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破坏景点照片:中国社会的“末日心态”

中国社会的“末日心态” 作者：石勇 提交日期：2011-5-24 11:44:00 | 分类: | 访问量：11373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已处于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时代”。这当然有些夸大其辞。但善意地想，它是在以吸引注意力的方式报警。
　　
　　最近，媒体披露湖南隆回县计生部门强抢村民婴儿，送入邵阳市福利院并被卖走事件，引爆舆论关注，上级部门也高度重视，迅速介入调查处理。但是，从公众反应上看，已经谈不上“震惊”。某些基层“执法人员”打家劫舍或随意“绑架”的现象，在各地早横行多年，其行为逻辑完全在人们的可想象范围之内。这个事件就实质而言也无新颖之处，只是重复了“基层权力匪化”、“基层权力失控”这一严峻命题。
　　
　　不仅仅是某些基层权力，今天的中国，看起来正在滑向一种“全面失控”的危险状态。
　　
　　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如果没有红绿灯，没有交警，大家不遵守交通规则，人和车必然乱成一团，司机会担心行人无视汽车的存在而来不及刹车，行人也会担心自己过马路时会不会有车猛冲过来。交通秩序的存在，就给司机和行人一个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把握，一个过马路的安全保障。
　　
　　放到“社会”这个范畴也一样。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而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没有一些东西来维系一个社会的秩序，进行“社会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同样无法得到保障，“社会”存在着溃败、瓦解的可能。就此而言，一些可以预期的秩序的存在，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可以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东西。一是人性、理想、信仰等。比如，人在组成社会一起生活时，实际上有一个约定，就是大家要有同情心、人性。它要求每个人，看到有老人摔倒，要上去扶一把；看到有落水儿童，要冲上去救一下。在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人这样做，大家就会谴责他。同情心、人性在这里，就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反之，大家毫无人性，无所顾忌，社会必然乱套。
　　
　　另外一种是道德规范、管理制度等。每一个行业，都应该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严格的管理制度，造奶粉、食品的，不能掺毒害人；做精神病医生的，不能按照权力的命令或为了利益，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精神病诊断”权力把一个无辜的正常人诊断成“精神病人”。这些道德规范、制度等，可以维系一个安全的秩序；反之，如果违反它们，却又无法得到惩罚和制约，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撕破。
　　
　　还有一种，就是法律，以及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理。这属于硬性的社会控制，以强制力为后盾。就法律来说，它是公共利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必须公平正义。如果司法腐败，看人判决，就突破了社会控制的底线，而变成了某些可以控制法律的人对社会的伤害。而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理，如果不是用来服务民众，不是基于对作奸犯科者的监督惩罚，相反变成一种创收的利器，一种对民众的“合法伤害权”，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它不再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而是在控制社会，也就是在进一步地摧毁社会。用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话说，它实质就表现为，“有权势的少数派的联合和自我意识越是明显，社会控制就越有可能被带上阶级利已的色彩”。
　　
　　在今天，“社会控制”的问题，把我们每个普通人都逼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它的境地。诸如“腐败”、“基层权力匪化”、“潜规则盛行”、“道德沦丧”、“拜金”， “被精神病”、“染色馒头”、“化粪油”等一系列用来描述当今中国的现象的话语，因为越来越成为常态，正变成每个人思考和行动的背景，感到无奈，或找到也参与干坏事的合理性。诸多社会控制的功能，大面积地一一失灵。剩下的，唯有权力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对社会的高压维稳。
　　
　　在社会失控之下，我们丧失了预期：不知道自己买的食品是否有毒，不知道房子哪一天就会被强拆，无法预测不受约束的权力哪一天会侵害到自己，不清楚物价的继续上涨会不会让我们的生存陷入灾难。失去控制的一切，正在吞噬我们的生活。
　　
　　不仅如此。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的心灵也失去了控制。焦虑、狂躁、迷茫、抑郁、愤怒、对未来失去信心，没有安全感，成为社会控制失灵的伴生现象。“精英移民潮”、“心理—精神病人杀人”，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它的后果。
　　
　　一个从外在秩序和内在心灵秩序都摇摇欲坠的社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无异于一个噩梦。拯救失控的社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无论他手上是否握有权力。
　　
　　拯救之路当然是艰难的，牵涉到的东西也非常复杂。但起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常识问题：约束和控制权力。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制度和政策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权力在发挥社会控制功能时，必须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公众从外部能够对它进行控制，它在内部也能够进行自我控制。不幸，这两方面都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