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恶毒女配:薛铸先生其人其书臆解

薛铸先生其人其书臆解

○许石林

水土养人，橘枳有别，环境造化一方文化性格，此说向来为人所崇信，是有道理的。故识人论事，探究其性格人品源流，考察其生长学养之历史人文环境，不失为方便之门。

我与当代书法家薛铸先生认识近二十年，其间彼此信息时断时续，然先生名高位显，在明处，其文章书艺刊载于报刊，我大致都读过，所以，可以大致了解先生近二十年的情况。先生是吾乡当代名贤，全县上下，人人以家中挂先生墨宝为荣耀。蒲城因王鼎、杨虎城称将相故里，今又给先生建280亩大的碑林，请先生主持刻自己的书法和历代名碑，尤其是恢复历代残泯名碑，给后人经营一文化宝库。故我虽至今尚未有先生片纸只字，但欣赏其墨宝，却非难事。日前得到先生赠最新书法集，煌煌展读，思想先生为人做事，忽有所会——

薛铸先生其实是个干才，倘若生在古代，必能以事功为世所称道。而其书法绘画，不过余事，游于艺耳。我在纪念于右任先生诞辰130周年时写了一篇短文，有云：“毛笔字、书法对于当代许多人来说，是个大事，但是，对像于右任先生这样的人来说，恰恰是个小事儿，是余事、余兴。古来所有书画大家之所以有成，大多走了一条这样的路：即书画为余事，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儿。也只有将书画定位于此，才能成就书画。反之，那些把毕生所有精力、才情都投入到书画上面的，恰恰能成就匠人，而不能成就大家、大师。所以，先哲有言：先器识而后文艺。……在崇尚道德文章的传统里，越是书画大家，越能体会到成就一个人书画的，技法是细末，真正的内因是一个人的器宇胸怀、修为和行动，即功夫在诗外。字不过是人的脸面，你老在研究这脸面的纹路和肤色等等，永远不懂呈现在这面部的气象和“相”下面的“心”。……在道德文章立身的时代，书画不过是‘德之糟粕’、‘文之毫末’。现代人认为谁的字画卖得贵是很荣耀的事儿，在古人那里，字画卖得再好，也是贱业，是很让读书人伤心和尴尬的，是读书人落魄之后的无奈甚至是堕落——唐代阎立本，有经纬之材，官至右相，位极人臣，但是因为朝廷上下对他画技的推崇而掩盖或削损了他的治国良策感到羞耻，愤恨不已，再三叮嘱儿子：‘尔宜深戒，勿习此艺。’死都别学画画这种技艺。宋代以文治天下，皇帝也爱绘画，尽管如此出，如以绘画成就结算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很让读书人感到羞耻的——宋朝大画家李成的儿子做了开封府尹，看到父亲的画受人喜爱并外流，深感羞愧，于是重金搜求并销毁。从这两个历史上极端的信息，可以解读出书画之道的奥义：即单纯地从技艺上、从书法本身去钻研书法是舍本逐末的。如果以书法——即使加上书圣、草圣、五百年第一人等等这样的称誉概括于右任，再通过研究和纪念，强化这种经过不科学选择裁减的信息，就一定会把于右任先生简单化了、看扁了。真实的、丰满的、有思想有胆魄的、有宏大价值追求的、虎虎有生气的于先生，被他的毛笔字淹没了，而他的书法根柢也被虚化模糊了，最终也使得于先生的书法也会变得知音难觅，许多血肉事实，也会变成虚化的传说。”（2009年4月12日《于右任的书法是怎样“炼”成的》）

我对书画艺术，至今仍持以上浅见，抑或误解。观薛铸先生书法集，以上话语自然浮现脑际，薛先生与于先生不同时代，但是性格行为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实事的人，局量宽大，远非区区书画所能概括。

薛先生与于先生相比，其悲剧在于他生错了时代。于先生得传统造化深，虽然他是一个反帝制的英雄，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士大夫，能够参与风云际会之时代，随之跌宕颠簸，并成为时代之中流砥柱。薛先生虽有与于先生相同的性格，却生在一个士大夫被消灭的时代，故得其造化浅，历史又没有提供给他如于先生那样的时代机遇，故薛先生跟于先生相比，即所谓其质趋同，而其命殊异。当然，薛先生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大约十年前，先生深感当今趋利时代，书法研习交流已成互市之肆，即便谨慎追求公正尚且往往失之偏颇，何况人为制造不公正。随以一篇重磅级的文章，将陕西书法界的那点事儿，公之于众，春秋笔法，所涉人事，多不避讳，影响很大。先生为文，说完自己的话，即离开恩怨是非地陕西，迁居北京，其作派气势，依然是他习惯的高傲：不屑与人抢饭吃。

薛铸先生虽然年龄不大，一般人却以为他是一位很老的老先生，辈分几及启功先生。那是因为他年轻时就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执行能力，很早就成为中国书法界一位善于运筹奔走，喜欢做事且有能力的组织者，能够与那些早已作古的老先生们共同做事，并成为得力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书界许多老先生如卫俊秀、刘自椟等都得到薛先生的大力帮助。不惟陕西书协的组建成立，即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薛先生也是重要发起人之一。他在碑林博物馆工作期间所做的事情，至今仍为人所称道。他组建中国第一个书学院，其时才不过四十来岁。他敢想敢干，且眼光长远，做事恢宏大度，能让名利于他人，这在当今尤其罕有。

我偶尔与先生见面，听先生评论社会、议论人事，即片言只语，亦多卓见，且言词传神，直中要害。薛先生说话，痛快慷慨，枪急马快，风驰电掣，不在小处留连瞻顾，有一种无畏的担当气派。先生身上关中人的性格特征十分明显，认准道理，即坚定不移，旁观者尚为之惴惴思忖，自己却迎风而立，虽危崖深渊之侧，浑然不觉。倘若说人之心眼有大有小的话，则关中人心眼小的少。

自张横渠自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思想襟怀，开创于关中，关学绵延兴盛数百年，士子学人，日月星光，代不乏人，不能说与关中地理风土、人之性格品质没有关系。遍览历代关学诸子，其人品性格，大多趋同，即有了“横渠自道”式的广阔心胸，眼前似无世间曲折障碍所阻，说话做事，出于公心，不涉私德，倔强顽韧，不较利害，常常面发人过，无计后果，如宋朝关中儒生吕大临先生，得知当朝宰相富弼因官场失意，回家学佛自了，吕大临随即写信谴责富公：“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爵位进退、体力盛衰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理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在公之力，宜无难矣。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这一通发自公心而不留情面的谴责，说得德高望重的富弼老宰相连连称谢。这就是关中士子的性格。这种性格一般人不与之长久接触，受不了，如元代蒲城士子侯伯仁，史载其“气性刚正，人多严惮之，及其应接之际，则和易款洽”。明代蒲城士子单元洲、单允藩兄弟，均赋性激烈，常相互激励，以尚友古忠烈士为幸，为文亦慷慨深切，时有“二难”之谓。至清代刘伯容先生亦正心诚意，慷慨有志节。诸位先儒，虽不同时代，但其性格大致趋同，学问人品一脉相承。

至于后世，关学没落，日沉星隐，然其影响余绪如天边一抹逐渐暗淡的霞辉，虽云苫雾罩，犹依恋凝眸秦川大地，不忍决绝，成为关中人性格中的文化基因。此基因若遇良好的资质，则自然会突显，仿佛回光返照，所以说，虽然自清末民国以后，关学几近沉泯，却因为关中人文化性格中尚有数百年基因所赋予的记忆和体温，因而偶尔也会有杰出人士显现，在昔如于右任先生等，在今如薛铸先生等。

薛铸先生所生时代，于读书学问，自然不比往昔之士子，然其内质趋同。先生不幸之中亦有大幸，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能长期浸润于古老文化荟萃之地，吸吮其无尽的滋养。先生是资质非常之人，非苦心诣旨派，学书如入山寻宝，得之，举一反三，领悟明敏，复又思之，则径直再往。故其勇猛精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有关薛先生书法之特征、要义，已有专家详尽研究，我就不附会赘述了。我观先生书法，只想起先生为人，书如其人，诚非虚语。先生之书，无论真草隶篆，得古人妙旨，却并不在小处停留、徘徊，其笔法线条，坚决痛快，毫不顾盼，直抒胸臆，不搔首弄姿，无有意讨人欢喜的表演范儿，其气势仿佛有一股你爱看不看的傲岸之气。

综上，先生之性格禀赋、学养历练，本应以事功济世匡时，无奈造化不力，权将一腔热情，都化做笔下的点线勾画，其书作供人品鉴赞赏之余，在先生自己，收获的即便是甜美，其中也必有一丝苦涩，怀想关中先儒诸子那深沉幽远的目光，一声叹息……

                                                              2011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