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怎么添加语言:丑陋不护短

                                         是人的丑陋还是制度的丑恶——严肃的活题          现在，关于“丑陋的中国人”这个概念已经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所认识。从自身来讲，认识到自己的丑陋是有益的，而进一步探寻丑陋的原因则更有必要。真是中国人丑陋吗？为什么散居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人并不那么“丑陋”呢？然而，如果不是中国人丑陋，为什么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民都选择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而我们却仍然在专制统治下苟延残喘？所以，我更倾向认为这是一个双重丑陋带来的恶性循环——人的丑陋和制度的丑恶互为因果。
    最近，草萌在网友“休斯顿的中国人”博客上读到美国人韦森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其中对这个问题也给出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文章在对“集体犯罪”、“法不责众”、“不守规则”和“群氓”等等问题做了深刻剖析之后，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长期的丑恶制度及其恶劣文化是培育中国人“劣根性”的根源。确实，当丑恶制度、恶劣文化和“劣根性”民众，三者纠结一体，其相互影响、推波助澜的危害可想而知。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一些恶劣品行，主要是因为古往今来中国与别国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统治方式造成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的封建统治历时最久，其奴性文化（草萌认为是小人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基因组织之中。中国人在能力上其实一点也不次于其他人，唯中国的组织管理和行为规范确实很次于其他多国，这才造成中国人特有的人格缺陷和扭曲。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人常常“不守规则”。问题的实质不是中国人“不守规则”，而是规则的无力、无效和虚伪，从而很容易被奸佞权吏们随意滥用，进而篡改并肆意破坏民意，致使老百姓根本无法去遵守那些神马规则。世界其他“华人社会”就大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根源就是不同的制度以及其派生的不同的文化根基。只有当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享有真正的财产权、人权和民权，有真正的法制和民主了，所有种种恶习才会有根本性改观。贪官暴君与群氓刁民，其实是一对“鸡和蛋”的关系。但要破解，只能是先制恶官，惩治暴君。古今中外，唯此一途。民谚“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也。一位前北京要人的回忆录中提到，王洪文1976年被捕后也曾倍受“酷刑”逼供，很是惨无人道，……其实“上梁”落魄了，也是一样受害。人性兮?人制乎?
    在中国人对西方世界进行了解时，却往往忽略了对自身更进一步的了解，乃至于我们的很多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如此同时，外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人，也让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品尝了“吃一堑长一智”的苦果。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发生在十几年前的真实的“安利(Amway)退货门事件”，“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30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的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同时也被哈佛MBA和中国人民大学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写到这里，草萌必须向“国人”郑重声明——我不是安利营销人员，更没有在此替安利做广告的意思。）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却是中国人的不可思议之处：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仍然是以它在欧美的制度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款产品用得一点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洁精、洗衣液倒出一半或全部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或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凌晨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退款的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这些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善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得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巨大的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出公司的预期；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其中安利公司需倒贴30万元产品——这样的事实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销售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的厉害。
    这一次，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但是他们忘了祖先留下的古话：“占小便宜吃大亏”、“聪明反被聪明误”。从此，安利（中国）在同款产品的销售价格上比其它国家高出10%至20%，愿买不买，随便！
    不仅是安利产品，现在进口的汽车及其它工业品，概莫能外——普遍比别国（尤其是欧美国家）价格高而售后服务质量差。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自作自受吗？
    安利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安利那些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啊！
    在已故美国作家阿伦特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都曾经描述过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群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和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将其称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然而，当年轰动一时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无疑是国人自己给自己打了一记重重的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事件，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到了中国，也会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们给“特色化”了。
    记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肯定会令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的爱国网友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部分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自由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享受民主和自由，只配得到专制统治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散落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
    于是，专制统治“迫不得已”地被“合法化”；群氓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氓”下去。
    据媒体报道，一辆外地货车，运的是食用黄油，当行至某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叁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来抢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的，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他一个人怎么拦得住这么多人的疯抢？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竟然去撕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都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得怒火冲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愤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受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当地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这件令政府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以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双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其实，这种“消停”能消停得了吗？且不说政府的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买单的仍然是这些老百姓；更何况，将来只要有类似的机会，村民们该抢还会抢，该闹还会闹。
    中国地域辽阔，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但是，上海市民们疯狂的“安利退货”与村民们疯狂抢黄油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一个“群氓景观”：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野，大家都在为着自己的小利益用心中的小算盘做着精确的打算，日思夜想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便宜，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才能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把各种各样的大小便宜捞到自己手中。
    更为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那些高等学府的知识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专家”、“教授”们的想法也和普通民众一样，他们不去钻研学术和传道授业，而是钻研如何搞关系，如何捞取权和利。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曾经是神州大地上光辉灿烂的知名学府，但是，近年来国内所有高中的优秀毕业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在采取各种方式“漂”到海外求学（包括香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总裁和老板，却能够在自己办公室最显要的位置摆放上清华、北大的硕士（EMBA）乃至博士毕业证书。
    教育的浮躁、媒体的浮躁、政府的浮躁乃至全社会的浮躁，这就是中国目前真实的“历史画卷”。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现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众多典型问题，如：反腐败越反越腐败；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公检法知法犯法，成为最大的违法者；赌博、迷信之风甚嚣尘上；高铁、动车事故；各种矿难层出不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很多国营企业巨资引进的外国先进设备大量闲置；纸媒、影视肆无忌惮制造假新闻；农民工讨薪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脏乱差；城管野蛮执勤屡禁不止；耕地急剧减少；文化领域色情、媚俗之风盛行；股市熊多牛少，上市公司圈钱造假，证监会肆意滥发新股和不作为，央行决策与股市发展对着干，股民告发无门；食品安全问题；房地产困境；学历造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压制老百姓上访；各种自杀和他杀案件；这“门”那“门”……等等，这一切并不是通过查办几个有关责任人，就可以让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这种解决方式只能使问题转变一种形式再继续发生！
    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能归结到社会制度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社会体制有着极其严重的漏洞，民众的素质亟待提升，民族的文化体系急需重新定位和建立。制度和人的问题，共同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说到这里，我们绕不开另一个“中国特色”现象：领取退休养老金。
    中国老一代人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原来的单位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领取退休金通常都是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往往都是采取不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退休金。新闻报道称，曾有一位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领退休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千上万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的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退休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的群体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和侮辱。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人发现，我为什么不领?再说，中国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们每天贪那么多钱，我领的这一点小钱在数量上和性质上与他们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六年前（1925年2月6日）鲁迅先生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相信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就这样在“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先生感慨道：“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又说：“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鲁迅先生目光锐利，能够穿越浩瀚的时空，把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恶习要害暴露给人们看。这，才是我们需要认清的中国人的一些真实内容。
    “群氓”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都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或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争取”和“努力”。
    2011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本报记者周凯写的文章《一项调查显示：反省是中国企业的必修课》，内文如下：【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接二连三发生失败案例，导致全球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信心下跌。日前，环球资源旗下《世界经理人》进行了“从失败中反省”调查，调查显示，“毒牛奶”事件对中国多个行业及产业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今仍有60%的受访者认为“毒奶粉(蒙牛、三鹿等)”事件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失败案例，其次还包括“瘦肉精(双汇等)”、“富士康员工自杀”及“台湾塑化剂”等。/发生上述失败案例的根本原因，近78%的受访者认为急功近利的心态、商业道德的缺失让部分中国企业被自己打败。可想而知，这些失败所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声誉将因此而蒙上阴影，调查中，约63%的受访者对此深表担忧，更有44.3%的受访者表示有关事件毁坏了一个产业或行业。不过，仍有43.8%的受访者寄望失败事件或可敦促政府重新审视并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外，有38.1%的受访者认为事件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可督促企业回归商业理想和道德。/在调查中，面对“为何中国企业近年来频繁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时，56.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和市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助长了企业投机心理”。相应的，在被问及什么是“中国企业回归商业道德的动力”时，57.6%的受访者表示严格的立法执法环境是其中的关键。可见，在多数人的眼中，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强执法力度，是保证中国企业回归商业道德的最重要手段。】
    现在，一个巨大的问号很明显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难道一个好的制度（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出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中国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些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达到让收件人受到惩罚的目的。
    在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人可以遵守，而中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何解释呢?
    网友“心若止水”博客上有篇博文《两位母亲的悲剧羞辱了谁》，文章不长，一共三节，在此引述前两节：【近日，两家媒体相继报道了两个母亲真实的悲剧故事。一件是（2011年）8月14日《潇湘晨报》李志宏的报道，大意是说，25岁怀孕9个月的湖北女子杨某8月11日晚上12时许，被湘潭市雨湖公安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抓获，当时正在做“皮肉生意”，刚刚被带到派出所就有了临盆迹象，12日产下女婴，母子平安，被处以行政拘留，但是由于处于哺乳期暂不执行。另一件报道是说，一对在温州打工的外地夫妻乘中巴去医院待产。途中妻子羊水破裂，丈夫向司机求助遭拒，司机说，你们下车吧，别弄得车上又脏又臭，乘客们也都随声附和，无奈之下夫妻被赶下车，两分钟之后，妻子在路边生下女婴，由于是在一段正在修建的公路旁，孩子的身上沾满了泥土沙石，看上去黑乎乎的，脸上腿上都有擦伤。这是继上海市82路公交车司机驱赶拾荒老人事件之后仅仅几天又发生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两件让人伤感和痛心的社会事件，我们的社会怎么啦？
    【看完这两篇报道之后，让人感到恐惧。说实话，我对那个湖北的卖淫女子一点都没有恶感，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让老百姓充分就业，对于不能就业的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那个女子在怀孕九个月的时候还会去做“皮肉生意”让人任意侮辱和蹂躏吗？再进一步说，全国数百万计卖淫女子，有一个是公务员、领导干部的女儿吗？哪怕一个科长、股长的孩子有做这种“生意”的吗？至于温州公交车上发生的一幕，更是让人想到了鲁迅的人血馒头，让人透过这些悲剧故事看到了国人的冷漠和麻木。尊重老弱病残孕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公民最起码的道德，为什么他们连这个最起码的文明行为都不能做到并且反其道而行之？】
    不知广大网友们读后有何感想？……
    中国人勤劳，但未必忠厚、善良；中国人可怜，但他们同样也狡猾、愚昧和自私。中国人有爱心么？中国人讲文明吗？这些“群氓”们除了在自己狭小地盘上，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之外，再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相互拆台、甚至大打出手，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成为中国人真实的写照。
    中国人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累。2011年09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反驳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说法，广大网友纷纷留言，几乎百分之百的意见是：全球第二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应该是全球第一。我们的苛捐杂税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收了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了？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又说：“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中国人）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中国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面对上级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转脸对下级则趾高气扬、声色俱厉、装腔作势。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心态反差，唯有“精神异常”者和“人格分裂”者能够做到，而中国人不仅能够做到，而且做得理直气壮、做得潇洒自如。
    历朝历代，老百姓们通常都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比普通民众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人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草萌不禁要问——真是这样吗？首先，那些贪官污吏和权力垄断者是从哪里来的？其次，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温州公交车上驱赶临产妇女下车”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你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了吗？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集体窃取行为，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表现得更加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群氓”。
    个体的破坏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一股洪流，产生极大的危害。
    据草萌观察，在今年纪念毛泽东逝世35周年之际，很多国人又掀起了一场崇拜毛泽东的“思潮”，一些好走极端的国人甚至把“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翻过来说成是防止资本主义和反腐败的“伟大运动”。其实，草萌也是毛泽东的“粉丝”，我非常崇敬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他为普通民众谋福利的伟大情怀，但是搞“个人崇拜”毕竟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愚昧”，而“文革历史”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相信每个有良知的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义愤填膺的愤恨。然而，那些将文革历史归罪于国家领袖一人，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产生的恶果，草萌则不以为然。
    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们很难相信，仅仅凭藉某个人（即使这个人的魅力特大）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一些当年的主流青年们，用他们青春岁月的热情和愤怒，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那些20多岁充满愤怒的青年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造反有理”的口号，对现行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青年群体把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文斗”的大字报和“破四旧”，再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们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将他们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掘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如此同时，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就这样，中国式的“群氓”们在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作用下，导演了一场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大悲剧。
    我们现在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于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之后，亲手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让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最后发展到连领袖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地步。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藉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现在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又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人人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这是多么荒唐、愚昧的集体罪恶啊！
    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一下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会看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农民、占领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马丁﹒路德金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