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iphone输入法:“中国教育之癌”的成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1:54:45
“中国教育之癌”的成因
中国现今的教育困境，已经为全社会公认。笔者前文曾称之为“社会之癌”；极为痛切地揭示了其严峻绝望的现状。但对于其根本成因，严重性，预后，则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
绝大多数满怀良知的有识之士，在面对当今中国教育困境时，为之开出的药方，不外乎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和要求各方面加大资金投入的呼吁。然而，笔者运用比较文化学的视角，从长程和全社会层面进一步剖析，终于悲观地得出结论：这是先天的癌症，是外来移植物的排异反应，是中国传统信仰崩溃后新的信仰没有建立的结局；因此其解决方案只有在社会文化结构真正的更新后才能出现，而吊诡的是只要这种教育体制存在则社会文化结构真正的更新就实现不了。
这也就是笔者悲观地将中国教育困境称之为“社会之癌”的根本原因。
作为纯粹业余的民间独立思想者，笔者仅仅能做到的是提出独特尖锐的观点，难以进行学术性的严密论证。但也正是这种身份，不在庐山之中，也许才能得出这种震撼性的结论。
事情必须追根溯源。
清末，旧的科举体制废除。科举体制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落后一面，是当时社会主流共识；但是主导新学的改革者，当时对下面两个方面严重认识不足或者基本没有认识：其一，科举本身是中国儒教社会的支柱结构，提供了官僚体制为全社会承认的合法性，废除它必须有相应的新支柱结构来重建合法性；换言之科举绝不简单地是“学问，才干，德行”而是“政治合法性”！错误莽撞地拆除科举这个支柱，引发的连锁反应非常严重，后患无穷。其二，西方的教育体制绝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科举，小学，中学，大学并不相应于秀才，举人，进士；但------这可是从清末到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普通认识，根深蒂固！试看从方鸿渐的“洋进士”，到今天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中国社会从未走出对教育的“科举化认识”。
教育的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的现代化。西方教育体制的演化和西方社会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是血脉相承的。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罗马的政治和法，基督教的人文观念，作为西方文化的根源，它一直是“学术归学术，信仰归信仰，权力归权力”的。也就是说，由于没有中国式的科举制度，它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途径，反而促使各走各路，不存在将学术比附于政治权力的习惯传统。当然，在罗马天主教的体系中，是有比较类似中国的学术晋身权力的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正是其腐败而为后人诟病的地方。但至少由于政教分离和政治分裂，象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用貌似学术的文官考试来实现政治合法性，他们是没有的。
所以，西方的教育发源于学术，而学术本身乃是世袭贵族的业余兴趣，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学术官僚传统。故西方的学术与政治分离有其内在的传统，而中国的学术为官僚政治服务亦是一种内在的传统。
因此从这种视角来看，与西方相似的独立学术，其实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而从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官僚体制后，以吏为师，中国社会主流的独立学术就被毁灭了。真正的学术作为非主流存在的，只能是某些贵族（如淮南子）以及山野民间隐逸，或者闲散官员的私人兴趣；而绝大多数人则被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文官考试世代束缚。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无聊东东，其真正的作用正是打着公平竞争的幌子麻痹和消磨英豪的意气！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苏轼的“英豪出路论”都是不经意中把这种“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妙用道出。
也正因此，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不世之才，千古洞见，伟大的学术突破，反而经常出于乱世或者衰世，魏晋文章，李杜韩柳，五代禅，乃至明末三大哲；而所谓太平盛世反而是学术上平庸困乏的时代；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巧合？
是故，清末改革的仓促废科举，是拔错了牙拆错了柱子，然歪打正着，放在“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看，利弊正不易言。
问题是此后兴的学校教育，正是糊涂人办糊涂事，开首就把几件应该就此分开的事又重新搅在一起，努努力力酿成大错。
今天回首看，学术或者说精英教育通才教育这件事，本应该上接先秦（相当于人家的古希腊罗马），下承传统的民间书院，名家宗派私人师承，殿堂化，贵族化而不必社会化。至于政治或者说权力合法化问题，除了民选制度外不妨另承科举化的专业文官考试，法官考试，律师考试。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则本该由社会自发解决。至于解决大多数普通人的就业问题则由各种渠道的职业学校来承担。
现在一般都承认清末民初的乱世中，其实中国的学术成就很不错。事实证明，仅仅是传统社会控制力削弱，就足以解放出大批英豪的创造力。废科举的歪打正着，也就是如此。
如果往这条路上自然发展，本来也许有成就新的社会文化之机。
悲惨的是，面对“列强瓜分”之危，结果是国家主义重新抓住人心。尤其是国民党重掌政权后统一压倒一切，于是教育重新承担政治责任，思想信仰的灌输，官员的选拔，一一回到教育之职责中。谓予不信，请看三闾大学------------学校的官场化，其实从“围城时代”就复辟了；而只要教育体制官场化，考试体制就必然科举化，只不是程度多少而已。
这里必须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旧式专制体制和科举体制是血肉相连浑然一体的。因此教育承担思想灌输，信仰约束，官员的合法公平晋升乃是其主要功用；而学术探讨美学熏陶人格提升，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题外话。大家想想贾宝玉的“杂学旁收”如何被人侧目？杜少卿如何与官场疏离？近至有清一代，真正的旧学传统大家也并非官方体制中人，学术在民间其实从来如此。科举真正之要在“举”，在程序合法；和学术，人才本不相关。
所以，废科举后的根本要务不是“办学校”而是“立选举”，重建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
只有这个民选政治合法性制度化了，由全社会承担下来，承认了，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教育与政治合法性分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所以说，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绝对不是以大楼论！教育是离现代化越走越近还是渐行渐远倒行逆施，只看一点：教育与“政治合法性”的距离！
教育是越来越独立还是越来越成为官场的奴婢？
结果，中国走了一条充满黑色幽默味道的悲剧之路。
一切本应在教育以外承担的社会变革，如“后儒教文明”的社会基础伦理之建立，民选政治合法性的体制运作，举凡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被背负在教育上了。
其实，形象化的就是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表面上全社会都极端重视教育，其实都是成年人社会将自己做不到的遗憾推给学生负担！
各派知识分子，将自己未能为社会基础伦理找到出路的责任，推给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阵地化）；
权力体制把自己解决不了的合法性来源，推给学校（教育的官场遴选化）；
问题积累下来，愈演愈烈，每下愈况！
残存的“学术”成为装点和晋升的合法依据。
而面对大多数普通人职业培训的渠道反而排不上号。
现在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对教育的官场化科举化痛心疾首，但问题的根子，本在于全社会把自己缺乏智慧和勇气解决的社会问题体制问题抛给了学校！
各种主宰教育命运的势力，越是自己找不到出路，越是要死死抓住教育作为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就是教育无法获得解放，实现正常化的最本质根源。
任何看不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局部“教育改革”，都是扬汤止沸隔靴搔痒，根本是闹剧而已。
而且，时至今日，中国的教育之癌，已经离把全社会拖死不远了。
我曾经分析由华尔街发源的信贷海啸其根本原因是自动化批量生产的信贷最后终于失控，而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是在制度化批量生产大大小小的官僚。从最简单的常识看，这就是社会之癌，这种无用的废人越积越多，从事正常生产，交流服务的正常人就越来越少；而且正常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反向示范的结果正常人也会努力将自己变成寄生的废人。这样恶性循环下，仅仅依据常识也会明白社会的结局。
末期症状已经越来越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流露出怀念乃至盲目憧憬文革时代的情绪。那个可怕的末日审判年代，破坏的海啸，社会的自杀，居然被不少的人觉得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时日无多，还有救么？
中国现今的教育困境，已经为全社会公认。笔者前文曾称之为“社会之癌”；极为痛切地揭示了其严峻绝望的现状。但对于其根本成因，严重性，预后，则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
绝大多数满怀良知的有识之士，在面对当今中国教育困境时，为之开出的药方，不外乎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和要求各方面加大资金投入的呼吁。然而，笔者运用比较文化学的视角，从长程和全社会层面进一步剖析，终于悲观地得出结论：这是先天的癌症，是外来移植物的排异反应，是中国传统信仰崩溃后新的信仰没有建立的结局；因此其解决方案只有在社会文化结构真正的更新后才能出现，而吊诡的是只要这种教育体制存在则社会文化结构真正的更新就实现不了。
这也就是笔者悲观地将中国教育困境称之为“社会之癌”的根本原因。
作为纯粹业余的民间独立思想者，笔者仅仅能做到的是提出独特尖锐的观点，难以进行学术性的严密论证。但也正是这种身份，不在庐山之中，也许才能得出这种震撼性的结论。
事情必须追根溯源。
清末，旧的科举体制废除。科举体制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落后一面，是当时社会主流共识；但是主导新学的改革者，当时对下面两个方面严重认识不足或者基本没有认识：其一，科举本身是中国儒教社会的支柱结构，提供了官僚体制为全社会承认的合法性，废除它必须有相应的新支柱结构来重建合法性；换言之科举绝不简单地是“学问，才干，德行”而是“政治合法性”！错误莽撞地拆除科举这个支柱，引发的连锁反应非常严重，后患无穷。其二，西方的教育体制绝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科举，小学，中学，大学并不相应于秀才，举人，进士；但------这可是从清末到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普通认识，根深蒂固！试看从方鸿渐的“洋进士”，到今天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中国社会从未走出对教育的“科举化认识”。
教育的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的现代化。西方教育体制的演化和西方社会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是血脉相承的。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罗马的政治和法，基督教的人文观念，作为西方文化的根源，它一直是“学术归学术，信仰归信仰，权力归权力”的。也就是说，由于没有中国式的科举制度，它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途径，反而促使各走各路，不存在将学术比附于政治权力的习惯传统。当然，在罗马天主教的体系中，是有比较类似中国的学术晋身权力的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正是其腐败而为后人诟病的地方。但至少由于政教分离和政治分裂，象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用貌似学术的文官考试来实现政治合法性，他们是没有的。
所以，西方的教育发源于学术，而学术本身乃是世袭贵族的业余兴趣，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学术官僚传统。故西方的学术与政治分离有其内在的传统，而中国的学术为官僚政治服务亦是一种内在的传统。
因此从这种视角来看，与西方相似的独立学术，其实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而从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官僚体制后，以吏为师，中国社会主流的独立学术就被毁灭了。真正的学术作为非主流存在的，只能是某些贵族（如淮南子）以及山野民间隐逸，或者闲散官员的私人兴趣；而绝大多数人则被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文官考试世代束缚。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无聊东东，其真正的作用正是打着公平竞争的幌子麻痹和消磨英豪的意气！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苏轼的“英豪出路论”都是不经意中把这种“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妙用道出。
也正因此，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不世之才，千古洞见，伟大的学术突破，反而经常出于乱世或者衰世，魏晋文章，李杜韩柳，五代禅，乃至明末三大哲；而所谓太平盛世反而是学术上平庸困乏的时代；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巧合？
是故，清末改革的仓促废科举，是拔错了牙拆错了柱子，然歪打正着，放在“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看，利弊正不易言。
问题是此后兴的学校教育，正是糊涂人办糊涂事，开首就把几件应该就此分开的事又重新搅在一起，努努力力酿成大错。
今天回首看，学术或者说精英教育通才教育这件事，本应该上接先秦（相当于人家的古希腊罗马），下承传统的民间书院，名家宗派私人师承，殿堂化，贵族化而不必社会化。至于政治或者说权力合法化问题，除了民选制度外不妨另承科举化的专业文官考试，法官考试，律师考试。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则本该由社会自发解决。至于解决大多数普通人的就业问题则由各种渠道的职业学校来承担。
现在一般都承认清末民初的乱世中，其实中国的学术成就很不错。事实证明，仅仅是传统社会控制力削弱，就足以解放出大批英豪的创造力。废科举的歪打正着，也就是如此。
如果往这条路上自然发展，本来也许有成就新的社会文化之机。
悲惨的是，面对“列强瓜分”之危，结果是国家主义重新抓住人心。尤其是国民党重掌政权后统一压倒一切，于是教育重新承担政治责任，思想信仰的灌输，官员的选拔，一一回到教育之职责中。谓予不信，请看三闾大学------------学校的官场化，其实从“围城时代”就复辟了；而只要教育体制官场化，考试体制就必然科举化，只不是程度多少而已。
这里必须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旧式专制体制和科举体制是血肉相连浑然一体的。因此教育承担思想灌输，信仰约束，官员的合法公平晋升乃是其主要功用；而学术探讨美学熏陶人格提升，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题外话。大家想想贾宝玉的“杂学旁收”如何被人侧目？杜少卿如何与官场疏离？近至有清一代，真正的旧学传统大家也并非官方体制中人，学术在民间其实从来如此。科举真正之要在“举”，在程序合法；和学术，人才本不相关。
所以，废科举后的根本要务不是“办学校”而是“立选举”，重建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
只有这个民选政治合法性制度化了，由全社会承担下来，承认了，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教育与政治合法性分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所以说，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绝对不是以大楼论！教育是离现代化越走越近还是渐行渐远倒行逆施，只看一点：教育与“政治合法性”的距离！
教育是越来越独立还是越来越成为官场的奴婢？
结果，中国走了一条充满黑色幽默味道的悲剧之路。
一切本应在教育以外承担的社会变革，如“后儒教文明”的社会基础伦理之建立，民选政治合法性的体制运作，举凡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被背负在教育上了。
其实，形象化的就是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表面上全社会都极端重视教育，其实都是成年人社会将自己做不到的遗憾推给学生负担！
各派知识分子，将自己未能为社会基础伦理找到出路的责任，推给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阵地化）；
权力体制把自己解决不了的合法性来源，推给学校（教育的官场遴选化）；
问题积累下来，愈演愈烈，每下愈况！
残存的“学术”成为装点和晋升的合法依据。
而面对大多数普通人职业培训的渠道反而排不上号。
现在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对教育的官场化科举化痛心疾首，但问题的根子，本在于全社会把自己缺乏智慧和勇气解决的社会问题体制问题抛给了学校！
各种主宰教育命运的势力，越是自己找不到出路，越是要死死抓住教育作为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就是教育无法获得解放，实现正常化的最本质根源。
任何看不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局部“教育改革”，都是扬汤止沸隔靴搔痒，根本是闹剧而已。
而且，时至今日，中国的教育之癌，已经离把全社会拖死不远了。
我曾经分析由华尔街发源的信贷海啸其根本原因是自动化批量生产的信贷最后终于失控，而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是在制度化批量生产大大小小的官僚。从最简单的常识看，这就是社会之癌，这种无用的废人越积越多，从事正常生产，交流服务的正常人就越来越少；而且正常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反向示范的结果正常人也会努力将自己变成寄生的废人。这样恶性循环下，仅仅依据常识也会明白社会的结局。
末期症状已经越来越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流露出怀念乃至盲目憧憬文革时代的情绪。那个可怕的末日审判年代，破坏的海啸，社会的自杀，居然被不少的人觉得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时日无多，还有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