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
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等同志打成“策划‘七·二O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了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仍把“七·二O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于武汉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十一年之久的“七·二O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民，有必要详细说一说“七·二O事件”的真相。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去看望向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情，徐帅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当时我想得太简单，没有嚼出徐帅话中的味道。
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二十八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二月初，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二月八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唯我独革，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二月十一日，他们竟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发表这个声明，军区党委是慎重的，不仅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小组组长，他同意军区的表态。我和钟汉华同志也看过《严正声明》，认为发表它是完全应该的。
二月底，会议结束，周总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找去，要我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当时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总理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作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冲一冲武汉军区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在此之前，我和钟汉华同志于三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看到《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我们非常恼火。在一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我发言放了一炮。我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发言记录整理后，秘书同志问我，要不要登简报？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登了简报。“七·二O事件”后，林彪的几员大将把我的这个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四月十七日，秘书同志看到一份传单，印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觉得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江青不知从哪里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江青马上向我们作检讨，说她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并且解释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二十一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我们见江青这么郑重其事，当然高兴。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晚上，我们查明情况，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我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人前来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
大概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我和钟汉华同志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百万雄师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五月十六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O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卑鄙的手段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五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四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五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把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七·二O事件”发生后，林彪在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个讲话中，林彪既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也供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时所采取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之所以对武汉军区不放心，事出有因，由来已久。早在延安时期，钟汉华同志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参加过三青团。当时，叶群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但钟汉华等同志坚持原则，据实给叶群作了结论。一九六四年军委讨论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我发言说：“主席的指示，是一九六O年战略方针(林彪主持制订的)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过去的方针，今天看是有缺陷的，当时看也有缺陷，没有主席指示的全面，成龙配套。”我的发言有批评林彪“南放北顶”作战指导思想的意思，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黄永胜等人对我进行围攻，硬说我把主席的指示和原来的方针对立起来了，是否定过去的方针，反对林彪。同年，叶群到广州军区搞调查，说什么大比武是“拼凑尖子”，“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冲击了政治”等等，把大比武说得一无是处。许多同志认为要用“两分法”看待大比武。我也持这种观点，发言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叶群调查大比武，实际上是为林彪整罗瑞卿同志罗织罪名。我们讲公道话，当然得罪了林彪。一九六五年，林彪到武汉，我因在外检查工作，没有赶回来接他，而黄永胜却专程从广州赶到武汉来迎接林彪。相比之下，我对林彪实在有失恭敬。后来，我听其他同志讲，林彪在武汉大骂罗瑞卿同志，并且有所指地说：“你们武汉，有没有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湖北省军区给武汉军区写报告，说要象修韶山那样修林家大湾(林彪的家乡)，而且要把路修成能并排通行四辆大卡车的柏油马路。这个报告，我们压了下来，没有批准。说实话，我当时还是好心，害怕了帮了林彪的倒忙。
这几件事情，我们没有违反党性，也不是什么非组织活动，但林彪却长期怀恨在心，费尽心机地要“把隐患诱发出来”。当然，林彪整武汉军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倒我们，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从武汉开刀，为“揪军内一小撮”制造口实，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扫清篡党夺权的道路。
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到中央文革六月二十六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赴京汇报的准备。七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七月十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总理亲自为毛主席打前站，据说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究竟是不是象中央文革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另外，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总理还设想，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它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七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八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十八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七月十八日晚上，总理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特地带我们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样啊？”我心事沉重又有点气鼓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席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我听主席这么说，心里踏实多了，赶快回答：“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主席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且嘱咐我们：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我对主席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王力认为我是在将他的军，满脸不高兴，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文革的！”主席明白我的意思，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且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主席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段话，也是当时讲的。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告辞出来，主席把我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我们握手，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对我们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我们和服务员同志握手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疯狂的破坏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七月十三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作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
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和海、空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感到怀疑。他们在王家墩机场开设了“三军”指挥所，给林彪搞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刘丰根据林彪、吴法宪的意思，竟背着总理，私带电台、保密机和总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七月十六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那个人召集武空刘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七月十三日夜里，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在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造反派听文革的，让他去也好，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于是同意了。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而且指定要让刘丰带路。王力在车上问刘丰：“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刘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空军那个人帮腔说：“有不同意见。”在湖北大学门口，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在四天的汇报过程中，谢富治和王力一副凶相，态度极为蛮横。凡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们讲一条他们驳一条。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我们当时不知道主席在武汉，也不知道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顶得很厉害。记得在他们要我们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时，有人插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韩东山同志当即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谢富治听了这话，眼睛都瞪直了，他恶狠狠地说：“你反对林副主席！”七月十六日，即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总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夜里，谢、王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七月十七日夜里，谢富治和王力一行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七月二十七日，名单上的十三个人一齐被逮捕，其中八人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时，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的同志不客气地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总站向所属组织传达王力的指示。不传达还好，一传达群众都跳起来了，坚决不同意王力的讲话。
“七·二O事件”发生的前几天，王力还多次和北航红旗造反派谈话，说什么中央要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是同类型的保守组织，搞武斗厉害的头头要处理。陈再道问题严重，一九六七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支左又犯了路线错误，要公开作检查。武汉问题这么严重还算好的，其它省的问题更严重，主要是军队的问题等等。七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九日，王力两次把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记录拿给这些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
谢富治、王力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七月十七日，百万雄师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七月十八日，标语口号又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七月十八日夜里，主席和我们谈话之后，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刘丰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随后直接从机场溜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总理离开了武汉，谢富治和王力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讲完话，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过去埋怨抓人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摇身一变，说自己是小学生，支左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等等。
谢富治、王力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爆发“七·二O事件”的导火线。
第二天，七月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提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争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一场反击林彪路线的革命壮举即将发生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
七月十九日，我们按照预订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我和钟汉华同志的检讨；下午三点多钟，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王力用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象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六七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钟。而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开始行动了。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题，并且解释清楚王力到水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用心何在？
散会后，我和钟汉华同志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离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便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O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O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这天上午，主席叫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磨到中午时分，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同志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就在七月二十日这天，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象江水一样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直的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所希望的。
危言耸听
七月二十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勾结一起，派邱会作和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和上海，邱会作临走时，江青交代他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了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
邱会作到武汉后，立即和主席身边的人“商量”，决定把主席转移到上海。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毛主席，邱说：林彪、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和江青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另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主席边看边笑，将信将疑，走不走，走，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没有下定决心，延至晚上八点多钟，主席同意去上海。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主席坐空军的汽车，在刘丰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向主席讨回信，主席问他：为什么要转移？又说：想游泳，现在看游不成了。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林彪、江青给主席的信写的什么内容，从来没有清查过。一九七四年，张春桥在京西宾馆的一次讲话中不打自招地供认说，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我想，毛主席对林彪、江青是存有戒心的，如果没有戒心，不论书面还是口头同意林彪的“兵变”之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七月二十日，总理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即决定重返武汉。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总理不以为然，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丢在山坡机场，仅带着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总理到武汉比邱会作晚了八九个钟头，主席已经决定去上海了。
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同志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七月二十一日，总理又叫我们去找王力，一心想把局势稳定下来。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七月二十日下午，叶明同志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叫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谁知张昭剑为了邀功请赏，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哄骗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吓得屁滚尿流，跟着张昭剑，在小洪山上连滚带爬，一直躲到第二天。
王力在山上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尤其卑鄙的是，张昭剑竟然对我们封锁消息。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总理叫我们找找王力，我们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觉得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便向总理作了汇报。
刘丰不知怎么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他中午窜到二十九师。一去就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善于投机的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军司令部，王力要刘丰“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这天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同志和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我和钟汉华同志，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但是，总理的话，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根本不执行。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O”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甚至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恶毒攻击和诬蔑武汉军民。《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吴法宪和刘丰串通一气，说空军要对“七·二O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听，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林彪。七月二十三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O’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张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本来，总理坐的飞机比谢富治和王力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为了扩大声势，却让总理坐的飞机提前降落，逼总理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O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O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关锋第二天对王力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阴险狡诈的林彪，明明是自己胁迫毛主席离开武汉，反过来却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用主席的名义来打击敢于反对他的武汉军民。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O事件”，开始了一场对武汉军民空前规模的舆论围剿。
进 京
七月二十二日，我想请示一下总理，看总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办。总理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十五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其实，吴法宪做工作是假的，耍花招才是真的。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反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欢 迎 大 会
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到京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O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会议还决定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时间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关锋、姚文元表示“拥护”林彪的意见。江青和陈伯达说：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甚至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帅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对关锋的意见非常赏识，夸奖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这天下午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没有参加。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爬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据蒯大富交代，他们当时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O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蒯大富等人的分析，完全切中了林彪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目的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指 鹿 为 马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通知称我们为同志，并附有中央复电的全文和主席的批语。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主席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称我为同志，使我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林彪要整死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O”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四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O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字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我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我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生年事高，又是文革顾问，和他讲讲，也许能让我们坐下来，于是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没说完，康生脸一变，恶狠狠地训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说着又逐条解释那个有五条内容的电报，经他解释，我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主席称我同志的意思也完全变了样。康生和江青还一唱一和，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和江青的几名走卒在会上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所有到会的人都必须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O事件”的态度。
按照毛主席的批语，是用不着开这样的会进行“讨论”的。林彪、江青开这个会，目的是要指鹿为马，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看党内军内有谁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谁要是反对了，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阴 谋 得 逞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预谋已久的反革命方针，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一月风暴”前夕，林彪就在关锋、王力等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让林立果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让吴法宪“把要揪的人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他们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林彪、江青一伙从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诱发”“七·二O事件”，就是为了实现“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步骤。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同一天，林立果之流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署名“红尖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声讨“七·二O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至八月二十八日为止，《人民日报》就发表和转载了二十二篇社论，其中有一天竟登了四篇之多，整版都是社论。中央文革还要求新影等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八月十六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武汉首映。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信中诬蔑我们和武汉人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我和钟汉华同志的职务。刘丰连升三级，当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八月八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和新到职不久的刘丰等人接到北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两次接见他们，进行谈话。据他们整理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些“中央首长”说：“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O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还到处发表关于“七·二O事件”的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其它反动口号，各地小报则大肆宣传，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一个有各地造反派一百多名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和王力在天安门上作的黑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的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黑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O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八月二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造反派一个坏头头，要他们向各地派人，介绍和推广他们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这个坏头头交代，武汉造反派先后派出了几万人，在全国各地冲击军队，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这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浪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被打成“七·二O事件”的“黑后台”，徐帅和徐海东同志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队负责同志被批斗监禁，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和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不能幸免。湖北、河南因为“七·二O事件”大揪“四个一小撮”(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内)，后果就更为严重了。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番号、代号，撤离武汉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多年担任警卫毛主席任务的部队，竟被刘丰、张昭剑等人武装押送到农场。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O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人。如果算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挑动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八月九日，林彪针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势，总结出“打”的“四种情况”(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说什么“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否则，“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林彪、江青一伙愚弄和残害干部群众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一九六七年，林彪、江青一伙先刮“一月风暴”，后“揪军内一小撮”，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得逞之后，他们又借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召开党的“九大”的机会，把一大批死党、亲信和打砸抢分子安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组织上形成反革命帮派体系，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空前浩劫。
丢车保帅
中央文革在开会研究“七·二O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康生说：“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在上海)，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八月一日《红旗》杂志两篇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由陈伯达签发的。八月中旬，毛主席批示，说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慌做一团。叶群把毛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八月下旬，毛主席要追究责任。江青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她把责任都推给王力等人。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就这样，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串通一气，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成“变色龙”、“小爬虫”，关进了监狱。小野心家、阴谋家罪有应得，大野心家、阴谋家却蒙混过去了。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同志时，恬不知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O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江青以为，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她和林彪互相勾结的一段肮脏关系一笔勾销。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干好事的人，那怕把自己说得再清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结 束 语
一九六七年的“七·二O事件”，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革命行动，它遭受了残酷的镇压。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太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太不健全。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的党和人民有了血的教训，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愚弄人民、残害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我在本文里点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除极少数象朱鸿霞、胡厚民这样的坏人外，大多数群众在当时是受蒙蔽的。我希望并且相信，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作者是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载《中国老年》总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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