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作品风格:南宋前期的著名将领简介以及岳飞与南宋其他将领之比较

南宋前期的著名将领简介以及岳飞与南宋其他将领之比较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仅指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
　　
　　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很显然，结合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无耻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作出如下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在抗金斗争中也曾有杰出的表现，但是他们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下面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宗泽、虞允文的抗金事迹：﹛南宋大将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事迹放在后面介绍。﹜
　　
　　宗泽（1060—1128年），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历任多个州县的地方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政绩。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
　　
　　靖康元年（1126年），宗泽被召至京城，充和议使。因宗泽反对曲膝求和，宋钦宗恐有妨碍和议，于是改命宗泽出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当时，北方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推托不往。宗泽却于受命当日率领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赶往金国军营议和，途经磁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百姓们也拦住康王赵构的马不让他前行，并认为王云是金国奸细，将他打死。康王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赵构率军离开相州南下，宗泽率两千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宋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汪伯彦等人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赵构随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的旗号进驻澶渊以吸引金兵，康王赵构自己则带着汪伯彦等亲信偷偷逃往山东。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劫持徽、钦二帝以及北宋宗室大臣三千多人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东京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
　　
　　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东京开封很快稳定下来。南宋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
　　
　　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接着，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
　　
　　最后，宗泽编组了号称百万的大军，积储了足够半年食用的粮草，军威大振。很多“义士”纷纷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岳飞也在此时投奔宗泽，成为宗泽的部属。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凌厉的攻势。
　　
　　在东京开封府所属及其毗邻的州县，宋金双军展开了剧烈的拉锯战。一支宋军被击败，另一支宋军又接蹱而战。一些地区得而复失，一些地区又失而复得。宗泽坐镇东京留守司，从容地调兵遣将，部署战斗。在艰难的搏战中，文人出身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在宗泽麾下，时年25岁的岳飞保持了“每战必捷”的记录。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月，金军终于被迫撤退，各路宋军乘机收复了一些州县。在艰难百战之后，宋金军力的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宗泽的抗金措施初见成效。
　　
　　宗泽很看重岳飞，不仅多次提拔岳飞，而且还曾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坚守东京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多次，强烈要求宋高宗赵构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所阻，宋高宗也根本没有抗金的打算。南宋小朝廷回报于宗泽的，只有敷衍、嘲笑和呵斥。
　　
　　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包括岳飞在内的官员、将领纷纷来到宗泽的病榻前问安，宗泽仍强振精神，勉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
　　
　　宗泽想到自己惨淡经营，即将付诸实施的北伐计划，不由得吟诵爱国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 70岁的爱国老臣宗泽临终前，并无只言片语提及家事，只是大声疾呼：『过河！过河！过河！』。宗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初一，东京开封府城内，悲风回荡，愁云泣雨，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嚎陶痛哭之声，广大军民诚挚地悼念爱国老臣宗泽不朽的英灵。
　　
　　在岳飞一生中，受教诲最深的长官无疑是宗泽，岳飞并非是宗泽麾下的第一等武将，却是宗泽最忠实的继承人。岳飞聆听了宗泽最后的心声，从『唾手燕云』的壮志，到『连结河朔』的远谋，从治军的整肃，到律己的严格，岳飞身上处处保留着宗泽的遗风余烈。
　　
　　后来，南宋学者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大宋得一岳飞』。
　　
　　
　　虞允文（1110—1174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南宋朝廷任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渡淮南侵，南宋都城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起用病中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临江督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赶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王权的部下已经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
　　
　　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亮登高台，张黄盖，被金甲，据胡床而坐”，而宋军将士却已经在商量如何逃跑。
　　
　　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主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宋军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遭到南宋民船的攻击，金兵纷纷落水，约有4000 多金兵死在长江中。
　　
　　次日，虞允文又派遣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击败金国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的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
　　
　　这就是著名的宋金“采石之战”，也是南宋爱国文臣虞允文取得的唯一的抗金战绩。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的一万六千人及战船百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宋军严阵以待，凭借长江天险，来阻止金军渡江。暴虐成性的金主完颜亮限令金军将士在三天内渡江，如到期仍未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将格杀勿论。当时女真皇族完颜乌禄(汉名雍)已经乘完颜亮南侵之机在金国后方自立为帝(即为金世宗)。金军将士知道完颜亮说到做到，而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显然难以按期渡江。金军将士为了活命，于是合谋杀死完颜亮而后撤军，归附完颜乌禄(汉名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当太上皇，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不久，主张抗金的宰相张浚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在采石之战中成名的文臣虞允文。
　　
　　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年）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未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年）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前面提到，在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的一些战功事迹，在其他章节中已经有不少篇幅的说明，这里不再专门描述。
　　
　　下面依次介绍一下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战功事迹：
　　
　　韩世忠(1189—1151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韩世忠应募参军。时西夏入侵，韩世忠奋勇斩将夺关，被提升为小军官。宣和二年(1120年)，韩世忠作为宋军下级军官随同童贯、王渊镇压方腊起义，在清溪帮源洞生擒方腊，王渊称赞他为“万人敌”，升他为承节郎。宣和三年(1121年)，韩世忠又随同刘延庆进攻辽国，率50余骑奇袭滹沱河，在其他诸路宋军均大败的情况下获得小胜，以军功升武节郎、武节大夫。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大举入侵，宋钦宗继位，任命韩世忠为单州团练使，守卫滹沱河。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被金兵攻克，韩世忠援救守将王渊，亦被围，但韩世忠趁雪夜率领300人的敢死队突袭敌营，致敌军自乱，互相攻杀，敌军主将竟被刺死，韩世忠得以突围而出。不久，康王赵构带着亲信汪伯彦等人来到山东济州（在今山东巨野县南），韩世忠也率部赶到，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有一万多金兵赶来追杀，韩世忠负责率军掩护康王赵构南逃。韩世忠率千人阻击金兵，突人敌营，斩其酋长，金兵大溃。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不久，设立御营军，宋高宗任命韩世忠为御营军左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随即成为宋高宗赵构的嫡系部队。
　　
　　建炎元年（1127）八月，韩世忠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任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赵构南迁至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不久，韩世忠率部夜袭金将兀室的军营，被金军击败，随即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随后，韩世忠升任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国统帅完颜粘罕(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率军万人南下渡过淮河，直奔扬州，完颜粘罕(宗翰)亲自率领金军主力攻击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在盐城收集散兵游勇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的消息，随即率军赶往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初，各路勤王宋军在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将领的率领下，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率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韩世忠先后擒苗傅、刘正彦，以功被授予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司都统制。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大举南侵。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也和刘光世一样，当探知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之后，不敢率部去迎击，却抢先把所有储积的物资全部装入海船，连同全军人马，一并运往江阴。不久，金军渡江并占领建康。接着，宋高宗赵构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亡海上。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守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以阻断金兵的归路。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因劫掠到的财物过多，如按来路直接北撤，陆运不便，于是金军绕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陷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占常州（今江苏常州），准备自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渡江。完颜兀术（宗弼）对外宣称“搜山检海已毕”，用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又在江南地区残酷地进行焚戮，用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号称十万人，韩世忠所部只有八千余人，若与金军陆战，显然力不从心。韩世忠命令全军登上战舰，以水师迎战陆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完颜兀术（宗弼）只能用小船驰出运河，在金山一带江面迎战，屡战屡败，十分狼狈。兀术请求韩世忠放金军过江，韩世忠却提出了兀术不能接受的条件：放回徽、钦二帝，归还宋之故土。但韩世忠的海舰尖底，吃水深，无法进入运河。走投无路的金军退到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企图开掘一条河道入江，又遭韩世忠拦截。后来有个汉奸献策，金军又另外掘通河道，得以将船只经秦淮河，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城西的江面。韩世忠军还是溯江赶来邀击。又有汉奸教金军乘风用小船向宋军施放火箭。韩世忠军原来准备水陆两栖作战，其航海巨舰还装载马匹、粮食、辎重、军人家属等，无风不能行驶，遭敌人攻击后，韩世忠的巨舰一艘接一艘地着火，只得蔽江而退。
　　
　　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多天。韩世忠虽败犹荣，此战教训了金国女真贵族，使完颜兀术（宗弼）等领悟了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在大江上往返，非同儿戏，甚至会有灭顶之灾。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南宋朝廷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叛乱，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镇压白面山（今湖南平江）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
　　
　　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韩世忠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在湖北襄汉一带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临行前宋高宗嘱咐他们：“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等到金军全部进入埋伏圈，韩世忠立即挥旗鸣鼓，伏兵四起，并且宋军的旗色与金人的旗色混同，金军大乱。韩世忠命令精锐部队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韩世忠部将董旼追击至天长东北的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获女真兵40 多人。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乘胜追击到淮河南岸，『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这就大仪镇之战。
　　
　　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朝廷授予韩世忠武宁、安北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屯驻楚州(即山阳，今江苏淮安) 。对于那些胆小怯战的将士，韩世忠命令把他们打扮成妇女，然后设酒宴，鼓乐相闻，让他们知耻而后勇。韩世忠不仅与部下同甘共苦，而且还召集流民，通商惠工，把楚州建成军事重镇。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将聂黎孛堇负责进攻南宋的京东路。韩世忠在那里击败来犯的金军，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自楚州北上，乘胜攻取海州，接着围攻淮阳，久攻不克，但是在泇口镇、潭城、千秋湖等地接连击败金军的援军。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不久，三大将被授予有职无权的枢密府高官，但他们的实际带兵权却都被解除了。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在解除三大将的兵权之后，宋高宗、秦桧还企图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南宋朝廷的名义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秦桧，还当面戳穿了秦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有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也逃过一劫。
　　
　　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其实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韩世忠仍反对向金乞和，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秦桧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于是『力求闲退』，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韩世忠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韩世忠已罢官赋闲，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冤杀岳飞之后，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打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被封为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韩世忠去世。韩世忠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对奸相秦桧害死岳飞之事仍念念不忘。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赐谥忠武。
　　
　　
　　刘锜（1098—1162年），宋朝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出生于将门。父刘仲武，曾随童贯西征，后来以功被授予泸川军节度使。宋徽宗宣和年间，经高俅推举，刘锜当了一个小军官。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录用刘仲武的后人，刘锜出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刘锜多次获胜，西夏人小孩儿啼哭，父母用“刘都护来！”吓唬，可以止啼。
　　
　　建炎三年（1129年），为了减轻宋军在江淮战场上的压力，南宋朝廷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全权负责川陕战事，准备在四川、陕西开辟新战场以牵制金军的兵力。张浚很赏识刘锜，任命刘锜为泾原经略使兼谓州（今甘肃平凉）知州。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宋军与金军在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几十万。刘锜作为一员偏将，“身先士卒”杀敌。宋金两军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当时完颜兀术(宗弼)指挥的左翼金军抵挡不住宋军的攻杀，节节后退。兀术陷入重围，其部将韩常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韩常好不容易才冲破重围，与兀术一起死里逃生。但金将娄室比较熟悉陕西宋军的战法，娄室指挥右翼金军与刘锜的泾原军力战，拼命稳住阵脚，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宋金两军激战到午后，金军又投入了预备队，向赵哲的环庆军发起攻击。赵哲是文官，带兵打仗是外行。战斗激烈之时，赵哲擅自离队。环庆军的战斗力远逊于泾原军，加上赵哲离队，环庆军一下子就被金军冲垮了。环庆军一垮，宋军士卒溃逃，影响了整个战局。其它各军军心动摇，也纷纷溃败下来，一直逃到邠州。金军赢得了富平之战的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无力追击宋军，于是打扫战场，休整军队。
　　
　　张浚下令将赵哲斩首，赵哲部属慕容洧在庆阳叛变，进攻环州，金兵乘机攻打渭州。张浚命令刘锜救渭州。刘锜留李彦琪守环州，但李彦琪降金，环州失守。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职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年)，刘锜复官。同年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龙州（今四川平武）至茂州（今四川茂县）一带的防务。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不久，从四川回到南宋朝廷的使者极力称赞刘锜，宋高宗于是下令将刘锜召到朝廷，授予他江东路副总管一职。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转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暂时代理杨沂中，负责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王彦所部与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王彦也被罢兵权而改为出任地方官。接着，宋高宗下令把王彦的八字军和解潜的军队一并交给刘锜统率。刘锜于是将两支军队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六千人。其中的前护副军，即王彦“八字军”。从此以后，刘锜独立成军。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刘锜，奉命率四万宋军前往东京驻防。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就传来了金军占领东京开封的消息。接着，金军继续向南进军，攻占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陈州三百里的顺昌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
　　
　　顺昌知府陈规向刘锜问计，刘锜说：“顺昌城如果有粮，那么我就可以与你共守” ，陈规说：“有几万斛大米”，刘锜说：“可以了”。在大敌压境之际，刘锜沉着果断，亲自视察城内外的防御工事和地形，凿沉船只，加高加厚城墙。号召将士同心协力，保卫顺昌城。刘锜还将自己的全家老少都搬到一座庙里，在门口堆满干柴，嘱咐卫兵，万一城被金军攻破，即放火焚烧他全家，以此激励将士誓死保卫顺昌城。根据地形和兵力，分派五将把守城门。派出侦探，不断侦察金军动向。在金军到来之前，初步完成了防御准备。
　　
　　绍兴十年(1140年)5月25日，金军数千游骑渡过颍河，进迫顺昌城郊。宋军伏兵活捉金军千户2人。刘锜从俘虏口供中了解到金军韩、翟二头领带领部分兵力在距城30里的白沙涡安营扎寨。刘锜乘敌军初至无备，派兵千余乘夜劫营，激战到次日凌晨，宋军首战告捷。金军残兵于5月27日逃到陈州，向其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葛王完颜褒报告了惨败的经过，金军主力随即迅速向顺昌集结。
　　
　　绍兴十年(1140年)5月29日，三万多金军四面包围了顺昌城。当初准备防守时，刘锜命令在城边筑羊马垣，在垣上打洞为门。到了这个时候，刘锜率军从西门迎战，躲在羊马垣后面列阵，金兵放箭，不是从羊马垣的上面射到城墙上，就是射在垣上，却射不到宋军。城墙上的宋军以强弩劲弓还击，箭如雨下，金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刘锜抓住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仓皇渡水逃命，溺死甚众。
　　
　　顺昌被围第四天，金军援兵接连而至，一部分金军扎营于距顺昌20里的东村。顺昌处于金军的铁壁合围之中。金军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攻城上，却忽略了对营寨的防守。刘锜利用雷雨天气，派骁将阎充选拔五百壮士组成敢死队，每人带上一个用来可以发声的玩具“嘂”，乘黑夜突入金营。金营里一片漆黑，闪电亮的时候敢死队员就都奋击杀敌，闪电停则敢死队员都藏起来不动，金兵大乱。百人敢死队吹“嘂”为号集合并相互配合，金兵被搞得晕头转向，整夜自相残杀，结果一夜下来积尸盈野。等到天明，金军已无力还击，只得退去。
　　
　　得知金军进攻顺昌失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兵十万昼夜兼程，用不到7天的时间就从东京开封赶到了顺昌。与此同时，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并没有执行秦桧的命令。刘锜认为如果南撤，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一旦被女真骑兵追上，必将全军覆灭。更为严重的是，金军将占领两淮，兵临长江，造成严重后果。为今之计，只有“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六月七日，完颜兀术(宗弼)大军扎寨于顺昌城外的颍水北岸，连营20多里。兀术看到顺昌城垣简陋，竟狂妄地说：顺昌城可以用靴尖踢倒。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九日，完颜兀术(宗弼)指挥金军向顺昌城发起总攻。这天天明，完颜兀术(宗弼)率金兵渡过颍河，沿城列成阵势，并呐喊不停，企图吓倒顺昌城内的军民。城内宋军丝毫不为所动，一心一意迎战。此时正值暑热天气，金军远道而来，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人困马乏，只好休兵立营，准备再攻。金兵整夜不敢解甲，宋军则以逸待劳，轮番在羊马垣下休息吃饭执勤。盛夏酷署，金军给养不足，人马饥渴，大量饮食被宋军施放了毒药的水草，中毒病倒者甚众。清晨凉爽时，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烈日当空，金兵筋疲力尽，刘锜忽然派出数百人出西门击敌。又以数千人出南门，也不出声，冲出去出其不意地就以利斧砍人。宋军将士皆殊死奋战，冲入金兵阵中，刀斧齐下，金兵大败。
　　
　　六月十日，大雨倾盆，天气对金军不利，金军屡攻不下，士卒死亡病疾又多，不得不改变方案，企图长期围困顺昌，于是移营城西，掘壕列陈，与宋军对峙。为了推垮金军，刘锜派100多名骑兵，或乘雨大作，或乘大雨停歇，不间断地袭扰金军，重创金军于城外，让金兵得不到休息。
　　
　　六月十一日，金军中又打响战鼓，刘锜不动声色，密切注视金军动向，并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激励宋军士气。金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兀术开始引兵退走。刘锜乘机全军出动，尾随追击，大败金军。 六月十二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率残部自顺昌撤离，退守东京开封府。
　　
　　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主力部队，取得了顺昌大捷。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派左军和右军护送家属、伤员及辎重等先行，按宋廷接二连三的命令，撤往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刘锜本人率领剩下的一万几千人马，留驻顺昌府，既不违诏北进，也未遵命南撤。刘锜自顺昌一战成名，声价百倍，颇为踌躇满志，事实上已无意于另立新功，加上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宋金淮西战事频繁，宋军先在柘皋之战中取胜，然而主帅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张俊想独吞战功，于是命令非其嫡系的刘锜先行撤军。不久，张俊派出的嫡系亲信王德和杨沂中所部六万多人遭到金军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失利。
　　
　　对宋军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张俊、杨沂中等人，却在回朝之后弹劾刘锜在濠州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秦桧支持张俊、杨沂中等人的说法，于是解除刘锜兵权，改命刘锜担任荆南府知府。枢密副使岳飞上奏请求朝廷留刘锜掌兵，但是宋高宗不许。不久刘锜又被改授一个闲差。
　　
　　关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淮西战事中，张俊与刘锜的矛盾，可以参见《宋史》卷366《刘锜传》：
　　
　　 『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戚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枭首槊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大捷，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刘光世（1089—1142年），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人，出生于将门世家。刘光世的老爸刘延庆，在宋徽宗时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
　　
　　宣和三年（1121年），刘光世跟随老爸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立下战功。宣和四年（1122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国南京(今北京地区)的战役中，刘延庆派遣刘光世率军为后继去增援攻城的宋军，但是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先行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这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刘光世被降官三级，连累他的老爸刘延庆一起降官。
　　
　　靖康元年（1126年），西夏应金国之约攻宋以牵制宋军，刘光世率部迎敌，在陕西杏子堡击败西夏军，以功升任侍卫马军司次长官。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围攻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刘光世老爸刘延庆负责守御北城。不久，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突围逃跑，被金军追上杀掉。 靖康之变发生时，刘光世所带领的援军还在赶往东京开封的路途中。得知开封被金军攻陷的消息以后，刘光世随即中止行军，驻扎在远离开封的陕西。
　　
　　公元1127年四月下旬，刘光世接到康王赵构兵马大元帅府的命令，即率部前往济州保护康王赵构。不久，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刘光世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赵构的嫡系军队。
　　
　　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刘光世讨平山东贼寇李昱，以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成为南宋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同年十月，宋高宗赵构逃到扬州，任命刘光世为滁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制置使，刘光世先后击败贼寇张遇、李成。
　　
　　建炎二年（1128年）年底，在攻陷山东东平府之后，金军随即准备攻打宋高宗赵构临幸的行都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上旬，金军攻到泗州境内，寻找合适码头以渡过淮河。
　　宋高宗赵构这时所倚靠的武装力量，是刘光世的部队。他命令刘光世带领一万多人马北上，到淮河边堵截准备渡河南下的金兵。
　　
　　当初在靖康之变中，刘光世的老爸和大哥突围逃命的时候，因为没有女真骑兵速度快而被金兵追上斩杀。这件事情让刘光世患上了“恐金症”，刘光世心有余悸，十分畏惧金兵。此后，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赶快拼命逃窜。
　　
　　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严重打击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既没有抵达淮河南岸也没有看见女真兵马的影子的情况下，刘光世的部队就全部溃散而逃了。金国五千女真骑兵因此得以顺利地渡过淮河，南下攻占天长。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关于此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前方军情极端紧急，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还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发生后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接到张浚发来的“勤王”命令之后，刘光世拒不从命。后来，吕颐浩派使者再三劝说，刘光世这才出兵“勤王”。而在进军的过程中，刘光世出于持重考虑，选派一些散兵游勇到前面去打游击，刘光世自己率大军殿后。不久，刘光世会同韩世忠、张俊所部，合力击败叛军。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因救驾有功，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不久，南宋朝廷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为统帅，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西路的金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
　　
　　宋高宗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刘光世前后接到通过金字令牌快递紧急发来的五道宋高宗亲笔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命令刘光世尽快出兵救援楚州。宋高宗在其中一份手诏写道：『唇亡之忧，于卿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战，庶使诸镇用命。戮力尽忠，亟解山阳之围。』
　　
　　然而，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八月甲午)两浙安抚使刘光世畏金人之锋，不能援扬、楚，但遣统制官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岳家军当时刚组建不久，兵力不多，只有一支孤军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苦战，并且钱粮供应很紧张。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岳飞接连向当时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在公牍中，岳飞捐躯赴国难之激切心情，溢于言表，岳飞不敢奢望刘光世亲率数万大军渡江北上增援，只希望刘光世能够调一两千兵力、借十几天的军粮给岳家军，这样岳飞才好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解救承州和楚州的危难。或者，请刘光世另外差遣一名统制官，率军和岳飞所部协调作战。然而，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求，到了刘光世的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司，便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宋高宗了解了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然而，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的困境却不可能因岳家军几千孤军的出战而有所改善。楚州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楚州城内的宋朝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誓死保卫楚州。但坚持到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楚州城被金兵攻陷。
　　
　　楚州失守后，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接着又调集重兵南下，向承州（今江苏高邮）附近的岳家军几千孤军猛扑。岳飞当时已经接到了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便指挥几千名将士撤退。岳家军在回师南下的途中，屡次击退金兵的攻击，金兵伤亡甚多，不得不暂时终止追击。岳飞的部队终于全军退回泰州。
　　
　　对于刘光世违抗朝廷命令，拒不渡江救援楚州的罪责，大臣赵鼎主张严加查办，但是宋高宗却认为让刘光世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这一任务事关重大，担心如果对刘光世的要求太严、责罚太重，刘光世会因心里不安而引发事端。于是，宋高宗不仅对刘光世违命不救楚州之事姑息迁就，而且还勉励嘉奖刘光世，命令刘光世指挥各路宋军，合力保卫宋军在长江北岸仅存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两地。
　　
　　刘光世对南宋朝廷发下的纯粹是照顾脸面的嘉奖，却并不感恩戴德。对于宋高宗保卫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初，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柴墟镇有一道城墙。岳家军依托柴墟镇的旧城，抗击金军，掩护江北的几十万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七日，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绍兴元年（1131年）初，金军渡过淮河大举南侵，长江北岸的真州、扬州都缺少守将，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既不愿负责长江以北的防务，更不敢呆在长江北岸，故违令不就职。
　　
　　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已经全部撤退到淮河以北，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长江以北的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感到江北不安全，于是不断找借口推辞，拒不到任，还希望南宋朝廷能够让他继续留在长江以南的两浙西路做官。朝臣们为此弹劾刘光世，刘光世赶快给宋高宗赵构送上一大批金银财宝和稀世宝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不久，大臣吕颐浩又弹劾刘光世养了一大批只拿俸禄却避敌畏战的冗兵冗将，军费开支大，劳民伤财，却不能报效国家，请求淘汰冗员，核实军需。宋高宗赵构包庇刘光世，不但没有淘汰冗员，反而给刘光世调拨了更多钱粮。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南宋朝廷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负责江东、淮西地区的防务；十月，伪齐军队渡过淮河南犯，刘光世赶紧移驻建康(今南京)。刘光世打仗不在行，但是邀功请赏却争先恐后。不久，伪齐军自长江以北不战而退，当时守在长江以南的刘光世赶紧上奏自己的“大功”，还要求朝廷封赏他那无尺寸功的儿子。有官员认为刘光世徇私舞弊，于是朝廷暂时没有批准刘光世的请求。
　　
　　当时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资历最老的三大将相互倾轧，并且彼此间存在仇怨和罅隙，宋高宗赵构得知后劝他们『先国家而后私仇』，于是他们三个不得不握手言和。刘光世妻妾成群，还特地请求皇帝封他最宠爱的三个小老婆为“孺人”。刘光世十分富有，占有良田万顷，但是他仍不满足，还上奏请求换取更多的良田，有官员上奏认为刘光世扰民，于是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韩世忠军在大仪镇、鸦口桥和承州获得三次小胜，然而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李纲向南宋朝廷上奏建议说：『岳飞新立功于襄汉，其威名已振，陛下倘降明诏，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追蹑，必有可胜之理』，『此上策也』。 参知政事沈与求也对宋高宗说：『诸将之兵，分屯江岸，而敌骑逡巡淮甸之间，恐久或生变。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敌骑必有反顾之患。』
　　
　　李纲与沈与求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宋高宗表面上也同意沈与求的建议，说『当如此措置，兵贵拙速，不宜巧迟』。其实，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那支当时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宋高宗写手诏给岳飞说：『近来淮上探报紧急，朕甚忧之，已降指挥，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国爱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终不安心，卿宜悉之。』在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消极防御军事思想指导下，只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绝不会采纳李纲提出的上策。
　　
　　岳飞当然不能完全遵照宋高宗的命令行事而“全军东下”，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
　　
　　庐州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抚使仇悆正处于险境。两三个月以来，刘光世作为上级不断发命令强迫仇悆焚烧积聚，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仇悆拒绝执行刘光世的错误军令。
　　
　　最后，刘光世竟然派部将张琦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仇悆，胁迫他带头逃跑。仇悆大怒，说：『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张琦只好一走了之。仇悆召募庐州和寿州(今安徽凤台)守军几百人，加上二千乡兵，几次打退来犯之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二月，伪齐刘麟又增兵攻打庐州(今安徽合肥)，完颜兀术(宗弼)亲自率金军为后继，形势危急。仇悆以为只能实践以死殉国的诺言了。岳家军猛将徐庆和牛皋率领部伍及时赶到庐州(今安徽合肥)，使仇悆喜出望外。
　　
　　岳家军匆忙吃完午饭，留下一部分人守城，一部分人在城南扎营，其余紧急出城迎敌。牛皋命令部下展开“岳”字旗和“精忠岳飞”旗示敌，五千敌骑大为惊愕，他们料想不到会在此地出现岳家军。 不足两千人的岳家军骑兵展开队形，以少击众，与敌军短兵相接，前后交锋三个回合，所向披靡。但金国、伪齐联军也迭退更进，没有溃散。突然，徐庆坠下马来，敌骑一拥而上，企图活捉或杀害他。牛皋眼明马疾，抢先赶到，将徐庆扶掖上马，连杀几个敌人。牛皋脱去头鍪，大声呼喝：『我牛皋也，尝四败兀术，可来决死！』牛皋舞矛直贯敌阵。岳家军的骑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战斗从申时打到酉时，斩杀敌人一批将领，活捉八十多名敌骑兵，夺得八十多匹战马。徐庆和牛皋率军追奔三十多宋里，才收兵回城。
　　
　　仇悆赞叹岳家军骁勇善战，写信向岳飞致谢，信中特别表彰了牛皋的功劳。在徐庆和牛皋军立功之翌日，岳飞亲率大军来到庐州，再次击破敌军。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将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
　　
　　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岳飞在敌人撤退后，率全军的一半人马暂驻江南东路的池州。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刘光世的副手王德率部赶到庐州。王德也感到很难堪，他对部属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庐州之战并非大战，却是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岳家军的东援，也适同刘光世和张俊的怯战避敌，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公元1135年（南宋绍兴五年，金国天会十三年）正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去世，完颜吴乞买的侄孙，年仅16岁的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庙号金熙宗。此后金国内部政局不稳，上层派系斗争很激烈，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接连不断。
　　
　　作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嫡系孙子，金熙宗虽然年幼，却不愿听任金国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的摆布。金熙宗即位不久，便依靠宗室政要的势力，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夺去了曾经执掌金国军政大权多年的的完颜粘罕的实权，并解除了他的都元帅之最高军职。不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监军完颜兀术(宗弼)成为金国最有权势的将领。
　　
　　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绍兴四年冬大败之后，用一年多时间重整军备以恢复元气，不料又接连遭到岳家军的猛烈攻击，伪齐军队损失惨重。刘豫不肯善罢甘休，但因自己没有足够的军力，不得不向金国父皇帝求援。但是，刘豫原先竭力奉承的完颜粘罕(宗翰)等人已失去权势。刘豫此次告急求援，几乎受到全体女真贵族的冷遇。特别是最早扶植刘豫的完颜挞懒(昌)，对刘豫背弃自己，另投新主的行为，十分憎恨。金国不再为刘豫出兵攻宋，只是观望形势。刘豫求援碰壁后，焦躁万分，决定铤而走险。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
　　
　　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加入朝廷后， 曾做过两件好事：一是举荐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二是在绍兴四年冬金和伪齐联军南侵时，力主抗击。如今他却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 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南宋朝廷中的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正准备部署反击，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已经惊慌失惜。于是，张浚连忙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 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派人以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宋高宗也以御笔交付张浚：『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
　　
　　已撤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刘光世为之大惊失色，知道这次再也不能按拥兵玩敌、不战而逃的旧例行事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
　　
　　刘光世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你们大家不得再退，赶快向前进军，好保住我的脑袋！﹜
　　
　　王德和郦琼的前锋部队在寿春府霍丘县(今安徽霍邱县)等地击败刘麟率领的伪齐军，遏制了伪齐的攻势。杨沂中会合张俊部将张宗颜等，在定远县附近的藕塘大败刘猊军。伪齐的进犯很快被击退，但宋军的追击和反攻也并不顺利。刘光世追赶刘麟，遭到伏击，损兵折将，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张俊和杨沂中合兵攻打寿春府，也不克而还。
　　
　　早在南宋前期，出身官宦世家的大将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就赶快拼命逃窜。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靠他，因而他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他统帅的五万大军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还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朝野上下颇有怨言。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给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
　　
　　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上奏指出：『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
　　
　　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弹劾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右司谏陈公辅则弹劾刘光世畏敌怯战、不守庐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卷109)。刘光世也早已厌倦了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在听到朝廷想要将他罢官风声之后，正中刘光世的下怀。刘光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
　　于是，宋高宗赵构顺水推舟，将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刘光世罢官赋闲的时候，宋高宗赵构还赏赐给了他一批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上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在南宋所谓的“中兴四将”之中，刘光世浪得虚名，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纯粹是个多余的摆设。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光世传》的结尾对刘光世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总结：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然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刘光世在南宋诸将中资历最老，最早被提拔。但是他不能严于律己，治军放纵无法纪，不肯根据朝廷的任命去前方就职，见到金兵就躲得远远的以保全自己，所以遭到当时公众舆论的贬斥。
　　
　　刘光世曾经与宋高宗交谈，刘光世说：「我愿意竭力报效国家，希望史官以后能够在史书中将我的功劳排在第一位。」宋高宗回答说：「你不能只说空话，应当先做出些实际行动来。」
　　
　　建炎初年，刘光世暗中结交宋高宗宠信的内侍康履，以求保全自己的富贵。刘光世后来又尽早解除兵权，甘于世俗同流合污，就连权奸秦桧也不忌恨他，所以他能够骗取荣华富贵，并能够善终。与奋不顾身地报效国家的大将韩世忠、岳飞比起来，刘光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在既没有抵达前线也没有看见金兵的影子的情况下，他带领的一万多军队就全部溃散而逃，致使金国五千骑兵顺利地渡过淮河、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害得宋高宗赵构吓成了阳痿。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刚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就不战而逃，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不但自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而且还不许别人报国杀敌，甚至派部将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坚持抗敌的庐州知州仇悆，以武力胁迫仇悆带头逃跑。结果遭到仇悆的严词训斥：『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当得知岳家军获胜、金国和伪齐联军败退之后，就赶紧派兵渡江北上，想乘机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敷衍朝廷、虚报战功、邀功请赏。甚至连他的副手王德也很难堪地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不仅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而且还害怕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的军队，听说伪齐号称几十万人的乌合之众杀过来了，就赶紧要放弃淮西、退避江南，在接到宋高宗和时任宰相张浚『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的严词军令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惊慌失措地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就是这样一个“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贪财好利、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萎靡不振之徒，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的庸将懦夫刘光世，打仗时躲在后方，一再违抗朝廷的命令，拒不前往一线，听到金兵杀来了，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当成了“名将”！
　　
　　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的浪得虚名之徒刘光世，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张俊（1086—1156年），宋朝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曾当过盗匪。宋徽宗宣和年间，张俊作为一小兵随军进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成为级别最低的小武官。北宋末年，张俊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立下战功，升为武德郎。
　　
　　靖康元年（1126年），张俊守卫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升至武功大夫。同年五月，张俊跟随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救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种师中兵败被杀，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康王赵构来到大名府，张俊跟随信德知府梁杨祖率兵到大名“勤王”，康王赵构见张俊长得英俊魁梧，于是就提升他为后军统制。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张俊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之后升至拱卫大夫。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即为宋高宗。张俊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张俊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的嫡系军队。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起，张俊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张俊率部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起义，又升承宣使。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兵变，张俊当时驻军吴江，随即率部退回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跟随南宋大臣张浚平叛。接着，张浚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张俊救驾有功，得以加官晋爵，被授予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不久又改任浙东制置使。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率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金军攻入江南。宋高宗赵构得知金军渡江消息，便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从临安(今浙江杭州)退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航海南逃。张俊任浙东制置使，负责掩护宋高宗赵构逃亡。
　　
　　完颜兀术（宗弼）占领临安之后斜卯阿里和乌延蒲卢浑带四千骑兵追捉宋高宗赵构。金军的这支偏师经国长途奔波，已成强弩之末。在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会同杨沂中所部合力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也率州兵助战，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合击之下，金军的这支偏师战败，死伤千余。这一小捷就是后来被南宋小朝廷所吹捧的张俊明州战功。正逃亡海上的宋高宗赵构闻知，十分欣喜，赶快下诏把张俊等人吹捧表扬了一番。
　　
　　﹛张俊报说杀敌近千人，然而所得女真“带环首领”，即耳戴金银环的首级只有两级。因金军中各民族成员一律辫发，故以耳戴金、银环作为识认女真人首级之标志（参见《会编》卷3，卷28，《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此后，明州之战又被夸大为杀敌几千以至几万的大捷，见周麟之《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宋史》卷369《张俊传》﹜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初二，金军的一支小部队再次进犯明州，张俊与刘洪道坐在城楼上，调兵遣将，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金军败退，有不少金兵掉到河里淹死。完颜兀术（宗弼）派军增援，金军大举进攻明州。张俊见势不妙，急忙找借口撤离明州。张俊一路狂奔，逃往台州，金军很快就占领明州。
　　
　　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到四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宋将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被困在长江上达48天。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金军在江南仅存的立足据点，对于金军以后再下江南，吞灭南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完颜兀术（宗弼）和韩世忠在长江上相持之际，建康府的金兵在城东北的钟山、城南的雨花台构筑大寨营垒，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并在山上挖洞，以供“避暑”之用。金人『陆增城垒，水造战船』，从采石矶渡江北去，继而复返的队伍，也络绎不绝。韩世忠的战败，又使金人留驻建康“避暑”的可能性增大了。
　　
　　此时，浮海归来的南宋小朝廷把越州(今浙江绍兴)作为“行在”。宋高京君臣将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视为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生怕金军会把建康府打造成下一次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为了驱逐建康府的金军，宋高京君臣几乎调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南宋朝廷在长江中下游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去冒风险去进攻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君臣任命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制，『诸将并受节度』，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但是畏惧金军、胆怯无耻的张俊宁肯任人切齿唾骂，也不敢向建康城前进一步。勇于承担收复建康重任的，惟有新兴的抗金劲旅，——岳飞的岳家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了透彻的分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
　　
　　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在宋高宗君臣看来，韩世忠军新败，元气尚未恢复，而刘光世与张俊关系不和，故出兵救楚州只能是非此即彼。
　　
　　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先找张俊，想让张俊出兵去援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立即拒绝说：『敌方济师，挞懒善兵，其锋不可当。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博虎，并亡无益。』
　　
　　赵鼎继续劝说：『楚当敌冲，所以屏蔽两淮，若委而不救，则失诸镇之心。』 张俊找借口推辞说：『救之诚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卫寡弱，人心易摇，此行失利，何以善后！』
　　
　　赵鼎再三劝说张俊出兵去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赵鼎上奏宋高宗：『江东新造，全籍两淮，若失楚州，则大势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
　　
　　赵鼎恳切地指出，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
　　
　　赵鼎还指出，出兵北上之事，不只是要援救楚州这座危城，而且可以促使各路将士尽力抗敌，不放纵金兵，进而给金兵一个教训。赵鼎还说，如果张俊因害怕金兵而不敢出兵救楚州，那么我赵鼎愿意陪着张俊一起去！
　　
　　但是，张俊仍然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
　　
　　(参见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己丑)
　　
　　宋高宗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宋高宗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
　　
　　当初，趁金军渡江的机会，军贼李成带着匪军在南宋辖区内攻城略地，到处杀人放火，大肆抢劫掳掠。李成匪军先后占据江淮约十个州军，『』“连兵数万”，号称三十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企图割据称雄，一时对南宋政权构成重大威胁。
　　
　　绍兴元年（1131年）初，南宋任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全权负责征讨李成匪军。张俊颇有怯意，说了一番李成兵多势盛的话，宋高宗说：『今日诸将独汝未尝立功』。张俊最后不得不『恐悚承命』。但经张俊请求，宋廷将陈思恭的神武后军、岳飞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等都调归张俊指挥﹛《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戊午，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乙未，卷4l绍兴元年正月戊申，《宋会要》兵9，10﹜。
　　
　　张俊以岳飞所部为先锋，击败李成部将马进率领的匪军。接着，张俊大军追到筠州，马进集结几万兵力，出城反攻，其军阵横亘十五宋里。岳飞、陈思恭两部与敌人主力激战，张俊引兵增援，杨沂中又领兵从西山上冲杀下来，夹攻敌军。马进匪军大败，光是投降和被俘者即达八千人。战后，张俊害怕降兵反复，命令陈思恭将他们全部坑杀。
　　
　　马进率残兵败将向北逃窜，以寻求李成的救援。岳飞连夜率领将士衔枚急行军，赶到马进之前，在朱家山埋伏。待马进残部逃到此地，岳飞伏兵齐发，一鼓作气歼灭残敌数千，斩敌将赵万。马进只剩下十余骑，仓皇逃命。
　　李成不甘心失败，留马进守江州，亲自提兵反扑。李成命令部将商元在洪州奉新县楼子庄的草山依险设伏。张俊大军由小路冲上山顶，杀败伏兵，夺取险隘，彻底粉碎李成匪军的反击。此战使张俊得到了“张铁山”的外号，其实，这主要得力于岳飞等部的奋战。张俊后来报告朝廷说，此间岳飞功居第一。
　　
　　楼子庄战斗结束后，李成匪军的猛将锐卒损折太多，再无还手之力。张俊和岳飞兵分两路，张俊往东北方向收复江州，岳飞往西北方向追击李成。李成匪军逃到洪州武宁县(今江西武宁县)，适逢修水暴涨，残兵败将们还来不及渡河，岳家军已如神兵天降，李成手下的匪徒们四散奔命，溃不成军。武宁县百姓得以免遭荼毒。李成不敢再在江南稍作停留，慌忙退到淮西路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岳飞率军从武宁县东进，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与张俊会师。到三月末，江南已无李成匪军的踪影。
　　
　　李成在淮西凭借其部属胡选的军队，号称十余万，企图负隅顽抗。宋军直抵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李成匪徒在石幢坡占守山险，投木石阻击宋军。最后，张俊大军实行强攻，大败李成匪军，并追杀马进、孙建等匪军头目。李成势穷力尽，只好逃奔由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此以后，李成被迫收敛起割据称雄的野心，心甘情愿地匍匐于金国“儿皇帝”刘豫的脚下，成为刘豫最得力的爪牙。张俊讨伐李成匪军有功，官升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宰相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韩世忠军接连在大仪镇、鸦口桥、承州挫败金军前锋，获得三次小胜，但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负责镇守襄汉的那支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接着，岳家军将士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击败金国和伪齐联军的骑兵部队，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
　　
　　岳家军的东援的时候，避敌怯战的刘光世和张俊已经率军逃到了长江以南，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了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军将帅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听到金、齐联军撤退的消息，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结果张俊派出的统制张宗颜击败在六合追上敌军残部，抓到敌军的两个小头目。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 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
　　
　　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命令张俊、刘光世等部反击伪齐军，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部将张宗颜率军赶到，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安徽寿县），这就是“藕塘之战”。
　　
　　张俊手下的第一名统制，原是认张俊为“阿爹”的庸将田师中。田师中娶张俊亡子之妻，对张俊奉承谄媚，得到张俊的宠信。淮西兵变之后，王德的八千人马驻扎建康府，无所归属。张俊用重金予以收卖王德，方得以有了一员善战的部将。张俊的行营中护军扩充到八万人，装备也很精良。然而张俊却将行营中护军视若私产，抱着一种悭吝的守财奴心理，人马愈多，装备愈好，就愈不敢打冒风险的大仗、硬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当时顺昌保卫战正在进行中，张俊奉命前去解围，但是却一直迁延不行。在金军全部撤退之后的第十一天，即六月二十三日，张俊部将王德才带着数千骑兵姗姗来迟，抵达顺昌府，算是尽了策应之责，随即还军。
　　
　　闰六月中旬，张俊发兵北上，金国宿州（今安徽宿州）知州马秦兵败投降，金国毫州（今安徽亳州）知州郦琼率众逃遁，张俊、王德没有遭到强烈抵抗，就占领了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毫州百姓激于爱国热忱，『列香花迎军』。不料张俊的军队『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并在数日后班师，『民皆失望』﹛《三朝北盟会编》卷204，23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丙戌，戊戌，庚子﹜。
　　
　　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张俊仅仅取得了两次小捷，但邀功请赏却漫天要价。第一，张俊请求宋廷将王德和田师中升至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张俊上报说，行营中护军竟有四万多人立“功”，须论“功”行赏。对于张俊的所作所为，就连给秦桧出谋划策的张嵲也感到愤愤不平，指责张俊『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本应罚而反赏』(《紫微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匣缴奏状》，《宋史》卷445《张嵲传》)。
　　
　　其实，擅自退兵的指责，也冤枉了张俊。依宋高宗和秦桧的军事部署，只“令张俊措置亳州”，如今他多取一个宿州，已属锦上添花，焉有不赏之理。宋高宗向来偏袒张俊，自然慷慨地满足张俊的请求。
　　
　　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岳飞被迫奉命班师，『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占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南宋在淮南西路驻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
　　
　　但是，每逢军情紧急时，宋高宗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鄂州即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大本营﹜。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称赞岳飞『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岳飞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国军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却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
　　
　　但是，岳飞也了解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出奇制胜的上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岳飞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岳家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可使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二月九日接到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十八日，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西北的柘皋镇，展开会战。柘皋之战的特点是宋金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没有亲临战场。张俊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张俊一人决定。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畏敌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参与柘皋之战的金军兵力估计只有几万人，由完颜阿鲁补、韩常等金将指挥，完颜兀术(宗弼)并未参战。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注解：《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宋会要》兵14之34，《宋史》卷368《王德传》，卷369《张俊传》等明确记载张俊没有参加此战。而《会编》卷205，卷219《林泉野记》，《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却说张俊亲自参战，系误。﹜
　　
　　参加柘皋之战的宋军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宋军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左右，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击败了金军。这也是一场激烈的鏖战。
　　
　　柘皋之战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随即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张俊自己则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发来的公文，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援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南宋朝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卷22《淮西辨》)。
　　
　　不料，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命令刘锜班师的前一天，开始急攻濠州(今安徽风阳)。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张俊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癸卯，《金史》卷79《孔彦舟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三月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听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张俊为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准备到空城里耀武扬威一番。接着，张俊命令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千余骑前往。不料却遭到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逃。
　　
　　﹛关于濠州之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绍兴十一年三月丁未，戊申，《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宋史》卷366《刘锜传》，卷367《杨存中传》﹜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宋军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韩世忠军的归路，韩世忠且战且退，全师而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注解：关于韩世忠在濠州之败退，《三朝北盟会编》卷217韩世忠神道碑，《宋会要》兵14载韩世忠捷报，乃讳败而虚报无疑。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3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辛亥，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午，《江湖长翁文集》卷27《上赵丞相札子》﹜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三月一日发出的一份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的消息，岳飞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脱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实际上，这正是岳飞郁结半年多的心声。
　　
　　岳飞怒气冲冲地对张宪说：『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岳飞又指着董先说：『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十二日，岳家军赶到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而逃、渡淮北撤。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注解：关于岳飞三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等记载，基本上承袭了张俊等人的诬蔑以及秦桧党羽的毁谤。《金佗稡编》卷3提供了宋高宗十五道手诏的原文，卷22《淮西辨》也对史实真相作了有说服力的澄清。但岳珂的记述和辩白也有个别夸张失实之处。如《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说岳飞“师至庐州”，金军“望风遽遁”，但庐州其实是淮西宋军乘柘皋之胜而收复的。﹜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大金国志》卷27），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他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宋高宗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抗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与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
　　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当初，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秦桧心狠手辣、阴险歹毒，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在南宋诸大将之中，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放纵部属劫掠百姓。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卷180，卷230崔淮夫等上两府札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张俊比较好色，而且妻妾很多。南宋初年，同样受宋高宗宠信的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杀害赵宋宗室赵叔信，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后来，张俊又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
　　
　　南宋初年，杭州有一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又善诗文，被张俊看中，纳她为妾，此女嫁到张家，便替张俊管理文书账目。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宋金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张俊放心不下家里的买卖，写信给张妾千叮万嘱。过了几天，张俊收到回信，打开一看，信里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典故，张妾欲以此来坚定丈夫报国之心。狡猾的张俊开怀地笑了，一则张妾精干，家事定能安排妥当，二则此信写得激昂慷慨，正可作为政治资本。张俊差人将此信连夜送入宫中，宋高宗阅毕果然大加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张妾为雍国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害死岳飞，和金国签订和约之后，南宋君臣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日，宫中开宴，达官贵人皆赴宴，一个戏子宣称：“我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相相应，我一看便知。只须用一文钱对着贵人一照，便可知其对应的星相。”
　　
　　戏子装模作样地一个个看过来，先看宋高宗，说事“帝星”，看秦桧，说是“相星”，看韩世忠，说是“将星”。看到张俊，停止了，看了又看，说看不见星。大家都有些害怕，催他再看，他又看一会，然后怪里怪气地说：“还是看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南宋君臣登时哄堂大笑。
　　
　　这就是张俊，一个畏敌怯战、纵兵扰民的庸将懦夫，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名将”！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竟然被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大加吹捧！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功忌贤、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卑鄙小人，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这就是张俊，论战功，浪得虚名，论捞钱，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天下第一。这样的一个欺世盗名的丑类，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