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
图为1971年5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运动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3月9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答非所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次他要来一次反试探！
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1970年77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
林彪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两人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
1971年4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批陈整风算是告一段落，紧接着两天后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惯例，“五一”和“十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
这年的“五一”，也不例外，晚上将举行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周总理，绝对不允许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为防止出问题，杜修贤和过去一样，下午就到天安门城楼检查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毛主席出场，他们不能多用手里的闪光灯，以保护他的眼睛不被强光刺激。
杜修贤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坐席。坐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到城楼，见着杜修贤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1970年之后，一般毛泽东出场，其他摄影记者就不能随便靠前，这已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夜幕终于落下，暮色沉沉。
天安门广场上却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光线像画笔样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灯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身着绿军装，而换上了灰色的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去年“十一”，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在总理身后走进人们的视线。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都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周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抬起眼帘，凝神细望，咧开嘴笑了。他站起身，握住了老总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赅，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得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他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的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
城楼上，溴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烟火晚会就要开始了，毛泽东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他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
这时杜修贤发现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自从庐山会议后，他再没有见过林彪，只知道他身体不好一直在北戴河休养。这时杜修贤看到，坐在旁边圆桌前的周总理也在左右环顾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空空的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什么！
周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了进来。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寂的样子。
了解林彪底细的人都知道，林彪战争年代负伤曾经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后来不用就不行。果然这天晚上，林彪也因身体原因，不想去城楼，是周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但他带着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出现在人们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而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记者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状态，他便放下相机，没有再拍，转到别处找镜头了。
禀性温厚的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林彪：“身体不大好？”
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着桌面回答：“不好。”
林彪确实让人感到身体不好，五月天穿着大衣，双手抄在袖筒里。城楼上满是警卫人员和准备采访的各国记者，十分忙乱；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可是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虽然他没正眼看谁，但他在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震动一下，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举措似乎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对他正眼望一下。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只剩他自己落落寡欢的刹那，他蓦地站起，转身，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当杜修贤再慢慢地踱到主席桌边准备拍摄时……啊！他僵住了，林彪不在了！
领导人中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的目光频频望着旁边桌的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起。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和大家将目光投向了天幕……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周总理跟前，一阵耳语。周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严峻。杜修贤一见，心里暗叫不好！连忙跑去问警卫员：“林副主席哪儿去了？”
“早就回家了！”
杜修贤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先走？为什么不跟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杜修贤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影电视不就都砸了吗？杜修贤又想起他的相机里那张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从未有过的窝囊，窝囊透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之举。
当时城楼上还有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杜修贤不由看看手里的相机：这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今晚唯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张唯一的合影象征着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时代的结束。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
林彪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却无法坚持到结束，一人痛苦地枯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北角椅子上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他再度出现在杜修贤镜头里已是６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把接见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号湖南厅。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见会谈已进入正常轨道，他就退到门外的大厅里等待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杜修贤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的记者，托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坐在一张椅子而不是旁边的沙发上。杜修贤还以为会谈结束了，可再一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杜修贤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正是夏天，大家光着头还热得滋滋直冒汗，林彪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当时杜修贤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可见他的警卫员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并没有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的意思。
其实，林彪此时正遭受着吗啡瘾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他的警卫员们清楚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着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杜修贤看看表估计会谈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情景几乎是同出一辙。而毛泽东泰然处之，正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他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
会谈结束了，林彪也没有进来送客人。
等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杜修贤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他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居然还坐在那里。他没有停留，快步走了出去。
晚上，杜修贤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那里宴请罗马尼亚客人。周总理站着匆匆看了一遍照片，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发稿，却扣下了自己单独会见外宾的照片。
这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
周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在前谁不该在前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得全面周到。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他似乎比以前更加细心。
后来杜修贤听说，6月份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托身体不适，不去。毛泽东为此很不高兴，执意林彪一定出席。可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害，林彪才勉强答应。
会见时，宾主刚寒暄完，林彪就退出。于是发生了他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角落里那一幕。■
（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王一珂 李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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