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ipad怎么截屏的方法:成为最好的自己：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6:28:06
《成为最好的自己：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内容简介：
“成长”是一个关乎教育，人才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题。本书谈的正是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30个“微软小子”的成长故事证明一个道理；所有天才都是可以教育出来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成为最好的你自己”。作者把那些能够走向成功的学生概括为E学生；即ENJOY（快乐地学）、EQ（情商比智商更重要）、EXCELLENCE（卓越）。李开复、许峰雄、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书中每一个真实的故事 每一段生动的点评，每一句诚恳的话语都可以成为成长之路上的坚实阶梯，可以让学生、
第一章 “起跑线”
“成长”是一个关乎教育、人才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题。每个学生都渴望知道自己该如何走向成功，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快成材，每个老师都期盼自己教出的学生早日取得喜人的成绩。但是，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人没能坚持到终点，有的人在挫折面前选择了软弱和妥协，也有的人用正确的方法和坚定的信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前 言 ·“E学生”
·如果回到5岁以前 ·自由的天地
·回忆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流放地 ·新“开复定理” ·我也有一种恐惧感
·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 ·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新发现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灾难发生之后 ·不要小看自己
·亚勤话题 ·一句话影响一生 ·历史性的时刻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 ·自信的力量 ·自信是什么 ·新发现
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
2003年夏季的一天，在北京一个普通人家里，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一段对话。当时父亲正在电脑上写一句话：“我们站在21世纪的入口处，世界千变万化，可是整个社会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求我们的后代成为一模一样的人。”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开窍 ·做最好的“你自己” ·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是不痛苦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美国孩子按照意愿读书，中国孩子把读书当志愿
·排队的文化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过坎的制度 ·“中国黑客” ·新发现
第四章 爸爸和妈妈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持续一生。可是我们仔细观察“微软小子”的成长之路，就会发现，父母的影响力，只是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才会特别强烈。从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谈起父母，十之八九都是自己童年时代发生的故事。有鉴于此，我们相信，“E学生”成长之路上第四个秘密，是他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们对“爸爸和妈妈”研究曾经向很多方向延伸出去，有一度把焦点指向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性格，或者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地位，有一度又指向父母的“教育方式”。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那都是歧途。事实上，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不是取决于这些因素，而是取决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否融洽。 这也是90%的“微软小子”都是出自平常人家的奥秘。
·离家时刻 ·父亲的遗产 ·儿子的价值
前 言
2001年7月的一个傍晚，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我拿起听筒，自报家门，接着就听到对面有个天真但却执著的声音：“好不容易找到你！好不容易！”她告诉我她叫杨雪，在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小县城给我打电话，然后便对我讲了她的故事，平凡但却深深地触动了我。
她是一个高中三年级学生，曾经是一个成绩优异、人人喜欢的孩子。三年前，她以全县第一的分数考入现在这所高中，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让她心绪极坏，成绩一落千丈，于是情绪更坏，如此恶性循环，直到万念俱灰。有一天她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还想到死。就在这时，她看到县城的书店，不由自主地走进去。她喜欢书，想看看有没有可看的东西。“我看见了你的《追随智慧》。我站在那里，读了扉页上的四句话，立刻就被吸引了，又读前言，然后忍不住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买下了。”她在电话里面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原来是想拿这钱买安眠药的。”那个晚上她没有睡觉，整夜都沉浸在“微软小子”的那些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生活。”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复读高三，“不考上清华大学不罢休”。
这故事让我有一种感觉，五味俱全。第一个反应是欣慰，我甚至想到，即使这本书只有她一人读过，我就算没有白写。但我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要怂恿所有孩子走上天才之路，甚至对于“不考上清华不罢休”这样的想法，我也不能完全赞同。我劝她不一定非上清华大学，说了很多“只要尽力，结果并不重要”之类的话，还告诉她好大学有很多，可她执意不听。这时候我才明白，一本书居然会对读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连作者本人的阻止都无济于事。
《追随智慧》这本书是在2000年秋天出版的，里面写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一群中国人的故事。从那时以来，常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来找我讨论此书。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但是自从接到杨雪的电话，我便隐约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疑问，这疑问又由于我儿子的一席话一下子清晰起来。当时我正在把一大堆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整理成册，儿子走进来，随手翻了几页，带着几分敬而远之的口吻说起他对“微软小子”的看法：“这些人都是人精，不是人。”
我对他的话有点好奇。老实说，《追随智慧》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写的。他那时也是高中学生，酷爱电脑，于是我就希望他能像我见到的“微软小子”一样优秀，还想象他也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计算机科学家。我告诉他，我要写一本他爱看的书。他也的确爱看这本书，看了好几遍。我知道他对书里的人物已了如指掌，于是怂恿他继续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些人很‘牛’，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特别‘牛’。”他说，“他们不代表普通人。他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人才，可是这种一定要人家当人才的想法，就是让人太痛苦，而且一家子都跟着苦。有的人想要出类拔萃，有的人只想做个普通人，有个稳定的工作，过一份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按现在的标准，这样的人就叫没出息。所以中国的孩子是当人才痛苦，不当人才也痛苦。”
听到这番话的那个瞬间，我有点失望，但我很快发现，儿子的话是对的。中国的教育体系的确很像一条制造工业品的流水线，大家都遵循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标准，走进去的孩子形形色色，出来的孩子却都一模一样，否则就不发给你大学文凭。很少有人想到，教育孩子和制造汽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儿子和杨雪同岁，两个人一个在大都市里，一个在偏僻小城，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他们对于同一本书的反应都很强烈，但却如此不同，指向两个极端，尽管都有把问题夸大的倾向，但在他们的同龄人中却有代表性。于是我开始反省，回过头去重新研究微软的那些年轻人，到现在两年过去，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结论，就在本书中。让我们更优秀。这是教育的主旨，看上去天经地义。
谁都想要优秀，这是杨雪的梦想。
但是，还有比优秀更重要的，那就是“我自己”，这是我儿子的梦想。
我希望这两个梦想，而不只是一个，都能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能够更优秀，往往不是因为我们天生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自己”。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聪明，总是按照别人的标准使用自己的聪明。
我们即使优秀了还是不快乐，那基本上还是因为，我们总认为“最好”的含义就是战胜别人，而没有想到真正的最好是“成为最好的我自己”。
小宁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也是我哥哥，比我大一岁，童年时期我们形影不离。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之中，他并不比别人更聪明，但他个性最强。对于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他认为那不一定是好东西，可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10岁那年，他想买一双冰鞋，是一双崭新的速滑跑鞋，妈妈也许是觉得那鞋太贵，只答应给他买一双半旧的花样冰鞋。别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号啕大哭，要么不再坚持，但是小宁一声不吭，突然跑开，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锤子和一把钉子。他走进父母的卧室，还是一声不吭，挥起锤子，把钉子一根接着一根钉进床头的木架，直到妈妈答应他的要求，才停下来。多年以后他长大成人，每天上班下班，却没有手表。那年代手表在“三大件”中名列第二，大城市里人人想要，但是小宁无动于衷，妈妈要给他买块表，他不要，还说“大街上哪里不能看个时间啊？”他每天骑车去一个轧钢厂，工作8小时，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天天这么干着，同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兴趣。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提到的，他喜欢无线电半导体，把自己的工资全都花在这些东西上。70年代中期有所大学录取了他，是“工农兵学员”，那时候离开生产第一线去大学读书，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料他却不去，因为那个专业他不喜欢，他不肯为了一个大学生的招牌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后来北京大学录取了他，他欣喜若狂，忙不迭地打点行装，不是因为什么“名牌大学”，而是因为这次是计算机专业，那正是他的所爱。这些事情都已过去多年，至今历历在目，所以当他说“成为最好的你自己”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其中含义。
他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促使我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个个精彩，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杰出，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最好的我自己”。
我曾和微软公司中的90多人谈了话（大都是中国人，也有些是美国人），有300多个小时的录音以及几百万字的材料。这一次我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30个人身上，他们是微软亚洲研究院17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我有时候用“微软小子”来称呼他们，是希望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统一的形象，其实他们中间差别巨大。他们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被人们当作聪明、成功、快乐和富有的典型例证，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年轻。这一切都是媒体追逐的题目。但是，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的成长；不是他们的今天，而是他们的昨天。
他们对我讲述了各自的成长之路，包括形形色色的故事和思想。我在这里写下的100多个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找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是找出他们的共性，找到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与众不同。有些东西他们有，但别人也有。比如他们都很聪明、很努力、有相当出色的学习成绩，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还有无限关爱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背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事实证明，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真正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不是这些。
线索千头万绪，当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理清楚的时候，不禁大为惊讶。与我们通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些教育准则对照起来，它们竟是完全不同的：
1.他们的成长与优越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正相关的关系，事实正相反，与贫寒之家联系密切。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有28人出生在平常人家，其中22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另外两个拥有大户人家背景的人，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经历过家境不景气的磨练。
2.我没有发现一个能与他们的成功之路联系起来的家庭教育模式，认为家庭教育一定要严格或者一定要宽松的观点，都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但是，这30个人在受教育的年代里，无一例外地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其中那些年龄稍大、已经有了子女的人，全都声明自己将不会以严格甚至强迫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3.无论是“严格教育模式”还是“宽松教育模式”，家庭都显示出很强烈的正面影响。30个人的父母中有十多个教师，其比例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总的来说，父母对子女影响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也不取决于教育方法，而是取决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否融洽。
4.全都有一个充分发展独立意志的过程。越是严厉的父母，也就越早地让孩子离开父母的视线，获得自由的空间。其中三个最典型的采用“严格教育模式”的家庭，都有一个“少小离家”的故事紧随其后。李开复11岁离家，沈向洋11岁离家。张亚勤12岁离家。
5.我没有发现考试分数“第一名”与日后的成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这30人中的大多数，在学生时期并不是“第一名”。他们更多地处在第三到第十名的位置上。他们中间流行着“不必在意名次”的说法。
6.他们用在背课本和做习题上的时间，大大低于同学中的平均值。其中80%的人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拥有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
7.他们不仅关心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好的，而且更关心哪些事情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事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想要做和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8.我没有发现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商。事实是，在任何一个学习阶段，情商都显示出比智商更重要。他们毫无疑问属于聪明的孩子，但是像他们一样聪明的孩子有很多，比他们更聪明的孩子也有很多。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拥有健康的性格、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9.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开窍时期”。在此之前，他们全都没有承受过多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在此之后，他们全都在内心中增加对自己的压力。所谓“开窍时期”，是从混沌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性的转变。他们的“开窍时期”几乎全都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而不像人们通常所期望的发生在初中阶段。父母的这种期望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过程无关，而与考试为先导的教育体系有关。所以大多数父母
10.他们全都在关键的时候遇到了优秀的老师。让他们难以忘怀的这些老师中，没有一个是教会他们应付考试的人。就像忘掉了那些没有用处的知识一样，他们也忘掉了教给他们这些知识的老师。这30个人列举出来的老师有50多位，其中有些是外国人，全都拥有大师的头衔和大师的声誉。大部分中国教师中，只有一位是“特级教师”，其余都是寂寂无名之辈。这些老师之所以让他们难以忘怀，奥秘全在课堂之外：教给他们如何做人；教给他们如何学习；告诉他们朝哪个方向走去，而那里真的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周围的学生，发现大多数人也能拥有上面10条之中的一条或者几条。但是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大部分人占了10条，最少的也能拥有其中8条。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最重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很高的情商。
第二，快乐，享受学习，而不仅仅是完成学习。
第三，优秀，杰出。
这三个概念在英文中都是以“E”开头的（EQ，Enjoy，Excellence），所以我把它们称之为“3E”，进而提出一个新概念：“E学生”。
读到这里，你就应当明白，本书的主旨不是教给你怎样去做像他们一样的人，而是教给你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你自己”。其中逻辑大致如下：
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E学生，
像天才一样成长，
但你不是天才，
只是最好的“你自己”。
当我接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面不断出现下面这些问题：这是关于微软公司里面那些年轻的中国人的书吗？是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吗？是教给孩子们怎样成为天才的书吗？是教你如何对抗现存教育体系的书吗？都不是！在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只关心一件事：
我们发现了一群人，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凭着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与众不同——仅此一点就让他们与众不同。
所以，本书的结论是：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教育，那就改变对教育的看法。
“E学生”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比尔?盖茨
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中间位置上，一方长桌横向展开，有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会厅的这个晚上，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年轻人的。宾客个个服饰多彩，头发乱七八糟。笑语中，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一本正经，一会儿插科打诨。如果你想在他们身上寻找相同之处，那就只有一样，他们全都有一张年轻的脸。
此刻，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东侧，围着两个人。
一人中等身材，线条柔和，目光敏捷，一副标准的华人模样，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虽在盛夏时节，仍是衣衫挺括，系一条印花领带，一丝不苟。看上去，他的举止比年龄更老成，言谈比地位更随意，隐隐带着几分憔悴，还有几分志得意满。
另一人个头儿不高，大头，短发，圆脸，一身西装革履，裹着宽肩阔背，不能掩饰从里到外冒出来的那种洒脱无羁。善于观察的人还会注意到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既稳定又灵活，似有无限生机和能量，若隐若现，含而不露。
这二人，正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前者将要离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之职，即刻回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就任副总裁。后者即将接替前者之位，成为研究院的新院长。现在，研究院的同事们把他们团团围着，只是为了对一个人说“再见”，对一个人说“欢迎”。
大约两年前，也即1998年夏天，李开复第一次来到北京组建研究院的时候，口袋里揣着微软公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到100个最杰出的研究人员。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两个人。他们在北京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落了脚，然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包括大学本科学生，硕士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比尔?盖茨有一天对微软公司的那些高级主管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这位世界公认的“天才”显然认定，他在中国发现了另外一群“天才”。根据研究院的记录，我们可以确定比尔?盖茨是在
从那时到今天，积聚在北京微软研究院里的这些年轻人，渐渐让全世界感到惊讶。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它拥有170个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50个访问学者和大约200个实习学生。这样一来，聚集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年轻人已经有400多人。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获得至少200项国际专利，还在一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至少800篇论文，其中第四年的论文数量是前三年的总和，第五年的论文又接近前四年的总和。如今世界上第一流的5个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每一百篇中有五篇是从这个研究院出去的。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持续扩张的力量。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这些论文的价值：能够被国际图形学大会接受的论文，都代表了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国家成百上千研究人员总计只有一篇论文入选这个大会，而沈向洋小组的十余人则12篇论文入选。
到了2003年，“微软小子”成为“优秀”的代名词，比尔?盖茨已经习惯于把一些强烈赞扬的词汇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群中国青年身上：“绝妙！”“完美无瑕！”“杰出的人才！”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
李开复一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坚信“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在中国工作的两年里，他去了几十所大学，与几万个中国学生见了面。他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有一次他不肯和他的同事们去会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只是为了和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谈话。他的这种信念不仅属于他个人，这是微软的文化。事实上，比尔?盖茨的最大野心，并不是维系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甚至也不是要让他的公司打败所有竞争者。他的最大野心是把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学生都收归自己帐下。
但是，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那几个月里，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此前他着迷于“追寻天才”，张口闭口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而现在他常常想：一个普通的孩子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当他站在那些大学生面前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有时候“看到众多双渴求知识、充满希望的眼睛”，犹如缕缕阳光照在心里；有时候“看到中国的学生都被浪费了”，又满腹阴郁，觉得“真是可惜”。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给中国的学生们写一封信，将我与同学们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要对中国学生的一些忠告写出来。”2000年6月，也即他离开中国之前的两个月，他把这信发表出去。他对此信寄予巨大期待。“只要100位阅读这封信的同学中有一位从中受益，”他说，“这封信就已经比我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更有价值。”这表明，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整个教育界。
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就像一座大厦，里面容纳了亿万学生，每一个学生在这大厦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大厦并非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形状，它是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有五级，学生则有五种类型，分别对应金字塔的五个层次：
A级，厌学型：不快乐、厌烦、心理上的强烈反感和抵触，恨不得把课本摔到老师脸上去。
B级，被动型：消极、被动、麻木，在父母、老师的督促和环境的压力下取得进步。
C级，机械型：全身心投入、刻苦用功、头悬梁锥刺骨、按部就班地朝着一流的方向努力。
D级，进取型：自信、主动、积极，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持续性地保持一流的成绩。
E级，自主型：拥有“D级学生”的特征，此外还有：自主、自由、坚韧、快乐。有个性，有激情，有想象力，享受学习而不是完成学习，不以分数衡量成败，不一定是第一名，但一定有独立的意志，有强烈的兴趣，有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
我们在划分这五级学生的时候，主要地不是考虑学习的成绩，而是考虑学习的态度，同时我们基本上也没有考虑智力的因素。所以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是非智力的因素决定了你站在什么位置，而你的位置决定了你能从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吸收多少真正有用的东西。
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
就像这个图所展示的，“厌学型”和“被动型”的学生处在金字塔的下面两层，人数众多。“机械型学生”处在中间层次上，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被动”和“主动”之间摇摆不定。
“进取型学生”和“自主型学生”分别对应了金字塔的“D级”和“E级”。所以也可以把他们叫做“D学生”和“E学生”。
“E学生”处在金字塔的第五级，也是最高级，其特征主要有三个，也可以叫做“3E”：
EQ——情商
Enjoy——快乐、享受（学习）
Excellence——优秀、杰出、卓越
所以，“E学生”的定义是：拥有强烈自主意识和很高的情商，因而是更快乐、更杰出的学生。
你在从低到高逐级阅读了这个金字塔之后，现在请重新开始。这一次，请从“入口”开始阅读，因为我们的研究起点就在这里。
这“入口”有点奇怪。它不是在底层，而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这是教育的起点，所有孩子都是从这里走到大厦里去的。事实上，他们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站在这个入口处了。当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彼此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李开复、张亚勤，还是现在的你，都一样。
现在，走进“入口”的孩子们继续前行，走到了“成长的转折点”，这里是关键的所在，每个孩子都会在12岁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上经过这里，不论你是否注意到，都是确定无疑的。
站在“转折点”的孩子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很多人转过头来，向第二级走去，他们中间又有很多人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第一级，停留在那里。另外一些人转头向上，走到第三级，然后，有些人停下了，有些人继续向上走，进入第四级。然后，又有些人停下来，有些人继续向上走，到达第五级，也就是“E级”。
我们的研究证明，张亚勤是典型的“E学生”，他的前任李开复也是。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E学生”。“E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从“第四级”脱颖而出。
“E学生”不一定个个杰出，但杰出的人一定出自“E学生”。也许你希望自己像天才一样成长，也许你并不想要出人头地，只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快乐，那么你都应当先去尝试做一个“E学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
他把一个“接力棒”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张亚勤。这行动只具有象征意义，但是读过《追随智慧》的人一定能够理解，它还有着实质内容。张亚勤出生在中国太原，兼有东方和西方的教育背景，既年轻又老练，充满睿智，而又不动声色。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里读书的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到今天，他已经是世界电子工程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我之所以能够放心地走，是因为有亚勤。”李开复说：“他深刻地理解技术和商业的未来。”
张亚勤接过“接力棒”，高高举起。他终于笑了，下巴微微抬起，踌躇满志，说出的话却很简单：“一如既往。越来越好。”
掌声响起，大家都在想着怎样“越来越好”，李开复开始做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了。他从衣袋里掏出印着自己照片和“微软”字样的钥匙卡，对众人说：“我想把它送给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学生做纪念。”
“最年轻的学生”就在当场，只有14岁，名叫郁寅栋，来自上海，是个中学生，也是这个暑假研究院里年龄最小的“访问学者”。其研究方向是，通过辨别一段语音的语调，用电脑判断那说话的人是在哭还是在笑，然后在电脑上用卡通画描绘出说话者的表情。
现在，全场的人都看着这孩子。那一瞬间，郁寅栋惊讶得张大了眼睛，几秒钟后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哇”的一声扑上前去。在他心里，李开复一直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未来，所以在场的人都可以想象这场面对这孩子意味着什么。
大厅里，灯光突然明亮起来，14岁的郁寅栋和39岁的李开复拥抱在一起，很长时间都不分离。众人齐声欢呼，把这个孩子当作这个成人的续篇。
有个记者当场在心里盘算起来：这孩子也是一个“E学生”吗？
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这些“E学生”的早期故事，就会发现，他们在成长之路的起点上，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如果回到5岁以前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张亚勤
1999年3月的一天，本来是个挺平常的日子，可是它对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20年前在这里读书的一个学生今天回来了，所有人都希望一睹他的风采。
这一天傍晚时分，人们涌进校园里的演讲大厅，占据了每一个座位，又拥挤在走廊上，然后向前台伸展，一直排列到距离讲台不到
他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前，个头不高，宽肩膀上托着一张圆脸盘，面容略黑，全是憨态，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明星风范，可是学生们还是朝他涌过去，就像潮水一样，把门上的玻璃也挤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掌声响起。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所尊敬的老师们现在已经两鬓苍苍，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为他骄傲的并不仅仅是他的母校、他的中
他在12岁那一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7岁为自己选择了终生的事业；23岁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25岁成为美国桑纳福研究院的部门主管。1996年他30岁，已经拥有几十项专利，发表几百篇论文。到了31岁，他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又两年之后，也即1999年，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还获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他是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他所达到的成就，大多数人穷其一辈子也难能完成，可是他这一年才33岁。
“每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自己的简历，”张亚勤对那些如饥似渴的学生说，“是不是学了东西？是不是更强了一点？是不是做了更有价值的工作？”
张亚勤的“起跑线”不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而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城。
这是张亚勤今天所能想起来的第一幕：“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听众为之深深着迷，就听他继续说：“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优越感，现在也一样。”
亚勤出生在山西太原，由太原到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轻描淡写的经历。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一个梦永远不能实现了，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他的未来只能自己一个人去走。
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他很想念父亲，可是连父亲的长相也不记得了。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也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因为从来没有过，”他说。“所以没有对比。”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州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5岁是一个很深的烙印。他曾这样叙述他对5岁的理解：
如果能回到5岁以前，我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上大学之后对于人的性格就不是很重要了。我看到很多人在完全同样的环境，比如兄弟姐妹，甚至双胞胎，长大以后性格却完全不同。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做计算机，那么大脑是芯片，身体是其他的硬件，你的性格好比操作系统。电脑买来，装上操作系统，差不多就定型了。人也是一样，出生以后先是基础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就好比在操作系统上不断加入新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就是大学的教育，大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操作系统很差，那么应用软件的潜力也发挥不出来。
6岁那年，亚勤离开太原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一座小城，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亚勤的第一个老师。“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他有一次说。
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外婆知道好多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她经常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亚勤小时候也爱看连环画。看不懂就要外婆讲，外婆却说：“你要认字，认了字就不用求别人讲了。”
外婆很开明，年纪虽大，想法却很年轻，说出来的话也最中听。即使到了现在，亚勤还是觉得那些话很有道理。外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有一次外婆还特别地鼓励他：“不要跟着学校的教材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学了加减，觉得不够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
亚勤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童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独自旅行。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这孩子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在这些城市之间跑来跑去。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我印象里小时候就是到处跑。”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从小就很独立。”他还记得7岁那年坐着火车走了一千多里，去西安寻找奶奶家。到达西安的时候天色漆黑，还下着雨，却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他独自一人摸到奶奶家，也不害怕，还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他也记得那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北京：“可算是长了见识了。我突然就感到世界是那么大。我住的太原比起北京，真是个很小的地方。”
每次走进一座陌生的城市，总是住在别人家里，虽然都是亲戚，可毕竟不是妈妈。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能体会寄人篱下的感觉，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敢任性，还有意地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童年，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那些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还是要学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处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应当确立的第一个观念是：你不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独自去寻找奶奶家。
自由的天地
那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李开复
李开复一直把他的养育了七个孩子的妈妈视为人间圣母。妈妈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儿子的诉说，仔细揣摩什么才是儿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儿子内心深处潜藏的愿望，知道那愿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终将爆发出来，一点一点地引导儿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她对儿子有一种执拗的期待和信任，相信儿子不同凡响。可是作为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开复总要惹妈妈生气。每逢这时候，她就显露出一个平凡母亲的特点：焦躁，愤怒，甚至专横。
“我有一个很独裁的，但是非常好的母亲。”开复总是这样说。听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母亲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温和又严厉，既传统又开放，既独断又宽厚。11年前，她曾拒绝所有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尽管还未成年，她却毅然剪断了母亲对儿子的束缚，让他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到美国读书。她知道儿子不仅需要生命，还需要自由成长的空间。那是1972年，李开复11岁。
这一年的中国有一个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红色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肩而坐，谈笑风生。这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人们是不会放在心里的，但在那时候却非同小可。此前中美两个国家互不了解，不共戴天，此后都开始尝试了解对方，结果发现原来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做朋友。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1972年开始的，现在回头看，它改变了中国的大历史，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中国孩子的命运。
后来被人们叫做“天才”的那些“微软小子”，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呢。1972年，张亚勤6岁，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他还在山西南边的一个小城里跑进跑出，缠着外婆给他讲故事。沈向洋也是6岁，住在苏浙两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庄，白天坐在一个破牛棚里听老师讲课，傍晚在田里采野果。童欣刚刚两岁，吴枫也是两岁，高剑峰和张黔还在襁褓中，而刘策要到6年以后才出生。张宏江的年龄稍大，也只有12岁。他离开在武汉的家，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河南叶县的“五七干校”，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不认识的叔叔和阿姨，既好奇又惊慌。凌小宁在这群人中是年龄最大的了，那一年20岁，是北京第三轧钢厂的一个还没满师的徒工，其工作是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天8小时，每周6天，每月工资18元。
在“微软小子”的经历中，1972年如果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李开复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他从此摆脱那些枯燥的课本和无休无止的考试，还有那个让他讨厌的小学老师。
当然他也离开了温馨的家。等到长大成人、功成名就、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才认识到，生命和自由，正是母亲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
开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字：“我要生”。
母亲的坚强拯救了这个男孩儿。他后来说“母亲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那是在他诞生到世上的第一天里就有的感受。
要说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海峡两岸真是如出一辙。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孩子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小儿子的出生让这个中年女人的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她坚信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他的宠爱最甚，期望最高，管教最严。
母亲的视线里永远都有这个儿子，而且是把一种非常标准的中国式教育施加在儿子身上。她要求儿子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如果你把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指标都列出来，比如数学、英文、中文，害羞不害羞、口才好不好等等，列出30项来，我对自己的女儿，可能会对其中三项五项要求很高，而我的母亲对我，就要把30项全选上，”开复多年以后回忆说，“就是无论什么都要最好，不会有任何一项可以通融。”
母亲要求开复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温习功课，而且必须循序渐进，一丝不苟，这同我们后面将要叙述的亚勤在各年级之间跳来跳去、乱七八糟的情形，恰成鲜明对照。每逢开复背书，母亲便亲自督察，在儿子的朗朗读声中辨别正误。她命令开复把书本全都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错，倘有一字错误，挥手就把书摔到别的房间，令他捡回重新来过。这又和亚勤母亲的教子风格，截然不同。
开复本来聪明，又如此努力，所以成绩很不错。这让妈妈满意，但是儿子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讨厌背书，讨厌考试，讨厌做作业。最讨厌的是课堂上的那些纪律。他天性调皮，上课总爱动来动去，还爱讲话，爱
“我并没有母亲想象得那么用功。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做到最好，比如考试考到足够好就可以了。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60分就过关了，这也许是大学生的“足够好”，我小时候的“足够好”，就是让我母亲满意。有时候也会耍点小聪明，比如功课没有做完就告诉母亲做完了，然后躲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三笔两笔，把功课做完。”
母亲对儿子的淘气行为不大在意，但是她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儿子得到一个好分数，她会认为这是应当的，但如果儿子的分数落到三名之后，她就不会有好脸色。如果更差，比如十名之后，就要挨打。母亲打儿子的时候通常都用一根竹尺，坚硬而且具有弹性。儿子在长大成人之后还记得小时候挨打的情形，“那是真打，而不仅仅是恐吓，所以下手很重，有一次还把尺子打断过。”
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不可能次次争先。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分数不好，开复心里一阵害怕，怕母亲打他，就把分数改了。他改得很有技巧，等母亲签字之后，又改回去，所以母亲
每个人在少年时期会用自己的方式作一些恶作剧，开复也不例外。此人日后功成名就，一派绅士风度，做事一丝不苟，既聪明又严谨。让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在童年时代也会有一系列的恶作剧。不过，自从那次失败的修改成绩之后，他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更在意孩子的品格。“我如果做了一些有损人品的事，无论母亲还是父亲，都绝对不会容忍。”
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承受着升学的压力，千辛万苦拿回一个好分数，也不知道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忍不住说：
“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留学还很少，开复在自己幼小的头脑里面，想象不出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大哥了解那个国家，他在开复一岁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求学，如今10年过去，对美国的教育情有独钟，对台湾的教育也更加失望，现在眼看这孩子成长起来，就决心要把他带到那个更广大的世界中去。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奇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就像她能集严厉和慈爱两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于一体似的，她在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边日夜督促儿子读书，一边又心疼儿子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一边为了儿子成绩优异感到欣慰，一边却又对这种考试到底会把儿子引到何处抱着强烈的怀疑。现在，这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母亲，居然决定给儿子一片自由的天地。
那一天，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头上，对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出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吧。”
开复敬畏地看着母亲。她是个独裁的、严厉的女人，信奉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过去11年来她把这个孩子牢牢地拴在身边，要求儿子按照她的意志接受教育。但是现在，她居然让他自由，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对母亲来说，儿子离家的日子是天下最大的一件事，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还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他只记得是坐飞机去美国，不像他的大哥要坐一个多月的轮船。飞机腾空而起，转眼飞上蓝天，这孩子第一次翱翔在蓝天白云间，垂首看到下面那条月牙似的海岸线渐渐模糊。
母亲意识到这孩子对她的生命来说是那么重要，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儿子留在台湾，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明白大洋那边有他的未来，明白他的儿子是属于全世界的。
最优秀的人都应该属于全世界，这本来就是这个女人的信念。
多年以后，如同妈妈期待的那样，儿子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闲下来的时候回首往事，他就“特别感谢母亲虽然这么严厉，却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自由。”
“现在回头看，那肯定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我如果小时候不去美国读书的话，现在也不会很失败，但是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我在台湾的一些朋友，论聪明程度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情商比我低很多，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眼界、英文水平，都要差很多。我想那是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的缘故。”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二个观念：你不仅仅属于你的父母，你属于整个世界。
回忆
我的父亲是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沈向洋
他的生活背景显示，这个人要得到后来取得的那些成就，简直不可能。“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他用这样几句话开始了对童年的回忆，接着哈哈大笑。
1972年，就在开复飞上蓝天直奔地球另外一边的时候，在太平洋西边这块大陆上，沈向洋在一个低矮破烂、摇摇欲坠的“牛棚教室”里度过了他的一天。
那是一座真正的牛棚，一半养着牛，另一半用来做教室，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和牛粪的臭气，课桌是用碎砖头堆起来的，没有椅子，所以向洋每天来上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肩膀挎着书包，一个肩膀背着板凳。
很多年以后，他和李开复一样，也去了大洋彼岸，也走进那所世界闻名的学校——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在那里毕业，获得了和李开复一样的学位。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和名望，也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李开复。当人们叫他们“
1972年开复离开父母的时候，向洋6岁，已经在那个“牛棚教室”里上了两年学。
同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在那些边远贫穷、缺少老师的地方是常见的情形，即使到今天还非常普遍。那时候向洋和他的十几个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儿头也最小。
这是他的外婆家。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这有点像他后来的同事张亚勤。不同的是，这里是真正的乡下，外婆起早贪黑去种地，而这个外孙却是出奇的淘气。等他长到四岁的时候，外婆觉得自己再也管不了他，就把他带到牛棚里去，交给老师。
“老师啊，”外婆说，“这孩子读书不读书，不要紧。您就费心帮我看着他，就行啦。”
老师从长江北边来，也是个农民，说一口苏北土话，但村子里的大人都说他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叫他“老师”，把这所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都让他来讲，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中凑出钱来给他发工资。
那时候向洋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普通话是什么样，所以也认定老师的口音最好听。他并不讨厌这个“牛棚教室”，但是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总是随便拣个地方，放下他的板凳，坐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转过头去看看身边的牛，一会儿抬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学校只上半天课，他知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就能放学，就能跑进周围那片广阔的田野，那里有蜻蜓，有蚂蚱，有螃蟹，有小鱼，有一片蛙鸣，有这孩子童年时代的全部快乐。人的一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不会忘记的。向洋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就是从一岁直到六岁，他每天都生活在无休止的快乐和放纵中。
直到有一天，妈妈来接他，带他离开了田野，也离开了外婆。妈妈总是觉得，田野和外婆对这孩子过于放纵。
向洋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住在小镇上。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清清楚楚，惟有“小镇”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像乡村又像城市的地方，农民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向洋一家正是其中一个缩影。父亲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拥有城里人的户口，母亲在工厂里面做车工，却是个农民。这种一个家庭、不同身份的情形，在向洋未来的命运之途上，是一种无形但却意义重大的烘托。
在向洋眼里，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是一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本来住在上海，这小儿子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选择了一个最贫穷的县去做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师行业。他是镇上出名的好人，谨慎、勤恳、本分，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外却很少说话，无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宽厚，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肯打孩子。在那个小镇上，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了。
但是母亲的严厉足以覆盖父亲的宽容。
母亲是这个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她在未婚之前就是家里的大姐，养成一副大姐风范，意志坚强，习惯于统筹周围的一切，而且绝对不甘居人后。在这个农家女人心里，至少有一点与李开复的母亲如出一辙。她认为，儿子无论什么事情都应当是第一。有一次，儿子在全县的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二名，这是经过“停课闹革命”的动乱年代之后，当地第一次正规考试，所以非比寻常。老师同学都来向他祝贺，好多人还跑到家里来道喜，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她让向洋坐在她对面，然后把眼睛直盯着儿子的眼睛。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只考第二名？”妈妈的语气既平和又严厉：“别人的孩子回到家里要打柴挑水，我让你做过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功课，可是你居然还考第二名。”
这是沈家后来岁月中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妈妈每一次诸如此类的训话都是非常认真的。妈妈对儿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还小，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母亲的话一向都是对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不能输的好胜心”，从骨子里面往外冒出来，日愈强烈，直到今天都是他的秉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有一部分肯定是我母亲那里遗传过来，”他说，“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不断的训练。”
一个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的看法，通常就是由他周围那些人的看法造成的。向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好像他是个“天生第一”。从6岁回到母亲身边，9岁小学毕业，他“永远想着要成为最好，真是到了都要输不起的地步。”
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贪玩，好动，而且散漫，内心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隐隐约约要冒出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叫“逆反”，如果不是离开母亲独自到县城去读书，这力量也许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束缚，冲到表面来。
11岁那年，向洋初中毕业，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那天早晨离家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全是“没有人管我了”的快意。直到母子分手在即，母亲泪流满面，他又第一次体会到对母亲的依恋，他忽然看到，母亲在坚强的外壳之下，也有温情和软弱，对儿子的无限的期望背后，还有无尽的疼爱。这情形就如同开复11岁时母子分手的情形一样。
这故事让我们发现“E学生”拥有的第三个观念：无论你出生在寒舍还是豪门，起点都是一样的。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张亚勤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它一点儿也不像是读书，倒像是一场游戏。游戏持续了两年，这小男孩儿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
1972年，亚勤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在太原的妈妈身边。妈妈是个中学教师，上班的那所学校与一所小学连在一起，于是亚勤就到妈妈的学校里去读书。
那时候，学校不像今天这么正规，老师对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严厉。这孩子上课时所拥有的自由，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喜欢的课就拼命跟着听，要是觉得哪门课没意思，就换一门，要是不喜欢哪个老师，也就不再去听他的课。有时候上课，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了，就出去玩，老师也不管他。没有人批评他，也没有人把他妈妈叫到办公室里来训话。现在学校里面层出不穷的老师打骂体罚学生的事情，那时候闻所未闻。老师只要一天不挨学生的骂，就要谢天谢地了。
妈妈除了讲课，还在学校里编写一些讲义，眼看儿子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也不强迫他去听，就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后来一直怀念母亲给他讲课的那些时光：“妈妈什么都会教，数学物理政治历史，她讲什么我就听什么，真的很有意思。”
妈妈不仅什么都教，而且方法还挺奇怪。她从不讲究什么循序渐进，也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看这孩子明白了低年级的课程，马上就去讲高年级的。小学的课本还没讲完，中学的课本就穿插进来。
亚勤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在各门功课和各个年级之间穿插跳跃，一点儿规矩也没有。这个学期还在读一年级，下个学期就跑进三年级的教室里去，再下个学期就进了四年级。本来六年的小学课程，他在第二年就全读完了。
到了第三年，亚勤觉得再也没有哪个教室里讲的东西是新鲜的。上课百无聊赖，所以干脆不听，有时候实在坐不住了，就跑到教室外面去玩。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既然你不喜欢听小学的课，那你就到中学去吧。”
亚勤受到如此鼓励，大为振奋，于是偷偷钻进初中的班里去，坐在最后一排。好在中学小学都是一个院子里，老师都是妈妈的熟人，对这孩子网开一面。
听着听着，他就成了正式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这一年，他9岁。
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乱七八糟，教学不正规。亚勤再次从这种“不正规”中得到好处：“我感觉我在小学和中学就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头一个学期上学，第二个学期可能就不去了。”
妈妈还是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还是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读完初一，直接去了初三。一边上课一边去参加数学竞赛，半年之后，又去读高一。高一读了上学期，又去读高二的下学期。说是读高二，其实学的都是高三的课。就这样，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12岁。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学制”，对于现在的学校和现在的学生来说，简直不能想象。那个年代的老师，都是刚刚从“牛棚”里走出来的，脑子里面的旧规矩早就被打烂了，新规矩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学生也特别放纵。“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个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太原虽说是省城，可并不大，出了这么一个从不正经上课、却跳来跳去的孩子，很快弄得满城皆知。
亚勤
他觉得有点好玩儿，还有点好笑。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想起那些大标语和那些坐在下面的听众，“还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说，挺糊涂的就上了高中。”亚勤说。
他只记得，那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在动荡，没有安定的感觉，没有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公式化的学习，一点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每天只是从家里到学校，过着“两点连一线”的生活。他的唯一苦恼是从来没有什么要好的同学，他的好朋友都不是同学，而是邻居的孩子，甚至还有街头相识的小伙伴。因为“我在一个班里停留的时间从没有超过一年的，而且年龄总是比同学差了好多，个子就差得更多。”这让他和同学很难建立起一种亲密而持久的关系。同学们并不欺负他，对他挺友善。在同学眼里，他是个独往独来，既聪明又淘气，还有几分神秘的小孩儿。
“我是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我觉得仅仅从天赋来说，我不可能比别人强那么多。”张亚勤这样说。
旁人问起他的经验，他就说：
“幸亏那时候中学和小学的参考书很少，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花花绿绿的。要不我的童年和少年也许不会那么开心，至少不会有那么空闲的时间去玩儿。”
听者觉得不过瘾，再三追问，他又说：
“学习的关键不在于你记住了多少，而在于你理解了多少。理解最根本的定义时，其实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觉得，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是很重要的。你在脑子里面装了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些有用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实际上现在的小学、中学，包括大学，有用处的东西无非就是那几样。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思考那些复杂的问题，只要理解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脑子里非常清楚，这样你的大脑的单位面积里产生的压强，要比别人高得多，你花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十分之一，但是你弄清楚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手上的种种数据很清楚地证明，对待教育的那种随意、宽容、听凭自然的态度，在今天已经消失殆尽。承担着教育之责的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刻意和武断。他们倾向于把教育当作一套严格的程序。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从婴儿时期，甚至在母亲胎中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煞费苦心，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每一个环节都在预先设定的计划中。另外一些人抵制这种教育观念，他们说那些父母不把自己孩子当人，而是当作一个产品，就像在一条生产线上精心打造一辆轿车或者一台电视机，对于那些人趋之若鹜的“重点学校”，他们讽刺地说那不过是“神童集中营”，里面的孩子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说到他们自己的教育观念，他们没有那么系统的道理可说，只不过倾向于放任孩子的愿望。即使不能让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应当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童年。但是后者的声音非常弱小，听上去就像是一群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有人把这两种情形说给张亚勤听，询问他的想法。他笑了：“我很难说我小时候受的是哪一种教育，好像这两种都不是。”
看到对方脸上不解的神情，他接着说：“妈妈放任我的任何兴趣，却不肯放任我的坏习惯。”
在亚勤的心里，母亲兼有宽容和严厉两种形象。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像所有的独生子一样，是家庭的中心，大家都宠着他，但是如果他在没有完成作业之前就跑出去玩，妈妈就会露出最严厉的一面来。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亚勤也贪玩。那时候作业少，也没有什么考试，所以有很多时间出去玩。他的兴趣广泛，学画画，下围棋，还打羽毛球。每一个兴趣都从妈妈那里得到鼓励。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秉性聪慧的孩子，更加容易东张西望，还时时表现出一种“坐不住”的样子来。亚勤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对所有的游戏都没常性，喜新厌旧，也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
有一天母亲令儿子坐在面前，说话的语气前所未有地严肃：“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后台，你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母亲是做教师的，心里明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塞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所以对儿子说：“先做应该做的事，然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亚勤想想这话，觉得有道理。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妈妈和外婆留下的作业。
他希望快点完成功课，然后去玩。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总是精力集中，也很认真。他做得很快，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让他有很多玩的时间。没有功课加身的时候，他心里轻松，玩得特别开心，这又让他下一次更认真更快捷地完成功课。终于有一天，妈妈拿不出什么题来让他做了，因为他把家里所有参考书上的练习题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要确立的第四个观念是：不怕淘气，就怕没有一个好习惯。
流放地
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张宏江
张宏江的“起跑线”有些特殊，是个知识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还是个小男孩儿，举家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的黄莹坡，这地方是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是一个2000多人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新家却是贫穷闭塞的地方，所以这趟迁居是这个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转折。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但是，宏江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这次迁徙看作他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这样说。
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从年龄上看，他与开复、亚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从经历上看，他却总是把自己划进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这是因为，当他懂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想去上学，但学校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课不上了，桌椅被砸烂了，老师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承认犯了“师道尊严”的罪行，还“与学生为敌”，学生们振臂高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然后走上街头，用绳
至少在整个“大动乱”的岁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在武汉的一个职工大院里度过童年。”他这样回忆。一般西方人不会理解，这句话中意味无穷。共产党在40年代末期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围墙环绕，门口设置传达室和警卫，里面则是政府、军队、企业或者学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构成其精华部分，也叫“单位”。人们上班工作在一起，因为是同事，下班回家还在一起，因为是邻居。“大院”成为那时候大多数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进进出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大门，永远是那个警卫，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同事，还有他们的孩子，谈论的永远是同一个话题。
一个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华天宝，而是人。叶县虽说是个小城，距离省城郑州还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流放地”。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宏江也被这股潮流带了进来。他立刻感到换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没有“大院”，没有高墙，没有警卫，眼前都是新鲜面孔，耳边都是不同方言，接触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间大了很多。张宏江成年之后并不总能处处争先，但他始终拥有一种开阔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国门的信念，接着认定丹麦太小，然后又说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想象力和激情，所以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美国。他就这样让自己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别人听到他的经历，都说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游世界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联。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五个观念：你的一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天地有多大。
新“开复定理”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李开复
许多年后李开复功成名就，说过不少精彩的话，先是被叫做“院长话题”，后来被叫做“开复话题”。有一篇的题目叫《我的人才观》，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认定今天智慧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比如他说：“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
这一思想流传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让无数学生激情澎湃。两年以后的一天，开复和一个记者在北京嘉里中心重逢，相对而坐，彼此再次谈到这个话题，这一回，开复说：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开复是在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年里，被老师和同学们当作“天才”的。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相信“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他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提问：“把七分之一换算成小数点，是多少？”
开复立即高高举起手来，朗声答道：“0142857142857……”。
所有同学都把眼睛张大了。老师惊叹不已，说自己的学生中出了一个“天才”。
只有开复心里明镜似的：“其实没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在母亲监督之下死记硬背的东西搬了出来，连想都不用想。”
“天才”这两个字其实是个陷阱，多少人误入其中。它让很多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还让更多的人过低地估计自己。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其实那是不了解杰出人物从小到大都在做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普通人没有遇到的契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天才”，等着有一天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数学课对开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台湾小学的数学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所以他不用怎么学就在数学考试中获得全州第一名。他后来在初中时学习高中数学，读高中时又学习大学数学。他的“数学天才”的名声也越发大了，但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数学有多好。“那是因为美国中学的数学太简单，”他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学得好。”
与其说他智力超常，还不如说他运气好。老师鼓励他的长处，比如“数学天赋”，给他许多机会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却又尽力宽容他的“短处”。
就像所有到美国去的中国孩子一样，开复的难题是英文。最初几个星期，老师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
那年月到美国的“小留学生”很少，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又能随口把“七分之一变成小数点”，所以在那些美国学生的眼里，这孩子特别新奇。大家都跑过来对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啊？”“周末来我家玩吧，好不好？”老师很乐意帮助他补习英文。就连校长也格外关注这个异国孩子，对他说：“每天中午来找我，我教你英文。”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一年，直到有一天，老师认为他的英文已足够使用，才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和你的同学一起在课堂上参加考试。”
到了这时候，开复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大的差别，是美
美国的孩子很热情很开放，即便不认识，也可以很亲热，不像中国孩子，朋友很少，也不喜欢和别人说话，上学就听课，放学就回家，见了陌生人就拿怀疑的眼光看人家。美
最新奇的是，所有的同学都不用背课文，老师从来不考“背诵”，也不给他留作业，却总是要他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有一天老师告诉他，期末的总分数不会看他背诵课文多么流畅，而是看他上课的发言和提问。这让他惊讶不已。他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意识到，美国的教育就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但在那时候他还不明白这些，只是觉得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给一个孩子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刺激他，总会发生影响。我觉得脑子渐渐地离开了背诵知识的轨道，整天拼命想自己要说什么话，提什么问题。”
开复就是在那时候发现：“人的能力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要靠记忆和理解去积累。还有一部分要靠一点点地练习。像课堂上提问的勇气、和同学交往的热情，都是属于后面一种。”
过去在台湾的时候，他每天上学放学，按部就班，从不与别人交往，也没有发现这些奥妙，现在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周围的人都说英语，就发现哪些是自己最欠缺的，哪些是自己最需要的。住在大哥家，虽说是亲人，毕竟跟在妈妈身边不一样，不像在自己家那么随心所欲，还总是感觉给大哥带来麻烦，不能不约束自己，甚至不好意思用大哥家的电话给妈妈报平安。到了学校里，同学们都来找他，逗他说话，让他觉得他的不爱说话和不爱提出问题，不仅仅是英文不好，还因为缺乏沟通能力，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
这样看来，与其说他在美国的教育显露了自己的天赋，倒不如说，是美国的教育让他弥补了自己的短处。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还需要有第六个观念：不要羡慕别人家的“超常儿童”，你不比他少什么。
我也有一种恐惧感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无所不能；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总是怕输。——沈向洋
聪明孩子总是得到更多的赞誉，这一点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聪明孩子总是承担着更多的期望，这一点我们也都觉得正常。但是，越是聪明的孩子，在心理上承受着的压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估计呢？
赞誉和期望源于聪明，而压力源于赞誉和期望。有一项调查表明，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至少50%的孩子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紧张、烦躁、心虚、恐惧的情绪包围着他们，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孩子也不例外。
“我到现在都觉得，初中和高中是我最聪明的阶段。”沈向洋这样说。同时他也觉得“那是压力最大的阶段。”
向洋在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中，已认定“就应该是第一”。周围的人对他的希望越来越大，这超过了他自己内心的渴望，他知道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一想到他的好成绩能给妈妈带来快乐，他也快乐。奇怪的是，他的快乐之中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已经到了输不起的程度”，而且这种感觉日愈强烈。他开始紧张，看到周围强手如林，就开始焦躁，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失落，成绩好了也不高兴，因为怕别人超过自己。
每逢考试之前就拉肚子，这成了向洋的惯例，从高中一直持续到上了大学。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看过医生，很多年后再想当初情形，才明白：
“这不是身体的毛病，是心理的毛病：考试综合症。压力太大，所以总是紧张，好像已经深深地陷在一种矛盾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才，所有的题我都能解，无所不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有一种恐惧感，总是怕输。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才明白，真正健康的压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一个人的内心。真正成功的人，不是从来不输，而是“拿得起，放得下”。人应该输得起，做人也就慢慢潇洒起来。”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七个观念：你越是聪明，就越是要做好准备去承受更大的压力。
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
我的步履如飞，遥遥领先，冲过终点的时候大气也不喘一下，又惊又喜，信心大增，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了。——高剑峰
看着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里“新一代”的佼佼者。所谓“新一代”，都是研究院在过去5年里从上万个应聘者中招聘来的一批人，有170多人，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学士、硕士
“他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全世界的同行都把他围起来，”张亚勤这样描述他，“就像明星一样。”
他叫高剑峰。如果你从他的名字和成就来猜想其人，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如果只看外表，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没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样子，个头儿不高，还非常瘦。
“我小的时候发育不良。”他用这句话开始了他的故事。
他出生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像北京一样，这里的孩子也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大城市病”：聪明有余，韧性不足，好高鹜远，眼大肚小，不肯吃苦，害怕挫折，还有骄娇二气。但高剑峰所谓“发育不良”不是指这个。这孩子一出生就不断生病，总是咳嗽，总是发烧，头发长得比别的孩子慢，牙齿出得比别的孩子晚，一岁多了还不会叫“妈妈”，两岁了还不会走路，四岁了还总是摔跟斗。那时候父亲望着儿子，不禁着急：“这孩子怎么没有得到我的遗传呢？”
父亲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在市里的长跑竞赛中得过第一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觉得他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下决心训练他：即使不能让他像自己一样强壮，也要让他像自己一样坚强。
剑峰的长跑训练是从5岁开始的。训练安排在早上，天天如此，不能遗漏。第一年，父亲在前边跑，儿子在后面跑。第二年，儿子越跑越快，父亲渐渐落在后面了。第三年，父亲骑上了自行车，儿子还是在后面跑。就这样，剑峰跑了5年。
高家父母对儿子的养育有个严格的分工，父亲管教育，母亲管生活。现在想起来，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把长跑和数学这两件事情灌输到儿子的童年中。
那时候上海这座城市远没有现在这样豪华，普通人家的房子很小。高家只有一间住房，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家人吃饭读书都用它。每天晚饭后，父子两人对面而坐，各自读着自己的书。父亲望着儿子，有时候会想：“既然这孩子发育晚，那就笨鸟先飞吧。”他开始给剑峰讲小学的数学，出些习题让儿子完成，等到剑峰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学完了小学数学。
不知不觉到了9岁，他还是很小很瘦，看上去比同学小了一圈，排队总是站在最前面。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连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看到别人挂上长跑冠军的奖牌，他还在心里羡慕人家的强壮，又很自卑，觉得那些人个个是天才，而自己处处不如人。
变化发生在一次体育课上。那一天，老师测试全班同学的体能，项目是
体育老师目睹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居然身怀绝技，不禁大喜过望，以为发现了天才，当场让他参加学校田径队。剑峰自己也高兴起来，信心大增，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了。
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体育很差，这在80年代成了学校里的一个普遍现象，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放在书本上，不喜欢户外运动，不喜欢出去玩，对学习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没兴趣，但是剑峰越来越喜欢长跑了。他开始参加田径队的训练，还参加比赛。
父亲越来越老，跑不动了，经常来看他的训练，还鼓励他去踢足球。受到父亲如此鼓励，这孩子的爱玩的天性更是变本加厉。每天早上长跑，下午放了学还要踢球。有几次踢到很晚，父亲骑车到学校去找，嘴上埋怨儿子贪玩，心里却在琢磨儿子的技术有哪里不对劲，到了周末，他让儿子上午一定要把功课做完，午饭后，立即拉着儿子到公园去踢球。
剑峰的整个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学习和体育这两个世界度过的。他很忙，所有的时间都很充实，而且精力充沛，也不觉得苦。他的数学能力迅速成长，成绩也特别好。父亲看他学会了小学的数学，就开始教他初中的，可是他又开始喜欢物理了，把很多时间放在物理上。到了初中，他总是参加竞赛，既参加长跑竞赛，也参加物理竞赛。物理的成绩上去了，可数学却下来了。
“所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脑子也有不够用的时候。”他这样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小时候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两样东西最有用：“一个是数学，一个是长跑。”
“体育对我特别有帮助，不仅是体能方面，还有思维方面。我觉得体育好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因为一个好的球员，一定非常清楚战术是怎么样的，还有团队精神在里面，知道怎么配合。”剑峰在整个读书期间的业余活动，几乎全和体育有关，有足球、篮球、围棋，还是上海交通大学排球队的领队，当然最出色的还是长跑。
论长跑，他看上去已是业余选手中最具有专业素质的人了。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名次。他已经懂得，真正好的长跑选手不仅是在用腿跑，而且也是在用脑子跑。
“很多聪明人其实都是小聪明，逞一时之快，占点小便宜。其实真正聪明的人都是大智慧。”
“人与人的高下之分，不在一时，而在一世，不在开始，而在最后，最后胜出才是最厉害的。”
“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体力，到最后，主要取决于毅力，取决于你的坚持不懈，也取决于你能否从同伴甚至竞争者身上学到你没有的东西。”
这些道理
“一个好的长跑运动员绝对是能吃苦的人。”父亲当年总是对儿子这样说。父亲当年吃尽万般辛苦之后发奋读书，终于熬出头来。他生长在东北的农村中，读中学的时候到了沈阳，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上海。他是学理论物理的，又是个运动员，所以希望儿子能像运动员一样做学问，像做学问一样搞运动。
但是当时无论父亲还是儿子，都没有想到，父亲的这个逻辑，不仅让儿子扫除童年的自卑，而且引导着儿子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引导着儿子取得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之后，还能受益无穷。
从这孩子的童年故事，我们发现了“E学生”应当具有的第八个观念：即使你发育不良，也能跑得很远。
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爸爸妈妈并不认为我是天才，但他们相信，天才是教育出来的。——张益肇
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张益肇语气和缓，面色沉静。他的性格内向，普通话说得有些吃力，可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感情波澜从他的话里涌出来：
“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漂洋过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定居；一个男人别妻抛子，独自奋斗，承担起全家在美国的花销。他们甚至不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这个家庭。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去学习。
我知道爸爸妈妈一直希望我能非常杰出。其实我的天赋和别的孩子一样，从小瘦弱，身体的发育恐怕还不如别的孩子，吃的、玩的、想的，都和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爸爸妈妈并不认为我是天才，但他们相信，天才是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们不肯给我什么零花钱，却肯为我的教育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还有更重要的，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文化比钱更重要，所以妈妈才会把我们兄弟姐妹全都带到美国去读书。现在，这件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是时间越久，我就越是感觉，他们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真是了不起。”
益肇祖籍福建，而他本人出生在台湾，其求学之路和当年的开复如出一辙：童年时代在台北度过，11岁迁居美国，此后一直在美国读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学士、硕士
二十年前台湾的教育有点像今天的大陆。小学和中学都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通常是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你住在哪个区，就可以去哪个区的公立小学读书，不需要交学费。就像台湾海峡这边的父母一样，台湾的父母也看重教育，都相信孩子的成长是遵循一个必定的路线：从好的小学到好的初中，然后进入好的高中，最后是好的大学。所以很多家庭购买房子的第一条件，是附近的学校好不好。“买房子”是为了“买学校”，一时间蔚然成风。就这样，那些拥有好小学的社区，房价猛涨。这情形有点像美国，同样的房子在好的学区还是不好的学区，价钱要差一倍以上。
你嫌家门口的公立学校不好，不愿就近入学，也可以选择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通常都有很好的老师，教学质量更高，设施更好，但收费也高，所以大都建在富人居住的地区。
张家住在士林，这里拥有一所很不错的私立小学，里面大都是富家子弟，益肇也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益肇是唯一有钱人家的子弟。但是严格说来，张家属于台北中产阶层的上层，并非豪门。有很多人家比张家更有钱，却不肯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还有些家庭并不富裕，却每天都给孩子大把的零花钱。张家的独特处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不允许孩子在日常的花费上有任何奢侈，比如极少给孩子零花钱或者买玩具，但是却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在意，肯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供儿女去读最好的学校。
“父母对我的要求，大概就是学习了。”益肇后来说。
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个教师，两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一代人中间并不多见。中国有句老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海峡两岸的人们都相信，都喜欢把它贴在家门两侧。由上几代人的延续来说，张家也是个书香世家，从来就有读书传统，曾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个医生，一代又一代的家训延续到父亲，再传给益肇：“财产不重要，知识最重要。身外之物不重要，脑子里的东西最重要。”
学校的教育采用传统方式。一个班大约50个学生，每天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做一大堆练习题，再背诵一段课文。像《三字经》这种课本，中国人已经背了千百年，爷爷背过，爸爸背过，现在又轮到益肇来背诵。老师们都说，学习中国的文字就是要靠背，他们看到记忆力好的学生就两眼放光。益肇到今天还记得，当他流畅地把“九九乘法表”当堂背诵出来的时候，老师投给他的笑容是多么灿烂。这让益肇小小年纪就在脑子里不断猜测：“学习大概就是吸取知识，好学生就要把知识全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
老师评估学生的方法形形色色，同大陆这边如出一辙：没完没了的考试卷子，统一的分数标准，成绩单，排名次，给前几名颁发奖状，把后几名数落一番。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完全在分数，哪怕你只差0.1分，就有可能落后很多名。
益肇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以为学校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直到他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那是中国式的教育，“美国是没有这种作法的。”
让孩子们到美国去读书，是这个家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决定。
1979年的台湾有点奇怪，尽管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让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冷淡下来，现任总统卡特又在这一年的第一天让美国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可是台湾的民众似乎更加关注美国。一句新的民谣就是在那时流行起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每个家庭都在谈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的可能性，这成了一股潮流，也成了张家的话题。
像开复的母亲一样，益肇的母亲也相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想让孩子有出息，就必须把他们送到那里去。
“反正大学毕业后也是去美国留学，”父亲说，“那不如早一点过去。”
母亲同意父亲的看法，她唯一的担心是孩子太小，不能独立生活。
于是母亲辞去教师工作，带着5个孩子投奔大洋彼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舅舅家里住下来。父亲留在台湾继续挣钱，供养孩子们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
那一年益肇11岁，碰巧和开复离台赴美时的年龄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需要有第九个观念：有钱花在教育上
新发现
读者看到这里，应当已经发现“E学生”的第一个秘密：不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智力。
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聪明过人，他们在后来之所以有超越常人的表现，乃是缘于后天的教育，而非天赋。首先，他们在教育的起点上，就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念。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发现：
1.80%的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
2.至少有两个发育不良的例子，仅仅由于教育，他们才能后来居上。
3.朝向“E学生”的“起跑线”，几乎百分之百出现在6岁到12岁之间。
4.“E学生”在他们的起点上，也会有恐惧感，也会有糟糕的成绩，也会做“涂改成绩”这样的事。
5.区别“五级学生”的标志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习态度。事实上，“E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可能不如其他学生。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自信是成长之路上的第一路标
尽管我常常不如别人好，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是最聪明的。我能做好。”——张宏江
今天全世界数以万计的计算机科学家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张宏江。他就是当年那个走进河南叶县顿觉眼界大开的小男孩，而现在，他的专长是“对多媒体信息内容的理解、检索和浏览”。他的理想是让人们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设备，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带宽、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感觉到有任何障碍。用专家们的话来解释，这叫做“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这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开拓出来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李开复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他在“视频检索”方面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他的“叶县故事”。
“叶县故事”的第一个情节出现在1973年那次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全国都在恢复学校的秩序，学生们回到教室里，老师们回到讲台上，有个说法描述这种情形，叫“复课闹革命”。叶县的中学也复课了，宏江刚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那是他第一次走进一所正规的学校，第一次经历正常的教育。
但是这孩子的精神世界还在随心所欲的状态中。有一天自习课，他不肯做作业却埋头画画，被老师发现，当场一顿训斥，揪出教室。这是那时候学校里面最严厉的体罚，对这孩子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屈辱。走回教室的时候，他哭了。那感觉直到30年以后还能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唯一被人逼过的一次，我还从来没有被当众揪出去呢。”
“等着瞧吧。”他一边哭一
这有点像一句中国成语说的，“知耻后勇”。很多孩子都曾有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没有遇到持续的激励，所以不能长久。事实上，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的自尊自信就不断地受到侵犯，就像一块石头，被一把坚硬的凿子敲打着，一点一滴地被击得粉碎。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破坏力量，都是来自那些自称要教育孩子成材的人——父母
几周之后，宏江迎来他期待的时刻。这是学校复课以后第一次正规考试，老师和同学都认定意义重大，而宏江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愿望。结果他如愿以偿，在360个同学中得了第一名。老师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学生，可是他却发现原来
事实常常是，一般最平常的孩子其实和头戴“神童”光环的孩子一样，也具有潜在的能力。就像亚勤、宏江和向洋这三个人说的，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不幸的是，大多数孩子往往不相信自己拥有才智，他们的父母
宏江的幸运不在于他拥有超越其他孩子的能力，而在于他有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机会表现出来。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长处、能量和潜力。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发生改变。
“我相信我是最聪明的。”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最聪明的。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不如别人，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能比别人做得好’。”
成功驱使他远离自卑，向着自信走去。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
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
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
灾难发生之后
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周明
周明清楚地记得1974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以及在那之后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两个姐姐双双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妈妈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而周明当时还不到10岁。别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男孩子却是在那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每天上学走在那条小路上，他就渴望着找到一些踪迹，能证明两个姐姐都还活着。路边的高墙重新矗立起来了，那一天，就是这堵墙倒塌了，把姐姐压在下面。现在，它对着他，默默无言，没有生机。他也看着它，祈祷奇迹能够发生，姐姐能从高墙深处飘然走出。一年又一年，小男孩长大成人，他自己的孩子也和记忆中的姐姐一样高了，可姐姐还是没有回来，她们成了这个家庭永远的痛。
那一年周家住在承德。这城市坐落在塞外崇山之间，交通不便，却在中国相当有名，因为它是旧时皇家的避暑胜地。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京城有些权势的人家每年夏天总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戴河，另一个就是承德。但周家是平民，住在城乡结合处的一处破旧的平房里，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后从湖南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为国家寻找矿藏。
周明出生在“大萧条”结束后的年代里，中国开始短暂的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以前的三年中，饥荒造成千万人死亡和一亿儿童的营养不良，现在，物质紧缺的情形稍有改变，但精神的匮乏却更加严重。接着，“文革”开始了，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所有学校全都停止上课，还把那些有点知识的人赶出城市，赶到乡村。那时候，把一个城里人赶到农村去，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公开的舆论却把这叫做“教育”。党的领袖毛泽东那时候颁发的一个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周家来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父亲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之家，50年代从中南矿物学院（现在叫中南地质大学）毕业了，这在当地农村是个大新闻。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亲都来祝贺，可是按照那时的说法，这叫“臭老九”。幸亏他当初拼命要求当一个地质工程师，算是半个工人阶级，所以没有受到政治冲击。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从南方到北方，随地质队出入在荒山野岭间，餐风露宿，居无定所，在野外结婚，然后带着整个家在野外到处跑。妻子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却生活在地质队，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也是出生在野外营地里。直到周明上学那年，这家人才定居在这城市的边缘。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宝藏，这有点像武侠传奇故事中的那些大侠，但是他的故事没有那么浪漫，他找到很多矿藏，有金矿、银矿，还有形形色色周明说不出名字来的有色金属矿，那都是国家的。他本人一直都是穷人，还是个老实人，妈妈也是一样。这对夫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孩子们拼命读书。
姐妹两人在5个孩子中最聪明也最用功读书，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一年，姐姐读初一，妹妹读小学五年级。一天下午，姐姐放学
姐妹两人携手回家的时候，天黑了。那条路并不遥远，30分钟就能走到家，何况这条路也是天天走的，所以没人想到会发生意外。但就在这时，下起雨来，开始是小雨，很快就成了瓢泼之势。姐妹俩顶着大雨继续前行，经过那堵土墙下。墙倒了，把姐妹俩埋在下面。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女儿回来，急坏了。丈夫在野外找矿，长年累月不回家。家里也没有电话，不能报信。她只好独自跑出去，沿着女儿上学的路，跑到学校，再跑回来，在风雨中奔跑了一整夜，好几次走过倒塌的土墙，竟没有发现异常。
天亮了，她在断壁残垣旁边看到女儿的雨伞，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大叫一声扑过去，挥舞双手插进土墙，就像疯了一样。土墙被扒开了，但还是晚了，姐妹二人在两个小时前憋死了。
家庭出现这种变故，真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母亲精神恍惚，身体一下子垮下来，神经也不正常了。全家充满了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充满了怨言。埋怨那条路，埋怨那堵墙，埋怨那场雨，埋怨政府官员，埋怨学校的老师，埋怨自己，埋怨父亲就知道为国家寻找金山银山，不顾家。三个弟弟全都焦虑不安，不再淘气。姐姐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但现在彼此都害怕说出内心中对姐姐的思念。
母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在确信两个女儿真的不能回来之后，她也不再去那条小路上寻找。她还有三个儿子，还有希望。
“不要抱怨，要靠自己。”母亲总是对儿子重复这句话：“只有自己的本事最可靠。”
当母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她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周明本是两个姐姐宠爱的小弟，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家里有了一份责任。他从这一场变故中学到了很多，打算把自己变得像姐姐一样优秀，像母亲一样坚强。
很多年以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还会重复当年说过的话：“不要抱怨，要靠自己”。
周明也会说：“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不要小看自己
从那天起，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周明
一天刷了108个瓶子，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为自己赢得的第一个“第一”。他那天早上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得到这个“第一”，结果他真的得到了。这让他开心极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对他未来的一生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他就是周明，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姐姐的男孩子。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拥有无数重大发明，其中最奇特的一项是，他在根本不懂日语的情况下发明了中日语翻译软件。这些成就让他成为计算机自然语言领域中公认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他心里最珍惜的“第一”不是这个，而是那“108个瓶子”。
在那之前他一直非常自卑，因为家里很穷，父母又没地位，在学校里见到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就躲开，见到不三不四的人赶紧绕着走，可还是常常被人欺负，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挨一顿打。
好多年来，这孩子就是生活在一种自卑的感觉中，似乎永远直不起腰。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要冲破压抑涌到表面上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比别人强一点呢？”
这一天是“学工劳动日”，老师带着周明和全班同学来到食品厂，就是现在的孩子们都知道的那个生产“露露”杏仁露的工厂。不过，那时候这里不做这个，只做一种水果罐头，而且设备简陋，每天依靠人的双手刷洗成千上万个罐头瓶子。这些孩子来了，也是做这件事。瓶子都是回收来的，很脏，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划破。但老师认定这是让孩子们学习工人阶级高尚品质的机会，于是宣布开展竞赛，看谁刷得最多。
周明站在孩子中间，听到老师号召，心里一阵激动。他还从来没有得过“第一”，此刻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它。
就像自信和坚毅一样，兴奋而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也是通向“E学生”的转折点。这情形有些像一座沉睡的活火山，虽然还没有冲天爆发，但你如果能看到这孩子兴奋得满脸放光的样子，就能听到火山爆发之前的那种隆隆作响。
他很快学会了所有刷瓶程序，刷得非常认真，一个又一个，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一双小手被水泡得泛起一层白皮，结果他刷了108个，在所有小孩里面，是最多的。
现在这件事情过去整整30年了，周明还是记忆犹新：
我原来一直是没有自信心的，但是这件事给了我自信。就是从那天起，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肯干，就一定可以干好。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那一瞬间，值得我一辈子记忆。我知道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今天。
你能学会你想学会的任何东西，这不是你能不能学会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想学的问题。如果你对自己手里的东西有足够强烈的欲望，你就会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尤其当你是普通人的时候。
我是那种特别努力、而且持之以恒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玩命地去干。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太有把握，但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对，就是当初刷108个瓶子的那股劲，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亚勤话题
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张亚勤
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罗杰斯大学的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成了潜在的“神童”。关于这一点，张亚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人的差别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智商。”他的故事证明，他是有感而发的。
1977年冬天的某个早上，亚勤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去上学。
就在打开家门的一刹那，他的语
“快……快……快看。”
老师的手上摇着一张报纸。直到多年以后，亚勤还能记得，那是一张《光明日报》。他只看了第一眼，便如五雷轰顶。
阳光从窗户钻进来，照在报纸上，又折射到亚勤的脸上，那张脸显出一种奇异的神采。他后来承认，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他11岁，还不能完全领悟成人的世界，但却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春天的中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到处都是激情，都是笑语。每天早晨打开家门，都可能有让他高兴的消息扑面而来：父亲的平反给他带来第一份喜悦，也让这个家庭终于告别了沉重的过去。恢复高考是第二份喜悦，它给这个家庭开辟了未来之路。而现在，亚勤看着手上这张报纸，觉得未来之路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吸引他的那篇文章很长，里面说，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大学里有个少年班。文章作者是个名气很大的报告文学作家，亚勤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但他把另外一个名字深深地刻在心里了。那就是宁铂，也是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第一个孩子。报纸上都把他叫“神童”。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都没睡觉，”亚勤后来回忆：“我已经把上少年班当作自己的目标了。”这个高中一年级学生当即决定，第二天早上就跳到高中二年级去，还决定四个月后去参加夏季高考。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莫非他是个天才儿童？”有人问道。
生理学家早就有个结论：人的脑容量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天赋智商也无明显差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成了凡夫俗子，而天才只是少数？在种种复杂的原因中，亚勤认定，有一个原因最重要，接着他就说了那句话：“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关于聪明，亚勤还有一些话，值得回味：
“聪明人有很多，聪明也有很多种。有些人的聪明，是很能显示出来的那种。有的人是大智若愚。有些人的聪明很缓慢，但在某些方面可能钻得很深。有些人反应很快，但不能达到很深的程度。有一种聪明很有扩张性，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种聪明，就好像酒一样，是靠时间去慢慢品味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是感觉强烈。还有的人就是小聪明了，时间一长，你就觉得淡而无味。在我遇到的所有人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我没有觉得哪个人的聪明超过别人很多很多，没有碰到过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人。大家其实都是不同方式的聪明。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就是聪明人。”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话，在当时，他可没有想这么多，只想着怎么跳到高年级去。老师还是用那句话鼓励这个孩子：“只要能通过考试，你就跳吧。没人拦着你。”
亚勤于是开始实现他的计划。他进了高二的尖子班，废寝忘食。“那是我一辈子最用功的一段日子，真的是为了那个目标。”他这样说。“一个人要是有了自己的目标，就会有一种再苦再累也心甘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看上去一切顺利，却不料灾难突然降临：他得了肝炎，不得不停止上学，住进医院，饱受病痛折磨，发热，虚弱，满脸黄疸色，无法开动他的大脑，想要看看书也非常艰难。但是，对少年班的渴望支持着他，他不肯放弃。
母亲本来并不指望自己家里也出个“神童”，只是看到儿子跃跃欲试，而且态度坚决，又跳级又熬夜，就不阻拦。现在望着儿子那张发黄的脸，只有心疼：“今年算了吧，明年再说。”
亚勤不听：“我就是想试试，失败了也是一次练习。要是不考，不就等于是考了0分吗？”
很多年以后，他用更加成熟更加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若奋力去争取成功，也许不会成功，但你若不去争取，那就一定不会成功。”
他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等到能上学的时候，高考已经开始了。
考试结果比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差10分，尽管如此，还是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他可以上山西大学。那也是一所重点大学，而且是太原人心中的圣殿。
周围一片祝贺声，但亚勤很不开心。这孩子心中的圣殿在合肥。
妈妈说：“能上山西大学已经很了不起啦。”
亚勤说：“不。”
妈妈又说：“如果你不喜欢去，就在家呆一年也好。”
亚勤还是说：“不。”
夏天转眼就要过去了，亚勤还在为他的失败懊恼。
这一天，老师又来了，再次给他带来希望：“上一次考试是全国统一高考。你不是想去少年班吗？那是另外一次考试，马上也要开始。”
亚勤大喜。
新一轮考试的结果是“一面倒”：语文和政治都很差，但数学却是满分再加20分。他不仅把所有考题完成得滴水不漏，还把加试的一道题也做出来了。那是一个平面几何题，而他是全国考生中唯一解出这道题的人。阅卷的老师们被惊呆了，都说太原出了一个“数学神童”。
“其实这是过高地估计我了。”亚勤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笑着说，“这个题正好是我做过的。”
那是考试的前几天，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书。书里有一道竞赛题，特别难。亚勤平时总觉得“平面几何”特别对他的路子，什么题也难不住他，可这题竟把他难住了。他苦苦想了两天才找到答案，不料竟在这次考试卷上看到了同样的题。
“我不比别人聪明，”他后来说，“那个题，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在数学考试中的杰出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一句话影响一生
每次我得意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让我平静下来。——张亚勤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对1978年保有记忆的亿万中国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一年无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把那些孩子叫做“神童”。
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还对他说：“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迄今为止母亲的教导无数，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句话最符合亚勤的心思。他就悄悄地躲在那些“少年神童”身后，玩着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他觉得这日子和他在太原上中学的情形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情是从一个作家的出现开始的。这作家从北京来到合肥，想要采访这一群“神童”。看到亚勤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对他说：“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那个下午，这一大一小在校园周围走着，一边走一边聊，谈啊谈，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走得很远，走出了校园，走进乡下的田野。夕阳西下，天边一轮红日，彩霞漫卷，把亚勤的脸都映红了。
那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
“这人怎么不说好话？”亚勤心里不高兴，不禁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
“不错，”作家点点头，似乎被这个孩子的自信打动了。他忽然站住，转过身来，眼睛正视着亚勤：“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说完，他把手从亚勤的肩膀上拿开，转身离去。
亚勤一个人留在那里很久。“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次改变在于我的内心。”很多年以后亚勤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劝告。现在我想想看，他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一年他差不多40岁，他当时很真诚。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双眼睛，好像电影一样。每次我得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让我平静下来：‘你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怎么走？’”
历史性的时刻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是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说：“喝酒。喝酒。”——张宏江
张宏江现在年过四十，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他已经是两个男孩儿的父亲了，有时候闲下来，就把自己的“自信人生”讲给儿子听：“我从小学到中学，唯一的好处就是没什么作业。”
同儿子相比，宏江那一代人受的教育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资源。或者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一年宏江离开县中学，重新回到乡下的学校。学制缩短了，课程精简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如把英语学了好几个月，还是只会26个字母和一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个宽
爸爸妈妈最大的好处就是放纵，从来不问儿子“作业做了没有”，也不问“得了多少分”，还不让儿子做家务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孩子是要承担家务事的，但这对夫妻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整天逼孩子做家务事，有可能让孩子陷入那些琐碎的小事当中，眼里没有大事。”
宏江的大事不是课本，而是课外书；不是大人们要他看的那些书，而是大人们禁止他看的那些书。有《青春之歌》，有《幻灭》，还有《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要么被禁止出售，要么只供“内部参考”，在大城市里的内部书店悄悄地出售。可是现在，那些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文人们，成了禁书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宏江每天跑到他们那里去，找这些书来看，把这当作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胸襟的办法。老师眼看这孩子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课，只是埋头读些不三不四“供批判用”的东西，竟不加干涉。只在心里惊讶：“这小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书？”
所有这些情节，都为今天大多数孩子所向往，也让宏江的两个儿子羡慕不已。自由宽松，无忧无虑是所有人内心的追求，更是孩子们的天性。
但是，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给予孩子的压力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一直是大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从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这两种教育方法都有成功的例证，也都有失败的例证。我们在“微软小子”的身上发现，他们这些人的与众不同，不在于没有压力，而在于他们的压力不是来自父母来自老师，是来自他们的内心。
就像开复想要“足够好”的成绩、亚勤一心一意进入“少年班”、向洋不屈不挠跳出农村、剑峰“笨鸟先飞”、周明攥紧了拳头要摆脱被欺侮被蔑视的境遇一样，张宏江也有自己的压力。
1977年宏江15岁，就要高中毕业。那时候最吃香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社会风尚与今天大不一样，人人都把毛泽东的一句话挂在嘴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人身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但是全都在心里觉得这是浪费青春。宏江的哥哥已经在两年以前到农村去了，现在又轮到他。爸爸妈妈开始忧虑。那年月的父母很难有什么“望子成龙”的念头，只希望大儿子能离开农村，回家来，找一份像铁路工人那样的工作，还希望二儿子别再到“广阔天地”去了，就算没有工作，在家闲逛都是好的。但是不行，宏江一毕业，城市户口立即被取消，按照政府规定，他除了追随哥哥，到农村去种地，别无他途。
但就在这时，高考制度恢复了，你可以想象这对宏江兄弟意味着什么。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刻，而且也是历史性的。第一份通知书是给哥哥的，左邻右舍都来祝贺，爸爸妈妈既兴奋又心焦：一个儿子解放了，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啊！
宏江的学习一向比哥哥好，又自信。他对爸爸妈妈说，“哥哥能拿到，我也能拿到。”
但是父母不信，从心理上说，他们不是不相信宏江，而是实在不敢想象能拥有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那样的幸运。
一家人在兴奋和焦虑中又过了四天。那天傍晚，有个人忽然跑进来，满口说“祝贺”。父亲以为又是祝贺大儿子的，就说：“都过了四天啦，还祝贺……”可就在这时候，他呆住了，眼睛直直地望着面前站着的那个邮递员，望着那人手上的“录取通知书”。它来自郑州大学电子系，是宏江的。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地说：“喝酒。喝酒。”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或许像我一样，你会惊讶自己的潜力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样。——李开复
这是李开复写给中国大学生们的信中的一句话。信写于2000年夏天，里面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我在苹果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老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非常吃惊，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经验和能力。但是他却说，这些经验是可以培养和积累的，而且他希望我在两年之后就可以做到。有了这样的提示和鼓励，我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果然，我真的在两年之后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李开复接着对大学生们说，“或许像我一样，你会惊讶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潜力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样。”
这封信后来在众多媒体上公开发表，还有一个正式的题目：《致中国大学生的一封信》。那时候李开复已经离开中国，但是他在这封信里留下的很多思想，一直在学生中间广泛传播。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陆续谈到，现在只提一点，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孩子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扬出来；接受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寻找“最真实的自己”，而一个“真实的自己”往往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好。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说过：“不要竭尽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竞争。你更应该在乎的是：你要比现在的你更强。”李开复把这句话告诉大学生们，然后说，只在一所学校取得好成绩、好名次就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是可笑的。“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二十一世纪，竞争已经没有疆界，你应该放开思维，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给自己设定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标准，才会有准确的努力方向和广阔的前景，切不可做‘井底之蛙’。”
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有了那次经历，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的想法错了。打败别人，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沈向洋
“一个人明白一个道理，都是有一件事情作为契机的。”沈向洋这样说，接着就开始讲述那个成为他的“契机”的故事
1980年，向洋成为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的一个大学生。那一年他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学生”。这引起老师和学生的激动，好多人都说这学校里出了一个“神童”，但是他自己却在心里觉得，进入这所大学是“一次失败的经历”。
“我让我的中学老师失望了，后来都不好意思见他。”他这样说。
实际上向洋在中学时代一直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因为他年龄小，还因为他的成绩好。老师们都偏爱成绩好的学生，把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向洋的班主任当然也不例外。
高考之前老师带着向洋去体检，就像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跟在医生身后，亦步亦趋，面色紧张，直到最后，终于吐出一句话：“我这个孩子没有问题吧？”
医生说：“没有问题。”
老师笑了：“没有问题就好。这孩子是‘北大化学系的预备生’。”
老师虽然在开玩笑，其实在心里早为这孩子设计好未来的大学，那就是北大。可是期望也是有重量的。一个孩子在日愈优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身上肩负着那么多人的期望。这期望比考卷更沉重。
“心理压力的承受能力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培养，我也说不清楚。”多年以后向洋回忆当日情形，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清晰：“我高考就是因为心理压力，才失手的。”
“考试考得好不好，成绩单都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啊。”那些日子他整天就在想这件事。不知不觉又开始拉肚子了。他明白这不是个好兆头，表明心里那种恐惧感正在上升，但是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
有人说，自信来源于成功的暗示；恐惧来源于失败的暗示。这话是有事实根据的。你心中的图像千千万万，总有一些属于你自己，它在无形之中释放出力量，引导你朝着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的那个方向走去。如果你抓住的是“自信”，它就会引导你走向成功，如果你捉住的是恐惧，消极的结果就会产生。
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就出了问题。
作文的题目是《读画蛋有感》。向洋知道这是在说“达芬奇画蛋”的故事，但他心里紧张，写了半天竟都不知写了什么。
老师在考场外面等着，见他出来，连忙问长问短。向洋还没说几句话，就见老师的脸色一下子刷白：文不对题。40分的作文，顶多能得5分。
下午接着考数学，向洋又失手了。多少次模拟考试都是满分，可这一次，竟然看错一个题。
最后的分数大失水准。期待中“北大化学系”是没戏了。老师还想挽救，要他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也是向洋向往的地方，但是他再次失望：人家的招生名额已经满员。
向洋就这样来到南京工学院。
这样一个结果在旁人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在他来看，当然是一次“失败”。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无所不能，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现在，那个“什么也不是”的形象占了上风。他开始“混”，身上那种贪玩好动的本性全部爆发出来。他迷上了足球，后来还学武术、练拳击，“混”过一年级，“混”过二年级，又开始“混”第三年。
但是“失败的经历”始终让他耿耿于怀，那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更像是“不服气”。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在涌动，总是在寻找新的机会重新试一试，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
有一天，老师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这老师本是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临时代讲电子线路课。在讲台上站了几天之后，她的眼光就集中在这个年龄特别小又特别淘气的学生身上。
“咳，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吗？”她对向洋说：“你不应该混啊。你应该向查礼冠那样子才对啊。”
向洋知道这个查礼冠：她是当年全国唯一的女教授，有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举国闻名，也是向洋心中的偶像。现在，老师居然把他和查礼冠相提并论，这就像是有个什么东西，把他心里的那个开关打开了。
“我
那一天向洋做了一个决定：考
但是要让一个玩惯了的孩子坐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克制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这在任何人都一样。谈到这一点，向洋深有感慨：“纪律性是训练出来的，小孩子是绝对不会有纪律性的，而且这一定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克制的含义不只是约束，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坚持到底。这需要内心的欲望，也需要外界的力量。向洋不缺少内心的欲望，但他缺少外界的力量。
看来，人的一生若要走向成功，真是需要一系列的机缘，向洋此时的机缘是他的一个同学带来的。
这一天向洋把自己的新决定告诉同学，同学听得两眼放光。他比向洋大好几岁，有很强的自尊和自信，有长远的理想，而且做事认真。在大学的前三年中，他的学习成绩比向洋好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向洋，两人常在一起玩，彼此相知。
“其实你这家伙比我强，”他对向洋说，“就是不自知。”
“真的？”
“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就试试。”
“可我就是坐不住。”
“没关系，照我说的做。”
从这句话开始，每天晚上，两个人一同走进教室，占据一个角落。同学命令向洋坐在里面的座位，而他自己坐在外面，拦住向洋出去的通路。
“我想出去一会儿。”向洋很快就坐不住了。
“不行。”同学斩钉截铁。
“我想去洗手间。”
“也不行。”
4个月后，两个人一起考上了研究生。这一次，向洋超过他的同学，也超过所有考生，成为全系的第一名。
毫无疑问，变化已经发生在向洋身上。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东西，甚至也不是那个“第一名”，变化还发生在他的内心：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他后来是这样谈论那次转变的：
那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我好像突然就明白了很多道理，虽然说不上是大彻大悟，但也算是一个悟性。我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很轻松。
人这一辈子总是想证明一点什么。证明什么呢？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是真的很清楚。在那之前，我特别在意的是“考试第一名”，要在每一次竞争中打败所有人。小时候在乡下，就是打败乡下人，后来到了城里，就想打败城里人。但是有了那次经历，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的想法错了。打败别人，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我想说的是，即使一个有十足自信心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一生都很感谢我的这个老师和这个同学。什么叫良师益友啊？这就是良师益友。他们两人，一个让我认识到我的价值，一个让我证明了我的价值。明白了自己的价值，你的自信心就不会被恐惧打倒。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
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刻苦认真地学过，可现在都忘掉了，真正留在脑子里的却没有什么用处。还有很多东西，我现在觉得很需要，可是却从来没有学过。——童欣
童欣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适逢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他知道这里的图形学研究小组相当强大，拥有全世界在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不禁心驰神往，当即送去应聘简历，在一番严厉的招聘程序之后，他被微软接受了。
从那时到现在，5年过去了，童欣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里已是相当知名的人物。他的研究成果连续不断地进入“世界图形学大会”。这个“大会”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科学家的圣殿，也被人们公认为衡量世界一流水平的试金石。如果一个研究团体的成果被“大会”接受，那么全世界的研究团体都会承认这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团体。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有一次被这个“大会”接受，就表明他的研究已具有世界水平，如果他的成果能够连续被“大会”接受，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童欣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持续不断的性质。在过去的三年里，他每年都有一篇论文在图形学大会上发表。这些成果让他拥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成了“微软四少”中的一个。
他的生命的起点是张家口市，在冀北崇山峻岭间，与世隔绝。当年父亲和母亲告诫他“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还要他“摆脱闭塞摆脱贫困”。于是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冲动，离开自己的家，去杭州求学，又从杭州来到北京。如今，他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定居了。父母对儿子的一切都很满意，最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好不好，以及他是不是快乐。
他承认自己很幸运，得到那么多机会，多年来付出的种种辛苦，全都有了回报。最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乐趣。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苦恼，比如他总是在心里想：过去这5年“失败要比成功多，起码也是一半对一半”。有时候拼命工作好几个月，写出论文，却被人家拒绝了。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特别怀疑：“我做的事情到底意义何在？甚至对自己这辈子到底想追求什么样的东西，也会迷惑。”
不过，在一连串大的成功之后，他的心境比原来更平和了。“现在我成功了不会特别欣喜。失败了也不会特别悲伤。”他庆幸微软能够允许他失败，还庆幸自己“可以不断从失败中学到东西。”这是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没有过的感觉
和所有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一样，童欣连续读了20年书——小学、中学、大学、硕士
他出生在“动乱”的年代中。这一代人的童年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不像过去的孩子，有那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可以学钢琴学跳舞学绘画，这一代孩子到了懂事的那一天，就开始“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青春补回来”。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除了念书还是念书。“这并不是很好的经历。”童欣后来这样说。
他上小学时，就听到很多年龄稍大些的同学说过类似的话，可惜他还不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的教训，一定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要到自己摔过跟头之后，才能慢慢悟出一些道理来。
童欣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都不错，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总是排在前面，所以父母对他很放心，从不过问他的考试。
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但他总是说自己“不是什么天才，至少我周围有很多人比我聪明。”他总觉得聪明孩子都很贪玩，只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才用功。而他从来不敢这么干。“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光凭聪明我是做不好事情的，我还要用一些苦功夫。”
父亲也相信儿子不是天才，但是他知道，聪明人一定是个会用脑子的人。所以他总是把一句话反复地对儿子说：“干活要用脑子去干。”儿子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说：“想想怎么做才能做到最好。”比如有一次削铅笔，童欣坚持自己动手，他的动作笨拙，铅笔削得很难看，“就跟狗啃的似的”。这时候父亲就会把铅笔和小刀再次塞到他的手里，让他重新开始，还说：“要用脑子去削，不是用手削。”
童欣从小到大，父亲把这句话说了无数次，这成了童欣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他有一个惊人的素质，就是考试时心里没有一点负担，也不紧张。高考之前的复习阶段，在很多孩子看来就像是地狱一般，一切正常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弄得一团糟。但是童欣把这件事情看作一种既定程序。自己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好，到什么时间就做什么事情，连“早上买早点”、“在操场上跑步三圈”这样的事情也一丝不苟。他也从不熬夜加班做习题。每天晚上到9点就睡觉。有时候他发现自己无法像同学们那样日夜奋战，不免心里不安。这时他就会想到父亲说过的话，“干活要用脑子去干。”
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稳定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完成了所有学业，按照老师的要求，把该记熟的课本都熟记在心，把该做的习题都做了好几遍，然后考上他想要的大学，没有任何波澜起伏，也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发生。
只是有一件事情，时间过去越是遥远，他反而觉得距离越近，那就是他的学生时代。他越来越经常地回想那时的故事，觉得自己得到的教训比经验多：“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刻苦那么认真地学过的，可是现在都忘掉了，真正留在脑子里面的却没有什么用处。还有很多东西，我现在觉得很需要，可是却从来没有学过，因为课本上没有。也许课本上有，但我那时觉得对考试没有什么用处，就没有好好学。”
于是，有个念头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让我重新上一次学，我会怎么做？”看上去有点儿像一篇“E学生”的宣言书：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在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多下一些功夫。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两门课重要，可惜上学的时候不明白这些。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就不会像从前那么卖力地读死书。我不会仅仅为了分数就拼命去学那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我可能只让它及格就够了。我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我会培养自己的兴趣。我要读更多的书。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更自觉地去掌握学习的方法，而不再只是灌输知识。现在看来，我的知识还是太死。这样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大脑就越是不能进入特别活跃的状态。我现在才懂得，死记硬背的人聪明一时，寻找方法的人聪明一世。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请老师改变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们太重视对与错，太忽视提出问题。他们让学生得到了很多知识，但是并没有让学生掌握应用知识的方法，也没有让学生学会获取新知识。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背书，因为我已经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而是理解。你对你所学的东西要有一个理解，就像我爸教育我的话，你要用脑子来干活。用简单的重复来掌握知识，可能是最笨的方法了。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一定会变得更聪明。我爸爸还有一句话，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看到别人摔一个跟头，你就不会摔同样的跟头。如果你不是很聪明，你可能自己摔一个跟头，不会再摔第二个。如果你是最笨的人，你下次还要摔同一个跟头。我已经看到了别人摔的跟斗，也看到了自己摔的跟斗，至少，我不会再摔同样的跟斗。
自信的力量
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他们不会输。因为他们即使不成功，也能从中学到教训。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才是绝对的失败者。——张亚勤
中国科大少年班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但是如果有谁要到那里去寻找所谓“神童”的证据，十有八九是要失望的。
“我的那些同学们，到今天，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亚勤这样评价当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们：“所以要说这少年班究竟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评价还早。其他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样。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三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过去25年里，中国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少年大学生”，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亚勤，在他之前，有一个孩子已捷足先登。
他叫宁铂，是中国大学少年班的“第一人”，非常聪明伶俐，又很听话。中国人心中一个完美儿童的种种要素，他都有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成了第一个少年大学生，也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让这孩子出名，让这孩子成为“神童”，让这孩子放射出一种既神秘又炽烈的光彩，让这孩子成为全国儿童学习的榜样，也成为父母们教育子女的新模式。
宁铂和亚勤同在一个学校读书，但那时候他的名声远在亚勤之上。“当时我们只知有宁铂，不知有亚勤。”三年后进入中国科大的李世鹏这样说，“可是很奇怪，20年以后，这两个人竟颠倒过来了。”宁铂成了人们心中的那种平凡的人，默默无闻，只有中国科技大学的人才知道他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老师，而亚勤的名字风靡全世界。
亚勤有一次谈到这件事，仍然觉得宁铂比自己更聪明。“至少，”他说，“我不比宁铂更聪明。”
宁铂的不幸在于，人们加诸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他那时候毕竟还是个孩子，无法负荷那么重的东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能力，害怕失败。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失败，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一个“神童”的失败。他由此失去了“神童”身上最神奇的一个东西——自信，甚至对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也畏首畏尾，不敢伸手去拿。
我们已经叙述过亚勤在高考中的那种主动的、全身心的投入，也叙述了那次研究生考试给予沈向洋的重大影响。现在我们想要说，宁铂也曾面对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的决定完全相反，结果也完全相反。
他总是想：“万一失败了呢？”
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在内心里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但是他一再放弃自己的希望。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又放弃了。他后来再也没有为自己争取类似的机会。
亚勤后来谈到自己的同学，异常惋惜：
我相信宁铂就是在考研究生这件事情上走错了一步。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很高，成绩也很优秀。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他也许是怕考不好就丢了面子，所以我说他做错了判断。
这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我就用我的例子来讲，那一年高考，我病在医院里，其实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高考，可是我就少了一些顾虑，多了一点自信，所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选择。而宁铂就是多了一些顾虑，少了一点自信，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结果智慧不能发挥，真是很可惜，到后来，很多机会他都不敢去尝试。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他们不会输。因为他们会想，“即使不成功，我也能从中学到教训。”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才是绝对的失败者。
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聪明、更杰出，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气。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
自信是什么
张亚勤的观点：自信是一种感觉。
自信是一种感觉。一个人的成长，然后成功，往往靠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了你的判断。一个正确的判断，不仅决定你在一件事情上的成败，更重要的，它就是你走向哪个方向的分界线。比如有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环境，其中一个突然就上去了，另一个人可能永远都上不了这个台阶。最重要的区别是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这个东西无法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但却具有决定意义。我从小到大，周围总是有很多人，只因一念之差，后来就一切都不同了。
王坚的观点：自信是你内心的标准。
有些人一定要得到第一名，一定要读个重点中学，或者名牌大学，才能让自己更自信，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自信。那些过分强调成功，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的人，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的。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一定非常强调自己的观点，但是也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观点。放弃也是需要自信的。过分地想让别人认可自己，比如一定要争“第一名”，就算得了第二名都会认为自己有问题，这不叫自信，叫“底气不足”。本质的问题还是，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是自己内在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的，你用不着通过考试来证明自己的学习好不好，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
张宏江的观点：自信就是摆脱束缚。
中学以后我开始懂事，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我的生活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跟在学校里面也不一样。于是我开始表现自己，开始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了一种往上走的愿望。当我强烈地想要超脱中学和大学里那些教育方式的时候，或者说真正悟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摆脱了自己所受教育的局限性，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沈向洋的观点：自信是战胜恐惧的渴望。
自信是一个人战胜恐惧的渴望。自信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成长能力抱有信心。我们应当像自己期望的那样成长起来，但是我们又总是怕这怕那。其实最恐惧的事情不是别的，而是恐惧本身，所以自信是在战胜恐惧中获得的。你只要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自信需要培养。可是，人们总是梦想不付出代价就获得自信，就如同他们总是梦想不用劳动就获得财富一样。
新发现
1.在“你是否自信”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做出肯定的回答。这同他们对“你是否聪明过人”这个问题的百分之百的否定形成鲜明对照。
2.在100%认定自己非常自信的同时，又100%地有过恐惧、紧张的经历。
3.抛弃了自信和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旧观念。事实上，建立在成功基础上的自信并不牢靠。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价值的深刻理解上，而不是建立成功上，因为没有人能永远成功而不失败。
4.只是在那些不够自信因而特别想要证明自己的人身上，是否成功以及别人是否认可，才显得特别重要。真正自信的人并不在意某些“公认标准”，比如是否超过别人。他们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感觉。
5.教育是培养学生自信的过程。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英文difference，可以与中文里的“不同”、“差异”或者“特殊”相对应，可是这个词里的另外一种含义，不仅无法和中国人的文化相对应，而且南辕北辙。西方人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表示一种强烈的赞扬。事实上，与众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总是被看作一种正面的品格，受到鼓励。但是我们中国人往往相反，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给父母
2003年夏季的一天，在北京一个普通人家里，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一段对话。当时父亲正在电脑上写一句话：“我们站在21世纪的入口处，世界千变万化，可是整个社会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求我们的后代成为一模一样的人。”
写完之后，他忽然想和儿子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儿子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完成了学校的所有课程，得到很不错的成绩，但却总是对学习对学校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所以父亲觉得儿子一定有话要说。
“是啊，”儿子看到父亲写的话，当即认可，“我已经上了12年学，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天都在读一样的书，做一样的作业，老师拿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不是对就是错，然后我们通过同一张考试卷，然后我们奔着同样的目标——好大学。”
“你觉得不该这样？”
“要是让我自己选择，我不会这样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那么你到底要什么？”
“那……那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不想像现在这样读书，可我说不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奇怪，这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想过？”
“去年你和500多万个孩子一同考大学，今年更多了，有600万。这么多孩子都在努力，可是有多少人从这种努力中享受到快乐？大概最强烈的感受是苦不堪言。”
“岂止苦不堪言？简直是生不如死。”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要求你做的，不是你‘不得不做的’，不是你‘应该做的’，而是你‘想做的’。”
“可是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吧。我们国家的教育已经定型了，谁敢不按它的路子走？除非你直接把清华、北大给拆了，学生不分先后，大学不分好坏。”
“不是把学校拆了，而是把你对学校的看法拆了。”
“把‘看法’拆了？”
“对，改变你对学校的看法。”
读过这段对话，我们再回头来看“difference”，可以隐约感到，这个英文单词包含了“E学生”的第三个秘密，那就是：
我到底要什么？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我不是教授的好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按照教授的计划走，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许峰雄
80年代后期计算机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轰动世界。它们出自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两个学生。
其一，全世界有几十位最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在研究语音识别技术，他们全都绞尽脑汁，想让电脑听懂人类的语言，但是直到1987年，有一个20多岁的学生开创了历史，那就是李开复。
其二，1988年，一台名叫“深思”的计算机第一次成为“国际大师级棋手”，并且战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本特?拉尔森。它的制作者是许峰雄。
直到今天，许峰雄和李开复仍然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骄傲。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重新估量这两个人的杰出表现，就会发现：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拥有无限的潜力。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尽善尽美地表现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从来没有产生过一种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冲动。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感觉到它正在前边召唤，不顾一切地去抓住它。强烈的渴望不但产生了勤奋，还创造着天分，激励着他们超越一切障碍，与众不同。
我们在《追随智慧》中已经叙述过，李开复是如何与15位专家分道扬镳，另辟蹊径，而他的导师罗杰?瑞迪教授又是怎样“不同意他，但支持他”的。现在让我们来看许峰雄。当年他是比李开复早一年入学的博士生，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看见许峰雄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深蓝”：这就是那个被叫做“深蓝之父”的人吗？
是的，就是他。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制作出来的那台“深蓝”是个庞然大物，有1.4吨重，里面装了32个并行处理器、世界上所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谱，还拥有每秒计算2亿步棋的能力。
“别人都说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是吗？”有人这样问许峰雄。
“我也不知道，”他腼腆地笑了，“我们学校不分名次，学生也就是合格和不合格两种。不过，我不是教授的好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按照教授的计划走，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此人中等个子，看上去温文尔雅，年龄不算大，却已早生华发，一副深度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有时候有些木然，心不在焉，但是突然间又会神采飞扬，把脸上的表情甚至全身都带动起来。1997年5月那次持续一周的“人机大战”之后，“许峰雄”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传扬开，也为很多中国人知晓。但是昔日的同学和今日的同事并不叫他“许峰雄”，而是叫他“CB”——Crazy Bird，意思是“疯狂鸟”。
“CB”的早期教育简历很简单，但却令人印象深刻。他出生在台湾，自幼“好新奇之事”，中学时期“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天空海阔恣意驰骋”。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成绩优秀，但他给同学留下的印象是“思想异于常人”、“特立独行”。1982年他来到美国，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他所谓“不是老师的好学生”，包含了如下一个事件：有一天校园出现一个“黑客程序”，可以控制老师学生的计算机系统，还能把人家私下往来的电子邮件发布到学校网站的电子布告栏上，以至那些诸如“昨天我在洗手间捡到的连裤袜是谁的”之类的隐私也被公开。结果证明始作俑者正是“CB”，而他只不过是在“愚人节”里开了一个玩笑。当今微软公司负责全球科研的高级副总裁里克?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再次证明此人所谓“特立独行”不是夸张，他后来总是说，自己走上“人机博弈”的道路“完全是机缘”，也是在说这件事：
有位教授来找我，要我帮忙去完成一台能下国际象棋的电脑。我喜欢下棋，也喜欢电脑，还知道让电脑学会下棋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直到那时为止，电脑还只是具有业余级别的棋力。我喜欢做这件事，可是我不
“CB”离开教授，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非要做出一个来。”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导师孔祥重。导师支持他，但又说：“人家已经开始，你忽然另起炉灶，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快。学校没有时间等你。”
导师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三年？
他说：“6个月。”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程。没有人要求他去做这件事，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很多事情，你不做就不会理解其中艰难，一旦做起来，才能发现自己低估了困难的程度。”他这样说，“面对那么一大堆问题，我有时候担心自己也许要做10年。”旁人遇到这种情况，也许会退缩，至少要求导师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但他是“CB”——疯狂的鸟，他不肯退缩。
每天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他要把36000个晶体放在一块长
第六个月开始的时候，他把36000个晶体连同所有电路全都装在芯片上了，再多一条线都加不进去。然后开始检测，在发生错误的地方重新开始，这用去了他的最后一个月。“6月限期”全用完了，他的芯片真的诞生了，不仅能够正常工作，而且证明比那64个芯片组成的系统还要快10倍。
他把自己的第一个成就叫做“晶体测试”，它的样子粗糙，甚至不是一台像样的电脑，但是同学们都在为它惊讶不已，对说他：“你应该带着它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他去了。在一场机器对机器的博弈中，“晶体测试”两胜两败。那是“CB”第一次参加大师级别的比赛，时在1986年。
初试锋芒，“CB”信心大增。他继续在“晶体测试”上投入自己的激情和智慧。一年后，“晶体测试”参加北美冠军赛，战胜所有对手，成为冠军。
“CB”现在狂热地爱上了他的芯片，热情与日俱增，似乎没有止境。“我想做一台更快的机器。”他对同学说。他已经计算出，如果能把电脑的速度提高1000倍，就能接近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能力。
导师看出学生前途无量，给他5000美元，要他做出一台真正的电脑来，还为电脑取了个既浪漫又沉稳的名字，叫“深思”。
一年以后，“深思”诞生。“CB”带着它去参加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带领电脑与人脑下棋。“深思”一往无前，进入决赛，可惜在关键一役中输给一位特级大师，屈居亚军。
“CB”把“深思”带回家去，再接再厉。现在“深思”已经有了200块芯片和两个处理器，每秒钟能分析70万个棋位。半年以后，“深思”战胜特级大师本特?拉尔森，声名大噪。
“深思”如果是一个人，也有人类的七情六欲，那必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师”了。事情做到这个程度，“CB”已是全校闻名的传奇人物。教授们开始对新来的学生津津乐道：“我们的机器是全世界第一个击败国际大师的电脑。”“什么叫研究？这就叫研究。”
这一年“CB”毕业了，取得博士学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正为推进它的“人机博弈”煞费苦心，听说此事，当即认定此人的工作具有“世界级”的水平，甚至有可能击败世界冠军。于是公司派人前来游说。说IBM将帮助他制成更大更快的计算机。这正是“CB”想要的，他和两个伙伴进入IBM。这一年是1989年。
从“晶体测试”到“深思”，“CB”用了4年。现在他要开始新的历程。新电脑改名叫“深蓝”，其理论上的根据源自他的博士论文。那时候“CB”已经全美知名，因为《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说这是一场“电脑与人脑之间的战争”，弄得人们既兴奋又紧张。
这场“战争”的结局现在人人都已知道，但是“总攻”发起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仍然漫长。从“深思”到“深蓝”，CB和他的“三人小组”用了8年，其间有过无数失败、无数烦恼、无数惊喜、无数不眠夜，这一切外人至今还不知道。人们津津乐道事情的成败，“深蓝”的胜利和卡斯帕罗夫的失败，成为那一周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还有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纷纷报道，连中国的《人民日报》这样的严肃报纸也加入进来。IBM甚至单独为这场比赛申请了一个站点，每天有上千万用户访问该站点，发表见解。“这是一部像人的机器和一个像机器的人之间的决斗”，印度人阿南德这样评价“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较量。卡斯帕罗夫说他“没有想到电脑会如此像人一样下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则名声大振。他们为这次比赛投入1000万美元，然后把70万元的“胜利者奖金”发给了自己，又从股票价格上涨中收益2亿美元。
但是“CB”并不在意这些，在他的记忆中，事情的起点才是最值得怀念的。“一切都基于一个信念”。他这样说，“信念会促使你持续不断地努力。”
《纽约时报》当年的一篇评论说，IBM导演的这场“人机大战”，是演给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看的，“‘深蓝’已经打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它能打败比尔?盖茨吗?”
如今，“深蓝”功成身退，它的一部分捐给了博物馆，另一部分则存放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作为资料，也作为纪念。“深蓝之父”许峰雄并没有向比尔?盖茨挑战，他在2003年春天加盟微软，来到比尔?盖茨旗下。
张亚勤说，他是“很安静、很坚韧”的科学家，脑子里每时每刻都跳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一旦决定了主攻方向，他便会“执着地整合各种资源”。
沈向洋说：“他应该是所有中国学生的榜样，当然，也是我的榜样。”
他自己说：“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一做就是12年。”有一次他还对朋友说起自己为什么到那么大的年龄才结婚：“在战胜卡斯帕罗夫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
开窍
我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奋的东西。那一天我对自己说，大学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绩了。——李开复
我们的研究对象有个共性，值得一提。那就是，几乎每个人在学习期间都有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这过程包含了两个内容：
1.先是发现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2.然后才是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所在。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他们就会感受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心底涌出，那情形就像很多人说的，“开窍了”。这是一个突然爆发的时刻。沈向洋的“开窍”发生在大学三年级，张亚勤是在读博士的时候，李开复也是在大学二年级。在此之前，是一个逐渐演化逐渐积累的过程，有点像火山喷发之前的沉寂。
下面是李开复“开窍”的经历：
读中学时，开复希望能成为一个律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学和数学。他在以前从未想过其他选择。他的父亲是搞政治的，后来离开了政治的舞台在家里写书，也还是在研究政治。“父亲从没有说过他希望我做什么，但我觉得子承父业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对抗老师是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时候他在台湾上小学，他的老师喜欢惩罚学生，最严重的惩罚是用竹尺打，稍微轻一些的就是罚款，常常把同学们的零用钱都罚光了。他回忆道：
班里的同学
第一次向权力挑战就大获成功，这让开复成了同学中的“明星”，也成为“正义的化身”。到美国之后读中学，他开始喜欢法律，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为社会主持公道的律师。
有一天老师要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谁是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中国的学校不会出这样的题目，因为这类题目的答案是形形色色的，没有一个标准的对与错，老师就失去了评判的依据。但是开复在美国学校里遇到的题目，大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可能说出一些参考书目，让大家自己去看，等到看了一大堆书之后才发现，原来书里并没有现成答案，还是要写出自己的想法。
“我当
那时候开复还只是个中学生，有这样的思想不免让周围的人大感惊讶。他的《漠视》获得优秀奖，也是那一年全洲最好的10篇论文之一。这似乎证明了他的政治天赋，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不一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选择专业，他第一个就选了人文学院。“那时候我认定自己是要当律师的，要么就是法学家。”
不料情形不像他想的那样。他觉得上课提不起精神，成绩也不好，最让他沮丧的是，他感觉不到那股激情，甚至想把枯燥无味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有一个时期，桥牌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每天要打好几个小时，有时候逃课，出去参加比赛。那一年他的桥牌成绩比他大学的学习成绩要好得多，曾在美国大学生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还得到过一个“世界亚军”。“中国人都知道杨晓燕是美籍华人中的桥牌高手，其实她总是输给我们的。不过她很有风度，是很好的一个女性。”
他就这样度过了大学一年级，学习成绩很差，也不在乎，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些什么。但他明白这里不是中学，政治也不再是写信检举老师那么简单的事情。他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既没有那种炽烈的热爱，更没有献身的欲望，还很厌恶那些娴熟的政治技巧。“你走进这个世界，就不能再说实话。所以我到后来认定那不是一个好的事业。”于是他决定放弃政治学：“我并不为已经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而懊悔。我认识到那不是我想从事的事业，我没有在那里用掉我的半生甚至毕生的时间，这是我的幸运。”
开复开始探求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先去学习数学，但后来发现真正喜欢的是学校里面那台电脑。他去听了一个月的电脑课，就发现比老师懂得还要多了。那时候电脑还是打卡式的，很笨拙，但是对他来说却有巨大的魅力。当他发现有一个计算机和可口可乐的机器连在一起、学生坐在教室也可以看到可乐机里面有没有可乐的时候，就觉得真是奇妙无穷。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能预测计算机有着一个那么辉煌的未来，人们说到科学的时候，都是说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没有人说计算机科学家的，所以他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事业，“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它。所以我把数学也丢掉了，去学计算机。”
“我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奋的东西了。那一天我对自己说，大学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绩了。这是我作了那么多愚蠢的决定、经过了许多尝试之后的一个新决定。当我投入到计算机课程中去的时候，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我的内心在说话。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似乎没什么人很注意地听我说话。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那些专家们都在仔细倾听，这让我非常惊讶，很受鼓舞，越发勤奋。每天16个小时用在学习上，而我根本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有时候我想：“我准是疯了！”但我的确感觉很快乐。”
从那时起，他果然没有A以下的成绩。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全校第一名。
回顾那几年的学习生活，开复到现在都十分庆幸。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能让亿万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他的发明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给他的生命带来意义。然而，他可不是在一个早上就踏到这条道路上来的，那是不断幻想、追求、尝试、改变自己的结果。
做最好的“你自己”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凌小宁
凌小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有一段在国内读中学读大学的经历。现在想想，那时的课程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篇鲁迅写的文章，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写了中国民族的一些问题，大意是说，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任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小宁在美国生活多年，直到今天还能把这长长的一段背诵出来，而且时间越是久远，他就越是感觉到鲁迅的话真是有道理。
“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随大溜’的民族。”小宁说，“我们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的教育，人人都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都在追逐一个东西，都希望做一件事。”
出国多年以后，小宁回到中国，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有人建议大家轮流讲述当年的故事。于是，20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一件铺排开。
“我要讲个凌小宁的故事。”有个同学说，接着就开始讲起来。
那是1966年盛夏，文革正在高潮，政治的批判轰轰烈烈。这班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只有13岁。有一天，大批判的矛头直指班主
当年主持批判会的那个同学，现在和小宁重逢。大家都是快50岁的人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那天特别恨你，”他对小宁说，“我心想，这家伙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候跳出来反对我们。后来我再想想，真是很佩服你：做人就要这样做，不应该欺负弱小的人，要帮助弱小的人。其实从那天以后，我一直在学你。”
这是30多年以后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可不是这样。那一年大批判的热潮又持续了几个月，小宁觉得实在不能忍受，不再去学校。他回到家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半导体收音机、搞化学实验、做火箭、做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做这些东西要买零件、买工具，要花很多钱，而妈妈给他的零花钱总是不够。有一天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垃圾堆里发现很多废弃的铜丝，大喜过望。他每天到那个垃圾堆上去，把那些铜丝扒出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把几角几分攒起来，凑足一笔钱，就跑到商店去买回一个无线电零件。他沉浸在自己的发明世界里，丝毫没有感觉到“捡垃圾”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一天，他正在垃圾堆里扒着，邻家孩子看到了，嘲笑道：“你怎么在干这个，真不像话，给你家里丢脸，也给你自己丢脸。”小宁一点不脸红，还是不停地捡，心里想：“我又没偷没抢。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
很多年后，有人和小宁谈到这些往事。他说：
做人做事，道理是一样的。你不应该总是跟着别人走，也没有必要看别人怎么评价你。做你自己！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激情一定就在那个地方。认识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不要压抑它，把它开发出来，你可以看到，你的价值就在这里。
小宁是在32岁那年到美国求学的。他发现美国人的文化是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与众不同，这一切似乎格外符合他的本性。一个人怎么样才算有价值？美国人的理念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人人都希望做科学家，都希望做大人物，不认为一定要很有学问，一定要挣很多钱。他们更在乎自己是不是快乐。只要自己高兴，做一个饭店服务员、做一个普通的售货员，都很有满足感，不会因此就觉得比别人矮一头。
儿子的童年和他不同，都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有一天他问小儿子：“你长大想干什么？”
儿子说：“我不知道。”
“你想不想当总统？”
“不想。”
“为什么？”
“那个人太累。”
这细节让小宁经久难忘，因为他从这里看出，美国的孩子想的都不一样，而美国的父母一定是尊重孩子想法的。
然后，小宁又讲了一个故事。这件事他对很多中国的朋友说起过：
我在微软公司有个同事，他非常优秀，是个很出色的计算机科学家，而他的哥哥是个乞丐，真正的乞丐，整天在外面流浪，依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
有一天我对他讲起中国孩子的成功观念，他就给我讲了他哥哥的故事，讲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尴尬的或者不光彩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不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哥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他承认他哥哥生活得非常开心，“可以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压力，也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
“那么，你父亲呢？”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律师，很体面，也很有钱。于是问：“你父亲怎么看待你们兄弟俩？”
他告诉我，父亲一点也不干涉大儿子的选择，从来不会骂这个大儿子不争气，从来不会说“看看你弟弟多有出息，就你不争气”这样的话。
有一次大儿子回家，父亲看他的衣服实在太破，于是给他200块钱让他去买新衣服。儿子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选择买什么样的衣服？”
“当然。”父亲回答，“你可以买一件200块钱的衣服，也可以买很多便宜的衣服。”
结果这儿子买了一件200块的衣服穿上了。父亲看了就说“很好”，并没有说：“你这么穷还不知道节俭。”
这是典型的美国家庭，是一种美国式的价值取向。父亲不一定会同意大儿子的价值观念，事实上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认为不劳而获、做乞丐是一件好事。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即使是父亲对儿子也是这样。美国人认为，每个孩子都应当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中国，你可以想象父母会怎么颜面无光，会怎么斥责这个儿子，恐怕不仅仅会说“你看看你弟弟，再看看你”之类的话，而且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给他些钱要他做生意，然后他还不好好做，把钱给花光了，然后父母就伤心欲绝，觉得生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真是造孽。
是要求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情？还是让孩子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国的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前者，而美国的家庭肯定是后者。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美国人的理念都是比较发散的，对他们来说，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自己快乐不快乐是第一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在美国的大学里，大部分研究生
所以说，美国人更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而中国人更喜欢统一，大家追求同一个东西，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关爱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殿堂里，但却过着最不幸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别人要他们做的事，拼死拼活，想方设法考上好大学，整天被压制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个性都没有了，明知道这样不好，却摆脱不开。谈到这些，小宁的情绪似乎特别激动：
我们中国人总在讨论怎样让孩子成功，其实还有更大的问题，我们的成功标准本来就有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认为这有问题。现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开放了。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东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来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这个一定好那个一定不好，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让这两种文化碰撞起来了，中国人出去了，外国人进来了，你怎么迎接这种碰撞呢？
按理说中国已经变得很多元化了。经济上非常多元化，文化上也非常多元化，甚至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多样化了，社会观点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教育体系并没有跟上这个变化，教育的标准还是一元化的，就像大家说的，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争过一座独木桥。争着做同一件事情，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喜欢。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比如一个女孩子长到5岁6岁，母亲就一定要教她弹钢琴，因为一个女孩子到了那个年龄，要是不会弹钢琴，人家都会看不起你，所以非学不可。这就成了不是自己想怎么做，而是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了鲁迅说的那句话，大家都争着往一个方向去，很少有人去做一件和大家不一样的事情。
大家都说，美国小孩不像中国小孩那么努力，不像中国小孩那么能吃苦，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是在体现一种多元化，让每个小孩最好地表现他自己，最大限度发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兴趣，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让每个小孩都来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很多美国小孩的数理化很差，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数理化，他喜欢别的东西。
其实所谓“优秀”，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第一”、“第二”，而是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你的潜力。这是小宁在美国读书时最深的感受，现在他也总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
“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只要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是不痛苦
美国的学校是尽量把每个孩子教育成不同的。中国的学校是尽量把每个孩子教育成相同的，就好像生产线一样。——张益肇
张益肇每天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路途遥远，坐车也要20分钟。诸位也许以为他如此努力奔波，一定是单调乏味的，就像大多数中国孩子那种“两点连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变化。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生活很快就变得丰富多彩。在他的种种乐趣中，最重要的是读书。一个人幼年时的读书习惯和读书内容，往往能左右他的一生。
这是益肇到美国来学习的第五个年头。他已经是美国加州一所中学的十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二年级。来到异国的最初感受，仍然萦绕在他心里：这个国家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大，房子大，车子大，高速公路也很宽。他在台湾的时候总是觉得空间狭小，跑都跑不开，从没想到世界居然如此辽阔。
新奇的感觉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了这个中国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课就发现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台湾上学，同学们总是整整齐齐坐成一个方阵，他除了看着老师，就只能看到一个个后脑勺了。而美国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个孩子，还要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围成一个圆圈，对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脸。别人说话的时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说话的时候又会想到，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所以要把一个很好的表情给大家。这种空间的变化让他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力量，他开始关注别人，并且开始注意表现自己。
老师也是不同的，不仅是肤色和语言不同，而且让益肇感到，这些老师一点也不像老师。台湾的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从头到尾不停地说。这里的老师没有讲台，虽然有一块黑板，却又总是不在黑板前站着。老师在学生们中间穿行，一边走一边讲，不时坐在学生身边，和大家讨论。有时候孩子们唧唧喳喳，弄得老师的话没人能听到。老师也不生气，只是站起来笑着大喊：
“孩子们，孩子们，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话？”
益肇还发现，美国学校里衡量学生的标准和台湾完全不一样。校园里面最走红的学生不是分数最高的，而是那些“体育明星”。自我感觉最好的学生，几乎都是那些兴趣广泛、热衷于户外运动的人。如果有个学生功课平平，但却特别乐于助人，或者在学校参加很多学生会之类的活动，也会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所有这些都让益肇感到惊讶。然而更让他惊讶的是，他觉得在台湾读书并不辛苦但却很痛苦。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不痛苦。
他希望能够尽快听懂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话，所以拼命学习英文。母亲知道语言是孩子到达智慧殿堂的必经之门。所以离开台湾的时候，把中学三年的课本全都带到美国来了，现在让儿子一天学一堂课，一个暑假全部学完。
70年代末期的美国学校，和70年代初期开复在那里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国孩子已经多起来，华人的孩子也不少。学校总要专门指派一个老师来教这些孩子英文，教给他们怎样适应美国的环境。
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的最大区别也许在于，美国孩子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就像周围的美国孩子一样，益肇的精力和热情也渐渐超越了课堂，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光是在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还去医院做义务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图书馆。到周末，去看电影，去和朋友聚会，还有很多时间去看书。
我们中国人看到美国人家里很少藏书，就以为这是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其实这是偏见。那些在美国微软总部工作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拥有一张借书卡的时候，一定不会怀疑，美国孩子的业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读书。张正友是微软公司的研究员，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市拥有一处漂亮的住宅。平时忙得不可开交，每逢周末，就带着女儿们去图书馆（这座城市的每个小镇都有一个图书馆）。学校的老师总是给女儿开出读书单来。小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也来寻找自己喜爱的书，然后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书卡，卡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在计算机上一划，就把书拿回家去。有些书图书馆里没有，她就留下书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几天，那本书就能寄到家里来。“我觉得图书馆制度太好了。”张正友说，“我在她们这个年龄，在中国上学，只看课本，不看课外书，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
张益肇也喜欢看书。20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到图书馆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和杂志，这些书跟学习本身没什么关系，但他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他在那里面体会着无穷的乐趣。他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读了金庸全集。说来真是奇怪，“微软小子”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大都有一段酷爱金庸的经历。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张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经历。他们显然从金庸的小说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东西：疯狂、执着、激情、充满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到了初中三年级，益肇的英文已经足够，不必去补习英语了。他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美国教育特色的感觉也越来越清晰：
美国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识全都放到脑子里，他们是尽量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学科都齐备的这种人。中国的教育就好像生产线一样，每个孩子进去的时候形形色色，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说着说着又想到了台湾的学校，他不由觉得自己很幸运，“在美国读书虽然很辛苦，但比起在台湾的那些准备考高中的同学，还是轻松多了。”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选择是你的自由。——张亚勤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吴苾雯，在她的令人感慨万千的《逃离大学》这本书中，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中国，有40%的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中学生里有多少人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读书方式呢？没有人去调查，但我们可以相信，一定超过40%。
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中，孩子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可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被动、不能控制和不能选择，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得多。他们的烦恼，至少有90%是来自学习。这现象的确值得关注。因为一个人在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如果他要读硕士
当父母斥责他们的不肯熬夜做练习题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时候，一定是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孩子是因为不喜欢才会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有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废寝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经验。他们都在期待着学习也能有这样的魔力，都在期待着有一个与他们的天性相吻合的学习环境，都在期待着学习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希望学习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且希望父母
潘正磊就是在这样的希望中读了12年书，却一直没有能够如愿，然后她到美国读大学。多年以后回想刚刚来到美国的情形，她是这样开头的：“当时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实这女孩子不仅一点不傻，还很聪明。只是在中国读书多年，每天跟着老师和教材走，让学什么就学什么，从来不用自己决定事情。当她走进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时候，立即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选择。
在美国的大学里，选择是学生的家常便饭，甚至是学校的一种制度。新生入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学什么课程。每一门课程都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所以你又要为自己选择什么时间学——是在每天上午还是下午、是在这个学期还是在下个学期。每一门课程都由不同的教授来讲授，比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微积分”，有6个教授讲，所以你还要为自己选择教授，可以选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可以选择一个默默无闻但却真有学问的人。不同的老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的时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学方法也不同。如果学生在两周之内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么他就可以拒绝再去听课（这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炒老板”），而且不用交学费，直到自己选择了一个新老师为止。课程结束之时，每一个学生不仅可以
潘正磊说她“始终对教育很感兴趣”，因为“教育是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教育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她。有时候想起自己在中国读书的那种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课，她“觉得很可笑。花了那么多时间，一次一次地考过来，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呢？”可是学生没有选择的权力。课程不是自己选择的，每个学期第一天，学生把课本领回来，然后是课程表，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得跟着学。“我从小就是每天跟着老师做功课，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喜欢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从教育来说，我觉得那时候学的很多课程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在美国，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这让她更自由，也有了选择的权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意识到，选择是更富有挑战性的境界。“我记得一个项目课，让我做得半死。”课程开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说自己想讲什么，而是问她：“你想做什么？”她说她要做个自动售货机，教授问她“怎么做”，她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回答“怎么做”的问题。然
大学本科毕业后她来到微软，在这里一气工作了9年，这中间有很多机会去继续读书，像卡耐基梅隆这样的名牌大学已经录取了她，但是她选择继续留在微软。“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好，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还要去读书呢？”几年过去，她已成为微软公司的开发总监，有些很要好的同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她也不羡慕。“我想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有了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她这样说。
除了同为女性，朱丽叶与潘正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背景了，她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学校一无所知，但是她对教育的看法，却和潘正磊不谋而合。她在几年前是爱尔兰一所中学的教师，现在是微软公司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她的儿子沃伦秉性聪慧，才14岁，就已完成高中学业，可以上大学了。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和这母子二人在一起谈论“天才少年”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中国父母都会很自豪地叙述孩子的成功，却不料这对母子竟有另一番看法。
“我不想让他现在就上大学。”朱丽叶说，“我想让他更多地享受童年时光。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学校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也是。学校只想让他保持对学习的兴趣。”
“我从来没有被强迫去学习，”沃伦说，“我只是学有兴趣的东西。碰到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就非常不爽。”
“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根本进不去，一碰到脑袋就弹回去了。”沃伦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自己的头上比画一个弹出去的动作。
“如果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就学得很快。”朱丽叶补充。
我们在朱丽叶面前写下四个单词：成绩、兴趣、快乐童年、道德。然后问她，“作为老师，你觉得什么对学生最重要？”
“兴趣！兴趣！”她用手指点着，毫不犹豫地说，“兴趣永远是第一。没有兴趣就没有一切。有了兴趣，伟大的成绩便随之而来。”
“那么，作为母亲，你觉得什么对孩子最重要？”
“兴趣，还是兴趣。”她犹豫了一下，说道：“我希望他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不过，兴趣还是第一位。有兴趣才有快乐。”
这时候沃伦插进来：“如果学生对他的功课没有兴趣，学校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天才的。”
热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学习。这一点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可惜在中国，大多数父母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人被功课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功课之外全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张亚勤喜欢围棋、绘画；李开复喜欢打桥牌；沈向洋喜欢足球和桥牌。此外，喜欢绘画的还有王坚、刘策、郭百宁、高剑峰、徐迎庆。喜欢体育的还有朱文武、凌小宁、林斌、初敏、张黔、高剑峰。喜欢诗歌的有张峥。
每个孩子都有他特别喜欢的东西，也一定有特别适合他做的东西。只要他去寻找，就能找到，只要他找到了，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激情从心里往外冒。
另外一方面，父母
对一个孩子来说，“热情的驱动力”特别重要，因为被热情驱动和被压力驱动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目标明确，一个无所适从；一个再累也觉得快乐，一个即使很轻松也不快乐。前者将成为“E学生”；后者则只能停留在“第三级”，甚至有可能滑向“第二级”。
让我们体会一下，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你只要想一想哪一个早上你醒来时感觉到特别快乐，想一想那一天你的课程是什么，想一想那一天有没有一个瞬间触动了你的渴望。如果有，那是什么？
渴望是建立在热爱的基础上的，并且有你自己的成就和自信来滋润。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张亚勤的一个观点：“选择是你的自由。放弃了这个自由的学生，很难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兴趣、激情和成功的快乐。”
美国孩子按照意愿读书，中国孩子把读书当志愿
如果一个美国孩子不喜欢学校的课程，而更喜欢画画，爸爸妈妈也会说：“他有他的自由。”——张益肇
14岁那年，益肇要决定自己到哪一所学校去读高中。
他知道台湾海峡两岸的孩子在这种时刻个个紧张万分，都希望去一所好高中，这在台湾叫“明星高中”，在大陆叫“重点高中”。他也知道美国的教育不同于中国。在美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每个州有不同的办法。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学区，学区的权力非常大，学校的权力也非常大，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设置自己的课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选择学生，只要不违反基本的法律（比如不能在课堂里进行宗教教育），就没有人来干涉你。
这样看来，在美国，选择学校的意义更加重大。可是，当益肇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美国孩子的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明星高中”或“重点高中”。
从教育制度本身来说，美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所以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家庭来说，都有让孩子读12年书的义务。孩子们初中毕业以后去读高中，本来不存在淘汰的问题。孩子不去念高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本人不愿意。有些孩子选择不去读高中，因为他觉得在家里学习比在学校学习更自由，也更有效。另外一些孩子则不喜欢学校的课程，他们更喜欢画画、音乐、艺术，或者体育。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尊重他的选择。爸爸妈妈也会说：“他有他的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孩子的很多梦想与接受良好教育并不吻合。他们崇拜的那些体育明星，歌星和好莱坞影星，往往都是很糟糕的学生，可是却都名利双收。他们的成功之路，对很多孩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过，谁都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走着的人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良好教育仍是一个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的途径，所以读书的动力存在于广泛的人群中。事实上，美国的人均在校读书时间，要比中国人多很多。
这样看来，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的差别，不在于他们可以不读书，而在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读书。中国孩子中那种“择校”的概念，在大多数美国的孩子中间是没有的，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没有一个美国家庭会不顾一切、跨越好几个街区去选择一个心目中的好学校，花上一大笔钱，然后让孩子每天把好几个小时花在路上。
这倒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分好坏。学校总有好坏优劣之分，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益肇在一所公立学校读初中的时候，总觉得公立学校不够好，而私立学校要好得多，那里的设施好，老师好，课程的设置也好，但读私立学校要花很多钱，一般家庭无法支付。益肇小小年纪，已经发现只有华人家庭和印度人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而美国家庭总是让孩子就近在自己社区的学校读书。
这个国家的特色之一，就是学校的教育水平通常与社区的档次相一致。高级住宅区里总会有好学校，而下层社区的学校通常也都质量不高。你在“购房指南”上寻找房产信息，就会发现，房主通常会把房子附近学校的优劣作为吸引买家的一个指标。所以，一所好学校能把周围的房价大幅度抬升，一片豪华住宅也能吸引优秀老师来举办一所好学校。这也说明美国的家庭不是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国的家庭那样为这件事情那么焦虑，那么兴奋，那么费尽心机，那么生死攸关，那么不惜一切代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区别，所以益肇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查。这个高中学生发现，美国的高中也有指标，比如加州“教育网”上，把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升学率都统计在册，还可以查出哪个学校在哪次考试当中表现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哪一所大学。不过，校长在表述他的成就时，不用“升学率”这个概念。他们不是说“我们毕业生中有90%考入大学”，而是说“我们这个学校90%的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去读大学。”听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读大学。”
益肇如此这般调查一番，到头来发现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那个社区有四所初中，却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毕业生合并到一个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没有任何升学的动员，没有任何“战前演练”，没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也没有中国学生所谓“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没有那“最后的一博”，这些都没有。焦虑，期待，兴奋……这些也都没有。还是这些学生，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只不过换了一个门，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但是益肇心里明白：“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个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数字满足了这个华人家庭的某种心理期待。
“几年以后，我将成为这20多人中的一个。”益肇这样想。
排队的文化
我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都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家长都是不问这些的。——李开复
“我是中国教育制度中饱受摧残的一代，‘填鸭式’的教育、一级一级地考上来。”韩这样说。
韩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没有快乐的童年”：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然后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生，一定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懂得那是他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可是，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这个观念。
那一天，学校里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决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毕业生的成绩。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反对公布自己的分数。老师们为此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学校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过去几十年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一直为学生的优秀而自豪，也乐意向招聘者公开学生的成绩。尽管如此，校方还是不能不尊重学生的决定，对外宣布：今后学校将有义务为学生的成绩保密，招聘者也不得过问学生的分数和名次。
韩对这种事情闻所未闻，甚至无法想象。事实上，他在那天投了赞成票。他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所以从不担心公开分数。恰恰相反，他担心，如果不说明分数优秀、名次靠前，将会影响自己未来就业的机会。让他惊讶的是，那时候美国大多数商学院已经采取不公开学生成绩的制度，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毕业之后几次应聘，人家果然不问成绩，而且这个制度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就业。这时候他才发现，分数在一个学生未来的道路上，真的不能决定什么。这同韩在中国积累的那些教育经验，真有天壤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文化是一种“排队的文化”，这一文化后面包含着两个东西：
1.大家都必须遵循同一标准——分数。
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个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的三个月里，“排队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几名，以及在学校里是第几名，还要能够计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几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几名。然后所有的父母都带领他们的孩子酝酿“志愿”。志愿表上有十五栏是空着的，所以在理论上你可以填写十五所大学和专业。这时候，“名次”让人兴奋也让人悲伤，而且无论多好都不能让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够上一所普通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重点大学呢？如果能上一所“重点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清华北大呢？如果能上清华、北大，家长会想，还有那几个最热门的专业呢，还有哈佛麻省呢！
可是在美国，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家庭，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都是很不同的。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数学，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演讲。有些学生毕业后去了哈佛麻省，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有些学生去了一般的大学，大家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有些孩子不想上大学，父母不会强迫他上。美国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个A就会觉得很光荣，可是中国家长要孩子全部都是A，才会说你好。那些在美国读过书的“微软小子”，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第几名。等到他们成了父母，又从来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第几名。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朱丽叶和她14岁的儿子沃伦这里来。
有一天，有个中国记者告诉他们，在中国，学校有时候会把学生的成绩排出名次表，张贴在墙上，这位美国母亲闻声惊讶不已：“怎么会这样呢？”
沃伦：“不管学习好不好，每个学生都应当是平等的。”
朱丽叶：“美国的学校鼓励你和自己竞争，比你自己更好，不是和别人比。我们在爱尔兰的时候，那里的学校就是鼓励学生超过别人，这也许有点像中国。”
记者：“你在班上比其他学生小两岁？”
沃伦：“对。”
记者：“有没有人说你是神童？”
沃伦：“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说，大家都是平等的。”
记者：“有没有人欺负你？”
沃伦：“没有。”
记者：“你知道你的成绩是第几名？”
沃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记者：“老师有没有说你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沃伦：“没有。我的老师从来没有说我是榜样。”
朱丽叶：“我也不希望他是榜样，如果他是最好的，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学生被用来做比较，这样不利于那个学生的自信。比如，你在学习画画，一个老师拿来‘蒙娜丽莎’，然后对你说，你看人家画得多好，你画得不好。这有利于学生学习吗？”
这种想法在美国的教育中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对美国学校的“不排队”感到意外。李开复在70年代初期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学生没有排队的概念，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分数，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大约十年以后，张益肇在美国读高中，也有一番感受，和李开复完全一样：
我们这些华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读好书。可是美国的学校里几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国父母也没有“名次”的感觉。这种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学校一般会把学生的成绩做成一个曲线图，比如100分的有几个人、90分以上的有几个、80分以上的有几个。你看到这个曲线，就会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每个人的分数只给个人，别人是不知道的，学校把成绩单给家长，不过家长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这样的成绩。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错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在什么位置。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美国学校强调的是你个性的发展，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名次。当然也不是不分优劣。美国的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前20%的学生可能会颁发个类似缎带的东西，表明你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作为纪念。后80%的学生也不会给你排列出来，无论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都是不公布的，自己的位置是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些人满意，有些人不满意，都是自己的事，由他自己来决定要更加努力还是保持现状，别人都无所谓。
又过了20年，李开复的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入学之后有一次考试，考完之后分成三个班，起的名字叫“黄班”、“蓝班”、“绿班”，不分先后，至于哪个班好哪个班差，无论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李开复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总是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肯说。他没有办法，只好打道回府，去问女儿，可是女儿也不知道。
女儿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学校设在山上，被郁郁葱葱的红杉环抱着，规模很小，只有大约100个学生和9个老师。副校长名叫多维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考试，每个星期还有测验，但我们不公布成绩，也不分名次。”她坚决地说，“美国人不喜欢把孩子分成好的坏的。这会伤害孩子，影响孩子的成长。好还是不好，都是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这是美国的文化。”
李开复的童年在台湾度过，那里的教育和中国大陆如出一辙。他还记得，那时候他特别清楚每一门课考了几次，平均几分，期末考试又是多少分，排第几名。他说：
说实话，这种“排队”的心态，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脱离，总是想让女儿也有个好名次。有一天她的成绩单来了，三门100分，三门95分，对她来说，这是很好的成绩，可能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也许是班里第一名。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的成绩怎么越来越退步啦？”她说：“是吗？可能是没有很努力吧。”她考了3门100分啊！可是她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她也想有个好成绩，她也知道我们在乎，想让我们高兴。她也知道考试成绩好了有奖励，可她还是不知道“3门100分”算个什么。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你的个性，而不是你的名次。——张益肇
1985年暑假，张益肇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益肇17岁，一副东方人的身架，个头儿本来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他已经
其实这不是益肇第一次离家。读高中的时候，他曾去哈佛大学的数学学校读书，有好几个月在那里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只有16岁，觉得离家的日子特别长，还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给这个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种欲望，这欲望是那么强烈，压倒了他对母亲对家庭的依恋。
“我将来上的大学，”他对自己说，“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说老实话，在美国，“收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国容易得多。一个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想上大学，总是可以如愿，不用担心考试成绩不够好。他不会因为分数不够名落孙山，也不用担心没有钱交学费，因为可以申请贷款。但是如果想去读最好的学校，就非常难。比如哈佛大学在每4个申请者中录取一个，麻省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学生。好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有非常优秀的素质，还要付很多学费。
名牌大学的门难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没有那种“一定要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的概念，孩子们也没有这样的压力。根据益肇的观察，他的同学中间，起码有50%的人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认定“只要有个大学念就可以了”。
尽管如此，益肇心里的那种渴望还是越来越强烈。“高中的后两年，我的脑子里面总有这个念头。”他后来说，“当然这同国内的学生不一样。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不是谁强加给我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总是向着自己内心渴望的那个方向走去。就从这时候开始，益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变得勤奋而且激昂。不仅要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最好的5%之中，还开始自修大学课程，数学、科学、物理、化学……总共学了7门。这孩子的确非常努力，废寝忘食，生活的节奏比一个最忙碌的成年人还要快。在旁人看来，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过于艰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觉正相反，没有一点痛苦，而且还很快乐，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应当做的”，甚至不是“义务”或者“责任”，也不是父母的“愿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对于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来说，“优秀”的标准决不仅仅意味着学习成绩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这样的学校，不会录取那些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没有可取之处的学生。他们不会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还要看很多分数以外的东西，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都把课外的东西当成必修课。益肇竭尽全力去参加那些课程之外的活动。那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把这一切都当作他的梦想之旅上的伙伴，与它们携手同行，没有怨言，竭尽全力。
现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毕业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学递交了申请，自信万事俱备，梦想就要实现。
很多年以后，益肇已经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有一天，和熟人谈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在回答“你凭什么进入麻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中国的孩子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统被赶到“上大学”这一条路上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个是把清华北大看成“绝对的第一”。标准是一律的。这也很害人。
美国并没有绝对第一的学校，也没有绝对第一的学生。学生选择学校是多样化的，学校选择学生也是多样化的。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的是你的个性、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绩、你的名次。美国绝对不会认为像中国那样，弄出个“某某省高考状元”，然后在媒体上说他们怎么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选择，而是在于选择的方法的标准不同。你在中国要想上清华，就靠分数，分数是可以计算的。你在美国要进哈佛麻省，就没有固定的可以计算的东西。既靠你的整体能力，也靠你的独特性，当然也有靠运气的。比如你的数学不如另外一个孩子，但你不是一个书呆子，你对课外活动也很投入，学校可能就选择了你。说来说去，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社会一样，就是多元化。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这17岁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么，让麻省理工大学无法拒绝他的申请：
第一，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成绩。这包括平时成绩和最终成绩，校内成绩和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我相信我的成绩是前5%，但是我无法看到具体的数据，所以到底是第几名我就不敢说了。”当面试老师询问他的成绩时，他这样回答。
第二，是很多课外组织的成员。他是学校数学比赛代表队的队员，是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还是中学里一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
第三，有很多校园之外的工作经验。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医院去做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为不同科室提供服务，包括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杂事。
第四，有一些很独特的能力。比如在学校辩论会上的口才和机敏，还有下棋。
第五，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麻省为检验考生提出试题，性质有点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的，题目五花八门。益肇在申请的过程中大约写了十几篇论文，有的题目只是自我介绍，还有的题目就特别随心所欲。比如：你一生当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你的长处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跟某某共进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写，整个过程持续好几个月。你可以听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没有标准的对与错，全看学生的见识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师的推荐书。
第七，在整个申请入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渴望。
大多数美国的学校都相信，一个孩子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别人的渴望，将成为他永远的向导。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马维英
马维英上了大学以后，突然发现很不喜欢自己学的化学工程专业。他希望能给自己换一个专业，于是去找老师，说他喜欢电机系。老师说，按照校方的规定，学生换专业是可以的，但机会很少，条件苛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什么条件？”
“一年内考试成绩连续保持全班第一。”
这是在1986年，维英16岁，台北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台湾海峡这边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那所清华大学并不是最好的学校，在台湾排在台湾大学之后，是“第二”。
“我不在乎这个‘第二’”，当初他在报考这所学校时这样说，“但我在乎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他的第一志愿正是电机系。
像开复和益肇一样，维英出生在台北，只是年龄稍小，等到进入上学的年龄，已是80年代。
台湾海峡两边都是中国人，虽然互不往来，还有成见，其实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制度和教育的观念，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多数家庭都把孩子的读书看成最重要的事，从开复读小学的60年代直到维英读小学的80年代，始终没有变。维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古训，还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爸爸和妈妈总是对他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读好书就对了，只要读好书，将来什么都会有。”
人们用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好坏，预测他的未来。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左邻右舍都来夸奖，父母为之自豪；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围的认同，自己也渐渐散漫起来，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时候台湾有个流行语，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这些孩子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不用读书，放牛去好了。”
有些人家无钱无势，又不甘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读书。整个社会的观念都是这样。教育制度也在鼓励这种观念。就像大陆一样，台湾的教育也是一个“过坎”的制度。孩子进入高中时被淘汰一批，进入大学时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现了，而且很吃香。因为
维英的中学是台北最好的中学，叫“建国中学”，可是经过这两次过滤，还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读职业高中，学些技术，然后去做“蓝领”。台湾的孩子是看不起“蓝领”的，父母也不认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这又和大陆如出一辙。
正是这种流行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给维英的少年时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学。这一点和所有的台湾孩子都一样。维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不仅要好好读书，而且一定要读最喜欢的书。我觉得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痛苦。”
他从小就是那种会读书的孩子，成绩不错。他的最大问题是，永远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是第二名；中学毕业的时候，又是第二名。他无数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总也不能如愿。他把这叫做“功败垂成”，常常觉得失望，可是却又很容易地为自己找个台阶下。
“从心理的感觉上，第一和第二当然是有区别的。”他说，“可是如果我总是第一名，那么就很容易自视过高，以后遇到一个暂时的失败，就会无法承受。‘第二’也有好处，就是总能提醒自己不够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无论成败，都可以看开些，都有退路。”
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去学医。台湾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医生，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总是对儿子说：“良相医国，良医医人。”他的看法是，一个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国，要么做良医，那是救人。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家庭来说，当医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伤。
可是儿子不喜欢做医生，他喜欢电机。他对父亲说，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电机系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孩子都在那里面。那时候计算机科学刚刚兴起，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还没有几年，他对这个领域还一无所知，可是他的选择却成了他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第一步。
在父与子的相持中，母亲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她是一个处世随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么事业不事业，也从不强迫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她只希望儿子快乐。
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维英又遇到了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台湾最好的电机系在台湾大学，而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复掂量自己的实力，宁可去读清华大学那个“第二”。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学联考（类似大陆的高考）那天心情紧张，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后填报志愿，他还是执拗地在“第一志愿”那一栏里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台湾大学的录取是按照分数排队，而不是按照兴趣排队。老师从最高的人开始选，依次往下排，第一志愿挑完了就挑第二志愿。如果你的分数很低，所有大学名额都没有了，那么你就落榜了。维英的分数差了不少，无法让他满足愿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学工程系。
现在，他是台湾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了。让他开心的是，他已经
说来真是奇怪，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几乎就从这一天开始，维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全力以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第一名，然后“转系”。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成为全班第一名。第二个学期结束了，还是第一名。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这类情形，都会以为，这是因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实这是因为你的潜力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了。激发潜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强迫，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渴望。
大学二年级开始的时候，维英成了电机系的一个学生。
过坎的制度
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张宏江
张宏江在郑州大学毕业之后，又去丹麦留学，在那里领教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他后来说，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让孩子更快乐，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而且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用非所学，所以他才“决定改行”。这想法一定有他的“郑州经验”和“丹麦经验”做基础。事实上，这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计算机视频检索领域的开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确与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相去甚远。
2003年春季一个气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宾馆一个安静的角落，回顾自己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学经历——叶县中学、郑州大学、丹麦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不禁连声慨叹：
最近这些年我总是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很多学生问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
我说：“是的，大约有30%的人最后是要离开的。”
他们于是问：“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现不好？”这是他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于是我就回答：“其实，有些人离开研究院不是坏事。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就慢慢解释：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过坎的制度”。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发现自己的潜力，甚至也不是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个好大学，只要翻过一个一个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不用怀疑。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后来的那些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一个人如果在小学是第一名的话，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么就会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还是第一名，那么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学。如果他在大学又很优秀，于是就去读硕士，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去读大学，为什么要去读博士”。最后他可能会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适合他的，他的兴趣原来不在这里，但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的人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过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万事大吉。他也许根本就不该过那个独木桥，不该读博士。他如果把读博士的4年时间拿去学习别的东西，可能要好得多。
“中国黑客”
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蝶雨
“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客，在中国。”
2003年1月的一个早上，张亚勤来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这一行字立即弹出来。
邮件来自微软公司总部的安全小组。这小组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因特网浏览器在全球的运行情况，专门寻找“臭虫”，然后弥补，同时还要监视网络上面神出鬼没的“黑客”行踪。
对于微软公司来说，网上“黑客”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确对微软抱着敌意，专门寻找微软软件产品中的“臭虫”，利用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击那些软件使用者。这种攻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还让微软公司难堪。另外一些“黑客”则纯粹属于“技术狂”，对技术的热爱导致他们去寻找大公司产品的毛病。他们决不出手攻击网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法的，还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但是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在网络上公布，还详细说明，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发现”，抓住软件上的“臭虫”大做文章。
根据微软总部安全小组的判断，新出现的中国黑客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不是恶意的攻击者，但他技术高超，眼光独到。他的矛头直指“微软因特网浏览器”，还把他发现的至少4个“臭虫”公布在网上。
“他的发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棒的黑客还要棒。”安全小组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他知道这些‘臭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还告诉别人怎么攻击。每当他公布一个‘臭虫’，就会有一大堆恶意攻击者尾随而来，攻击所有那些使用微软产品的人。”
微软的安全人员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中国黑客”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在“浏览器”上抓到一个“臭虫”，而且他也不像别的黑客那样隐名埋姓。他把自己的来路全部公布在网络上。
严格说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微软的“臭虫”去攻击他人，也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但这样的“黑客”让微软感到头疼，微软安全小组的工程师们非常希望找到他，于是向张亚勤寻求帮助。
“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们告诉张亚勤，“在湘潭大学读书，名叫蝶雨。”
中国，湖南，湘潭大学。
蝶雨坐在他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已经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上面是微软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之一“因特网浏览器”。他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面，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这个系统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不准使用‘a’。”
一个念头在他脑子电闪雷鸣般地滑过去：“微软的检查人员一定会检测‘a’，那么我就使用‘A’好了。”
他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敲击键盘。就在那一瞬间，“因特网浏览器”出了麻烦。
他裂开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坏了它的规则？是不是？”
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原来那就是一个大写字母“A”。这已经是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的第五个“臭虫”了。像往常一样，他把它公布在因特网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他站起身来，不禁有些得意：微软公司那样的庞然大物，好几千人做出一个“浏览器”，你不能不说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软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齿，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办法找到它的毛病。
他身边有不少恨微软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开心完了，又在猜测微软那边的动向。“真奇怪，”有个同学对他说，“微软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采取行动？”他将信将疑。一种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浓地聚集胸中，又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经常发生刑事案件”，不禁紧张起来。
“我经常做梦，”他对朋友说，“梦见微软来了，像一个魔鬼，来抓我。我缩在墙角……然后就惊醒了。”
朋友大笑道：“听说补上一个‘臭虫’要花10万美元，他们会不会要你赔？”
正说着笑着，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就听那边有个声音说：“我是微软的。”
蝶雨当即目瞪口呆。
电话这边真是微软的，叫林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他接到张亚勤转发的邮件，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
可是对面的人不说话，只有喘息声。
“我们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林斌感觉到对方的紧张，希望缓解气氛。
对方“啊”了一声，还是不说话。
林斌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一个工程师小组
“啊。啊。”
“我只是微软的一个技术人员。”
“啊，啊。”
“我们的院长是张亚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
“啊。啊。”
“我曾经参加了视窗2000的制作。”
“那很酷。”对方终于说话了。
“我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啊。”蝶雨又不说话了。
“我们很想请你到北京来看看。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啊……”
“你寒假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来吧。坐飞机做火车都行。我们负责你的旅行费。”
“我很愿意。”蝶雨说，“也许吧。”
蝶雨放下电话，心里还在咚咚跳。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年头骗子太多啦。他们是微软的吗？”接着又一个念头：“就算他们是真的，到底为什么找我呢？该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吧？”
蝶雨这样想着，第一次感觉到“黑客帝国”的惊险离奇。
实际上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黑客”。“我没见过黑客。”有一次他这样说，“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说老实话，他完全是在一种不经意的心理状态下走上这条路的，只是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兴趣，还有几分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
他还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
“我也一定能做到。”蝶雨这样想。
那个晚上他没有睡觉。想了一夜，绞尽脑汁。第二天就到微软的“因特网浏览器”上去检验自己的想法，一举成功。他找到了第一个“臭虫”，那是在
对于蝶雨来说，这一天有着特殊意义。这倒不是因为他从此开始了与微软的纠缠，而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得到它。你如果真的想得到，就会拼命去做，就能用你的知识去实现你的想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发现只要简单的一步，就突破了某些限制。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微软公司那些既聪明又有经验的程序工程师。他们在美国微软总部连连感叹这个中国学生的神奇，因为他总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动手。可是蝶雨说：“‘a’和‘A’的区别，谁不知道呢？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里的区别。”
“我知道那些编程的人只是在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然后让另外的人去测试。他们最想要什么？想要通过测试。”蝶雨把手狠狠地挥了一下，接着说：“但是一个‘臭虫’显现出来，一定有很多弱点，他补了一个，还有很多，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你很容易抓住他的弱点，然后扩大化。那弱点通常就在他的‘补丁’旁边。”
他的思路屡试不爽，他在微软的“浏览器”上到处找，不停地找到“臭虫”，但是微软也在找他。现在，微软终于找到他了。
林斌放下电话，就去找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王谨，请她安排蝶雨在寒假期间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来实习。
于是微软的电话再次进入湘潭大学。
可是这一回蝶雨连电话也不接。他去找父亲。父亲听罢事情经过，大起疑心。他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儿子，一定要核实清楚他们是不是微软的。
蝶雨核实情况的方法简单而又实用，他把电话打到北京114查号台，询问微软中国公司的电话号码，循号打来，接电话的人正是王谨。
“你们是不是微软的？”他在那边满怀疑虑地问。
“是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蝶雨还是不信：“我不接，因为我不相信你。”
“我把我的电话给你，把我们公司的网页给你。我把你到北京来的飞机票寄给你，这是不是可以呢？”
“这些都可以是假的。我只认电子邮件。”
王谨觉得自己似乎不能说服蝶雨，只好转回头来找林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他问你是不是微软的？”
林斌的电话再次来到湘潭：“你相信电子邮件，那很好，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微软’字样，这不会有假吧？”
春节过后，蝶雨终于来到希格玛大厦。
林斌致电微软总部，说他们要找到的“黑客”现在就在他身边。
“太棒了。”对方兴奋地说，“我们在一起开个会吧。”
蝶雨闻声大惊：“我要见敌人了！”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林斌很奇怪。
“我是在找他们的麻烦啊。他们不是敌人吗？我是在和敌人的头子说话啊。”
林斌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只是想把软件做得更好。”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林斌对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如果想继续在‘浏览器’上找‘臭虫’。我们总部的产品组可以和你合作。你找到漏洞，他们马上弥补，打包，然后再给你。你能得到最新的程序，还没有公布的。”
两个人正在说着，蝶雨的手机响了。那是他父亲从湘潭打来的。
“没问题，我很安全。”蝶雨对着听筒说，又抬起头看着林斌：“我觉得你们微软和外面说的不大一样。”
蝶雨开始工作了。连续7天，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7个“臭虫”，一天一个，而且都是很难找到的。他自己很兴奋，微软总部的人更兴奋，惊叹“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
“他的工作简直太好了。”林斌说。
第八天，林斌给了蝶雨一本书。是专门讲怎样编写安全代码的。作者是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一个经理，在书中列举了程序员常犯的错误，极为精致周到，所以这本书成为微软程序员的必读书。
林斌说：“读读这本书，你能更好地发现程序员的弱点在哪里。”
蝶雨大喜，拿回去看了第一章，脑子里面马上有了新主意。他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深入到书作者领导的那个小组中去。
林斌听了他的想法，觉得不会有结果：“书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在他领导的小组里犯错误。”
但是蝶雨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蝶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发起了他的“战役”。就规模来说，这的确是一次“战役”，而非小打小闹。当他使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字母的时候，“浏览器”没有任何问题。他继续扩张到第二种方式，仍然没有问题。这都是意料中的，他并不在意，一口气做下去，不断扩张出新的表达方式，字符串也迅速延伸，一直延伸到第81次，系统的毛病显示出来，他笑了，再接再厉，扩张出至少两百种变化，字符串形成前所未有的长度。结果发现，从第81种变化开始，一直到第100种，系统都会出现问题，最后他莫名其妙地进入一个银行的网页。
“真是太绝了。”林斌说，“别人的测试，只变化十几次、二十次，已经不得了。实际上他的变化是从0到200多次。就是在中间一个短暂的阶段，他发现了问题。问题报告总部，那边的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这种测试，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微软总部的安全小组回电说。
平心来论，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出现了蝶雨这样的人，是一个偶然。他是湘潭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才20岁，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从外表上看，此人没有一点神奇精灵的味道，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脾气古怪，有些神经质的人，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时而发散，时而集中，门牙突出，长头发，脸盘轮廓分明，喉结格外明显。
父亲是做电脑的，软件硬件都做。他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玩电脑。他读的中学不是重点中学。“我数学稍微好一些，但是语文很差，高考的时候语文根本不及格。”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好起来，是班里第一或者第二，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人都是习以为常，可是我总是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啊？看到别人都学英语，我就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学英语的办法根本没有用，就很痛苦，不想学。我的同学们也觉得这种学法没有用，但是他们很乐意去学，可是我就受不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同学们毕业就想考研究生，那不是又一次高考吗？你说难受不难受？要不就是去找工作，可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又那么难。所以每天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个同学，明年就要毕业了，我从他身上想到了我，就很恐怖。
他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抱怀疑态度的人，甚至不免偏激。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E学生”。这可以从他和一个记者的对话中看出来：
“我不怎么
“为什么？”
“他们总是说谎。”
“说谎？”
“是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我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他们总是告诉我，高考有多么重要。他们可能是说谎说惯了。整天就是考试、考试。我听了他们的话，考了，可现在那些东西全都忘记了，有什么用处？”
“你的意思是，你后悔参加高考？”
“我认为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要是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去考这个东西。因为你浪费的始终都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
“你会干什么去呢？”
“也许我会去学英语，去学电脑。然后去跑步。我想把高考那段时间变成我自己的力量留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变成一张纸。”
“力量和大学录取通知书真的那么对立吗？”
“是不大一样。”
“有很多人不上大学，也很成功。但是就概率来说，可能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成功的概率也要低一些。比如，100个不上大学的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成功了，但100个上了大学的人，可能有10个人比较成功。”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高考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新发现
1.“E学生”和其他学生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兴趣和要不要最好的分数，而是在于，前者把兴趣看得更重要，后者把分数看得更重要。一旦你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就有可能成为“E学生”。
2.抛弃了“排队文化”和“状元崇拜”。事实上，优秀的学生有两类，有些人能够成为“E学生”，并且像天才一样成长，有些人则不能。后者永远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牺牲“第一名”的位置，永远不会将热情和雄心投入到更富有吸引力和更有长远价值的事情上去。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超过别人，是第一名，是名牌大学。这中间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驱动人们争取第一的欲望，与“E学生”的品质背道而驰。当你把这一现象与父母老师的期望、报纸上颂扬的“状元经验”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30个研究对象大都不是“第一名”。
3.每一个人都是在真正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潜力。这个环节至关重要。所以，通向“E学生”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天赋聪慧，不是重点学校，不是“名师家教”，不是父母的眼睛紧盯不放，不是任何“来自外界的压力”，有一样东西比这一切都重要，那就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和热爱”。
4.抛弃了“不能偏科”的旧观念。“一技之长”比“平分秋色”更容易促使一个学生成为“E学生”，尤其是在大学阶段。
5.孩子的“开窍”与教育环境有着更大的关联度，而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仅仅与孩子的年龄相关。在90%的案例中，孩子的“开窍期”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大学三年级，而不论他在这时候是14岁（比如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是20岁（其他所有按正常年龄上学的人）。
6.真正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的学生，通常比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还要快乐。
离家时刻
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八九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张亚勤
1978年盛夏，中国中部一个城市中心的火车站。
那一天，车站上人很多，又脏又乱。周围都是大人，亚勤夹在他们中间，显得特别矮小，还很瘦，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这也不能怪他，他才12岁。
可是从这时起，他就要离开家，离开妈妈。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对他来说，大学校园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以前只知道那是个青年呆的地方，可是他还没有走出童年时代呢。
周围人挤人，有人撞了他一下。他手里提着的包掉在地下。那一瞬间，这孩子有点慌，拉紧妈妈的手，觉得抓到了一个依靠。说来也怪，在妈妈身边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就要离开妈妈了，他才第一次从那只手上感觉到安全。可是他知道，妈妈不会陪伴他。妈妈在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的未来旅程要独自一人去走。”
他仰起头来，看看妈妈。妈妈注视着他，眼光里面有一种异样的光彩，与其说那是怜爱，不如说那是鼓励。
“去吧，你能行。”妈妈说。
这话在亚勤听来是那么熟悉。过去的这些年里，每逢关键时刻，妈妈就在他的耳边说：“去吧，你能行。”一次又一次跳级上学的时候、独自出门旅行的时候、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得了肝炎去住院的时候、在中国科大的报名表上写下自己姓名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妈妈眼睛里面的光彩，就像现在一样。
罗伯?麦克纳马拉曾经说：“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事实真是这样的。每个杰出孩子的周围都有一个鼓励和赞美的世界。很多人见了这情形，都会有个误解，觉得一个孩子是因为聪明，所以值得赞美，其实情形往往相反，孩子是因为得到赞美，所以才聪明起来。
外婆一直夸奖亚勤有天赋，总是对他说，“那是你妈妈爸爸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千万不要浪费了。”他对外婆像对妈妈一样亲，小时候总是往外婆家里跑，还记得外婆常常说：“去吧，你能行。”后来妈妈每次对他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他都会想：“妈妈一定是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
亚勤和妈妈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默契：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密，但却彼此信任。母亲总是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还喜欢说：“让孩子知道他很聪明，他就真的聪明起来了。”天下的母亲都喜欢夸奖自己的孩子，都知道父母的表扬和认可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位母亲的与众不同在于，她懂得夸奖的艺术。懂得什么时候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什么时候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她的夸奖常常出其不意，每当儿子表现出懦弱、犹豫、挫折，她的激励就特别顽强。可是人人都在夸奖她的儿子时，她却相信，儿子已经不需要夸奖了。
亚勤在太原读中学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在谈论他，还要“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我们在前边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遗漏了其中一个情节，现在不能不说。那一天亚勤见到这条标语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跑回家来眉飞色舞地告诉妈妈，想要妈妈和他一同高兴，不料妈妈只是淡淡地说：
“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1978年那个夏天，亚勤接到中国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学校里一片沸腾，同学特别高兴，老师更是激动，邻居们都来祝贺，还有很多记者要来采访。亚勤不禁得意洋洋，准备大干一场。他对妈妈说：“我的目标实现了。”
妈妈也挺高兴，可是这个从不吝惜鼓励孩子的女人，现在却没有说出一句夸奖的话来。“也许她在别人面前也夸我了，但是她当着我的面还是比较平静的”，亚勤多年以后回忆当日情景时这样说，“我也不记得母亲当时跟我说什么了，就和每次考试之后差不多吧。”
每一个母亲都希望生下一个天才，但真正天才的母亲，都会说他们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这并非谦虚，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人性中所具有的那些东西，自己的孩子无不具有。所以亚勤的母亲几乎没有当面夸奖过他。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记者们都说他是个“神童”，要在报纸上推广他的事迹，让全国孩子都来学习。这时候妈妈要求他不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
“记住，儿子，”妈妈说，“名声，还有报纸说的那些话，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再说你还是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现在，儿子就要去上大学了，妈妈的脸上仍然只有淡淡的神情。列车车厢里空气浑浊，一片嘈杂。这是1978年秋天的那种嘈杂，和80年代的嘈杂不一样，和90年代的嘈杂就更加不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高考在中断了12年之后刚刚恢复，“上大学”成了“摆脱广阔天地”和“回到城市”的代名词，叫亿万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激动不已。连续12年的“高中毕业生”坐在同一个考场里，此外还有一大群像亚勤这样的孩子，报纸上一个劲地说他们是“神童”，全都汇聚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里。现在，亚勤要去的地方，正是那个“少年班”。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独自旅行对他来说不是第一次。他觉得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印象里小时候到处跑，妈妈从来不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我从小就很独立。”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八九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
现在，妈妈又走了，把儿子独自留在南下的列车上。这火车要开到哪里去？亚勤还想不明白。他那时候只知道眼前这段旅程有一千多公里，从太原到合肥。
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惧之后，亚勤镇定下来，左看右看，领受着大人的目光。没有什么人相信这又瘦又小的孩子居然是个大学生。
火车开动了。亚勤离开了他在太原的家，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了，就像妈妈说的，独自走向“未来旅程”。
父亲的遗产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李开复
看到父亲多年来的工作，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儿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智慧和激情投入到学业中去。事实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开复成年以后，试图把对父亲的零星回忆编织起来，发现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他非常不爱讲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
童年的时候，开复每天晚上都会去父亲的书房，看他伏案写作。那个男人个子不算高，寡言少语，平和从容，难得一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把一丝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可是父亲的笔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那里面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激情。开复还小，看不懂其中奥妙，但却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支撑着父亲，这让他好奇极了。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力通常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在开复的心目中，父亲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给他留下经久不褪的烙印。多年以后回想当日情景，他渐渐明白是父亲为他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给了他第一个人生启示。那并不是父亲的成就，而是父亲的品行。
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父亲的成就是儿子最大的荣耀；儿子的善行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在这个家庭，无论父亲还是儿子，始终把品行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很多年以后，开复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计算机科学家，才华出众，但他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一次他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在电视上讨论学生的素质，后者把“人品”排列在“智力”之后，这让他极为震惊，结果导致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对于人的品格的认真和执著，甚至让电视机前的那些中国学生也有些惊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家庭有一份最重要的遗产，它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工作的时候相当专注。每天清晨，他总是以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最快的速度开始工作。他对桌子上的稿纸和资料几近疼爱，堆得越高越是混乱，他就越是兴奋，甚至常常对着桌子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每当他写完一本书，长长舒出一口气来，开复就会走过去，偷偷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刘少奇传》，另一本叫《林彪评传》，还有《周恩来传》。对一个刚刚上学、又完全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小男孩儿来说，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困难的。他只觉得父亲脑子里面的世界是那样宽广多彩，无边无际，一直伸向遥远的地方。
他会偷偷地伸手触摸父亲写下的文字。就在那个房间里，他第一次看到爸爸最珍爱的那个条幅，并且认识了上面的字。字是钱穆写的，苍劲而又从容：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后来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与父亲比起来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可是你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当年父亲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风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顷刻瓦解，他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对政治也已彻底失望。他辞官回家，拼命写作。他是那种少有的出身官场又没有沾染上官场恶习的人，拥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坚持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率真坦然，既不附势，也不媚俗。他热衷于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没有政治往来，没有经济往来，连民间往来也没有。台湾没有大陆的访问团。大陆这一边也是一样，没有台湾游客，没有台湾企业，也没有台湾人的投资者。警察公开监视那些在台湾有亲友的人，说他们有“特务之嫌”。大陆的报纸上总是说“解放台湾”。台湾的报纸上总是说“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两岸都在自己的孩子中间培养着敌意，但开复的父亲是个例外，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也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贬损大陆。事实上，父亲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晚年陆续写出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却从来不肯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把“中共”改成“共匪”。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公周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海峡两岸的是是非非。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开复只是在奇怪，父亲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写作却从来不肯拿去出版？
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小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
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异国。大多数孩子都有一种心理倾向，离父母越是遥远也就越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对父母的依恋，开复也是一样。闲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向着东方遥望，他能感觉到他的家，感觉到母亲在他耳边絮叨，但却怎么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
不过，父亲的形象仍旧在他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说，“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只是想跟着父亲的路子走，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像这样发自内心的交流，在这一对父子之间很少发生。就像很多父子一样，他们也有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话放在心里，想要告诉对方却又始终不肯开口，也不敢猜测对方外表之下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彼此都觉得越来越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忽然发现原来父子之间竟是如此心心相印。
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这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一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这一切都是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开复的，那时候开复正在苹果公司，为了他第一个语音识别产品，昼夜苦干。儿子和父亲一直依靠电话保持着联系，直到1994年的那天清晨，电话铃声响起，这一次不是父亲，他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在心底感到一阵颤抖。姐姐用她最伤感、最沉静、最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和父亲通电话了。
父亲终于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父亲的遗产就是那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
儿子的价值
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甚至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那个晚上他彻夜不眠，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沈向洋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没有比沈向洋更卖力的人了。当同事说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的时候，他说：“不是一只狼，是一只饿狼。”他的一连串成就中的每一项都让全世界的同行惊讶，然而他又是一个快乐的人，他那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总是回荡在希格玛大厦的第三层。在过去的36年中，他是从苏浙两省交界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一步一步，走到这座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大厦里来的。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父亲帮助他迈出来的。
11岁那年，向洋离开家乡到县城去读高中。县城离家很远，坐公共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妈妈使劲儿鼓励儿子学习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到了分手的时候，这个一向严厉的女人哭了。
让儿子来读高中，在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父亲在儿子的学习上一向不加过问，但是为了做出这个决定竟是彻夜不眠。
此中情形，一定要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大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进入高中是非常罕有的事情，那意味着他未来的道路将通往大学校园。不要说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即使彻底打开大学之门，在农村上亿像沈向洋一样大小的孩子中，也只有1%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其余大都只能完成初中或者小学的教育，此外还有至少一亿个农家子弟没有机会读书。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并没有禁止农家孩子上大学。他们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参加大学考试，只要通过了就可以进入一所大学读书。可是，农家孩子的大学之路，要比城里的孩子更加艰辛，也有着更多的阻碍。这种阻碍一半是因为农村知识匮乏，视野狭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根本无法和城市孩子在同一个考场里竞争。另外一半阻碍则是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般农家经济拮据，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尽早投入田间劳作，帮助大人支撑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初中学业，已属难得，即使那些父母眼光远大、孩子品学兼优的家庭，也只是要求孩子在初中之后即去完成中等专科。
如今的大学生到处都是，毕业之后还愁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可不一样，连续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无论城里还是乡下，最受宠的就是中专毕业生了。农村人家冒出一个学习好的孩子，就忙不迭地去读中专。从制度上说，一个农家孩子取得中专毕业文凭，是改变身份、获取城市户口的最有效的途径，由此可以成为乡里的荣耀，他的家庭也因此获得更多收入，所以特别风光。就以沈向洋为例，他的初中毕业成绩相当不错，于是父母按照当日风尚，为他选择了附近的一所中专。
“他将来又不当大科学家，”左邻右舍都这样说，“用不着上大学吧，只要读两年中专，就能得到城市户口，找个好工作，又体面，又有钱。”
父亲是个优秀教师，还在公社主持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报名，对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可是那个晚上，当所有学生的报名材料即将封存的时候。他却忽然不安起来。他抽出儿子的报名表，左想右想，越发觉得不能只想着让儿子早工作早养家，于是抹去“中专”字样，改成“公社高中”。
改完之后躺到床上，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事实上，他比这个家庭中任何一人更明白，这张表格决定了儿子毕生的命运，非同小可，不由得把儿子生活中的一幕一幕回想一遍，忽然之间，脑子里面出现一个新念头：儿子还有潜力，只有让他远走，才能高飞。于是父亲再次把儿子的报名表抽出来，抹去“公社高中”，改成当地最好的学校“县高中”。
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的确有些引人回味。一个人毕生的命运取决于一张表。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人人习以为常，即使是父亲自己，也没有多少联想。迄今为止，他极少在儿子的学习上操心，平时甚至很少过问儿子的考试得了多少分。事实上，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一旦开口，就很有力。他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天说出来的：
“我儿子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好工作。”
现在，母亲把儿子送进县城高中，看到儿子将要居住的房间是个大教室，30多个同学挤在一起，床挨着床。别的孩子都15岁了，还有16岁的，可她的儿子才11岁。
有一瞬间，妈妈哭了，犹豫着，想把儿子带回家，“他毕竟还太小啊”。这时候有个老师走过来，看看孩子，又看看母亲，然后问长问短，和颜悦色，说话温和：“没有关系，我待这孩子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妈妈一咬牙，终于把儿子留下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的，”向洋长大成人以后这样说。父亲的那个不眠之夜，还有母亲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直到很多年以后，向洋还能记忆犹新：
人的命运啊，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不能说哪一步是正确哪一步是错误，只不过是在做不同的选择。我现在的成就虽然达到世界水平，可也不见得就能证明我走对了一条路。回头看历史，一个选择就决定了你的一生。我们家的背景要求我好好念书，不过，那时候从整个社会来说，上大学也不是非常重要，一直到我念高一才恢复高考。在那之前都是去读中专，那也是一条道路，对我来说也顺理成章。我只是个乡下孩子呀。要是我没去读高中，没去上大学呢？那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也可能我就是个民工，还有什么“追随智慧”？有什么“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