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有多少个桶装水厂: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的齐鲁文化就植根在这块土地上。在齐鲁文化的哺育下，这里产生了孔子、孟子、墨子、邹衍、庄子等著名思想家；孙武、孙膑、吴起、戚继光等著名军事家；齐桓公、管仲、诸葛亮、房玄龄等著名政治家；扁鹊、燕肃、王桢等杰出科学家；王羲之、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等杰出文学艺术家。他们的辉煌成就已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山东作为孔子的故里和儒学的发源地，历史上就有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尤其是汉代儒学成为统治阶级主流思想以后，以儒学起家并且延续长盛不衰的大家族就层出不穷。如秦汉时期的济南伏氏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隋唐时期的临淄房氏、段氏，宋元时期的东平严氏、巨野晁氏等都是闻名于世的大家族。他们不仅在当时国内政治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传播者，在齐鲁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是山东历史上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发展兴旺的一个重要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三代以上科举入仕的大家族有二百余家，其中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颇有影响的大家族也有数十家。人们将其称为“仕宦家族”或“科宦家族”。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以科举起家、入仕为宦，并且持续数代长盛不衰。这些家族，作为明清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与其它地区的仕宦家族一样，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对于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中的若干层面，都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明清时期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深化明清史研究和山东地方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科举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何以蓬勃发展，有以下原因：

明朝建立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朝统治阶层励精图治、鼓励垦荒、招徕流民、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医愈了元末战乱所造成的严重创伤。在明初三十多年间，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对外战争，再加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得力，从而使得经济获得较快发展。至宣德年间，国家已日渐富裕，出现了“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的良好局面。这样也为政治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初发展经济的举措中，大批的移民对地方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助长了仕宦家族的成长。明初，由于北方战乱不休，大量土地抛荒，人口减少，中原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明初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措施，大批来自四川、山西、河北、江南甚至湖北、湖南等地区的人口进入山东；明初还实行“迁移富民”政策，将各地豪强大族进行迁徙。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一方面解决了因战乱而造成地多人少之处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劳动力问题，同时又削弱了一些地方豪强势力，使之离开故乡从而难以对中央政权形成离心势力。这些移民到了山东以后，很快融入山东社会，将自身受到原地域文化熏陶所形成的长处也带到了山东，与齐鲁文化长处相结合，对他们的发展和成长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纵观明清时期山东一些知名的仕宦家族，多为明初从各地移民而来。如日照丁氏来自山西，大店庄氏来自江苏，无棣吴氏来自河北。从这些家族后来的发展轨迹看，正是得益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优势融合与互补，才出现了强劲的发展态势。

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和家族文化发展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科举制度的盛行。明朝建立后，重视教育，府州县学十分完善，史谓“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2]。在重视教育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科举制度。明朝规定：士子必须取得州县学生员资格，才能参加考试，将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明朝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次，以为定制。从明中期以后，官员选拔多由进士出身，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选拔更是非进士莫属。当时有“非进士莫入翰林，非翰林莫入内阁”之说，士人们要想进入统治阶级高层，就必须要走科举这条路，因此科举成为士人入仕的正途。清朝建立后，在科举方面仍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并且录取名额较明朝增多，同时在选官制度上更偏重于科举。这种形势也决定了当时的年轻人要想取得功名，要想干一番事业，必须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于是读书科举入仕成为士人人生的一个阶梯，也成为家庭中对子女培养教育的统一模式，从而也就促进了明清时期科举仕宦家族的增多。这些以科举入仕的仕宦家族有别于历史上门第家族与王公贵族，他们长期以来重视家族文化传承与对后代的教育，恪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和为人、处世、治国之道，这种家风家学不断形成和日积月累，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人自古以来重视教育，求学之风甚为浓厚，尤为适应这种应试教育制度。因此以科举成名而带动整个家族繁荣者，各地比比皆是。

二

明清时期的山东仕宦家族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一）地域分布广，时间延续长。明清时期由于运河的重新开通，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山东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运河沿岸的兖州、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由于属于交通要道，再加上漕运频繁，南来北往的官员、商人、文人乃至外国使团、商人、传教士等多由此而过。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以及外来文化的输入，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再加上儒学也发源于该地区，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传承成为该地区民间沿袭千年的传统，因此，鲁中与运河沿岸地区可以说是山东仕宦家族数量最多，也是家族文化延绵最长，保存最完善的地区。

鲁东和鲁西南地区仕宦家族数量不如鲁中及运河流域多，但也有其鲜明特色，明初西部仕宦家族出现较多，明中后期及清代则是以武举为多。鲁东地区的仕宦家族则多出现在明后期及清代。这也反映出这两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鲁东地区自明中后期以后发展较快，仕宦大家族也显著增多，而鲁西南地区经济欠发达，民间习武者众多，武举人、武进士则不断出现。

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持续时间长也是一个显著特征。有许多家族自明初至清末延续长达四五百年之久，并且名人辈出，进士及第者众多，文化保存也十分丰厚。仅举几例为证：

临朐冯氏家族，连续六代出了9位进士，以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祖孙进士等科举佳话誉满士林，担任三品以上官员者4人，共有8人在正史上有传，在诗文上也享有盛名。

诸城刘氏家族清代连续五代除了10位进士，一二品大员4人，6人正史有传，盛极一时。

日照丁氏家族，自明末至光绪年间，连续六代中进士，20余人中举，族人中官员、诗人、文学家、科学家代不乏人，直到近现代仍有影响。

无棣吴氏家族，清代200年间，连续几代人中进士，5人担任封疆大吏，代代官员有诗文集问世，成为鼎盛的文化大族。

滨州杜氏家族，连续八代人考中进士，也出现了父子进士、叔侄进士，门庭之盛长达200余年。

福山王氏家族，清代竟出现了27位进士，37位举人，为官者100余人，出现了父子三人并为翰林，同朝为官的佳话，家族长盛达300年之久。

曲阜孔氏家族、邹城孟氏家族由于披着圣人的外衣，更是历代长盛不衰。

（二）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对于当时的中央政治影响较大。由于这些仕宦家族延续数代科举入仕为官，有的甚至祖孙几代为一二品高官，或者父子、兄弟同朝为官，官至大学士、尚书、侍郎或地方督抚大员，许多人进入中央决策层，如王士祯、刘统勋、刘墉、冯琦、冯溥、杜受田等人，他们在朝中备受皇帝信任，一时间都曾曽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当时朝廷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官员的升降任用，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也利用所掌握的主持会试大权提拔了一批年轻的人才，还利用外出担任督抚或监察大权，惩治了一批不称职的官吏，平反了一些冤狱，对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些仕宦家族还利用与其它家族联姻、师生、同门等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在相当程度左右着朝政的发展方向。明清时期内阁纷争，不同派别之间为争夺权力之争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域在朝中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仕宦家族之间的利益之争。

（三）山东仕宦家族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等方面影响巨大。

明清时期的山东仕宦家族，由于自身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及大家族之间在朝廷中和地方上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在地方上，尤其在其故乡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仕宦家族的杰出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和推动者。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熟知儒学经典，重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收藏、修复和传播。这一时期许多有影响的仕宦家族由于完成了众多颇有建树的诗文、学术成果或收藏了大批文献典籍而被称之为齐鲁文献望族或文献世家，如曲阜孔氏家族、临朐冯氏家族、高密单氏家族、临邑邢氏家族等。许多仕宦家族的成员无论是在为官任上，还是隐居乡里，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在为官任上，所到之处，他们通过游历、考察，将自己为官经历、各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人物和事件用笔记、文集、诗歌等形式反映出来，并加以保存；归隐乡野，他们积极协助地方官编写地方志，修缮族谱、家谱，撰写碑记，写读书札记等工作，从事文化建设。这些文化建树，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价值。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以科举起家，对后代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以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及其后代。他们不仅让子女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重视家学，包括前辈对后辈的言传身教，并立下各种家规、家训来教育、鞭策晚辈，通过教育来保证家族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山东仕宦家族还是地方公益事业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在其故乡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极大影响力。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虽然为官四方，但大都心系故里，热心乡梓公益事业，以此提高自己及其家族的声誉。如每到大灾之年，他们多能广散家财，协助地方官救灾，赈济灾民；每当战乱之际，他们能团聚乡邻，武装自保，以维护家族和四邻财产免受外来侵犯。他们也能在朝廷建言维护家乡利益，组织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兴办学校及慈善机构等一些公益事业来赢得地方民心，为家族在地方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保障。

（四）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区尤其是南方仕宦家族相比较，有许多共性，但也有差异性。山东仕宦家族大多以农耕起家，多数经历了由一般农民致富而成为地主，其成员再经过科举获取功名，从而成就家族的显赫地位。因此，尤其重视对家族子女的培养教育，重视科举、重视功名而成为这些家族最重要的选择。尽管有极少数仕宦家族从事商业活动，以经商起家并形成众多商号（如黄县丁氏），但受地方传统习俗影响，他们同样十分重视将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经商理念。在经商致富同时，不忘政治功名进取。与此相比较，明清时期南方一些仕宦大族许多以经商致富，他们追求扩大财富的欲望更为强烈，这类大家族在经济上十分富有，在政治上缺少强烈的进取心。他们也希望利用政治上的权利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对科举和仕途的依赖和重视程度要远逊于包括山东仕宦大族在内的北方仕宦家族。

在对族权的维护上，山东仕宦家族与南方一些地区仕宦家族相比较也有其不同之处。山东仕宦家族自起家并经过数代人的创业，已形成庞大的家族，并且通过与其他仕宦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在地方上已形成极大的势力。但与南方一些仕宦大家族相比较，山东仕宦家族族权意识相对薄弱，虽然家族有祠堂、族田、族产，族长也有较高的威望，但多没有严格的族规、族法，没有严格的家族管理模式，族长也缺少一言九鼎的权利。与南方大家族相比较，山东仕宦家族数代相聚而居的较少，家族规模一旦达到了一定程度，其成员就分开居住和分支发展，家族成员在族中的威望主要看其本人的地位和贡献，包括官职的大小、对家乡建设的贡献及对家族事业发展的贡献，他们在家族中也没有绝对的权力。这与南方某些仕宦大家族有着严密的家规家法、族长权力至高无上甚至掌握着族中成员生死予夺大权是不相同的。

三

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世代传承并遗留至今的家族文化，包括家学、家规、家训、家风等，蕴含了许多丰富且有哲理性的内容，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齐鲁文化中十分厚重和精彩的部分，也是值得我们发掘、借鉴和发扬光大的。主要有：

（一）为人宽厚，讲义气，重诚信；为官清正廉洁，忠君爱国，体恤百姓，敢于直言。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中的一批代表人物既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化中为人、为官、处事原则，又将山东人性格中的一些长处展现出来，并将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

诸城刘氏家族可以说是为官清廉有代表性的家族，该家族在清代有十余人被载入《清史·循吏传》。刘氏家族先人刘必显对后代提出为官准则是“清廉爱民，待人以宽，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其家族中后人无不遵循此家规行事，因而政绩显赫，好评如潮。尤其是刘统勋、刘墉父子更是青史留名。刘统勋先后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成为乾隆皇帝十分倚重的股肱大臣，被乾隆帝称之为“真宰相”，尽管位高权重，但一直保持清廉本色，他从不接受下级贿赂，与宦官保持一定距离，对于贪赃枉法的高官敢于严查，毫不手软，即使对于像西安将军、江西巡抚等贪赃枉法的满族高官也毫不手软，将其绳之以法。乾隆帝曾亲赐一座宅第，他却不做装修，“室无长物，内外萧条枯槁，寒气袭人”。“其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区，服官五十余年不增尺寸”[3]

其清廉可见一斑。刘统勋之子刘墉也是以为官正直清廉而著称，为官多年，处事“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因而仕途多有起伏，但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性格从没改变，以致成为后来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人物。另外如本书中所提到的临朐冯氏家族代表人物冯惟讷、冯子履、冯琦等；无棣吴氏家族代表人物吴绍诗、吴垣、吴坛等；日照丁氏家族代表人物丁允元、丁守存等，以及其它家族的代表人物，都表现出了山东人为人正直豪爽，宽厚讲义气；为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品格。在仕途任上，无论是在施政安民、发展生产、救济灾民、审理案件、维护地方治安、推荐人才、兴办文教等诸多方面，都能做到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显赫。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重大问题上能坚持原则，不畏权势，不媚显贵，敢于直言，敢讲真话，不计个人得失。如明朝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横行，冯琦不畏宦官专权，屡次上疏严求皇帝罢矿监税使，虽然未能成功，但其勇气得到朝野一片赞誉之声。清初，朝廷为防止郑成功等沿海反清势力卷土重来，严厉海禁，造成沿海居民生活极大不便。丁泰不计个人安危，上《开海禁疏》，力陈海禁给沿海商民造成的种种困难，强烈要求朝廷开海禁，并最终打动了康熙皇帝，下令允许山东沿海开禁通商。吴自肃在地方官任上，冒着被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两次救下被诬良为盗的大批无辜群众；在户部任上，也是不惧威吓，严惩贪官。连康熙帝也称赞他“山东人真好汉”。类似的事情在许多仕宦家族代表人物身上也多有表现。这些通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层，大多做到了“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给后人留下了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

（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人诚信、礼让为先，家庭成员之间密切协作，团结互助。这是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十分明显的特征。

从已发掘的文献和碑文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山东仕宦家族十分强调忠孝、和睦和礼让。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仕宦大家族维系内部稳定的重要基础。

如临朐冯氏家族代表人物冯惟讷“历官所至，皆奉太夫人（继母）以行，即倥偬夜归，必徐候户外，问寝食然后退。”[4]其两位兄长去世后，他又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抚养其侄子，“教之成立，不坠家声”。其后人冯琦也是“抚弟珂如少子，教之如严师，惟恐纵其欲，又虑不达其才”。他还主动地将朝廷荫其子为官的名额让给其弟。

日照丁氏家族的丁允元考中进士后，可谓仕途无量，但因母亲年老多病，他主动辞官回家照顾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后，才重入仕途。丁允元为官时，其弟允登家庭贫困，允元就把家中数亩田地送给允登耕种，并尽自己全力抚养几个侄子读书成才。丁氏家族族规约定：“族中稍可自给者公举一会，每月量出若干即赈济，其它遇婚丧大事极贫不能举者，酌量助之，庶以继前人之微，以一见睦族之仁。”[5]

无棣吴氏代表人物吴志德父母早逝，他“以兄而父两弟，母两妹，且师之母之饮食教诲，卒以成弟之名”。另一家族成员吴绍诗“至性敦笃居心仁厚，以孝友为政于家，以纯诚受之于国”。[6]族人之间友爱无间。

诸城刘氏家族的刘绪烩因其兄早亡，兄之二子尚在年幼，他毫不犹豫的承担起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责任，他甚至将族中远亲孤寡老人接到家中抚养，深受乡人好评。

父慈子孝、敬老爱幼、家庭和睦，这是山东仕宦家族一个共同特征，也是这些家族赖以发展壮大的基础。有了一个和睦的家庭，才会带动整个家族和睦相处。由于这类大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上和谐安定的良好风气。

（三）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是明清山东仕宦家族的共同家风。

从目前存留的史籍和对山东部分仕宦家族调研中可以发现，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且生动感人。为人豪爽、仗义疏财、乐于助人是千百年来山东人一直保持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也体现在明清山东仕宦家族的一些代表人物身上。这些大家族在当时都拥有众多财富，其成员官至高位，衣食无忧。但他们也大都经历了由自耕农起家的艰辛致富历程，深知家族发展壮大之不易。再加上受到齐鲁文化的长期熏陶，饱读诗书的仕宦大家族代表人物对于历史与社会比一般百姓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满怀忠君报国的同时，也想积极为家乡社会做好事、善事，关心帮助他人。这样才能为自己和整个大家族赢得更大的声望和发展空间。这些知名的家族代表人物不吝惜钱财，热心投入家乡慈善事业并俨然形成一种风气。如无棣吴氏家族早期代表人物吴自肃在山西按察使任上，将全部俸禄捐出建立小学，让贫困子女读书，他的后人吴垣、吴坛兄弟在外为官多年，也屡屡捐出俸禄救济灾民，“虽积逋累累，而轻财好施，廉俸所入，拯济困穷，无少勒惜”[7]。黄县（今龙口市）丁氏家族因经商致富，但念念不忘周济乡里，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每代都做大量积德行善之事，被当地乡民誉为“善人之家”，清朝咸丰年间地方政府赠其“善行成风”匾牌。诸城刘氏家族凡遇当地天灾，均及时开仓救济穷人，还捐出部分土地，建平籴仓，专门救济无以为生的百姓。大店庄氏家族也多次救济灾民，每当灾年，还主动将粮食送到官府协助地方官救灾，并提供钱粮，招募役夫用以修路、水利建设等，对于贫困乡民，施以粮食、医药援助而不计报酬，对于邻里无法偿还的债务也一笔勾消。民国初年，大店庄氏荣获总统徐世昌所赠“乐善好施”之匾。除了上述几个大家族外，其它山东仕宦家族在疏财行善方面也有许多故事，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

（四）与时俱进，顺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这是山东许多仕宦大家族在明清时期长久存在且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剧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迅速，社会各阶层不断分化。然而许多山东仕宦家族并没有受到社会大变动的影响，繁荣沿袭数代，有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直到晚清和民国年间，其势力和影响依然存在。这些家族之所以长盛不衰，是与他们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自明朝建立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一次是从明末到清初，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受到急剧社会变革的冲击，确实有一部分大家族由繁盛走向没落。但也有相当多的大家族经受住了社会动荡和变革的冲击，顺应了历史潮流，保持了与时俱进的步伐，因此其家族也是长盛不衰。在朝代更替之际，这些仕宦大家族虽然长期受到前朝统治者的恩泽，但并非顽固的愚忠于前朝，而是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很快适应了朝代的变化。如临朐冯氏家族，明朝中后期已十分显赫。清军入关后，其家族成员也曾奋起抗清，企图挽救明朝，家族中有一分支因抗清失败后远走朝鲜。但随着清朝在全国统一，冯氏家族逐渐适应了清朝统治，其族人积极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多人取得进士、举人功名，冯溥等入朝为仕，成为二品大员，备受清廷信任，成为清代山东地位显赫的仕宦大族。又如无棣吴氏家族、日照丁氏家族、大店庄氏家族等都是在清朝形成的仕宦大家族。清末至民初，他们大都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从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这些家族子女纷纷进入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通过对近代科技、法律、商业、军事知识的学习，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在政治上积极投身于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及各种政治活动。在经济上，也逐渐摆脱长期以来拥有大量土地、剥削农民的大地主生活，开始把积累的资金大量投资于工商产业中，兴办实业、开矿建厂、扩大商号、开办金融业，宣传实业救国，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做出了贡献。面对封建制度的瓦解，这些大家族成员在思想观念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追求自由、民主，抛弃传统旧观念，追求新知识、新文化，追求个人幸福，参加社会竞争，逐渐融入社会。这也标志着封建制度覆亡之时部分明清山东仕宦家族已经开始了家族的转型。正是这种转型，让一些沿袭长达数百年的仕宦大家族进入民国年间以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在国内政界、军界、工商界和科技界仍维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大家族中的一些杰出代表更是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及其变化，明清时期距我们今天已是越来越远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陈迹。然而，通过对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的研究，除了使我们更好的认识明清时期历史与社会以外，还有更多问题可以引起我们进行更加深入地思考，有许多经验可以值得今天发扬光大。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就包含着众多的积极因素，它们早已超越时代界限而成为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如对国家忠诚、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势、正直敢言、体恤百姓、服务社会；为人正直善良、重义轻利、勤劳节俭、乐善好施、不计得失。对于我们今天工作、学习、处世、待物有着很好的启迪与借鉴作用。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信念，加强个人修养，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明清的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倡导的父慈子孝、和睦邻里、济贫救孤、关心乡梓等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只有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才会有社会和谐。家族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明清时期，家族的发展对于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的安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明清山东仕宦家族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其中许多积极因素，如果在今天最基层的乡村、社区、街道、工厂、学校加以普及和宣传，必将有助于当今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在研究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时，也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看待问题。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毕竟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不可避免的有着那个时代剥削阶级的烙印。如维护封建礼教伦理观、维护封建族权，在经济上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宣传男尊女卑意识、信仰封建迷信思想等，都是需要进行批判和扬弃的。我们研究家族文化，应该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才能真正具有古为今用、服务社会、振兴中华的现实意义。

《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研究》是我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我所带的几位研究生同学参加了课题的撰写，经过课题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本课题顺利完成，并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的部分本科生同学在学习之余，围绕该课题利用假期参加了相关的调研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专刊就是采用了部分同学所撰写的文章，因限于篇幅，还有一些同学的文章无法全文转载，只好放在后面的目录中。在此专刊推出之际，对于同学们积极参与该项活动表示感谢，并希望类似的活动能够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