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州文化] 清礼部尚书李宗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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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礼部尚书李宗昉
李宗昉，字静远，号芝龄，江苏山阳人，清乾隆乙亥四十四年(1779)七月初三生。
　　宗昉的先世，有号金竹翁者，元时以医道高超而名于濠泗间(今安徽凤阳、泗县一带)，明初徙居山阳，子孙以医为业。宗昉的曾祖名培，庠生。祖父名庆曾，父名崇德，皆贡生。三世都因宗肪贵而封赠光禄大夫。宗昉幼年聪慧而有识见，父亲家教甚严，四岁时即令他早起朗读课文，八岁能作文章，十六岁入县学。未满二十，其试艺文字，已显示出相当的功力。为学使钱黼堂所欣赏，在公布发给廪膳的生员名单中，名列榜首。据说，这次科举试题“国士无双”，就是因学使对宗昉的赏识而命题的。
　　嘉庆六年(1801)宗昉应乡试拔萃，次年会试南富(礼部)报捷，廷试第二及第(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充实录馆纂修，国史馆、文颖馆协修。九年主管陕甘乡试，任副考官。十四年会试任分校，批阅考卷。十七年考核官吏宦绩，宗昉获二等，升任赞善，次年再迁中允，为太子属官。累迁侍讲、侍读学士，并督贵州学政。是时贵州巡抚以赋税收入少，而怀疑田亩有隐匿情形，拟上疏请丈量全省土地，已设局调吏，势在必行。李宗昉知其不可行而又无法阻止。幸宗昉每至一地，必先了解民情，以贵州地方志书缺略，曾嘱当地校官广泛搜集载记。适得乾隆初前任贵州学使邹一桂疏请丈量土地，被御史包祚永奏驳之。“极言黔中山多，平地少，民每虚占不毛之地，胥吏高下其手，以丈高下不准之田，赋米必增，民受其害，部议停止”。李宗昉以此记载示巡抚曰：“此事学臣曾奏疏，被驳，今如再奏，部臣必以前例议驳，并且以隐瞒前事来诘责，抚君将无词可对矣”。巡抚乃大悟，其议遂罢，贵州百姓得以安心生息。
　　廿一年，官吏考核，宗昉获一等，命督学浙江，赴浙前入谢，嘉庆皇帝亲加慰勉：“汝考差第一，浙江人文渊薮，当取有用之才”。宗肪感仁宗知遇之恩，益以培养真材为己任。此前，汪廷珍于嘉庆十八年至浙主管乡试，留任学政。浙江士子钦其学行，服其藻鉴①，以为极盛，难有人继之。而适由其弟子宗昉代之，两位山阳人物，先后陶镕浙江学子。在浙中学校传为美谈。
　　二十二年擢少詹事，二十四年升詹事，二十五年充日讲起居注官，稽查左翼觉罗官学，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道光元年(1821)监顺天乡试，稽察中书科，次年迁礼部左侍郎，充会试副总裁，殿试读卷官。秋，赴江西主考，留任学政。南昌试院中有一土山，以往考试时，常有人以此有利地形传递线索。得中者多非真才实学，宗昉到任后，命人造亭三间，考试之日，端坐亭中，一目了然，考试舞弊现象得以禁绝，选拔出的人才，得孚众望。
　　六年，调工部左侍郎兼管钱法。七年，调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冬，调经筵讲官。八年，主管国子监事，充顺天乡试副考官。九年，充会试副总裁，朝考阅卷官，教习庶吉士署，兼管顺天府府尹。十年，署吏部右侍郎，因吏部书吏伪造捐照，以对部属失察过失降三品服留任。十一年，再充顺天乡试副考官，未离考场，即宣旨撤销处分，赏还二品服。十二年，再充浙江正考官。十三年，调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补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年，充武殿试读卷官，署兵部尚书。二十四年，升礼部尚书，并兼署兵部。廿五年冬，因病请假开缺。道光廿六年(1846)四月初十卒。
　　李宗昉一生，以任学官和太子属官居多，又先后出任礼部、工部、户部、吏部、兵部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衔，足迹至顺天、贵州、浙江、江西等地，学识渊博，且又办事勤慎，著述颇丰，以“闻妙香室”为斋名，刊有《闻妙香室诗集》十二卷，《闻妙香室文集》十九卷，《经进集》五卷、词一卷，又以贵州学官任内见闻作《黔记》，惜多未存世。
　　从见存的李宗昉遗著中，可以看出他十分热心山阳地方文献的刊刻与传播，同时也显示他在金石学、诗文等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
　　嘉庆二十四年，李宗昉在浙江任学政期间，曾校刻吴玉搢所撰之《金石存》十五卷。他在《校刻金石存序》文中自述钻研金石学的情况：“宗昉尝阅扬州所刻赵氏(明诚)《金石录》采长洲何氏(倬)、钱塘丁氏(丙)校勘本，又搜辑诸家增附案语，颇为详核，窃心慕焉。……壮游京师及黔南，来往兖豫燕赵吴楚间，遇古碑拓，时时访求，置之箧笥。暨官国子祭酒，太学石鼓，手拓其文，与大兴翁氏(方纲)所得略同，虽曩于金石之学，未尝窥其涯涘，而辄思有所发明……”
　　在《序》中，他对金石学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夫古文赖金石以久远，而金石又以久而销泐，其幸而存者，不贵存目，而贵存文”，据此观点，他客观的评价了以往著录的优劣：“欧(阳修)，赵(明诚)书文不备载，读者每以无所考览为憾。至洪氏(迈)《隶释》、《隶续》始录全文，薛氏(尚幼)《钟鼎彝器疑识》及明陶氏(宗仪)《古刻丛钞》、都氏(穆)《金薤琳瑯》，原文亦具。然洪氏止载隶书，薛备篆文，而原委不详。陶、都摭拾佚文，首尾完备。陶仅七十一种，都更少于陶，爱博者病未广焉”。
　　李宗昉极力称赞推崇吴玉搢在金石学研究方面的求索精神和《金石存》的成就：“吾淮山夫吴先生绩学好古，究心六书，通古文递变之由，文字相生之故，形声既明，训诂斯定，用以考辨经义，纠缪正讹，了发指掌。尝南浮大江，求往古秘奥，穷冬匹走塞上，登居庸关，考山川险夷，徘徊丛莽落日中，竟日不得食，搜其碑刻而还，以时访隐居士，就戍卒野老，询古遗逸垂数十年不休，尝辑前代遗刻，疏年月，具全文加以考证，成书十五卷，名日《金石存》，既博且精，有功于后学甚巨。……先生精篆隶古文，合异同之迹，析传流之变，穷究原委，益求精确，以至古人官阀世次，与夫岁月，舆地，无不详核得实，抉摘无遗。”
　　李宗昉校刊《金石存》十分认真，他自述刊刻的过程道：“近视学两浙，得李观察(调元)粤东所刊先生是书，见其字画伪舛缺失至三十余碑，为之慨然。适汪(廷珍)宗伯师来书，缄是书见示，委以校对之役，又得海宁州许生梿读书稽古，搜讨克勤，因各出所藏庋，比对商榷，授诸剞劂，间附己意，以厕各条之末，虽撮壤导涓，未能有所裨益，以较何、丁之校赵氏本，则后之览者或有取焉。”
　　丁晏辑枚乘(前200-141)遗文为《枚叔集》，又辑陈琳(158-217)遗文为《陈孔璋集》，李宗昉作《枚陈集合刻序》，称颂合集之刻“诚艺苑之功臣，词林之册府也”。他认为：“淮郡地连楚豫，代产骏雄，枚叔《七发》，誉重选楼。孔璋《千里》，文推典论，实词翰先声，为里閈生色”，因此他主张对先贤的著述，要广采博征，不满足仅得之佳作，所谓“尺璧之珍，不如伐山而得太璞也。一脔之味，不如列鼎而享太牢也”。
　　李宗昉又为丁晏所辑之《山阳诗征》刊刻作序。据序文，他在刊刻吴玉搢《金石存》之后，又求其所选《山阳耆旧诗》，“虽获法梧门祭酒钞本而伪误太甚，先生原稿不可得见，为怅怏者久之。”他认为丁晏所辑之《山阳诗征》：“因吴旧本多所增加，诗话事实详为记载，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于是，吾邑之诗十得其九，而作诗者之生平梗概，亦藉是以传，此其搜讨之勤，援引之博，用心之苦，可谓斐然有述作之志者矣。”
　　宗昉为人正直，为官尽职办实事，而不沽名钓誉。病危时僚属来看望他，仍一一询问部务，而不语及个人私事，他的薪俸用以赡养双亲和少弟之外，还帮助族人，对能读书者加意培养。对门生弟子，不吝钱财，倾囊助之。培养的人才不可胜计。他去世后，弟子鼎琛作铭表达了对他的敬仰怀念：
　　淮之水兮瀰瀰，钟毓名贤兮一其揆。觥觥文端(指汪廷珍——煽者)兮无与比，公起卓然兮独媲美。科名仕宦兮如一轧，各有不朽兮照青史。南郭之南有高梁②兮十五里，奠幽宫兮鬣封峙。世世万子孙兮永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