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掌门vip::文革史笔记之十七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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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五.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毛泽东肯定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运动的迅速发展。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搞不搞合作医疗不仅是重视不重视农民医疗保健问题，而且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问题，因此很快就一哄而起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一片红”，全国绝大多数的社、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公社卫生院的经费由社队财务提供，大队卫生室依靠集体经济维持，卫生室的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流动资金和人员经费主要由生产队拨款。到1978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与合作社的 “保健站”（机构）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人员）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大法宝。 进入1980年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依托，曾经轰轰烈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迅速消失。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 “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

六.工宣队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进驻学校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并行使领导职能的一种组织形式. 1968年7月27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制止武斗，从而揭开了所谓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历史篇章。与北京工人进驻学校的同时，各地红卫兵造反组织先后解散。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是为配合在此前后实行工宣队进学校而发表的，它对文革期间的教育体制具有指导作用。文章发表后全国开始向大专院校、县城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在农村学校叫贫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部分学校还派驻了军宣队。但是军宣队在各类学校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工宣队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是贯彻始终的。工宣队在进入学校的初期，对平息学校中因派性而引发的混乱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以后也暴露出它的不合理性。随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结束了，作为文革产物的工宣队也快要走到它历史的尽头。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文件，报告认为“工宣队已经完成了在特定条件下党交给的特殊的任务，可以今早宣布撤出学校”。工宣队的历史随之终结。

七.五七干校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1966年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 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其意义在于通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防止干部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八.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出现于1955年，但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各地还出现过一些迫害知识青年的事件，特别是一些侮辱女知青的事件更是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73年毛主席对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求助的复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下放知青的处境。“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9年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加上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兵团大致在1975-1976年之间撤销。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上山下乡运动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