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猫你别逃百度云txt:评古论今,古今结合--中国教育制度体系再建之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0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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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古论今,古今结合--中国教育制度体系再建之思考(重点在最后)

 

先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教育情况:

从教育的阶段可以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大学教育

从教育的场所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分为官学,私学,公私教育。官学按级别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私学一般分为义塾、和私塾,私塾又分为专馆和散馆,私学一般都是启蒙教育。

从教育内容上大致可以可以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有关知识点:

学前教育

研究学前年龄阶段儿童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的学前教育学研究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3~6岁幼儿教育的一般原理和幼儿园教育的任务、原则、内容和方法,也包括学前家庭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学前年龄阶段的划分在各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为 2~5、6岁,也有的国家为初生到5、6岁或7岁。3岁前是儿童身心发展比较重要的阶段,与3~6岁儿童教育有密切联系,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把两者统称为学前教育较为恰当。

学前教育思想最早散见于古代一些著作中,中国古代在《大戴礼记·保傅》篇中就曾记载殷周统治者注重胎教,为太子、世子选择保辅人员,使他们“自为赤子时,教固已行矣。”《礼记·内则》篇中有从儿童能食能言时便进行教育的记载,如“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革,女□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中国古代有些教育家十分重视学前教育, 如魏晋南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对儿童应从“婴稚”时期起“便加教诲”,认为俗谚“教儿婴孩”,很有道理;并强调父母对年龄幼小的子女不能“无教而有爱”。 宋代朱熹也重视儿童入学以前的教育,主张“生子必择乳母”,“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必须选择品德良好的乳母,才有利于婴幼儿的保教。在西方,一些古代哲学家、教育家也有过关于学前教育的论述。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都曾提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内容,柏拉图还第一次提出了儿童从出生起就在专门机构中养育的学前公共教育思想。
 

官学和私学

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自汉以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综观中国教育史,官学的经费开支主要由政府承担,私学则主要依靠集体的力量。

中央官学开支历来由“国家财政”负责,不但不收学生学费,而且还给予学生非常优厚的待遇。太学作为汉代中央官学的主体,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其太学生享有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无需缴纳学费。明代国子监不但供给监生廪膳,并按季节发给衣服、被褥、冠履;每逢节令,必有赏给;已婚者养其妻室儿女,未婚者赐钱婚聘;监生省亲回籍,赐衣、赐金作为川资。

地方官学由各级地方政府举办,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等,也多不收取学费。明代地方官学对廪生免除学费,并给予廪膳补助,只对“计划外”的增广生和附生收取很少学费。地方官学规模颇大,学生众多,又不收取学费,那么其经费从何而来呢?据史料记载,宋代地方官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有:一是由政府拨给修建学校经费和日常经费,这些经费有中央政府拨给的,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二是建立学田制度,为州县学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证;三是收专项捐税以充学费,如加收酒税;四是社会资助;五是靠其它各种途径,如以房租、刻印书籍等筹措学校经费。

在官学之外,私学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学私学分为三种类型:义塾、专馆和散馆。义塾又称为义学,是私塾中规模较大的学校,由宗族组织所创办,其经费来源有三种途径:一是创办者或其他个人,组织的经费供给;二是学校财产的经营增殖;三是向学生收取费用。前两种渠道是义塾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三种情况间或有之,但对本族穷苦子弟大多进行免费的初级教育。专馆是一家或数家、一村或几个村单独或联合设立的一种私塾,经费按人分摊,此多为富裕户所办,以使其子弟就塾。散馆是生员(秀才)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在家庭单独设塾,招收附近人家的子弟就读,以收学费维持生活,主要进行启蒙初级教育。

《学记》简介

《学记》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学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在祖国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从事辛勤的劳动,与大自然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产生学校的国家之一。《学记》就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总结,可称为我国古代的教育学。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写作年代距今大约两千多年。据郭沫若同志考证,作者可能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只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对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写得非常精练,非常深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用以指导设学施教,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论著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

《学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认为“建国君民”的最高目标在于“化民成俗”,使人民完全受统治阶级的道德的支配,它把教育提到首要的地位。《学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充分体现出儒家重视教育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这说明,在阶级社会,学校教育是为一定政治经济服务的,历来如此。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古人虽没有这个术语,却很懂得这个道理。
《学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学记》既然把学校教育当做“建国君民”的重要武器,因而对于执行教育工作的教师,必然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记》)这就是说,教师的地位同神圣的祭祖礼仪中的“尸”一样受到尊敬。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们“为尸”或“为师”时,才不以臣礼对待他们。虽然天子为“贵”,也须免除老师对自己“北面而朝”的臣下之礼。
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表,企图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的“道”,维护封建统治。因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尊师重道”的思想,被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为进行统治与巩固统治的武器之一。但就《学记》提出对教师应严格要求,并号召社会上尊师这一点来说,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方面总结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健全学校教育制度。《学记》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制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中国古代,也曾广设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每二十五家设立“塾”,以教闾巷中各家的子弟;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设立“庠”,以教闾塾中所升入的子弟;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即术),遂中设立“序”,以教党庠中所升入的子弟;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设立大学,以教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和遂序升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学校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十分周全,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二是严格考试制度。《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要考查他们的学业成绩。第一年,考查他们是否能分析经义和章句。辨别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的趋向。第三年,考查他们能否专心学业和同学之间是否融洽,共同研习。第五年,考查他们学识的广博和亲近老师的程度。第七年,考查他们议论学业是非能力,以及能否择其善人为友;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都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小成”。到了第九年,就应该考查他们能否做到推理论事,触类旁通。虽独自立说,却不违反老师的教诲,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大成”。经过这样学习后,将来就足以教化民众而变易旧的风俗,并且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响往来归。这就是大学的教育宗旨。
《学记》在这里讲的是大学的修业年限和视学制度。大学修业九年,分前七年后二年两个阶段。每两年考查学生成绩一次,每次考查都有重点,而且不仅考查学业成绩,也考查操行成绩。这可能是《学记》作者的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制度、班级授课制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然而这种设想也是可贵的。
三是重视开学典礼。“大学始教,皮弁祭莱,示敬道也”。这说明大学开学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在开学时,由官吏穿着礼服,供奉祭莱,举行祭礼,以示尊师重道。“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要学生朗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表示君臣宴会作乐,上下和睦。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不可取,但重视目的教育是对的。因为在隆重的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古人对目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我国至今仍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四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学生要按鼓声打开书箧,如今天学生按着铃声上课一样,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目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至于“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体罚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棍棒纪律,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自觉纪律是不相容的。
总之,《学记》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的论述,有的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并不奇怪。

《学记》的精华是对教育原理、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论述。汉代学者郑康成说:“名《学记》者,以其记人教学之义。”(朱希旦注《礼记集解》(下)卷三十六,商务印书馆)朱熹说得更为具体贴切:“此篇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受之次序,与其得失兴废之所由,盖兼大小学言之”。(同上)很显然,他们都说《学记》是古代教育思想的总结,其精华在于它概括教学原则和方法的教学论。
《学记》的教学论思想,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学记》分析教与学是“学学半”的关系。第一个“学”字应读“效”,是教的意思;第二个“学”字,是学习的意思。“学学半”是说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教学是两个方面活动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在教,一方面在学,学习的人,也是一方面靠人来教,一方面靠自己去学。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必须加强自学。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两方面的结合。对“学学半”之阐述,一般认为教学各“半”,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各占其“半”。我认为这种“各半”的解释似乎机械了些。作者的原意,恐怕也不是半斤八两的意思。
人的发展是受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基本因素所制约的。究竞哪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呢?历史上的教育家曾经争论不休,它反映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学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这句话有的人解释为学生的本质是好的,象玉石一样,但需要教师“精雕细刻”才能成材。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玉要雕琢方能成器,人要教育,才能明白道理。《学记》的用意是强调“学”。说明人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教学是师生双边话动。不仅要有救师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要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历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要求他们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韩愈曾作过国子监博士,类似今天的大学教授,他对于“学”和“思”很有研究。在这里,前句是说只有勤奋学习学业才能精深,而嬉戏必然荒疏了学业,指的是勤奋的重要;后句是说只有认真思考才能德行有成,而随波逐流必然导致德行的毁败,指的是思考的重要。荀子也讲过学与思的关系:“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劝学》)这里荀子讲了只思不学的害处。对学与思的关系论述得最全面的是孔子,他曾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光学习,不思考,不会有心得;光思考,不学习,便会徒劳无益。所以要获得真知识,解决新问题,学与思是缺一不可的。“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前人这些话真是金石之论,对“学”和“思”的辩证关系,阐述得是很深刻的。
《学记》对“学”与“思”的关系,认为既学且思,学思结合。这种学思并重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学记》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学原则有如下几条:
(—)启发诱导原则
启发诱导的原则,现在通称启发性原则。可以说它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
《学记》作者说:“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在这里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并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把启发性原则提到很高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如何启发诱导?《学记》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是“道而弗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而不要牵着学生走。二是“强而弗抑。”激励学生而不要压抑学生。三是“开而弗达。”指点学生而不要代替学生作出结论。这三条就是对启发诱导原则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说明,教师在教学中起的是引路人的作用,引路人就要善于指引,善于鼓舞,善于启发学生沿着正确的道路去走,不应拖着学生,压抑学生,更不要代替学生走路。这就是“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
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启发式的教学,在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教授法是“启发式,废止注入式。”启发式教学的实质在于: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原则。学生认识的发展同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教师的“教”是外因,学生的“学”是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教学必须从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出发,教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独立地进行多阶段的分析综合活动,使其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记》还论述了贯彻这个原则的好处:“道而弗牵则和,”引导学生而不牵着学生走,师生关系才会融洽;“强而弗抑则易,”策励学生而不推着学生走,学生就有勇气克服学习上的困难,顺利地进行教学。“开而弗达则思”,启发学生而不代替学生作出结论,学生才能独立思考,发展智力。总之,只有做了“道”、“强”、“开”的工作,才能达到“和”、“易”、“思”的要求。《学记》在启发教学上不仅发挥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不是等待而是要促进学生思考的主张。这些宝贵的见解,很有现实意义。
(二)教学相长原则
学无止境,教也无止境。教师应当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学记》作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可见《学记》不仅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还从教与学两个方面精辟的论述了这个原则:
首先,从教师方面讲:“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彼此相长、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教师通过教学感到困难,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学习提高。这种情况,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几乎都有这种体会。开始时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教课没有问题,但一到上课,就感到有些地方讲不清楚,更不能深入浅出的生动传授知识,这时才体会到自己还很不够,需要虚心学习,这就是“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才能“自强”。
其次,从学生方面讲:学生从老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需要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学习是一种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难处。愈学兴趣愈高,眼界愈开阔,也就愈感到自己的贫乏,从而发奋“自反”,求得长进。所以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学习书本,师生还要互相学习,特别是教师要注意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共同提高。“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记》提出的“学学半”的主张也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高度概括。
《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原则,具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它发挥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揭示了教学工作中的客观规律。
(三)循序渐进原则
《学记》对于循序渐进的论述,比我们通常说的系统性原则,含意要广,内容要多。它包括了系统性、量力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的内容和要求。《学记》对于如何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学不躐等也”,教学要有系统性,教学的系统性,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教材是有一定的连贯顺序的,学生的学习是新知继旧知,以旧引新,循序渐进。俄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论证系统性时曾说过:“当然,只有本着事物自身的合理的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掌握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如果充满了许多零碎而不联系的知识,就会象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东西的仓库,这里连仓库主人也什么都找不到。至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只有体系而无知识,就象商店一样,它的每个柜子都贴着东西的标签,但是柜子里是空的。”(转引自苏联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教学论》第197页)乌申斯基的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教学不按部就班地系统地进行,就会“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陷入混乱的境地。只有掌握加法的概念和判断,才能进而顺次掌握减法和乘法的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理过程;只有掌握了力的概念,才能进而顺次理解重力、压力。任何打乱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做法,都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其次,“不凌节而施”。这句话汉代郑康成解为“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救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要从学生的年龄和才能出发,因材施教。《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这是孟子所说“时雨之化”的“时”,其意义是说,“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如果失之过早,它就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相反,如果失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容易使他们接受。这样不合时机的教育,《学记》认为,必然是‘勤苦而难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学记》提出“不凌节而施”的要求。“不凌节”就是教学不要超越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要教小的、钝的学生太多太深的知识,超越他们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吃不了”;也不要对大的、有才能的学生,教的太浅太少,使他们“吃不饱”。《学记》要求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做到“教不凌节”,“学不躐等”,循序量力地进行教学。《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为的是“学不躐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凌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凌”了“节”。夸美纽斯曾说过:教材讲解要注意一贯性和连续性。并提出“使先学的东西为后学的东西开辟道路。”梁启超讲得更通俗:“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教育政策私议》)孔于亦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论。(《先进》)中外学者这些话都说明,教与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要想“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的。(《孟子·梁惠王上》)现在,有的学校搞突击、搞竞赛,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都是违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即使偶而见效,也决不会持之久远,不少学生通过突击升入大学后,功课跟不上,就是例证。殊不知“多则惑”,“欲速则不达”。
(四)“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劳与逸相结合的原则。《学记》认为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传授正课,“时教必有正业”;课外应有休息、游戏和作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还认为,正课固然重要,课外活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课外各种有益的活动,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正课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引起学生对正课的兴趣,加深对正课的理解。如果课外不学“操缦”(杂曲)、“博依”(歌咏)和“杂服”(洒扫)等技艺,课内就学不好“弦”(即乐)“诗”和“礼”。因此,必须要求学生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所以《学记》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如果不提倡课外的技艺,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因此,善于学的人,学习的时候,就努力学习;休息的时侯,就尽兴地搞课外活动。“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样使学生能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过去学校一般不重视课外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还是对课外活动没有足够的重视。《学记》能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教育学》,没有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列入教学原则,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安排得当,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是大有好处的。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实验的学校里,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六百多学生的学校里,课外活动小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所学校为苏联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相观而善”原则
《学记》提倡“相观而善”。认为学友间要互相交往,以便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在谈到“藏息相辅”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人人都有优点。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得到长进。相反的情况,便是“独学而无友。”一个人冥思苦想,有问题无处可商量,久而久之,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之蛙。
但是,《学记》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学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是互进有益的,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它提醒人们,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会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荒废学业。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自己的长进,应注意结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这可以说是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学记》对这个问题的可贵之处,是首先看到交往的有益作用,加以肯定和提倡。而不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这不能不说是《学记》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
(六)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对长善救失原则的论述,是积极的辩证的。它认为由于学生“心性”不同,“心之莫同也”,在学习上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缺点:“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记》可贵之处不只是在于概括地指出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这四种缺点,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揭示了产生四种缺点的原因,提出了积极的辩证的教学方法。《学记》说:“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一方面,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学习的情况也不相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知其心”,“尽其材”,然后才能“救其失”。另一面,对学生的缺点要全面分析,既要看到坏的方面,也要看到好的因素。《学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要发扬的是什么,但古人的注解中有过这样的解释:“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意思是说,“或失则多”,学习中贪多务得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引向渊博的因素;“或失则寡”,学得过窄,孤陋寡闻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也含有变为专深的可能;“或失则易”,轻率勇为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包含有勇于进取的因素;“或失则止”,畏难而退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安分守己,导向扎实的可能。学生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归纳起来,“不是失之太过,就是失之不及”。就“多”、“寡”、“易”、“止”本身来说,是四种“失”。但就它们所包含的“渊博”、“专深”、“进取”、“扎实”的因素而言,又可以说是优点。好与坏,得与失是辩证的统一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要有“两点论”。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学生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这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对这个原则的阐述,既包含重视正面教育的意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至于《学记》对教学习方法的论述,不甚具体。一般是结合教学原则来谈的。现归纳为讲解、问答、练习和类比四种方法,分述于后:
(一)讲解法
教学离不开讲解,讲得好坏,除了正确地掌握内容以外,关键就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严密地组织教材。因此,《学记》向教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约而达”。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扼要,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罗嗦,更不要含糊不清,做到简洁透彻、少而精。
第二,“微而臧”。教师讲解要有重点,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既要把教材的精华讲出来,又不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到“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
第三,“罕譬而喻”。意思是举例不在多,却很能说明问题。教学少不了举例,“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要是例子典型,有代表性,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开导阻塞,启发思维。“例不在多而在精”。“例子多了,就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学生只注意事例,不注意理论了”,就不能起到“喻”的作用。
有的教师只管抽象说教,不“举事以类义”;有的教师举例不当,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有的教师用例太多,淹没了论点;有的教师举例过滥,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种不良作法,都可以从“罕譬而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问答法
这个问题,《学记》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
首先,如何提问。《学记》认为提问应由易到难,从容易的问题入手,易的决解了,难的也就容易解决。它认为一个善问的人应当像匠人攻伐坚木那样,“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当然,也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但一般来说,应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顺序为宜。
其次,如何回答问题。《学记》指出要注意两点:一是教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要大小得当。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要小题大作,旁征博引。如果学生提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要深入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回答。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是一样,大小适宜。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二是要求从容问答。提问题要从容,回答问题也要从容,这样才能把道理说透。好象撞钟一样,只有从容地撞,才能“尽其声”。“待儿从容,然后尽其声”。这个生动形象而贴切的例子,对教学工作有深刻的意义。
(三)练习法
什么是练习法?《学记》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和阐述,只是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

科举简史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也是政府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开始于隋朝(公元518年——公元618年),一直到清朝(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共延续了1000多年。

读书人要先参加“童试”,参加的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叫“儒童”或“童生”,考试合格被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俗称“秀才”。

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国家按月发给粮食;二等的叫“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考上的叫“举人”。考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首都的“礼部”(政府的一个管理机构)举行,考上的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

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

二甲赐“进土出身”,第一名称“传胪”。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古代考试内容

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考试史中,古人几乎尝试过各种可能想到的考试内容。

从西汉到南北朝的察举时代,以推荐为主,考试还只是一种辅助手段。那时的考试内容有两项:读书人考试经学,在朝官吏考试章奏。此后荐选时代的考试内容变化不多。

到了以考选为主的科举时代,旧的考试内容被逐渐丰富。唐朝进士录取以诗赋为重,从而促成了唐诗的空前繁荣。到了宋元两朝,经义逐渐取代诗赋成为一种主要的考试内容。明、清科举考试分量和难度都有所增加,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的文体格式逐渐发展定型。

总之,中国古代选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不外乎经学(家法、帖经墨义,经疑、经义)与文学(诗赋)。在察举时代,经学、文学分途;科举时代,两者渐渐合一。

隋朝的科举情况

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建立后,广大中小地主的势力得到加强,要求做官参政的愿望也愈加强烈。科举制度不但能满足这种愿望,而且能更广泛地发掘、笼络人才,因此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方式之一。

唐朝的科举情况

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科举制度开始系统和完善起来。

在政府各级学馆学习的生徒和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都可参加科举,此外还有现任官员参加的科考等。科举考试中,常见的科目有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科,稍后又开设了制举和武举。

考中进士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被授予官职。

宋朝的科举情况

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发展。

科举考试中,常见的科目有进士科、制科、词科、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

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考生官职。

元朝的科举情况

元朝(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蒙古统治者实行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西北各少数民族只考两场,而汉人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考生都考策问一道,但前两种人仅限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在考试内容上,汉人的题目也比较难。

明朝的科举情况

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科举考试以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考生通过县试和府试后称为童生,就可以参加进士科的正式考试,考试中必须用八股文作文章。

院试是国家科举正式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院试之后是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乡试取中的称举人,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贡士还要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出榜分三甲,其中一甲赐进士及第,就是大家熟悉的状元、榜眼、探花。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

清朝的科举情况

清朝(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科举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和考试程序。

在清朝,每逢遇到皇帝生日、登基等庆典时,还额外有加科乡试,叫做恩科。二甲、三甲的进士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

清朝科举考试中也必须用八股文作文章。乾隆年间考试内容增加了诗赋,以后院试、乡试、会试都必须考诗,称为试帖诗。

古代学校的名称

中国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学校。那时学校的名字叫“痒”。高一级的大学叫“上痒”,低一级的小学叫“下痒”。到了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把学校又分成了四个等级,按级别叫做:“学”、“东序”、“西序”、“校”。

到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066年)时,又把这四种学校的名字给为:“学”、“右学”、“左学”、“序”。

后来的朝代还有在王府里设立的学校,叫“辟雍”、“成均”等。

到汉代(公元206年——公元23年),最高一级的学校称做“太学”,下面分别称做“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再后来把“太学”改为“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汉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比较昌盛的时期。汉代的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其中私学的书馆,亦称蒙学,系私塾性质,相当于小学程度。

到离现在最近的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清朝(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国子监”已经不是学校的性质了,成为国家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而这时候一般的学校称为“书院”、“书堂”、“私塾”等。

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不但明确了整个学校教育制度,还规定了各级学校的课程。《奏定学堂章程》里公布的小学课程是我国第一套正式的小学课程。

中国最后一个私塾

朱执中和他的五峰私塾

2003年12月31日,随着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老先生朱执中的一声“封馆弃教”,私塾———这一传统教学方式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自孔子创立私学到朱执中“封馆弃教”,经历了2500多个春秋的私塾教育从此走下中国历史的舞台。

在去岁的最后几天,记者走进五峰私塾,见证了中国最后一个私塾的逝去。

向孔子“辞职”

12月30日下午3时,五峰私塾。

朱执中翻开手中一本已经发黄、破旧的线装《大学》,开口诵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到兴奋处,朱执中合上课本,背起双手,微闭双眼,摇头晃脑地在学堂里边踱边背诵起来。身旁坐着的8个门生也背起双手,晃动着脑袋跟着背诵起来……

当朱执中背诵到“正心修身”章“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时,突然停了下来,慢慢睁开眼睛,望了一眼他所有的门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哎!”朱执中又叹了口气,扭过头,不再去看这群他心爱的门生,“我已经决定封馆弃教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此话一出,下面一片哗然声。朱执中摇摇头接着叹道:“老啦!教不动了!我都83岁啦!‘七十三、八十四’啊!”

“大家都收拾一下,回家去吧!明天就不要来学堂了。”朱执中挥挥手,一脸沉重地面向墙上挂着的孔子画像。整个学堂里一片沉寂。面对孔子画像,朱执中不禁思绪万千,搭手给孔子深深作了一个揖,抬头时,已是老泪纵横。

12月31日上午,群山深处,绿竹环绕,五峰私塾门前,一把木椅。朱执中端坐其间,手捧一本新版南怀谨注解的《论语》,陶醉在暖阳中。

人去学堂空

朱老先生把私塾取名五峰私塾,原因在于私塾处于五座小山峰的包围之中。私塾非常简陋———3间用土砖砌成的老房子,前两间是老先生的客厅与卧室,客厅里仅有一张小饭桌、一把竹椅和几件炊具;后一间就是学堂。朱老先生的老伴去年过世了,现在他独守此处。

记者推开学堂的木门,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眼前简陋而宁静的房间里却显得有点阴暗潮湿。窗户外面明亮的阳光很刺眼,通过窗户可以看见依然青翠的绿竹。靠近窗户一边,堆放着3张破旧门板搭起来的书桌。简陋书桌上还有一个砚台和一些用剩下的纸片。墙上裱糊了新的白纸,白纸墙上用毛笔写就的诗句和文章依然清晰可见。白纸外面悬挂着两块先前门生制作的草书赠匾,匾的旁边则是一副大型的孔子画像,上书:先师孔子行教像。

历史在这里做了一个“结”

面对空荡荡的学堂,朱执中不胜感慨:“我从19岁开始教古书,没想到这一晃就60余年矣!”朱执中说他教古书只是一个偶然:1939年的一天,教了他12年的私塾老先生突然病倒,品学优良的他只好暂时接替老先生的位置,没想到私塾老先生再没有站起来,朱却一直教了下来,直到历史在他这里做了一个“结”。

朱执中回忆说,掐指算来,自己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了教书而去搞生产,他整整教了42年的古书,门生已有几百人。记者不解地问:“那为什么没在他们中间找个衣钵传人呢?”老先生摇摇头叹道:“现代社会,谁还会有志于此呢?”

平江县教育局的李亚舟介绍说,能够从事私塾教书的往往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开办私塾都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像朱执中所收的学生每个月只交四五十元的学费,有的家境困难就免交了,而很多家庭也往往是定期给老先生送一点粮食来代替学费。“哪怕是有够资格教古书的年轻人,看到这点收入,又怎么愿意去教私塾呢?”

老先生外出躲避求学者

放弃教私塾的朱执中计划在以后的日子里把《四书五经》再“温故”一遍。他有一个儿子,现在湖南省岳阳市国土局工作。但他称:“我不愿意去他那里住,孙子也考上了大学,到城市里住不习惯。”然而在这被称为“修身养性”理想地方的农村院落里,朱执中也并不那么清静。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一个农村大婶牵着自己16岁的儿子闯了进来,开口便道:“先生,你教教我们家孩子吧!”老先生百般解释,才总算把那大婶和她儿子送走。

老先生无奈地摇摇头说:“再过几天,孩子们都放寒假了,可能会更麻烦。”于是他整理起自己的书籍,准备去附近的亲戚家住几天。当朱执中刚要锁上五峰私塾大门的时候,32岁的村民朱柳春跑了过来:“老先生!我弟弟过两天结婚,你看能不能去给主持一下?”都是乡亲,朱执中不好推辞,只好先应承下来。

一个业余古文学校在筹划中

平江,一个地处湘鄂赣三省边界的小县,地理环境相对闭塞,保留下来比较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能作诗对、能主持各种婚丧嫁娶典礼活动的人,受到乡亲的广泛爱戴和尊重。因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平江县曾一度涌现出十多个私塾,据有关部门考证,这是中国最后一批私塾。但近年来,随着从事私塾教学的老先生的年老或去世,在当地办私塾的只剩下朱执中一人。平江县

教育局一位副局长总结道:“朱执中封馆了,中国最后一个私塾也就消失了。”

面对私塾在当地的消失,李亚舟认为,除却那些老先生年老或去世的因素,平江县近年经济的发展和与外面信息交流的增加也是促使其消失的重要原因。现在平江县几乎村村通了公路,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这从生源上断掉了私塾发展的道路。

平江县民办教育办公室主任吴籍珍认为,私塾教育冲击了现代教育,先前有的老先生收那些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甚至要求他们天天上课,打乱了义务教育的秩序;同时老先生教授的仅仅是《四书五经》一类的古文知识,完全没有数理化的概念,这对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传播科技知识是不利的。

吴籍珍透露,该县正筹建一所古文学校,让传统文化和当地优良的社会风俗继续流传下去。但吴强调:这个学校将是个业余学校,该校可能会采用夜校或者节假日上课的形式。(新闻晨报)

按阶段分别论述古代教育的文章有:

蒙学概论
蒙学,就是中国古代课训童蒙的理论、方法、观念和教材。
蒙学对现代研究者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对童蒙教育的借鉴,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文化学方面的,这也是更让人忽略的。由于蒙学研究一直没有收到足够重视,材料散失现象非常严重,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从现存的材料大致可以看出,蒙学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识字启蒙。古代启蒙教育首先是识字,先通过死背认识一定数量的文字,为进一步的教育打下基础。识字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等。
二、礼仪训诫。通过礼仪训诫的学习,使童蒙掌握基本的礼仪和社会经验(理论上的),为培养忠君体国的顺民奠基,主要教材有《弟子职》、《弟子规》、《女论语》、《性理字训》、《小学韵语》、《太公家教》、《小儿语》、《续小儿语》、《昔时贤文》等。
三、常识典故。通过常识典故的教育,让学生了解基本的文化常识和典故,为读写训练打基础,主要教材有《兔园册》、《蒙求》、《十七史蒙求》、《龙文鞭影》、《纯正蒙求》、《幼学须知》、《史学提要》、《史韵》、《韵史》、《鉴略》、《咏史诗》、《鉴纲咏略》、《编年歌括》、《名物蒙求》等。
四、初步读写。一方面让学生进行初步的阅读训练,其中很很大的灌输思想的成分,其中有纯思想的《小学》,名物掌故的《书言故事》、《白眉故事》,人物故事的《日记故事》、《蒙养图说》、《日记故事续集》、《二十四孝图歌》、《童蒙观鉴》,诗歌如《千家诗》、《训蒙诗》、《神童诗》、《续神童持》、《小学千家诗》、《小学弦歌》等,同时进行初步的写作训练——属对,主要用《对类》、《诗腋》、《词林典腋》、《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作为教材。这个阶段学生也开始学习使用工具书,如《文字蒙求》、《字学举隅》、《文字辨 》、《切字捷说》、《平厌易记略》、《虚字说》、《宜略认字》、《字学汇海》、《字汇》、《养蒙针度》、《小学绀珠》和《家塾蒙求》等。
五、基本读写。经过以上是个阶段,学生进入了最后一个蒙学阶段的学习,掌握基本读写,完成启蒙教育。这个阶段需要熟读甚至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诗赋文章,文章主要选自《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古文关键》、《古文标注》、《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和《古文笔法百篇》等,诗赋主要选自《唐诗三百首》、《古唐诗合解》、《玉台新咏》、《骈体文钞》、《六朝文契》、《花间集》、《绝妙好词笺》、《宋词三百首》等,还有课外阅读书《经余必读》等。同时也要开始时文,主要是适应科举的八股文的写作训练。
蒙学的文化学意义,我认为主要有:通过对蒙学材料的研究,了解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文化常识或素养的构成,即古代社会需掌握的最基本文化知识,由此可以确立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足点;蒙学材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总体面貌,有助于我们探究研究国学的方法和门径,如《三字经》里就说了治学必须先小学(即语言),然后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然后经学(易、书、礼、诗、春秋)、后诸子、史、集,基本反映了规律。

我国古代早期教育(学前教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摘 要:我国古代早期教育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周时代。其基本内容有:对早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胎教的主张;早期教育关键期的探讨以及其他的一些早期教育思想家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今天早期教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早期教育;始教;关键期

据现已掌握的资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我国就萌发了早期教育思想,其后历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曾或多或少地论及早期教育问题。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可以被看作中国古代早期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比较全面地论述早期教育问题的著作,所以颜之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早期教育思想家。宋代理学家朱熹编写的《童蒙须知》,对当代和后代的早期教育思想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不奢求对我国古代早期教育思想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仅就几个重要方面加以阐释。

一、早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早期教育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与价值也不一样。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于从挽救没落的岌岌可危的奴隶制出发,强调“少若天成,习惯自然”,要求人们从摇篮时代起就要自觉“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宋代理学家二程(程颐、程景)、朱熹以及明代的王阳明则从“存天理、灭人欲”的角度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在理学当中。最能说明早期教育意义与价值的要算程景的一段话:“古人工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见有铄,更有甚天理?须人理皆尽,然尚以些秉彝消铄尽不得,故且恁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陷,据此十熏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二程语条》卷二)在程景看来。早期教育(胎教与保傅之教)比学校和社会教育

(痒序乡党之教)更为重要,对于日后的成才和成人的价值更大。如果人在幼年时,“耳目游处,所见皆善”;就容易获得好的教育效果;反之,人在幼年时期,就“所见皆不善”,刚刚能说话,就学些污盲秽语,每天都见到许多奸诈机巧之事,那么他的天理必然受到遮蔽,以后尽管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学校教育,他也难以成为圣贤之人了。早期教育为什么具有如此理想的效果呢?我国东晋思想家葛洪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葛洪认为,良好的早期教育有着巧夺天工之妙,可以做到习,性自然棍成一体。他说:“少者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葛洪:《抱朴子》)也就是说由于儿童能够精神专一,记忆牢固,所以早期学习到的东西能够与人的自然资质浑然为一。颜之推认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颜氏家训·教子》)可以说,颜之推已经萌生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终身教育的各个阶段,他最推崇的仍然是早期教育,所谓“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便是对早期教育的充分肯定。因为在厢之推看来,实施良好的早期教育不仅可以节省教育时间,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教育者的教育目标:“子生咳,师保固明仁智礼义导习之,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颜氏家训·教子》)颇之推以其特有的教育家的睿智意识到。当儿童尚在婴儿时期,能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便施加教育,不仅教育者可以有效地达到自己的教育目标。而且可以使儿童在教育的过程中免去许多惩罚,甚至皮肉之苦。这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对于受教育者都是有益的。

二、胎教主张

作为早期教育的重要阶段,胎教受到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的重视,由来已久。日本学者井深大认为中国到汉朝才有胎教的说法,其实是大谬特谬了。据《大戴礼·保傅》篇中记载,早在我国殷周时期,即中华民族由蒙昧转向文明的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胎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罱,胎教之谓也。”这是关于我国古代进行胎教的最早记录。同时,《大戴礼》还记载,局王朝并没有把胎教之法限于当时王室的小圈子之内,而是利用王室的统治权力,把“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鉴。”殷周时期的胎教思想得到南北朝时期教育家颜之推的重视和强化。他说:“古之圣王有胎教之法,怀于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大戴礼·保傅》)产生于我国古代的胎教思想,到了现代,已不断得到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肯定。现代心理学认为,“婴儿原封不动地接受母亲的感情和母亲一起喜怒哀乐。”((日)井探大著《零岁——教育的最佳时期》,北京日报出版社,1987年)

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感情变化能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作用于大脑,所以有人推测,母亲血液中分泌出的化学物质会通过脐带对胎儿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胎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的经验水平上,缺乏科学的实验和理论的论证,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三、对早期教育关键期的探讨

早期教育的“关键期”也叫“最佳年龄期”或“临界期”,是早期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教育关键期的理论,是由美国动物心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拉德·罗林茨从小鸟的“刻印”现象引发而提出的。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任何动物的遗传解码过程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即时限性。如人类在某一特定年龄阶段容易接受某种刺激,形成某种心理能力和品质,否则失之过早或失之过迟都不会达到同样好的效果。这一现代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经验的水平上直觉到了。战国时期的孟轲主张教育要“时雨化”之。(《孟子·尽心上》)《学记》主张“及时而教”“不陵节而施”“当其可,谓之时”,其中的“时”“节”“可”,可以说指的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关键期”或“最佳年龄阶段”。

正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已经意识到教育关健期的存在,所以他们都主张要不失时机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学记》中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颜之推对自己切身经历做了如下描述:“吾七岁时,诵《鲁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颜氏家训·勉学》)颜之推主张,要利用少年“精神专利”的特点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人生幼小,精神奇利,成长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慕贤》)颜之推还认为对人的品德教育也是如此。如果在儿童受教育的有效年龄阶段“无教而有爱,便会产生不良后果:“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戒翻奖,应诃反笑。”(《颜氏家训·勉学》)等到长到一定年龄以后,恶习已经形成,这时家长才想给予矫正,常是“捶打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终为“败德”。(《颜氏家训·勉学》)所以颜之推非常强调儿童不能“狎”所严,不能“简”所爱,“简则慈孝不接,狎者怠慢生焉”。(《颜氏家训·教子》)

四、其他早期教育思想家的观点

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早期教育思想中,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重视环境对儿童的熏陶作用。春秋时期的孔丘早就说过:“损者三友,益者三友。”(《论语·季氏》)“孟母择邻”是最早见于典籍的一个例子。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第三)颜之推在后来更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是以与善人居,如人芝兰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又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淘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颜氏家训·慕贤》)主张在人生“神情未定”、可塑性相当大的少儿时期,即施以良好的“熏渍淘染”“潜移暗化”,以使其自然而然地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品德。

二是强调早期教育要根据儿童的“天性”,即要符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对此,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留下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须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葫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稿也。”(《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因此,王守仁特别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违背儿童天性、不顾儿童年龄特征的教育方法。他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两个方面抨击了当时的一些“训蒙者”,告诫他们不叫儿童“乐喜游”的天性为依据,而仅仅以“句读”为内容,不“导之以礼”“养之以善”,甚至于采取“鞭挞绳缚,若待拘固”的做法,非但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还会使学生走向反面。诗歌、习礼,读书这三门功课对陶冶儿童的性情最有益处:诗歌能把儿童本能的活动转移为有韵律、有节奏的音乐和舞蹈活动;习礼可以使儿童做到有礼貌,知礼节,并从娴习礼节的动作中陶冶情操;读书可以开拓儿童视野,增广知识。这三点从现代的早期教育学观点来看,也不无借鉴之处。

三走早期技艺教育思想。颜之推认为,在人的幼年时期就应该向他们施以“簿技”,以便逐渐养成独立生活能力。他说:“生命之本,要当稼稿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养,埘圈之所生;爱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奠非种植之物也。”(《颜氏家训·治家》)而不是那些空洞的“仁、义、礼、智、信”。颜氏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因此,他进一步认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同不可常保,一旦流失。无人疵萌,当自求诸耳。(《颜氏家训·勉学》)所以在他看来“积财千万,不如薄会在身”。(《颜氏家训·勉学》)这种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是可贵的。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内容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1)孝悌

  《吕氏春秋·孝行》中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可见,注重孝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以后,孝悌之道更是成为古代道德的根本,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培养幼儿的孝悌观念,也就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幼儿从小养成不违父母意志,服从父母绝对权威的习惯。如清代学者李毓秀在其所著《弟子规》中曾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也指出:“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无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这些要求均是为了突出父母的绝对权威。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还要求幼儿自小养成敬奉双亲的习惯。《孝经·纪孝行》中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意思是说,孝子的事亲之道,主要是平时对父母态度应恭敬,不得懈怠,尽己之能侍奉父母并使其得到快乐。《礼记·曲礼》中也要求儿子对父母应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冬天应使父母温暖而不受寒,夏天应使父母凉爽而不受热,晚上要为父母铺好床,早晨要向父母请安。东汉时的黄香可以说是实行这种孝行的典范,“香九龄,能温席。”(王应麟:《三字经》,《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附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据说黄香9岁时,对父亲非常孝顺,寒冬时能用自己的体温为父亲暖被窝。因此他就被列为古代廿四孝之一,成了封建社会儿童学习的榜样。
  注意从小培养儿童孝顺双亲的品德,是我国古代尊老孝亲传统道德意识的体现,同时,以此作为儿童道德意识形成的起步,亦符合儿童道德形成的规律。当然,封建社会的“孝”从本质上说是“借正父子之论,“以严君臣之分。”突出父权的“孝”,旨在强化对皇权的“忠”,而且这种“忠”、“孝”是不问是非的“愚忠”、“愚孝”,它完全扼杀了儿童的个性与自由,成为制造奴性和奴才的渊薮,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的。
  如果说孝是用以维系纵的家庭关系,占主导地位,那么悌则是用以强化横的家庭关系,居辅助地位。对幼儿进行悌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孩童自幼兄弟友爱,为兄者爱护弟弟,为弟者敬爱兄长。据说东汉时大文学家孔融4岁时,就能把大的梨子让给兄长吃,而自取小的。这则“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封建社会曾广为流传,并在学前家庭教育中作为进行悌的教育的典型事例而屡被引用。
  家庭教育中强调悌德的培养,目的是为了使兄弟和睦,家族兴旺,个人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身。三国时向朗曾告诫其子说:“贫非人患,惟和为贵。”“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向朗:《遗言诫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北齐教育家颜之推则明确指出:“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二亲既殁,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40页。)如果兄弟阋墙,则子侄亦不相爱,当有外祸来临之时,还会有何人援手相助?《魏书·吐谷浑列传》中还记载了一则故事:吐谷浑国的国王阿豺有20个儿子,他在病危时便把儿子们叫到面前,说道:“你们各人拿我一枝箭,在地上折断。”他的儿子都把箭折断了。随后他又对其母弟说:“你取19枝箭来,合在一起把它折断。”他的母弟怎么也折不断。阿豺便说:“你们明白吗?单独一枝箭容易折断,把多枝箭并在一起就很难折断了。只有你们同心协力,然后国家才能够巩固。”这则故事正是寓意着兄弟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2)崇俭

  我国古代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决定着朝廷的安危。农业生产艰辛,丰收得之不易,一如唐诗中所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故珍惜粮食,崇尚俭朴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封建社会中,父辈创下的家业,小辈坐享其成,难知其中的艰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传家集》卷67,《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如果不使自己的子弟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败家之子,这也是许多家庭重视对儿童进行崇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使幼儿树立崇俭的观念,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家庭中经常教导儿童俭朴是一种美德,奢侈则是最大的罪恶,如宋代文学家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曾告诫后辈:“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认为生活的清贫、俭朴,常促人奋进、成才,而专尚奢侈则会使人堕入深渊。明末清初的朱柏庐在其家教名篇《朱子家训》中也曾要求子女:“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为了培养儿童的俭朴生活习惯,对于幼儿的饮食与衣着,古人主张不能过于讲究,如《礼记·曲礼》中曾规定:“童子不衣裘裳。””这不仅是因其过暖不利于儿童发育,更主要的是因其华贵不利于儿童养成崇俭的习性。清代的唐彪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罗绮裘裳,恐启其奢侈之心,长大不能改也。”(唐彪:《人生必读书》,《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3)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无欺。明人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李贽:《焚书·童心说》,《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幼儿的天性纯洁美好,“绝假纯真”,然而由于不正确的影响或幼儿自身因自夸或惧过之故,有时也会说谎,这是日后欺诈之心生长的萌芽,长此以往,其“童心”将逐渐失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焚书·童心说》,《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要卫护此诚实无欺的“童心”,使之不失,长辈首先应该从正面进行教育。而由于幼儿年幼无知,难辨是非,长辈又应以自身诚实的行为来引导幼儿,《礼记·典礼上》中说:“幼子常规毋诳。”视,同示。元人陈澔释为:“常示之以不可欺诳,所以习其诚。”(陈澔:《礼记集注》,《四书五经·礼记集注》,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4页。)春秋时期的曾参在这一方面,曾为人们作出了榜样。据《韩非子·外储说上》中记载: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上街去买东西,小儿哭嚷着也要跟妈妈一同去,曾妻便哄孩子说:“你留在家里,妈妈回来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购货回家后,曾参便要捉猪杀之,其妻赶快制止他说:“我刚才只不过和孩子说着玩罢了,你怎么真的要杀猪?”曾参则说服妻子:“小孩是不能欺骗的。小孩年幼无知,只会学父母的样子,听父母的教诲。如今你说话不算数,哄骗孩子,实际上是在教孩子说谎。为母者欺骗了孩子,其子便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信,以后再对他进行教育,就不会有效果了。”于是曾参最后还是把猪杀了。
  《韩诗外传》中也记载了一则孟母教子无欺的故事:孟子幼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邻居家在杀猪,便问母亲:“他们杀猪干吗?”孟母随口答道:“给你吃。”继而又很后悔,她想:自己这是在用假话去欺骗孩子,也是在教小孩不诚实。于是便去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以免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
  一旦小孩由于某种原因说了谎时,父母则应该及时训诫,予以纠正,以杜绝此类事的再度出现。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曾记载史学家司马光儿时的一件往事:当司马光只有5、6岁时,一次剥核桃吃,不会去皮,其姐要帮助他,他执意不肯。后来一婢女帮他用热水把核桃烫一下后,很容易剥去了皮。等姐姐再来时,见他已将核桃皮剥去,便问他是谁帮他剥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所为。恰好父亲在旁边目睹了此事的经过,听到司马光的回答便厉声训斥:“你怎么敢胡说?”司马光从此再也不敢说谎了。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4)为善

  善,在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合乎道义、合乎礼仪的事。古代学前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使幼儿养成行善去恶的观念,经常教育幼儿除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外,在外凡是合乎道义的利人之事告应为之、由于孩童年幼,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善事,故许多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幼儿行小善成小恶,积小善以成大德。如三国时的刘备曾遗诏教训后主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遗诏敕后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清人张履祥在《训子语》中亦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西汉的贾谊在《新书》中还曾记载了这样一则古人教子为善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幼时在外玩耍,见到一条两头蛇,回家后向母亲哭诉:“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今我见到一条两头蛇,恐怕我活不了多久。”母亲问他蛇在哪儿,他说:“我怕别人又看见它,已将它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你不必担忧,凡积善行善的人,老天爷会予以保护的。”古人重视教育幼儿为善积德,积小德成大德,这无疑是很可取的。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5)礼仪

礼仪常规的训练
  在封建社会,幼儿的礼仪常规训练又称为幼仪教育,它充溢着封建“礼教”的思想和内容。
  幼仪教育,首先是合乎礼仪的姿态训练,《礼记·曲礼》中说:“(童子)立必正方,不倾听。”即要求儿童站要有“站相”,须直身而立,两眼平视前方,而不要耸肩塌背和左右倾斜。不但“站相”要正,行走坐卧的姿态同样也要求保持端正,符合幼仪的规定。
  其次,对幼儿进行尊老敬长的礼仪常规训练,是幼仪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礼貌知识教育。按照幼仪的规定,幼儿路遇长辈,必须快步上前正立拱手,长者有问则答,无话则退;长辈牵着小孩走路时,小孩应以双手握着长辈的手;长者抱着或挟着小孩,并偏着头与小孩讲话时,小孩应掩口而对,以免气触长者;长者召唤幼儿,幼儿须疾步前往;听长者教训,须谦恭起座、低头听受,不可顶嘴抗辩;在长者面前,不要卖弄才华。总之,幼儿对长者必须谦恭、礼让,不可恣意妄行。
  此外,进行初步的待人接物的礼仪常规训练,也是幼仪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古时家长们经常教育幼儿与别人同坐时,不应当将双臂横撑在席上,以免妨碍邻座的人;遇父亲的朋友来访,进退要听从其吩咐,以示恭敬;与客人同进屋时,进门要让客人先行;在客人面前,不应当吆喝狗;别人让吃东西时,不要吐唾沫等。
  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中的幼仪训练,实质上是“礼教”的启蒙,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束缚儿童个性发展的特征。但我们亦应看到,某些传统的礼仪要求如尊老敬长、礼让客人等也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合理内容。此外,以具体的操行指导为礼仪常规训练的主体,也是符合儿童的认识发展规律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6)卫生

养成卫生习惯
  养成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习惯,是幼儿家庭生活常规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教育家朱熹就曾要求幼儿每日鸡鸣起床后,应自己完成洗脸、漱口、梳头等事务,并且规定“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朱熹《童蒙须知》,《蒙学须知》(传统启蒙教育资料),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清人李毓秀亦要求幼儿“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指都要穿好)。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放置),致污秽。”(李毓秀:《弟子规》,《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附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除了穿戴要整洁外,饮食卫生也必须讲究。许多家庭当孩子能独立饮食的时候,就教儿童用右手拿筷子和汤匙;大小便回来,要求幼儿把手洗干净;吃饭的时候,教育儿童不能贪多,喝汤不要流出嘴角,不要把吃过的鱼肉再放回菜盘中去,等等。
  幼儿不仅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还要为家庭的环境卫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洒扫”小事。如朱熹普要求小孩应经常把住所的地面打扫干净,擦几案上的灰尘,使其时时保持洁净。清人朱柏庐也要求其子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附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这不仅能培养幼儿爱清洁的习惯,对于养成儿童勤劳的习性亦不无稗益。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7)文化知识

文化知识教育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官选拔是与文化考试紧密相联的,它促使人们异常重视文化知识(主要是儒家经典)的学习。于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支配下,文化知识教育便成为众多家庭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
  封建社会家庭对幼儿实施的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教他们识字、学书、听解《四书》,以及学习一些名诗、名赋、格言等。
  识字教育是文化知识教育的重点与起步,在有条件的家庭中,幼儿的识字教育一般在3、4岁时便已开始,并且有的家庭还很注意研究识字教学的方法,如清代学者蒋士铨4岁时,其母“镂竹枝为丝断之,诘屈作波(即撇)、磔(音zhé,即捺)、点、画,合而成字,抱铨坐膝上教之。既识,即拆去。日训十字,明日令铨持竹丝合所识字,无误乃已。”(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古代家教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以竹丝代笔合成字,不仅能引起儿童兴趣,而且对于儿童清楚字的笔划结构亦有益处,此外,她的教学方法还运用了教学中的巩固性原则。又如清代学者崔学古撰写的《幼训》一书中,也探讨了识字教育中的方法问题,他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即纸牌),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崔学古:《幼训》,《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l989年版,第79页。)此外,如清代学者唐彪、王筠都曾对幼童识字教育进行过研究。
  封建社会对于用作幼儿识字启蒙教育的字书教材的编写颇为重视,秦时李斯著有《苍颉篇》,赵高作《爱历篇》;汉时司马相如撰《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与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以及无名氏的《百家姓》,简称“三、百、千”,则是古代蒙学字书编写的代表作,它们流传极广,甚至为朝鲜、日本所学习。这些字书虽不是专为家庭幼儿教育而编,但实际上许多家庭已将它们作为家教识字课本,原因在于这些教材编得生动活泼,而且均采用韵语,或三言句,或四言句,句短合仄,读来朗朗上口,便于幼儿记诵。此外,它们虽都按集中识字编排,但并非字的机械组合,而是把它们巧妙地组成富于思想意义的句子,由此介绍日常生活常规、自然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教育等。可见,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分散与集中识字相结合的教材,这种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古代家庭教育中,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幼儿因手骨没有发育完全,执笔有一定困难,故识字教学与习字教学常常是分开进行的。一般的家庭在幼儿6.7岁时才开始教他用毛笔在纸上练习写字。教幼儿习字的程序大致是先教幼儿把笔,“盖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粗具体,方脱手自书。”(崔学古:《幼训》,《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其次是教幼儿描红,第三步则是教幼儿临摹名家碑帖,最后才是脱离碑帖习字。不过,古时也有出于种种原因,在幼儿4、5岁时即以芦荻或木棒代笔在地上教其学书的,如南朝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李延寿:《南史·隐逸传下》卷7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7页。)又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4岁时丧父,母亲郑氏督教很严。因家贫买不起纸笔,即以荻画地教子习字,后因以“画荻”为称颂母教的典故。
  及早教幼儿识字、习字是为了使幼儿能及早阅读儒家典籍。在某些家庭中,或出于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或由于幼儿特别聪慧,当幼儿4、5岁已能识得一些字后,便开始教授《四书》、《孝经》等,北齐的颜之推曾说:“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可见当时的士大夫家庭对幼儿进行儒家经典的教学已很普遍。
  由于诗赋是科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故在家庭中亦极为重视对幼儿进行诗赋知识的启蒙。当时在家庭中主要是选择汉赋中的某些名篇、唐宋诗中的某些名家作品让幼儿背诵。最为常用的教材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北宋汪洙的《神童诗》等。
  在学前家庭教育中,当时除重视对幼儿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外,还着意于使幼儿养成乐学、勤学的学风。为此他们常常鼓励幼儿要从小立下大志,以此作为勤学苦读的目标和动力。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曾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视志向为成才的前提与保障。颜之推也认为:“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同时他们还经常用许多古今学者珍惜光阴、勤勉学习的范例激励幼儿勤学、苦学,如颜之推在家训中就曾引古时苏秦刺股苦读,孙康映雪读书,车武子囊萤照书等事迹教育子孙后代勤奋学习,从小养成踏实勤奋的求学作风。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内容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未成年人开蒙教育的优良传统,蒙养教育思想极为丰富。继承这一笔可贵的遗产,对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的教育尤其是道德养成教育大有裨益。

古代蒙养教育的传统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蒙以养正。古人非常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主张当婴幼儿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影响,开发其智慧,促使孩子更好地成材。这包括两方面:一是胎教“正本”。古人认为,胎教是“慎始”的教育,是“立教之本原”,故而十分重视。据刘向《烈女传》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周王室就十分重视胎教。此后,汉代贾谊《新书》、戴德《大戴礼记》、王充《论衡》等著作中的一些篇目,以及许多家训都发展了周初的胎教思想。其中不仅包含优生优育的观念,而且着眼点仍是注重伦理道德的熏陶。例如家训名篇《许云邨贻谋》,对胎教提出的“五宜”要求就是“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止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二是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学者都强调教育贵早,“以豫为先”。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少教育家或家长还制订了从婴幼儿期到青少年期各阶段的道德教育规程,如朱熹强调,在孩子知识、性情未定时,要及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这样方能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司马光曾经针对借口幼儿无知而将教育延迟到长大后再进行的错误观念,认为这就像懒于摘除树苗的劣芽一样,等到长成大树以后再去砍那些枝杈,该费多大的力气?

第二、德教为先。古人认为,蒙养教育最根本的是“养正”教育或曰品德教育。《论语》记载孔子为学生开设有“文、行、忠、信”四门课程,其中三门都属于思想道德教育的范畴。司马光《居家杂仪》中设计的家教程序,将德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从“始生”开始,对婴幼儿期、少年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施行不同的养成教育内容,对违背礼教的行为即使再小也“严诃禁之”;指导子孙读书严格选择,以免“惑乱其志”,力求“养正”。

第三、习惯养成。譬如教育家朱熹就提出,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在我国传统家训和蒙学读物中更是对那些未“冠”子弟、学童的行为习惯规定得具体详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弟子规》,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就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收到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第四、环境濡染。孔子认为择邻不到风俗仁厚的地方去,就非明智之举。“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注重环境对孩子品德形成作用的典范。这一思想与实践被荀子概括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中国传统处世箴言、家训教诲中几乎每篇都有要子弟谨慎交友的训诫。此外,古人也已经注意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的相互配合、凝成合力的问题。认为“父兄教之于家,师长教之于塾,内外夹持,循循规矩,非僻之心何自入哉!”(陈宏谋《养正遗规》)

传统蒙养教育思想,剔除其中某些糟粕,对于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首先,蒙以养正、德教为先的教育理念启示我们在未成年人德育中应注重早教固本。蒙养教育是人生的最初教育,是培养公民品德的“雏形”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孩子,能否受到家庭(当然也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的正确道德观的教育、熏陶,对奠定我们社会所要求的公民道德素质基础极为必要。例如陶行知先生就认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重视品德教育从母亲开始、从人生的最初开始,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如果抓住这一阶段的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养正”的教育,就能为以后优良道德品质的“成型”打下扎实的根基。其次,注重养成的思想启迪我们在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中始终坚持教化与践行的统一。儿童天真纯朴,求知欲旺,可塑性强,但思维能力较弱,知识较少,因而品德蒙养教育决不宜简单地向孩子灌输大道理,而要将“大道理”化为“小道理”并与“生活”相结合,坚持教、学、做合一,从行为的养成着眼,从生活常规、日常小事入手,进行指导,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进而促成孩子良好品德“雏形”的建构。此外,在对未成年子女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家长更要言传身教并施,注重率先垂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训导、激励孩子。再次,重视社会环境、人际交往对儿童品德形成影响的思想启示我们,应充分注意环境对未成年人道德形成的作用,极力营造有利于他们品德塑造的社会环境。当今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比古人复杂得多,社会风尚、现代传媒、法制环境,以及接受成年人示范、熏染的人际关系环境等,对儿童品德培养的影响作用日渐增大,因而更应该在少年儿童的教育中增强德育环境意识,加大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亦即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力度,注意将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与整个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倡导成年公民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以身立教,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此外,古人提倡的“易子而教”,在今天似乎由学校教育解决了,但这一观点的实质也是强调德育环境问题,它启发我们要注意教育的多主体性,以更有利于促进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

童蒙养正——古代小学教育

古代教育,小学是从七岁到十二岁,它的教学宗旨、目标,就是培养正知正见,所谓的‘童蒙养正’,这一句话确实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谚语里面常常说到:‘少成若天性’-童子时候养成,就如同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这两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细想想,它有很深的道理存在。
小学的教育,在生活教育当中,是要培养他的勤劳,洒扫应对,奉事长上,知道怎样奉事父母,怎样友爱兄弟,都是从这时候培养的。在德行、学问根本上,是培养他的根本智,根本智与后得智,这是佛法的名词。现在能说这个名词的人很多,但是这个名相所含的精义,能够说得出来的人就不多了。

什么叫根本智呢?根本智这个意思,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这个本生出来的。这是用植物来作比喻,植物有根有本,然后才能生出枝叶花果。由此可知,根本重要。根本智的培养,实在讲就是真心、真诚。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诚意、正心就是根本智。培养的方法,就是如何防止他的妄念。诸位要晓得,小孩子也有妄念,如何把他的妄念给打断,保持他的正念,这是教育的功能。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是无念,无念才是正念,现代很少人懂得,古时候人知道。换句话说,无念就是心地的真诚、清净。

所以在小学童蒙教学,老师只教句读,把这些中国的古籍,古圣先贤这些经典,经典就是教科书。教科书为什么称之为经典呢?教科书里头字字句句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超越时空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称它作经,古时候教科书是经典。譬如宋朝以后,朱熹新编一套教科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四书》,《四书》是朱熹编的,编得好,有理论、有方法,还带示范的,这个教科书就很圆满了。
我看这本书,我很怀疑朱夫子这个灵感,是不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因为他编《四书》这个形式、模式,非常像《华严》。《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后面五十三参,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在教科书里头才是最完美的。《四书》就是有这个模式,《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是举出孔夫子跟孟夫子来表演,就是把理论、方法落实到生活上,做出来给我们看,就如同《华严经》的五十三参一样。这个教科书我们不能不佩服。

童子的时候就教他读,不讲解只教他读,利用他天赋的记忆力,童年的记忆力最好,让他熟记。而过去教学的方法,的确合乎现在科学的理念。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有些学生聪明的,一天能够念三百字到五百字,这个念就是他一定要能够背诵。他每天能够背诵三百字到五百字的,这算是中上的人才,中上的天赋。如果能够一天背到七百字的,这是上根。但是还有根性劣的,一天只能背几十个字,不能超过一百个字的。所以从前老师教书是算行数的。

古时候的书,你不能说它不合科学。你看我们看古书,古时候木刻的刻版书,每一页十行,每一行二十个字,换句话说,五行就是一百个字。根性劣的,老师每天教你念五行,五行要念到能背诵,念多久能背诵才算数呢?不能超过十遍,超过十遍以上就太吃力了,就是十遍能够背得下来。譬如说一般比较根性劣一点的,一百个字他念十遍就能够背得下来,这就可以教了;中上根性的能够三百到五百字,十遍也能背下来;上上根性的人,大概七百字他十遍都可以背下来。教他背。

如果十遍背不下来的,字数减少,减少到他十遍能够背得下来,以这个为标准。背下来之后,老师再督促他,要背一百遍、背二百遍。根性利的人、聪明的人督促他背一百遍;根性差一点的人,教他念二百遍。到第二天,先把前面教的背一遍之后,然后再教新的经文。这是童蒙教学用这个方法,天天教他朗诵、教他熟记,目的在那里呢?目的是把他的妄想打掉,这个方法妙绝了,使他心地纯正,把古圣先贤这些教训统统记在心里。因为这个时候,他智慧没有开,不需要讲解,讲他也未必能理解,只是教他背,教他背诵。

到十三、四岁,智慧开了,懂事了,再开讲。所以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太学,太学就仿佛现在讲的大学。太学里面就是讲解,小时候所背的这些经论,要在太学里面做深入的研究探讨、讲解辩论,所以读书乐!上太学有许多老师,当然每一个老师指导的学生并不很多,十个、八个,用现在话讲都是小班制。老师带着学生去旅游,游山玩水,走到那个地方讲到那个地方,一面走着一面就是研究探讨,不需要带书,参考书都不要。老师背过的,说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都背得滚瓜烂熟,那里还要带书,还要带什么参考书,都不必要。一面旅游就一面讲解,因为典籍里面有很多关于历史、地理,所以在旅游当中,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考察,成就后得智,后得智是无所不知,这是真实的学问。所以他那里会有时间去打妄想呢?这叫真正的学问,真实的智慧,这才能解决问题。

今天科技发达,我们在美国遇到许许多多读博士学位的。我有一年在旧金山讲经,那时候甘贵穗居士告诉我,听众当中百分之七十是博士,她说你在旧金山开博士班。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什么还那么迷信,还走入这些邪教?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他没有接受过根本的教育,他所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知识。知识不是智慧;智慧,这就回过头来,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教学。它的教学内容,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首先给你讲伦理的道理,也就是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用现代话来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在什么身分、什么关系,你应该要尽什么样的义务,这是教育。

人事关系明白之后,再进一步,教给你人与环境的关系,与动物的关系,与植物的关系,与山河大地的关系。再进一步,这才讲到所谓玄学,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是做人的大根大本,所以他懂得做人了。人有价值、有意义,这是教育。人跟禽兽(人是动物之一)分别在那里?人懂得宇宙人生的道理,人接受过教育,这种教育在古时候叫小学教育。

今天社会这么乱,大家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变成什么呢?只有利害,利害当中当然就发生冲突,你想社会安定,那怎么可能呢?孟子讲得很好,那真是现代社会的现象,‘上下交争利,其国危矣’。这个国家社会是一个乱象,决定不是一个安定的现象。所以中国教育维系社会的安定和睦、共存共荣,是‘道、德、仁、义、礼’。如果不讲求这个,要想讲到社会的安定繁荣,是决定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要谈社会间的小学,现在台湾有一些同修,提倡‘儿童读经运动’,他们把这个构想送来给我看,那时候我在新加坡。我看了之后很欢喜,我把它的名称上加了两个字-孝、廉,‘儿童孝廉读经运动’。为什么?这两个字能挽救这个社会,提倡孝道,人能够懂得孝道,他做事情就会尽忠职守,会尽分尽力;懂得廉洁就不会贪污。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普遍看到,各个阶层包括我们佛教里头,不负责任,完全为着自私自利,这怎么得了!这是病根的所在,我们提倡这两个字来挽救。

由此可知,所有经教不是教别的,就是教给我们知道这个恩德。像我刚才所讲的‘童蒙养正’,教你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关系?恩德的关系。人与动植物、大自然的关系,也是恩德的关系。我们每天吃的,土地里头长出来的-植物;我们穿的、生活所需离不开大地,大地于我们有恩。动植物来供养我们生活所需,怎么会没有恩德!……
诸位你再看看,不要看别的东西,单单看儒家的《四书》-朱夫子所编的,你们细心想想,是不是这十二个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不了知恩报恩,离不开作师、作范,所以这十二个字,把世、出世间的学术都包括尽了。这一种教育都要从小来培养,童蒙养正。

早晨我在院子里头扫地,有四位学生从动物园山上下来,经过我们寺院门口,这四个人态度很傲慢。我看了四个人,我就叹了一口气,‘可惜这么好的年轻人,没受过教育。’这个话被他们听进去了,他们立刻就到我面前来找麻烦,来质问我。他说明他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我对他就非常恭敬了,马上大学就要毕业了。他反问我,他说:‘你怎么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我听了,我说:‘你是为这个而来的。’我说:‘你们不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他听了很不服气,质问我:‘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们小学教育没受过?’我说:‘小学教育教洒扫应对,你学过吗?’我这么一说的时候,这几个学生不错,态度马上就改变了。那时候的学风跟现在的确不一样,他们有相当的理性,对我的态度也就变得很缓和了,表示有一点敬意了。
所以我说:‘我问问你,我只问你三个问题,什么叫教、什么叫育、什么叫教育?你把这三个问题讲给我听听。’他说不出来,他讲的我都摇头。后来反过来问我,我就跟他讲,教育是教你做人。中国古人常讲:‘学问深时意气平’。人有学问、有道德,心平气和。你们表现的贡高我慢,错了。何况你们是读法学的,将来你们是律师、是法官,心要不清净、不平和,你断案子就很容易冤枉人。他们听了点头,心平气和要紧!要存诚,要修养品德,要明白事理的真相。这些东西在现在学校学不到。他反过来,‘那我们现在学的,你看那是什么呢?’我就跟他讲,也是说笑话说玩的,我说你们现在学校的那个招牌,不应当放作大学,应该算什么呢?高等知识传习所,那就名副其实了。你们今天所接受的是高等知识的传授,不是教育。教育刚才说过了,最根本的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些东西你们没有学过。他们承认了,欢欢喜喜的离开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学生很可爱,他们讲理。你只要说得有道理,他很服。这话说起来,三十多年前了,恐怕这些学生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教育的真谛。

现在局势,学校虽然办得很多,都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如果以孔老夫子教育四科来讲,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政事,第四个是文学。现在说老实话,前面两个没有了,前面两个是根本-德行、言语,根本!现在办的学校,可以说从小学到研究所,都是孔老夫子所讲的政事跟文学。政事就是技术、才艺的传授,也就是说你在社会上,将来有谋生的能力,学这些东西。在物质生活,你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了,在于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就是文学、艺术,在中国人讲诗词、歌赋、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是属于精神生活。现在有这些专科学校教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社会,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要提倡小学教育。小学教育,读经是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比读经更重要的、更有效果的,清朝初期陈弘谋编的《五种遗规》。这是一部好书,那是一个有心人。陈弘谋是乾隆时候湖广总督,这是个读书人,书念得很好,他将中国古圣先贤,对于社会教导的宝贵的教训,搜集起来,集中起来编成一大册,现在中华书局收在《四库备要》里面,有单行本可以流通。他第一部分就是教小学的-童蒙养正,第二部分-训俗遗规,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教育,这两部分很重要。后面有一些是讲到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如何从政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这些东西对于现代社会非常有用处,值得大力提倡。
但是这个书,中华书局有版权,我们不能翻印,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个能力的人重新做版,重新来排版。近代一些贤哲他们的教训,也可以收到里面,广泛的流通。我想对这个社会会有帮助,书籍要流通,还需要讲解,还需要用白话文写出来。因为古人的文字虽然是浅,依旧还有相当深度。现代人非常可惜,不念文言文了,这真是莫大的损失。所以一定要用白话文来解释,最好把它用成白话故事的体裁写出来,能够被社会大众广泛的欢迎。希望大家都能够读到,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对于社会风气的转移、改良,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华中农业大学 程为民 李名家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悠长,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我国古代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谈起,对其发展经历进行了简要回顾,总结分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蒋方,《中国文化史九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单远慕,《中原古代教育》,《天中学刊》,1996年第4期;

4、 郭洪纪,《儒学的教育伦理与官师治教的承传》,《山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5、 朱永新,《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江苏高教》,1994年第2期;

6、 胡青,《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7、 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8、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9、卢奔芳,《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漫谈》,《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1期;

10、李中耀,《关于大学精神的思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除上述分论外, 综合介绍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的有:

中国古代教育
一,形式和主要内容
1、  虞庠之学:
《孟子》:“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黄绍箕(清): “古者之教,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
2、  学校的原始形态:
庠:饲养家畜――储存谷物,又名“米廪”,由老人看管并照看和教育少年儿童
校:木囚。木头围成的养马之所,后演变为习武、比武之所。
夏代的学校,有“序”、“校”两种,都非常重视军事教育。
3、商代的学校
礼乐教育、宗教祭奠礼仪、射
商代已有了成熟系统的文字以及成文的典册,商代还出现了“瞽宗”这种学校形式。习礼、习武是商代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习礼的内容主要是学习祭祀和乐歌,习武的内容主要是习射,也学习其它综合性的礼仪行为。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算学也已成为学校教学的内容。
4、周代的学校
“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缘接触到。在“学在官府”体制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体的教育内容。
西周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从设置上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
西周学校以“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又有“大艺”、“小艺”之分,礼、乐、射、御作为大艺,是大学的课程,书、数作为小艺,主要是小学的课程。西周的“礼”教,主要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操作技能及个人素养的训练,是贵族子弟必须具备的。"乐"包括声乐、器乐和舞蹈。西周有乐德之教,乐语之教和乐舞之教。“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射”指射箭,“御”指驾车。"书"指写字,"数"指算术。
5、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官学教育衰废,私学兴起。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原因:一是学术的扩散与下移; 二是新兴的"士"阶层的出现)
1)“士”阶层的出现
(1)武士:侠士、力士等
(2)文士:贤良、商贾、方士、隐士等
(3)低级官吏
2)教育的大众化、平民化
3)官学与私学分离
6、官学
1)汉代的太学
(1)教师:博士(诗、书、礼、易、《春秋》)
(2)学生:博士弟子
汉代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设在京城长安。老师:博士;学生:博士弟子。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其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
两汉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教材,主张教育要明经修行。其教育设施、教育思想和汉代的选举制度是互相配合的。
2)明清时期的国子监:明清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还有卫学(军事学校)。地方各学校互不隶属,皆有送学生到国子监的资格。
7、私学
1)私学的发展:孔、墨之学;百家争鸣;稷下之学(稷下学宫建于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它是齐国统治者设立的国家养士机构,凭借国家的财力、物力养士,绵延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几乎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稷下学宫虽系齐国官办,但它实际上又是许多私学的集合体。其特色主要有: 其一,"不治而议论",即士人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一般不承担行政事务,以备统治者咨询,日常则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因此,稷下学宫实际上起到的是"智囊团"的作用。 其二,自由辩论。稷下学宫采取的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都占据了一定地位,他们要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不得不通过公开的辩论,以理服人,这就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在学宫所召开的"期会"中,不仅全校教师和四方游士可自由参加,学生也可参加驳难辩论,这种在学术上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有助于扩大眼界,也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并对解放和活跃学生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三,学无常师。稷下学宫的教学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学中,学生们可以自由听讲,实行游学自由的方针。当时前来稷下学宫的,既有个别游学,也有集团游学的情况。可以随时请求加入,也随时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学生来到稷下学宫后,则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其它先生讲学也可以听讲请教,这种灵活的教学制度,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打破了学术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学宫相互批评,又相互吸收,促进了学术发展。 其四,在学生管理上,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全文载于《管子》,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授课到课后复习均有严格规定。从《弟子职》可以看出稷下学宫对学生管理的总体特点,体现了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这一学则流传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私学的发达:教育儒学化与儒学私学化、私学的含义、私学的形式(授徒讲学、书院、家族教育)、私学的作用:普及儒家经典、科举人才发源地
3)古代著名书院
宋代: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茅山、石鼓、华林、雷塘
明代:紫阳、东林书院 
4)私学的历史:顾名思义,私学即私人办的学校。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时期,史书记载,最早的是春秋中叶郑国的邓析所创办,讲授他自己的著作《竹刑》,专教讼诉之法。同时郑国的伯丰子也开办私学。这些是在孔子私学之前。当时规模最大的是孔子私学,还有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曾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到春秋未期,私学更加兴盛,最有名的是儒、墨两家,当时号称“显学”。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大盛,孟子“从者数百人”,以阐明人伦为教学目的;荀子先后授徒于齐、秦、楚国着书讲学,培养出李斯、韩非这些当时属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墨家私学是个严格而有纪律的政治团体和学派,要求学生具有刻苦、耐劳、服从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并重视生产劳动和科技知识教育。以老聃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其后期吸收了许多法家、兵家及儒家的思想,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300多人,李悝、吴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学生。
到汉代,私学分两部分,一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或学馆,先教认字,可读《孝经》和《论语》;一是传授经学的精舍。精舍一般由当时精通儒学的名家所建,一些经师鸿儒,所教授的门生弟子多达数千甚至上万人,其讲学已初具学术讨论与研究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兴废无常,私学相对得以发展。名儒聚徒讲学,常有几百人或几千人听讲。如雷次宗在庐山,顾欢在天台山,沈德威在太学当博士,回家还要授课讲学,许多贵族、士子也纷纷到此受业解惑。北魏时期的徐道明讲学20余年,学生先后多至万人。
隋唐时期官学兴盛,私学也随之发达。如隋朝大儒王通、曹宪,唐代颜师古、孔颖达、尹知章、韩愈等都曾在私学中教授学生,许多名儒隐居山水胜地,开学馆、设书院,当为宋代书院大兴的起源。
宋代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经过北宋三次兴学,南宋官学有名无实,许多学者致力于私学。这一时期的启蒙教育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启蒙教材大都为宋人编撰或改订。
辽、金、元各朝代私学也很活跃,其原因是统治阶层发生了不同民族的更迭,各民族都迫切需要加速培养本民族的治国人才,而战乱的频繁,使得官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私学才得以兴盛,其形式有私塾、家塾、经馆、家学等。明清时代的私学,继宋、元以后仍兴盛不衰,形式也无大区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末以后的私学中产生了一批书院,宋代得到发展后明清时代即向官学转化,这不能不说是私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之一。

二、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前,我国就先后产生过贡士、养士、察举、九品中正等人才选拔制度。
1、由察举制到科举制
(1)察举制:汉武帝时,要求地方政府察贤求才,下令各郡国举孝廉,允许吏民子弟乃至平民子弟被举为官吏,后来逐步形成了一种选士制度。
察举制在实行的数百年间,不断损益调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察举科目,成为两汉取士的主要来源。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常举行的科目,称常科;另一类是不经常举行的科目,这种科目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举科目,称特科或特举(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童子)。具体如下:
孝廉: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
茂材(秀才):茂材,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名茂材,或茂才。茂材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材异等”或“茂材特立之士”。
3.贤良方正:贤良方正是汉代察举特科中最常设又最受重视的科目,此科名称不一,或曰贤良方正,或曰贤良文学,皆为德才兼优之意。
4.童子: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规定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能“博通经典”者可以入选。
5.明经:明经举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察举通晓儒家经学的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两汉各科察举都重视儒家经学。专设明经科,表明国家对学习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
6.明法(治狱平):明法就是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才。汉代治国,儒法兼用,在选拔人才上除重视儒生外,也把明习律令文法者作为重要对象。
7.兵法:这是汉代察举特科,主要察举通晓兵法,勇猛善战的军事人才。此科多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举行。
8.尤异:汉代官吏中政绩突出者称为“尤异”。察举“尤异”实际就是提拔政绩突出的现任官吏。此科之设在于鼓励各级官吏忠于职守,精于政事,勤政爱民。
9.治剧:汉代因郡县治理的难易而分为剧、平。能治剧,就是能治理最复杂、最难治的郡县。汉代三 辅洛阳等临近京城的区域是豪强富户的聚居地,社会关系异常复杂,阶级矛盾尖锐激烈,非特殊之才很难治理。为此,专设岁举特科,选举政绩卓著、勇挑重担、能啃硬骨头的官吏治理此等郡县。
10.阴阳灾异:汉代君主受董仲舒等“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密切联系,每 当阴阳错谬、风雨不调、社会动乱之际,皇帝就下诏举荐通晓阴阳灾异之士,以便调和阴阳 、安顿民心。
以上汉代察举诸科,都是依照朝廷的诏令由公卿大臣和州郡按规定察举。而这些科目多被唐代科举制所沿袭,如秀才(茂材)、明经、明法、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也是唐代科举考试 的科目,正如《唐会要》所言:“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汉代察举的常科与 特科之分,也为唐代科举制所继承。
汉代察举制度中,有资格荐举别人的人士,称为「举主」。
(2)科举制: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童子等科。这些科又称常科。
2、科举考试的过程
考试制度确立于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其在唐代得以继承发展,盛行于清代。科举制度作为选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法定的内容、较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制度化的比较公平的考试制度。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以儒学经典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一套诸如“锁院”、“弥封”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防止特权侵入,订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具有上述这些特点,有利于封建统制的稳固,所以,历来被视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受到隋唐以后每一个王朝的重视。
童试:童生-生员(秀才)
乡试:生员-举人(解元)
      时间:子、卯、午、酉
会试:举人-贡士(会元)
      时间:丑、辰、未、戌
殿试:一甲:赐进士及第(状元)
      二甲:赐进士出身(榜眼)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探花)
3、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
官学以科举为皈依
私学社会化、蒙学化
(1)私学普及:“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颂之声,往往相闻”(宋)
(2)蒙学教材大量涌现: 《三字经》《千家诗》《十七史蒙求》《性理字训》《训蒙法》

http://www.mta.cn/forum/viewtopic.php?p=11653 中国教育史话

http://jpk.nenu.edu.cn/2005jpk/zgjys/sub/1/index.htm 中国教育史

http://course33.gzedu.com/A1006/chapt1/html/t110001.htm 中国教育史


http://www.tianhan.com.cn/bbs/printpage.asp?BoardID=48&ID=4937 晚明士人的生活

http://www.78zhong.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8 浅谈我国古代教育

http://sosc.hsu.edu.cn/upload/simple/index.php?t2736.html 我国古代教育制度概况

对当代教育讨伐与反思的文章有:

http://www.my510.com/ac/wrd.php?arid=537238&userid=8305 重返古代教育

http://www.ccforum.org.cn/archiver/?tid-10473.html 讨伐中国教育制度 

http://www.dadiwang.com/forum/read.php?tid=55167 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基于古今教育的观察,予以为现代中国教育重建的基本设想是:

基本思想:

时间上看应是从胎教开始的终生教育,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行结合,

书本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且不可偏废并行发展无孰重孰轻,

教育内容以六艺(六大门类学问,绝非六种艺术)为主,但并非每个年龄都包含六艺的全部内容,应根据不同的年龄和智利接受能力能开始学哪项就开始教哪项,哪项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就进行到哪个程度。但每个学习阶段(小中高)的教育六艺都要涉及,做到不学六艺,人生不完整的观念。

教育自治自立原则,否则无法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格德行,而德行人格的培养乃是基础和重中之重。所以,教育以私立教育为主,国家应尽量减少干涉(除非有违法行为)。国家仅设立免费的初,中,高等教育。公立学校虽不能自立,但亦要坚持办学自主。

注重仪式原则,比如每天的升降旗仪式,开学闭学仪式,成人礼和成通礼仪式,授奖和表彰仪式,毕业仪式等等。绝大部分仪式要着民族服装,以表重视。仪式绝非仅仅是形式,它对人的人格和良好品行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六艺结合古今可作大概的分类:

 礼,日常礼仪礼节,高级礼仪礼节,礼学经典

乐,音乐,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但音乐和书法是必修,女性的厨艺,茶艺,裁艺(女红),花艺等也是重要的艺术

射,体育,像游泳等为必学,其他如网球等根据爱好可选修

御,骑自行车,摩托车,开汽车等,每一项都是必修的

书,除其他五艺书目之外的各种经典(即五艺的经典就包含在五艺里了),经典中的经典要熟背,这些经典通常都是文史哲合成的综合性典籍,在较高的教学中可以开设偏重文,或哲或史的经典,如李杜韩柳集,诸子百家集,史记等

数,各种理科和其他技术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外语(可根据兴趣选择其一),地理,计算机,全都要学,但并非都要深学,普通学生对上述学科仅需教授的够日常使用即可,然后在根据兴趣对其中二三再深学。

从阶段上来看:

学前教育,六七岁前,身教口头教育为主,很简单书面教育为辅助,以玩为主,在玩中可教六艺,但仅可涉及最简单的东西。

小学,六七岁至十三四岁,基础性的六艺教学,保证小学毕业可以具备修身处世的基本能力(这一时期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在识字的基础上围绕着培养健全人格和良好道德为中心的和重点的,并不要求掌握太多的知识内容,可以说其它知识点的学习也是围绕着上述中心而进行的)。比如, 礼可教日常礼仪礼节。乐可教一种音乐,书法。射可教游泳,其他适合儿童的活动可根据爱好可选修。御可教骑自行车。书,可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首诗,四书等,可介绍古代中国和邻国的文化交流,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当然不能夸大,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数,可教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地理(可结合历史名人,典故佚事,名胜古迹讲),计算机等的基础知识。

中学/中等职业教育,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小学毕业如属于中等以上水平和能力者,继续中学教育,接受更高一级的基础教育,礼可教礼学经典。乐除坚持练习小学已学过的一种音乐,书法外可选修一两项,如绘画,摄影等。射可可根据爱好选修一两项,如网球,足球等。御可教骑摩托车或汽车。书,可教五经,诸子或史书经典等。数,可选择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外语(可根据兴趣选择其一),地理,计算机等中的两三项,比小学进一步加深。中等一下者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进行较低要求的职业教育,如护士,幼师,导游,体育,翻译等各类较低技术含量的技工等,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应时刻贯穿和坚持六艺中其它必要项的教育,比如相关礼节礼仪,书法音乐,选修体育项目,驾车技术,经典阅读等,虽不需大量开课,但一定要有。总的来说,进行中级职业教育的应该占大部分人。

大学(即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学毕业后十七八岁后,除极少数学生外,大部分要考到大学接受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进行较低高要求的职业教育,如医生,律师,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政府职员等,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应时刻贯穿和坚持六艺中其它必要项的教育,比如相关礼节礼仪,书法音乐,选修体育项目,驾车技术,经典阅读等,虽不需大量开课,但一定要有。

需要着重强调一点的是,教师的教育分为小学,中学和中等职业教育,小学教师的教育是不分科的,一个班的学生老师要上所有的课,实行小班上课,中学除乐射御数科中的选修项目以外,其它均有一位老师讲课,相当于班主任,对学生负总责,中等职业教育类似于中学教育,只是所谓班主任上的课少得多,担的责任也少,所以教师教育要针对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科类进行不同侧重点的教育。

研究生不收应届生,毕业后工作若干年,如果认为适合搞教学研究则可以继续深造,研究生的教育绝非功利教育,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深造后除非意外否则理应留在大学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或者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并兼顾本领域的研究工作,每一位期望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之前都应当了解并有这一志向。研究生不分等级,是否能有成果,全看自己的能力。

所有大学以下老师均称教师,大学老师均称教授,但对新进人员通常可以有助理教师和助理教授之称。

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保证小学到初中学生的自然和健康发展,保证足量的休息,足够的锻炼时间的动手时间。如书法音乐和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

下面是南师怀瑾先生关于“礼”的教育的一段评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很好的反省,很有代表性:

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义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所以说,讲到文化,感慨良深。

    文化表现在形态上,常有四样大类:“衣、冠、文、物”。我们在日本都还看得到,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装,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礼,还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礼服。过去执政党在抗战以前,拟过一个关于“衣、冠、文、物”的文件草案,对国民的衣服,都有了规定,后来因抗战军兴,没有实行。

    现在我们在礼仪方面,看见了人,刚说的五套礼貌都要来的,再加上在飞机场,还有抱一下,贴个脸的,真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又看结婚礼仪,过去拜天地,拜父母,后来改成文明结婚,新娘穿白衣服,这是我们过去的孝服;还有男傧相,拉纱的花童,这叫“文明结婚”。再下来,法律问题,写一张婚约,盖两个章,还加上证人,大有为离婚作准备的味道,现在更简单了,跟外国人结婚的,外国人穿上那种日本式的木拖板,就去结婚了。到法院公证处看看,什么怪样子的都有。

    丧事上更看出来了,军乐队、西乐队、锣鼓队、笙箫队、和尚、道士,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出殡行列,什么都有,不伦不类。所以讲这个礼仪,我们大家要注意,为自己的国家建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大家要起来做具体的研究。

    此外,《论语》上的“礼”是社会秩序的礼,个人的礼。曾有一个学生给我的信上称“南老师”,我对他说,不知道你究竟写信给谁,因为我的孩子也在教书,也是“南老师”,你既不照中国礼法称名,也可照西洋规矩称“亲爱的某某”,只来一个“南老师”,“南”是姓氏,是通称;名是特称。在我们中国的礼貌,有事写信用通称,呼姓是不礼貌的。更滑稽的是他自称“愚生某某”。这个“愚”,本来是平辈稍长或长辈自成的谦词,“愚兄”、“愚叔”、“愚舅”等等。而他来个“愚生”,就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学生了。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国文化,不加以注意,所发生的许多问题之一。信不会写,礼貌不懂,不知道进退应对,不晓得席位尊卑。现代坐沙发,坐汽车,西方物质文明产品的使用,西方人也还是有西方人的礼貌、西方人的规矩,尤其学外交的人不能不懂。而现在年轻人常弄错,所以我们自称“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反省起来,是很难过的,非常沉痛的;为了国家民族,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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