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输入法:.....毛泽东诗词的背后......

毛泽东手书《西江月·井岗山》

    由长虹出版公司出版的《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及背景故事，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去探及毛泽东的性格、智慧和魅力，又是怎样以诗人的浪漫情怀书写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毛泽东曾化名“二十八画生”

    在毛泽东早年创作的诗篇中，堪称佳作的是1918年4月写下的《送纵宇一郎东行》。当时，这首诗署名“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化名（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为二十八画）。至于“纵宇一郎”，许多人一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的名字，其实这也是化名，他就是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

    当时，罗章龙即将赴日本留学，作为他的好友，毛泽东作了这首七古诗送他：“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才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背馀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早在1915年，毛泽东就觉得自己身边的朋友太少，活动的范围太窄，他希望到更大的范围去结识更多的朋友。因此，暑假过后，毛泽东便用“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向长沙各校发出一则《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土纸油印的，文章写得流利，字体刚劲有力，大意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朋友做朋友，并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还引用了《诗经》上“嘤嘤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诗，表示自己求友心切。

    当时，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于是把启事没收，不准张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姓马的老校长，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于是他找到第一师范的校长，打听“二十八画生”究竟是什么人。当他了解到“二十八画生”原来就是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受到师生称赞的好学生，征友是为了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这才消除疑虑。

    启事发出以后，毛泽东陆续收到了几个人表示愿意联系的来信。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这件事：“我从这个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这是一群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罗章龙是新民学会的最早成员之一，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决定赴日留学。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饯行。在码头分别时，毛泽东交给他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这便是他以“二十八画生”化名写的那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罗章龙和新民学会的会友们，担当起整顿乾坤的责任，此谓“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被捕脱险后写的词

    1927年秋天是腥风血雨的时节，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从上海到南昌，从武汉到长沙，从城市到乡村，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白色恐怖达到极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秘密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秋收暴动。他首先在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随后又改编了工农革命军。就在他奔走于浏阳、安源，动员矿工组建起义军的途中，被地主民团武装抓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

    然而，国民党民团怎么也想不到，在这队“共产分子”中，竟会有毛泽东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果知道这位长发盖耳、两颊瘦削、肤色黝黑的瘦高个子便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民团绝不敢将他一杀了事。这样的“大人物”，交上去是可以受大赏、邀大功的。但毛泽东此刻的身份只是一个企图组织“暴乱”的“乱党”分子，那自然要“格杀勿论”了。

    民团士兵奉命将毛泽东等人押到总部后处死，士兵们已经脱下了毛泽东的鞋。因为按民间的迷信说法，处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可以免得将来被打入地狱的鬼魂追寻报复。然而，毛泽东却大难不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讲述了他这段经历的前前后后：“那时候，民团奉命把我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民团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了我，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同意放我，可是队长不许。于是我决定逃跑，在离民团总部大约只有二百码的地方，我找到了机会。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有好几次已经走得很近了，我几乎觉得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最后终于没有被发现。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不久，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挺进湖南东部时，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危急关头毛泽东为什么能死里逃生？这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各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了如指掌是分不开的。    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文献，成为广东、湖南、湖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在面临死亡时，想到“借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想到“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也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的特殊感情，打柴的农民才会和他一见如故，鼎力相助。被“开除党籍”前后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谈及这样一段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但因为是‘党外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

    毛泽东怎么会被“开除党籍”的呢？这与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以及与一个名叫周鲁的人误传中央文件有关。

    毛泽东在井冈山完成对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的收编工作后，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一个名叫周鲁的中共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来到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周鲁摆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的资格，说是来执行中共中央决定的。在宣布决定之前，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同时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之后，周鲁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只让毛泽东当师长。决定宣布后，他解释，自己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后，作为中共湖南省军委特派员前来执行中央文件的。

    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期间，正是中共湖南省委热衷于全省大暴动的时候。湖南省委制定了“总暴动”计划：长沙要暴动，醴陵、湘潭要暴动，衡阳、常德也要暴动……这么多地方要暴动，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

    当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时，他想，特派员周鲁来宁冈时，要通过白区，随身没有携带中央文件，只是凭记忆传达，会不会误传呢？于是，他带着这种疑问去了湘南特委。在那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那是半年之前（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批评了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斗争完全是“背叛”了中央原先的计划，并认定毛泽东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原来是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幸好毛泽东及时看到了中央文件。此后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井冈山的党代表。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把原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达到了一万多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如此大的声势震动了南京，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

    就在这时，湖南省委派人送来一封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省委决定红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江南发展，留袁文才一营守山……”

    毛泽东看信后很恼火，敌人正在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二次“围剿”，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将部队主力调到湘南去呢？于是，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通过表决，包括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等绝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省委的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以联席会议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封回信，认为：“湖南的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毛泽东还特别提醒省委，如果红军离开井冈山去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

    然而不久，在永新乡下做巩固根据地工作的毛泽东还是听到消息：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正朝湘南进军。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国民党调集了第三军5个团和第六军6个团一起乘机联合猛攻永新县。毛泽东率领装备很差的31团苦苦抵抗25天，最终还是将永新和宁冈放弃了。

    最惨烈的是湘南之战，29团在恶战中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等百余人。而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又丢失了三分之一兵力，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竟死于叛徒袁崇全的枪下。    毛泽东愤懑之极，为挽回局面，他亲率31团三营前往湘南，迎回红军主力。而留下的31团一营两个连，在黄洋界哨口用妙计战胜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毛泽东获悉黄洋界保卫战大捷后，诗兴骤起，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千古名诗。《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6年，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部分时，引用了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下的《七律·长征》。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长征》成为与世界上众多读者最早见面的毛诗。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长征前夕，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军权，还患了一次很重的病。这次患病，使毛泽东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

    1934年，毛泽东从会昌病休回到瑞金后，仍无权过问军事，有关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之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时，中央却要毛泽东离开瑞金去于都。

    毛泽东为什么在重要时刻，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及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时说出了真相。伍修权说，当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的一座县城，离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梅坑）有180里路。毛泽东去于都的任务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的疟疾开始复发，因此走得很艰难。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达于都，召集区、乡、村干部和工人及贫雇农开了两个座谈会后，即病倒了。

    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当时才17岁，见毛泽东高烧已发到40多度，吓坏了，马上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报告了赣南省军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马上打电话给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张闻天又迅速给中央红色医院的傅连璋挂了电话。傅连璋借来一头骡子，拼命地朝于都赶，180里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时赶到了于都。

    这时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人瘦得颧骨也突了出来。傅连璋赶快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一量，体温高达摄氏41度，腹部有点胀，头痛得厉害。

    凭着十几年的医疗经验，傅连璋断定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当时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当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这个病。于是，他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

    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他对傅连璋说：“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连几天，傅连璋就守候在毛泽东的床侧，不断地为他降温、打针、服药。到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恢复到37摄氏度。“好啊！”毛泽东笑着用湖南腔对傅连璋说：“你真是神医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做出了红军主力西征的决定。当时，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批准。

    一开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因此，他们就把毛泽东从瑞金支到了于都。但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随军北上，幸好毛泽东在部队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则，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让毛泽东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紧随中央纵队，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的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在“遵义会议”前夕起了关键性作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为女机要员题词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六十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女机要员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训练余暇时拍的照片给毛泽东看。照片上，小李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好英武的模样哟！”毛泽东称赞道。

    一会儿，毛泽东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弹了一弹，对小李说：“给我拿支笔来。”他接过铅笔，顺手拿过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便在书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几行诗句：“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放下笔，笑着对小李说：“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小李又惊又喜：“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就在这首诗的手迹广为流传时，有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却对这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它是江青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写就的赝品。

    发现这一秘密的是湖北省天门市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树庭。1964年，李树庭还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他非常热爱书法，临摹过王羲之的行、草和楷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和孙过庭的草书等，并钻研书法理论知识，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北分会。

    李树庭很早就迷上了毛泽东那运笔如风、刚健雄拔的字体，为寻求毛泽东手迹真品，李树庭变卖了家具，攒足路费，先后六次上北京，六次下韶山，广泛收集了国内正式出版或报上零星发表的毛泽东手迹300余件9个版本。

    20多年的苦心孤诣、严谨治学，使李树庭对毛泽东手迹的研究成果甚丰，随便一幅毛泽东手迹，他都能说出写于何时何地，所用的是什么笔。更令人刮目的是，他还具备了对毛泽东手迹辨别真伪的能力。李树庭对“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手迹》版本中的行书《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三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是出自江青之手的赝品。他提出了如下几点质疑：

    其一，这三幅墨迹同为1962年2月至12月的作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他的行书走笔活力无穷，气度雄强峻快，笔势飘逸宏肆。而这三幅手迹的字与字、字与行之间无气势之联系，且点划呆滞，笔势迟涩，结构松散。

    其二，从这三幅墨迹的章法、卷面来看，与毛泽东其他诗词墨迹有悖，三幅墨迹相当整洁，没有画圈删改之处，也不是背诵如流，一气呵成，挥写到底，而是显得拘泥，毫无毛泽东务近险绝的风态。

    其三，从这三幅墨迹的题款形式来看，与毛泽东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的题款形式有异。毛泽东较为擅长长短句的写作，而对诗他则认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满意的。”因此，他发表的律诗手稿，没有一首是标明“七律”或“七绝”的。

    其四，从这三幅墨迹收藏的地点来看，毛泽东的诗词是交由专人保管或妥善珍藏的，不在战乱时期，河南郑州图书馆作为地方图书馆，能收藏到毛泽东这一批手稿是不可理解的。

    李树庭进一步考证，这三幅墨迹疑是江青所作。他认为，江青的手书接受了毛泽东的书体，这从江青195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中共中央1977年发表的有关文件中披露的大量江青手迹中的偏旁、字体中可以看出，与那三幅墨迹接近，而江青又是有条件抄录毛泽东诗词的。

    这一颇为大胆的质疑，引起了书学界的关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对此提出了进一步佐证，1990年6月13日，佟老给李树庭的信中写道：“三幅墨迹，疑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泽东致‘创国同志’信，是江青代笔的也可作证。”

    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就这样发现并鉴定了《毛泽东手迹》中的三幅伪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