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暗影金属:中国船史

 　　1 　　正像20多年前的一部电视片所说，虽然中国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但中国文化的核心却是大陆性的黄河文化。与蓝海文化所代表的商业精神不同，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传统。任何文化最终都是自然地理的产物，而中国造船业就从河流以及河流形成的湖泊中起步。“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刘向《世本》），《淮南子》中说：“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可见最早中国在燧人氏时代就已经开始木筏时代，稍晚伏羲氏时代开始“挖木作舟”的独木舟时代。《说文解字》中说：“舟，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这句话来自《易经》。最早黄帝时代就出现了金属精加工的木板舟，“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传说赤将或者共鼓和夷狄发明了舟楫，颛顼发明了桨篙，帝喾发明了舵和橹，致远以利天下，“见行之甚缓，复又以木作舵”，他们都是黄帝时代的人。大禹治水更是离不开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在距今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迹中，人们发现了最早的独木舟实物，这也验证了关于黄帝时代的史前传说和记载。 　　战争作为文明的最高形式，中国战船的历史与地中海战船同样古老。早在公元前16世纪，城邦时代的商国就已用舟船来运送军队。公元前1027年牧野之战，周武王率300乘战车和45000名甲士，并联合其他部落军队，展开灭商战争。参战部队由47艘大船运送，在孟津渡过黄河，但这些临时征集的船只并非战船。 　　“泛泛杨舟，绋纚维之；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诗经·小雅》中对船充满浪漫的想象。早先的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划桨时代的中国发展出了不同的划水工具，浅水为篙，短桨为楫，长桨为棹，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一器多用的橹。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江河很快成为陆地的延伸，当时较大的水战已不下于10余次。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北方面临东海的齐国，都先后开始了战船计划。哀公十年，吴国徐承且率师舟自海道伐齐。可见中国最古老的水军已经出现，吴国还发明了用于跳帮战的水战器具“钩拒”。与欧洲早期战船类似，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战船主要担负运送士兵特别是辎重粮草的任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古代技术环境下，与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的优越性几乎无可比拟。在长达3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军依靠渭河和黄河运输，赵军依靠崎岖的陆路运输。当时陆路运输成本之高绝非现代人可以想象，据记载，秦国与匈奴战争期间，每消耗192石粮食才有1石供应到军队。即使近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谷物的运送距离只要超过40公里，运费就超过货价。最终运输决定了一场战争，水运的秦国打败了陆运的赵国。《左传》载，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在秦始皇征服南岭的战事中，为了解决军粮运送困难，不得不兴师动众修建了著名的灵渠，以沟通湘江和漓江。这样就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帝国通过水路将统治第一次扩展到岭南乃至南海。 　　2 　　公元前206～25年的西汉时期，中国战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次战役出动战船2000多艘，水军达20万。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好战的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海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占领朝鲜，朝鲜开始中国化。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的扩张运动不仅北及大漠西通西域。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开辟了3条重要的海上航线，最著名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制铁业的鼎盛促进了大汉帝国造船技术的发展，《后汉书·公孙述传》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三国时期的吴国水军曾拥有5000艘战船，其中大型楼船设楼五层，可运载士兵多达3000名。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出海，寻找夷洲（琉球）和亶州（日本），卫温诸葛直只找到夷洲，“得数千人还”（《三国志》）。南梁侯景军的战船装有160支长桨，航行如飞；祖冲之“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据《晋书》记载：“武帝谋伐吴，诏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以橹桨驱动的楼船为代表，中国战船的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并一直保持到15世纪中期。与桨帆时代的欧洲战船相比，中国战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牢固、适航性最好的船舶。 　　一些学者根据甲骨文中的“凡”字推断，认为殷商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风帆。东汉时期，有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释名》，其中记载：“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可见中国最迟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引入风力作为船的驱动力，甚至出现了7帆的大型帆船，而且当时的帆船已有桨、橹、锚、舵、帆、水密隔壁等设施，可以在海上远航。李约瑟说：“中国远在欧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值得一提的是，舵和水密隔壁都是中国最先发明的。广州造船业始于秦始皇时代，到汉代时已相当发达，可造3000人的巨船。“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南越舟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广州最早的船舶。 　　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商人在南中国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帆船从广州或北海出发，最远到达罗马帝国区域，主要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帆船已可以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亚丁港。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帆船都是平底船，而不是尖底船，在远海大风浪中航行时稳定性极差；再加上船只规模不大，其续航能力极其有限；其三，秦汉以前指南针尚未发明，在航行中辨别方向极其困难，黑夜可以利用天体，白天以沿岸标志确定航向，“乘航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训》）。这些技术性制约，使当时的中国帆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汉书·地理志》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经过多年考证，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已程不国分别指现在的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一些城市。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方的罗马帝国皇帝穿上了来自东方中国的丝绸。《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而中天竺“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罗马人从波斯和印度中间商那里购得中国丝绸后，在帝国范围内销售，利润丰厚。《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公元160年代，罗马帝国攻占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打通了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罗马商人从海上取道安南到达中国，并以罗马帝国官方使节的名义拜见汉帝国的皇帝。《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这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罗马与中国首次直接发生官方接触。 　　3 　　永嘉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南移至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水网密布的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造船技术获得极大的发展和提升。公元6世纪，隋朝用武力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分裂状态。在攻击后陈京都健康（南京）的战争中，隋军所使用的“五牙”大型战舰配备士兵800人，装备有6具“拍竿”。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高悬巨石，在接舷战中用来拍击敌船，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冷兵器。拍竿类似陆战的弩炮，这是撞船战术和跳帮战术之外的中国独创。 　　隋朝是中国皇权历史长河的一个中点，如同秦朝是一个开始；隋与秦都极其短暂，人们也常常将隋炀帝与修建长城的秦始皇相提并论，“凿通济渠，役丁死十四五”。年轻气盛的隋炀帝以隋朝政治经济的崩溃奠定了隋唐第二帝国的庞大格局，他在关中运河“广通渠”的基础上启动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工程。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历时26年征伐数百万民工，终于开凿了西起长安、北达涿郡（北京）、南抵余杭的大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借助这个“人”字形运河，“商旅往返，船乘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杜佑《通典》）。运河与江河湖泊构成的水路交通使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格局更加稳固。唐朝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提闽越，七泽十籔，三江五湖，控制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返，昧旦永日”。 　　中国大运河实际是古代交通技术制约下的一种无奈，与地中海文明相比，中国无疑面临着严峻的地理制约。与长城作为一种对外封锁的产物一样，运河是一种对内统治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就是中国的地中海。“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李白曾经感叹陆路入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然而水路出川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然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文化，但轮子文化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相反船文化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初唐太宗时期，每年通过通济渠输送关中的粮食仅一二十万石，武则天以后增至200到400万石。“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台湾经济史学家全汉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指出，南粮北运是帝国生存的大动脉。中华帝国始终建立在一个依靠舟船漕运维系的经济体制之上，如果没有发达的舟船技术和规模，也就不存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统治。“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乐全集》）。从秦汉开始，帝国京都无一不是选择在运河的终点。因为三门峡瓶颈，舟船从洛阳到长安极其艰难，帝国中央不得不去“洛阳就食”，甚至常常有半路饿死的事件发生，东都洛阳逐渐兴起。 　　唐末乱世使广通渠完全淤塞，宋朝只好暂以通济渠终点开封为都，并计划等广通渠疏浚后迁都洛阳甚至长安。“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虽然明知无险可守的开封作为帝都极为冒险，但舟船之利压过了军事权重，最终导致北宋倏忽间即告覆灭。南宋以通济渠的始发点杭州为临时京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完成整合，仅仅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宋帝国时期，中国自由经济达到巅峰状态，5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和南京）无一不是建立在舟船交通之上，而“富庶甲天下”的扬州更是运河制造出来的一个梦想之城。从《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一片舟楫连绵的昔日繁华。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共有20多艘大小船只。画中有一艘即将通过虹桥的单桅货船，因无法张帆，货物过于沉重，全赖船夫卖力的撑篙，岸上十几个人使命地拉纤，才让船只得以航行。为了防止船身撞上桥梁，桥墩的护栏边有持蒿竿与软球的人，准备随时把船支开，以免发生沉船意外。 　　4 　　元朝建都北京后，所有物品必须由1600公里外的南方运来，华北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仍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条与海岸线几乎平行的京杭大运河就成为“帝国命脉”。漕船从富庶的江南出发，经过三千里跋涉最后到达北京的“海子”。今天的什刹海、北海、积水潭和已消失的太平湖在数百年前都连成一片，烟波浩淼，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海子”码头。马可波罗时代的大运河“犹如一条大河，能够行驶大型帆船”。漕运首先是一种帝国的政治行为，明代每年要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食到京城，最高时达到670万石，但从北方返回南方的船却常常放空，有些船到达北方后甚至被凿沉抛弃。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说，从南方运到北京的白粮常常会以低于南方的价格进行抛售，而且运输的费用往往是粮食价格的数倍。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富庶的南方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向北方专制统治者输血，帝国就这样陷入深渊。 　　与地中海相比，中国运河要脆弱得多，与其政治意义相比，它的实际运输能力极其有限。首先，对于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工运河来说，帆桨（橹）派不上用场时，不得不依靠人力拉纤，一艘普通官船就需要50名纤夫，这使纤夫的境况极其悲惨。隋炀帝经运河南巡，纤夫沿两岸牵引“龙船”，淤浅处由民夫推船，许多民夫甚至泡到腰身以下腐溃。其次，运河的航速极低，唐代江淮漕运从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八九月才到达洛阳，运送一趟竟然需要半年。第三，运河各段因为水位落差巨大，不得设船闸分次运送，“自天井闸至塌场口，不满百里，建闸十一座”，每艘船需要500人协助过闸，每次均需装货卸货，极其繁琐，更不用说拥堵了。第四，北方降水极少，冬季结冰封河，加上黄河频频泛滥，导致北运河经常缺水淤塞断航。 　　重重困难之下，以北京为帝国京都的元明清三代不得不在河运之外尝试海运。唐咸通年间，用兵交趾，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趾，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元朝长期以大规模的海运将江浙一带的米粮运到“汗八里”，“终元世海运不废”。黄仁宇也认为，整个元朝时期，海路在交通运输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些。海运一方面使中国海岸线的灯塔航标等设施得以完善，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海船的发展，早期海运沙船最大不过千石，“延佑（1314年）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元海运志》），30年时间就发展到300～1200吨的大型海船。同时也开辟了海上新航线，“殷明略航线”从长江口直达天津仅需要10天，“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史·食货志》），这与漕运动辄数月半载形成鲜明的对比。 　　海运所用大船具有极大的容积，海上较大的风力也强于人畜肌力，故而海运成本比河运要低很多。但帝国政治常常与经济原理完全相反，对永远正确的帝国来说，货币体制的落后仅仅是一种表象。直到1901年，天朝帝国才以钱币支付方式代替了实物缴纳方式。与实物进贡式漕运的浪费低效相始终的，是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特别是在明后期，更是严格地禁止一切的海洋活动，甚至只要制造双桅以上帆船就是谋反，罪可致死。 　　5 　　在水上运输成为帝国生命线的背景下，中国造船水平从隋唐以后达到一个前所未有高度。隋炀帝的龙船“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隋炀帝依仗舟船之利穷兵黩武，三征高丽三伐流求（台湾）。唐代帆船更加成熟和普遍，李皋发明了轮桨船，堪称机械明轮船的先驱。欧洲出现明轮船晚至1543年。《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唐代海船已经长达20余丈，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嘉值岛那留浦，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3天。 　　在怛罗斯战役之前，唐帝国在西域的势力发展一度远及阿拉伯沿海，“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海上交通远及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帝国宰相贾躭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记载了从广州到东非的航线。当时整个南亚区域几乎都是与唐朝有“朝贡”关系及贸易交往的海外“蕃国”。但事实上当时的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更胜一筹。伊斯兰势力在西亚的崛起，使阿拉伯商人沿着印度洋和地中海扩散到许多沿海城市。广州成为阿拉伯商人重要的商业中转站和聚居点。“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唐国史补》）。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广州发动骚乱，“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帝国官方和军队竟然只能望洋兴叹。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由海路回到大唐，他最远到过摩洛哥，然后经由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到达广州。百余年后，即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回历二百六十四年），黄巢军围攻广州，据说被杀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欧洲基督徒达12万人，甚至说20万人。即使有所夸大，由此也可以想像当时发达的海运所带来的广州外侨是多么庞大。 　　唐与宋在文化气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之后，中国将战略重点逐步转移到了海上，与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作为海关机构的市舶司每年创造的关税竟达岁入的20%强，成为帝国的重要要收入。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当时欧洲桨帆船还在中世纪的地中海里流连，中国商船依靠指南针已经率先跨入了全风帆时代，南亚的海上航运从阿拉伯人那里易手。中国海船“舟如巨室……中积一年粮，养豕、酿酒其中”，印度洋传统的单桅三角帆船根本无法望中国帆船之项背。一位欧洲乘客对中国海船留下极高的评价： 　　非常之大，船上的舱室就超过100间。在顺风时他们可以鼓起10具帆前进，而且它的体量非常庞大，由厚厚的木板分为3层，第一层与我们的船只大小相当，第二层是横向的，而第三层又回到纵向。说实话，这非常伟大的海船。 　　虽然中国航海技术非常先进，但中国帆船在马六甲以西一直比较低调，印度洋仍然保持着繁荣与和平。中国最大的远洋商船可载1000多人，这即使对数百年后的哥伦布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基本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郑震的商船船队每年乘季风往返于印度洋航线，从泉州到斯里兰卡仅需要3个月时间。因为水密仓技术大大提高了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中国海船一直享有极高的美誉度。与欧洲后来的风帆船不同，早期的中国远洋帆船仍然保留了中国橹，每船有8到10支橹，每橹配备4人。 　　当时的中国海船被称为“客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以整木巨枋制成。甲板宽平，底尖如刀……每船十橹，大桅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后有正杝，大小二等。矴石用绞车升降。每船有水手六十人左右。”官方海船被称为“神舟”，其体量往往是“客舟”的数倍。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为了供安焘出使高丽，特意在明州（今宁波）制造了两艘万斛级的“神舟”，以彰显帝国威仪。到了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时代，帝国的“神舟”更是一蟹胜过一蟹，形制更大。根据对现代仿古重建的“万斛神舟”测量，其载重量超过200吨。 　　在战乱频仍的背景下，宋朝战船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船型推陈出新，多达数百种。船工出身的杨么伐木为船，垒土成寨，在洞庭湖起事，所造轮桨战船最大的长约110米，装有24个桨轮和6具拍竿，载士兵1000余人，“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据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分析，中国桨轮船估计有50马力，航速约为3.5～4.0海里/小时。水军统制官冯湛制造的桨帆战船长有42支桨，搭载士兵200名，对江河湖海均由极佳的适航性。随着生铁的普及，嘉泰三年（1203年），秦世辅设计制造载重约60吨的“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船，以铁板做成舱壁，成为装甲战船的始作俑者。在撞击战术时代，这种铁甲战船船艏装有形似铧嘴的犀利铁尖，在水战中所向披靡，任何木船都难以抵挡其巨大的冲击破坏。 　　技术进步的基础是巨大的产量规模。宋朝时期，仅仅官府的漕船就达到6000多艘，稍晚的马可波罗认为，仅仅武昌地区的大小船只就不少于20万艘。造船厂遍布全国，每年新造船只数量从宋朝的3000艘发展到元朝的5000艘。宋帝国甚至建立起一支永久性的海军，这在当时无疑是开创性的。宋金战争和宋元战争中，出动战舰常达数千艘甚至上万艘。值得一提的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胶州湾海战，120艘战船和3000人组成南宋舰队大败700余艘战船和7万人组成金国舰队，金军全军覆没。这是世界史上火药和火器首次被用于海战。 　　6 　　尽管大宋帝国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最发达的文明和生产力，但最后还是未能避免在一场海战中灭亡。福州沦陷之后，宋帝国流亡政府逃到广东珠江出海口的崖山，由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8岁的皇帝赵昺。此时宋军兵力虽号称20多万，实则多半为官吏仆臣等非战斗人员，有各类船只2000余艘；元军达30万，战船数百艘，这些元朝水师基本都是“识时务”的宋军降兵。祥兴二年（1279年），著名的崖山海战拉开战幕。张世杰尽焚沿岸宫殿建筑，试图在海中发起一场绝地反击。100多艘宋船以“连环船”的形式横亘海湾，赵昺的“王舟”居中。元朝水师火攻不成，遂封锁海湾，断绝宋军供给。宋军吃干粮十余日，甚至取饮海水。待宋军疲惫，元朝水师大举进攻。元人编写的《宋史》记载：二月戊寅朔，……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诸军溃，……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宋遂亡。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悲壮的一场战役。尽管大势已去，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毅然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这不可谓不惨烈；10余万南宋军民，包括官吏、军人、平民、妇女，不愿被野蛮的蒙古人奴役，决绝地蹈海自尽，这不可谓不悲壮。“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在了无生趣的中国正史中，只留下这么一行冷冰冰的字句，但它背后的骨气与血性，足以令后人震撼、叹息、汗颜。在生命与尊严的纠结和拷问中，从皇帝到官吏、军人、平民甚至妇女，每个人都做出了一种艰难而伟大的选择。为尊严而死还是为活着而活？这个哈姆莱特疑问从来都是对人类最严肃的质问。 　　崖山之战前，被俘的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威逼致书劝降，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崖山之后，他被押赴汗八里（北京）囚禁，“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4年后不屈被杀。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百年后的明洪武九年(1376年)，赶走蒙古人的朱元璋将当年囚禁文天祥的牢房改建成“文丞相祠”。如今这座位于东城府学胡同63号的“爱国教育基地”成为贩卖门票的场所。 　　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领先世界开放自由的发展进程被突然打断，已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政治成就遭到摧残瓦解。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和暴力专制的极权制度。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雄起发轫的黄金时代，那么元明清三代则是中华文明惨遭阉割的黑暗时代。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7 　　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西域”和“南海”，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汉帝国时代就基本已经拥有了今日中国的海岸线，2000年基本没有太大改变。为了征服一些海洋民族，元帝国初期的海军战舰曾经达到极其庞大的18000艘。在中国被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日本、越南、朝鲜和爪哇等这些人口只有中国人几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时遭到蒙古海军的蹂躏。这些勇敢的民族小国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将“杀鞑”二字刺在自己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励下，这些被中国自古鄙视的蕞尔小国竟然赶走了凶残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无疑增加了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屈辱感。在蒙古帝国的律法中，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别人的驴子同罪。 　　历史如同一个飞去来器。百年轮回，报应回到了蒙古人头上，还有与蒙古人同样优越的色目人。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同样血腥的大屠杀，甚至更羞辱地一次性阉割了30000多色目人，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新帝国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据说他是先知默罕默德的37代子孙。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保太监”。 　　如果说蒙元帝国是马上得天下，那么明帝国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军事集团从鄱阳湖水战中崛起，然后以舟船之利的南京为基地发起北伐，最终完成统一。明初洪武时期，因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势力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是为明代锁海之始。《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成祖朱棣登基后，针对“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几乎占据整个亚洲的蒙古帝国崩溃以后，连接欧亚东西的水陆贸易遭到严重打击，陆路贸易完全中断。明帝国的反商业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国”感到颜面无光的是朝贡贸易也近乎断绝。“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蕃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亨廷顿）。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帝国漫长的边疆和平与秩序。在孤立封闭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华帝国是唯一的没有竞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央帝国对藩属的承认，反过来也是藩属对中央权力的承认，这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和统治，正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进行传播、扩散、赠与，这就是进行统治。”朝贡说白了就是通过传播扩散和赠与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3国来朝。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国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船，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续通考》）。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贡舶贸易”成为“万国来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来”吸引友邦来朝。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和朝贡。”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贡中获利良多。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贡使楠叶西忍收到明帝国的厚礼后，无限感激地说：“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 　　慷慨的朝贡贸易并非一种经济行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慷慨显然就是一种强加的债务”，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谈到，很多原始部落酋长也非常慷慨，这种慷慨对他人往往构成一种约束和权力。比起战争威胁了，金钱利诱同样有效。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我天朝上邦。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通勤，派出使臣“送温暖”，携带大量“利是”“赏赐”友邦，并游说受访国免费搭船来“百鸟朝凤”。这就是郑和的政治使命。郑和既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又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和尚，还是一个被切除了生殖器的“男人”。在帝国眼中，郑和无疑堪称一个最完美的“人”，他的官方身份是帝国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 　　8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和下西洋与1600年前的徐福下东海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公元前210年，完成大一统伟业之后，秦始皇派齐人徐福数次下海，以求长生不老药。最后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装载谷种连弩及匠人百工出东海，一去不回。徐福下东海应是沿岸航行，航线可能是从山东半岛出发，通过渤海口，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海岸，经对马岛入日本北九洲，穿过濑户内海抵达纪伊半岛。今日本和歌山县新宫町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日。为感谢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日本人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 或许是接受了徐福下海的鸡飞蛋打教训，朱棣才特意选了一位太监公公，以绝其滞留海外甚至独立称王的不归念头。 　　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 　　对郑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实则是南洋，包括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池闷等国；他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作为帝国的散财童子，传播中央帝国的恩德与威严，体现道德与权力的优越感。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的军事政变夺去皇位后，在全国展开血腥的屠杀清洗运动，并创造了“灭十族”的人类记录。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成功的权力者来说，与其让人们爱戴，不如让人们恐惧。这个依靠杀戮寻找自信的帝国寡人已经从臣民那里得到了无数恐惧，他唯一感到饥渴和欠缺是来自远方友邦的爱戴和感恩。中国自古有远交近攻的传统，“四夷顺则中国宁”，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必须“锐意通四夷”。“天子”朱棣派郑和敕谕各国王：“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从技术上来说，郑和耀武扬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这种官方承办的盛大炫富行为也达到了中国海洋时代的巅峰，可谓是空前绝后。郑和的出现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这次古代航海史中视觉效果最壮观的海上游行。郑和船队体现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顶点，也让人们看到一个文化瓶颈，这就如同冷兵器发展到顶点，接下来就是热兵器时代。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应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一说平底沙船）。福船是明帝国海军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米。全船分4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可轻易犁沉敌船。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有着无人能及的研究，他给予郑和时代的中国造船业极高的评价：在它的黄金时代，约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公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公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 　　9 　　与地中海风格完全不同，中国造船技术很早开始就自成体系。历史学家罗荣渠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西方木帆船纵向支撑主要依靠龙骨，中国木帆船（如尖底海船）不仅靠龙骨，更依靠两舷大擸的夹持。大擸由整株的巨木做成。在11世纪以前，西方柯克船船壳板大多采用搭接式连接，中国较早就采用更优越的平接式。北欧直到15世纪后半期才采用平接法，这主要是北欧人长期用斧子劈木板，要使木板平接必须用锯子这种更精细的木材加工工具。同样，指南针和船尾舵技术也最早起源于中国，后传至西方。在近代以前，中国帆船在结构上和风力利用效率上都值得称道，中国帆船的主流是江苏的沙船和福建的福船。沙船为平底、多桅、方头、方艄，吃水较福船浅。中国帆船没有采用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多桅多帆自成一家，具有良好的适航性，顺风逆风都可以航行。逆风顶水时采用 “之”字形的斜行路线前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船与海船完全是两码事，在内河航行与在大海航行有着天壤之别。海洋首先风浪要大得多，这就要求海船更加结实和稳定，其次海洋没有陆地作为参照物，导航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他还有诸如供给、海图、季风等很多复杂的问题。锯子出现了以后，造船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海图与指南针出现之前，远洋航行始终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时几乎没有直航，只能靠岸航行，这与内河航行区别并不是很大。即使在岛屿众多的地中海也始终是沿岸航行。西北欧的船只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后，沿着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海岸作迂回航行，没有一个人敢冒险到望不见陆地的洋面上去。虽然近岸礁石极多，但人们认为，即使撞到暗礁和浅滩，也没有沉没在大海深处那样危险可怕。 　　远在独木舟时代，航海者们就已经懂得观察日月星斗来确定方向。《淮南子·齐俗训》中说：“乘航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维京人通过观察如鸟类、鱼类、水流、浮木、海草、水色、冰原反光、云层、风势等来为自己定位。地中海人的航行全靠观察最近的陆上教堂屋顶，或者辨别沿岸的狗吠声来识别方向，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都是“教堂屋顶水手”。指南针出现以前，几乎全欧洲的航海者都认为“方向”就是“风向”，连圣母都成了“顺风圣母”。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这些原始的定向方法都变得无用处。秋冬季和早春的阴天，所有的海船都要停在港口，每年只有半年可以出海。如果在大海中迷失方向，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确定哪个方向上的陆地最近。这时他们会放出一只鸽子，然后向着鸽子飞行的方向，直到遇见陆地。一旦看不见陆地，四望都是天海一色的汪洋，“沧溟万里，死生莫测”，任何人都会变得非常恐慌，如同一个学步期的儿童离开了可以扶持的东西。早在玄奘之前200多年，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就去天竺（印度）取经，14年后从海路成功返回中国。他在著名的《佛国记》中回忆海上旅程：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显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邃，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 　　法显从斯里兰卡出发，在海上漂泊了半年，几度船破进水，断水断粮，最后达到一块陆地，一问才知已到中国崂山。禅宗始祖达摩从天竺驾一叶扁舟，用了3年时间，才来到中国（震旦），并留下一苇渡江的传说。唐僧鉴真东渡日本的故事更令人嘘唏难忘，一旦下海，就不知所终，鉴真用了12年时间，6次下海东渡，最后一次终于成功到达奈良，可惜他因为双目失明已经看不见脚下的土地了。 　　10 　　对人类航海史来说，指南针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司南。脱胎于司南的指南针首次被用于航海的记载，出自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稍晚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惟视星斗前行，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的记载；南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吴自牧的《梦粱录江海船舰》中说：“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稍晚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说：“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大约在同一时期，指南针也已经出现在地中海。巴黎大学的学者亚历山大·内克姆在1180年写道：“在阴沉的天气或晚上，当水手们不能看清太阳，也不知道船首驶向何方时，他们就把针放在磁石上，针便旋转到指向北方而停住”。 　　元代以后，指南针（罗盘）已经成为中国海船必不可少的导航工具。中国罗盘以天干地支和四维所代表的24个方向表示360°，这是中国传统的方式。小小的指南针完全改变了海洋图景，将人类带入一个航海时代，或者说海洋时代。在指南针出现之前，所谓的海洋时代其实只是海岸时代。指南针使人类获得了自信，从而得到了海上自由。指南针带来的新航线更加快捷方便，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地球突然之间被缩小了。 　　对海上航行来说，风帆时代唯一的动力来源就是季风（信风）。可以说，没有季风就没有风帆时代，季风决定了帆船航行的路线和日程。“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在东南亚海面，冬春季刮东北向的季风，而夏秋刮西南向季风，季风平均风速为13公里/小时左右，最高可达200公里/小时。早在“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规律，一般每年的十一月从中国出发，扬帆航行5个月至都元国，次年四月穿越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国湾东岸北上，趁夏季南风前进。从邑卢没国至谌离国的20多天，依然一路顺风。及至秋冬降临，利用印度洋东北季风，沿孟加拉国湾西岸向西南航行两个月而达黄支国。郑和船队除过第一次夏季启航秋季返回外，其余6次都是在下半年的东北季风期间出发，在西南季风期间归航。 　　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近代以来，在索马里和坦桑尼亚等地的考古发现的大量宋朝钱币就可以证明。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从泉州出发，经南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他写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中记载的国家达96个。《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忽必烈也曾经派遣使者访问马达加斯加。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率领一个由13艘4桅大帆船组成的中国舰队从泉州启航，护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成婚。应当说，郑和出发之前就已经对印度洋地理状况了然于心。当代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在《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中，甚至认为郑和所用的“世界地图”上已经有了美洲和欧洲，他因此认定郑和早于哥伦布数十年就发现了新大陆，他还认为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编写的《政治和时间史》中说：“到16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它统治海洋，主宰世界贸易。” 　　11 　　据《明史》中记载，郑和的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马欢《瀛涯胜览》中记载：“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按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136米多，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甚至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说，宝船造价之高“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郑和船队作为泱泱大国的流动展示中心，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 余艘。除过船队主体的宝船之外，还包括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补给辅助船。强大的补给储备使其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陆，即使把当时欧洲所有的大型船只加起来，也赶不上郑和船队的规模与远洋航海能力。27000人的船队包括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甚至还有不少妓女，仅医生就有180名。同时也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器装备。如此庞大的规模，相当于如今5艘美国海军最强大的10万吨级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全部乘员，或等于运载一个满员的海军陆战重型师，外加一个海军陆战远征旅的美国巨型两栖登陆编队。毫无疑问，这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 　　1405年（永乐三年）7月11日，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月，季风极其讲信用地到来，船队便扬帆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由此开始了亘古未有的豪华远航，前后总共进行了7次，持续了28年。“三宝太监”的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并友好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和平国际外交的先驱。江苏太仓的《娄东天妃宫碑文》记载：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次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逻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金银珠宝和中国器物，归来时全是献给自己的主子的礼物：“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当然每次都有一大群不用买票的四夷贡使，他们也是一种礼物。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古称“麻林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的船队，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圣人出现时，它才显露真身。如此“祥瑞”给“皇帝新装”的帝国带来莫大的惊喜。其实，这只“麒麟”只是一头长颈鹿。经过1600年皇恩浩荡的熏陶，帝国精英仅有的进化是从指鹿为马变为将鹿说成“麒麟”。 　　12 　　与其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这种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么。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那简直是荒诞透顶的破产举动。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据此可知，郑和航海运动直接亏损白银6百万两，或者说，帝国的形象工程或者皇帝的礼物用去了6百万两。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将帝国首都从南京正式迁往游牧文化区的北京。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明朝于1421年决定迁都，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为应付满足和蒙古族入侵边界而定鼎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世界，庞大的中国，无可挽回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它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北京扎根在陆地的中心，是个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它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 　　这项浩大的迁都计划几致帝国财政破产，“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更成为众矢之的。数年之后，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宣德元年（1426年），内阁尚书范炽上了一道杯葛郑和工程奏章：尚武为邪恶之首，圣贤之人避之，及至万一。古之明君，历代贤士，决无滥用民力，以张挞伐之事。此为长久之国策……内阁诸臣万望圣上垂旨，禁耀武于海外，止扬威于番邦。弃异域之荒滩，养民生于中华，鼎力治家办学。自此，前方无战事，军中无损伤，乡间无哀鸿，将帅无沽名钓誉者，军士无命丧海外之虞。四海之人自俯首，五洲之地终一统，大明基业将永延。 　　正如德国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所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随着狂人朱棣和他的奴才郑和相继死去，郑和时代注定从此断了香火。这场盛大辉煌的帝国焰火很快烟消云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业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说： 　　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印度洋和中国周边海洋沿岸，从韩国和日本到马来群岛和印度，以及非洲东岸，所有的重要商业据点在名义上都处于中国势力之下，并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历史时刻，中国本来可以巩固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塑造现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当时欧洲仍在极力摆脱黑暗时代，郑和巨大的海军舰队完全可以使中国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取用全球各地的财富，可惜这种鼎盛时代只维系了5年的时间。 　　虽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郑和船队都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然而这支豪华的舰队却连偌大的夷洲（台湾）都未曾发现。很多年后回首这段吊诡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最大遗产，或许是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殖民运动。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中国人向包括台湾的南洋移民在郑和之前寥若晨星，在郑和之后如过江之鲫。200年后，发生马尼拉大屠杀的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已经建城32年，当地的中国居民超过2万，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当时整个南洋几乎成为华人的世界，他们就像永嘉南迁后的客家人一样，成为这些海洋岛国最谦卑的“华侨”。所谓“侨”，就是寄居在外国的人，他们既不是南洋人，也不是中国人。这种民间自发行为不仅从未受到帝国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而遭到明清两代官府的严厉限制，新加坡学者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的发展称之为“没有帝国的贸易”。它的反面是，欧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都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郑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数杀戮和屈辱也不能换来帝国对这些弃民的同情和谅解：“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诞生的同一年，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数万华人和几十万土著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共同建立了一个共和体制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作为首领的“大总制”传承不是中国传统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罗芳伯系广东省梅县石扇堡的客家人，经公推为首任“大唐总长”，罗之后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至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 　　13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郑和船队也是当时世界一支最强大的海军远洋舰队。今天中国海军的所有70余艘主力驱护舰群中，超过5000吨排水量的也不过有9艘，而这种庞大的宝船，郑和船队则拥有30艘以上。这30多艘宝船相当于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作用和炮舰时代的战列舰，今天航母编队的航母一样。这支代表帝国权力的威武之师三次用兵：在锡兰（斯里兰卡）遭遇5万国王军的围攻抢劫，郑和船队反击，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被擒，朱棣“悯其愚无知”，送其回国；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苏干剌送京伏法；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名官兵后，谴使请罪，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以1万两成交；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陈祖义等3名海盗首领押回帝国正法。或许可以说，越洋追剿剪灭那些背国逃逸的帝国流民才是郑和舰队的真正使命，这是对海禁的延伸，此举不仅斩断了陈祖义们的颈项，也斩断了一个海洋中国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梦，很快就被帝国遗忘，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海洋一直成为帝国的禁区，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帝国的官员看到第一幅世界地图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央帝国竟然不在世界的中央。一直到天朝时期，人们还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洋人胡编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禹《世载堂杂忆》）第一个供职帝国宫廷，并第一次将中央帝国绘在世界地图中央的欧洲人利玛窦这样说：对中国人来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华帝国正好处于大敌的中央。人们无法理解大地是个球体，由陆地和海水组成，而这个球体又是无边无际的。……由于对地球的大小一无所知，对自己又是自吹自夸，中国人一直以为在世界各国中唯有中国值得钦佩。她们自认为其帝国光荣伟大，官吏制度完美无缺，人民群众勤劳勇敢，相比之下，其他一切民族都是落后的蛮夷，甚至是不可理喻的禽兽。……由于自欺欺人和无知傲慢，等到真相大白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屈辱。 　　郑和时代的印度洋是和平的海洋，这种和平随着达?迦马的到来而结束。对达?迦马来说，郑和是不可思议。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的利玛窦颇为欣赏地说： 　　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或许人们难以理解，郑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产物。帝国试图以官方的贡舶贸易来垄断或者杜绝海上贸易。这种反动的贸易封堵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帝国悲剧，反官方的走私贸易从蔓延到失控，最后酿成海洋的灾难。走私的暴利使人们铤而走险，“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实录》）。走私集团逐渐与暴力集团合流，从而演变为“海寇商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寇，后之禁禁商”。“海寇商人”王直在中国无立足之地，乃“造巨舟方一百二十步，木为之城，楼、橹四门备具，上可驰马，容二千人，踞（日本）萨摩洲之松浦僭称徽王”。海盗泛滥使帝国进一步加强了海禁，弘治十三年（1500年），建造两桅以上帆船即可被处死；25年后，帝国销毁了所有海船，并逮捕船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抚朱纨以铁腕治理海禁，一次查获走私后将所有96名船夫“就地正法”。只要能维持稳定，这个古老的酷吏帝国更加亲睐于息事宁人利于统治的孤立主义。 　　反过来，海禁也促进了海盗的滥觞。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帝国东南沿海，被称为“倭寇”。数万“倭寇”中，漳州和泉州人占其大半。曾经世界一流的海军，到百年之后的嘉靖年间，“十存一二，遇警以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军事家戚继光的出现成为帝国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由福船、鹰船和沙船改造的火炮风帆战舰经戚继光之手，成为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利器。福船乘风而下，如车碾螳螂；鹰船两端进，进退如飞；沙船随进，短兵相接，无不胜。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后郑和时代如此评价：明朝海军力量式微，一度只准兴建小船，因此为海盗横行中国南方海岸开启了大门。这些海盗表面上是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明朝并没有反击，而是大费周章地强迫中国人撤离沿海，企图饿死海盗，却白花力气。简言之，反商和排外情绪占了上风，中国从世界舞台上退下。 　　14 　　继倭寇海盗组织溃解之后，颜思齐和郑芝龙等新海盗集团又崛起于东亚海域。以“开台王”颜思齐为首的中国海盗集团甚至试图征服日本。在天启四年（1624）起兵倒幕失败后，郑芝龙成为海盗集团的新首领。崇祯初年的官方报告称：“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1626年）而有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 　　天启七年（1627年），基于共同的秩序和利益，明帝国水师联合昔日的对手荷兰舰队一起围剿新海盗集团。令人惊奇的是，荷兰舰队和帝国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荷兰舰队“司令到达该处后，遭受海贼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帝国只好采取招安模式，册封海盗首领郑芝龙为“海上游击”，相当于海军少将。曾几何时，郑和舰队纵横四海，天下无敌，仅仅200年海禁，帝国竟沦落到与海盗苟合的地步。不过话说回来，郑芝龙舰队似乎比郑和舰队更像一支真正的海军。 　　崇祯六年（1633年），普特曼斯率领13艘荷兰战舰从台湾出发，对明帝国的南澳和厦门展开长途奔袭，重创帝国水师和郑芝龙舰队。台风季节过后，被帝国招安的郑芝龙下战书邀请荷兰海军决战。九月二十日，荷兰舰队联合另一个不肯接受招安的中国海盗刘香老舰队，与中国海军在台湾海峡的金门料罗湾展开一场海上决战。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战况：（中国）官方舰队分成两队，约有140到150艘戎克船，其中约有50艘特别大的战船……他们分别向我们靠过来，有三艘同时钩住快艇Brorckerhaven号，其中一艘立刻点火燃烧起来……快艇Slooterdijck号被四艘戎克船钩住，他们跳进船来……我们率领Bredam号、Bleyswijck号、Zeeburch号、Wieringen号与Salm号费尽力气摆脱非常多的火船，向外逃去……因为这场战败，我们的力量已经衰弱到在中国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 　　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报的战绩：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板）巨舰五只，夺夷夹版（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亦不敢叙。闽粤自来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这场毫无悬念的海战中，中国海军完全以多胜少，荷兰仅有9艘战舰，且大多是轻型快艇，载炮不超过10门。相比之下，郑芝龙的闽粤水师有150艘“戎克船”，从数量上而言几乎是荷兰舰队的10倍。最终荷兰海军被击沉5艘，被俘获1艘，只好败归台湾。6年后的崇祯12年（1639年），朗必即里哥率9艘荷兰战舰卷土重来，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5艘，荷兰再次完败。海盗班底的中国海军终于夺回了帝国水师丢失的西太平洋海权。郑芝龙从此完全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东南沿海商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一面令旗售三千金，连“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船也不得不购买令旗，郑氏集团因此富可敌国。在其父郑芝龙护荫下，中日混血儿郑成功成为郑氏武装集团的新首领，他以厦门和金门为基地，逐渐发展成拥有18万军队和数千战舰的武装力量。 　　明帝国灭亡之后，“国姓爷”郑成功拒绝承认女真人的帝国权力。15年的抵抗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郑成功眼见大势已去，厦门和金门恐将不保，不得不将眼光投向海峡那边荷兰人的台湾。“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指厦门金门）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由350多艘战舰和25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横渡台湾海峡，在台湾赤嵌城的鹿耳门外登陆，展开对台湾的争夺。 　　15 　　在整个17世纪，仅仅百万人口的荷兰勉强维持着这个横跨全球三大洋的海上帝国，1648年刚刚结束与西班牙的8年战争，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西班牙总算承认荷兰独立。4年之后，与共和革命后崛起的英国展开夺取世界贸易的战争。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全球海上霸权，荷兰人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付出了几乎全部物力和人力。1660年以后，荷兰倾力建造大型战舰，以备战第二次英荷战争。到台湾战争爆发的1661年，虽然荷兰海军已拥有70艘装备火炮50门以上的大型战舰，但这些战舰必须留在欧洲对付虎狼之心的英国人，无力支援台湾。在这种艰难的背景下，孤立无援的远东荷兰海军只能独自面对势力巨大的郑成功舰队。 　　郑成功舰队的主力“三桅炮船”属于大型福船，3根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五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装备红夷炮8门和千斤佛郎机40门。除过三桅炮船，还有大量的“龙熕船”，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千斤佛郎机）。海战时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荷兰海军传统的线形队列分割成几段，然后展开局部围攻，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还早100多年。1661年5月1日的海战中，郑成功仍采取“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的狼群战术，以60艘各装有2门大炮的帆船围攻荷兰舰队。在付出1000多人的伤亡代价后，炮火引发荷舰火药库爆炸，击沉了荷军主舰赫克托号，又用火船焚毁格拉弗兰号，荷军平底船白鹭号和马利亚号见势不妙，分别逃往日本和巴达维亚方向。虽然郑成功损失了近一半战船，但最后还是以数量优势夺得台湾海峡制海权。从台湾海战中逃跑的马利亚号船于1661年6月驶抵巴达维亚，向东印度公司报告了荷军在赤嵌战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为挽救台湾，巴达维亚总督又派海军统领科布?考乌率领10艘战舰和752名士兵前去增援，结果大败于郑成功。在海上道路已经断绝的危局之下，荷兰总督揆一只好以“和谈”地方式体面地将台湾让给郑成功。时值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历1662年2月9日。 　　很早以前，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家们就发现，葡萄牙在东方的衰落是因为它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荷兰公司看重的是贸易的垄断而不是领土的扩张。“海上马车夫”荷兰放弃已经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台湾，撤往巴达维亚，这并不是荷兰人的失败。虽然荷兰海军达到了风帆时代的巅峰，但其火器技术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舰炮的射程、射击精度、杀伤力和发射频率都极为有限。当荷兰海军遭遇中国水师时，中国人仍然采用传统的火攻战术，再加上以多击寡，常常令其铩羽而归。帝国海军对阵西方舰队时常常以超过10倍数量优势迫其难以应付。俞大猷曾说：“一贼所恃者，龙头划然，贼不过一二十只，我兵用则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一战贼大船，必用火攻。”与西方跳帮撞船战术不同，中国水战和海战常常是顺风漂送火船以焚毁敌舰。从屯门海战、澎湖海战到台湾海战，中国人无一不是以火攻取胜。这种胜利是以巨大的人员牺牲换来的，这就是技术落后的代价。西方世界与明帝国发生的一系列海上摩擦时，正值欧洲的风帆—射击时代从诞生走向成熟。等到鸦片战争时期，面对欧洲船坚炮利，天朝已经难以望其项背。 　　16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崛起中的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访问中国天朝，这是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官方和平对话。马戛尔尼不同于哥伦布，也不同于郑和，他提出互派外交使节和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这是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现代条约体系，“十全皇帝”乾隆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将英夷打发走了。所谓“定制”就是郑和的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发生了第一次的碰撞。天朝不理解平等的条约，就如同英夷不理解不平等的朝贡。 　　马嘎尔尼距离郑和时代已近400年，距离郑成功时代已近150年，在长期的海禁桎梏下，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止步不前，而战舰水平早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柏拉图常常用船来作为国家的隐喻，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回中，也借海上一艘遍体鳞伤、即将倾覆的破船，来象征危机四伏的天朝。这条船上有四种人：一种是惯于“太平洋”而遇风浪就张惶失措的船主；一种是鼓动造反而“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一种是不管死活仍在搜刮乘客的流氓水手；剩下的就是风雨飘摇饥寒交迫的愚昧乘客了。老残观之焦急万分，急忙驾渔艇追上破船，向船主送上罗盘和六分仪，以拯救破船出此险境。但是满船人的回报却是“汉奸”的咒骂，还一起动手砸沉了他的小渔艇。马嘎尔尼毫无新意地将中国比作“一艘破烂不堪的疯狂战舰……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写道：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耆英作为天朝钦差大臣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署了著名的《南京条约》。4年之后，英国人花高价买到了一艘中国商船，将其命名为“耆英”号。这艘长50米，宽10米，载重750吨的三桅帆船由英国船长和30名中国水手驾驭，从香港出发，跨越太平洋，绕过好望角，先后造访了圣赫勒拿岛、纽约、波士顿，仅用21天就跨越大西洋，最后到达伦敦。这艘中国帆船每到一地，都引来万人空巷的轰动，甚至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慕名前来。在郑和航海过去整整440年之后，“耆英”号的天路旅程再次证明，中国传统帆船的跨洋远航及抗风暴能力丝毫不亚于欧洲帆船。“耆英”号和它100天的处女航成为历史细节里的惊鸿一瞥，它到伦敦后不久即被肢解，用它的木头制成两艘渡轮和一些纪念品出售。 　　在丰臣秀吉的壬辰战争整整300年之后，吊诡的历史又一次重新上演，大明换成了大清，幕府换成了天皇，失去朝鲜和制海权的不再是日本，而是清国。丰臣秀吉的梦想终于在300年后实现。从唐朝白江口海战、忽必烈两伐日本到壬辰战争，谁能控制海权，谁就握有战争的主动权。拥有制海权，进可攻退可守；失去制海权，只能被动挨打。 　　同治十三年（1874年），19岁的天朝皇帝在梅毒溃烂中奄奄一息，22岁的日本明治天皇以草创的海军大举攻击台湾。天朝以50万两白银赎回了台湾，但天朝藩属琉球却被日本更名冲绳。此次惨败直接刺激天朝开始建设海军，或者说，古老天朝与现代日本展开一场军备竞赛。1875年，日本海军兵临汉城，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由于围绕朝鲜问题与清国的对立激化，日本将第一假想敌国由俄国更换为清国。 　　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夏历甲午年，公元1894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日本陆军轻而易举就占领清国藩属朝鲜，俘获了朝鲜国王李熙。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在丰岛击沉清国运兵船“高升”号，“济远”号战舰挂起日本旗逃回。鉴于丰臣秀吉之悲剧，日本将制海权视为征服朝鲜乃至中国的重要前提，一场争夺东亚海上霸权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就此开始。 　　17 　　自从遭遇工业时代的西方世界从海上发出的威胁之后，农业时代的天朝就认为，西方世界所依仗不过是“船坚炮利”尔，先是以高达80万两白银的总预算买下了整整一支阿思本舰队，台湾一役败于日本后，再下血本，花费2000多万两白银，用了20多年时间打造起一个号称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驻英公使郭嵩焘警告说：“船坚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根本。”但郭嵩焘马上被天朝的士大夫们斥为数典忘祖的“汉奸”。令天朝惊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竟然赢得了西方世界的配合和支持，天朝水师一下子就跨入“蒸汽—钢铁时代”。 　　仅仅半个世纪前，迎击英国“复仇女神”号战列舰的天朝水师还不过都是一些小帆船和木筏，战术还停留在古老“火攻”阶段。从近身火攻到远程射击，从小木筏到巨型蒸汽铁舰，这一“大跃进”或者说“跨越式发展”，就连明治维新的日本都赞叹不已。因为工业基础薄弱，清日两国海军装备基本都是从欧洲购买的最新式蒸汽铁甲战舰。从双方海军军舰总吨位来看，北洋水师为35346吨，日军舰队为40840吨，日方占优。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仅仅40年时间，日本已经不是那个日本。与天朝传统的水师体制相比，日本联合舰队完全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 　　一手建立起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对战胜日本并无信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如果说硬件方面差之毫厘的话，在战术训练、战士素质、国家精神和协调指挥等软件方面，清军与日军则是差之千里。对天朝上下来说，没有人真正地关心国家兴亡，人们只想捂紧自己的钱袋，或者去中饱私囊。帝国已经庞大到使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因此每个人都与帝国失去关联。与清国被动应付相反，日本完全是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海军“搜索清军北洋舰队而击破之，以达到控制海权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中日海上对决以极其荒诞的方式开始。李鸿章本是派北洋海军去为前往朝鲜的步兵护航，结果遭遇等候多时的日本海军。日本人并不是要阻止清军登陆朝鲜，而是要消灭北洋水师。就这样，黄梅海战以遭遇战的形式成就了一次改变东亚势力格局的大海战。1894年9月17日，日军舰队提前1小时40分钟发现清国舰队。世界第一场蒸汽铁甲时代的大海战开始，北洋水师在转眼间就落花流水，经远、致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其余定远、镇远、来远、济远和靖远等舰中弹后逃回中国。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日军只动用了海军联合舰队的一半战力。日本海军以5:0获得全胜，日军大本营“决定立即占领中国辽宁省金州半岛”。不久，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连，接着攻占旅顺和威海。 　　1895年2月 4日，中国人正在过年，日本海军以鱼雷艇突袭北洋水师的威海卫，定远舰遭到重创。“苟丧舰，必自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炸毁定远后自尽，北洋水师从此成为一个远去的天朝传说。 　　被称为当时“亚洲第一巨舰”定远舰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主力舰，由德国伏尔铿厂建造，1880年下水，舰长94.5米，排水量7400吨，航速14.5节。定远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战舰，其305毫米主炮空前绝后。甲午战争前，日本最流行的儿童游戏就是“打沉定远”；甲午战争后的百年间，中国海军再也没有过如此吨位的主力战舰。 半个世纪后，中国海军钟汉波少校从日本索回定远和靖远两舰的铁锚，不久即被官吏们当做废铁卖给铁匠铺。 　　18 　　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只接受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的洋务运动号称“中体西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和“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的美丽话语甚嚣尘上，天朝上下都为“同光中兴”而陶醉不已。天朝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比甲午战争更黑色幽默的是，水师学堂竟然设在皇家花园，就如同火器工场设在太和殿。不知是以水师学堂的名义建设颐和园，还是以颐和园的名义修建了水师学堂，无论怎样，这笔巨大的建设费用来自海军军费。直到甲午战争，这个水师学堂——颐和园的扩建工程一直未停。当年的北洋水师已经寂寞海底，好在还有昆明湖的石舫可供后人卖取门票和留影娱乐。 　　当初北洋水师初成军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其实力远超日本海军，随着颐和园这个“水师学堂”的修建，便未再添置一舰一炮。相反，日本每年都添置最新式的战舰，天皇不惜节省宫中费用，“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甚至一天宁可只吃一餐 也要建立强大海军。此举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1/4薪俸用做造舰。此消彼长，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吨位与数量、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中日海战早已判定。战争赔款使天朝财政几乎破产，大量举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被外强控制。反过来，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并从此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延续至今。 　　在当年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中有一个“二管轮”死里逃生；到日俄战争时，他已经是武汉新军的统领；1911年10月10日，他被革命军人黄袍加身而成为湖北都督，他就是“床下都督”黎元洪。 　　10月17日，水师提督萨镇冰奉命率长江舰队到达汉口镇压。黎元洪以师生礼致信萨镇冰：“华盛顿兴美，八年血战，吾师若出，将见不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满汉存亡，系于师台一身。”萨镇冰邀请各舰舰长到“海容”号旗舰：“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然后以灯语通知各舰艇：“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 　　萨镇冰的出走和海军的起义钉上天朝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袁世凯正式向隆裕太后摊牌：“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清廷遂于1912年1月16日逊位。 　　在当年甲午海战中，水师管带程璧光受命向日本联合舰队递交降书。1911年4月11日，程璧光代表天朝率巡洋舰“海圻”号远赴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8月10日，在自由女神的注视下，“海圻”抵达美国纽约港，成为第一艘完成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航行的中国军舰。在美期间，程璧光拜会了美国总统。“海圻”号的到来也使席卷美洲的“排华”浪潮逐渐平息。 　　整整一年后，历经30850海里航程的“海圻”舰终于回到熟悉的上海，但那个神圣的天朝已经不在了。去得时候还是大清，回来时却已经是中华民国。这就是历史的幽默。 　　19 　　当“海圻”号回到传统帝制彻底覆灭的新中国时，世界最大最豪华的钢铁邮轮在2小时40分钟内沉入海底，“泰坦尼克”号和神圣天朝一样，都号称“绝不会沉没”。到那天为止，西方世界的人们已经享受了100年的安稳和太平。梦醒时分，世界开始了又一次战争的轮回，海洋成为人类的战场和坟场。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民国初期的工业革命，中国现代民族工业从无到有，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民国七年（1918年），上海江南造船厂获得了一份来自美国的4艘万吨货轮制造合同。这4艘万吨货轮均为全遮蔽甲板的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和“震旦号”（CATHEY）。第一艘“官府号”于西历1920年6月3日下水，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达到14750吨。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十分满意。 　　1958年11月27日，中国官方垄断的各大媒体一起大声欢呼“大连造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这个所谓“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成为大跃进狂潮中急就的献礼作品。下水数年后，它的处女航直至1963年4月30日始得进行，此次秘密航行的任务是无偿援助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个共产主义盟友。在青岛港装载了13000多吨粮食后，“跃进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第二天中午，这个“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和救命的粮食沉没于公海。其时，数亿刚刚从大饥荒中死里逃生的中国民众正饥寒交迫嗷嗷待哺。 　　对一个常常以“大陆”来作为非正式名称的中国来说，海洋从来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梦，但船却常常被视为权力的象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种权力文化的心得。在一个“大国崛起”时代，航空母舰无疑是“大国”最好的面子和象征。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中国海军在上海等6个地方的工厂，开始建造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据说，中国中央军委领导今年4至6月视察了各家工厂，指示工厂负责人建造航母，并传达了计划的概要。中国的目标是在2015年前建成一艘5至6万吨级的航母。” 　　2011年8月10日，中国当废铁购买的前苏联帝国“瓦良格”航母，被花费700亿元重新油漆一新后正式试航。而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里根”号总造价不过40亿美元。这艘相当于两艘里根号造价的二手航母是中国第一艘航母，也是中国最大的面子工程，中国航母的第一次航行据说是被拖船拖着航行的。100年前，中国第一辆火车也是被一群蒙古马拖着行驶的。在日本制造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将近百年之后，中国终于进入航母时代。这个已经崩溃的苏联专制帝国的遗产在中国手中咸鱼翻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可以想象，以后它的名字将不再叫“瓦良格”了，虽然中国无缘为新大陆命名，但仍可以为这艘二手蒸汽机航母命名。“郑和”抑或“郑成功”，前者象征着和谐与和平，后者象征着成功与征服。当然也有第三种可能，就是“施琅”，这个郑成功的叛徒对女真人的天朝来说，无疑是“最可爱的人”。无论如何，这个细节足以体现中国人的最大聪明和才智。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