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与统计研究所16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1月1日，法国全国人口为6339．21万，其中首都巴黎人口215万，包括市区和郊区的巴黎大区人口有1149万。统计显示，2006年法国新生人口83万，是最近20多年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同年死亡53万多人，比上年有所减少，加上新增移民，全年实际新增人口39万多。分析表明，法国人均寿命有所延长，男子平均寿命超过77岁，女子平均寿命达到84岁。法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继续，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近103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16％，比往年有所增加，20岁以下人口近158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25％，比往年有所减少。大体有以下社会因素：①人的老龄化。因科学的发达、社会的进步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人的寿命日益延长，使到达老年期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口学通常认为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分别达到10％或7％以上,就称为人口的老龄化。这种状况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不存在的，当时人的寿命普遍较短。19世纪70年代，法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②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引起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使得赡养老年人的义务部分地从家庭转向社会；工业化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使得老年人和社会都有能力蓄积和提供老年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金、退休年金等。③现代医药科学的发展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提供了科学保证。④都市化和现代化社会的发达，使老年人的社会可见度日益显著，成为社会上引人关注的群体。

计划生育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原因之一不是全部

人民网3月10日电　今天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全国政协委员郑斯林、潘贵玉、李宝库、李伟雄、杨魁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新闻组组长李仁臣主持。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有人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请问潘贵玉委员，您对此有何看法？
　　潘贵玉回答说，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我。我做一个数学游戏，人口老龄化是把老年人的数作为分子，把人口总数作为分母，得到一个数字，如果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10%，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来分析一下分子和分母。首先分析一下分子，分子就是老年人的总数，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出生的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更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潘贵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这个问题发生了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第一，解放以后，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期望寿命延长，从解放初期人均期望寿命35岁到现在的72岁，增加了分子老年人的数目。
　　第二，同样是解放以后，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那种战争年代、动乱年代被压抑了的结婚生育欲望得到极大的释放，因此解放初期，我们国家产生了一次“婴儿潮”，就是大家都想生孩子，那时候生四五个、五六个，那是常见的事。这些孩子现在正陆续进入老年人队伍，所以使这个分子还有进一步快速增加的可能性。
　　潘贵玉说，下面谈一下分母。分母就是总人口数，由于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们国家少出生了几亿人口，使这个分母得到了有效控制。从这个层面来说，计划生育使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这是客观存在的。
　　潘贵玉指出，但是大家必须看到，在我们无法改变分子的情况下，现在对老年人的抚养负担一天天加重，而对于未成年人的抚养负担，由于少生了孩子，没有进一步加重，这就避免了一方面要抚养老人，一方面要抚养未成年人的“两头沉”现象。同时到本世纪中上叶，由于成功实施了计划生育，少生了几亿人口，将使老龄化程度有所减缓。
　　郑斯林委员也就此问题回答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第一，和实行计划生育有关系。第二，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实现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第三，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将会面临更现实、更急迫、更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措施-地方经济  
摘要：自1997年以来哈尔滨市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不仅对哈尔滨市的保障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和社会也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分析造成老龄化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迫在眉睫。剖析了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并就应对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对哈尔滨市社会、经济、和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金编辑。哈尔滨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黑龙江省省会城市。2000年“五普”时哈尔滨人口老龄化指数已超过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为此，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形成原因、应对措施的分析，为哈尔滨市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一、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育政策的实施，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这就导致了在哈尔滨市的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大，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强。因为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的起始时间是在1998年前后，所以本文在探索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历程时将抛弃对第一、二次人口普查的分析，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开始。1第三次人口普查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哈尔滨市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6.09％，65岁及以上人口占3.81％，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增长112.79％，占总人口的4.32％，1964年上升1.66百分点。说明当时哈尔滨市区人口较年轻化。2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哈尔滨市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7.01％，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4.91％。比1982年上升了0.5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的5.58％。虽说老年人口比例略有增长，但总体上仍呈年轻化。3第五次人口普查哈尔滨人口年龄结构1997年开始进入老龄化发展阶段。截至2000年底，哈尔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99.2万，占人口总数的10.62％。五年来，哈尔滨市计划生育有效开展，年轻人口数量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口基数相对缩减；同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使得老年人平均寿命增加。截至2005年底，哈尔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3.9万，占总人口的11.69％。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5.6万，占总人口的7.75％。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为12.5万，占老年人口的10％以上，老龄化程度高于11％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同的是哈尔滨市的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金字塔低部和顶部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完成的，属于“未富先老”。金字塔两端收缩，上部急剧收缩主要是因为解放前高死亡水平的作用，底部收缩是因为人口计划生育水平逐步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缩减型。截至2005年底，哈尔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69％。据预测，按照每年3％的增长速度，2010年哈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30万，2020年将达到170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增强。二、人口老龄化原因1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建国后消除了战争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或根除了饥荒、疾病、溺婴、社会剥削等因素，基本上控制造成人口大批死亡的霍乱、天花、疟疾，还着手完善和提高了医疗、卫生设施和保健服务水平。哈尔滨市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0.6‰，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5.2‰。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90年的69.82岁。人口平均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42.2‰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9‰，1998年下降到9.72‰。2000年以来进一步下降到9.0‰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0‰左右。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急剧下降到两位数，这就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世界卫生的《2007年世界卫生》，中国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71岁及74岁。2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建国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一五”时期，全市大规模经济建设，迁人大量青壮年人口，这包括外省市的人口，也包括县城和大量农民等寻求生存的人，这是导致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在此之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哈尔滨市人口出生率处于40‰以上的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自然增长率保持在30％o以上的高水平。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七个，这些人口群体绝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老龄人口行列，从而增加了老年人口比例。3“文革”期间人口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负责计划生育的机构取消了，人口生育又处于无计划、无控制状态，在此期间出生率基本处于30％以上的较高水平。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的低水平，而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的较高水平。这期间出生的人口数量极大，到目前其年龄结构基本在40—50岁左右，为哈尔滨市今后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步伐打下了深深的伏笔。4“文革”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1973年哈尔滨市恢复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群众对计划生育有了新的认识，哈尔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于1979年首次降至8.9‰，受人口惯性作用的影响，出生率始终在20‰左右，死亡率保持在5‰左右的低水平，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哈尔滨市人口出生率保持稳步下降，1991--1999年人口出生率在9‰～12‰之间。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到9‰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以下，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转贴于
人口基数相对缩减；同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使得老年人平均寿命增加。截至2005年底，哈尔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3.9万，占总人口的11.69％。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5.6万，占总人口的7.75％。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为12.5万，占老年人口的10％以上，老龄化程度高于11％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同的是哈尔滨市的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金字塔低部和顶部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完成的，属于“未富先老”。金字塔两端收缩，上部急剧收缩主要是因为解放前高死亡水平的作用，底部收缩是因为人口计划生育水平逐步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缩减型。截至2005年底，哈尔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69％。据预测，按照每年3％的增长速度，2010年哈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30万，2020年将达到170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增强。二、人口老龄化原因1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建国后消除了战争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或根除了饥荒、疾病、溺婴、社会剥削等因素，基本上控制造成人口大批死亡的霍乱、天花、疟疾，还着手完善和提高了医疗、卫生设施和保健服务水平。哈尔滨市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0.6‰，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5.2‰。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90年的69.82岁。人口平均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42.2‰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9‰，1998年下降到9.72‰。2000年以来进一步下降到9.0‰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0‰左右。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急剧下降到两位数，这就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世界卫生的《2007年世界卫生》，中国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71岁及74岁。2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建国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一五”时期，全市大规模经济建设，迁人大量青壮年人口，这包括外省市的人口，也包括县城和大量农民等寻求生存的人，这是导致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在此之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哈尔滨市人口出生率处于40‰以上的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自然增长率保持在30％o以上的高水平。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七个，这些人口群体绝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老龄人口行列，从而增加了老年人口比例。3“文革”期间人口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负责计划生育的机构取消了，人口生育又处于无计划、无控制状态，在此期间出生率基本处于30％以上的较高水平。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的低水平，而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的较高水平。这期间出生的人口数量极大，到目前其年龄结构基本在40—50岁左右，为哈尔滨市今后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步伐打下了深深的伏笔。4“文革”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1973年哈尔滨市恢复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群众对计划生育有了新的认识，哈尔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于1979年首次降至8.9‰，受人口惯性作用的影响，出生率始终在20‰左右，死亡率保持在5‰左右的低水平，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哈尔滨市人口出生率保持稳步下降，1991--1999年人口出生率在9‰～12‰之间。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到9‰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以下，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转贴于
人口基数相对缩减；同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使得老年人平均寿命增加。截至2005年底，哈尔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3.9万，占总人口的11.69％。其中，
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5.6万，占总人口的7.75％。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为12.5万，占老年人口的10％以上，老龄化程度高于11％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同的是哈尔滨市的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金字塔低部和顶部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完成的，属于“未富先老”。金字塔两端收缩，上部急剧收缩主要是因为解放前高死亡水平的作用，底部收缩是因为人口计划生育水平逐步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缩减型。截至2005年底，哈尔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69％。据预测，按照每年3％的增长速度，2010年哈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30万，2020年将达到170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增强。二、人口老龄化原因1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建国后消除了战争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或根除了饥荒、疾病、溺婴、社会剥削等因素，基本上控制造成人口大批死亡的霍乱、天花、疟疾，还着手完善和提高了医疗、卫生设施和保健服务水平。哈尔滨市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0.6‰，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5.2‰。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90年的69.82岁。人口平均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42.2‰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9‰，1998年下降到9.72‰。2000年以来进一步下降到9.0‰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0‰左右。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急剧下降到两位数，这就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世界卫生的《2007年世界卫生》，中国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71岁及74岁。2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建国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一五”时期，全市大规模经济建设，迁人大量青壮年人口，这包括外省市的人口，也包括县城和大量农民等寻求生存的人，这是导致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在此之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哈尔滨市人口出生率处于40‰以上的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自然增长率保持在30％o以上的高水平。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七个，这些人口群体绝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老龄人口行列，从而增加了老年人口比例。3“文革”期间人口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负责计划生育的机构取消了，人口生育又处于无计划、无控制状态，在此期间出生率基本处于30％以上的较高水平。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的低水平，而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的较高水平。这期间出生的人口数量极大，到目前其年龄结构基本在40—50岁左右，为哈尔滨市今后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步伐打下了深深的伏笔。4“文革”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1973年哈尔滨市恢复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群众对计划生育有了新的认识，哈尔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于1979年首次降至8.9‰，受人口惯性作用的影响，出生率始终在20‰左右，死亡率保持在5‰左右的低水平，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哈尔滨市人口出生率保持稳步下降，1991--1999年人口出生率在9‰～12‰之间。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到9‰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以下，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转贴于
剖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相关策略建议
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是60岁以上达到10%以上，65岁以上7%。中国是采用国际标准，还是有自己的标准？如果有自己的，是多少？迷惑中，麻烦各位给个答案，谢谢！
这是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中国没有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剖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相关策略建议
（笔者按：目前国家喜欢说应对老龄化，这“应对”一词，暴露出我们国家潜在的战略失误，因为“应对”一词有应付、对付的含义，也就是说当问题已经发生了并且已经恶化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才关注这个问题，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想起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未免有亡羊补牢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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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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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龄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
  
    笔者对此通用定义存有异议，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比例失衡问题，不能说就是因为年轻人口数量减少或者老龄人口数量增加就导致老龄化，年轻人口增加或者老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同样会出现老龄化。比如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增加速度小于老龄人口增加速度就会出现老龄化，同样如果年轻人口减少的速度大于老龄人口减少的速度也会造成老龄化，因为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和一个国家总人口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总人口增加的国家还是总人口减少的国家都有可能出现老龄化。
  
    所以，笔者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所占比例减少、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加而导致的人口结构比例失衡的动态演化过程。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产生原因及特点
  
    通常国际上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产生的实质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生育意愿降低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使得老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从而发生老龄化。目前世界上步入老龄化的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步入老龄化的非常罕见，而我国就是一个特例，并且我国的老龄化具有“来得早，进展快”的特点。虽然说老龄化的出现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象征，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出现和发展非常不正常，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病态。究其原因，笔者试从以下几点做浅略分析。
  
    1，少子化是中国目前发生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少子化是与老龄化相对应的，指生育率下降或者婴幼儿死亡率增高造成幼年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的现象。
  
    年轻人口比例下降则意味着老龄人口比例的相对增高，这是非常简单的数学逻辑。目前主流人士对少子化的定义只考虑了生育率降低因素而忽略了婴幼儿高死亡率因素，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人类发展史上由大规模战争、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所引起的婴幼儿高死亡率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决定少子化的因素有两个，即低生育率和婴幼儿高死亡率。只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由于大规模战争、疾病以及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年幼人口高死亡率已经基本消失不见了，所以中国的少子化的形成完全就是因为生育率的降低。
  
    而我国生育率的降低又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生育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了30年刻意追求低生育率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计生委宣布的生育率为1.8，而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怀疑这个数字，有的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为1.6，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不足1.3。笔者认为不管是1.8还是1.3，只要低于世代更替率，也就是国际公认的2.1的生育率，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发生老龄化，1.8和1.3仅仅是老龄化进展速度快与慢的问题。
  
    另外，少子化不仅仅引起老龄化，还会造成未来劳动力不足、内需拉动力不足、学校生源紧张以及兵源紧张等各类重要社会问题。
  
    2，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加剧少子化的催化剂。
  
    我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以降低生育率为主要目标的。30年前的1980年，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由此正式拉开单胎制生育政策的序幕，而单胎制的执行使得我国新生人口剧减。
  
    下面我们仅从小学生数量的改变来看少子化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的数据，1981年我国小学生在校总数为14，333万人，而2009年为10071.5万人，不到30年孩子减少了近30%。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9）》称，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预期比2008年减少1800多万，减幅将达到11%左右。可以看出中国孩子的减少将一直持续下去。
  
    虽然目前我国计生政策也在进行一些微调，比如双方独生子女家庭可生二胎，农村首胎女孩可生二胎等，但总体来说我国的计生政策依旧是一种改良的单胎制，而这种政策却使得生育率永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如果说少子化是老龄化根本原因的话，那么中国的这种生育政策恰恰是加剧少子化的催化剂！少子化的加剧则意味着老龄化的加剧，这就是中国的老龄化“来的早，进展快”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何我们还没有步入发达国家却已经发生严重老龄化的原因所在。
  
    3，中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增加了老龄人口的数量。
  
    随着我国经济和医疗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也在不断地延长，死亡率也在不断下降。
  
    《2007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平均寿命为男71岁，女74岁”，而我国1950年时的人均寿命仅为40.8岁。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老龄人口呈增加趋势，而同时我国新生人口又是逐年递减的，所以使得老龄人口比例在不断增加。笔者认为中国人均寿命的延长是一件好事，证明了我们国家在经济、医疗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中国目前的老龄化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没有关系。
  
    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今年是2010年，即使1950年出生的人今年才60岁，刚刚步入老龄门槛。而中国的老龄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已经出现，在《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中指出，按照60岁标准，我国于1995年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按照65岁标准，我国于1997年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可见，当五、六十年代的人群尚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时候，中国便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个时期老龄化的发生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延长双重作用的结果。所以说目前有些人喜欢把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人群的老化作为中国老龄化的原因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些人竟然忘了算年龄。
  
    另外，关于五、六十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口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目前国内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群无形地制造了人口压力，而另一种观点是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得益于五、六十年代出生人群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五、六十年代大量人群逐步进入60岁门槛，中国未来的老龄化会急剧发展，再加上年轻人口的日益减少，中国未来数十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5，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和迅猛发展早有学者进行警告和预判，但我们国家未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1980年的《公开信》指出，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二十一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五。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按照1980年人口专家的推断，中国最快将在2020年后出现老龄化，然而事实却和无知开了个大玩笑，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
  
    而老龄化的提前出现并非没有过预警，早在1979年12月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大会上，梁中堂先生曾明确指出“一胎化”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家庭四二一结构等社会问题。而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晚婚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也被抛之脑后，仅仅实现了翼城等几个试点，而试点的人口结构明显比全国范围要合理的多。然而，最可悲的是当初的试点直至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依旧是试点。老龄化的提前出现如果给我们国家一个措手不及的话，那么我国对老龄化现象出现后并未采取实际化解和防范措施便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了。我们国家在生育政策上并没有及时做出实质性调整，任由少子化的加重，同时在养老保障各种机制上也没有采取强力的措施来预后。这些事实和1980年《公开信》所述相违背。我们试想如果当初施行了梁中堂先生提出的两胎制政策，中国还会不会这么早步入老龄化呢？老龄化的发展还会不会如此迅猛呢？事实上，在笔者和梁中堂老先生的沟通中发现，梁老先生目前对自己当初的“晚婚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持否定态度，他主张应该实行家庭自主生育。
  
    综上所述，中国的老龄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以说中国的老龄化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老龄化并非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为因素占主导，是一种“畸形”的老龄化而非自然的老龄化。未富先老的人口格局将对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普通家庭形成一种严峻的挑战！
  
    （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家庭的影响和冲击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诸多人口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项，可以说老龄化是一个能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已经在多个领域承受着老龄化发起的挑战。
  
    1，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障体制率先发起冲击。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严重“缺氧”，很多老人生活窘迫，目前大部分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仅能拿到55元/月的养老金，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而我们国家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又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局面。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认为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可以把养老金的短缺归结于经济的落后。而实际上，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因为我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失衡，未富先老的人口格局必然导致各类资金短缺。这和我国对老龄化预判失误未采取防范措施分不开的。
  
    目前不仅养老金成问题，医疗保障等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因为老龄人群是各类疾病高发人群，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大，国家势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实施医疗保障，这对于本身就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2，老龄化与其他诸多社会问题相辅相成又相互加剧。
  
    伴随老龄化而来的人口问题有很多很多，其中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劳动力短缺。
  
    老龄化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少子化，而少子化又决定了未来劳动力必然出现短缺。我国目前劳动力短缺危机已经浮现，今年初劳工荒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直至现在劳工荒现象依旧非常严重，很多私营企业因招不到劳工而面临倒闭，经济发展面临衰退风险。经济的衰退又使得养老保障等问题更加恶化。另一方面，日益增多的老龄人群又需要庞大的劳动力来照顾，这样便使得已经短缺的劳动人群再度严重失血。而劳动力的短缺又反过来加剧了国家养老服务的难度。由此，便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老龄化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交错，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又彼此加剧的怪圈。
  
    3，老龄化对中国所有家庭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由于1980年单胎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导致了目前中国出现了1亿左右的独生子女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步入老龄甚至高龄，而4:2:1的家庭格局使得年轻人根本无力承担老人的养老任务，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被彻底颠覆，养老负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而我国的养老机构发展又严重的滞后，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按照国际通行的5%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标准，我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而现在只有约250万张，缺口达550多万张。
  
    另外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养老资金来源问题，入住养老院需要缴纳相当的费用，对于有退休金的老人来说，或许自己的退休金可以支付养老院收取的费用，而对于大部分只能领取55元/月养老金的老人来说，入住养老院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如果入住养老院的费用由子女承担的话，就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而言，没有几个家庭能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费用。
  
    4，“空巢家庭”成为整个社会最新难题。
  
    空巢家庭是指步入老龄后，身边没有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家庭。
  
    其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子女在外工作学习，无法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空巢家庭占大部分；二是当夫妻步入丧失生育能力的年龄段后，子女发生意外死亡，造成空巢。可见，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和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率的增长，这类“真空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恰恰成为空巢家庭增多的幕后推手！
  
    空巢家庭目前在农村也呈激增状态，随着子女外出打工谋生，留守农村的老人便成了空巢老人。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地区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空巢家庭存在经济、生活、精神等多方面困难，尤其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而又无条件入住养老院的高龄空巢老人，这样的空巢老人是非常不安全的，随时会发生危险。
  
    前不久便有篇新闻报道，描述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程寨村一位85岁的老人，在儿子今年1月死后，无人照料，被活活饿死在自己栖身的废墟里，面对村民们对村干部不履行救助责任的指责，村干部的回答是：“谁让他没有儿子。”笔者不想对这个村官进行评论，仅从这次事件中便能看出高龄空巢老人是多么不安全的，多么需要照顾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养老保障方面的滞后。随着高龄空巢家庭的增多，我们国家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该如何妥善对待这些高龄空巢家庭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总之，中国“来得早，发展快”式的老龄化将对整个社会和家庭将产生严重影响和冲击，甚至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挑战。老龄化问题处理的不好将会造成很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
  
    （四）关于化解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相关策略建议
  
    来自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老年人口有1.62亿，占总人口的12.79%。从今年开始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人至900万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到205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37亿，约占总人口30%以上。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老龄化在不断恶化中，并将困扰中国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目前12.79%比例的老龄化程度已经使我们国家焦头烂额，各种养老保障资金短缺，更何况到了2050年高达30%以上的比例了。这样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恐怕将使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付之东流，将使实现现代化彻底沦为历史名词。
  
    到底该如何化解中国目前的老龄危机呢？笔者不才，斗胆提出几项策略建议。
  
    1，立即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实行家庭自主生育政策。
  
    少子化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认识到这一点就要首先改变中国目前少子化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国家首先在政策导向上下重手。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国家还存在着以降低生育率为目标的生育政策，这与化解老龄化产生政策对立，所以目前需要做的首要任务就是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实行家庭自主生育。
  
    或许有很多人反对笔者的建议，因为他们的理由是停止计生后会造成生育率大幅反弹，又要给中国制造人口压力。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幼稚的，因为全世界除中国外出现老龄化的国家都在实施鼓励生育政策，比如日本、德国、韩国等等，这些国家为了能使生育率提高已经绞尽脑汁，可实际情况令这些国家的高层非常失望。即使生育大国印度，目前在自然生育的政策下，生育率已经向着2.1的世代更替水平靠近。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发展状况要比印度发达一些，笔者认为即使我国实行鼓励生育政策，我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2.3。而假如停止计生政策后真的发生生育率反弹，笔者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其他老龄化国家想方设法想做的事情被我们轻易做到了。而事实上，在30年计生政策的严格执行和宣传情况下，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被颠覆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极其低下，从近些年关于双独家庭不愿生二胎就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变化。另外丁克家庭的不断膨胀增多也是生育观改变的表现，而现在的丁克家庭注定将来一定成为空巢家庭。即使是农村，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工进城受到城市生活的感染，生育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流农民只希望生育两个孩子，想生三胎的只是个别特例。所以，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并不可怕，反而是化解中国老龄化的最有力手段。 
    笔者认为中国已经错过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早在老龄化出现的时候中国就应该反思计生政策，就应该立即做出调整，改变政策导向，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国家连最基本的二胎政策都没有放开。目前即使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也无法化解未来2、30年的老龄化难题了，因为一个人从出生到形成劳动力平均需要20年左右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的20年内中国的老龄化是无法靠提高生育率来化解了。有些人会问既然鼓励生育都不行那计生政策还有调整的必要吗？笔者认为不仅有必要也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不仅只有20年寿命，我们要为20年后的中国创造良好的人口格局。
  
    另外，当前的计生政策已经涉及到了人权范畴，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国家的这种干涉生育权的政策产生怀疑。而且，这种政策也在严重挫伤党群关系，由计生引发的不和谐事件时有报道。
  
    从各个角度来讲，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利国利民。
  
    2，批判伪人口学家，全民树立正确的人口观。
  
    目前国内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有大幅减少人口后才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程恩富和李小平等。
  
    程恩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并鼓励无胎。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为15亿，要通过百年时间利用严厉的生育政策将人口从15亿减至5亿，从而使人均国力强大，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半个诗人”李小平的观点与程恩富类似，但他更是主张利用严格的单胎政策将中国人口减到3亿，那样的话中国人就神气了。
  
    笔者认为程恩富、李小平等人是伪人口学家，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执行下去，中国社会经济必将发生惨烈崩溃，国家安全必然受到威胁。按照他们严格的单胎制说法，中国将在数十年后彻底形成“4:2:1”的人口格局，我们简单的就可以算出，当实现他们所谓5亿人口或者3亿人口时，老龄人口比例将高达57.1%，而劳动人口比例为28.6%，未形成劳动力的婴幼儿比例为14.3%，也就是说，不到30%的劳动人群除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70%以上的人口。就这种悬殊的人口结构而言，想成为发达国家完全是做梦！这种人口结构只能导致一种结局，就是国家的彻底崩溃。做为人口学家的话，不可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出，笔者只能认为他们是伪人口学家，或者是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样的伪人口学家进行批判有利于纠正被这些人错误引导的人群的人口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实行单胎制是为了抵消五、六十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口。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恰恰是近三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而单胎制的执行是靠减少婴儿的方式来抵消当初增加的人口，这种方法是大错特错，减少婴幼儿就是减少未来的劳动力，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使老龄高峰和劳动力短缺高峰发生重叠，恶化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使得国家未来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更加被动不堪。所以，以牺牲未来劳动力为代价来缓解人口压力的做法绝不可取。
  
    当然，一个国家人口过少会出现很多问题，人口过多同样也会出现很多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只能靠时间去慢慢消化，而不能刻意追求低生育率，单胎制的执行使得我们国家在人口政策上从一个极端又蹦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会出现很多极端的问题，都是不理智的。保持一种合理的人口结构才是重中之重。
  
    笔者认为生育规律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国家不该强制干涉这种自然规律，如果执意干涉的话，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反作用，中国目前出现的以老龄化为首的各种人口问题就是生育规律反作用的结果。顺其自然方是正道！或许数年后我们国家又会采取和日本一样的鼓励生育政策，而届时又会发现生育率是多么的难以提高。到那个时候再反思当初的计生政策，已经晚矣。
  
    所以，正确的人口观是保证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武器，全民树立正确的人口观对将来我国能否维持一个合理的人口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
  
    3、提高老龄部门的政治地位，扩大老龄部门的权限，将解决老龄化问题列为基本国策。
  
    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的老龄化危机而言，我国非常有必要成立一个部级部门，可以由国家老龄委为基础组建，笔者暂称之为“老龄策略部”，简称“老龄部”，并扩大老龄部职能权限，除了原老龄委的工作职能外，将养老保障方面的资金划归老龄部负责，老龄人口医保方面的资金也择机调整为老龄部负责。成立这样的部门有利于养老金的正确使用，可以有效防止养老金被其他部门挪用，使国家本身短缺的资金能用到刀刃上。
  
    同时老龄部全权负责各地养老机构的建设与管理。根据各地老龄人口分布特点研究兴建养老机构，农村以镇为单位，城市以街道为单位建设，同时要做好调研工作，避免资金的无谓浪费。对于无任何收入的高龄或者失能老人，由国家承担所有养老费用。
  
    将计划生育从基本国策中剔除，将解决老龄化问题列为基本国策。笔者认为正确的政治导向对解决老龄危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让全民都了解到中国目前的人口现状，认识到中国的老龄危机，可以树立起全民的责任心，使全民都有意愿为解决老龄化出谋划策，这便使得老龄问题的解决有了群众基础。
  
    4、成立老龄部的同时撤销或改制计生委，将原计生委人员安置在老龄部及下属单位工作。
  
    计生委是一个庞大的部门，据《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一书研究指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高昂，截至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
  
    看到这一系列数字或许我们才会感到震惊，5087万劳动力就这么白白浪费了。通过前文的诸多分析，笔者认为计生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国家应该在成立老龄部的同时撤销计生委。而且计生工作实施成本昂贵，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如果这些无谓的消耗全投入老龄问题的解决中，恐怕我们国家今天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是一种宣传行为而不是一种强制性行为，如果国家实在担心人口增多造成压力的话可以将计生委改制为计划生育宣传委员会，简称“计宣委”，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引导国民生育适合自己家庭数量的孩子。搞计划生育宣传才是原计生委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就目前人口形势来说，计宣委宣传的重点不是提倡单胎，而是提倡两胎了。
  
    计生委工作人员必然会反对笔者这个建议，因为他们会面临下岗，不用担心，老龄部的组建恰恰需要大量的人力，因为老龄部的组建需要重新吸收一批人力，而更多的是各地养老院的建立将需要大量的管理和医护人员。笔者认为将原计生委的公务人员进行培训后，调到老龄部门及下属养老院进行工作再合适不过，因为原计生委公务人员都有一定的人口学基础，经简单培训后完全可以胜任老龄部门的工作。再有就是各地无正式编制的计生员，可以通过强化培训后从事老人照料护理工作，这样便完美地解决了原计生委系统人员的下岗之忧，同时也给老龄部的工作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
  
    5、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大部分家庭有能力赡养四个老人和养育两个孩子。
  
    资金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消灭经济发展中的泡沫，并早日实现经济升级转型，从而获得足够的财政储备。
  
    鉴于我国养老保障系统的滞后性，家庭养老又不可或缺，所以在养老问题上必须走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路线。不管是社会养老还是家庭养老都需要充足的资金做保证，所以，我国必须立即改革分配制度，增加人民收入，使大部分家庭有财力支付四个老人的养老费用，并有能力养育两个孩子。
  
    以上是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策略建议，至于其他学者一些良好建议不再多述。
  
    （五）终。
  
    《少年中国说》是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的大作，虽然梁启超先生的本旨用意并不是说人口结构问题，但梁先生也主要表达了一个少年国家是有生命有活力的，是充满希望的。而令梁启超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百年后的中国恰恰成了“老大中国”。
  
    以前一位朋友问我将来做什么行业最有前途，我回答：开养老院或者火葬场。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关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通告》原文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开展的重大国情研究项目，主要研究目的是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目前，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体进展比较顺利，已全面进入实质研究阶段。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战略研究任务，全国老龄办网站专设“老龄论坛”诚邀社会各界就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从战略上踊跃建言献策，对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作为研究参考。对于广大网友的支持和关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战略研究秘书组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人口形势面临两难选择 “单独”难撼老龄化
二胎待产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中国应当对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调整的呼声遍及舆论界，今年7月广东提出的“单独二胎”试点申请则又掀起一轮小高潮。
　　从一个省的执政层来说，一个在过去10年人口增长率为全国三倍的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第一个公开提出“单独二胎”省级试点的申请，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逻辑？                                                                                                                                                                                                
　　而从全国的决策层来看，今天中国的人口形势正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人口体量依然庞大，但结构已然老化，且两者内在相克。中国是该坚持现有政策，伴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快速进入老龄化，还是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以人口数量为代价开始结构的优化？
　　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二胎试点的经验，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吗？
　　人口第一大省的二胎逻辑
　　广东在1997年之前执行的人口政策较为宽松，在导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却也使独生子女的比例降低。这反而成为其申请“单独”试点的优势
　　本刊记者/韩永 文/王秋思
　　2011年7月10日，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枫对媒体宣告：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自那之后，张枫就“不给讲话”了。
　　在8月22日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短信中，他说：“现在不给讲了，请理解。”在9月6日的短信中，他说：“实在不能多说，请多多谅解。”
　　在上述采访中，这位广东省计生委主任提到该省已经申请“单独二胎”试点，“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郑梓桢说，张枫的上述表态，等于将试点的皮球踢给了国家计生委。“如果批了，是你向中央要的。如果不批，责任在中央。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策略。”
　　中国人口学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此的反应是：“从国家层面说，哪有底下(这样)要求的？你不干扰我工作嘛！你可以内部要求，哪能把这事捅到报纸上？明显是在施加压力嘛。”“再说，真正要试点，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你现在生育水平比较低，也比较稳定。广东是长期稳定在低水平吗？不是。你还没降下来，试什么点！”
　　“反常”的申请
　　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份，张枫就已经“泄露天机”。当时他在一次“性与优生研讨会”上说，广东正积极向国家争取“单独二胎”试点。
　　所谓“单独二胎”，指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二胎。此前，中国允许生二胎的政策边界，除了农村家庭初生为女孩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外，是“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即“双独”。
　　在张枫表态之前，还有一次被视为更高层次的争取。今年2月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会见来访的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时，提出希望给广东先行先试的支持。这次被视为为“单独”试点打了“提前量”的争取，事实上有些被断章取义：汪洋所说的“先行先试”，有个定语，即在“区域‘一盘棋’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支持广东先行先试”，这是一个有关管理与服务的话题，几乎不涉及二胎政策的调整。
　　广东申请“单独二胎”试点，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除了二胎放开话题本身的热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为规避放开可能导致的集中出生，试点通常都会安排在出生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广东省在过去10年的平均出生率为1.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0.57%高出3倍多。正是凭借这种高速的增长，广东省在过去的10年超过河南、山东，成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总人口达到1.04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枫将广东省荣膺人口第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人口统计方式的变化。“10年前对常住人口的统计方式，主要是户籍人口，10年后，则把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都登记为常住人口。而广东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1/3。”
　　但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前所长郑梓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就算刨除外来人口因素，广东省的人口增长率也不低。该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广东省的户籍人口从7473万增加到8500万，增长了1027万；而在过去10年，中国总人口的增长量为7390万。“也就是说，广东省户籍人口的增长量，占了全国总增长量的近七分之一。”
　　郑梓桢说，这种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单独二胎”放开后的风险评估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计生政策调整，只对户籍人口适用。”
　　一位参与广东省“单独二胎”论证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申请“单独”试点，更多是一种表态的性质，其实质意义不大。“本来，广东省一开始做的是‘十二五’人口形势的论证。‘单独二胎’并不在论证的范围内。后来有一次开研讨会，大家说起这事，说报纸上已经开始提了。张枫说这个问题你们论证一下，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大的政策举措。这是在今年年初。”
　　此间，有关“单独二胎”试点的消息开始流向民间。在盛传的第一批试点名单中，广东未在其中。“按照一般的逻辑，没有进入名单的才会大喊大叫，真正进入名单的都默不做声。”这位学者说。
　　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丘海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广东的表态，有民意的压力在里面。“这与广东省特殊的政治生态有关。在这里，政府有点怕老百姓。”
　　2011年全国两会，广东籍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连续第二年提交要求放开二胎的提案。这位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说，由于出生人口减少，现在很多学校不得不合并，或者撤销。
　　广东“十二五”人口形势论证的总负责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广东的此番表态，除了是对民意的回应外，还向中央主管部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我愿意试点，并且有足够的把控能力，“这会为其在试点的争取中赢得加分”；二、我也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虽然广东省在人口总量上冠帔在身，(但是)其独生子女的数量并不多，处于二胎育龄期的独生子女的数量就更少。”

二胎“试验田”
　　广东“单独二胎”论证的参与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考量“单独二胎”放开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长风险，就要看其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的规模。“城市妇女的初育年龄一般要二十八九岁。加上两个孩子出生之间的合理间隔，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合理年龄应该是三十一岁左右。”这样推下来，如果2011年放开“单独二胎”试点，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应该出生在1980年前后。“看这一政策是否会造成‘出生堆积’，就要看出生在这一时期的独生子女的规模有多大。”
　　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1980年前后中国和广东在人口问题上的大背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这是中国计划生育的纲领性文件。接下来的近4年时间里，这一“提倡”事实上演变成了强制。这封没有对城乡区别对待的《公开信》，事实上将中国带入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准一胎化”时期。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计划生育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1980年2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个《条例》里，二胎并没有被严格限制。《条例》中不仅有对在其颁布之前生育二胎的奖励规定，对于超生费的收取，也只将对象限制在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者，以及生第二个子女和第一个子女之间间隔不足四年者。                                                                                                                                                                                                
　　1986年，广东省对上述《条例》进行修改，在将城里人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
　　在举国收紧的大背景下，广东省之所以能保持一方宽松的环境，既与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有关，也与当政者的观念有关。任仲夷在1980年11月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之前，时任副总理万里给了他一个“尚方宝剑”：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而任仲夷本人对于人口问题，也有不同于彼时官方主流的理解。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广东省的经济建设，依靠大量有海外背景的投资。宽松的人口政策，是其投资环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丘海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省的计划生育中，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私企老板。
　　广东省本地文化对男孩的强烈偏好，在“官弱民强”的政治生态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让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地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彭希哲说，这种偏好，一方面与当地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沿袭多年的宗族观念有关。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偏好会转化为较高的生育率，在政策收紧时，它又异化为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如此总结：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1997年之前，广东省实际上执行的是“城市一胎、农村二胎”的政策，广东也因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二胎试验田”。
　　相对数量偏少的“单独”
　　这个“二胎试验田”里产出的独生子女数量，事实上可以通过几个数字大体推算出来：假设当时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生二胎、城市生一胎”，则城市出生人口在总出生人口中的比例，大体相当于其城市化水平的二分之一。1980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总量为118.31万人，当年的城市化率为17.4%，城市的新出生人口数量=118.31×17.4%×1/2=10.28(万人)。这个数字可被大体视为广东省当年出生的独生子女总数。
　　这一数字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2005年独生子女的数量往前推，1980年全国出生的独生子女数为275万。广东省在其中占比3.6%。这比同期广东总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低了2.2%左右。
　　为了看得更直观，还可拿在人口总量上与广东相差不大的江苏省做一对比。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的人口总量为59299220人，江苏则为60521114人。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润龙的研究，江苏省1980年独生子女的规模约为89万人。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广东和江苏同时在2011年放开“单独”，江苏省的人口增长量可能为广东的8倍多。
　　与广东相反，江苏省是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厉的地区之一。在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将农村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一胎半”的时候，江苏仍然坚持原有的一胎政策，是全国固守此政策的两个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四川省)。另外，该省也是进入“单独”试点呼声最高的省份之一。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独生子女的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位，广东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后，“在20位左右”。
　　在确定要进行“单独”论证后，张枫找到了4个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彭希哲说，课题组最终的论证结果是，广东省放开“单独”二胎，将为其带来最多十几万人的增长，而在非拥挤年份，这个数量只有几万人。
　　这个增长的数字，或许会有些偏差，因为计算的过程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上。比如生育意愿，真实的生育意愿很难获得，就只有多设置几个参数。翟振武说，对于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他的团队就在0.5～0.8之间引入了多个参数，得出了多个结果。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广东省育龄期独生子女的数量在全国的排名偏后，但并不构成其优先试点的充分条件。“观察这个事有两个角度：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广东试点的紧迫性不如上海、北京；如果不做比较，只看广东本身的情况，它(人口政策)就应该动。”
　　张枫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放开“单独”可能造成的人口增长，广东省可以承受。“目前广东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2.1个被认为是合理水平，即更替水平)在1.7左右，已经连续十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我认为在1.8～2.1之间是最好的。太低了，不符合发展需要。”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对于广东省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十二五”放开“单独”，“十三五”搞城乡一体化。“‘一个好，两个妙，三个地球受不了。’我相信，我的观点能够被大多数老百姓接受。”

　纠偏性别比
　　课题组的研究还发现，放开“单独”对广东性别比和老龄化的影响，短期内效果不彰，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才见成效。
　　性别比失衡一直是广东久治不愈的顽疾。五普时，广东省的性别比高达100：130(女性为100)，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1988年从广东分出去的海南省。2010年，该省的性比别降到100：109，而出生人口正常的性别比范围，在103～107之间。
　　翟振武说，放开“单独”对性别比纠偏的作用有限，因为广东的独生子女主要在城市，而性别比的失衡主要在农村。                                                                                                                                                                                                
　　这一状况早已有之。在1941～2000年间，广东省的性别比只有3年在正常的范围内，没有1年低于106。
　　按中山大学人口所所长李若建的研究，计生政策与性别比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民众通过数量选择性别；而在数量的空间被压缩后，就异化为通过质量来选择性别(即抛弃女婴)。1997年广东省计生政策收紧后，1998年，广东省的性别比就突破了130。
　　在2005～2007年间，人口学者宋健、刘爽、王金营、江立华分别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4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执行较为宽松人口政策的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4个试点城市的性别比更为正常，且“越来越正常”。
　　受访专家说，这表明性别比的变化确与人口政策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人口政策越宽松，性别比越趋于正常。
　　难撼老龄化？
　　“单独”放开对于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短期来看，放开“单独”对广东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个计算思路，以证明想通过二胎政策的放松来改善老龄化，根本是一厢情愿：2010年，广东省人口1.04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703万人，占6.75%(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数量/人口总量)。如果想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做什么？这703万你不能动，因为那是已经生下来的，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那拨人活剩下的。你只能动分母。分母要加进去1770万人，老龄化才能降一个百分点。而广东户籍人口一年才出生100万！
　　但是，如果这个1770万分10年加，一年就只需177万人，如果分20年加，一年只需88.5万人。“所以老龄化问题，要放在一个超长的周期当中看。”原新说。
　　翟振武说，如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到2030年，广东的老龄化可能会降低两到三个百分点。而只放开“单独”，对老龄化的缓解就要小很多。
　　“六普”数据显示，广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75%，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12%。这种较为年轻人口结构的很大一个因素，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广东2100多万外省流入的人口中，90%以上是15～64岁的劳动人口。如果刨除外来人口，广东省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则为8.98%，比全国的平均数据高出0.11个百分点。
　　广东省老龄委在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份《广东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以后的几十年，广东省将以年均接近3%的速度进入老龄化，并于2048年达到高峰。届时广东的老龄化程度将达23.84%，是国际标准的两倍多。届时，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目前的3倍。
　　抚养比的变化，最终会投射在经济发展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在1982～2000年期间，中国总抚养比的下降，推动了人均GDP上升了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左右。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正是他的担心所在。“如果劳动力人口比例小，创造的财富就会少。为什么欧洲现在延长退休年龄？就是为了增加劳动人口比例。”
　　丘海雄则指出，随着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相比沿海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内地转移。这是一个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
　　对于外来人口出走所留下的巨大缺口，彭希哲提出广东省有两个途径加以弥补：一是增加本地户籍劳动力的供应，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血脉；二是产业转型。这两者与计生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前者需要放松农村的计生政策，以增加体力劳动者的供应；后者则需要放松城市的政策，以增加脑力劳动者的供应。
　　“要考虑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主要还是看它的户籍人口，”彭希哲说：“广东现在是1亿400万人，以后要发展到1亿2000万。与其让外地人进来，还不如自己生出来。对广东来说，总归我要提供1亿2000万人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