研複習這麼緊張,哪有時間做飯呀,老師幫你辦一張北大食堂飯卡吧!」王小兵說自己是幸運兒,大多數遊學者一直被飯卡問題困擾。

  6月,女朋友辭去包頭的工作來到北京,照顧王小兵的起居生活。兩個人的存款很快花完了,王小兵感到了生存的壓力。幸好,女朋友的母親開始接濟他們。後來,女友找到了一份電視購物的工作,月薪700元,這是他們在北京的全部花銷,兩個人再省吃儉用,都是入不敷出。最後,他們搬到離北大10多公里的香山腳下,每月240元租了同樣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平房。每天跋涉,只是為了省下60元房租。

  新家安在農民的偏屋裡,小到只能放下2張單人床和一張書桌,鍋碗瓢盆與醬油醋鹽一樣不少地放在書桌的櫃子上。沒有廚房,兩人買了一隻電磁爐,天天坐在床沿吃火鍋。

  「北大邊緣人為生計奔波,京城真是『居不易』。」在北大旁聽了11年,柳哲最能體驗其間酸楚。「我認識的孔君,初中畢業,是來自江西貧困山區的民辦教師,經常在光華管理學院聽課。他非常用功,可生活非常困難,在北大漂了三四年,我能從他的眼神裡讀出『飢餓』兩個字。有段時間他沒地方住,就住在正在拆遷的房子裡,天太冷,就地找點木條燒了取暖。」

  「我曾長期喝北大免費的稀粥充飢,體味了古時士子寄居廟宇的生活。」遊學者王少農在自述中寫道。許多遊學者憑著夢想和熱情來到北大,卻沒有預估生存的艱難。「夢想與現實相差太遠,生存問題很現實,很殘酷。」

  迷戀

  王小兵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胡亂吃些早餐,坐半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到中央民族大學。那邊有一個早年的「北大邊緣人」開的網吧,每天早上7點至9點免費開放。王小兵每天都來這裡免費「衝浪」2小時。

  在遊學生中,這是一個眾人皆知的網吧,很多人都和王小兵一樣,非常珍惜這2個小時的免費上網,很多人是天天必到,像吸毒一樣上癮。他們囊中羞澀,哪裡有免費資源,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王小兵認識的一位旁聽生朋友,天天在北大內外找一些新開張的飯店或咖啡館發放的免費票,一找到就去蹭飯。王小兵說,這位朋友在光華管理學院聽了好多的課,見過很多企業家,想進企業工作,不是人家不要他,就是給他介紹的工作他又瞧不上。

  上網之後,王小兵就折回北大旁聽或自習。他報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要旁聽中文系的課。週一到週五,他自己制定了一張課程表,白天聽曹文軒的小說藝術課,孔慶東的魯迅研究課,以及中文系的各種基礎課,間或聽聽心理系和法學院的課,晚上就聽講座。日復一日,週而復始,王小兵天天到北大,週末沒有課,他就在教室裡自習。

  孔慶東的課很讓王小兵吃驚,每次300人的教室都坐得滿滿的,王小兵估計,四分之三是旁聽生。有的是北大其他院系的學生,有的是清華、人大等其他學校的在校生,有的是韓國企業的韓國職員,還有的就是像王小兵這種在北大遊學的「職業旁聽生」。

  「北大幾乎任何一間課堂都對所有人開放。每個系的課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詢到,而講台上的老師看見陌生面孔,也決不會追問你的身份。只要每天跑跑三角地,講座的信息就能了然於胸。可以聽到校內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講,只要你有自信和才華,還可以與他們對話與駁難。沒有辦到圖書館的借書證,用身份證花2元錢也可以進去。」柳哲說,圖書館、導師和講座是「北大三寶」。

  王小兵從早上9點多進北大校園,到晚上9點多離開,一天都泡在北大。午飯在學生食堂解決,晚飯要等到10點鐘回到住處才吃。「生活很有規律,很充實」,王小兵說,「每天晚上回去,遠遠看見小屋的燈光,會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他用「漫無目的」來概括身邊的一些旁聽生。他說,這些人往往把北大視為一次華麗轉身的平台,他們一般都是高中學歷,胸懷偉大夢想,一個個心高氣傲,捨我其誰。這些人在北大聽課奔著名師和講座,沒有一個系統的計劃。

  「在我組織的北大邊緣人聚會上,為了夢想而來的低學歷旁聽生佔了多數。」 柳哲說。

  「很多人高高興興地來,結果帶著遺憾離去。」王小兵說,這種沒有學業生涯規劃的遊學方式,常常連基本的謀生技能都學不到,這是一個可怕的自我邊緣化的過程。

  留在北大做生意的北大訪問學者龍定海10多年前就注意這群遊學生了,他發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農村貧困學生,帶著對北大的熱愛而來,有的一面旁聽一面參加自考,也有的對文憑不屑一顧,僅僅是來旁聽。雖然其中有人拿到大學文憑,也有的考取了北大研究生甚至出國 留學,但成功者寥寥無幾。

  這些遊學者沒有學籍,不斷地更換住所,不斷地為經濟來源發愁。但艱辛和茫然並沒有使他們退卻。「幾乎所有的北大邊緣人都具有這樣的相同經歷,來到北大,就捨不得離開了。」柳哲說。

  龍定海對這群被稱為「北大邊緣人」的遊學者潑冷水:「一群連吃飯都成問題的人能實現什麼理想?」

  成長

  「北大邊緣人,一個成分駁雜、來去無律的群體,它不斷流動又將永遠存在。在這裡,有夢想閃爍的光芒,有蛹蛻變成蝶的艱辛,還將會看到蝴蝶展翅翩翩飛舞的美麗。」很多北大遊學者都跟柳哲一樣,做著這個毛蟲變蝴蝶的夢。

  丁霏,一位文學青年,夢想從北大這塊人文聖地起飛,成為一名作家。他1996年來北大遊學,至今已經11年了。當時在湖南念高三的丁霏小有名氣,曾在不少徵文比賽中獲獎,還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恰逢清華大學開始重視文科建設,到他們學校招保送生,丁霏於是隨清華大學的招生老師北上參加面試。

  不料,16歲的他夢斷清華園,在爭奪保送生名額中,他輸給了一位理科生。就在清華園的招待所裡,丁霏無意中在報上看到北大東方學系招韓國語班,就到北大諮詢,希望以此為據點,留在北大繼續自己的文學創作。那時他正在構思一部100萬字的小說創作。

  「當時不知道天高地厚,覺得文學創作嘛,不在乎大學文憑。」當他從北京趕回老家,高考即將來臨,丁霏根本無心複習,結果考得一塌糊塗,連升學機會也沒有。他說服父母,到北大遊學,搞文學創作,錢理群、陳平原、曹文軒……北大中文系名師們的課他一堂不漏。初到北大,丁霏把自己旁聽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天天很忙,課很多,都忙不過來。」

  丁霏和另一位遊學生一起在北大西門附近的一間平房裡租了一張床,每月各付90元,「只要有個地方睡就行」。課餘時間,丁霏就到北大周邊的三個著名的書店看書,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園、北大南牆的風入松書店、海淀圖書城的國林風成了丁霏遊學生涯中的「精神家園」。由於北大圖書館不能進,丁霏只好到這3個書店看書,「看了好多書,一本一本看完」。

  馬不停蹄地聽課,瘋狂地看書,3年的時間就這麼悄然滑過。1999年,丁霏發現自己依然一無所有,沒有北大學籍、未曾佩戴過北大的校徽,也沒得到北大的任何憑證,在北大辦飯卡受「歧視」,進北大圖書館被拒……一次次碰壁,終於讓丁霏驚醒。

  丁霏說,初到北大時,覺得自己是一個即將冉冉升起的新星,甚至有點瞧不起北大的學生。遊學中,丁霏發現了很多與他類似的人,「這批人求學上進,考不上大學,但在某一方面略有才華。」這是一群生活孤僻,獨來獨往的遊學生,「他們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比別人好,不願意跟別人來往,生活比較封閉,圈子比較小」。

  19歲的丁霏醒悟了。他重新規劃未來。那一年,丁霏報名參加了北京理工大學辦的一個成考培訓班,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預科班,又成功轉到了清華大學英語系成教班,一直到2002年畢業。

  到了清華,丁霏才發現北大對旁聽生的包容是多麼難得。「在清華,如果有陌生人走進教室,大家都會抬頭看他,像進來一個外星人似的。可是北大沒有這種現象,北大的教室旁聽生來去自如。」

  2002年畢業後,丁霏先後在全國婦聯和外企工作,最近在中關村一家高科技企業任職員,是全公司「業績最好的一位員工」。丁霏很清楚,如果沒有一張成教畢業證,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先生存,再理想,這是丁霏悟出來的道理。如今,丁霏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考取北大研究生。

  考取北大研究生,這是毛蟲變蝴蝶——從「北大邊緣人」變成北大人的唯一路徑。這也正是王小兵正在走的路。

  最讓他欣慰的是,最近女友給他減壓了,寬慰他說:「輕鬆上陣,考上最好,考不上也沒關係,我們一起在北京做點小生意,生活下去沒有問題。」-柳哲:我是誰?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麼。『北大邊緣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劃人』,還是『浙江蘭溪的青年農民』?」

  撰稿/張 靜(記者) 陳統奎(記者)

  北大東門外吉永莊一間30平方米的平房,住著柳哲一家。這位浙東金華的農民,10年前的夢想是從政。他高考落榜後在浙江省浦江縣圖書館工作,26歲時仍是一名臨時工。

  啟程

  「與北京大學結緣實在很偶然。在浦江縣委宣傳部的支持下,1994年9月,我開始籌備『曹聚仁資料館』。」

  柳哲的房間裡擺著一尊曹聚仁的銅像,他這位老鄉是名作家、名記者和名學者,又曾是大陸和台灣的「國共密使」。柳哲說:「在我心目中有兩位導師,一是元代文學家、我的祖先柳貫,第二個就是曹聚仁。」

  1995年5月17日,浦江縣編制委員會正式批準成立了曹聚仁資料館。因為沒有多少學術研究資源,為了擴大影響,在海內外爭取更多支持,柳哲以「曹聚仁資料館」的名義向全國的研究機構、學術機構發函。「我給慕名已久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也寄去了徵集資料函。那時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誰,只好寫『中文系負責同志收』。」

  沒想到該系的辦公室主任張興根很快回了信,不久又約請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錢理群寄來了研究文章:《曹聚仁與周作人》。一來二往熟悉之後,柳哲便與張先生談起了自己的人生困惑。

  「我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臨時工工資只有140元,沒有大學文憑轉不了正,還遭受排擠和冷落,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張興根在回信中說,你有機會來北大中文系進修一下就好了。」

  柳哲怦然心動:「我當時還沒來過北京,根本不知道什麼叫進修,就想到北京去弄個大學文憑。能去北大讀書還不好?根本不知道在北京生活那麼難。」

  1995年年底柳哲辭去了曹聚仁資料館的工作,帶走了整個家族所有的積蓄3000元。「當時我並無積蓄,父母好多年存了2000多元錢準備給我娶媳婦,我又向親友借了1000多元。我對父母說,這個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讓我去闖一次吧。」

  夢想

  柳哲至今清晰地記得那個時間:1996年3月14日凌晨3點。

  經過30多個小時的顛簸,柳哲帶著有關柳貫和曹聚仁的圖書資料、生活用品,總共兩三百斤的行李,出現在北京車站。

  「7點多鐘,我在北大中文系辦公室打電話給張興根。他很快過來了,非常熱情地用自行車將我的行李運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當時一個床位一個月120元,我交了4個月的住宿費。」

  下午張先生又陪柳哲去教務處辦理進修手續,聽到一年的學費要3000元,他愣了:「我那點錢辦完正式進修手續就沒錢住宿了。」

  又一個偶然改變了他的人生。「有位老師好心地跟我建議:一般來進修的都是為了拿一個結業證書回去評職稱。如果你只是為了求學,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聽,那就一分錢不用交了。」

  張先生建議柳哲辦個旁聽證,這樣在北大學習和生活會方便一些。他就選擇了一門旁聽費最低,而自己又比較感興趣的「唐宋散文研究」,導師為葛曉音教授。「交了80元錢,在北大成教學院領到了一個單科進修旁聽證,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一次交費聽課。」

  他第一學期一心一意地讀書、聽講座,半年後就支撐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當時我有一個老鄉是原北大歷史系的樓開照教授,在他的推薦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編輯室(今文史哲編輯部)做臨時工,校對全宋詞。這正好合了我的口味,我在那裡幹了一年半,對我的文字功底和寫作都有很大的幫助。」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夠柳哲一個人的生活開支。

  「我在北大半工半讀了兩年,雖然工作也比較順心,但我總是想我來北京不是只為了賺個錢吃飯。當時曹聚仁先生的研究國內比較沉寂,北大對於曹聚仁的研究也缺乏重視,我實在為我們家鄉的文學前輩抱不平,總想做點事。」

  1998年3月,柳哲開始在北京籌辦「中國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把掙來的數千元全部用來做籌備經費。因為出版社每天繁重的工作太牽扯精力,他一狠心辭了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我在蒐集曹聚仁資料的過程當中,認識了很多曹聚仁生前交往過的老師、他們的學生、研究專家,跟他們有了一個相互交流的機會。這可能對我來說是最大的財富。」

  柳哲原本的設想很大,他要籌劃一個「中國曹聚仁研究會」,後來得知一個國家級研究會必須掛靠部級單位,他也沒錢去國家工商總局註冊。為了變通,決定先搞一個「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如果成立了研究中心,就可以有一個辦公的地方,招一些人,反正這個夢當時是做了。」 但是這個研究中心始終沒能獲得法律上的認可,「跟我當時的能力也有關係,知識面、社會經驗、運作能力還不具備」。

  身份

  2001年是柳哲人生中第三個重要的轉折點。「我開始從曹聚仁轉向『北大邊緣人』策劃。」「我突然覺醒了:一個人一定要有實力、有成就,才會得到尊重。」他想,或許可以把自己在北大的經歷寫一本書。「五六年吃喝拉撒、讀書戀愛都在北大,精神上、生活上都融入了北大,但我是北大人嗎?不是。在出版社的工作也是臨時工。當我苦苦思索並漫步到三角地的時候,突然閃現了『北大邊緣人』這5個字。我覺得這是對我很好的界定,我就是北大邊緣人。」

  那是個「寒冷」的季節。「用錢捉襟見肘,甚至靠借貸度日,一度負債1萬多元。柳哲搬進了「靜心齋」。那是校園裡一個廢棄不用的小房子,大約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暖氣不通電,當然也沒人收房租。後來他被校方發現勒令離開,開始了頻繁搬家。

  「有時候身無分文,吃飯只能去小店或攤位上賒賬,打電話也要去電話亭賒賬,所以學習之餘就是找錢。第一次打工是幫某公司抄信封,兩天掙了120元,樂了好一陣子。有一年夏天,通過與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時整理磚頭一塊能掙3毛錢,就高興地去幹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有時窘迫到一個饅頭就白開水就算吃飯的程度。」

  2001年8月8日柳哲與女友雨心結婚,那個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轉向做生意。「我開始學著搞些策劃,還在一位華僑的境外公司兼職,慢慢把借教授們的錢還清了。」

  經過10年漂泊的柳哲已經不再醉心於學術。「來北大之前,我可能還抱有政治夢想,後來做學者也是我的夢想。但是現實不允許你去實現,所以我要想辦法去找錢,幫別人編修家譜貼補家用。偶爾還是會去北大聽聽講座,但現在最關鍵的還是創業。37歲到40歲這段時間對我非常關鍵。」

  他有時候會困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麼。『北大邊緣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劃人』,還是『浙江蘭溪的青年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