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老婆聊天记录:假如中国不抗战

历史思考题：假如中国不抗战

洪森

看了《真实的汪精卫》（已转贴），我不禁想：假如中国当年不抵抗，就象法国维京政府那样，打不过就立即投降，中国历史将怎样呢？我推论：第一，中国老百姓不会受国民党焦土抗战和日本鬼子三光政策之苦。（有位老先生曾对我说，他这生最好的日子就是日本占领上海的孤岛时期，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这不是汉奸理论吗？）；第二，日本有了中国资源，就会和德国联手夹击进攻苏联，，斯大林苏共政权就会垮台；第三，英美和德日之间决战的结果，还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德国被占领。但是世界将不会分解成东西方两大冷战阵营。第四，因为苏联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支持，当然也不可能占领中国。五……

中国抗战损失：

1，蒋介石为了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37年和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该条约中，清朝被割让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永远失去了。

2，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死亡人数总计为3500万，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人数为40万。平均每87.5个中国人命换一条日军人命。

3，八年抗战，中国财产总损失为5600亿美元

4，在抗战末期，为了换取苏联进攻关东军，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独立

5，在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坐大，后来在苏联武器供给下，占领了中国

日军在二战中一共死亡185万军人，主要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125万）。所以尽管中国付出的代价巨大，但是并没有给日军造成重创，中国战场也始终没有成为抗日主战场。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国共两方，没有一次取得过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胜利，也从来没有攻克过日军占领任何一个中等城市（日寇主动放弃的除外）。

所以，尽管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损失了那么多财富，对日寇的牵制作用非常有限。

造成这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两国实力太悬殊。假如不是美国的力量，中国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所以，中国抗战与否，在反法西斯的实际效果上并不大。

我提出“假如中国不抗战”这一思考题，并不是如南窗和平平等所言的毫无根据和没意义的假定。东三省就是不抵抗的，历史事实本身已经提供了不抗战将怎样的依据。因此，这道思考题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假如中国都象东三省那样不抵抗？

如果从实证来论证这命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不抵抗东三省和抵抗的省份做个平行的比较研究。

樵鱼说，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府就丧失了合法性。这句话的内在逻辑就是：政府的合法性是第一位的。政府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我不能接受这种预设的逻辑前提。按照这样的逻辑前提，政府就成了高于人民利益，占据第一位重要性的东西了。

政府的合法性究竟是什么含意？政府以及政治家的责任应该怎么界定？这正是我提出这命题的用意所在。因此，尽管对历史提出的是可能性假定，其中所包含的政治哲理的命题却和今天、今后严重相关。

另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主战派一直占据话语优势，主战派似乎理所当然的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这一历史惯性，使得中国的政治话语始终难以摆脱高调政治的套路。在今天两岸对立的情况下，依然是高调政治轻易左右着人的头脑。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们就不能接受任何未经推敲的预设前提。我们就要追问：高调政治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如果这逻辑前提是以某种伦理道义为支撑的，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这伦理道义的合理性何在？也就是说，我们试图界定政治责任的时候，就必然要界定何谓政治道德。

以下是引用丘吉尔在2004-7-7 12:17:20的发言：

当你不得不拔剑的时候，一定不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尊严。

１９３８年年底和１９３９年前后，德国多次向英国提出建议，英德两国应该达成这样的谅解，德国承认英国的世界地位，也不会挑战这一现实。只要英国让德国在大陆上自由行动，德国不会干涉英国在海洋上的行动，同时还会保护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英国拒绝了德国的建议。尽管英国接受德国的建议可以避免流血。

毫无理由的敌人欺负到你的家门口，你的反应是全面投降。注意，不是经过抵抗不敌对手而投降，而是连一个指头都不敢伸，丧失尊严，开门就屈辱地跪在敌人面前，答应敌人的所有要求。理由是等待未来虚无漂渺的幸运降临。

不管面包有多么香甜，这种行为都是人类尊严的污点。对于人性来说，尊严比面包重要，自由比生命重要。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也是考虑问题的基本原则，背离这一原则，无条件投降日本的理由不管多么充分，都是让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老吴，你要承认，你的思维游戏在道德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想不出办法克服这一障碍，这个游戏很难往下玩下去。

以上是典型的高调政治。英国和德国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和日本是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吗？高调政治放在口头上讲是很容易的，实际上有多少人在按照高调政治的原则行事呢？

如果我们都能按照高调政治行事，满族人可能统治中国3百年吗？如果我们都能按高调政治行事。15年前的血案不是早就受到审判了吗？

所以，邱吉尔先生，在唱高调之前先问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敢于身体力行。

抗战时代象你一样唱高调的占了绝大多数，可是真的敢于以命相拼的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我想，假如每个人在唱高调之前先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有送死的决心。整个社会就会冷静的多了。

我是站在毫无抵抗实力、白白送死的小老百姓的立场，提出假如中国不抗战这个命题的。可是参与讨论的，大多站在政府的立场，象个政府代言人。这样的讨论是完全不对称的。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道义原则是相通的，以上对抗战采取高调政治立场的人士，如果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敢于按照高调政治原则来行事，我才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平平说到现在全是推论，学历史的居然不习惯拿证据说话。我说的是假如中国不抵抗，就不会死三千五百万人，我没说过不死人。按平平的说法，即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照样要杀这么多人，那么你拿出证据来呀。东三省和台湾都是不抵抗的现成事例，只要将这两个地方在日据时代死亡人数和抗日地区做个比较，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

邱吉尔问我：“不过，我要提一个问题，如果二战的时候你处在蒋介石的位置，你敢不敢号召全国人民投降？”

这问话就不通了。投降不投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投降了，人民就没义务抵抗。根本就不存在需要号召人民投降的问题。

对于蒋介石来说是投降更需要勇气呢还是抗战更需要勇气？投降的结果是蒋介石的政府不再存在，他本人以及随员如果不愿意出来帮助日本维持秩序，只有流亡海外了。但是，老百姓就不会因为抗战死这么多人了。最多只有已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

日本占领台湾，因为是政府割让的，民间也有零星抵抗，但是很快就平定了。日本是否在台湾继续烂杀平民呢？没有。

不但没有，而且搞了很多建设。台湾现代化的基础就是日据时代打下的。

法国政府投降德寇，法国人民就不是人了？

这就涉及到政府责任问题。到底是不顾一切抗战是政府的责任呢，还是以保全百姓生命财产为第一目标？如果是前者，为什么？理由何在？如果是后者，为什么？理由何在？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喜欢唱政治高调的坏毛病。唱高调而不做，最误国误民。唱抗战高调的人占了大多数，而实际上去拼命的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所以尽管政府选择了抗战，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抗战。所以我提出的问题，并不全然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八年抗战中的事实存在，不但有东三省这样大面积的不抵抗，人民中更是占了绝大多数。

你问：假如我是蒋介石，是否有勇气号召人民投降？我上面的答复已经从法理上指出了你提问本身就是不通的。日本促降本来就是针对政府的，古今中外，国与国的战争从来就是只有政府才有资格决定投降与否的问题。法国投降德国，签字认输，投降就投降了。政府签字，就具有法定效力，不存在还需要另外号召人民投降的问题。政府已经代表人民了。同样道理，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也是日本政府，政府签字投降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投降，日本政府不需要另外再号召人民向盟军投降。这么简单的常识问题，还需要我再次向你解释。

既然不存在向人民号召投降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按你说的假设我是蒋介石，我到底是投降还是抗战呢？从实力来说根本无法对抗，对抗的代价太大，人民牺牲太沉重，但是国内抗战情绪高涨，在共产党的鼓动下，抗战变成了一个敢不敢，怕死不怕死的简单问题。我（蒋介石）如果出于保全百姓生命财产考虑，就应该担当起千古罪人的骂名，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保全民族实力，以图将来。但是这样的话，我作为卖国贼的罪名，千年难洗。如果我决定抗战，不但政府可以继续存在，我的权力继续在握，而且可以扮演民族英雄角色。

所以，邱吉尔，我告诉你：如果我在想象中将自己理想化，认为自己真的是个政治伟人的话，我就决定投降；但是这只是想象，更多的可能是我没勇气投降，你们这些盲目叫嚷抗战的人，以为死亡会降临我的头上？真的去送死的是你们，战争死亡不但威胁不到我，只会增加我的权力和美名。所以管你们死多少，打吧。

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是以不怕死来证明自己勇敢的；但是，对在后方指挥的统帅来说，投降才是最困难的事情。

投降不等于赞同对方。和投机取巧坐享其成更不相干。蒋介石投降的话，能坐享其成什么？你这种说话方式已经不像理性的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了。

你也可以把自己放在蒋介石位子上想一想，到底是投降更难还是抗战更难？

对政府对领导政府的领袖来说，投降更难；但是对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来说，抗战更难。这难道还需要争论吗？

“综观上面的发言，吴兄推论的全部合理性是建立在“如果中国不抵抗，日本必然会进攻苏联，苏联必然败亡”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很小。”

我在什么地方将推论的全部合理性建立在“如果中国不抵抗，日本必然会进攻苏联，苏联必然灭亡”这一假设基础上了？

我提出如果中国不抗战这一假设性历史命题，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1，当时中日实力差距太大，八年抗战的结果是死掉几千万老百姓，而日本死于中国战场的只有20几万。抗战的结果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了巨大代价，还失去了外蒙。这样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

由此疑问引发出一个政治哲学的命题：政府的伦理责任到底应该是什么？

这才是我真正想讨论的问题。我在后面的跟贴里也多次点明的我想讨论的问题，可惜至今未见有人对此问题回应。

楼上后面几个段落都是直截了当的结论，没有提供任何分析和证据，无法讨论。

比如你说假如中国欢迎日本入侵，美国就不会对日本禁运。似乎美国完全是基于道义立场才对日本实施禁运的。你的证据在哪里呢？

而事实是日本大举占领东南亚，严重侵犯了英美利益。不管东南亚这些弱国是投降还是抵抗，英美必然要加入进来保护他们在东南亚既有利益，当时英国忙于对付德国，没有力量东顾，才有美国单独对日本实施禁运。

日本是后起帝国，东南亚的经济利益基本上已经被英美以及法国控制，日本进攻中国入侵朝鲜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目的就是要抢占东南亚的利益，怎么可能取决于中国是否抵抗就改变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呢？楼上认为假如中国不抵抗，日本在中国的消耗不大，就没必要和美国开战，还会和美国联手起来。你把自己话再读一遍，是不是太天方夜谭了？

我在前面的跟贴中已经说过，即使讨论的是一个假设性的历史命题，也需要用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证据来论证自己观点的。

比如我说即使中国不抗战，向日本投降，中国失掉的是东北，华北变成共管区，中国就不会死亡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现代化的进程就不会被打断。

我这么说是有证据支撑的，这证据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内阁本身制定的方针就是入侵东北建立满洲国，他们并没有占领整个中国的计划。

我说中国即使不抗战，向日本投降，中国也不会长期成为日本殖民地。这也是有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作证据的。这证据就是：二战前后，尤其是二战后是全球殖民体系崩溃。崩溃的原因是殖民政策代价太高，殖民者觉得划不来，开始纷纷从亚非拉殖民地撤退。因为他们找到了代价更低的谋取利益的方式。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接管政权之后，英国就想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是中共觉得自己还不具备管理经营香港的能力，他们还需要一个对外贸易的窗口，才主动放弃提前收回香港殖民地的。

“如果为了吃饭睡觉而可以不抵抗侵略者，那么为了吃饭睡觉而杀人掠夺，又当如何呢？”

讨论这道历史假使题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抵抗侵略者到底是谁的责任？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平民，如果在平时有自我武装的权利，那么外敌入侵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平民就有抵抗的责。

如果一个国家的平民平时没有自我武装的权利，他们这项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和政府，他们以交税的形式集体供养了来保护他们国土安全的军队，那么抵抗侵略者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无关。当两国交战的时候，就是两国的军队和政府在交战，道义的政府和军队应该尽量避免杀害无辜平民。这也是有关战争和军事国际法的由来。

当抵抗侵略者是政府责任的时候，政府有权利选择抵抗还是投降。政府选择的标准应该是“怎样做才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最有利。”这就是我认为政府应该具有的责任伦理。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七七抗战爆发之前，知道和日本难免一战，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七七事件爆发时，国民政府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远远不具备和日本决战的条件，蒋介石一开始想采取拖延抗战的政策，想争取时间让中国经济多发展几年，让国民政府的军队获得足够的武器和训练。但是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被迫仓促抗战，他明知过早的抗战必输无疑，想把自己的一点家当拼光之前，把英美拖进中国战场，只有英美愿意为了中国和日本开展，才能打败日本，为此他就在上海发动了抗战。

结果，英美忙于对付希特勒，并没有卷入中国战场。上海失守，南京也跟着完蛋。局部抗战变成全面抗战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占据了道义合法性，这个政府的统治保住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却为此付出了极其巨大和惨痛的代价，中国经济文化，不但发展停顿甚至大倒退。

那些鼓动舆论高喊抗战的人，有几个真的敢于上战场去肉搏战的？延安当时抗战舆论是造的最厉害的，可是八年抗战，他们只是忙于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抢地盘招兵马，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保存实力，等国民政府的实力和日本拼光了之后，用来和国民政府决战以夺取天下。

抗战抗战，国民政府得以继续存在（如果他们投降，政府就垮台了），掌权的人可以大发国难财，延安获得了合法地位，可以趁机扩充地盘和实力，平民百姓是真正的受害者。

楼上，钓鱼岛还在日本手里，被俄国割去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还没拿回来，怎么不见你去打去夺，只见你在这里骂别人汉奸呢？

爱国是需要行动的。如果仅凭喊口号就自以为是伟大的爱国者，这样的爱国者谁做不到？

我吴某人明知钓鱼岛在日本人手里，不敢也不想去拼去杀去送死，明知俄国佬夺去了我们那么多土地，我装聋作哑照样过日子。我从我这个小人的行动知道了自己是个爱自己小命胜于爱国的人。

想看争论详情，请点击下列连接： 以下摘自《真实的汪精卫》，供参考：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１９０４年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国，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