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自己弹出输入法: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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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一篇讲中国近代史的旧作，作于今年四、五月间，在箱底压了半年多，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在十月间，放在博客上，供大家阅读批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进程，还是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以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界的话，前面我们是在民族危机和灾难深重中跌跌冲冲地慢慢跋涉过来的，49年以后的历史，我们同样也是摸索中不断前进的，邓小平说过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换一句话，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摸索着前进的，现在人们喜欢说中国的崛起，换一句话说从49年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逐渐摆脱别人的指挥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毕竟走过来了，中国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已是举世瞩目的对象了，我们并不讳言，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那一个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可以站着摸索着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又是与世界各国人民最友好的国家和民族，总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教训，都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坚实、更有力。我们不会忘记先烈们的牺牲和功勋，不会忘记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也不会漠视前进途上还有不少艰难困苦需要我们去努力战胜，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屈不饶地继续奋勇前进！我们深信将来会更加美好！前途更加光明！由于文章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文的重点只能放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全文较长，我准备分五次刊载。全文共有十一小节。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一）

朱永嘉

目    录

一．导语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八、走马灯似的三次内阁改组……………………………………………………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一．导语

       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为其宗旨，它的政治遗产便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起草的《临时约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会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议会迷，他正是为了国会选举被袁世凯暗杀的，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日子，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许多问题我们得从清末的种种状况说起。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前一个时期我读到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关于《孙中山评说》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刘再复跟着发表妙论说：“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我记得杜光先生也有过一段非经典的话，他说：

“袁伟时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从这一大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应该重新评价，应该遵循清末宪政运动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都走错了道路。

这里应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谁打断了立宪运动的进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给袁世凯仅仅是“道德光辉”吗？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那里？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没有走错路？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要把历史事实客观地摆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

袁伟时、杜光、李泽厚、刘再复等先生的二篇文章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现代历史带有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依照杜光的说法，袁伟时教授报告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连用三个非常作为叠词，那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所提供的结论，究竟是否正确。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以我们应该先认真地讲一讲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状况，应该怎么来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历史、现实、未来这三者的关系总是环环相扣的，正确地看待历史，是为了正确地评估今天并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篡改历史，无非是为了依照他们的意图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从而达到他们改变历史方向的目的。当然，这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改变历史继续前进的步伐和方向。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原文还在，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这份《宪法大纲》“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其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这就是清廷所颁布《钦定宪法》的宗旨，具体在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故“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关于君上大权，其云：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议院协议。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以上是关于君主权力的规定，总之决策、司法、行政、外交、军事、人事、财政、戒严几乎所有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上，这里哪有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杜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呢？

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宪法大纲》也有规定，其云：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逞诉之案件。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总之，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都限定在君王钦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哪里有什么天赋人权的概念？

关于议院组织的相关条文，其云：

“一，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议院提议事件，须关乎全国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寻常地方之事提议。一，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其细目另于会计法内定之。一，国家岁入岁出，每年之预算应由议长协赞。一，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一，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一，议院有上奏事件，由议长出面具奏。一，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一，议员开会之际，议长有指挥警察整饬议场之权，如有违议院之法律规则者，议长得禁止其发言，或令退出议场。一，议员如有不合选举资格者，由议长审查得实，随时立予除名。”

这些关于上下议院议事的种种规定，最根本的是议院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决策权集中在君王手上。可以弹劾大臣，但没有罢免权，用人权仍操于君王之手。一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议院可以协赞，但没有否决权，最终由君王定夺。议员在议院发表言论，亦受限制，那就是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词，更不用说对君王的非议了。总之，上下议院的议员只有参议的权力，这个参议也是有限的。至于议员的选举，在选举法上，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亦有种种限制。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二）
朱永嘉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也许我们应该了解清廷出笼这份《宪法大纲》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制订的，这份《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后，对国内的政局究竟产生过什么实际的影响。弄清这些基本情况，或许有利于我们能够对它比较客观和正确地作出适当的历史定位。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我们只要排一下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国内重大事件，便可知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的历史背景了。我们都知道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对日本的丧权辱国，促发了康梁戊戌变法的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失败，于是一九〇〇年发生了来自民间对抗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一起逃难到陕西的西安，清政府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联军占据北京整整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一年我们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如何救亡图存这一最为迫切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紧接着一九〇四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清政府却无奈地表示中立，听任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屠戮中国人民。对于这场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日本无法抵御疆域辽阔的俄罗斯，结果是日本取得胜利，俄国成为战败国。这在中国士绅中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克大战胜俄国，是因为它经历了明治维新，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走变法的道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于政制的改革，这样立宪运动的起点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迫使清政府考虑政制改革的起因，还有国内的各种因素，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不断起义反抗的影响，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其宗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上海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立革命组织，如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最终成立光复会，在湖南则有黄兴、陈天华等人组织的华兴会。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到日本，各个地区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革命势力的兴起，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种威胁和压力，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内地发起的各次起义活动，对清廷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威胁。如一九〇六年湖南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广西的惠州起义，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组织的安庆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等，正是这些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促使清政府思考如何改革政制，避免被革命党推翻的命运。另一个变化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和上层知识分子在直接面对种种险象和危局时，也不得不考虑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宪政研究会，以马相伯为总干事，其成员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以《宪政杂志》为其舆论阵地，梁启超在一九〇七年发起建立政闻社，杨度在日本办宪政讲习会。这是清代上层知识分子企图借宪政来达到自救的运动，这些人的活动也必然影响到那些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如当时的张之洞、袁世凯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张謇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对话，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回忆张謇对袁世凯“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当时袁世凯未为所动，次日，又召张謇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张謇这份说帖，就是后来北洋诸大臣奏请预备立宪的奏稿，实即张謇所拟，未易一字。在此之前，清政府高级官吏中已有驻法大使孙宝琦改革政体的奏文，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议请立宪之奏疏，两广总督岑春煊更是两次奏请立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慈禧太后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决定派人出国考察何谓宪政。请注意这件事是慈禧太后决定的，那时光绪被软禁在赢台，故此事与光绪无关。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元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下诏派五大臣出洋，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连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这取得了慈禧的认可，她认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清末的宪政是从外面被动地移植过来的。那时光绪还处于软禁状态，清末的立宪新政与光绪皇帝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说继承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次年七月下达仿行宪政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由其具体负责起草宪法大纲的工作。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的六月，由宪政编查馆及资政院会奏，确定各省咨议局的章程及咨议局选举的办法，根据慈禧的懿旨，在八月颁布《宪法大纲》，确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具体筹备的事宜。这一年也就是九年计划第一年的事宜，包括各省督抚筹备咨议局，颁布城镇乡的地方自治章程，同时还颁布了调查户口的章程，清理财政的章程。从这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过程，可以知道它是清廷国势日蹙，在外患和内忧的逼迫下，为了自救而被动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那么清廷是否真有诚意来实施这个《宪法大纲》呢？
　　 我们知道《宪法大纲》颁布后一个多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而且光绪皇帝早于慈禧一天去世，现在通过检验证明光绪是被砒霜毒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在她去世前一天把光绪毒死呢？因为这份《宪法大纲》是把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上，慈禧及后党们怎么能让光绪在她死后为戊戌变法翻案呢？怎么能让流亡海外的康、梁这些帝党重返朝堂呢？从这一点上也足见慈禧及其党羽没有真正实施宪政的决心和愿望。九年筹备事宜的规划，实际上是清廷拖延立宪时间的一种手段。慈禧与光绪帝去世以后，清廷立溥仪为帝，由其父即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那时的宣统皇帝还是未成年的幼童，是隆裕太后抱在手上即位的，他对宪政又能知道什么呢？要后人来继承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觉得可笑吗？那时清廷实际执掌国家权力的是摄政王载沣。
　　 宣统元年二月，清廷宣示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强之宗旨。这一年各省的咨议局陆续成立，按照《宪法大纲》的规划，要九年后才能召开国会。从宣统二年起各省咨议局以请迅速召开国会为中心开展了请愿运动。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张謇为首，十六省的五十一位代表在上海召集会议，通过了请愿书的文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赴京，向都察院呈请愿书。从速召开国会的理由，是有了国会，“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在财政上，有了国会，人民能与闻政治，外交得以公开，人民能在财政上增加支持，以纾国难。这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还是得到部分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节的支持，第一次请愿，摄政王载沣表面上肯定代表们爱国热情，但仍认为民智程度不一，担心速开国会，反致纠扰不安，故加以拒绝。同年六月，立宪派又发动了第二次请愿，请愿书的言词更加激烈，表示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清廷仍然拒绝请愿者的要求，坚持“九年预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于是请愿代表团预定在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进行第三次请愿，张謇建议在宣统二年宣政院开会时陈情。这次请愿团电告各省，“谓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清廷在各方面迫促之下，缩减预备立宪年限为六年，预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同时下令解散请愿团体，不许续请。大家还是不满意这个结果，是否能即时召开国会成为请愿团与清廷之间的矛盾焦点，而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请愿团背后有各省督抚的支持，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请愿团代表的是各地在咨议局成立过程中兴起的士绅及官僚资产阶级，是他们对争取自身权利的觉醒。张謇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实业家，又是一个官僚政客。清廷则是代表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次请愿说明清廷对立宪运动召集国会议事基本是抱一个拖延的态度，皇室并不甘心让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所以从三次宪政请愿运动失败，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了。清末新政的宪政运动的失败，难道真是被辛亥革命所打破的吗？显然不是，它的失败，有其内在无法克服的原因。
　　 那么，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与清末的立宪运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客观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明确地回答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在《孙中山评说》中所提出的问题。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必要吗？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宪法大纲》并没有挽救清廷的灭亡，但辛亥革命则开拓了共和国的新纪元。我们该纪念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师选择在哪一天举行的，是那时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看一下各个势力集团如何推动这一事变的发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动它哪个方向发展。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结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谁要公开复辟帝制，谁就一定失败。新的历史道路不是康梁开辟的，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派开辟的，所以我们两岸的同胞都不会忘怀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们还是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说起，看看李泽厚先生究竟说得对不对？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以后，从形式上讲还有一个宣统皇帝，那是一个幼童，清廷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掌控国家权力的全局，再也没有凝聚力了，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不可能持久，权力再分配必然会通过各种事变演绎开来。从当时的形势看，无非是这么几股力量，一个是一部分地方督抚有武装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们，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南方则是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另一部分是宪政运动中崛起的各地立宪派，各地的咨议局是他们活动的基本地盘。这二股力量之间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会，在内地则有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革命组织，他们有的与各地的会党结合，有的则渗透在新军中。清廷权力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武装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国时靠八旗这支军队，以后靠绿营，再以后是靠湘军和淮军，以及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已没落，不足支撑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训练新军。这支新军武器的配置和训练方法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这支军队的管理还是传统的，士兵、军官与将领之间存在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及保定军官学校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北洋六镇，本质上没有改变“兵为将有”的基本格局。摄政王载沣感觉到袁世凯的存在，北洋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对清廷皇室的权力是一个威胁。慈禧与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实际上再没有人能够制衡袁世凯了，载沣想杀掉袁世凯，得不到奕劻和张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发下上谕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虽然下台，北洋将领却仍然听命于他，载沣实际上仍然没有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来支撑清廷，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个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应该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要推迟一年半载。”一九〇九年咨议局在各地陆续成立以后，四川咨议局议长是蒲殿俊，副议长是罗伦、萧湘，他们成了四川地区立宪派的领袖。蒲殿俊是进士出身，与汤化龙、谭延闿等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领袖同年，私交甚笃。蒲留日归国以后，曾在邮传部供职，短期参加北京宪政编查馆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议局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当地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当时邮传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中央准备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紧绌，向外借款成为筹款的一个重要办法，以路权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成为通行的办法。蒲、罗等咨议局的成员反对铁路国有化，自行组织川路公司，咨议局五人当选川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争路权一是争咨议局的政治权力，二是争筑路的经济利益，这样与四川当地的地方利益也结合起来，故护路运动迅速成为四川的群众运动。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在成都发起罢课罢市抗议路权国有。九月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法诱捕蒲、罗等人，群众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所捕人员，赵下令开枪镇压，三十二人死亡，结果全川大乱，四川的护路运动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四川局势失控。
　　 武汉地区的新军，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渗透，新军中先后出现了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革命团体，参加这些社团活动的多达三千人。对新军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伤，四川因护路运动而局势不稳时，准备从湖北调军队进川镇压，为武昌新军起事准备了客观条件。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党达二千余人，同情者达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谋起义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孙武，因制造炸弹意外爆炸被捕，起义计划暴露，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党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义，新军工程八营攻下楚望台军械库，迅即占领武昌，次日汉口、汉阳亦相继光复。湖北武汉三镇的起义，撕开了清廷统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辖的二十四个省区，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脱离了满情政府的统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各省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如武昌起义以后，是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支持促使局势迅速稳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职位。湖南的独立，最早是革命党人焦达峰任总督，他被杀以后，是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任总督，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联合，稳定了湖南的局势。广西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长德藩等说服巡抚沈秉坤、巡防营统带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独立，这是两派联合与当地执政者协商解决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基本相似。江苏的情况有些特殊，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是张謇，武昌起义当天，他在汉口料理大维纱厂的事务，他离开武昌到安庆去时，正是武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直奔江宁，要求铁良出兵镇压武昌起义，铁良没有同意。他于是到苏州找巡抚程德全商议，去电北京，要求速开国会，改组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十多天内，他还想着挽救清政府的崩溃，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势已去，他又转向革命派，赞成共和了。在一个月之内，张謇的政治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方面出于立宪运动三次请愿对清政府的失望，而与革命派联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权的各地实力派能一起维护时局的稳定。故立宪派成为摇摆在南方实力派及北洋军阀与革命派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们幻想依靠实力派的武装力量，真能与革命派一起在中国走议会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实力派与革命派走得比较近，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则以清廷作为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谋取自己在全国权力的支配地位。他们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国家权力、地方权力，至于政治主张那都是他们用来忽悠百姓的一种手段，他们与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周旋，实际上是玩弄权术，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
　　 对清廷最致命的一击是上海和苏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继宣布独立，与湖北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光复江宁，这样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与南方对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了，而袁世凯又是骑墙的态度，把清廷作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派在这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达武汉，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汉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机关，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私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百姓有选举与被选举、纳税、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由议会制定，议会的议员由民选议员组成。《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多地反映所谓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带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那是清廷《宪法大纲》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个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二月三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都督府代表选举，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的职权包括立法、表决每年财政上的预决算、议决税法、币制、公债等事项。大总统负责对外宣战、媾和、缔约，任用各部长、外交专使。中央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等部。国民大会由大总统负责。汉阳失 守以后，各省留沪代表决定以江宁作为临时中央的所在地，江宁改称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个省的代表抵达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来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讨论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大家倾向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是国家的象征，在非常时期应由总统独揽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当选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时，提出了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一月三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临时参议员，成员包括来自十七个省的三十八位代表，会上决定起草《临时约法》，三月八日由临时参议员一致通过。三月十一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正式对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它宣布“主权在民”，即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的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人民享有七项自由权，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其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这次《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大总统虽有总揽全国政务的权力，但必须受制于内阁。大总统颁布的法令，必须得到内阁总理和相关国务委员的副署。《临时约法》所以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如果南北和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以便借助于内阁制限制袁世凯专权。如果把《临时约法》与清末的《宪法大纲》作一比较，究竟哪一部宪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取向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怎能把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临时约法》置于一边，而去继承一九〇八年的《宪法大纲》呢？在这件事上的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杜光在文章中所说的要我们现在还要去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显得荒谬和滑稽了吗？问题是这些人民民主的权利，不是有了法制规定，就能完全付诸实施的。（待续）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三）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李泽厚与刘再复把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说成是“道德光辉”，那仅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辉”吗？是不是不主动交出权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辉”了吗？这些事还得放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盟会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清廷为什么会逊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让给袁世凯以后结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道德光辉”究竟要得还是要不得呢？这在我脑海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回答这些疑问，我怎敢对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赞赏的“道德光辉”表示苟同呢？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当时的地位和状况。我们知道袁世凯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载沣下令“回籍养疴”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要他下台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在家闲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亲信逐个除去，如赵秉钧休致，唐绍仪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问题是袁世凯在清廷的人脉关系太深太广了，地方督抚和带兵的将军很多皆为其私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的。至于北洋各镇管带也不是清廷满洲亲贵所能随便插足的，他们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一旦有事，这些亲贵们便惊慌失措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清廷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端方便奏请启用袁世凯代替四川的赵尔丰。清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武昌起义使清廷更加震惊，朝廷内外都认为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而袁世凯则把时局动荡看作自己东山再起千载难逢的机会。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一日是他五十二岁生日寿辰，正是双喜临门，他在那里大摆寿宴，亲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机四起。他装模作样地停办寿宴，表示“此乱非洪杨可比”，“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现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价的问题。清廷要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直接镇压武昌起义。然而清廷给他的这点权力，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义来要挟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启用那些被开缺的旧属，为此他把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以及仍在位的旧部冯国璋等都找到彰德来商量对策。于是袁世凯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以拉拢立宪党人，组织责任内阁，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并保证足够的军费。故武昌起义本身给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逼迫清政府把全部军政权力交给袁世凯以平定南方的革命运动。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决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汉口，既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同时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他回到北京，重新组阁，阁员皆是他的党羽和旧属，又请在南方的张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求立宪派对他的支持。以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与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合作，从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议中，进而分化瓦解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可见，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北洋六镇的实力作后盾，要挟南北双方，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故陈伯达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此话并不为过。

讲了袁世凯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革命阵营内部立宪派的态度。那个时期立宪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张謇了，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在江苏他是工商界新兴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与袁世凯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颇深，他又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为江浙一带立宪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义以后，他从反对转为参预，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他希望通过南北和议牺牲清廷来帮助袁世凯收拾残局，从而在全国避免兵乱，尽早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张謇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与袁世凯亲信赵凤昌、沈思孚等商定从拥袁开始，先促成袁为内阁总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议中，拥戴袁世凯为共和国的总统。为此张謇既可以通过赵凤昌与袁世凯联系，也可以与袁世凯密电往来。而江浙的立宪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张謇的密电明确告诉袁世凯，“甲日倘退，乙日拥公”换一句话说只要清政府逊位，南方的临时政府立即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张謇的这个态度，几乎是革命阵营中所有立宪派成员最基本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立宪派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内部的状况又如何呢？

武昌起义以后，是黄兴担任湘鄂联军的总指挥，汉阳一战，南方的革命军被北洋军打败，汉阳失守，黄兴迫于汉阳龟山上北洋军的炮火，主张放弃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袁世凯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议。各省代表到达南京以后，准备组织临时政府，这时代表们认为大总统的位置应该留给袁世凯，选举大元帅代行总统的职务，先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议被黄兴拒绝。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作为北洋军的代表，伍廷芳作为民军的代表，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将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政治姿态实际上是用来向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后，立即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便立即让位于他，请他来南京当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那么软弱，一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二是革命阵营内部阵线复杂，既有立宪派在内部与袁世凯遥相呼应，革命派内部在组织上亦无法统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合作得很好，而同盟会内部却无法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持的背景下，孙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临时约法能牵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南京各种力量共同确定的方针。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孙中山与国会才正式辞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临时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凯必须遵守。孙中山想用这三条来约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不至于过于出格。这样一纸文书，能约束得了以北洋军作为后盾的袁世凯吗？显然不可能。袁世凯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这些约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搞了一次兵变的游戏，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故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辉”的高尚行为，而是袁世凯阴谋的步步得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什么“临时约法”，内阁负责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都无法改变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的既定方针，人民在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什么谦逊的道德光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历来都是由阶级和阶层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今天来宣讲孙中山的“道德光辉”究竟要谁来谦逊地让出国家权力呢？这个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意会得了。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中国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凯在北京致电参议院，表示愿遵照参议院所定的办法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由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誓。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袁世凯提名总理人选，然后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孙中山代表同盟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那时同盟会是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经立宪派代表赵凤昌协调，采取折衷的办法，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解决这个矛盾。表面上是同盟会这个多数党组阁，实际上是北洋实力派在组阁。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组阁，三十日发表内阁人选，外长是陆征祥，内务部长赵秉钧，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财政部长熊希龄，司法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交通部长由唐绍仪兼任。在组阁过程中，革命党人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怎肯放弃兵权，改为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这样一个内阁，袁世凯把持了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部门，财政亦在立宪派手中。这样一个内阁是混合内阁，袁世凯北洋军系及立宪派在内阁中占了优势，天然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内阁。三月间解决了内阁成立的问题，四月上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依照《临时约法》议员由民选，每省五人，议员总额为一百二十六人，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举行开院典礼，到会的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旧议会的交替。这样一套参议院的班子，这样一个内阁组织，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规的民主议会政治道路呢？答案显然不是依靠理论上逻辑推理所能成立的，因为这一套从法国移植过来的议会和责任内阁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看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如何控制内阁和操纵各个党派在参议院活动的情况。

民国初年的政党组成状况，在参议院无非是两大派，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原立宪派为代表所组成的各党为保守派，但两派之间的阵线并不清晰，当时由于各派势力不断反复重组，所以那些头面人物跨党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过是被一些政党派别拉去装点门面而已。如伍廷芳、黄兴有十一党籍，黎元洪、陈建章有九党籍，熊希龄、赵秉钧有八党籍。后来那个曾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来劝我进党，统一党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可见那时政党活动混乱的状况。赵秉钧原来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其实赵秉钧心里只认一个主子，那就是袁世凯，什么党不党的问题，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参议院里玩的政治游戏而已。

临时参议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参议院的党派组成上，激进派的同盟会自然成了第一大党，由唐绍仪组阁，他参加同盟会，形式上也就成了政党内阁。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任临时大总统时，由汪精卫担任总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仍由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和黎元洪担任协理，由汪精卫任主任干事，理财部是居正当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当主任干事。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热衷于国家的铁路建设，撰写《建国大纲》，那时表示自己“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并且说：“孙中山十年之内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地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凯委孙中山全权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给孙中山三万高薪，而且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动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被袁世凯所婉拒。从孙袁之间的交往，可以知道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即将面临的政治危机毫无思想准备。那时汪精卫出国考察，同盟会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办。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只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政治就会走向正轨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最理想的设计，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会、后来重组的国民党发展成为第一大党，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然后真正实现责任内阁。要实现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后盾，所以民国初期激进派中最活跃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孙中山和黄兴，而是从事党务活动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与那些小的党团，若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到处拉人入党。孙中山与黄兴想拉袁世凯参加国民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现象，他们一点也认识不到决定这些政治游戏命运的是袁世凯直接掌握的军警实力。选举和松散的党派组织不可能形成政党活动强大的实力后盾，民众参预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了中国议会道路极端虚弱的本质属性。

在国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过程中，原来保守的立宪派也在努力合并小党，以便在参议院形成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江浙地区原来光复会的章太炎和立宪派张謇在民国初年发起成立统一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为理事，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民社。国民协近会、国民公会合并改组为共和党，这二个党派一度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和影响几乎与同盟会并驾齐驱。此外还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联合在南京成立统一共和党，以蔡锷、王芝祥、孙毓筠为总务干事在参议院成为第三大党，占有二十议席。梁启超也在幕后设法操纵把小党合并成大党，经过一阵凑合，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新政社这些小党合并为民主党，以第三党自居。民国初年那么多林林总总的党团，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这样在参议院便形成国民、共和、民主三大党鼎立的局面。这样组成的政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跨党的人很多，这样组合起来的政党，由于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争，在军警的压力和冲击下，便会顷刻瓦解。袁世凯让他们充分表演以后，当群众厌倦了议会政党中的政治游戏时，也就是他从根本上收拾政党政治，恢复帝制的时刻。（待续）

民国初年除了在参议院有热闹的政党游戏之外，还有一个走马灯似的政党内阁的问题。《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那就是内阁的任命必须是总统与参议院双方协调的结果，而总统重大人事任命又需内阁附署，才能生效。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先后有唐绍仪内阁、陆徵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组阁。唐绍仪是袁世凯北洋系的心腹，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所以袁派他作为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南北和议的问题。他组成的内阁是混合内阁，参加同盟会，使其内阁多少具有政党内阁的色彩，尽管兵权、财权、外交权都在北洋系手中，而在唐绍仪内阁中还有四名同盟会的代表。迫使唐绍仪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二条，一条是财政预算上的问题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另一条是原来的直隶总督王芝祥，虽然不是同盟会的成员，是统一共和党的人，但与同盟会在思想观念上比较接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反对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未经唐绍仪附署便发出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的委任状，把王芝祥调往南方。这当然侵犯了唐绍仪的行政权力，为此唐绍仪出走天津，唐内阁倒台。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任命前外交总长陆徵祥为总理，当时共和党表示支持，同盟会也不反对，故陆徵祥总理的职务，在参议院表决时，有七十四票同意其出任总理，并着手组织内阁。但是陆徵祥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一口吴语，讲得猥琐支离，引起议员们的广泛不满，他提出六个内阁成员，周自齐、章宗祥、孙毓筠、王人文、胡惟德、沈秉堃，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时，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半数四十九票，结果内阁被参议院推翻了。议员倒阁是成功了，但六总长被否决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参议院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参议院反而成为被民众责问的对象。舆论认为议员受委托而不尽职，不能听任议员专制之恶习，甚至如同盟会的《民立报》也对此次倒阁抱批评的态度，袁世凯也通过这次倒阁事件取得了舆论优势，各地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支持袁世凯设法压服参议院。袁世凯表示此次提出阁员，能胜任阁员的人还有很多，参议院再不通过，政府可以再提。同时袁世凯还约见参议员进行疏通，软硬兼施。没有院外群众和社会舆论支持的参议院只能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之下，七月二十六日参议院再次投票时，换了一些人，陆徵祥内阁总算顺利通过。这件事说明纸面上法律条文，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它不可能给参议院带来任何力量，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地方实力派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上袁世凯以北洋陆军作为后盾，他们对袁世凯无可奈何，这就是这个时期议会道路最为悲哀的地方。西方的那套议会政治，到了中国只能中看不中用。陆徵祥内阁就职时，发生了张振武案。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与黎元洪之间存在矛盾。张振武到达北京时，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请求逮捕张振武和方维，张、方二人遭逮捕后被秘密杀害。此事本与陆徵祥无关，但在连带责任声中，陆徵祥宣布辞职，八月二十日，由赵秉钧代理总理。参议院责问袁世凯，而孙中山主张以大局为重，应该继续信任袁世凯，履约与袁世凯面谈，帮助袁世凯度过了这次信任危机。黄兴劝赵秉钧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持赵秉钧组阁。九月二十五日，赵秉钧出任总理，名义上出现了所谓国民党内阁。同时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也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议院与内阁之间暂时出现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内阁改组名义上是同盟会或者国民党的内阁，实际上内阁总理都是袁世凯的人，内阁大臣掌握军政实权的也都是袁的人，这是袁世凯能够容忍在参议院玩组阁游戏的根本原因。到了一九一三年，面临着国会大选，接下来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围绕国会的选举展开的。为什么会有更尖锐的矛盾爆发呢？因为国会选举结果，如果一党独大，势必出现以执政党为主的责任内阁，那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势必被架空，这是袁世凯无法容忍的。另一方面当时参议院是根据《临时约法》由各省推选产生的临时机构，所以他这个大总统的位置也是临时的，大总统要由临时转为正式，必须经过国会选举产生。所以袁世凯要巩固自己总统的地位，离不开国会的大选。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本约法实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因此根据这项规定，应该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召集国会。要召集国会，必须要有《国会组织法》，国会包括众参二院，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这样需要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因而要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区的划定，二院之间权限的划定。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参议院才完成这三部法律的制订，八月十四日，袁世凯公布了这三部法律。这是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选举制度，选民的资格虽有种种限制，直接选民也有四千万之多。这样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选举，连必须具备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故实际选举的过程便很难规范了。这次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进行的，每个选区包括若干个县，而具体的投票站设在乡村的集市。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二次，初选当选的候选人集中到区内中心县市参加复选，选出众议员和省议员，各省的省议员大体上有一百余人，众议员全国共五百六十九人，而参议员则由每省选出十名参议员为全国的参议员，加上蒙古、西藏、青海及华侨所选参议员，法定的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人。从选举的过程看，各地具体选举的过程当然会出现各种舞弊的现象，在竞选中也会出现肢体接触和碰撞动作。四千万选民的选举从当时讲毕竟是一件盛事，各政党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孙黄与袁世凯有过十三次谈话，给民众产生了良好印象。对国会选举最为重视的还是国民党，宋教仁全力以赴地去各地投入竞选演说，希望通过这次国会选举取得多数席位，利用政党内阁真正掌握国家政权。他竭力使国民党保持温和的形象，消除过去那种反对现政府的激进的反对派色彩，适应了多数选民的要求。一九一三年的这次选举，选出的国会议员，只有国民党和立宪派的进步党，但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没有积极参预这次选举，所以在国会里他们没有相应比例的代表，因而选举结果产生的政治格局与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并不一致。袁世凯在选举结束后发现国民党拥有国会大多数席位，完全可以凭借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合法地从自己手中夺取政府权力。北洋军人集团是一个家长制的军政集团，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在袁世凯心目中，怎么能容忍宋教仁来组织国民党单一的政党内阁？怎么肯把军政大权拱手让出呢？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势必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之不可。暗杀宋教仁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组织暗杀的是应桂馨，实际在背后指使的是洪述祖，洪是内务部的秘书。这样往深处追究的话，总理赵秉钧也脱不了干系。策划暗杀是在上海进行的，宋教仁遇刺时间是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地点是在上海火车站，黄兴与其同行，宋教仁身中三枪，被刺身亡。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获悉宋遇刺身亡时，大惊失色，当即离座，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可见那时赵秉钧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对这件事难以摆脱干系。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过去是赵的下属，国民党直觉反应这是袁世凯下令干的。这样大局急转直下，国民党与袁世凯走向决裂，国会形势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幻想破灭了。

宋案发生后，各方呼吁调查事实真相，应桂馨、洪述祖先后被捕，赵秉钧无法摆脱干系，他背后的主使者当然是袁世凯。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在那样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孙、黄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于是发动挽救共和的“二次革命”。尽管如此，宋教仁案的真相还等待调查，国会还得照开，国民党还不能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还得在国会中争取多数。宋教仁被刺以后，国民党在国会中失去了有力的领袖，国会议员中的国民党员，脱党退党的很多，一方面害怕袁世凯的进一步迫害，另一方面害怕孙中山、黄兴的过激反应，使孙、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国会选举结束前，从袁世凯讲，他这个大总统还是临时的，要转正需要通过国会的选举，同时国会还要制订正式的宪法，所以还得尽量维持国会运行。袁世凯开始分化瓦解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扶植立宪派三党合并，使他们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袁世凯心目中，这一切都是形式，只是政治游戏而已，他依靠的始终是北洋系的军事实力，如果国会走过场的活动一切依照他的意图完成，他就会撕破脸面一脚踢开国会，开始上演恢复帝制的闹剧了。袁世凯一味依靠手中的军事实力，不把民心民意放在心上，这也是他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在两院选举中占据优势的形势明朗之后，国会中立宪派又是如何思考和应对这个局面的呢？他们如何挽回自己败局的呢？他们从哪儿去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呢？那时立宪派在国会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便在酝酿合并以便将来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因为议员五百九十人中，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余人，共和党有二百四十余人，民主党有三十余人，统一党有六十余人，三党合并为进步党，那么在国会中还可能与国民党抗衡，他们希望袁世凯也加入进步党，梁启超在三月十五日的信中，便曾讲到“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这说明立宪派需要袁世凯的支持，才能在国会党派斗争中有所作为，而袁世凯也需要立宪派在国会中制衡国民党的优势。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国民党，参加立宪派共和党的打算只能暂时搁浅。国会开幕以后，立宪派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四月八日国会开幕，在两院的预备会上，国民党与其他三党围绕如何选举议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舆论焦点在议长选举究竟记名还是不记名上，国民党主张记名投票，可以监督本党的议员，而三党主张不记名投票，可以分化国民党的议员。四月下旬的十天中，由于部分国民党议员的叛离，国民党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的优势地位。四月二十五日参议员进行议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张继得到一百二十九票，王正廷得到一百二十七票，二人顺利当选参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而众议院投票的方法通过三党的无记名投票，经过二轮的对决，至四月三十日，三党的代表汤化龙当选为议长，国民党的代表吴景濂少了数票而未能当选，说明这个时期十多名国民党的众议员被袁世凯收买而倒戈。

四月二十六日，众议员选举议长，国民党公布了宋教仁被刺案的相关证据，把矛头直指袁世凯，南方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已经公开号召推翻袁世凯，并且派人到各地动员军队，为起兵作准备。各地支持袁世凯的军官也早已把这方面的信息传递给袁世凯，告诉他国民党准备起兵的图谋。因为南方实力派中，有一部分还不是袁世凯所能完全控制的，袁世凯为了应对南方军事力量的威胁，抛开国会，以盐税为担保，直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立宪派三党夹在中间，形势促使他们加快了三党合并的步伐。五月二日，进步党在《亚细亚日报》上公开指出“国民党确有谋叛民国之阴谋”，在舆论上给予袁世凯公开支持。五月三日三党发表了合并宣言，十三日发表进步党的党章，二十九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蒲殿俊等为理事，立宪派著名人物皆名列其中，实际上主持党务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袁世凯面对这样的形势，也一度企图建党，从而在国会中拥有北洋系实力派的代表。刺杀宋教仁案的问题还停留在司法层面，国民党二次革命还处于酝酿阶段，国会议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善后借款合同》上。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否认大借款合法性的提案，五月五日众议院也决议退还政府关于大借款的《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查照备案》，这等于否认了大借款的合法性。立宪派三党虽然在议长选举中获胜，取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但在大借款的问题上仍然无法给袁世凯政府帮忙，因为进步党议员对袁世凯无视国会权威擅自签约也深表不满。尽管袁世凯的北洋系实力派对国会已完全失望，但袁大总统的选举，宪法的制定还离不开国会，所以还只能隐忍与国会周旋。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在中国不存在它生长的土壤，它的枯萎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了，宋教仁的被刺实际上已宣告了在中国实施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死刑。（待续）

美国总统：中英战争“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原始来源：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103023298.html

编辑说明：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启示录》组稿之三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祝寿其外，贸易其中

　　1792年9月26日，英国人马戛尔尼带着他的使团在朴茨茅斯扬帆出海。英王乔治三世命令他们去给乾隆祝八十大寿。

　　英国人需要时光倒流才能够赶上乾隆皇帝的生日晚宴。按照习俗，乾隆的八十大寿在两年前就已经过完了。事实上，这是一笔生意，马戛尔尼真正肩负的任务，是将中英贸易的门开得更大一些。

　　英国开往中国“祝寿”的船只，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起航，只是他们从未顺利到达过。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1583年，英国就派出了第一个使者。商人约翰·纽柏莱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信：“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打开这封信的是葡萄牙人。纽柏莱在印度被葡萄牙人逮捕。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1596年，第二代试验品本杰明·伍德出发了，伊丽莎白写了第二封信，再次提到“公平之通商……极有利于我两国之国君及臣民。”他们再次碰到葡萄牙人，激战后船毁人亡。

　　1602年，伊丽莎白给万历皇帝写了第三封信，送信的是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探险队，但是探险失败了。

　　最终，商船成了英国第一艘来到中国的船只。1637年，“伦敦号”驶入澳门。

　　1787年，在隔了一百多年后，英国派出的使团再次出发。虽然使团的旗舰叫做“万事妥”号，但特使凯斯卡特继承了不幸的传统，这名国会议员在一出海后就患了肺结核。他在“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之后，坚认海上不断变化的气候有助于他的康复。最后，海风带走了他。

　　特使凯斯卡特不要命也要去中国，多少是因为中英贸易已经达到相当重要的程度。

　　仅以茶叶为例：在1669年，143磅，这个数字就是英国进口茶叶的全部了；但到了175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872532磅；之后的18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330万磅，英国当时有多少人？不到2000万，这相当于英国的男女老少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叶。

　　而茶叶的利润有多少呢？在1669年，茶叶进口需要每磅2先令4便士，但售价高达14先令8便士，到了18世纪四十年代，虽然茶叶价格有所下降，但进口费用也降至每磅1先令。

　　最后一个问题，茶叶的利润对英国政府意味着什么？1784年，《减免法案》将茶叶的进口税降至12.5%以后，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每年的国库贡献了10%的财政收入，而在此之前，茶叶的进口税率可是100%！

　　所以，虽然海风带走了凯斯卡特，但马戛尔尼还是要再出发。他同样受到了“出使中国就厄运连连”定律的影响，9月26日那天，船队刚刚出海，就遇上大风暴，三艘船中的“豺狼号”失踪了（半年以后，它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尼西亚西部被找了回来）。

　　“广州贸易体系”

　　如果你不了解“广州贸易体系”，你就不能了解马戛尔尼和凯斯卡特的出使有多么迫在眉睫。

　　这个体系最主要特征是，如果你是一个洋商，你到中国，只能来广州做生意；更确切的说，你只能跟这个城市的“行商”做生意。“行商”是一些专门和外商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他们向朝廷捐大笔钱财（约20万两），以拿到这个垄断性特权。

　　每年西南季风停息的10月份，你来了；等到东北季风挂起的一月份，你离开。你的来去不是因为诗意，而是清廷只允许你停留这么久。你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里，这些“商馆”是行商开的，你没得选。对了，这些“商馆”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里被称为“夷馆”，你同样对此无能为力。

　　你带来的货物只能交给行商售卖，你要买走的货物也只能向行商购买。那你干什么呢？你只能呆在“商馆”里，不能随意出入。妇人不允许进入商馆，你也不准雇用妇仆。1830年，有三名洋妞混进英国商馆，官府马上威胁要中断贸易，于是伊们立刻回到澳门去了。到了1836年，在广州的307个洋人，全是纯爷们。

　　你问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天，你可以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但每次不能超过十个人，你也不能借机去村落里游荡；你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学习中国文化。如果你有意见，只能向行商反映，大清衙门不接待外国人……你必须走路去，陆路你不准乘轿，水路只能坐无篷船。

　　差点忘了说，你倒是有被敲诈和被勒索的权利。大清的关税并不高，在2%到4%之间，但海关官吏通常要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例外也是有的，比如有时他会勒索你三到四倍。

　　而在“赫符斯号”事件以后，你那种不安全感就更高了。1784年11月24日，英国商船“赫符斯号”在放礼炮时，意外炸死两名中国官吏（他们不是因为对广州体系不满才这么干的），广州当局在没有抓到凶手后，拘押了船上的大班史密斯，包围商馆，并中断贸易。最后，炮手被英国人自己交了出来，他随即被中方绞死。

　　洋人对此大惊失色，在现代法律里，过失杀人显然罪不至死，但中国方面表示，这个判得还算轻的，因为一条命抵了俩。于是，洋人们对自己在将来案件中可能的判决担忧不已。

　　对此，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评价是：“所谓广州体系，就是将贸易限定在一个港口，对人身自由做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无数的不正当勒索。”

　　马戛尔尼和凯斯卡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而来的。出发时，乔治三世对这次出使提出了六个目标，如希望清廷割让一两块土地让英国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将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而不限于广州、在北京设立使馆等。国王希望通过这次出使，可以减少摩擦，发展贸易，并将中英关系放在一个正常的外交基点上。

　　假戏真做

　　马戛尔尼面临的困境在于：祝寿只是他的一个借口，但乾隆当真了。

　　为了让马戛尔尼能够更顺利，英政府在使团出发之前就派人将禀文送来中国，称“本国未曾著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云云。乾隆看后十分开心，下令要体面地欢迎第一个“朝贡”的英国使团，“英吉利国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1793年8月5日，马戛尔尼的使团到达天津，并受到热情接待。为显示清王朝的怀柔之恩，乾隆命每天拨5000两白银作为使团前往北京的路费；使团逗留北京期间，则每天拨款1500两作为款待。使团的礼品和行李被清廷的官员雇佣了90辆货运马车、40辆手推车、200多匹马和近3000人搬运。每辆小车上都插着一面小旗：“英吉利贡使”。

　　马戛尔尼迎头碰上的，是一个尾巴上的康乾盛世和一个末代的朝贡体系：哪怕乾隆其实连“英吉利”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搞不清楚，但这不妨碍乾隆作为“天下共主”的骄傲感。

　　接着，马戛尔尼被要求练习下跪磕头。在8月14日的一份上谕中，乾隆表示，“各处蕃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尔尼）国王遣尔来祝嘏，自应尊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

　　接待马戛尔尼的钦差大臣徵瑞，负责教授跪拜礼仪。按照传统，如果使臣拒绝练习，就会被赶出去。事实上，在1655到1755年间，西方的17个使团之中，除了一个，其他都向皇帝磕了头。

　　马戛尔尼默默地接受着演礼训练和“贡使”的旗子。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因而必须博得“信任”，进入北京，以便有机会和清政府商讨扩大在华贸易以及要求遣使常驻北京等议题。

　　在登陆天津前，马戛尔尼指示全体船员，称“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于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规则行为，使中国人在心目中把英国人视为欧洲人中的最劣等人……全体使节团人员们必须谨言慎行，用实际表现来改变他们的成见，争取他们的好感。”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士兵以身试法，他从中国士兵那里搞了一些令他上瘾的烧酒，结果被送交军事法庭，当着中国人的面挨了60棍。

　　马戛尔尼希望搞好关系。在徵瑞教他下跪磕头的时候，他向徵瑞预先演示他带过来的六门小铜炮，这本来是要表演给皇帝看的。但徵瑞对此毫不在意，他将这些能够代表18世纪英国工业水平的武器全部留在了圆明园。

　　摊牌

　　9月8日，使团到了热河。在正式觐见乾隆的前夕，马戛尔尼亮出了他的底线。他表示清廷把礼品写成贡品，是混淆了中英的平等地位，接着，他放话说，他不打算磕头。

　　马戛尔尼委托徵瑞给和珅带去一封信，他称若有一位与他官爵相当的清廷官员向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的话，他就向乾隆磕头。但徵瑞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和珅，他认为特使磕头是一个无需争论的礼节，并在9月8日将信退给了马戛尔尼。当天，马戛尔尼又派副使直接将信交给了和珅。

　　9月9日，徵瑞派人去做马戛尔尼的思想工作。马戛尔尼坚持双方应行对等礼，即他在乾隆面前也像对英王一样单腿下跪，并称“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乾隆得知马戛尔尼不愿意向他磕头以后，勃然大怒，取消了原定于9月10日的觐见，连续下旨斥责英使“骄矜”，下令减少赏赐与供给，并继续派官员与马戛尔尼谈判。

　　双方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在9月14日非正式的召见宴会上，马戛尔尼行英国礼节，而于9月17日的“万寿盛典”中，马戛尔尼跪递国书并行三跪九叩大礼。

　　结果，双方的跪拜之争，从现实延续到纸笔之上。小斯当东日记云，马戛尔尼走到平台前“屈一膝并俯首向地，重复了九次”。而马戛尔尼与老斯当东却说，全体祝寿人均行九叩首礼，只有英国人“行深屈膝或鞠躬礼”。

　　中方记载以当时在旁亲见入觐仪式的军机章京管世铭为具代表性。他说，英国人在事先训练时“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双跽俯伏并不同三跪九叩，而是双膝跪地俯身向地，是否“叩头”，不得而知。然这恰好与小斯当东的日记相印证，惟有一膝与双膝的区别。

　　黄一农认为，“必须再次强调，英使实际所行之礼可能要较他们在文字中所承认者为重”。他所还原的现场是9月14日“在御幄之外迎接銮舆时，单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在御幄中觐见皇帝时，则是先在宝座所在平台前行双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向地之礼；当其拾级登上宝座所在之平台，则以单膝下跪礼呈递国书”。9月17日“于澹泊敬诚殿贺寿时，因皇帝隐身于帘幕，其礼或与迎接銮舆时相同”。

　　9月26日，使团返回了北京。按照使团在北京只能逗留四十天的规矩，马戛尔尼在清朝的时日无多，而此时他的工作，还没有一点眉目。他在热河和北京都向和珅提出就拓展商务和交换使节的谈判事宜，但清廷似乎只对英使的礼仪动作感兴趣。最后，在马戛尔尼的强求下，和珅让他先写成备忘录。

　　10月3日，马戛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呈送一份照会，具体内容如下：

　　1.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

　　2.照俄罗斯人质先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所货栈，以销售货物。

　　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

　　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于广州和澳门。

　　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锁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供英国商人参照。

　　英国被答应的条款数是：零。如梦初醒的乾隆口气强硬地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请求。对于扩展贸易请求，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对于外交请求，乾隆则表示“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你还不磕头？

　　这趟耗费英国人78522英镑的出使，结果是一次彻底的外交失败。它的意外收获是，马戛尔尼收集到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情报：科学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不关心，军备落后，穷人甚多，贪腐盛行。马戛尔尼尤其确信最后一点，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使团每天花掉了清廷1500两银子。

　　马戛尔尼坚认清廷并不拒绝交往，他建议他的副使斯当东再次出使中国。不料厄运提前降临到这位未来的特使身上--有着“汉学之父”称号的乔治·斯当东突然瘫痪，并于1801年逝世。再加上英国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再访中国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1816年，随着欧洲恢复和平，访问中国的议题旧事重提。这一次，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成为特使，值得一提的是副使小斯当东爵士。

　　小斯当东的父亲乔治·斯当东，是当年马戛尔尼的副使。23年前马戛尔尼见乾隆时，12岁的小斯当东作为见习侍童，负责给马戛尔尼提着巴斯士斗篷的下摆。因为在路上学会了一些中文，小斯当东博得了乾隆的欢心，以致皇帝竟欣然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小斯当东。而马戛尔尼一行返回广东途中写给乾隆皇帝的感谢信，亦出自小斯当东之手。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天津。当时英商对广州贸易体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英国对阿美士德的训令是：实现中英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建立商馆与中国官员之间的直接联络、在广州以北开设更多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驻使节等等。

　　23年后，当年副使的儿子作为副使前来拜见乾隆的儿子嘉庆时，一切好像从未变化：英国人要谈贸易，而中国人感兴趣的仍是：你磕不磕头？

　　工部尚书款待了使团，随后双方就“磕头”开始扯皮。阿美士德愿意脱帽三次，鞠躬九次。清廷的回复是，“若英使拒不遵行礼制则不允入觐”。

　　中英外交的希望停留在了距北京15公里的通州。清廷派了理藩院和礼部两名尚书来做思想工作，向他们讲述磕头的重要性。最终阿美士德愿意妥协到单膝下跪叩头三下，并重复三次。如此争执十天后，朝廷发来一封谕旨，言“外夷”不习跪叩，起跪动作不合礼仪亦无妨。理藩院尚书急于争宠，竟于8月27日上奏称阿美士德“虽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

　　8月28日晚，嘉庆得知阿美士德演习跪叩颇有“长进”后，非常高兴，决定次日召见。使团遂连夜赶路，凌晨抵达北京时，嘉庆已在颐和园等待被跪叩了。疲惫不堪的阿美士德因国书和官服落在后面的行李车内，请求稍事休息，催促的中国官员与之发生激烈争吵，不久皇帝传唤，理藩院尚书便谎称特使已病倒；皇帝随后传唤副使，尚书称副使亦病倒。嘉庆以为被骗，勃然大怒--

　　“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倨傲侮慢？”

　　随后，嘉庆一道谕旨发下，将使团逐出京城。于是，阿美士德的使命结束了。

　　战争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双双失败了。他们与清廷的对话，自始至终都不在同一语境下：17世纪末18世纪初，自由贸易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而在重农主义的清廷，皇帝认为富足的中国不需要外贸，通商只是皇帝的仁慈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对蛮夷的恩赐，而并非国家层面上平等的外交事务。近人刘锦藻也指出，这种对外关系不过是“（中国）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嘉庆皇帝因为特使不愿下跪，生气到居然想到要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并彻底中断广州贸易（最后他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才放弃这一主张）。外贸确实是皇帝的私人家产--海关贸易由内务府而不是户部管理，每年85.5万两白银的外贸收入也并不进入国库，而是流入皇帝的私人腰包。

　　当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来使，希望和清廷开展正常的外交关系时，清朝的皇帝对天下的概念还停留在朝贡制度的时代。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后，对于“日不落帝国”来说，剩下的解决途径就很清晰了：放弃，或者武力。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正在上演决定清帝国命运的一幕--这天，辉格党和托利党为是否向中国出兵而辩论。10个月以前，清廷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焚烧了他们21306箱鸦片。托利党人指出，这是一场“不义战争”。这时，一个辉格党人站出来进行辩解--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此时全场肃静，停顿几分钟后，这位辉格党人抛出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托利党人的反战决议以五票之差被否决。清朝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位坚决鼓吹战争的辉格党人，全名叫做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著名史家许倬云谈辛亥之后：南京为何让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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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启示录》组稿之四

[史观]

　　辛亥之后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史学家，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注重治史方法创新。著有《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楚望台的枪声，回音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在东亚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一次革命，说是快，却也是改革不见落实，人心郁闷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现的大变；可是，事情发生又如此突然，革命党的领袖，一个都不在场，以致湖北新军没有适当的领导，竟很快就被北洋大军压出，不能更有作为，最后这一起义的军队，竟从此烟消云散。

　　辛亥革命，几乎立刻引发东南各省的响应，袁世凯才能借重形势，逼迫清室退位，让他坐收渔利，窃据大位，革命竟成泡影。革命后立宪的理想，也从此延迟，还未见实现。抚今思昔，能不神伤？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有打破砂锅的兴趣，但是又因为专业不是近代史，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能力。我想提出的问题：虽然北洋大军压境，东南如何居然全无抵抗，屈服于北洋的要求，拱手让出政权？东南财富之区，拥有汉阳和江南两个兵工厂，如果以湖北新军为主力，配合上海，安徽和江西，这三处革命党人位据要津的武装力量，再招募同情革命的青年，编组成军，由黄兴等人率领，则南京的新政府，又何尝不可有所作为？

　　历史学本来不应对假设未出现的事件，有所悬想。可是这一个事后追问，也许可以作为线索，让历史学家专研当时的各方情况，理出南京不得不而的处境。

　　辛亥之时，先父伯翔公（讳凤藻）是武昌江上湖鹰炮艇的副舰长，他们几个青年海军军官，送走旗籍的长官，几艘炮艇响应起义。他对于上述这一问题，终身不得其解。我今天提问，除了历史工作者的好奇，也是代先父向辛亥专家，提出疑问，希望对专家们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

　　李剑农（1880-1963）：湖南邵阳人。1906年，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孙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诸人。1916年，创办《太平洋》杂志，鼓吹联省自治。1921年，任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制定省宪。自1924年，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史、经济史学家。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为第一个段落；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为第二个段落；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为第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清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若从这三大段中间重要的政治事变再加剖析，又可分出下列的小段落来。

　　第一，因为英国人扩充商场的热望，屡为请政府所阻遏，遂以鸦片问题为导火线，惹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果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一岛，并开五口为通商口岸。是为外人打破中国门户的开始。

　　第二，中国自受此挫辱，一方面汉民族对于清廷的威力渐渐看破，一方面感受西方潮流的影响，到1850年就有洪杨革命军的崛起：洪杨战役连亘十五年，至1864年渐告平定。是为汉民族势力复活的时期。

　　第三，在洪杨战役中，又有英法联军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之事。平定洪杨以后，所谓中兴的新人物中，颇有感觉西方军事艺术优长的人，讲求所谓洋务，在造船、制械、练兵、裕饷上尽力模仿西法。所以由同治朝到光绪中叶，可称为洋务讲求时代，亦可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不过这种皮毛上的西法模仿，终于不能发生抵抗外力的效能，到1894年，便有所谓甲午战争的大挫败。至此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

　　上面是第一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第四，由甲午战败的刺激，惹起士大夫阶级里面一部分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遂有维新变法的运动；到1898年的夏间运动达于最高潮，便有所谓戊戌“百日维新”的事业。是为维新运动的初步。

　　第五，由百日维新的失败，西太后再行临朝，到1900年因为亲贵利用拳乱争夺政权，排斥新党，惹起外国联军入京的大祸。是为维新运动反动时期。

　　第六，《辛丑和约》的耻辱，清政府始感觉维新变法的必要，于是有督抚派的维新运动；到1904年(光绪二十年)，日俄战争勃发，结果日胜俄败，更感觉立宪优于专制，于是有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是为维新运动再起的时期。

　　第七，自拳乱以后，国民对于清政府的反感，已非虚伪的立宪招牌所能缓和了。在1905年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自此一方面预备立宪，一方面进行革命，进于革命与立宪对抗运动的时期。立宪的虚伪，一天一天的暴露，革命的潜势力，一天一天的膨胀。到1911年秋间，便有武昌革命军的崛起。

　　上面是第二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第八，从1911年秋间武昌起义，到次年春初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政权由清朝廷移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的时期，是即由第二大段转入第三大段的关键。

　　第九，由1912年春间临时政府北迁，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开始斗争；到次年，因宋案而惹起赣宁之役，国民党失败，国会被破毁。是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

　　第十，国会第一次破毁后，袁世凯图谋帝制，第一步修改约法，第二步成立筹安会；到1915年秋冬间，袁氏公然要称帝了。反帝制的各派联合奋起，与袁氏决斗，到次年夏间，卒将袁氏打倒。是为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的对抗时期。

　　第十一，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不可侮，他们不利于旧约法，因是发生新旧约法的争议，结果旧约法虽然恢复了，到1917年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惹起国会第二次的解散，演为长期的护法战争，成为南北对立之局。是为护法运动与南北各军阀分裂的时期。

　　第十二，自1920年北方直皖两派分裂，西南军政府瓦解，护法的战争虽然尚未终了，但因南北两方都失了重心，于是进于所谓联省自治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徒为割据地盘的各军阀所利用，各军阀间势力扩充的斗争仍未能免。从1920年到1923年秋冬间曹锟篡窃大位时止，可称为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混战的时期。

　　第十三，自1924年春中国国民党改组，南方的新势力，一天一天的充实，北方曹锟颠覆后，成立一个临时执政政府；到1926年春夏间执政政府消灭，国民党准备北伐的工作完成，于是北洋的军阀嫡系势力将归消灭了。是为第三大段的最后一段。

　　上面三大段中的十三个小段落，便是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的总纲目。

    （选自《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