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卷轴5老聂整合:道德不敌利益??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3:32:56

道德不敌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秘书处、《科技智囊》杂志社"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处"联合课题组

          主      笔：李勇锋 易建湘
　　课题组成员：刘立君 高 颖 张志雄 张 军 高艳春


    一

　　一个幽灵，一个主体表现为道德危机的文化危机的幽灵，正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处游荡并发挥作用。本课题报告所称的文化，是指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的整体思想形态及其指导下产生的人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在内在的深层领域对人的言行发挥着作用。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内在的文化危机从深层触发的。对这一基本结论，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社会各界都已广泛承认。

　　2008年10月23日上午10时，曾连续19年任美联储主席、辅佐过4位美国总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伟人”的艾伦·格林斯潘，来到美国众议院大楼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议事厅，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面对议员作证。在他承认自己在金融监管方面“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后，美国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韦斯曼追问道：“这样说来，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都是不正确的，都运作不灵了？”“是的，可以这么说。”格林斯潘回应道，“你知道，这就是我对这次危机感到震惊并难以置信的原因，因为我运用自由市场理论超过40年，经验告诉我它运行得非常好……而现在我发现了这个理论的一个缺陷，我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影响有多深远。我为发现这个事实感到难过。”为了解释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格林斯潘还把问题归结到人的文化本性上。他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华尔街的品行不端是这场金融动荡产生的原因。”他又把“华尔街的品行不端”进一步归之于“投资者的贪婪”。他的这种提法，被美国主流媒体、官方及社会各界广泛承认和采用。曾经14年从事抵押贷款业的理查德·比特纳曾通过业内人的视角，著书揭露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和真相，他的这本书就命名为《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十分有意思的是，被格林斯潘和美国各界加以批判的“贪婪”，恰恰是华尔街一直高扬的文化理念。在美国电影《华尔街》中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与知识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美国一家大企业的一名首席执行官伊凡·博斯基在加州大学一家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曾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Greed is alright!(贪婪是可以接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商界的经典名言。当格林斯潘以及美国舆论批判“贪婪”是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事实上意味着美国金融界指导性文化理念的根本和全面的颠覆。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已经为美国经典经济学教材和著名经济学人士专门予以指出和论证。由美国人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伯三人所著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据称其学术地位始终处在领先状态，至今已被全美440多所大学和学院采用作教科书，现在已是第六版印行。在此书中，有专门的一节指出，在金融市场中，特别在贷款领域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从而引发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其意思是说，当金融市场的有关链条因不能相互了解、从而相互制约，即出现信息不对称状态时，当事人就可能违背承诺，采取非正当手段追求和获取利益，这就是道德风险导致的逆向选择。该书中有一句名言：“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关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金融市场上特别麻烦。”

　　在上述美国人士的言论中，有一条基本的主线，即承认是文化原因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种文化原因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我们较同意《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所述，即道德风险形成人的逆向选择，从而引起金融界的麻烦。这也是本课题报告把这场文化危机冠以“主体表现为道德危机”的前缀的原因所在。

　　二

　　道德，是指人根据和凭借自身精神世界，对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互利互惠关系做出判断、选择和处理的思想形态。我们所说的“道德他律”，是指人在外力的帮助和推动下，做出的正确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我们所说的“道德自律”，是指人在无外力的帮助和推动下，自身做出的正确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无论是“道德他律”还是“道德自律”，人在做出这种判断、选择和处理时，面对的都是是否可以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来增添自己利益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文所述的“道德风险”，就是指存在人做出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风险；上文所述的“逆向选择”，也是指人做出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逆向”而不是“正向”的。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各种因素正是由人的这种道德逆向选择起始并引发的。

　　第一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金融链条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下。

　　在当下由美国发源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次贷过程创造了这种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其中每一个链条又可以产生出许多新的环节。由于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13次降息，使这种衍生金融产品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使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衍生金融产品的链条也越拉越长，不要说终端与终端间已没有直接联系，相互间的环节也往往不能互相了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而，人如果做出损害他人以获取并增长自身利益的道德逆向选择，是可以暂时不为外界察觉而避免受到惩罚的，从而在这一领域，许多人做出了逆向选择，使道德风险衍化为十分血腥的现实。曾在美国从事次贷金融14年的理查德·比特纳在他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中描绘道，由于缺乏任何监管，所以引发了衍生金融产品环节的欺诈，“经纪商、借款人、卖家全都假报信息，如贷款申请欺诈、虚假评估、伪造就业证明等”。由他所在的次贷公司向银行上报的贷款文件，“已经经过了揉、挤、推、拉的工序，被修剪成现有的模样”，理查德·比特纳在书中透露，他们经手的借贷人的资料70%是弄虚作假凑成的，至少一半物业的估值被夸大了10%。理查德·比特纳所说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咨询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研究所于2006年4月对100笔次贷进行了跟踪调研，调研者将贷款人在申请贷款时申报的收入同其提交给国内税务署的税务申报比较，发现90%的贷款人高报个人收入5%或以上，其中60%的借款人虚报收入超过实际收入一半以上。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而2001年比例为21%。

　　第二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资讯信息可能较为透明，但是权力对此不予制约的条件下。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集中表现为美国政府放弃对次贷市场的监管。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论辩中曾经指出：“4年来，白宫对华尔街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因为政治家和政治说客们一致认为这些最常用的市场管制是没必要的。”而在这方面，美国各界一致认为，格林斯潘应当负首要责任。1997年，时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博恩女士就提出，金融衍生品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损害市场，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细节。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表示强烈反对。今天，格林斯潘放弃监管的背后动机已经受到质疑和极大非议。质疑和非议者认为，格林斯潘并不是没有预见到次贷危机的发生，而是有意放弃监管，以便在次贷危机发生时获利。如2007年，格林斯潘以顾问身份加盟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次贷危机中大赚一笔。而早在两年前，这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格罗斯就预测到美国房价将逐渐下跌，经济衰退也会随之而来。

　　第三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资讯信息可能较为透明，但是法律有所规定可以做或没有规定不可做，完全依据人自身的道德选择能力的条件下。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企业界人士的行为上。如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于次贷危机濒临倒闭时，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想出资17亿美元，收购已经亏损2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8名主管居然要求根据“金色降落伞”条款支付给他们25亿美元的红利才能答应。所谓“金色降落伞”条款，是指在美国规定的金融制度中，一旦公司被清盘或收购、高管面临失业时，可以允许他们带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钱，以利公司的顺利转型。如果在公司和股民都盈利的前提下，这种“金色降落伞”制度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当时雷曼公司的股价大跌几乎为零，股民的损失已无法想象了，这8名高官还提出依据“金色降落伞”制度支付他们25亿美元的红利，只能说他们已彻底丧失了良心。我们应当指出的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有许多因素，但这些高管的道德逆向选择显然是其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事实和过程中，需要做出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的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为：

　　1．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金融过程各个链条中，所有做出道德逆向选择的参与者的内心深处可能都会明白，尽管存在着隐蔽性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但使用欺诈手段只能获取眼下的利益，在长远是会暴露的。

　　2．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关系。在上述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8名高管做出道德逆向选择时，他们是置公司这一群体的利益而不顾，将个人利益放在了首位。

　　3．个人短期利益与造成社会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关系。在上述各项事例中，最需要谴责的是那种明知个人的短期获益将建立在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基础上的行为。例如一些权贵的利用权力获利和疯狂敛财。

　　在处理上述社会关系时，外部条件无疑对人的逆向道德选择产生重大的诱发作用，如上述资讯信息不透明、对绝对权力的制约不够强、法律规定的巨大空隙等。但是，最终做出道德判断和决定，毕竟依赖于人的选择。而在上述所有逆向道德选择中，我们看到，人的道德自律能力完全缺失了，而这种道德自律能力依赖于人自身的文化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把道德逆向选择整体称之为文化危机的缘由所在。 三

　　道德，是人的整个思想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除了对外部条件做出思考外，还依据其本身的素质，即依据其所具有的在文化层面上其他方面的素养。当我们比较研究美国和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文化底蕴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美国人普遍借债搞超前过度消费，“寅吃卯粮”；中国大多数民众则是以俭立身，过度储蓄，“量入为出”。这两种金融消费方式都有其文化根源。

　　拿美国来说，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每个美国人首先面临的是个人的奋斗。《美国精神》一书的作者概括出：第一，美国人是十分乐观并且敢于冒险的；第二，美国人是非常实际而希望致富的，“他们的文化也是物质性的，他们认为生活舒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怀着优越感看待那些生活水准不如他们的人”。作者根据美国人的这种民族性格指出：“实用主义不仅同美国民族性一拍即合，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而实用主义的精髓就是：“在思想方面，只有得当就是真理，正如在行为方面，只有得当就是‘德行’一样。”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格林斯潘所崇奉的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实用主义。这种文化根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美国人的消费立场。第一，他们注重个人当下的物质生活；第二，由于他们的乐观，他们甘愿冒险；第三，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自身的追求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人借钱消费而导致超前过度消费的文化根源是与上述三点消费立场直接有关的。为此，当次贷有利于他们的当下生活时，他们予以接受，并且认为他们是能够还清贷款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再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深厚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这是中国人重亲情和重乡情的根源所在。这与美国移民国家的文化传统恰好形成对照。中国人十分讲究群体关系，讲究个人对群体、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儒家文明概括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文化提升：第一，儒家文明强调以“仁”为核心，“仁”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即每个人都要对他人尽责，要对群体尽责，要对社会尽责；第二，由“仁者爱人”出发，儒家文明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近到远，在提升自己德行的同时，首先要做到“孝”，同时要做到“忠”，通过“孝”来体现“忠”。这种文化根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的消费立场，可以用一点来概括，就是个人的消费和享乐不应给他人和社会造成负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形成了中国人“量入为出”的消费风格。在体现这种消费风格的同时，中国人是讲亲情和乡情的，在对待朋友和老乡时，则必须出手大方，必须豪爽。这看起来与“量入为出”的风格相反，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就是对他人要好，对群体要好。这就是一方面中国人过度储蓄，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亲人、对朋友都是特别大方的缘故所在。

　　但是，任何文化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范围去应用这种文化，就会把真理多跨出一步，从而成为谬误。拿美国文化来说，注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如果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妨碍了他人和社会，最终也会导致个人物质生活的创伤。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这方面的极其鲜明的例子。拿中国文化来说，对他人、对社会尽责是完全应当的，但是，不能抛弃个人的权益，从而失去从个人权益出发监督社会运转的民主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将中国人对他人、对社会尽责的文化心理加以歪曲性延伸，并将封建帝王作为社会的代表，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由此从思想上残害了中国人。

　　尽管是非常粗略地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仅在这种比较中就能够找到双方的文化侧重点，从而也能找到双方文化的互补点。一种文化体系，其形成了文化突出点和侧重点后，内部的其他部分就处于从属地位，很难对文化的突出点形成制衡。这也就是文化的突出点和侧重点往往容易被推向极端，从而走向谬误的原因所在。

　　拿美国文化来说，强调注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当把这种突出点和侧重点推向极端时，就形成了非理性的抛弃社会责任从而也违背法治精神、违背游戏规则的反现代社会的精神。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文化原因中可以看出，所有做出道德逆向选择的人已经完全把社会责任抛到了一边，他们缺失的是中国道德文化中强调的利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防止这种突出点和侧重点被异化，美国文化应当吸取中国人“仁者爱人”的精神，吸取中国以对他人和社会尽责为出发点的道德文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开创“一个强调责任感的时代”，呼吁美国人民“重建一个强调经济领域的责任感、人人为国家做贡献和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价值体系”。他说：“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都负有义务。这义务并非我们勉强接受的，应是乐于承担的。”看得出，奥巴马希望对金融危机反映出的那种没有道德责任感的文化精神实行拨乱反正。

　　拿中国文化来说，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尽责是完全应当的。但是，我们必须把个人的生活富裕作为基础工程来抓。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基础点在于广大民众个人的生活富裕。这就需要我们借鉴美国文化注重个人物质生活富裕的理念。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东西方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刻，彼此的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会交互在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因此，双方的文化完全可以实行互补，以共同解决面对的各种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元素。由此我们认为，东西方文明、中美文化应不断交流和对话，而不能持“我优彼劣”的“文明冲突论”观念。

　　四

　　总结本课题报告的全部论述，可以有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处游荡的文化危机，其根本特点是，在道德和利益的博弈中，丧失道德自律，从而使产生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产生；

　　第二，根治丧失道德自律的文化病症，其基础是制度的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努力消除金融链条及整个经济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第三，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可能绝对地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治丧失道德自律的文化病症要靠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加强，其要点是使个体文化和群体文化、道德文化和法治文化，在其突出点和侧重点上都获得相应的制衡，而不至于被推向极端，走向沦落。因此，要分析人们的文化缺失部分，切实从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上加以补救；

　　第四，从文化层面上使各种文化的突出点和侧重点实现互补，关键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具体说来，是实现东西方文明的互补，实现中美文化的互补，而不能持“文明冲突论”的立场。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是一个面宽度深的课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此，本课题报告只是一个粗略的导论，今后还应更细致地分析利益文化、金融文化等相关部分，将国际金融危机的文化成因分析推向深入。我们认为，只有这种文化理念的清醒和振兴，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振兴和文化的繁荣。

　　（限于篇幅，编者对本课题报告的部分内容及引文、资料出处与参考文献的注释做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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