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脚底硬皮病和茧的区别:民国七大政治谋杀案：倒在血泊中的政治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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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唐内阁垮台后辞去政职,致力党务工作。他积极活动,促成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联合,成立了国民党，当选为理事。不久，理事长孙中山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深夜遇刺，案情扑朔迷离，有人幸灾乐祸，请他做“代理黄泉国大统领”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车站突然三声枪响，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地面很滑，黑影连摔两跤,他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就向远处狂奔。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捂着肚子，痛苦地对身边的于右任说：“我中枪了。”
于右任等人赶忙将他扶上汽车，向老靶子路沪宁医院飞驰而去。说也奇怪，往日开夜车时必有巡警在车站巡逻，而出事时却不见一个巡警。
宋教仁在医院仍不忘国事，他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文：“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3月22日晨4时48分，宋教仁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临死前，他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暗杀自己，只能叹息：“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
宋教仁到底得罪了何人？
此时的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是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袁世凯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许愿表示让他继陆征祥后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就，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
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国民党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在上海期间，他甚至考虑推“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将权力一手抓到国民党手中。
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但他不以为然，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另有友人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仍夷然处之。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宋教仁的死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损失，眼看着可以依靠民主选举的方式制约袁世凯，可是主将突然毙命。革命同仁陈其美义愤填膺，泪如雨下：“这事真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啊！”
宋教仁入殓时，吊唁者不绝于途。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赶回上海，亲致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另有署名“国民党一分子”的挽联，上面赫然写着：“为国捐躯真豪杰，此仇不报非丈夫！”
宋案关系重大，各界人士强烈要求迅速缉拿凶犯，并严惩幕后主使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出电报，称“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下令“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革命党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孙中山尚未回国便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陈其美积极与各方联络，并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捕英国人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犯。
此前，宋教仁在医院抢救时，有人曾寄来一封署名“救国协会代理铁民”的匿名信：
昨夜正欲与某君晤别，赠以卫生丸数粒，以作纪念，不意误赠予君，实在对不起。虽然，君从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会同人，昨夜曾以巨金运动选举，选举结果，则君最占优胜，每票全额5000元，故同人等请君先行代理黄泉国大统领，俟某君到任后，自当推举你任总理。
信中的“某君”是指革命领袖、宋教仁的好友黄兴。信是由上海本地发出，因此，凶手可能还在上海。对方口气猖狂，似乎有不小的后台……当然也有可能是对方故意编出一段假话，混淆视听。
3月21日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员到现场调查。车站西崽回忆：当时刺客似乎不止一个人。因为宋教仁上车前曾与送行者聚谈，当时便有三人频频从室外窥探。等他出来后，三人中有两人退立于里月台之西南隅、水果摊柜台左，另外一人站在月台中央。可见，其中两人为接应，月台中央那一位便是开枪行刺之人。 初步调查后，检察厅得出结论:刺客是被人收买而行刺的。与此同时，租界巡捕房对此案也非常重视，悬赏提供线索者，加紧侦破。很快，两个名字慢慢浮出水面：武士英、应桂馨。
警方逮捕应桂馨，从他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把，尚存子弹两颗，与案发时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他们还意外地抓住了在应家等着领取赏金的直接凶手武士英。
幕后真凶居然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强权下，涉案人员无一受到法律严惩
凶手落网后，案情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搜查应桂馨家的最大收获是查出一箱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竟与赵秉钧、洪述祖二人有关。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洪述祖，国务秘书。二人均是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的心腹。这一发现令巡捕房的人大吃一惊，他们马上意识到此案事关整个中国的政局。
经过七次预审，4月16日、17日，租界当局终于将应、武二犯引渡给上海的中国司法当局。在黄兴、陈其美等人坚持下，上海地方法庭决定25日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武士英与应桂馨似乎已达成默契，一口咬定，宋教仁被杀是武士英一人所为，与旁人无关。可是，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武士英在严密监护下突然中毒身亡。
此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孙中山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意识到法律已毫无作用，必须以武力夺取政权。但以黄兴为首的大多数人仍坚持主张公布证据，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为转移国民视线，袁世凯授意手下制造出“女子暗杀团团长”周予儆的迷雾。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血光团团长”黄兴之命，来京进行政治谋杀。“血光团”一词迅速在全国传开，黄兴成了令人害怕的“恐怖组织”的头子。
袁世凯打着如意算盘，他认为黄兴不会接受北京地方检察厅的传票。只要黄兴不来北京，他便可以授意手下造出各种谣言，继续缉拿“血光团”成员。
黄兴一眼看穿这是个阴谋，立刻表示亲自到案。袁世凯生怕露出马脚，慌忙将周予儆遣送出洋，此后不敢再提“血光团”之事。
强有力的证据聚集起来，足以使刺宋一案水落石出。然而，不仅最大的策划人袁世凯高枕无忧，与此案有关的其他策划者也纷纷被庇护起来。
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特别法庭，票传赵秉钧到案受审。赵秉钧以特别法庭未经司法总长许可为由，拒绝到案。不过，由于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辞职，暂避风头。
洪述祖在青岛通电声明他与应桂馨的联系过程，并解释假借中央名义，为的是毁坏宋教仁的名誉，并无谋杀之意。
赵秉钧则更加“理直气壮”：既然洪述祖已承认假借中央名义，那么刺宋案自然与我无关，我当然用不着去上海接受审讯。
就连押在上海监狱的应桂馨，也在不久后被一批流氓劫狱救出，躲入青岛租界。
如此一桩震惊中外的政治刺杀案，竟没有一个凶手受到法律严惩。
直到此时，国民党内部方达成一致意见，发动“二次革命”。但是良机已失，仓促上阵，注定失败。
宋教仁一案影响深远，正如《民立报》社长于右任在路祭宋教仁时所讲：“朗朗乾坤，偌大民国，却容不得一个敢为百姓争民主，为国家争宪政者，公理何在！今天，我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在是为中华民国的前途而痛哭啊！”
几名帮凶纷纷被袁世凯秘密杀死；天网恢恢，侥幸脱逃的国务秘书还是难逃一劫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谋害宋教仁的凶犯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桂馨得意洋洋地前往北京领赏--50万元和一个二等勋。可是，袁世凯只是派人送来2万元。一看自己被耍了，流氓出身的应桂馨当场与来人争吵起来。当天晚上，便有侦探到应桂馨的住宅行刺，他正好外出，侥幸逃脱暗害。1914年1月19日，他离开北京，乘快车去天津。但终究没有逃脱袁世凯的毒手，在火车上被京畿执法处侦察王兹圃以刺刀结果性命。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的下场后，表露出对袁世凯的不满情绪。袁世凯不动声色，明里提拔他兼任直隶民政厅长，暗地里却派人暗杀。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中毒身亡。
案发后，洪述祖一直躲在青岛租界。1916年青岛发生战争，他改名王兰亭，潜赴上海租界。本以为宋案已过去多年，自己可以安心享福了。不料事有凑巧，1917年4月3日，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与宋教仁的秘书刘君白突然在上海外滩发现洪述祖，当场将其痛打一顿，扭送法院。此后不久，洪犯被移交北京，判为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反而被加重处罚，以主使人罪被判处绞刑。1919年4月5日，洪述祖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受刑，因身体太重，竟在绞索上坠为两段。他临死前还一个劲地哀号：“我是奉大总统之命呀。”至此，民国第一政治刺杀案终于宣告结案。
【宿命难逃的枪击案 蒋介石盟兄陈其美之死】
陈其美，1906年东渡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领导反清革命。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他在上海率先举义响应。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孙中山誉其“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
为筹款“和尚卖经”，昔日沪军都督脸中三枪；清楚袁世凯终将出手暗杀，为何还“自投罗网”
1916年5月的一天，与昔日沪军都督陈其美有过交往的李海秋来找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朋友许国霖、程国瑞组建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缺少部分流动资金。他们有一处矿山，想抵押给日本商人获得贷款，但与日本人素无交往。如兄能从中介绍，公司可以拿出贷款的十分之四约40万元支持革命。”陈其美正在为经费无着而一筹莫展，当下就表示同意。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乘坐黄包车，从渔阳里来到萨坡赛路寓所。行前，有人提醒他要当心是个阴谋，陈其美决然地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财政枯竭，该冒的险也就得冒了！”
陈其美胆大心狠，在国民党人中素以“四捷”闻名，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冒险为天职”。
李海秋和鸿丰公司“办事人员”许国霖等5人也在下午5点到达萨坡赛路寓所。寓所的客厅分里外两间，陈其美在里间与这几个人会面，外间有几位革命党人在谈话。陈其美和几个人刚在里间客厅坐定，李海秋忽然说忘记把合同底稿带来了，要回去取，说完就往外走。
李海秋出门不一会儿，就有两人直闯进寓所的里间客厅。一人把守在门口，另一人拔出手枪连击数枪。一名家仆冲进来擒住了一名刺客，但手腕被击中一枪，刺客趁机逃脱。一名女仆拼死阻挡刺客，也被子弹打中。外间客厅的革命党人听到枪声，急忙奔向里间。凶手与里间的两位客人，一边开枪一边向门外逃去。
待众人冲进里间，陈其美头部已中三枪，倒在血泊里，未及抢救，已经牺牲。
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缔造中华民国，陈其美建立了旷世奇勋。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多重生活侧面的革命党人。长期混迹江湖的生活，使他沾染了黑白道中的许多恶习，落得个“杨梅都督”的称号。他还把称兄道弟的帮会做法带到政治上，与意气相投的蒋介石、黄郛换帖拜把，结为异姓兄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陈其美甚至不顾革命大义，大耍玩阴谋、下黑手的流氓作风。暗杀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便是他无法无天的登峰造极之举。
然而，在孙中山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真正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只有陈其美和他的沪军都督府。
宋教仁案发生后，陈其美恍然大悟，接连领导了三次反袁斗争。他毫不妥协的革命立场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恐慌和仇恨。最初，袁世凯对他悬赏捉拿，后又试图重金收买。袁世凯曾派人找到他，声称只要他不再过问国内政治，便可资助他去欧洲考察游历。陈其美一口拒绝：“讨袁，吾人之专责也。袁不死，民国必亡。”
随着帝制活动的日益加紧，袁世凯也日益视陈其美为眼中钉，必欲置之于死地。收买不成，袁世凯决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这个顽强的敌人。
对此，陈其美有清醒的认识：“袁心未尝忘我，唯不能捕我，终将出于暗杀之一法耳。”并颇有预见地说：“暗杀我之法，为随尔辈侦我之住处外，最好设法助我以资，欲我会面……然我不中其计也。”
然而，此时的陈其美为筹措革命经费已经耗尽了心力。几年来从事反袁活动，他颠沛流离，失去了地盘，也失去了经济来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16年5月，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近来“经济甚困”，虽到处设法筹集资金，仍左右支绌，举步维艰。
袁世凯将刺杀密令下达给他的心腹--江苏督军冯国璋。冯国璋当即想到了混迹江湖多年的北洋74旅旅长张宗昌。冯国璋出价40万元让张宗昌设计暗杀，张宗昌一听有利可图，又可借此博取袁大总统和冯督军的信任，满口答应下来。
陈其美遇刺第19天，袁世凯“追随而去”；烈士遇害一年方得安葬
案情真相十分清楚，但为了替袁世凯政府开脱罪责，上海地方审判厅判决书中只字不提许国霖、宿英武分别在法公廨和法巡捕房的有罪招供，完全隐瞒了事实真相。只是以许国霖“教唆”程子安等暗杀，判处许国霖死刑；宿英武望风，“属于消极进行行为”，判处有期徒刑15年。江苏高等审判厅复审后，以许国霖“虽系同谋，究非主动”为由，宽免其死刑，改判无期徒刑。该案谁是“主动”，审判厅当然没有也不会彻底追究。
许国霖、宿英武后来越狱逃跑，两人知道革命党人在江浙一带势力很大，便投奔了关外的张宗昌。
陈其美之死震惊了海内外，更加激起人们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决心。陈其美被害第19天，袁世凯也在四面楚歌中忧郁而死。主谋张宗昌1932年9月被郑继成刺杀，也算是善恶有报。
陈其美遇害时尚不到40岁，以死实现了“以身殉国”的誓言，遗体寄存在上海，未得及时安葬。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等致书北京政府请求国葬，未能实现。直到1917年5月12日，陈其美丧葬事务所假上海法租界打铁浜苏州集义公所开吊，孙中山亲诣吊奠。陈其美墓碑前石柱上的对联，是他亲笔撰写的：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
社会各界和中外人士前往致祭者不下万人，挽联挽诗更是不计其数。蔡元培的挽联最贴切地概括了陈其美的一生：“轶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无愧，定是子房鲁连一流。”而蒋介石的祭文和挽联则是一字一血，披肝沥胆，饱含着对这位盟兄知遇之恩的铭感不忘。其祭文说：“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其挽联是：“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中原多故，乃坏汝万里长城。”
【民国最大的政治恐怖 廖仲恺羊城遇刺】
廖仲恺，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1903年赴日本留学，次年与孙中山结识，走上革命道路。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曾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
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遇害，何香凝怀疑致命冷枪从中央党部射出
1925年8月20日8时许，廖仲恺与何香凝赶赴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途中遇到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广州国民日报》编辑陈秋霖，遂与之同行。汽车到达中央党部，三人依次下车，准备朝门里走去。妇女部女干部刘家桐叫住何香凝谈话。
廖仲恺和陈秋霖登上门前第三级台阶。突然从骑楼下蹿出两人，举枪朝着廖、陈一阵猛射，大门铁栅栏后也有人配合射击。二十余枪如爆竹声响成一片。廖仲恺中弹后仰面倒地，血流如注，陈秋霖则踉跄地向前挣扎几步，也痛楚地倒下。
何香凝正与刘家桐谈话，她身边的卫兵被击中受伤倒地，这时方意识到有人行刺，她不顾一切地冲廖仲恺跑过去。她刚俯身低头要扶起丈夫，又是一阵枪响，子弹从她头上掠过。她顾不上害怕，大喊捉凶手。
平时中央党部都有警察站岗，这时却不见一人出来捉拿歹徒。廖仲恺的随行卫士听到枪声赶来，虽身上负伤，仍奋力拔枪打倒前面的两名行凶歹徒，两人一死一伤，伤者被捕，另两名掩护的歹徒乘乱逃逸。
何香凝和赶过来的刘家桐一起，把廖仲恺和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广东大学公立医院抢救。廖仲恺身中四弹，伤着要害，途中气绝身亡。陈秋霖也于两天后不治而死。
在医院，何香凝和法医意外发现，击中廖仲恺的四枪中有三枪是大口径的手枪所致，致命的一枪却是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小口径左轮手枪。当时眼前的四名凶手用的均为大口径手枪，显然还有人从隐蔽处开枪。
当天，国民党右派头目、广州大财阀邓泽如一反常态，一大早赶到中央党部，何香凝怀疑那致命的一枪即是邓泽如的卫士所为，是从中央党部楼内窗口射击的。
案发前，汪精卫递来提醒字条；廖仲恺笑言：暗杀用机关枪，新鲜得很啊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16名委员实行集体领导，由当时以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任主席。因孙中山没有明确继承人，广州国民党内出现分裂，形成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和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三派分野的局面。
廖仲恺以实现孙中山的遗志为己任，继续奉行三大政策，支持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嫉恨地称他是“共产党工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25年5月，广州和香港到处都散布着革命政府“赤化”、“共产”的舆论。7月初，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邓泽如、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在胡汉民家中聚会，秘密协商清党的办法。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还组织了一个“文华堂”娱乐部，倒廖之风甚嚣尘上。多数人主张通过暗杀除掉政敌，少数人不赞成，孙科就说：“倒廖是要的，但万万不可用暗杀手段。”
胡毅生因用不正当手段谋选广州市长未果而被廖仲恺查办，心怀仇恨，极力主张暗杀，得到林直勉、朱卓文等人赞同。他们通过广州买办商人周殿邦的关系，与港英当局勾结，以200万元收买亡命之徒，准备对廖仲恺下毒手。
一时间，谣言纷起，满城风雨，杀机四伏。
当听到自己已被列入暗杀名单时，廖仲恺一笑置之：“暗杀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要是用机关枪，却是新鲜得很！”
听到各种不利于自己丈夫的流言，何香凝关切地劝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应该多增加两个卫兵加以防备才是。”襟怀坦荡的廖仲恺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暗杀你，防备也没有用。总之，生死由它去，革命我总不能松懈一步。”
遇刺前两天，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边的汪精卫递给他一张字条，告知有人将不利于他，请他提高警惕。廖仲恺耸耸肩笑道：“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廖案不了了之，蒋介石获益最大；中共就此建立了党内最早的情报机构
廖案发生当日，国民政府便成立了朱培德、陈树仁、甘乃光、周恩来、陈公博、岳森、吴铁城、陈孚木、李福林等九人组成的“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并组成审判委员会和特别法庭。
因案情重大，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特别委员会”，统辖党政大权和警察全权，应付时局。8月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26日，国民政府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其地位迅速飙升，开始执掌广东革命政府军政大权。
受伤被捕的凶手陈顺生命垂危，廖案检查委员会边抢救边审问，昏迷中他连呼“大声佬”的名字，这是朱卓文的诨名。临死前他还供出：“香港有二百万元打共产党，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粤语“猛人”指有名声者。追问他“猛人是谁”，回答“廖仲恺、谭平山”（谭平山时任广东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是唯一的共产党员）。
在凶手身上还搜出同谋者名单和美制曲尺手枪一把。经验证，子弹由广东石井兵工厂配发，枪支登记证上的持有人为郭敏卿，他是朱卓文的未婚女婿。子弹由朱卓文提供，行刺由其一手布置。后来又牵连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别委员会本拟于8月24日对主谋胡毅生、朱卓文发出通缉令，但二人闻风逃遁，潜走香港。一年后，朱卓文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仍切齿痛骂，“廖仲恺骤遭狙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公开承认廖仲恺确为国民党右派所谋杀。
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事发后企图发动军事政变，8月25日被缴械，亲信部队被改编，李济深取而代之。9月18日，缉拿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越狱潜逃隐匿，胡汉民有重大嫌疑，也曾仓皇躲藏。对于此案，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各怀鬼胎，许、蒋急于铲除政敌，坚持杀掉胡汉民，汪精卫则力保胡汉民不死。9月23日，他们以派胡汉民赴俄考察为名，将其逐出广东。
开枪行刺的几个凶手，陈顺已死；方镜如曾在朱卓文手下任职，枪法准确，廖案事发后，弃枪潜逃，先赴香港，后潜回原籍香山县，因无恶不作被边防军捕杀；郭敏卿则被抓获后正法。
事发前，鉴于刺杀廖仲恺的传言颇盛，何香凝曾找到公安局长吴铁城，请他预为防范，吴铁城置之不理。事发后，他成为“廖案检查委员会”成员，被捉的歹徒还受到他的优待。对此，何香凝气愤至极，曾质问蒋介石。蒋介石加以搪塞，把吴铁城拘押，不久又将其放走。
轰动一时的廖案无从追究，最后不了了之。元凶为谁，至今仍是悬案。
从历史发展看，廖案的最大获益人为蒋介石。胡汉民受牵连出走，许崇智因涉嫌此案，被蒋介石借机派黄埔学生军监视起来，秘劝其离开。汪精卫也落井下石，附上一信，逼许下台。为形势所逼，许崇智无可奈何地离穗赴沪。蒋介石趁机吞并部分粤军，一跃成为广东国民党中最有势力的人物。廖仲恺遇难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给予国葬。9月1日，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群众二十余万人参加了葬礼。何香凝悲痛欲绝，为丈夫泣作挽联云：
致命本预期，只国难党纷，赞理正需人，一瞑能无遗痛憾？
先灵应勉慰，使完功继事，同魂齐奋力，举家何惜供牺牲！
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处于年幼阶段的共产党人。就此，中共广东区委在党内建立起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为后来颇有传奇色彩的中央“特科”奠定了基础。
【奇异的重合谋杀案 宋子文上海遇险】
宋子文，“四大家族”宋家代表人物。1928年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他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当时紊乱不堪的财政得到治理，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获胜提供了财力基础。此后，他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一直身居要职，官至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
阻止枪声反成行动信号，唐腴胪中弹身亡，宋子文死里逃生
1931年7月22日夜晚，南京火车站一片祥和气氛。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像往常一样，登上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上车后，宋、重二人用汉语聊天，从风花雪月一直聊到中日两国关系，兴致颇高。
这时的宋子文哪想得到，自己已经被“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盯上了，并派了两名得力干将华克之、郑抱真具体负责。
不知为何，日本公使馆对重光葵的这次出行十分重视，似有防备。重光葵的保镖林内特别嘱咐列车员清晨早点儿叫醒他。
临睡前，重光葵也按老习惯吩咐列车员到真如车站时叫醒他。不料，可能是林内的叮嘱使列车员过于紧张，稀里糊涂地连昆山还没到就提前叫醒了重光葵，闹得他再也无法入睡。
23日清晨，火车缓缓驶进上海北站。过去，每次重光葵都会与宋子文相偕下车。可今天因没睡好，重光葵一肚子火，列车刚停稳，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气冲冲地下了车，随着人群，直奔接站的汽车。
宋子文见重光葵先走了，觉得他是客人，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便吩咐手下人抓紧收拾行李，没等旅客走完，也快步下车，急匆匆赶了出来。
随宋子文同车到达的刺宋行动负责人华克之和郑抱真，没想到宋子文那么快就下了车。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拥挤不堪的普通车厢里挤下来，这时只见宋子文已走近车站出口，就要进入伏击圈内。
事情有变，原定计划必须暂停。
心急如焚的郑、华二人当即拔出手枪，对空连连鸣枪，想以此阻止暗杀行动。
枪声一响，北站人流顿时乱作一团。宋子文的警卫反应奇快，立刻拔枪还击。王亚樵手下的人见到郑抱真鸣枪，误以为需要支援，一齐向宋的卫士开火。霎时间，北站内外，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着飞来飞去，旅客们吓得抱头乱跑，四处逃命。
枪响时，重光葵刚好走到自己的汽车旁，一颗子弹从车顶掠过，险些丧命。他急忙钻进汽车，下令司机加足马力，仓皇逃命。
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不知所措。还是宋子文处事老练，他很快镇定下来，意识到暗杀的子弹是冲他来的。这次返沪，他和唐腴胪都身穿白色西服，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他空着手，而唐腴胪腋下夹着一个公文皮包。宋子文赶紧摘下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太阳帽，随手甩到一边，并卧倒在地上，借着卫士身体的掩护，混进人群，侧身躲到一根柱子后面藏身。而唐腴胪却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竟然不知躲避。
王亚樵手下第二行动组的刘刚眼疾手快，认定唐腴胪就是宋子文，马上瞄准目标射击。各组人员也跟着向已被击中的唐腴胪开枪。
一直守候在附近、准备向日本公使下手的常玉清等人并没有发现重光葵早已离去，听到枪声，也糊里糊涂地把唐腴胪当成重光葵，朝他开火。
唐腴胪难逃厄运，肚子、臀部、胳膊被击中数弹，帽子和公文包上弹痕累累，倒在血泊中。
日本军部打算牺牲驻华公使，栽赃王亚樵，借机发动假战争
正当王亚樵焦急时，他的故交、粤系国民党中央监委萧佛成和马超俊突然登门来访。萧、马二人受广东国民党反蒋派重要首领孙科的委托，意欲刺杀宋子文。
王亚樵刺蒋未成，心中甚为内疚，此次接受刺宋任务，认定志在必得。
从宋子文在沪宁两地活动的规律看，他平时在南京办公，逢周五离宁返沪，周一再返宁上班。王亚樵把行动锁定在上海火车站，这里是宋每次返沪的必经之地，而下火车时是行刺的最佳时机。
王亚樵将参加刺宋的人员兵分两路，一路由郑抱真负责，另一路由王亚樵亲自指挥。
为保证刺宋任务顺利完成，郑抱真派手下“小泥鳅”去购买烟雾弹。经虹口清安帮老大常玉清介绍，“小泥鳅”结识了不少日本浪人，他花800元从浪人手里买来一枚烟雾弹。
在南京，郑抱真约见一位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主任会计的朋友。见郑抱真拿出大笔现金后，那位朋友得意地说：“不瞒小弟说，我虽然官不大，但宋部长也要听我的。他每天去何处，都会向我打声招呼。而我每天也要向他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他的活动情况我很清楚……”
7月22日，宋子文对主任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如有什么事情，待我回来一并处理。”
郑抱真很快就知道消息，立即给王亚樵发出密电：
唐叔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
发完电报，郑抱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倒在床上，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起身打开房门，只见“小泥鳅”急匆匆地闯进来。
“你怎么从上海跑来了？”
“大哥，不好了，出大事啦！”
“别急，慢慢说清楚。”郑抱真也有些不安。
原来，“小泥鳅”在向日本浪人买烟雾弹时，发现弹药库房里还有两枚。他灵机一动，便用话相套，探知这两枚烟雾弹是“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预定的，准备用来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日本军部要刺杀日本公使？这里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罪恶阴谋。
1931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侵占“满蒙”的计划，而日本军方的顾虑是东北、华北的中国军队数量远超过日军，一旦开战，中国军队可以相互驰援，日军支持不了多久就会陷于被消灭的绝境。为此，日本军方企图在关内制造事端，挑起一场“假战争”，牵制中国军队不能北上，以策应日军在满洲的行动。田中隆吉等决定：派常玉清在上海北站刺杀重光葵，事后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为王亚樵创建）的武器丢在站外，以栽赃王亚樵，借机发动“假战争”。动手时间为：7月23日。
“你在上海时向大哥报告了吗？”郑抱真焦急地问。
“当时我到处找不到他，只好赶到南京来向你汇报。”
听了“小泥鳅”的话，郑抱真大惊失色，深感事态的严重。若明日在上海北站王亚樵刺杀宋子文，常玉清刺杀重光葵，二人必死无疑。日本军方借机挑起军事冲突，王亚樵和“斧头党”因此成了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后果将不堪设想。
郑抱真立刻与华克之商量。华克之说：“事已至此，只能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骤变，停止刺宋。”郑抱真觉得不妥，时间来不及了，电文也难说清原委，万一被人截获，更有泄密的风险。
两人决定立即出发，与宋子文、重光葵搭乘同一列车返沪，到上海站时，抢在宋、重下车之前鸣枪示警，威慑宋、重躲在车厢内，破坏常玉清的刺重行动，也迫使王亚樵放弃刺宋。
于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刺杀行动无意间搅在了一起。
刺宋未遂，迷雾重重；错位暗杀给宋子文一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上海北站的刺宋事件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出事当天，《纽约时报》马上用大号黑体字刊发了《子弹没有击中宋子文》的新闻报道，并配以图片。次日，上海《申报》也在显著位置详细报道。
事后，最为焦虑的是郑抱真和华克之，他们了解重合暗杀的底细，以为重光葵肯定已被打死，后悔不迭，深恐日本军方会借此发动一场侵华战争，他们未能及时制止，将会成为民族罪人。
起初，王亚樵等人也以为刺宋成功，一派欢欣鼓舞。看到报纸后，才知道误杀了唐腴胪，心中悔恨不已。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安，王亚樵暗中派人给唐家送去1200元。当郑抱真、华克之告知日本军方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刺杀重光葵的阴谋时，王亚樵更是怨郑、华不事先通知他。不久，日本公使重光葵也从各方面了解到刺杀案的真相，亲自到宋子文、唐腴胪家慰问。
刺宋案之后，有人发现此案存在诸多疑点，认为并非宋子文的命大，可能是杀手另有考虑，只想警告他跟蒋介石做坏事将没有好下场。无论如何，这场错位的暗杀对宋子文的一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张冠李戴的谋杀 汪精卫南京遇刺】
汪精卫，孙中山病逝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再次合作。1937年抗战爆发，被推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3月，成为南京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
南京中央党部响起枪声，致命子弹八年未取出；陈璧君大声质问蒋介石：你不要演戏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掌握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大有收罗天下枭雄于自己囊中的快感。
上午8时，中央委员们前往中山陵谒陵。8时20分，谒陵完毕，蒋介石身着黑斗篷，也不言语，乘车径直返回中央党部。他的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快：前往谒陵的委员们并没有按事先规定准时到达，也没有穿统一的礼服，这使他很不高兴。
返回途中，蒋介石突然发现一辆白牌出租车从后面追上来，车内有人探头向自己的汽车观看。他令司机放慢速度，让出租车先走。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又发现出租车停在前面的路边，觉得不对劲儿，当即停车叫侍卫盘问。对方说是新闻记者，并拿出证件。蒋介石遂一笑了之，可是等回到中央党部，他还是觉着可疑。看看外面纷乱的人群，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处处设防。
9时在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典礼。汪精卫致简短祝词后，委员们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合影。委员们都站定了，可是中心人物蒋介石迟迟没有出来。再三催请之下仍然不见他来，汪精卫只好亲自进楼相请。
蒋介石指着外面的摄影场：“你看看外面，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汪精卫顺着蒋介石的手指往外看，只见那些军政首脑们正在轻松地交谈，便道：“没什么吧？”
“太乱了。”蒋介石皱着眉头。
汪精卫这才注意到，各军政首脑均有数名侍卫扈从，而且配带着手枪。可是，这样的情形不是经常可以见到么？“大家都在等着，我们照完相马上回来。”汪精卫继续催请。
蒋介石坚持：“今天说不定要出事，我就不出去了。希望你也不要出场。”
“各委员已等候很久，如果我也不出去，恐怕不好收场。”说完，汪精卫返回摄影场，声称蒋介石突然牙痛发作，不能到场，“我们自己照吧。”
9时35分，摄影完毕，各委员相继转身，打算走入会场。突然摄影机旁闪出一人，身着西装，外穿夹大衣，大喊：“日本人杀中央委员来了。”此话如晴天霹雳，令人猝不及防。此人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转身欲逃跑的汪精卫连击三枪。第一枪射进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汪精卫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
只有少数的几人保持着镇静。汪精卫身边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一个箭步冲到刺客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刺客仍然持枪乱射。张学良也跑上来，照着刺客裆部猛踢一脚，托起他的手臂。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枪，朝刺客胸部连开两枪，刺客中弹倒地。
场内秩序渐渐稳定下来。直到各中央委员都逃入礼堂后，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慌的样子，从楼上跑下来，奔到汪精卫身边，屈起一条腿，握住汪的手，连呼：“汪院长，汪院长！”
汪精卫慢慢睁开眼睛，吃力地说：“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正在哭泣的陈璧君，她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似乎完全明白了。她用力地抓住蒋介石的手，不管不顾地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听到陈璧君这句话，原来嘈杂的人群突然间变得静寂起来。
没有人敢像陈璧君这样当面向蒋介石质疑，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质疑。蒋介石恼羞成怒，但这种场合不便多说，他只是将汪精卫扶起，命人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
送进医院后，汪精卫左臂枪伤较轻，经消毒缝合，不久痊愈。左颊一枪，损及骨头，碎片落入左眼中，弹头则在左颊部，经过三次手术，始将大部分弹片取出。背部一枪弹头夹于第六、七胸骨旁，伤及脊柱，虽屡经检查，但医生不敢取出子弹。11月20日，汪精卫离开中央医院，当夜由陈璧君等人护送到上海。经中、德两国医生会诊，左颊残留弹片被取出，但胸骨旁弹头仍无法取出。
1943年12月19日，也就是被刺8年后，汪精卫在日本动手术，终于将子弹取出。然而第二年，他就因这颗子弹引起的骨髓肿症，不治而死。此时，汪精卫已经沦为真正的头号大汉奸，正义的国人无不拍手称快。
孙凤鸣行动前要求与华克之合影，差点儿成为重要线索
飞速行驶的汽车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去医院的路上，刺客一直昏迷，鲜血不断地流出，但他的脸上却似乎露着笑容。他叫孙凤鸣，才二十多岁，结婚不久。他本可以过很幸福的生活，可偏偏抛弃了安稳的小日子，走上一条不归路。
因为他心中有恨！“一·二八事变”时，他加入十九路军任61师中尉排长。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队被迫撤出上海，不久改编。他亲眼看到一幕幕惨剧发生，转而痛恨蒋介石，愤而离开军队，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最近的目标就是要暗杀蒋介石以及亲日的汪精卫。
在中央医院的大力抢救下，孙凤鸣刚刚苏醒，特务们就马上围过来，想尽了招数套他的话，紧接着用刑。孙凤鸣是条硬汉子，当特务问他为什么刺杀汪精卫时，他说：“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特务们累得筋疲力尽，孙凤鸣的生命也终于到了终点。临死前，他脑子里又晃晃悠悠地呈现出以往的行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他携带手枪准备刺杀，蒋介石因牙痛没有出现。1935年8月，蒋介石自武汉返回南京，又因蒋汽车速度太快，无法行动。及至此次四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他再次积极行动起来，将妻子送往香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会场。见无法行刺蒋介石，他便将目标对准汪精卫，认为打死了汪精卫，也足以含笑九泉。
为了此次暗杀，华克之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本人，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临行前，华克之与孙凤鸣畅饮高歌，孙凤鸣突然哽咽了：“大哥，我想跟大家合个影。”华克之有点儿犹豫，因为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为安全起见，从来不照相。孙凤鸣也马上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不照吧，算我没说。”华克之看着有点儿尴尬的孙凤鸣，心想这是他唯一的要求，我就是冒生命危险，也要满足他的心愿，于是又说：“是呀，我们兄弟四人是应该照一张合影。”
随后，他们四人在南京新街口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为保证安全，第二天一大早，华克之便赶往照相馆，将底片及照片全部拿走。亏了他机警，事后，特务们果然到照相馆搜查，结果无功而返。他们只能按别人的描述画出华克之的大体相貌，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华克之的安全。
连夜排查手下，蒋介石不想背黑锅；案情引出国民党元老陈铭枢、李济深
南京的消息转瞬间传遍全国。令蒋介石最痛恨也最担心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他有关。大家都知道，派人刺杀持不同政见者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邓演达、刘庐隐等人不都是被他干掉的吗？尤其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除了蒋介石还会有谁？
陈璧君首先公开声称：“凶杀是独裁者指示干的，我们绝不能容忍，只有与其拼命到底。”
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也表态：“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国民党的元老们也多认为别人没这么大的胆子，他们抱着隔岸观虎斗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
虽然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等报纸极力为蒋介石洗清嫌疑，但“蒋介石为主谋”这一说法从其他途径迅速传遍全国。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不利，11月1日美联社电云：“行刺在全体照相之时，而当时蒋并不在座，反逗留房内，此事殊可玩味。”
蒋介石异常烦躁，回到家中，以冷水浇头。他无法入眠，因为他也有点儿担心，刺杀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手下人的贸然举动？连夜追查，手下的特务确实没有参与此案，他才稍稍镇定一些，下令全力展开侦破--他蒋某人绝不能背这个黑锅！
光靠口头解释根本解释不清楚。蒋介石明白，眼下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抢救汪精卫，确保其性命无恙。二，彻底查清此案，找出幕后人。唯有这样，他才能去掉黑锅。事发之后，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量嫌疑犯。蒋介石将特务头子戴笠等人叫来，怒气冲天地斥责：“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了，你们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这类祸事吗？限你们一个星期理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
专案侦察处很快成立，由复兴社骨干组成，下设四个侦破组。为表清白，蒋介石特地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侦破。
最先的线索仍是从孙凤鸣身上查找。从孙参加六中全会的第六十三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着手，特务们找到了晨光通讯社，简陋的平房内早已没有人影。在厨房垃圾堆里找到一只旧信封，是从江都寄来的，收信人为华克之。
孙凤鸣在昏迷中无意说出“中央军校姓张的”，顺着这些线索，他们抓到数名嫌疑人，包括张玉华。
1936年3月30日下午1时，刺汪案终于开庭。旁听原限150人，但来者越聚越多，庭内外挤满人群。审讯张玉华时，他的供词极为闪烁，只是说：“晨光社经费由华克之筹集。据华克之告诉我，经费是从陈铭枢、李济深处领来的……”
陈铭枢、李济深与此案有关的消息一出，案情更显得扑朔迷离。“福建事变”失败后，陈、李二人逃往香港，继续策划抗日反蒋活动。他们也曾有过刺杀蒋介石的想法，在1934到1935年前后就给过王亚樵一笔钱，让他伺机而动。此次行动可能确实与他们有关。不过，陈、李等人与汪精卫倒没有太大的仇恨，如果是他们策划，理应刺蒋，而非刺汪。
因此，刺汪主谋的主要嫌疑人并未转移，许多人仍然认为是蒋介石所为。
还是最后，侦察人员查出晨光通讯社中有一汪派人物。这一下子堵上了陈公博、陈璧君的嘴，蒋介石方从泥坑中拔了出来。
刺汪案一周年之际，华克之为纪念死难的战友，特地书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也跟王亚樵没有关系。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
【最具戏剧性的刺杀 “斩龙”杨永泰】
杨永泰，1912年加入国民党，当选临时众议院议员。1917年，他与滇桂军阀勾结，排挤打击孙中山。1932年，任“剿匪总部”秘书长，“新政学系”重要成员。1935年，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万言书”被蒋介石奉为反共纲领，“当世卧龙”临死慨叹“国祸正长”
1936年10月25日下午，阴云笼罩下的长江两岸，秋风瑟瑟，细雨霏霏。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从日本汉口领事馆赴宴后，准备从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赶回武昌省政府。
雨中的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影，安静得出奇。8名身穿黑制服的随行保镖、4名身穿黄制服的省府警卫，组成两道警戒线。这时的杨永泰已经五十多岁，稍有些驼背，略显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就在他从车里钻出、双脚刚刚踏稳地面的时候，码头边一个废弃的旧票房中飞身跃出两名青年，朝他连发数枪。杨永泰后脑、左肩、右背连中数枪，当场倒地。他费尽全身力气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说完遽然合眼，撒手西归。
杨永泰不是等闲之人，正是被蒋介石奉为当世“卧龙”的心腹。
1930年，蒋介石在汉口古德禅寺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剿匪”会议。何应钦转来一份“万言书”，蒋介石看完，认为上书人杨永泰简直就是当世的“卧龙先生”，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委派还只是交通部高级顾问的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急令他日夜兼程赶到汉口“参赞戎机”。那份“万言书”也成为蒋介石“十年内战”反共的政治和军事理论纲领。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红色政权，占据了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1930年秋天，杨永泰充分研究了蒋介石反共的政治态度和独裁天下的军事野心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这篇“万言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行“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策略，抛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纲领。用工整的小楷写完“万言书”，杨永泰郑重地交给交通部长王伯群，王伯群又请其妹夫、军政部长何应钦代呈蒋介石。而他呢，则模仿当年袁世凯洹上垂钓，不几天，蒋介石的垂青就降临了。
党国“二号人物”睡在蒋介石卧室门口，与CC系明争暗斗，自荐接任湖北“土皇帝” 到了蒋介石身边，杨永泰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洞悉蒋介石的政治需要上面。初入南京政府时，他就常打听蒋的“起居注”。听说蒋介石对王阳明的理论很感兴趣，案头常备曾国藩家书，他赶紧买来《王阳明集》和《曾文正公全集》，细细研读。
虽然连续四次“围剿”都失败了，杨永泰的锦囊妙计并未显示出多么神奇的地方，但他熟悉当时中国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和“底账”，又“善体圣意”，很讨上司欢心，两年之中由参议兼秘书提升为“剿匪总部”秘书长。以他为核心，以黄郛、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为骨干，迅速崛起了一股政治势力--“新政学系”。据张潜华回忆，“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
从1931年第三次“围剿”开始，杨永泰就把床铺搬到了蒋介石卧室的门口，蒋介石睡里屋他睡外屋。蒋介石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经常半夜起来绕室而行，杨永泰一听有动静就赶紧推门进去，问长问短，察言观色。难得的是他还经常能够提出些不错的建议为蒋介石排忧解难，蒋介石也乐于向他咨询，甚至连家庭琐事也要他帮忙出主意。
杨永泰也不是等闲之辈，并非只会察言观色。他尤其善于快速处理公文，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在他来之前，蒋介石每天要处理大量堆积如山的急电要件，弄得焦头烂额。他来以后，把公文中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地用数十字摘要复述，再有针对性地列出上中下三种对策，连同原文一并上呈，一目了然。这种做法以及他所提的对策都令蒋介石十分满意。
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里，杨永泰充分展示了自己官僚政治方面的才能，并日渐显露出其政治野心和亲日面目。“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长年住在南昌和庐山，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要见蒋介石都必须经过杨永泰的批准，而杨永泰往往根据个人的利益向背和好恶干涉操纵这种会见。由于擅权，他与CC系的矛盾也日渐激化，结怨越来越深。
时间长了蒋介石也有所察觉，认为杨永泰锋芒太露，颇有些不快，同时也认为他野心太大，长此以往会成为国民党统治体系中的不安定因素。对他也从最初的欣赏和信任慢慢转变为猜疑。1934年初，在CC系和地方军阀联合国民党元老的压力下，蒋介石把当时国民党的大才子、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调入行营任侍从室主任，以削弱杨永泰的权力。眼看大权已然旁落，杨永泰心想与其伴君如伴虎，不如自己到地方上独当一面，当个土皇帝，况且他早有当一省之长的野心。于是借张群升任外交部长之机，提出想接任湖北省主席的职位，蒋介石乐得顺水推舟。
杨永泰城府很深，出任湖北省主席的时候也没忘耍耍手腕。蒋、杨二人有一天在讨论各省“剿匪”形势，杨若有所感：“现值国家多事之秋，像刘经扶（即刘峙，时任湖南省主席）、夏灵炳（即夏斗寅，时任湖北省主席）之流，岂足以当一省重任？”接着又说：“岳军（即张群，时任南昌行营总参议）长于吏治，何不让他一展所长？”当天，蒋就下了一个张、夏对调的手令。
1935年，张群调为外交部长，杨永泰继任湖北省主席。可见杨此前的推荐，就是为自己预留地步，以便有朝一日由张群过渡给自己。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对他怀恨在心的CC系仍然动用庞大而严密的特务网日夜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找他的麻烦。就在杨永泰遇刺的前几天，CC系还把截获的日本汉口领事馆的电报送到了蒋介石那里。电文说，日本领事宴请杨永泰，杨永泰在席间大包大揽地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蒋介石对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已经感到厌倦，也没完全把这封电报当真，看完以后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知道了”，淡漠之意溢于言表。
蒋介石借题发挥，嫁祸胡汉民的干将刘庐隐
杨永泰被刺在国民党政界引发了一场骚乱，也使蒋介石大为震动。各种猜测沸沸扬扬，搅得不少心里有鬼的人心惊肉跳，但此案真相半个多世纪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杨永泰的死，蒋介石认为是共产党或CC系干的，日本人和汪精卫却认为是蒋介石干的。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12月唐有壬遇刺，这次又是杨永泰，都是亲日派，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大使馆对蒋介石表示了强烈不满。
连续三人被刺也着实令蒋介石吃惊不小，为了不得罪日本人，需要尽快给出一个说法。他一面急电湖北省为杨永泰治丧公葬，一面命令戴笠在一周内侦破此案。
戴笠不敢怠慢，从25日案发到29日刺客龚柏舟、陈夔超落网，他一天也没敢闲着，连夜审讯。严刑拷打之下，龚、陈供认自己是“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员，汪精卫、唐有壬、杨永泰、黄郛、张群等都是他们的刺杀目标。早前“除奸团”准备刺杀汪精卫，孙凤鸣抢在他们之前动了手。10月30日，戴笠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调查得一清二楚，得意洋洋地向蒋介石交差。蒋介石料想要捉拿“除奸团”其他人不是一天两天能轻易办到的事，又必须尽快给日本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光凭龚柏舟、陈夔超两个小人物恐怕说不过去，何不栽赃？
替罪羊是谁好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刘庐隐，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国民党元老、自己的老对头胡汉民的得力干将。
1937年初，得知刘庐隐从香港回到了上海，“蓝衣社”在法租界密谋绑架未遂。他们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与法租界进行交涉，谎称刘庐隐是杀人嫌疑犯，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必须予以逮捕，最终将刘庐隐引渡到了武汉。
不久，南京政府秘密侦查厅正式对外公告，杨永泰遇刺案结案，判处陈夔超、龚柏舟死刑，判处幕后指使者刘庐隐十年徒刑。就这样，蒋介石既铲除了异己，又让日本人无言以对，至于“除奸团”的事他则无暇顾及了。
1938年，陈夔超、龚柏舟被转押到武汉行营准备处以极刑，死刑尚未执行，正好赶上日本对武汉大轰炸。两人又被转往陪都重庆，行船途中龚柏舟抱着必死的决心，借着雾大水急跳江侥幸逃脱，陈夔超被押解到渝，慷慨就义。这桩悬案总算将就着有了一个不算是答案的答案。
【民国第一悬案 唐绍仪遇害风波 】
唐绍仪，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从1896年起，当了近十年的清政府驻朝鲜总领事。1904年，作为清政府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谈判，挫败了英国分割西藏的阴谋。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亲侄儿“引狼入室”，古玩里藏匿凶器，民国元老殒命家中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一辆轿车在上海法租界开森路18号唐公馆大门前停了下来。两个买卖人下了车，跟着还有一个搬运大花瓶和装满古玩木箱的伙计。轿车掉头等候，引擎仍然突突突地响着。守卫立即打开铁门，显然来人和里面的人很熟悉。
几个人进入客厅，那个领头的迅速拿起桌上的两盒火柴，悄悄塞进自己的衣兜。
很快，一位老太爷在仆人的搀扶下走进来，三个膀大腰圆的俄罗斯保镖紧跟身后。老太爷在沙发椅上坐定，客气地问道：“志磐侄儿，这就是你说过的那些东西？”
那个侄儿指着另一个商人打扮的人说：“他就是我的姐夫赵理君，我上回给老太爷讲过的。他家世代喜爱收藏古玩字画，这只花瓶就是祖传之宝。”
老太爷立刻走到花瓶跟前，双手不停地摩挲，嘴里喃喃有声。
保镖看到这种情况，悄悄地走开了。客人从桌上拿起一只香烟，正等着要火点烟。仆人赶紧走过去，发现桌子上没有火柴。
就在仆人跨出门槛的瞬间，满脸堆笑的来客一下子变了脸。赵理君迅速环顾客厅，对另外两个人点点头，随后一步跨到门口，把门轻轻关上。那个侄儿凑在如痴如醉的老人身边正给他指点着什么。伙计打扮的那人揭开古董箱底板，拿出明晃晃的斧头，蹿到老人身后，对准其后脑勺狠狠砍下去。老人一声没吭，“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凶手想再砍，不料斧头陷得太深，匆忙之间拔不出来，只得罢手。
三人揩掉身上的血点，转身向门外走去。刚走出客厅，俄罗斯保镖在楼梯上不安地问道：“下面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
赵理君和伙计只当没听见，低着头只管往外走，后面的侄儿冷静地说：“没什么事，这该死的伙计丢了一件货，唐老爷在发脾气呢。大概是忘在车上了，这就叫他们去取来。”
这时，那个仆人拿着火柴回来，看见客人离去，感到很奇怪，急忙推门进屋，发现主人倒在血泊之中，立刻醒悟过来，立即冲出去大喊抓刺客。保镖赶到门口，刺客已经跳上轿车逃跑了。不过，门外的巡捕看得清楚：黑色“福特”牌轿车，牌号6312。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同时报道了一个惊人消息：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于9月30日上午9点半在上海的家中遇刺，下午4点左右死于广慈医院。
沈醉披露，唐绍仪乃因同日本人有瓜葛，遂被“杀一儆百”
唐绍仪为什么会被杀？凶手是什么人？是谁在背后指使？上海《新闻报》、《译报》、《导报》、《华美晨报》都认为是日本人或者汉奸所为，而《文汇》、《大美》则暗示此事与重庆政府有关。
10月5日，迁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发表公报，褒扬唐绍仪的功勋，并拨给5000元治丧费。蒋介石、孔祥熙等相继发唁电表示慰问。但是有关唐绍仪死因的猜测并没有停息。有人说：唐绍仪是死于蒋介石之手，因为他曾经劝蒋退位，为蒋所嫉恨，终于导致这场灾祸。
有人说：蒋介石曾经请求唐绍仪出面，在美日之间活动，以调停日中战事，不料唐狮子大开口，索取几百万美金的酬劳费，遂罹此难。
有人说：南京陷落之后，蒋介石让唐绍仪暗中和日本人谈判，而日本人却要蒋下台，由唐接替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虽然唐没有同意，可他的儿媳诸昌年却背地里答应了日本人。此事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蒋恼怒之下下此毒手。
还有人说：唐绍仪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不肯出面当汉奸，日本人怀恨在心，置他于死地。
唐绍仪到底死于何人之手，几十年来一直悬而未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真相终于渐渐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据军统头目沈醉在回忆录中披露，唐绍仪被杀的原因是戴笠得到报告，说“相传唐同意一俟军事上达到相当的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议和”。“戴笠除准备派人设法对唐进行暗杀外，还先通过杜月笙的关系，由杜从香港写信交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某，由徐拿了去见唐，劝他立即离沪去港。唐口头向徐表示，一定要去，并说他宁可当亡国奴，绝不会去当汉奸。这无疑是要杜月笙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可是杜却认为这是不给他面子，便向戴笠说唐暂不会离沪去港。戴笠便肯定唐会应日本人之请出面搞维持会，正好可以利用谢志磐可出入唐家之便，先将唐暗杀，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可以说，唐绍仪被刺一案不仅与唐的社会地位分不开，更与当时中国的形势密切相关。
为了维持占领区的统治，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地实施“以华制华”的方略。还在淞沪抗战之前，他们就开始着手物色“中国第一流人物”，以便在南京组建伪中央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以土肥原贤二中将为总负责人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将对象锁定为“南唐北吴”：居住在北京的吴佩孚和留在上海的唐绍仪。
吴佩孚压根儿不买日本人的账，断然予以回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赶到上海，集中精力拉拢唐绍仪。唐绍仪是一个政坛老手，撮合过不少政治交易，见日本人找上门来，心里明镜似的。可是当土肥原在嘘寒问暖之间以言相探时，他却装老卖傻，顾左右而言他。土肥原摸不着头脑，又不便相强，只好告辞而去。
虽然土肥原没能如愿，但是唐绍仪也没有拒绝，日本人认定唐绍仪处于观望之中，要想拉他出山，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于是，一向冷清的法租界开森路忙碌起来，人们看到不断有日本人出入唐绍仪的家门口。至于日本人和这家主人谈些什么，唐绍仪对日本人是什么态度，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日本人这样频繁出入唐公馆，当然会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撤离。身为国民党元老和中央委员的唐绍仪却滞留了下来，并乘房价大幅度下滑之机购进豪宅，搬进开森路18号。
不仅如此，自退出政坛，唐绍仪一向深居简出，极少与人往来，近来却一反常态，和汉奸温宗尧来往密切。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唐绍仪一面与重庆方面虚与委蛇，一面与日本人拉拉扯扯，在上海这样呆着不走，到底有什么图谋？
令戴笠下定最后决心的报告，竟被添油加醋；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赵理君，决定亲赴唐府行刺
虽然军事上连遭败绩，逃往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的控制权。抗战之初，蒋介石就向军统中统下达密令，严密监视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行动，除掉反蒋变节的敌对分子。
戴笠清楚蒋介石对唐绍仪颇为不满，如今机会来了，大可以为主子出一口怨气。他立即向军统上海区周伟龙下达指示，严密监视唐绍仪和日本人的接触。
但是唐宅墙高楼深，外有巡捕警戒，内有守卫，加之主人深居简出，根本无法打探。无计可施之时，周伟龙得知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谢志磐和唐绍仪是亲戚，有过密切交往。
第二天，谢志磐就到唐公馆去拜访。尽管有人提醒谢志磐的哥哥在上海从事特务工作，但唐绍仪知道这兄弟俩早已反目，并不以此为意。
虽然有了“内线”，怎奈唐绍仪足不出户，天天在家摆弄古董，重庆方面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周伟龙见戴笠接二连三来电催问，自己难以有个交代，就向谢志磐施加压力。谢志磐无法，只得捕风捉影，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事情来应付。周伟龙揣摩到上面的意图，对这些情报也不加分析，干脆添油加醋地拟定出一份份大有深意的报告。接到这些报告，戴笠断定唐绍仪已经被日本人拉下了水，虽然还没有公开叛变，但已生外心，如果不当机立断，一旦成为事实，他可担当不起。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不少政治人物开始游离观望，尤其在沦陷区，国民党要员叛变投敌的事情屡屡发生，为此他没有少受斥责。现在正可以借唐绍仪的脑袋刹刹这股势头。
周伟龙得到戴笠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以赵理君为首的暗杀小组。赵理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参与过多起暗杀行动，包括枪杀爱国人士杨杏佛、报界巨人史量才等。
赵理君起初计划趁唐绍仪外出办事的时机，用手枪在街道上将他击毙，但这个方案并不理想。一则唐绍仪为人谨慎，轻易不肯出门，即使有时外出，身边也紧跟着几个膀大腰圆的俄罗斯保镖，不易得手。而且光天化日之下在租界行凶，影响也太大。
但他注意到，谢志磐每次送古董时，巡捕只是打开古董箱看看，并没有仔细检查。赵理君马上意识到，箱子里完全可以藏一把利器，因为在唐宅只有避免开枪，才能完全撤离。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赵理君精心设计的步骤进行。在行动前几天，唐绍仪的大儿子唐榴忽然从香港回来。赵理君调动各种关系，才把他支到汉口办事去了。30日进入唐宅大门后，行动组的王兴国不知怎么，没按原定计划留在门口等待，而是捧着大花瓶跟着走进客厅。进入唐宅后，唐绍仪也没有在卧室相见，而是让他们在一楼客厅等候。三个家伙不由心里暗惊，为什么唐绍仪破例下楼，几个保镖寸步不离，难道他已有提防？
也是唐绍仪活该不得好死，就在几个刺客不知所措的时候，保镖擅自退出，贴身老仆也走开，留下他独自对着花瓶发呆，大概灵魂早就不知飞到哪重天上去了。
汪精卫伪政府将唐绍仪列入“殉难烈士”名单，但民国首任总理是否变节迄今无解。
唐绍仪在家中被刺，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贵大为震惊，许多人已猜测到此事的内情，纷纷希望国民政府对此有个说法。特别是与唐绍仪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人，更是不依不饶，要求军统拿出唐绍仪通日的证据。蒋介石也责怪戴笠太鲁莽，不该在还没有拿到确凿证据时就草率动手，造成这种不利局面。
此种形势下，戴笠不得不下了一道通缉令，要求上海方面对此事进行调查，严惩肇事者。其实凶手早跑到重庆领赏去了：赵理君很快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王兴国则被派往军委会水陆交通检查处任中校所长，谢志磐后来精神失常，被同伙击毙。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南京政府将唐绍仪列入“殉难烈士”名单。日本人对唐绍仪的死十分惋惜，认为“帝国对华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这不仅对唐是不幸，也是东亚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些并不能证明年近八旬的唐绍仪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几十年过去了，此案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但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理是不是变节投敌，当了汉奸，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