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立打印机共享:第六章 西域与汉文化

上面略述了分布在广大中央亚细亚的民族从古受到西方伊兰文化影响的情况。但东方汉文化的影响是否及于此地的居民？现进而论述这个问题。

汉与西域的政治交涉从武帝时开始以来，有汉之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任务是防备北方人的入侵和监督地方政治情况。汉之商人在政府保护下往来远至葱岭以西的地方。称做汉使的官商，一起多到数百人，少则百余人，一年中这种商队有十余辈。随之而来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途中无人的地方缺乏粮食。在适当的地方设置屯田兵，不仅是为了戍者自身，也是为那些往来的商队准备粮粮。这种情况不独汉代如此，也是以后经营西域所常见的事情。所以除汉代以后某个时期以外，至少在天山南路地方，虽多寡程度不同，总不断有汉人居住。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化不言而喻也随同他们进入这里。这从近来东西探险队所获许多属于汉文化的资料可以看出。在这些资料中[1]有属于尚未发明纸的时代的东西，即写在木简（见图十四）和绢上的记录书简以及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书籍，如历法、占卜、药方、兵学、算学、小学等部类的东西。它们都是出上自从敦煌到罗布泊方面的烽火台废墟和其它遗址中。后汉时代用纸以后的资料数量上逐渐增多，从晋到南北朝时代其种类也变得多起来。书籍（见图十五）中待别是汉译佛典以高昌为中心所获很多。到了唐代，不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大大增加，文书、记录，诸种佛典自不待言，从经籍、史籍、诗文之类直到道教典籍都有发现，而且出土地点也遍及各处。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

但这种汉文化大概只限于流行在住在这里的汉人中，或者已在内地为汉文化同化了的、迁到这里来的外族中间。高昌出土的权文佛典和记录，除汉人外，也有为匈奴族的沮渠氏留下的。沮渠氏一族虽说是匈奴种，实际上早已同化于汉文化成了准汉人，先曾据今之张掖（甘州），建北凉国，后为后魏所逐，逃到这里。出土他们留下的遗物是当然的事。总之，此地汉人或准汉人以外留下这种资料的很少。有这种遗文发现的地方，就可认为是因某种原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这点是不会错的。除这些人外，象日本、朝鲜那样由于当地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结果留下这种文献的无疑是没有的（耿按：此点不对，当地人坎曼尔就留有一些汉文古诗。参见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这样看来，汉文化对西域人之影响、同化是很少的。在汉人以前就住在当地过着城郭生活的天山南路的西域人间，大体上是渗透了东渐的西方文明的，他们接受汉字和汉文是很难的。另外，也不见通过翻译在他们中间发生影响的证据；就是有恐怕也不明显。

此外，从一般美术工艺品方面考查，西域发现的明显为中出艺术家画的绘画迄今不能上溯到后代以前。早在南北朝时代西域画风就影响到中国，这是大象都知道的事实。反之，中国画对西域之影响，不见于这个时期的记录和遗物中。中国的工艺品，特别是绢帛等诸种织物类以及漆器、铁器等曾是西方诸国垂涎的东西。这些东西的遗物在西域各地出土的不少。这说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这些东西，但其中也～定有为住在那里的汉人使用的。又由于材料和制法的关系，西域人制作不了这些东西，多从中国内地输入。

这样看来，唐代以前天山南路西域的汉文化，实际上是为住在那里的汉人所具有的文化，尚未能给予西域人以大的影响。这一点恰如前面谈到的古代希腊文化对伊兰民族的情况相类似。但如上面所说，不同文化接触时，总是自然会多少发生相互影响的。汉文化的影响还未能达到改变已高度发达的西域文化的性质和改变其潮流的程度。《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记有下面一个故事：龟兹王绛宾娶了汉嫁给乌孙的公主所生的女儿，因之在汉宣帝时两人一起入朝并住了一年，之后又数度来长安朝贺。所以龟兹王很亲汉，乐汉衣服制度，归国后治宫室，作徼道（禁卫之地），出入让卫兵守卫，唤人作事时撞钟鼓，如汉天子仪。西域诸国人都讥笑之，说是非驴非马，称龟兹王为赢。宣帝时西域都护就驻屯在龟兹近处的乌垒城，以统辖监督归属汉势力的西域一带（见前编第六章）。在这种情况下，模仿汉人尚受到一般人的嘲笑。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要让固有的西域文化一般转向汉文化是何等困难。

总之[2]，中国对西域的统治方针，汉代以来常为表面的，不过是为了防止该地归于北方游牧人势力，保证中国与葱岭以西地方交通贸易的安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对其实际政治并不进行深入的干预。简单说来，中国所派遣的都护、长史及其下属，只不过对西域人自行的政治加以一般的监督，实际上与西域人的社会和生活不发生特别密切的关系，所住也为另一区划，避免与当地人混住在一起。这是已具有发达文化的西域人也不易同化于汉文化的理由。高昌地区的汉人虽讲习经学诗史，但在实际生活上则使用胡语。这种情况到了唐代为之一变。至少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唐朝官吏直接深入地干预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这从新出土的诸种文书中可看出。同时唐人住到这里的也增多了。过去不过主要是武人和官吏驻屯，现在则有不少的一般人和僧侣居住。这从新出土的户籍残卷和诸种文书或亲身见闻而写的旅行记中可看出。属于唐代的汉文典籍、佛典、纪录类在新出士的材料中显著增加。这是住在西域的唐人僧俗增加的结果。不单是这种资料有所增加，在绘画方面，有附题唐代年号的，或虽无年号，但从画风、共存物以及题跋的书体看，无疑是属于这一时代的优秀作品，也发现了不少。其中多为佛画，但也有风俗画和人物画。佛画中有珍贵的水墨画。这些绘画表明住在西域的许多唐人中有以绘画为专业或至少能画得不错的艺术家。这样，住在西域并参与各方面活动的唐人，在政治上、宗教上及其它一般社会生活上，应与当地人之间建立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关系，增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接触，从而西域文化之汉化也多少有所加强。但就今日所知，尚未能确证这一点。各处千佛洞中的绘画及其它资料中虽有西域风格中杂有唐代手法特点的，但这与其说是出自学了唐人手法的西域人之手，勿宁说是这里的唐代艺术家采用了西域风格的结果。没有发现唐代学术、文学作品译成西域语的。虽偶然也有这类情况发生[3]，但那是在长安等地作成的，并不能认为是汉文化在西域普及的结果。为此，从现有材料来看，即使在这个时代汉文化对西域人有影响，但也不显著，那里依然是流行出自西方文化的东西。但比起以前的时代来，应当承认西域文化的汉化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上述情况相对，到了晚唐以后，此地文化的汉化色彩逐渐显著，明显有了东西融合的趋势。对于这种新现象的产生，乍一看好象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则是自然之事。因为这时的西域人已不是中唐以前的西域人，即不是亚利安种系统的人种，而是没有高度发达文化的、对唐和伊兰文明一样亲近的突厥族的一部回鹘（Uigur）人了。

上述回鹘人占据中亚以前的情况，不仅关系到天山南路之西域，其余地方大概也是如此。天山北路直到其西部的突厥族游牧地带，使用一种在唐开元通宝钱里面铸有突厥文字的铜钱[4]，以及只在形式上模仿唐钱币而用后期粟特字（普通称为回鹘字）铸有突厥语铭文的突骑施钱等[5]。如根据这一点来看，会认为唐文化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象希腊人统治下的大夏情况一样，这是唐高宗以来到唐玄宗八十多年间此地隶属于唐，受其政治关系所产生的现象，不能以此推论整个情况。正如其钱币之文字为西方系统所表明的，在他们的本来游牧生活上，施以新的润色，大概不外是如粟特文化那种西方起源的东西。

粟特地方与唐朝的诸般关系，由于持续数十年的隶属关系，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但很难说唐文化的势力一般已显著地影响到那里。在工艺方面所给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粟特人从古代就作为商人出入中国，把各种物产运到双方以谋利。唐之中亚经略加快了唐人到西方，粟特人进出东方之势，结果他们不单是转运中国之物产到西方，并以萨马尔罕为中心，在各处用中国技术经营工业，生产各种工艺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扎拉夫尚河流域一带以后作为绢和棉织品的产地在伊斯兰教徒各国中享有盛名。再有，对西方近世文明的发达曾起过很大作用的纸，是在塔拉斯河畔唐与大食之战中被大食军俘虏的唐人，把以褴楼破布为材料的中国造纸法传入萨马尔罕，该地以此为基础，后来遂成为造纸业的中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6]。拔汗那（费尔干纳）出产铁器、武器等重要产品（那里早在汉代就已传人中国之铸造法），这时之所以特别出名，应归功于新近传入的唐之技术。总之，中国的工艺品在当时伊斯兰教国民间享有非常的声誉，以至于把各种精巧的工艺品都称为“中国（Sine）的。”精于商业的粟特人等不仅输入这些物品，并且乘机在当地或雇用唐工艺家，或自己掌握技术，大量从事与制造。但不能认为一般文化也一起受到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反而是他们的文化风俗流行于长安、洛阳以及唐之其它地方[7]。

[1] 这些资料很多，关于其中特别要注意的，详见拙著《西域文明史概论》七、八两章。

[2] 见《西域文明史溉论》第117—147页。

[3] Pelliot，Le Sutra de Causes et des effets（《因果经》），t.II，p.VIII．

[4] Drouin，Monnaise turco chinoise（《突厥—中国钱币》），Revue numismatique 1891。La Couperie，Beginning of writing（《文字的开端》），1894，P.166。

[5] F.W.K. Müller，Uignrica（《回鹘文献研究》），P.95。

[6] 桑原博士《东洋文明史沦丛》所收《纸的历史》第三章和第四章。

[7] 石田斡之助：《长安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