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二十年：不该忘却的记忆

　　作者：李彬

　　中国股市在迷茫中蹒跚起步，注定了它的发展必然充满曲折、坎坷甚至磨难。二十年风风 雨雨，有人赚了，有人赔了；有人笑了，有人哭了；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二十年的中国股市， 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它既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大厦的基石，又不断遭到各方的质疑。

　　在中国历史的横向和纵向坐标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行业像证券市场一样，影响着这么多人 的财富和命运。股市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改革不可逆转的功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作出了 重大贡献。

　　但不可否认，中国股市还存在不少制度缺陷。未来，一个健康、完善的股市，才能承载起 中国经济发展之重，承载起无数人的财富梦想。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总结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程，说短也短，弹指一挥间；说长也长，无数人在这个舞台上辉 煌过、沉浮过。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照今日不足，促明日进步。本刊选取的这些股市故事，虽然 挂一漏万，但都或多或少给中国股民留下了痛心的印痕。忆往事，为的是不重蹈覆辙，为的是 期待美好的明天。

　　“8·10”事件：为财富疯狂

　　如果没有“8.10”，中国股市也许会随着市场的日渐疯狂而迷失方向

　　1992 年，境内股市才刚刚起步，新股发行还处于摸索阶段。在上海，随着人们对股票认知度的提高，兴起了“股票认购证”热潮。 “股票认购证”就是通过排队领取抽签号，然后摇号，凭中签号付款买股票。在当时，大部分上海人对认购证心存疑虑，认为是变着法 子骗钱。但有些精明的上海人却成百上千份地往家里搬认购证，他们很清楚，认购证发售越多，中签率越低，所以都是悄悄地买，对外 还嚷嚷着认购证是骗钱的。

　　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的 3000 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楚，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 100 份 认购证回家。当子女发现搞错了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 50 万元收益。这 样的暴富故事，让很多人后悔莫及，大呼错失了发财的大好时机。

　　股市创造的财富神话，激发了人们不顾一切地追逐新股，最后在深圳达到了“沸点”。 1992 年 8 月初，深圳新股的认购抽签表 发售方案出台：8 月 9 日至 11 日，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方式发行 5 亿元新股，全市共设 300 多个发售点，每张抽签表 100 元，中签率 10%，每 10 张抽签表基本保证能中 1000 股新股。

　　1992 年 8 月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涌向了沿海开放城市深圳，他们不是去打工的，而是去抢购新股抽签表的。从 8 月 7 日下午， 在各发售点便有人开始排队，到了 8 月 8 日，人与物的长龙将深圳街道分割零碎，很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子、床、席子、自行车、 纸箱、报纸、砖头，排在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中。

　　在抽签表发售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掀起了一场身份证收购大战。在深圳街头遍地都是打电话的人，一个个都对着三江五湖拼命地喊： “赶快寄身份证来！”

　　8 月 5 日，深圳某邮局收到一个重达 17.5 公斤的包裹，里面竟然是 2800 张河南洛阳某乡乡民们的身份证。据说 5 月份，乡里就要 求每户至少上交两张身份证，以便到深圳认购新股。大量的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

　　有的人嫌电话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借身份证。有个“能人”从内地一次搞来 7200 张身份。 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 320 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

　　在抽签表即将发售的前几天，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到 400 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的 10 倍，全国各地的股民蜂拥而至。深圳市 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很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8 月 9 日，排了 两天两夜的人们终于等到了认购表发售。但由于多个发售点出现人群拥挤、秩序混乱、争吵打斗等现象，原定于早 8 点开始的发售，到中午 12 点才开始。期间，深圳各医院陆续收到被打伤、挤伤和中暑的人员。在深圳 303 个发售点，能供应 50 万人 的抽签表，实际购买人数达 120 万人。

　　当晚深圳电视台宣布，原定两天的销售期，一天就售完了。有的发售点数千人的长队，只有 30 多人买到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刚刚 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张、上百张抽签表以高价兜售。明显的内部舞弊行为，引起了广大股民的极度愤怒。

　　8 月 10 日下午 5 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 10 日下午 6 点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 11 日上午 11 点。这一通 告一下子点燃了股民的怒火。他们推测，银行推迟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走后门

　　握有大量认购表的人创造方便，好有时间高 价卖出认购表。

　　8 月 10 日傍晚，几千名股民开始聚集、围观，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消息后纷纷赶来。 到晚上 8 点，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并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这就是中国股市著名的“8·10 事件”。

　　事件回响

　　“8·10”事件后，深圳市政府对这次事件的舞弊情况进行了四个月的清查，对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系统涉案人员进行了处理， 时任深圳市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引咎辞职。

　　“8·10”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主任，刘鸿儒、周道 炯任副主任。

　　“8·10”事件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中国证监委。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了第一任中国证监委主席。

　　“8·10”事件给中国股市留下了一道永恒的印痕，它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财富的渴求既天真又疯狂，尽管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但 是如果没有“8·10”，中国股市也许会随着市场的日渐疯狂而迷失方向。

　　“327”国债：最后的狂赌

　　“327”国债期货时间发生后，中国股市十五年都不敢试水金融期货产品

　　1992 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内地第一个开办国债期货交易，由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大力推进。但尉文渊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由于交易规则过于稚嫩，在国债期货交易中已经先天性地埋下了一枚核弹。

　　1993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商品交易所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1994 年至 1995 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所从 2 家 增加到 14 家。当时，由于股票市场低迷，钢材、煤炭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相继被暂停，大量资金都聚集到国债期货市场。

　　1992 年至 1994 年，中国面临高通胀压力，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上调，国家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对已发行的国债实行保 值贴补，由财政部根据通胀指数每月公布贴补率。因此，对通胀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327 国债 期货”是指 1992 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1995 年 6 月到期兑换)的主要多空分歧。

　　1995 年 2 月 23 日“327”国债事件爆发之前，多空双方一直僵持着，有两三个星期，“327”国债价格不涨不跌。“327”国 债期货的“空头”是以管金生为首的上海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其中包括德隆系的唐万新；“327”国债期货的“多 头”则是以“中经开”为首的机构，有大批江浙资金跟随。

　　当时市场传言，财政部将对“327”国债进行贴息，但管金生不信，他分析，国家财政力量极不丰盈，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大一 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差额；另外，由于长期身处证券市场，管金生对市场传闻不相信是一种职业习惯。

　　但是，1995 年 2 月 23 日，财政部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利率。消息一出，“327”国债市价开始一路上涨，当日上午，就冲到 了 151.3 元，比前一日涨了 3 元多。管金生手中握有大笔“327”国债期货合同，每上涨 1 元，就意味着他将赔进 10 多亿元。

　　当天中午 12 点，几乎绝望的管金生打电话向尉文渊求救，提出三个请求：“能不能给我增加点儿持仓量？”“交易所能不 能发个通知，就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能不能把交易停下来？”对于管金生的三个要求，已经怒发冲冠 的尉文渊一一拒绝了。　就在关键时刻，管金生的盟友“辽国发”临阵“叛变”，翻空为多。联盟阵营的瓦解让以万国证券为代表的空方始料不及， 阵脚大乱。此时，管金生已经没有退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价格打回来。于是，万国证券不断在市场上放单，到

　　当日下 午 4 点 22 分，管金生在短短的 8 分钟之内抛出大量卖单，最后一笔 730 万口的卖单更是让市场目瞪口呆。

　　按照当时上交所规定，国债期货交易 1 口为 2 万元面值国债，730 万口的卖单相当于 1460 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只 有 240 亿元。已经失去理智的管金生在收盘前最后 7 分钟，共砸出 2112 亿元的卖单，硬是把价位打到 147.4 元。

　　当日，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转为巨额盈利。但是，管金生放出的上千亿卖单，至少需要 100 亿元的保证金，显然，万国证券 是透支交易，违规操作。

　　管金生的狂赌行为激怒了监管部门，当晚，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也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看看空方与多方的队伍，这么多人， 这么多财富，多少人的幸福和痛苦，何去何从？一切都在尉文渊的一念之间。

　　最后，上交所宣布，16 点 22 分 13 秒之后，也就是管金生用“天单”压盘那一刻前的交易异常，经查是万国证券为影响当日 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此后的所有交易均不算数，作无效处理。至此，万国证券在“327”国债期货交易中由盈利 10 多亿元，变 成了巨亏 60 亿元。

　　事件回响

　　“327”国债期货事件震惊了国际金融市场，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内地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995 年 5 月 17 日， 中国证监委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半的国债期货被画上了句号，中国内地第一 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布夭折。

　　5 月 19 日，管金生被逮捕，并被判有期徒刑 17 年。在法庭上，管金生没有请任何辩护律师，也谢绝了法庭为其指派的辩护 人，黯然接受了对他的指控。

　　此后，从 1995 年到 2000 年，中国 170 余家期货公司度过了艰难的六年，“327”国债期货事件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以至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327”国债事件对中国金融期货市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后遗症， 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内地市场都没有金融期货产品出来。

　　直到 2010 年 4 月 1 日，内地第二个金融期货品种——股指期货才正式出炉。

　　亿安科技：操纵到极致

　　从5元到126元，庄家的每一个布局都是一场骗局，引无数无辜散户竞折腰

　　2000 年 2 月，亿安科技成为中国内地股市十年来第一只百元股票，市场兴奋不已。当时，有人还找出一位 65 岁的老太 太作为长线持股的典型。由于她从 1992 年 5 月起就持有 11800 股亿安科技(原来叫“深锦兴”)，至亿安科技升至每股 126 元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 320 万元的财富。

　　亿安科技股价在 2000 年 2 月 17 日达到每股 126.31 元后就一路下跌。随后，亿安科技黑庄操纵股价内幕曝光。亿安科 技的疯狂炒作，将内地股市内幕操纵推向了极致，其疯狂程度令人发指。美国投资大师罗杰斯认为：“当媒体的观点一边 倒时，你应该冷静地站到他们的对面去。”亿安科技的庄家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套路”操纵的，股价从每股 5 元多起步， 分几个阶段上升至百元以上。

　　第一阶段，庄家大幅吸筹。从 1998 年至 1999 年 11 月，亿安科技股价从每股几元上升至 20 多元，但始终没有超过 30 元。 这期间，散户基本被蒙在鼓里，买入亿安科技的散户投资者并不多。

　　第二阶段，边吸筹边拉升。从 1999 年 11 月初至 1999 年 12 月底，亿安科技股价从每股近 30 元逐步攀升至 40 多元。

　　第三阶段，边拉升边派货。从 2000 年 1 月初至 2000 年 2 月 17 日，亿安科技股价处于狂升阶段，股价从每股 40 元上升 至 126.31 元。在这一阶段，散户最容易被诱惑上当，因为此时的亿安科技股价基本上是天天上涨，有时再来两个涨停板， 即使是比较沉得住气的投资者也很难经得住诱惑，选择在高位追入。

　　追逐者越来越多，庄家自然喜出望外。他们不断散步“利好消息”，不停地拉高股价。在亿安科技股价达到 120 多元时， 市场传言股价还将上涨到 200 元。日本“股神”川银藏就说过：“股市是谣言最多的地方，如果每听到什么谣言，就要买进 卖出的话，钱再多也不够赔的。”

　　亿安科技就是利用了一边散布谣言一边拉升股价的方式制造了这个“百元股票”，庄家从 2000 年 2 月 17 日开始一路出货， 最后共获利 4.49 亿元。而那些在高位跟风的散户投资者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亿安科技最后成功完成出货，有人说是因为运气好。其实，市场上早有人发现亿安科技靠 600 多个账户控制了 80% 以上的筹码。1999 年，有人根据亿安科技年报信息提出质疑：亿安科技持有 1000 股以上的人数仅有 640 人，而持股量是 99.03%。

　　2001 年 4 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进行处罚，原因是这四家公司自 1998 年 10 月 5 日起集中资金，利用 627 个个人股票账户及 3 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亿安科技(深锦兴)股票，持仓量在 2000 年 1 月 12 日达到 3100 万股的最高点。截至 2001 年 2 月 5 日，这四家公司共盈利 4.49 亿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符合“持有股票面值 1000 股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 1000 人”的规定，亿安科技持 有 1000 股以上的股东人数明显不符合《公司法》规定，《公司法》之所以强调“千人千股“，目的就是避免操纵。

　　《公司法》还规定，“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千人千股’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 门决定暂停其上市”。另外，《证券法》也规定：“上市公司丧失《公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的，其股票依法暂停上市或 终止上市。”

　　所以，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亿安科技早就够退市标准了。结果，亿安科技的违法行为不但没有被监管 部门发现，还在市场众目睽睽之下，制造了这起庄家操纵大案。

　　事件回响

　　2003 年 3 月，“亿安科技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审，包括亿安集团副总裁、财务总监在内的 5 名被告，被控犯有操 纵股票交易价格罪。其中，操纵亿安科技的主操盘手竟是一个 20 岁出头的小女孩，其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但公众最为关注的亿安科技原董事长罗成却未到庭受审，罗成早就心知肚明，提前携 8000 万元逃之夭夭，不知所终。

　　那些深陷困境，为上当受骗而痛不欲生的散户不得不委托律师维护自己的利益。状告亿安科技黑庄，成了中国证券市 场第一讼。但由于此前我国证券市场民事索赔还是一片空白，有关程序没有先例可循，股民的诉讼过程遇到了很多法律障碍。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指出，亿安科技小股东索赔的目的很难达到。诚如其所言，亿安科技股民索赔案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中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年发展，对于民事赔偿机制的建立不能不了了之。如果相关的法律制度始终没有建立的话， 今后，此类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广泛性的损失事件还会不断发生。

　　PT 水仙：无奈的“突破”

　　第一个被退市的 PT 水仙，却没能让众多更该 退市的上市公司紧跟其后

　　2001 年 4 月 23 日，中国内地股市发生了一件值得载入证券史的大事：“PT 水仙”被终止上市，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内地第一家被退市的上市公司。

　　本来，股市应该是优秀企业筹集资金的场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其入市规则中开宗明义地宣称：入 我门者，必世界一流企业。但在内地股市，很多亏损企业却被追捧。上世纪 90 年代末，股市承担了国企三年解困的任务，不仅亏 损公司不能退市，还得让其重组、圈钱、解困。

　　所以，股市成了有重组概念的亏损公司的“乐园”。一波重组风过后，亏损公司也该退市了。但在二板市场尚未开设之前， 股民们仍抓紧时间狂炒“亏损概念股”，亏损股股价飞上天的景象是内地股市特有的奇观。第一拨 4 只 PT 股，自 1999 年 7 月 9 日 开始交易的头 9 个交易日，共计有 17 个涨停板。有人曾写文章说：“我亏损，我光荣。小亏损，小光荣；大亏损，大光荣；亏得 资不抵债，最光荣。”面对股市追捧“垃圾股”的局面，证监会终于在 2001 年 2 月出台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 施办法》，为退市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政策环境。

　　于是，证监会选中了“PT 水仙”作为第一家退市的上市公司。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为上海洗衣机总厂，创建于 1980 年。 1992 年 5 月开始股份制改造，1993 年 1 月 6 日在上交所挂牌，1994 年 11 月 10 日公司B股也在沪市挂牌。

　　水仙也一度辉煌过，生产的水仙牌洗衣机曾是上海电器业的骄傲。可从 1995 年起，公司效益大幅度滑坡，1997 年首次亏损达 6600 多万元，1998 年又亏损 6300 多万元，1999 年亏损伤口大幅撕裂，亏损高达 1.9 亿元，1999 年 5 月被戴上“ST”帽子。2000 年 中期再亏 5300 多万元，并告全年预亏，在 2000 年 5 月 12 日又换成了“PT”帽子。

　　债务负担沉重、应收账款数额巨大是水仙最终崩溃的直接原因。如果当时能加大销售部门的管理和清欠力度，水仙可能还有 一线生机。然而遗憾的是，水仙尽管也做了努力，但因为清理整顿力度不够，而以失败告终。

　　水仙为了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谋求资产重组，而重组的最大障碍是近 3 亿元的银行债务。2000 年中报显示：近 4.05 亿 元的总资产中，应收账款和存货加起来高达 2.36 亿元，再加上无法盈利的 1.2 亿元股权投资，水仙用于生产的资产实在是少得可怜。

　　所以，接收水仙实际是接收一大笔应收账款和存货，这个买卖要做成显然难度极大。

　　不过，2001 年 1 月 18 日，水仙的重组计划还是有了实质性进展：第一大股东上海纳赛斯投资发展中心和第二大股东上海新工 联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分别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给上海同步电子有限公司。

　　可是，2001 年 3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宣布，两个月前签署的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自动终止，这意味着水仙重组失败。连续 四年亏损的水仙将不得不进入退市程序，最终被证监会选中退市。

　　事件回响

　　“PT 水仙”的退市，一度被看做是内地股市退市制度“零”的突破。但同时，很多人又在为“PT 水仙”喊冤，认为中国证 券市场适合退市的上市公司实在是太多了，比“PT 水仙”亏损更严重的上市公司一大把，为什么只有“PT 水仙”退市。

　　还有人认为，“PT 水仙”并非一家违法违规的问题上市公司，亏损主要是经营不善、合资失败造成的。那些投资者深恶痛绝 的弄虚作假、经济犯罪的上市公司，仍然受到重组保护伞的关照。监管部门不该只抓亏损公司说事儿，更应该让那些欺骗投资者的 上市公司退市。

　　更重要的是，证监会发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已十年，但股市的退市制度形同虚设，并没有体 现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股市本色。

　　“垃圾股”退市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报表或重组，死不退市，这已变成垃圾股秘而不宣的“潜规则”。 二是放贷银行决不允许垃圾股轻易退市，因为一旦垃圾股退市，银行债权就会立即变成不良贷款。

　　但是，垃圾股的“死扛”违背了股市优胜劣汰的功能，这一功能主要取决于两个关口：一是入口关——上市标准；二是出口关—— 退市制度。IPO 的核准制是确保优中选优，让优秀的企业、优质的企业优先上市，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而退市制度则是保证 股市之水常换常清，通过新陈代谢实现优胜劣汰。

　　遗憾的是，“PT 水仙”尽管实现了中国股市退市制度“零”的突破，但并没有让更多劣质上市公司得到淘汰。

　　银广夏：陷阱有多深

　　一个子虚乌有的暴利故事，却在中国证券 市场堂而皇之地讲了两年

　　从 1999 年到 2001 年 8 月之前，银广夏一直是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绩优样本股，从股价到业绩，均创下了令人炫目的记录。

　　1999 年 12 月 30 日，银广夏股价从每股 13.97 元启动，一路狂升，2000 年 4 月 19 日涨至每股 35.83 元。次日，银广夏实施了 优厚的分红方案 10 转增 10 后，即进入填权行情，并创下了 37.99 元的新高，折合除权前的价格 75.98 元，全年上涨 440%。

　　当时，很多股评人士找出各种因素分析银广夏上涨的原因，比如，公司不断寻找业务发展新利润点，从几年来公司对主业的 不断调整中，都可以看

　　到这种努力的轨迹；配股之后股价容易走出好行情；大资金对银广夏信心；大比例配送，等等。事实上， 银广夏股价上涨与这些原因都不沾边，就算大比例配送有刺激作用，那也是庄家先介入了炒作，才需要“大比例配送”来配合。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配送而炒作，是因为炒作而配送。

　　银广夏 2000 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 1 倍的基础上，每股收益仍超过 0.8 元。2001 年 3 月 1 日，银广夏 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连续三年总金额为 60 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仅以此合同推算，2001 年银广夏每股收益 将达到 2~3 元。对于银广夏的业绩神话，并不是所有人都深信不疑，曾经有一位基金经理说过：“银广夏业绩虽好，但不符合常识。”

　　第一，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产能，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 到近乎荒谬；第三，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

　　2001 年 8 月，《财经》杂志的封面文章《银广夏陷阱》，终于揭开了银广夏的真面目。《财经》杂志称，银广夏从 1999 年 开始的“利润神话”并不存在，其出口额据公司自称在 2000 年达 1.8 亿马克，而事实上仅为 3 万美元；这表明其所宣称的 1999 年、 2000 年出口分别约 2.2 亿元和 7.2 亿元人民币的说法站不住脚。

　　银广夏称签下 60 亿元合同的德国诚信公司是一家百年老店，但事实上是注册资金仅 5 万马克的小型贸易公司；据称出口创 汇创利的“超临界萃取产品”，在产品和价格上均被专家证实不具有可能性。

　　银广夏骗局被揭穿后，媒体参与了对银广夏的调查，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从原料购进到生产、销售、出口，天津广夏伪 造了全部单据，包括采购原料合同、购货发票、银行汇款单、出口销售合同等 100 多份关键财务文件，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 巨额利润 7 亿多元。

　　银广夏高层管理人员承认，天津广夏造假始于 1995 年，造假利润从 1995 年的 200 余万元开始，发展到 2000 年的 5 亿多元， 创下了惊人的“业绩”。而事实真相却是：从 1995 年到 2000 年天津广夏每年亏损 1500 万 ~2000 万元。

　　除了天津广夏造假外，银广夏分布在各地的主要控股公司几乎都在利润上做过手脚：上海广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虚假确 认电视片广告收入、拍摄费用等虚增利润；武汉世贸大厦通过虚构售房收入等手段虚增利润；芜湖广夏公司虚增利润的手段是多 计资本化利息费用、少计经营费用、多提折旧等；在深圳，被银广夏称为发展战略支撑点的广夏投资公司，实际是一家“空壳” 公司；在银川，银广夏用募集资金投资时大做手脚，通过收取高额利息等方式“做大”利润。

　　银广夏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中国大蓝筹股”，这个子虚乌有的暴利故事在证券市场信誓旦旦地讲了两年，人们看到的不仅是 天衣无缝的谎言、持之以恒的谎言，而且是数以亿计资金投入做支撑的谎言，引诱无数投资者掉进这个谎言的陷阱。

　　事件回响

　　2001 年 9 月 10 日，停牌一个月的银广夏复牌交易，毫无悬念，当时以跌停价开盘复牌，随后一路狂跌。经过了 15 个连续跌 停，股价从停牌前的每股 30 多元跌至不到 7 元，近 68 亿元的流通市值无形蒸发，持有银广夏股票的投资者遭受重创，特别是散户， 更是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切肤之痛。

　　事后，尽管为银广夏进行“财务整容”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尽管一代豪庄“中经开”也走上了覆 灭的道路，但“银广夏事件”给内地证券市场留下的恶劣影响至今无法消退。很多股民一见是中天勤审计的上市公司就会离得远 远的，生怕也存在假账。它给中国股市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成为股民心中永远的痛。

　　从银广夏事件至今，中国内地股市从来不缺少上市公司造假事件，因为作为“经济警察”的会计师们拿的是上市公司的钱， 只要上市公司有造假的需求，会计师们总会助纣为虐。

　　南方证券：大鳄的灭亡

　　一个硕大的证券机构，就在自己人的胡作非为 中轰然倒下

　　2004 年 1 月 2 日下午 3:30,南方证券被中国

　　证监会、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此时，南方证券申请破产的市场传言终于被证实。 这个证券市场的大鳄轰然倒下，绝不是一时之功。

　　1992 年 12 月，南方证券由中国工商银行(4.29,0.05,1.18%)、中国农业银行(2.65,0.02,0.76%)、中国银行(2.99,0.00,0.00%)、中国建设银行(4.78,0.04,0.84%)、交通银行(4.79,0.02,0.42%)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发起， 并由国内 40 多家著名企业出资组建。这个巨无霸级的证券公司当年在行业内相当有实力，公司待遇不错，公司老总在业内也 相当有地位。

　　1993 年，南方证券出资 5000 万元成立了深圳市银信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贸易。后来又经过两次更名， 分别为深圳南证投资总公司和深圳华晟达投资有限公司。从银信投资到华晟达，南方证券在全国搞房地产、办工厂、经营宾馆、 炒黄豆，什么生意都做，总投资在 50 亿元以上。而当时南方证券的资本金只有 10 亿元，大部分资金是将股民的保证金当做银 行存款来使用。

　　而南方证券在实业投资上并不专业，是没有计划的乱投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项目遇到困难，全撒丫子了，都来推卸责任， 造成不良资产 80 亿元。

　　南方证券在 2000 年增资扩股后，资本金增到 34.5 亿元，其中有 1.5 亿元没有真正到位，减去历史形成的亏损，实际账面 自有资金为 20 亿元左右。但南方证券包括不良资产、自营股票及下拨资金在内的实际占用资金有 160 多亿元。为求资金平衡， 南方证券除了占用大量客户保证金外，还有 100 多亿元的短期融资。

　　从 2001 年年初开始，南方证券重点开拓委托理财业务。2001 年与上海汽车(15.49,0.01,0.06%)签订了 4 亿元的委托理财合同，2002 年又与华 德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 3 亿元的委托理财合同。由于证券公司代客理财属于表外业务，所以，市场不清楚南方证券委托理财的 真实规模。但据证监会有关人士调查推测，南方证券当时的委托理财资金近 100 亿元。

　　由于南方证券对后市预期较高，与委托理财方普遍签有“保本保底”协议，当时的收益保底线为 6.5%~12%。由于上证综 指自 2001 年 6 月达到 2200 点后一直处于下跌态势，至 2003 年 10 月底跌至 1300 点，南方证券的委托理财业务已经无力自拔。

　　2000 年 12 月 18 日，哈飞股份(21.26,0.02,0.09%)在上交所上市，南方证券是其主承销商。哈飞股份上市后，南方证券开始对哈飞股份进行“重 点投资”，并联合南方证券成立的两家公司上海天发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起参与哈飞股份的投资。在 这个过程中，南方证券、华德公司、天发公司，陆续在上海、深圳、南京、北京等全国 25 个城市 45 家证券营业部，以法人或 自然人名义开设了 289 个资金账户，并下挂 1611 个股东账户，参与哈飞股份的分仓买卖。

　　但从 200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哈飞股份每股净收益由 0.36 元跌至 0.07 元，南方证券当时在哈飞股份中沉 淀的资金近 2 亿元，损失 8000 万元以上。此后，南方证券、华德公司采取透支的方式，集中资金操纵哈飞股份的交易价格。

　　在重仓持有哈飞股份的同时，南方证券还大量买入哈药股份股票，总投资达 22 亿元。在南方证券重仓“双哈”的时候， 股市持续调整，南方证券亏损严重。市场上传言重重，南方证券风雨飘摇。

　　2004 年 1 月 2 日，沪深股市交易中，上海汽车、首创股份(5.67,-0.01,-0.18%)股价突然出现大幅震荡，成交量急剧放大，而哈飞股份、哈 药股份则被巨大的卖单封死跌停板。此时，市场传言：南方证券出事了，投资人一片恐慌。果然，当天下午 3:30,证监会 和深圳市政府宣布了南方证券被接管的消息。

　　事件回响

　　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市场一片哗然，参股南方证券和被南方证券持股的公司全部陷入不可知的恐慌中，涉及上市公司 几十家，无数股民都在焦虑中度过那个周末，都担心自己的股票是否与南方证券有瓜葛。

　　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两个月后，南方证券负责股票操纵的孙田志及他的班底先后落马，全军覆没。2005 年 12 月 26 日， 孙田志因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判决书还展示了南方证券坐庄的组织结构：共分为四层，“庄家”顶层是原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和孙田志，由孙田志向第 二层下达买入或卖出指令，第二层接到指令后向掌管营业部的第三层下达命令，第三层下面还有更多的参与成员。这个严密的 组织在三年多时间里，完成了对哈飞股份的“完美”操控。

　　南方证券的浮沉无疑是内地证券业的一个缩影，南方证券的困境，折射出了券商普遍存在

　　的管理失控、经营粗放、投资水 平低下等现象。

　　而且，那两年接连发生的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破产、清算、关闭、行政接管，也暴露了内地证券市场制度上的缺陷。

　　老鼠仓：永远的悬念

　　“老鼠仓”操纵手法隐秘，如果没有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的监管，它只能是个悬念

　　中国内地股市的特色就是无庄不成股，而“老鼠仓”就存在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庄股当中。所谓“老鼠仓”，就是市场中的一些 主力庄家在用公有资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提前将一些消息通知相关的个人和机构，也有部分操盘手会将消息透露给亲朋好友，使 他们在第二天早上集合竞价时，在极低的价格或跌停板处填买单，然后在竞价时或盘中瞬间把股价打下去，使预埋的买单得以成交。 待用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率先卖出个人仓位而获利。

　　2007 年 5 月，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行为被中国证监会查实，唐建成为中国基金业“老鼠仓”行为被查处的第一人。

　　唐建自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起便以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便买入新疆众和(20.12,0.07,0.35%)的股票，其父的账户买入近 6 万股，获 利近 29 万元，另一账户买入 20 多万股，获利 120 多万元，总共获利逾 150 万元。

　　新疆众和是当年基金投资的宠儿，上投摩根的多只基金持有该股。新疆众和股价在 2006 年 9 月底为每股 17 元左右，后一路飙 升到每股 28 元。

　　2006 年 11 月，唐建在某日尾盘突然拉升新疆众和的做法引起交易所的警惕，监管当局因此向上投摩根发出风险提示函，并由 上海证管办对公司进行了有关内部管理的现场检查，一度暂停业务审批。

　　2007 年 5 月，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通知，对唐建涉嫌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违规投资活动进行立案调查。

　　事实上，唐建的“老鼠仓”行为并非内地股市的个别现象，有关基金经理开“老鼠仓”的故事有很多。从 2009 年 4 月起，“周蔷” 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内众多财经媒体上。2006 年，这个叫周蔷的投资者成功随融通基金旗下的新蓝筹基金、通乾基金，买卖新中基(7.45,0.08,1.09%)、 广州冷机(16.92,-0.18,-1.05%)、川化股份(5.67,-0.03,-0.53%)和海南海药(26.65,0.37,1.41%)，获利近 2000 万元。

　　周蔷每次选择的进出时机，不仅都十分准确地掌握了融通基金的步伐，甚至还出现了十分踏准节奏而抄底融通基金的状况。周 蔷的举动引起了市场对他和融通基金“老鼠仓”的质疑。随着融通基金“老鼠仓”事件曝光，融通基金旗下的另一个基金经理张野 也浮出水面。

　　早在 2000 年，张野的名字已经被中国股民所熟知，他当时是知名证券资讯机构—— 杭州新希望(20.28,-0.23,-1.12%)的董事长、总经理，是名震浙江 的股评家。周蔷“老鼠仓”曝光后，张野主动约见办案人员并当即坦承，周蔷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大户，叫朱小民，是张野的 一个老朋友，周蔷账户对新中基等四只股票的投资与张野的推荐有关系。

　　在证券市场，很多年轻的基金经理手握几十亿元资金，有极大的诱惑力。在基金业，一些基金经理让其亲友或其他关联人建“老 鼠仓”获利已经是一种“潜规则”。

　　事件回响

　　很多时候，“老鼠仓”的操作手法往往都是非常隐秘的，如果不是掌握第一手交易记录，就很难取证。日益严重的“老鼠仓” 问题正成为中国股市的一颗毒瘤，对整个行业带来的伤害难以评估。由于基金“老鼠仓”根本不可能事先预防，最多是发现后追罚， 而被发现的概率又极低。

　　所以，“老鼠仓”的监管是世界性的难题。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把“老鼠仓”归属刑事犯罪范畴。而我国《刑法(修正案)》 于 2009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融通基金“老鼠仓”当事人张野成为第一“触法”的人，而此前已被查处的上投摩根基金的唐建和 南方基金的王黎敏两起“老鼠仓”案，因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最终只以行政处罚了结。

　　尽管“老鼠仓”已被《刑法》纳入罪责范围，但因涉及“复杂的利益协调”等因素，如何杜绝“老鼠仓”仍然是中国内地股市 的一大悬念。

　　编后记

　　为了组织这组专题，编辑阅读了大量资料和书籍，二十年的风雨历程，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几乎堆满了整个脑海。由于篇幅 有限，只能从茫茫信息中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故事。这里为读者呈现的每一个故事，也许不都具有时代的符号，但我相信，这些都是 中国股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因为有了这些故事，才让中国内地股市的法律和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因为有了这些故事，才让中国股民从困惑、盲目到反省、思辨。

　　之所以重提这些故事，就是因为发展了二十年的中国内地股市仍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股市透明度低，信息披露的监 督机制和完善机制还很不健全，内幕交易从未停止过；市场监管体系还不健全，市场的监督角色还存在错位；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还不健全；股市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烈，等等。

　　痛定思痛，相信中国内地股市在未来二十年，不需要再付出以上的惨痛代价，就能让股市的制度逐渐健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