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一家是什么动物:揭秘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一生无法解答的3个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4 15:40:38
                                          
          1864年6月1日,嫔妃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眼看着她们生活中的惟一的男人洪秀全在金龙城(天王府内城)中死去。这位定都后即没有正式出宫(除了迎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被迫出宫)、11年仅发诏25篇的天王到底是死于长期吃甜露(野草),还是吞金自杀,已经无关紧要了。40多天后,曾国荃的湘军攻陷天京全城,天王的遗体被挖出焚烧。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天兵终于没有下凡保佑太平天国,可能因为洪秀全实在无法很好地回答下面三个问题吧。

    造反有理否?

       无论如何,洪秀全也算得上晚清衰世中为数不多的大人物,只不过因为是个令人怀疑的造反者,所以备受争议。一个取得半壁江山的人物、一个导致数千万生灵涂炭的人物,其行为的根源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大病之后的幻觉,或者某个类似《劝世良言》的小册子的“神启”。社会根源和个人的成熟愿望,都是导致造反的重大理由。

         造反是需要理由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者造反,多半出于官逼民反。秦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是这种循环的先声。无论是《三国志》中的断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水浒传》中众好汉逼上梁山的故事,都诉说了这样一个朝代循环的逻辑:一个朝代通常建立后百余年而生大乱。自两汉、唐、宋、明至清朝概无例外。而洪秀全等人的太平天国正好踩准了点,连他的官制中重要的职务“军师”,都是直接搬照《水浒传》而来。

       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给洪秀全提供了起义或者造反的理由。洪杨起事前20年,龚自珍即已预言“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方局势,的确如时人夏燮所言:“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推到前沿的倒霉的钦差大臣耆英(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为在天津谈判时擅自回京被赐自尽)在签订《南京条约》后一年奏称:“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旦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反压迫、均贫富、杀清妖等等目标,都可以成为历史性的理由。而太平天国的理想,给意欲谋反的民众以一种宗教的狂热,如烈火般点燃广西以及南方半壁江山的干柴。

        单从广西等地的平等主义诉求来看,当时的起义,无疑是具有相当的正当性的。比如妇女们即响应“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号召,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就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而“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豪迈激情,更是显示当时的起义是何其壮观!

         造反也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激情的。洪秀全的激情来自科举失意,而出自个人欲望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的目标和宣称的天国的目标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难以吻合的矛盾。1860年10月,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人士容闳曾往天京拜访天王,但不被所用。后来容闳投靠李鸿章,协助购回百多部机器而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可能当时也看出了洪秀全的本质,所以后来称“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

        考不上“大学”,造就洪秀全自己开科取士的逆反心理,这是激情的来源。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四次应府试考秀才,分别在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皆落第,前后一共经历17年,未能考上生员(秀才)。应该是从1837年科场失意后异梦升天开始,洪秀全就已经慢慢萌生造反念头。当时他已经自居“真命天子”。而直到晚年,他仍然是梦想实现“父子公孙坐天下”的王朝。录一首其早期的诗如下,以明其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存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斩邪留正诗》,1837年)从现在所见洪秀全的诗文,他有些许才气。不过,也许他的诗文还谈不上俚俗不堪,但是打油诗居多确是事实,以这种水平,也难怪青年农民洪秀全考不上秀才。而其对手“刽子手”曾国藩的诗文则为一时之冠,书法自成一体,其立德、立功、立言几为圣人。此论绝非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实在是洪秀全不争气。即使拿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而言,他早年那“五千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气远非天王所能及也!

          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的洪秀全大約在创拜上帝会(1843年)后自行改名秀全。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靠这种迷信和自我暗示加强政治激情,符合落第书生的水平。

       以洪秀全个人的能力,无法真正承担造反领袖的重任。所以,早起的准备活动,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冯云山。冯云山在永安封为南王,称七千岁,不仅居洪天王之下,还居他发展的应该是弟子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之下。但是,据《李秀成自述》所言,“谋立创国者出南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真正的领袖人物。但冯云山又是洪秀全最早的支持者,是拜上帝会的始创人之一,他的能力从传教时已经体现出来。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深入广西传教,洪秀全显然缺乏领袖魅力,只发展了非常有限的几个人。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是因为看到洪秀全藏的《劝世良言》,才鼓励病歪歪的表弟仔细研读,从而创立拜上帝教。而洪秀全没有能够团结这个人才,並且对于和他一起创业的洪仁也不能吸引住。他们均在入教不久就与洪秀全分手。而冯云山在桂平紫荊山区,靠拾牛糞、打短工已接触大量的底层人民,並以个人的卓絕努力,竟使拜上帝教发展成为拥有二三千人的组织。

       冯云山是个忠诚的斗士,有勇有谋。可惜他于1852年在攻打全州时被清军炮火致伤而亡。不过,冯云山对洪秀全的动员和推崇,居然是建立在相面术的基础上。即他认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当贵为“九五之尊”,从而加重了洪秀全对自己的幻想症。这可能就是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埋下的失败之伏笔吧。

      洪秀全从一开始的激情、幻想和朋友的推动(或者裹胁)中,踉踉跄跄地扯起了大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个因为不能自拔而干脆自我陶醉的过程。作为领袖,他应该对起义的目的和方向有个战略性的基本设想。从金田到永安,到全州,到武昌,直到南京,洪秀全都在一种迷糊的状态中领导着数十万至上百万人,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包括后来的北伐和西征,都是在犹豫不决中推行的。而随着封王、进军、定都和内讧,洪秀全本人的性格缺点都一一暴露出来:懦弱、多疑、自负,甚至癫狂。真可怜这起义大军了。

      中国历史走到19世纪中期,面临“内忧外患”,时代提出的使命是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否则无以自存。如果重复改朝换代的历史,又何以正当回应历史的召唤?

     《李秀成自述》列出了太平天国十大失误导致其最终的败北。除去战事不利外,其余各条都是和洪秀全本人有直接关系,他占了“五条半”。李秀成所列出的十大失误包括:

    一、(原文用此字)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

    二、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後,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青(清)州之败。

    三、因曾立昌等由临青(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杨家店清将,现今日久,不能记得姓名。

    四、不应发林绍璋去相谭(湘潭),此时林绍璋在相谭(湘潭)全军败尽。

    五、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

    六、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狈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至大。

    六、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

    七、主不问政事。

    八、封王太多,此之大。

    九、国不用贤才。

    十、立政无章。

    国命者,因十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造神要做什么?

       基督教不能不为洪秀全以其名义进行的破坏运动感到羞耻,甚至恼怒。《圣经》开篇“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此后,神创造了一切。

    《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又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些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拜上帝教完全违反基督教教义,从头至尾违反基督教教义。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一切。而天王他们用迷信的手法,大肆宣称“下凡”和“附体”。天王自称上帝亲子、基督胞弟下凡,杨秀清、萧朝贵则自称天父天兄下凡。至于在天国后期,洪秀全一心一意修改《圣经》,处处暗示天王的政治地位“万国独一真主”的至高无上,更是叫基督徒震惊。英国传教士不得不说:“若在天主教时代,罗马教皇早就把他烧死了。”

       造神问题导致天国内部的权力纠纷,尤其是杨秀清和洪秀全。1855年8月一个晚上,“天父”突然下凡,半夜来到天王府。天王迎接稍迟,“天父”大发雷霆,称“甘久不开朝门,真是该打”。类似这样的事件,日积月累,洪秀全遂产生除掉杨秀清的歹心。天京事变其实从第一次附体下凡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定都天京初期,出于宗教上的相似性和政治上的某种企图,洋人也曾拉拢过太平天国。据李秀成自述说,外国人提议共同反清,平分中国。天王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倒是无意中成为天王抵制帝国主义阴谋的证据。

      但是,洋人在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多次观察后,均认为太平天国对基督教是一种亵渎;认为太平天国对西方国家来说还不如清朝。早年和洪秀全有过接触的美国牧师罗孝全在天京居住一年多后,终于无法忍受这种邪教的折磨,仓惶逃离。他认为洪秀全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建立不了任何有组织的政府”。

      1854年6月,英国公使包令(J.Bowring)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31个问题。杨秀清“闭户三日”,起草了《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首先表达了天下共主的宗旨,所谓“我主天王,奉行天道,凡事秉乎至公,视天下为一家,胞与为怀,情同手足”。“天下之内,兄弟也”。不过,这个兄弟关系很奇特。面对英国人对天国宗教的质疑,东王杨秀清在诰谕中就上帝问题对洋人提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质问。比如:尔西洋人有人识得上帝多高?面孔何样颜色,腹多大?长着怎样的多长的胡须?戴什么样的帽子?穿什么样的袍子?会题诗吗?题诗有多快捷?了解他的脾性、气量吗?等等。

      有论者认为洪秀全面临中国造一元神的千古机遇,但他错过了。其实,造神的人,其身不正,其神也就不神了。

    《李秀成自述》中对洪秀全凭造神搞个人崇拜甚为不满。其中有一段说道:“天王改政,要闪(合)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间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

      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此也。言(然)後天王见李世贤不写此等字样,即而革职,现今李世贤之职上(尚)未复回。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将此来情,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具(俱)是那天话责人,

       我等为其臣,不敢与其驳,任其称也。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御林兵者,皆算其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我为我队我兵者,其责之云'尔有奸心'之意,天军、天官、天兵、天国那有尔兵不称天兵、天国、天官者,恐人霸占其国,此之实言也。”奇特的方式,血腥的试验,无法控制的言行,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但是,众好汉倒也算享受了人生。

    对外怎么办?

     对于洪秀全等领袖而言,当时处于三方势力争夺的三角关系中。对于清廷,他们是要彻底取而代之的。而对于洋人,则存在一个难题:一方面,如果洪秀全拉拢洋人(这也是洋人在太平天国初期持观察态度的原因),那么他会成为“引鬼入邦”的罪人;另一方面,如果洪秀全对洋人完全自我封闭,持抵制的态度,那么他们的事业会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

    在这种矛盾之中,太平天国首先选择了一种比较中间的立场,即对洋人采取宽容的态度,试探其底线,同时防范洋人与朝廷联合。

    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的观念上没有做到创新,而是坚持了万国一家的大同理想。洪秀全要洋人承认其“天下万国真主”的地位。比如,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太平天国以“谒王”的礼节接纳之,“特颁谕抚慰”,并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号令各国“齐会天国,扶尔主,朝尔主,同尊上帝”,“敬天从主”;各国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这朝贡的礼节是必须遵守的。1853年,英使翻译官拜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四周士兵“喊跪之声,不绝于耳”。此外,在各种诏书上,太平天国也是以天朝上国的格式行文。

     在具体的对外政策上,太平天国还是坚持了主权原则,尽管他们不懂真正的主权意义,但是其行动证明了太平天国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关注。比如,当外国船只闯入镇江、南京江面时,他们予以炮击。当英美公使询问太平天国对待《南京条约》和1844年诸条约的态度时,天国不予理睬,实际等于否认了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对于条约口岸的租界,太平天国断然拒绝洋人的特权,表示这些地方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太平军克攻宁波后,英军要求太平军撤走炮台,洪秀全提出“逐出宁波外人”,并称炮台是“自卫所必需,断不能自弃也”。

      太平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突出表现在禁止贩卖鸦片上,凡是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一律斩首不留。同时,出于经济发展的初步考虑,天国答应英国“惠外和中,商旅不禁,关市不征”(1860年以后开始征税),“万国皆通商”。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太平天国采取了用茶叶换军火的政策。

       随着太平天国内讧后势力的减弱,他们也逐渐倾向于拉拢洋人的做法。比如,在1862年致宁波法国领事的照会中,承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清廷处理外事不当造成的。即所谓“胡妖反复无常,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伐”。而洪秀全比较尊敬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也得到热情的邀请,并在1861年被任命为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罗孝全还取得了传教自由的诏书。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结,洋人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全部的侵略利益,这导致太平天国和洋人成为死对头。1862年2月,清廷的“借师助剿”政策开始实施。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的时候,清廷发布“上谕”说道:“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接着,由美国流氓华尔组织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拥有5000多发誓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洋人。清政府授予华尔参将军衔。当年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

    1863年3月,英国少校戈登继任管带,统领“常胜军”,数月后获得总兵头衔。至1864年5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成功后,“常胜军”解散。据戈登自述,100名外籍军官中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中,战死1000人。这也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部的政权,也就丧失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清政府的对外妥协,直接获得了洋人的支持。在三方的对局中,太平天国成为最后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