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会计专业:人性的镜子——读《安娜·卡列尼娜》

人性的镜子——读《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因其塑造了一个光辉炫目的贵族女性——安娜而被世界文坛所瞩目。一百年多来，围绕安娜所追求的爱情和最终的结局众说纷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根据自身不同的审美体验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大多将安娜的个人悲剧放在19世纪的沙俄社会大背景下分析，得出结论多为安娜的悲剧是社会悲剧，安娜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优秀贵族女性。

　　在大学期间就曾读过这部伟大的作品，外国文学作品课上老师也分析过，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与上述一样：19世纪的沙皇俄国不可能给这个优秀的、渴求自由追求爱情的上流社会贵族女子以其他命运。我当时不大明白，年轻貌美才华出众的安娜何以必须去死、去卧轨？卡列宁真的那么可憎？渥伦斯基真的是对爱情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不惑之年再读《安娜卡·列尼娜》，以一个成熟女性的视角去审视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最终选择，我感到读懂了安娜，也理解了卡列宁，更原谅了渥伦斯基。

　　安娜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悲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因为这样的悲剧不仅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有，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时有发生，这就不能简单地把一个人的悲剧命运全部地推给社会。

　　列宁曾经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安娜·卡列尼娜》是人性的镜子，无论是高贵、真诚、自尊的安娜，还是自负、官运亨通的卡列宁，还是自以为是、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都难以战胜人性自身的弱点，不可逃避的以悲剧告终。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倾注了全部心血塑造的19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优秀贵族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真诚，具有摄人心魄的高贵气质、典雅风韵、优雅举止，不论在哪里出现都会让人为之倾倒，为之震撼。她的美是贵族沙龙中少见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但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女性，这个奋力追求人生幸福的彼得堡社交皇后，却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安娜和其他贵族女性一样毫无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力与自由，在其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的时候，就由她的姑姑做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官僚机器卡列宁，她的姑姑是看中了卡列宁的省长地位，年轻的安娜不过是她的姑姑以美色换取财产地位的买卖婚姻的一个筹码。如果不和渥伦斯基相遇，她可能会平静地终其一生，维系着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贞节妻子的好名声；如果渥伦斯基仅是个年轻风流的贵族青年，而没有对安娜一见钟情的迷人风度，惊人的坦诚和对传统道德的漠视，没有不顾世俗舆论、不管官运、不理功名、不顾一切地对安娜的狂热追求，就不可能产生这种震撼整个上流社会的爱情。渥伦斯基的狂热追求唤醒了安娜晚熟的爱情，她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八年的婚姻只是婚姻而没有爱情，给她带来的是精神痛苦和折磨，从心底发出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呼声。

　　安娜与渥伦斯基相爱是她追求幸福、奋争主宰自己命运的开始，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开端。这个悲剧首先来自那个“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动荡不安的宗法制社会。这个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社会在神圣的婚姻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而这个社会里虚伪的男女们用了最恶毒的方式去侮辱安娜与渥伦斯基真诚的爱情。

　　李迪雅伯爵夫人和培脱西公爵夫人这两个贵族上流社会放荡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热衷于搬弄是非，把关注别人的私生活作为她们无聊生活的一大乐趣：“李迪雅伯爵夫人早就不爱她的丈夫，但倒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爱其他人......”而培脱西公爵夫人呢？“事实上，她是最堕落的女人......用最恶劣的方式欺骗丈夫”。安娜本可以象这些贵夫人一样与渥伦斯基苟且偷欢，但真诚的安娜由于与渥伦斯基爱的火花的撞击把她无光的日子照亮成生机勃勃的生活，她在虚伪的上流社会社交场所毫不掩饰自己对渥伦斯基爱的真情，并勇敢地把真情告诉了她的丈夫卡列宁，以至于让那些所谓“高尚”的男女感到他们是“两个离群的人”，“好像他们妨碍了大家什么似的”。在卡列宁对安娜的行为提出警告后，被爱情灼烧着她并没有退缩，在赛马场上的表现更是有悖于她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行为道德规范。“他们的爱情之火燃烧得如此热烈，他们丢弃了爱情以外的一切，一切的隐瞒、说谎、哄骗都变得更为艰难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管其他人的看法和想法”。

　　真诚的安娜所生活的社会到处都是虚伪，当她真诚地面对爱情、面对自己、面对所有的人时，她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安娜与卡列宁年龄上、性格上、对人生价值认识上的差异使这本不公平的婚姻必然导致这场冲突。托尔斯泰通过许多细节极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安娜与卡列宁在天性上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作者多次通过他人的目光来展示安娜“勃勃生机”的神韵和风姿，而卡列宁总是“冷冰冰的，一本正经”。安娜的反抗，在力量的对比上是以卵击石，因此，最后安娜的牺牲和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安娜虽然一度挣脱过上流社会集团的羁绊，同渥伦斯基在国外逍遥了几个月，逛了什么威尼斯、罗马等地，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可当他们倦鸟归巢，又回到俄国时，他们就在上流社会集团所组成的有形无形的壁垒前撞得头破血流了。安娜回国后仅仅为了听巴蒂的歌剧，就受到这个集团的冷嘲热讽，被视为“堕落的女人”，就连那个十分放荡的培脱西公爵夫人都对安娜装得一本正经起来，居然对安娜声言，只要安娜“这种不合法的地位不改变，她就一天不愿理安娜”。

　　面对这些压力，真诚的安娜尽管敢于不顾一切地追求幸福，追求真爱，但仍不可能战胜人性自身的弱点。贵族生活的狭隘视野，使安娜无法产生精神以外的任何要求，自幼的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偏见，使安娜不由自主地以宗法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作为行动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其心灵深处始终交织着无情的自责和深深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是“抛夫弃子、和情夫鬼混在一起的可耻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妻子”，这种内在的动因则必然驱使着安娜一步步地走向绝路。安娜和渥伦斯基都狂热地爱着对方，又都痛苦着。当一个已婚女人背叛了自己已经不爱的丈夫，去爱一个成熟的、风流潇洒的男人时，她生活的全部就只有这一个人。安娜为了自己的所爱承受了一切不幸，渥伦斯基就是她的天地、她的主宰、她的欢乐、她的生命。渥伦斯基同样不顾一切狂热地爱着安娜，但在他的世界里除了安娜还有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有各种社交活动，有各种消遣，有自己的独立性。而生命力旺盛的安娜最后只能躲在自己的家里，甚至要躲到不为上流社会所注意的乡下去。

　　在这爱的炼狱中，上流社会谴责的是安娜，拒绝接受的是安娜，不能容忍的也是安娜。渥伦斯基牺牲的只是自己的官运，而安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儿子、正常的家庭生活、名誉、身份等等。在爱情的悲剧中，走不出自悔自恨又斩不断情缘的往往是女人。在当时的沙俄宗法制封建社会，安娜这样的女性她们的世界只有自以为是的爱情，而又缺乏控制自己情感的理智，更何况社会对女人的这种行为评价比男人更残酷、更苛刻。男人的世界中有爱情，但男人的世界远比只有爱情的女人大得多。

　　安娜是19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的一个优秀女性，但她仍然走不出“小女人”行为方式的圈子。在渥伦斯基开始对她有好感时，最初她保持着矜持，但又有意给年轻风流的渥伦斯基一点撩拨的暗示，在车站两人说话时，渥伦斯基“接住了她给他抛来的卖弄风情之球”，离别握手时“他感到她同样也紧紧握住了他，握得那么有力，甚至还大胆地摇晃了几下......”，在彼得堡车站见到渥伦斯基为追她而同车到达时，她“有一种喜悦，醉人和热辣辣的感觉”，并且开始厌恶她的丈夫卡列宁。然后是互相仰慕，找机会见面，再后来是狂热的恋爱，安娜和渥伦斯基“只有一种欲望，那是幸福的欲望”。安娜一边为自己得到的幸福晕眩，又一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而大逆不道”，并“感到害怕和厌恶”，她既要得到真正的爱情又惧怕失去自己养尊处优的地位。因此在折磨自己的矛盾中，她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个“小女人”的人性特点：时而狂热地感到自己幸福，时而抱怨渥伦斯基使她陷入尴尬境地，时而诅咒卡列宁，又时而猜忌、怀疑自己所得到和失去的一切。

　　安娜本质上是自私的，她只在乎自我感受，很少在乎他人的感受。当他人的行为决定妨碍了她极端的自我感受时，她会生气诅咒，甚至失态。她的死源于她自私的不得已：她本人不愿意、丈夫也不可能再接受她；儿子也不可能属于她，当谢廖沙长大成人后真正明白自己的母亲——安娜的所为时，也不会原谅她的。他深爱着渥伦斯基，但又不时地怀疑，当她确定不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时，迷乱中只想到了死，一种最彻底的解脱。此时的安娜是焦虑、狂躁、病态的，更是自私的，她只想到自己的不幸和自己倍受爱情的煎熬。她的自私还表现在对卡列宁的痛恨，对周围所有人的嫉妒诅咒，对渥伦斯基时而讨好时而找茬吵架。更为突出的是，对她与渥伦斯基女儿的冷漠。作为母亲她不爱这个小女儿，作为她与渥伦斯基爱情的结晶她不珍惜这个小女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自私，病态的自私！她把这个无辜的小女儿看成是累赘，看成是让世人都能看到的一种耻辱。

　　　婚姻和恋爱是不同的，恋爱是一种激情的爆发，而婚姻则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尽管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婚姻不见得总包含爱情，即使是包含爱情的婚姻中，爱情的性质、味道也和恋爱时的爱情不同。婚姻中的爱情要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考验，要面对朝夕相处的考验，没有了神秘感，倒有了很多责任和义务。即使有爱情它也不是一种燃烧的激情，而是一种平凡的温情。而安娜的自私还表现在她只要像旷野中蔓延的野火一样无拘无束的爱情，不愿再要孩子，不愿再去过那种有很多束缚个人意志的现实婚姻。总的来说，安娜是一个小女人，一个多变的、妒嫉的、病态的小女人，她不可能像陶丽那样甘心做一个良母，为孩子无怨无悔；更不屑像培脱西公爵夫人活在虚伪欺骗的婚姻中；也不愿像吉娣那样做一个贤妻，和丈夫一起操持庄园的家庭琐事。她只要自己爱的人守在身边，一切都围绕着她。安娜最终是因为爱的太自私，是被过分热烈的爱情之火灼烤燃烧而死的。

　　卡列宁是整部作品中最不幸的人。客观历史地去分析评价这个19世纪沙俄时代官运亨通的官僚机器，它是一个懦弱、无辜而又无奈的可怜角色。

　　卡列宁从小就失去父母，在叔叔家寄人篱下地生活。尽管叔叔的权势使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这种幼年丧父，童年丧母的孤儿生活使他从小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父母关爱。唯一的“在外交部任职的哥哥常常出国，在卡列宁结婚不长时间他就在国外去世了”。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使“一向成绩优秀”的卡列宁性格分裂，一方面在仕途上、在官场中他如鱼得水，使他一次次的成功，“甚至超过了他所预料的”，另一方面在家庭生活和日常与人的交往中表现的惶恐不安，缺少主见。工作中的卡列宁能力非凡，勤勉，敬业，常常到忘我的境地，他把精力、热情都投入到他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中、官场上，并一次次得到升迁，得到沙俄政府的赏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的角色在那个时代的必然，他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保持住现有的一切，因为他是一个再也无人眷顾的“孤儿”。

　　在安娜与卡列宁不幸的婚姻中，安娜死了，卡列宁还活着，但在这场传统道德婚姻与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至上的较量中，输得最惨的是卡列宁。从一开始，已经当了省长的卡列宁被安娜的姑姑“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若他爱惜自己的名誉，他最好求婚”。在他还没弄明白自己爱不爱这个年轻貌美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子时，在他还没搞清自己该不该结婚时，他没有退路地向安娜求了婚，“而且他把能够表达的感情都给了自己的妻子，对安娜的钟情使他打消了最后一点和别人亲密交往的念头”。作为一个丈夫，卡列宁是专一的、尽职的，他严格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重规重矩，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自己的妻子，维护自己的家庭。在安娜没有遇到渥伦斯基大胆追求之前，安娜感受到的是“舒舒服服的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什么不满，并评价卡列宁“终究是个好人，正直而善良，事业有成”。当渥伦斯基闯入安娜平静的生活并在社交场合不顾忌影响，周围的人都已经感觉到时，卡列宁仍然不猜疑。他认为“猜疑是对自己妻子的不尊重，对妻子应该尊重”。卡列宁对安娜的信任缘于在这之前“他知道，无论她有什么事，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都会马上告诉他”，他们是彼此信任的。现在他“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妻子除了他之外还有可能爱上别人的局面，感到无法解释和理解，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卡列宁活了一辈子，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都没有和现实生活打过交道”。此时卡列宁懦弱的性格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他想躲避，用种种理由为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找借口。作为丈夫，对自己妻子行为的不检点，他都没有勇气去直接指责，却“像头公牛，温顺地低下了头，等待利斧向他劈来”。他不愿意去想他妻子的行为和情感，“根本不想知道这件事”，事实上他已经失去做一个丈夫的责任了。这种的躲避，这样的懦弱，这种为了表面的名誉不惜把妻子推到他人怀抱的虚伪，注定了卡列宁被安娜和渥伦斯基轻视、玩弄、欺骗的可怜结局。在这一点上卡列宁不够一个男人，不配做一个丈夫。

　　勇敢真诚的安娜一次次对懦弱虚伪的卡列宁进行伤害，甚至公然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并怀了孕。卡列宁作为一个丈夫该忍的忍了，不该忍的也忍了，“他忍不住火冒三丈心潮澎湃”，但一想到如何行动他就犹豫了。这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面前已经无处可躲，无法再回避，只好被动地采取行动。他去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这个可怜的人真的愤怒了，他对陶丽的劝告是这样回答的：“可是现在，我对她恨之入骨，已经到了不能宽恕的程度，因为她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幸！”但当安娜生孩子后病重，频临死亡边缘时，懦弱的卡列宁仍然珍惜和安娜八年的夫妻感情，容忍并宽恕了安娜和她的情夫渥伦斯基，这不是卡列宁的虚伪，而恰恰是卡列宁内心的善良和性格的懦弱。自私的安娜正是利用了卡列宁的这种怜悯和软弱。当她恢复了健康，竟然再次残酷地耍弄了宽厚的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去国外了，“把卡列宁和儿子丢在家里”，并还要卡列宁为她付账单。卡列宁陷入了绝境，“他对于现在被孤立，被侮辱，被嘲笑，被放逐，被蔑视，觉得自己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报答”。他也明白，原因在于他不幸的可耻，可恶，“正因为他痛苦的撕心裂肺，人们才这样无情地对他......能拯救自己的唯一出路是掩饰自己的创伤，不让它被别人发现”。安娜给卡列宁的伤害，要比卡列宁给安娜的伤害残酷、甚至可以说邪恶的多。安娜在痛苦中可以向渥伦斯基、陶丽、培脱西公爵夫人诉说，可以把真相无耻地告诉卡列宁。而卡列宁呢？“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大官，是人中显贵，没人把他当作仅仅是一个痛苦的人来同情，不仅在彼得堡他找不到可以一诉衷肠的人，在哪他都找不到”。而对“一个在官场上打滚的人来说，卡列宁在妻子离开的同时碰到了最不幸的事——他的仕途到此结束了”。人们讥笑他，风言风语地议论他，仕途无望的卡列宁只好“把教育留在身边的儿子当作主要任务”。

　　在官场意气风发的卡列宁终因婚姻的失败而结束了仕途生涯。自私的安娜在得到自己幸福爱情的同时，毁了卡列宁的生活，抛弃了自己的儿子。她在谴责卡列宁从未关心过她的感情和思想时，她又何时为卡列宁考虑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勤勉，对婚姻家庭负责、性格懦弱的卡列宁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意义。

　　渥伦斯基是19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典型的花花公子。在认识安娜之前，这个出身于大地主贵族之家，在社会上有特权地位的纨绔儿，每年要花十万卢布去酗酒、赌博、玩女人。

　　作品把卡列宁、渥伦斯基相互对立的典型来描写。卡列宁向一架官僚机器，保守古板乏味，而且已经衰老；而渥伦斯基年轻富有朝气，风流洒脱。卡列宁整天只知道仕途官场或谈论政治；沃伦斯基整天周旋于名媛贵妇中间，游戏人生乐此不疲。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在彼得堡的世界里，人被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庸俗、愚蠢而可笑，坚守一夫一妻制，姑娘必须贞节，妇人要知廉耻，男人要有男子气概，能自制，坚毅，要养家糊口，偿还债务，还有诸如此类的愚蠢观点。这都是些古板可笑的人。而另一类人才是真正跟得上潮流，有修养，有风度，有涵养，不守常规，沉溺于情欲中而不会脸红，对其它一切都抱着嘲笑的态度，渥伦斯基就是这么一种人”。显然卡列宁和渥伦斯基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兴趣爱好、性格都截然不同，他们同属于那个腐朽时代上流社会的主体。卡列宁代表着保守和传统，维护着沙俄政府官僚的正统观念。渥伦斯基代表着开放和叛逆，享受着这个特权阶层一切奢靡的生活，属这个时代“多余人”。

　　当玩世不恭的渥伦斯基真的爱上安娜之后，他的生活改变了。和卡列宁相比，他有许多可爱的品质。他真诚勇敢，从不遮掩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与吉娣有了一些婚姻可能的朦胧关系后，他感到让他震撼、使他着迷真爱的是安娜时，便不顾一切地追随安娜到彼得堡，勇敢地向安娜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他觉得除了自己，没有别人有资格爱她”。他追随安娜到各个她可能出现的社交场所，他唤醒了安娜沉睡的爱情，并随时准备捍卫这“不合法”但却“很幸福”的爱情，做好了随时与卡列宁决斗的准备。他第一次认真对待生活，对待爱情。对于他的哥哥和母亲等人的干涉，他认为：“假如这只是上流社会中惯常的那种鄙俗的男女关系，他们就不会盯住我不放了......这件事不是演戏，这个女人对我来说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非常尊重安娜，认为安娜“是一个高贵的女子......是一个值得他尊敬的女子，甚至是一个比合法的妻子更值得尊重的女子”。渥伦斯基对安娜爱的忘我，没有一丝虚伪和矫情，“自从安娜爱上他，他就认为他就对安娜又不可剥夺的专有权”。面对功名、前途、财产以及母亲、哥哥等与安娜相爱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渥伦斯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娜，这在那个时代对渥伦斯基这样一个上流社会贵族子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了安娜，为了爱情，他在卡列宁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并为自己在卡列宁面前的卑微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杀。为了安娜，为了爱情，他放弃了功名、前程，改变了以往放浪形骸逢场作戏的生活方式，他对安娜的爱一点也不比安娜对他的少。在以前“结婚这件事在他是永远不可想像的”，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后，渥伦斯基坦白地告诉他哥哥：他与安娜之间“是婚姻关系，他希望她办理好离婚手续后马上就同他结婚”，“在还没结婚之前，他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和别人看待自己的妻子没什么区别”。

　　安娜的死要由渥伦斯基负责吗？我认为这样说不公平。渥伦斯基从未做过什么真正伤害安娜的事，倒是安娜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后，在各种压力下反复无常，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渥伦斯基。两个相爱的人熬煎自己，折磨对方，这种没有独立空间的爱情烤灼自己，窒息对方。安娜“因为对爱情的不满意”而选择了死——以让自己所爱的人“为我而承受痛苦”。渥伦斯基则无可选择地承受了“心死”的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或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都是可怕的”。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力图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现实生活中全部复杂的面貌来再现现实生活。无论是生气勃勃、高贵自尊、真诚可爱、最后卧轨自杀的安娜，还是虚伪懦弱、热衷仕途官场、最终仕途无望被妻子抛弃的卡列宁，还是自负叛逆、洒脱风流、到头来心死如灰去前线送死的渥伦斯基，他们的结局都是不可逃避的社会悲剧，更是每一个个体的性格悲剧。《安娜·卡列尼娜》如一面镜子，围绕着爱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死去的、活着的、虽然活着但已心死的个体描写，通过对他们之间恩恩怨怨的叙述，折射出人类自身的情、欲、名、利等难以逾越的弱点，深藏着超越时空的人生精义和深刻的心理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