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资产负债表模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国家的劣迹——《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选摘之五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国家的劣迹——《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选摘之五

袁东振　

    

                    第一节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美活动的特点

    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决定成立中央情报局。同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弗吉尼亚的兰利，但有若干个处分布在华盛顿地区。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时期的综合性情报机构”，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中央情报局主要负责秘密收集外国情报，进行国外反情报活动，研究和发展技术收集系统，以及基于此种目的的技术开发。除此以外，它还负责收集政治、经济、军事、传记、社会学、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情报，以满足国家决策者们的需要。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担任国家情报系统协调人的工作。在美国总统直接领导下，中央情报局成为总统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它经常出现在世界各敏感地区，插手敏感的国际纠纷。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工作的重点在欧洲地区。当时，东欧国家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西欧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意大利、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局不稳，所有这些都严重威胁着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50年代以后，欧洲的形势趋于稳定，而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中央情报局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央情报局在第三世界大量开展所谓“隐蔽活动”（在美国，“隐蔽活动”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影响另一国或地区的事务而不暴露其干涉痕迹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一位领导人曾经把中央情报局隐蔽活动的形式分为八种，即政治指导，对个人提供津贴，对政党的资助，对工会、公司和社团的支持，秘密宣传，秘密培训人员，经济行动以及旨在推翻或支持某个政权的准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就其特点而言，这八种形式可以归为三大类：第一，虚假宣传或反共亲西方的宣传活动；第二，利用秘密关系和经费影响他国政局的政治活动；第三，准军事活动，即支持、鼓动反对现政权的武装叛乱活动。
    拉美是对美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1950年，乔治•凯南在谈到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时说，拉美对美国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保护美国的“原料”供应，二是防止“敌人”在军事上利用拉美，三是防止“从心理上动员拉美来反对我们”，因此美国在制定对拉美的政策时，必须把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3年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拉美的情况“大体与中国3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正在兴起的情况类似……如果我们今天不注意，总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在报纸上读到在南美洲发生1949年中国发生的那种情况”。在拉美地区，中央情报局曾侧重于所谓的“准军事行动”，公开进行颠覆拉美国家合法政府的活动。例如，1954年支持推翻危地马拉合法政府的叛乱，1961年策划了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 战役（又称吉隆滩战役），阴谋暗杀古巴革命领导人，曾数次阻止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竞选总统，之后又从事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活动。
    在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计划失败后，中央情报局首次在美国国内遭到了舆论的公开批评，中央情报局直接从事的游击活动、准军事活动减少，而只是为这类活动进行人员方面的培训，或就这些活动进行咨询。在中央情报局公开插手侵略越南战争、特别是卷入“水门事件”被揭露后，更是名誉扫地，遭到举国谴责。美国国会还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过去的所谓“非法活动”进行调查，随后通过了监督和限制中央情报局海外活动的法案。中央情报局的处境一度十分不妙。1976年2月，美国总统颁布“11905号行政命令”，削弱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作用，新的秘密活动不再由中央情报局局长直接负责，而改由一个“行动咨询小组”掌握。有关资料显示，中央情报局的经费减少了40%，人员压缩50%，从事所谓隐蔽活动的人员从60年代的2000多人降为80年代初的200人，所从事的隐蔽活动明显减少。在50年代和60年代，平均每年进行的隐蔽活动约有300宗；70年代中期，国会接获通知的重大隐蔽活动每年只有二三件。美国政要公开批评中央情报局“政治情报失灵”，成了“一个瞎了眼的巨人”。
    70年代末，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活动频频得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特别是在苏联1978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后，美国感受到中央情报局“政治情报失灵”、“隐蔽活动瓦解”，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于是提出了重整中央情报局的方什。在提高中央情报局政治地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次获得正式内阁成员的身份，可以参加一切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和经费的同时，还“恢复和发展海外隐蔽活动”（1982年，里根总统签署12333号总统命令，重新明确授权中央情报局进行隐蔽活动，并责成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贯彻执行），从事这方面活动的特工超过l000人，隐蔽活动明显增加。其中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进行的“准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是越南战争之后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规模最大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干预活动，有些获得了成功，有些时遭到了挫折。

                  第二节 企图颠覆拉美国家合法政府的准军事行动

    50年代和6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地区的准军事行动十分猖獗，如：1954年，策划和支持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1年，组织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70年代，随着中央情报局一系列恶行的被揭露，其准军事行动明显减少。但80年代后，这类活动有明显恢复和加强的趋势。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尼加拉瓜及中美洲地区。
    一、策划和支持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
    哈科沃•阿本斯是通过  1950年11月的大选上台执政的。阿本斯政府执行了使美国感到不满的民族民主主义政策。从1952年起，美国决策者们便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危地马拉的局势，担心危地马拉在冷战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大肆宣传说，危地马拉和阿本斯政府正在迅速落入共产主义控制之下，主张采取措施推翻阿本斯政府。美国国务院希望通过与危地马拉的邻国建立军事互助条约的方式对危政府保持压力，但中央情报局对危形势的估计在美国政府内也很有影响，并最终发展成了策划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所谓“幸福行动”计划。
    早在1952年，中央情报局就制定了通过支持危地马拉在尼加拉瓜的流亡分子和雇佣军来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计划。
    1952年4月，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在访问美国期间声称，如果能得到武器，他和危地马拉流亡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就可以把阿本斯推翻。美国总统杜鲁门请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这种可能性进行分析。史密斯派人（代号Seekforl）就针对阿本斯政府的军事行动与危反对派进行接触。在审阅了Seekforl的有关报告后，行动处负责人向副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为反对派提供22.5万美元的武器装备，由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为危流亡分子提供空中支持。在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后，史密斯局长正式批准了援助危流亡分子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幸福行动”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在尼加拉瓜索摩查政府支持下推翻阿本斯政府，计划由中央情报局西半球组组长J•C•金上校具体负责。金上校计划利用联合果品公司的船只把弹药运送给在尼加拉瓜的危地马拉流亡分子。这项计划还得到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委内瑞拉独裁者希门尼斯等人的支持。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来月，在获悉这项计划受到批评之后，史密斯局长在10月份中止了这项计划。
    1953年，阿本斯政府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财产，并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在美国看来，危地马拉领导人更加接近共产主义者，包括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内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觉得要寻找新的办法对付阿本斯。在外交上不断对危地马拉施加压力的同时（1954年3月，美国操纵第十届美洲国家组织会议通过了谴责危地马拉的决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采取反对阿本斯的秘密行动，由中央情报局具体负责。中央情报局1952年制定的推翻阿本斯的计划在两年之后再次被提了出来，并加以扩大，这项扩大了的计划被命名为“成功行动”。“成功行动”计划包括对危领导人进行心理战，对危采取经济、外交和军事行动等内容，计划由中央情报局与国务院协调执行。计划的公开目的是“秘密地、而且尽可能采用不流血的方式清除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危地马拉政府的威胁。”
    为配合外交和经济领域的行动，中央情报局还曾大打心理战。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利用由危地马拉反对派建立的反共组织，开展针对阿本斯政府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具体做法包括向危领导人寄送“丧卡”、“死亡威胁信”（这些信件是由中央情报局危地马拉城工作站提供的），给选定的目标寄送绞索、假炸弹和棺材，在他们的住宅周围涂写上诸如“这里居住的人是间谍”、“你只有五天活头了”等标语，企图先从精神上摧毁对手。
    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具体手段上，当时在中央情报局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与联合果品公司合作，鼓动危地马拉军队自己推翻阿本斯；二是把在尼加拉瓜的危地马拉流亡分子组成游击队推翻阿本斯。当时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
    1954年1月至6月中旬，中央情报局大约花费2000万美元组织和装备了游击队和一支秘密空投部队，建立秘密无线电台，并物色到一位可以取代阿本斯的人物——前上校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1954年6月17日，阿马斯在美国飞机的支援下越过危洪边界攻入危地马拉，数日之后，阿本斯政府被推翻。
    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对危地马拉进行干涉有两个原因，一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反对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
    在危地马拉素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还垄断了危的航运、通讯和铁路运输，是危最大的商业实体。在1950年11月1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阿本斯获得总选票的65%，并于次年  3月上台执政。在就职的当天，阿本斯就宣布保证实行土地改革，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闲置土地也在征收之列。1953年，阿本斯政府征收了联合果品公司23.35万英亩的闲置上地，并决定以62.7万美元的债券进行赔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听取了该公司的申诉后，要求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直接与联合果品公司或美国政府交涉，或通过国际法庭仲裁，以满足联合果品公司的赔偿要求。对这些要求危地马拉政府一一加以拒绝。最后，美国国务院提出了1584万美元的赔偿要求，再次遭到拒绝。阿本斯的民主改革触犯了美国在危地马拉的经济利益，必然会遭到美国的敌视。
    中央情报局干涉危地马拉的另一个借口是抵制“国际共产主义在中美洲的颠覆活动”。美国舆论、美国政府和情报机关都倾向于认为：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有可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美洲的赤色前哨”和共产党在美洲的“桥头堡”。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弗伊在同阿本斯进行了六个小时的长谈后向国务卿杜勒斯做汇报时说，阿本斯的思想和言论都像共产党人。他警告说，如果不削弱共产党人的影响，六个月内危地马拉将彻底被共产党控制。他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断言，“阿本斯政府是受共产党人控制和支配的……共产党在危地马拉的阴谋活动，是对美国安全的现实的、非常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内甚至有人鼓吹，在一个美洲国家里镇压共产主义，即使使用了武力，也不构成对其内政的干涉。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等情报界官员都认为，在危地马拉政府迅速落入共产党控制时，要采取行动推翻它。
    二、策划和组织对古巴的武装入侵
    针对古巴的行动是迄今中央情报局最公开的行动之一。中央情报局在制定暗杀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计划的同时，从1959年开始就试图通过类似“危地马拉式的秘密行动”推翻古巴革命政权，这一企图最终演变成1961年对古巴的武装入侵。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急于搞清古巴革命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古巴新政府对美国的态度。起初，两国间虽心生疑惑。但并没有出现直接对抗。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都宣称，“古巴革命不是赤色的，而是橄榄绿色的”，卡斯特罗不只一次表示，古巴将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并有兴趣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在全世界的冷战中，他的心是“同西方在一起的”。美国驻古巴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认为，古巴新政府“对美国基本上是友好的，并倾向于反共”，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也认为，“古巴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控制的”。
    1959年5月以后，美古关系开始恶化，冲突和矛盾加剧。1959年5月17日，古巴政府颁布上地改革法，征收了大量美国人所拥有的农场和牧场，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以现款支付赔偿的要求，而是以为期20年的债券形式支付赔偿。古美关系趋于紧张。1960年7月，古巴政府为了回击美国的经济压力，把26家美国公司在古巴的财产和企业收归国有。古美交恶，为苏联发展对古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机遇。美国不仅担心自己在古巴的利益受到冲击，也对古巴与苏联的接近感到恼火，更害怕古巴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在拉美地区引起多米诺效应。于是便开始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对古巴施加极大压力，试图推翻古巴新政权。
    中央情报局从一开始就密切注视着古巴革命的进展和卡斯特罗等人的活动。除了试图暗杀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外（其暗杀古巴领导人、推翻古巴革命政权的计划被命名为“猫鼬计划”），中央情报局还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对古巴的军事入侵。
    早在1959年12月，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就批准了一项“消灭”卡斯特罗的计划，1960年3月，进一步提出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全面计划。计划的内容包括：统一古巴流亡者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活动，成立反卡斯特罗的心理和宣传机构，在古巴国内建立秘密情报和行动组织，对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进行游击战训练；派遣他们潜入古巴进行游击活动。
    中央情报局最初想用游击渗透的方法推翻卡斯特罗政权。1960年6月，杜勒斯组织古巴流亡分子的骨干人物成立所谓的“民主革命阵线”，在古巴流亡分子集中的美国佛罗里达和中美洲各国招兵买马，在危地马拉建立了训练基地，对他们进行游击战训练。训练工作由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过抗日游击战的菲律宾军官担任。中央情报局计划把经过训练的流亡分子派回古巴，建立反革命据点，发展力量，组织反对古巴政府的游击战，最终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负责具体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作了下面这样的描述：
    “计划接收约25名古巴流亡者，要求他们年轻、目的性明确，对他们进行破坏和通信联络的技术训练——把他们训练成游击队——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古巴去。第一个训练队共有25人，以后的训练队可能有30－45人，但不超过此数。设计要求是训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典型的地下活动。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最终训练75人或者更多一些人，他们首先要掌握通讯技术和设备，其次能掌握某些破坏性技术。他们首先要进入古巴，参加游击队或那里已经存在的抵抗组织，并使他们与外界总部直接通信联络，从而部分实现指挥控制，部分使他们能够通过船运或空运得到后勤供应”。
    第一批受训人员有一部分被运送到了古巴，接着中央情报局还给他们空投了物资，“但多数情况下是卡斯特罗的人把空投物资拿走了”，许多潜入者也被古巴政府俘获。潜回国内的古巴流亡分子也进行了多次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给古巴造成了一些损失。然而到1960年2月，中央情报局所估计的古巴人民起来反对卡斯特罗的那种情况并没有出现，通过在古巴国内发动游击战推翻古巴政权的想法落空了。
    于是，中央情报局开始组织雇佣军对古巴进行直接的军事入侵。一批美国教官前往危地马拉，对古巴流亡分子进行两栖入侵作战训练。1960年，美国当选总统肯尼迪在获悉了中央情报局的新计划并听取了杜勒斯的汇报后，要求他把工作继续下去。肯尼迪正式就任总统仅两天，便指示国防部对中央情报局的军事入侵方案进行一次严格审查。到1961年3月，中央情报局已经招募和装备了约1500名雇佣军，并为他们配备了坦克、船只和空军等装备。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装备足以摧毁古巴的飞机和装甲车。1961年4月，由美国支持、装备和训练的，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由危地马拉基地乘卡车前往尼加拉瓜，14日从尼加拉瓜卡贝萨斯港上船向古巴进发，开始了武装入侵古巴的行动。入侵行动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比塞尔亲自监督下进行。4月15日，八架从尼加拉瓜起飞的B—26轰炸机轰炸了哈瓦那、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及圣地亚哥的一些地方，企图摧毁古巴的飞机。4月17日，雇佣军在拉斯维利亚省南部猪湾的吉隆滩、长滩等地登陆，并空投了伞兵。经过72小时的战斗，雇佣军溃败。猪湾入侵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地区遭受的最大失败，被美国情报界人士称为中央情报局准军事行动的“一大丑闻”。
    猪湾入侵行动虽然遭到惨败，但中央情报局及其所训练过的古巴流亡分子对古巴政府的准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仅仅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流亡分子就从迈阿密出发在古巴进行了两次登陆活动。1963年，中央情报局古巴工作队在古巴至少执行了六次重大行动，每次行动的目的都是颠覆古巴政府，破坏工农业生产。
    三、针对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的准军事行动
    1978年7月，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尼加拉瓜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索摩查独裁统治，取得了胜利。在尼加拉瓜革命的鼓舞下，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斗争日益活跃。美国依据其“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中美洲地区共产主义发展将以尼加拉瓜为基地，首先蔓延到萨、洪、危等邻国，进而危及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油田和加勒比通道，最终在美国南大门形成一个广阔的反美地带。美国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将严重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危及其在该地区的利益。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借口尼加拉瓜支持萨游击队和在军事上依靠苏联和古巴，对尼采取强硬政策。在经济上，停止对尼所承诺的一切援助，在政治上对尼进行孤立，在军事上不断对尼施加压力。在美国反对尼桑解阵政府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充当了主角，对尼进行了自猪湾入侵失败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准军事活动。
    （一）从事颠覆尼加拉瓜政府的间谍活动
    中央情报局从事颠覆尼加拉瓜政府的间谍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针对尼政府的间谍活动，二是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情报。
    中央情报局大肆开展针对尼政府的间谍情报活动。1986年3月13日，尼加拉瓜政府宣布破获中央情报局打入尼内政部的一个间谍网。这是桑解阵掌权后第一次在政府内部发现中央情报局特务。间谍网由七人组成：内务部两名少尉衔军官和其中一名军官的妻子，四名美国驻尼外交官（两名一等秘书、一名领事和一名经贸处副处长）。中央情报局给两名尼加拉瓜军官的任务是及时报告尼加拉瓜政府对付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计划和具体时间，以及尼国家情报局主要领导人的姓名。1986年9月1日，尼加拉瓜再次破获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尼商会副主席匡特•太承认自1983年起就一直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他曾在迈阿密接受发报和破译密码的训练，直接受以外交官名义在尼进行间谍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指挥，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尼军用燃料库的地点和军用物资调动情况的机密。1986年12月，尼加拉瓜逮捕了美国间谍萨姆•霍尔，此人以前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被捕后在他身上搜出了尼军队部署、某军用机场油料分布和全国桥梁等地形图及有关资料。
    中央情报局另一个获取尼情报的途径是对尼加拉瓜官员进行策反。例如，1987年，尼加拉瓜国防部长温贝托•奥尔特加的私人助手在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携带有关首都地区军事设施、空军布置、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情报，借探亲之机叛逃美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为了提高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破坏能力，中央情报局经常为其提供尼境内可供打击目标的情报。美国官员承认，中央情报局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其企图在尼腹地游击战中摧毁的水坝、桥梁、变电站、港口等目标的准确情报，这些设施中不少是六七十年代索摩查独裁统治期间由美国工兵或其他部门修建的。中央情报局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详细的地图、蓝图或平面图及一些设施的准确位置。美国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是他们所掌握的最好的战术情报”。一些反政府武装部队就是按照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攻击目标的准确情报被派往尼加拉瓜的；另一些反政府武装部队则通过发密码的无线电收音机在战场上接受命令，这些收音机也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二）直接卷入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军事行动
    从1984年2月开始，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民主革命联盟”宣布已经在太平洋沿岸的科林托港及大西洋沿岸的布鲁弗港布置了水雷（科林托港是尼最重要的港口，占全国港口吞吐量的75%）。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一直在尼加拉瓜沿海的一艘船上监督布雷活动。曾任反政府组织“尼加拉瓜民主阵线”领导成员的埃德加•查莫罗揭露说，在尼港口布雷和其他破坏活动是中央情报局直接搞的，“我们既没有参加决策，也没有参加计划，所有那些活动都是中央情报局决定的”。事实上，在尼港口布置水霄是由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可，并经里根总统本人批准。《纽约时报》1984年6月1日报道说，在尼港口布置的水雷是由中央情报局制造的，中央情报局的小组用下水管道做成水雷外壳，用手工填充炸药，引线是设在马里兰州银泉的海军水面武器中心水雷队提供的。据说该中心还提供了某些技术咨询，并试爆了这种水雷的原型（而里根总统却声称水雷是尼反政府武装自己制造的）。
    中央情报局参与布雷活动，封锁尼港口，给尼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尼急需的商品运不进来，咖啡、棉花等出口商品运不出去，不少外国商船害怕触雷而拒绝进入尼港口。
    中央情报局参与指挥在尼港口布雷，在当时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震动。1984年4月10日晚，美国参议院以84：12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反对使用联邦资金在尼水域布雷。4月12日，美国众议院也通过决议，反对把美国的钱用于在尼港口布雷，认为这是不合法的战争行为。墨西哥、委内瑞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等“孔塔多拉集团” 国家外长发表声明说，在尼港口布雷的举动及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卷入使中美洲局势“严重恶化”。布雷行动也遭到美国盟国的反对，法国甚至表示要帮助尼加拉瓜清除水雷。海牙国际法院就尼加拉瓜政府1984年4月9日对美国的控告，于5月10日做出裁决，责令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在尼港口布雷和停止在尼所进行的军事行动，这一裁决是由15位法官一致做出的。
    （三）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暴力活动
    里根政府于1981年3月中止了对尼加拉瓜政府的一切援助，此后，流亡的尼反对派开始在美国的一些地区进行军事训练，这些流亡分子公开扬言，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
    在政治上，中央情报局一直想在尼流亡分子中寻找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一开始就看中了伊登•帕斯托拉（即零号司令）。帕斯托拉曾是桑解阵的创始人之一，革命胜利后，曾任民族复兴政府内政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民兵总司令。1981年6月，他辞职出走，流亡哥斯达黎加。据美国情报机构官员说，中央情报局曾通过中间人同流亡的帕斯托拉进行接触，并向他表示，如果他公开号召推翻桑解阵政府并且愿意组织政治反抗，中央情报局愿意提供经费。1983年初，中央情报局策动流亡国外的尼反政府势力成立了所谓的“尼加拉瓜民主力量” 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加强对这支力量的控制，为武装干涉尼内政做准备。同时拨款300万美元，协助尼流亡分子组织了一支4000多人的准军事武装。此外，还在阿根廷、危地马拉培训分散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尼流亡分子。
    从1983年2月中旬起，尼反政府武装“尼加拉瓜民主力量”的2000名成员分两路潜入尼境内，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与洪都拉斯交界的省份。3月初，开始向政府军哨所和中小城镇发起进攻。这是自1979年革命胜利后尼遭受的反政府武装最严重的入侵。美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透露，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对“尼加拉瓜民主力量”提供资助，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南方司令部的代表作为顾问参与了对尼的入侵。
    1983年7月，中央情报局起草了一项计划，为一支1.2—1.5万人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经费和物资援助。它在尼支持三个反对桑解阵政府的组织（尼加拉瓜民主阵线、革命民主联盟和米斯基托联盟），为他们的游击队提供军火和物资，支持他们对尼国内目标进行袭击，支持他们针对尼政府的骚扰和破坏行动，甚至指挥他们在尼重要港口布雷，企图封锁尼港口，使尼经济陷于瘫痪；它还施加压力，让这三个反政府组织结成反桑解阵政府的国内阵线。
    （四）其他手段
    所谓的其他手段包括不断在尼临近地区进行针对尼的军事行动，在尼与邻国之间挑起事端等，其最终目的无非也是整垮尼加拉瓜桑解阵政权。

                     第三节 暗杀拉美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

    一、1952－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暗杀计划
    50年代初，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官员也提出了对危有关官员进行暗杀的计划或设想。
    1952年1月，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官员曾制定了一个“打击名单”，如果推翻阿本斯的计划成功，名单中所列的所谓“共产分子”将被清除掉。总部要求对名单进行核实，并建议做一些修改，同时还要求对另外一个16人名单进行审核，中央情报局认为这16人或者是共产主义分子，或者是其同情者，一旦反阿本斯的政变成功，这些人应予以监禁。六个月后，负责与危反政府分子进行接触的中央情报局特工Seekford向总部提交了危流亡者领导人阿马斯拟定的一个名单，按照名单，要处决的人有58名，要监禁或流放的有74位。在“幸福计划”1952年10月中止后，中央情报局仍继续得到关于危地马拉反对派暗杀计划的报告。例如在1952年11月，危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在与Seekford谈话时透露阿马斯有一个以暗杀危所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为使命的特别行动组（K组），行动组把所有暗杀对象的住址、办公室都给制成了蓝图。12月12日，Seekford再次报告说，阿本斯计划最大限度地使用特别行动组。
    虽然后来的“成功行动”计划未特别强调暗杀，但是中央情报局某部门负责人于1954年1月5日授命准备了一份要“消灭”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要在1月10日在洪都拉斯训练危流亡分子开始前交到负责训练的教官手中。这位负责人还在1月13日与Seekford讨论了训练计划，表示希望阿马斯和“成功行动”计划负责人训练两名杀手。1954年4月23日，他与阿马斯就这些“刺客杀手” 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中央情报局1954年初制定的破坏计划中，也有建立恐怖小组的内容，这些小组的任务就是袭击当地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财产。1954年3月，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士就“成功行动”计划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用“特鲁希略训练出来的枪手”暗杀15－20名危高级领导人的问题。3月底，一些官员受命制定新的“打击名单”，属于暗杀和清除对象的标准是：与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确实有牵连的高级政府官员和有关组织的官员；“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分子；在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的少数领导人（将这些人清除是“成功行动” 计划成功的必要条件）。
    虽然中央情报局有关部门制定了针对危官员的暗杀计划，做了一些暗杀的准备工作，挑选了一些杀手，进行了相关的训练，制定了“黑名单”，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对暗杀计划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暗杀危领导人的秘密行动并没有得到执行。1954年6月27日，阿本斯被迫辞职，在墨西哥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寻求避难。阿马斯就任总统后，阿本斯获准离开危地马拉前往墨西哥。另外，根据有关协议，120名其他阿本斯政府官员也准许通过安全通道离开危地马拉。
    二、阴谋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卡斯特罗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发展方向。早在1959年12月就制定了消灭他的计划。1960年四月和3月，中央情报局5412委员会的“特别小组”举行过正式的秘密讨论会，研究暗杀计划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是目标之一。同年3月14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1953—1961年任局长）和负责反卡斯特罗行动的西半球组长J•C•金上校讨论了“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同时消失的话，古巴的政局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的问题”。1960年7月，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已电示哈瓦那工作站暗杀劳尔•卡斯特罗，但数小时之后，不知何故撤回了这个指令。9月，在中央情报局安全处官员的要求下，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私人调查员和自由特工人员的罗伯特•A•马休，联络黑社会人物约翰•罗塞利、桑托斯•特拉菲肯特和山姆•吉安康纳，出资15万美元，要他们找人杀害卡斯特罗。当时考虑的暗杀方法有多种，其中包括在卡斯特罗的饮料或食物中下毒。1961年3月和4月，曾先后两次试图用毒药杀死卡斯特罗，但都因投毒的古巴人“临阵畏缩”而失败。后来又制定了利用带毒的钢笔、用装有细菌粉尘的潜水服以及带毒标枪等的暗杀计划。
    美国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计划失败后，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再次提上中央情报局的议事日程。中央情报局重新和马休、罗塞利以及吉安康纳等人进行联系。新的暗杀计划在1961年11月开始。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回忆说；1961年11月或12月，“中央情报局得到指示，要继续执行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1962年5月7日，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劳伦斯•休斯顿、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就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与黑社会进行联络的情况，向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并决定“让华盛顿的私人侦探罗伯特•A•马休去联络吉安康纳，让他出15万美元雇佣一些枪手潜入古巴杀掉卡斯特罗”。1962年1月19日，司法部长向5412委员会发表讲话，强调总统对搞掉卡斯特罗十分感兴趣，“无论花费多少时间、金钱、精力或人力……都在所不惜”。行动小组在如何“收拾”卡斯特罗问题上提出了33个不同的方案。有时，白宫和肯尼迪的高级助理们还常常绕过中央情报局，直接要求“行动小组”考虑“消灭或暗杀卡斯特罗”。
    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罗伯特•肯尼迪曾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亚利克斯•麦科恩（1961－1965年任局长）停止一切反古巴的活动，因为美国不想给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提供借口。导弹危机后的一个时期，肯尼迪总统为了缓和苏美关系，也一度减少了对古巴的秘密行动。但仅仅八个月之后，即1963年6月，肯尼迪政府再次指示中央情报局加强对古巴的秘密行动，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也仍在执行之中。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组组长菲茨杰拉德制定了两项暗杀计划，一是由情报局技术情报处制造一种形似海蚌的炸弹，安置在卡斯特罗经常游泳或捕鱼的海域底部，二是通过正在同古巴就吉隆滩战役美国雇佣军战俘问题进行谈判的美方代表詹姆斯•P•多诺万，把涂有毒药的潜水服“赠送”给卡斯特罗。（詹姆斯本人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并不知情。他自己另买了一件潜水服送给了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落空）。
    中央情报局在代号为AMALASH的行动中，和古巴的罗兰多•库贝拉斯少校进行了联络，并同他讨论了暗杀卡斯特罗的问题。库贝拉斯是前古巴起义军少校，从1961年起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接近卡斯特罗，但有野心，想发动一场置卡斯特罗于死地的政变。他要求得到来福枪和毒药”。按照库贝拉斯的要求，中央情报局制造了一只带有皮下注射装置的圆珠笔，里面装有“黑叶—40型”的物质。1963年11月22日，中央情报局把这只毒笔交给了库贝拉斯，但他“要求得到一些高级的东西”。情报局特工答应为他在指定地点存放一支带有望远瞄准器和消音装置的来福枪和数枚炸弹，供谋杀卡斯特罗之用。而恰在此时，肯尼迪总统在美国达拉斯遇刺身亡。肯尼迪死后，中央情报局刺杀卡斯特罗的图谋一度暂停，但它继续支持库贝拉斯发动政变的计划，支持古巴流亡分子的暗杀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多次企图利用卡斯特罗外出访问之际，对其下手。1971年卡斯特罗访问智利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假冒记者，企图用一支形似照相机的手枪暗杀他。1976年，当卡斯特罗访问牙买加时，中央情报局曾试图让一个名叫艾伯特•鲁宾逊的间谍见机下手。1986年不结盟国家第八次首脑会议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前夕，中央情报局官员专程到哈拉雷收集卡斯特罗行程、居住和活动日程的情报，计划伺机暗杀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的暗杀计划后来被打入该机构的古巴特工及时察觉才未能得逞。
    自中央情报局1961年首次决定暗杀卡斯特罗以后的三十多年期间，卡斯特罗曾数十次遭遇险情。在谈到中央情报局针对自己的暗杀计划时，卡斯特罗透露：这些刺杀阴谋“其中有些是中央情报局直接策划的，其余的则由中央情报局献计、安排和给予经济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其中的一些暗杀计划也供认不讳。
    三、其他暗杀计划和行动
    据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官员揭露，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曾试图通过尼双重间谍玛内•蒙卡达用毒酒谋害尼外交部长。
    1979年尼革命胜利后，曾在尼外交部供职的玛内•蒙卡达小姐被派往尼驻洪都拉斯大使馆领事部工作。由于职务的关系，她终日接触的是尼流亡分子，甚至还有前国民警卫队成员。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叫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的人，此人自称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并引诱蒙卡达加入特务组织。她将情况如实向上级汇报，她的上司经研究，决定“顺水推舟，跟踪追击”。这样蒙卡达便混入了中央情报局组织。后来，她还受过各种间谍训练，学会了收发报技术、用密码书写、翻译密电。16个月后，蒙卡达奉调回国，她的中央情报局间谍上司说，到马那瓜后，会有人与她联系。和她联系的是美国驻尼使馆的政务参赞琳达•法伊费尔。琳达•法伊费尔给蒙卡达下达的新任务是尽快接近尼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详细掌握他的生活习惯，包括爱吃什么，喜欢哪些饮料，抽哪几种品牌的香烟。最后，中央情报局特工指示蒙卡达用毒酒把米格尔•德斯科托毒死，即使不死，也把他搞残废。
    事件被披露后，尼政府于6月6日宣布驱逐三名美国驻尼外交官，并引发了当时国际上最严重的外交纠纷。第二天，美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下令21名尼外交官在24小时离境，并关闭尼驻美国的六个领事馆。
    1983年7月19日，当尼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去距首都马那瓜90公里的莱昂镇参加庆祝桑地诺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个暗杀小组企图暗杀他，结果暗杀小组成员全部被抓获。8月5日，尼安全和军事情报局长胡利奥•拉莫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中央情报局的暗杀企图。
    1983年，中央情报局制定和散发了一本指导尼反政府武装如何进行反政府活动的小册子。这本42页题为《游击战中的心理战》的西班牙文小册子，主张对尼法官、警察和治安官员“有选择的施加暴力”，并鼓吹雇佣职业罪犯执行“特殊而有选择的任务”，使尼政府官员“失去作用”。小册子被新闻媒体曝光后，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中央情报局指导尼反政府武装进行政治暗杀和恐怖活动，违背了美国的法律。
    在谈到中央情报局暗杀其他国家领导人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认为，中央情报局虽然从未直接暗杀过一个外国领袖，但“美国官员鼓动或私下参与过政变阴谋，造成了（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和（智利前陆军部长）施奈德的死亡”。

                       第四节 进行颠覆性的舆论宣传活动

    中央情报局在拉美进行颠覆性舆论宣传活动主要采用两种手段，一是进行直接的颠覆性宣传活动，二是收买和利用拉美国家的记者和舆论工具。
    一、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直接的宣传活动
    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在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期间，曾组织过反对危政府的无线电广播，并“成功地使阿本斯政府发生混乱，使阿本斯在实际上被推翻前就产生了衰败感”，使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行动在“不多流血也不多花费时间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古巴西南部（属于洪都拉斯）的天鹅群岛设立了以对古巴进行颠覆性宣传为目的的“天鹅电台”。1961年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时，“天鹅电台”在广播中，通过暗语向雇佣军发布命令，“煽动古巴人民和军人造反，反对卡斯特罗政权。1970年“天鹅电台”改名为“美洲电台”。另外，中央情报局还为古巴流亡组织建立“自由古巴电台”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一、收买新闻界人士，控制宣传工具
    美洲新闻协会是受中央情报局影响和指挥的机构。协会在中央情报局的指使下，用“派技术员帮助搞新闻现代化”或吸收“某些报刊的老板进入董事会”等办法，把中央情报局看中的人和报刊纳入协会的轨道，为中央情报局服务。据有关报道，智利《信使报》老板就在1969年被吸收进协会担任新闻自由委员会主席；牙买加一家报纸的发行商也被拉进了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尼加拉瓜《新闻报》一名有影响的职员被推荐到协会作了董事以后．又回到该报担任助理主任。中央情报局通过协会，把相关的报刊纳入自己的轨道，使之充当中央情报局的“义务宣传员。
    在80年代中美洲危机过程中，中央情报局向中美洲的记者支付重金，驱使这些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诋毁尼加拉瓜政府，支持反政府武装。哥斯达黎加记者工会前主席卡洛斯•莫拉莱斯教授揭露说，在哥斯达黎加，至少有八名记者（其中三名是高级编辑）每月从中央情报局得到津贴，有些钱是通过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支付的，这些人中不少是他过去的学生。莫拉莱斯说，可能有更多的记者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些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记者的任务是：写攻击尼加拉瓜政府的文章以及同情尼反政府武装的报道和评论。莫拉莱斯估计，中央情报局每月向哥斯达黎加记者支付3万科郎（约合500美元），而该国的大多数记者每月的工资还不到2万科郎。还有人对德国记者透露了中央情报局收买洪都拉斯记者的情况。大约有15名洪都拉斯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记者接受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资助，“洪都拉斯重要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深受他们的影响”。向记者行贿的资金预算是尼反政府武装与中央情报局的高级人物一起制定的，贿赂所用的款项在华盛顿用现金支付。德国女记者玛萨•霍尼在《哥伦比亚新闻周刊》撰文揭露说，有好些反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支持反政府武装的美国人持假记者证冒充记者到尼加拉瓜活动。

                   第五节 试图操纵拉美国家国内进程的政治活动

    除了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和猪湾入侵这样的大规模准军事行动外，中央情报局还进行了一些试图操纵拉美国家国内进程的隐蔽性政治活动。这类活动也贯穿于中央情报局的整个历史。
    早在1960年，巴西奥林皮奥•莫朗将军等对政府不满的一些军人就与中央情报局在巴西的情报站进行过联络。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金钱、武器和意见咨询，支持他们阻止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古拉特上台，他们还得到了美国将承认军政府的保证。1964年，巴西的军事政变就是由莫朗在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先起事的。中央情报局之所以支持巴西军人的政变，是因为美国认为古拉特是亲卡斯特罗的左派分子。
    在英属圭亚那，切迪•贾根博士于1961年再次当选为总理。贾根政府制定了扶植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经济发展计划，并要求在1962年5月前实现独立。美国认为贾根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中央情报局通过圭亚那劳工组织策划了一场颠覆活动，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骚乱、罢工（包括长达10周这样在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种族冲突后，贾根政府倒台。中央情报局资助了这次颠覆活动，这次行动本身就是由中央情报局一个名叫霍华德•麦克凯布的特工策划的。他以国际劳工秘书处驻圭亚那教育办事处创立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在智利，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阻止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上台执政来影响该国的政治进程。在阿连德参加1964年的总统选举时，中央情报局花费数百万美元支持其对手基督教民主党人。基民党为竞选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包括传单、新闻报道、宣传画等）也得到了资助，这些宣传通常把阿连德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说成是反民主的，并暗示如果阿连德当选总统，智利就会变成充满恐怖的警察国家。基督教民主党之所以在1964年的大选中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支持。据估计，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竞选经费的一半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在1970年的总统选举临近时，美国政府再次考虑制止阿连德获胜的计划。1970年4月，专门考虑和批准在国外进行秘密活动的机构——第40委员会批准了第一个反对阿连德的宣传运动。当阿连德获胜的势头越来越强劲的时候，该委员会开始考虑除低调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人外，还决定要发挥中央情报局的作用。
    中央情报局被授权在9月4日大选举行前就大选结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根据这项民意测验的结果，中央情报局预言，右翼候选人豪尔赫•亚里山德里将会在选举中击败阿连德，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将名列第三。然而，在9月4日的大选中，阿连德得票最多。但由于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所获选票均没有达到半数，根据智利宪法，国会将在10月24日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在美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尼克松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在智利国会确认总统大选结果时挫败阿连德，如果阿连德在国会的确认中获得成功，就着手实施能够“造成一次经济混乱”的计划。
    美国对付阿连德的计划有两套。由美国驻智利大使科里和国务卿罗杰斯参与的外交和经济方面的计划被称为“第一轨道”，由中央情报局秘密从事的活动叫“第二轨道”。“第二轨道”是要组织一次军事政变，除阴谋策划者外，其他人对此计划一概不知道，甚至连科里大使也被蒙在鼓里。
    1970年10月，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三点计划：第一，收集主张政变官兵的情报；第二，通过宣传，散布假情报和恐怖气氛，挑动左派的情绪，从而制造出政变的气候；第三，告诉主张政变的官员，美国政府除了不直接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外，充分支待他们的政变行动、10月15日，基辛格指示中央情报局“应继续对阿连德的每一个可见的弱点施加压力”。
    10月17日晚，智利的一位陆军军官和一位海军军官会见了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武官威默特上校（据说此人已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请求提供81个催泪弹，3挺0.45口径轻机枪和500发子弹。19日这些武器就以外交物品的名义运抵智利，22日凌晨转到上述军官手中。虽然通过军事手段阻止阿连德上台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但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放弃“第二轨道”计划所追求的目标。智利国会10月24日确认阿连德为总统后，美国国务院11月9日就出台了对智利进行经济制裁的政策。数周之后，中央情报局得到指示，要对智经济进行秘密破坏。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正式报告，从1970年11月到1973年9月阿连德被推翻，中央情报局为进行反对阿连德的活动共花费了800万美元。
    80年代，中央情报局又在中美洲地区从事了大规模的、试图影响其他国家政治进程的隐蔽性政治活动。中央情报局一方面拨款300万美元协助尼加拉瓜流亡分子组织了约4000多人的准军事武装，由美国人进行训练，1983年初策动尼流亡国外的反政府势力组成了所谓的“尼加拉瓜民主力量” 的“中央指挥机构”，加强对这支力量的控制，为武装干涉尼内政准备条件；另一方面则在尼国内开展策反和经济破坏活动。尼中央银行1983年初披露，中央情报局曾在尼国内市场投放了上亿美元伪钞，破坏尼经济。为了策应对尼的颠覆活动，中央情报局加强了在尼邻国洪萨等国的力量和活动。有报道说，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工作站到1983年初已经增加到200人，有98名军事顾问，对洪的军事援助从1981年的300万美元提高到1983年的2300万美元。在萨尔瓦多，中央情报局派飞机到萨上空作侦察飞行，寻找游击队的营地，破坏游击队的武器供应线。此外，还在阿根廷（马岛战争之前）、危地马拉培训分散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尼流亡分子。中央情报局这些活动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达到美国政府铲除尼桑解阵政府“现行结构”的目的，影响尼的政治发展进程。

                       第六节 纵容暴政和侵犯人权的行动

    在不少拉美国家，中央情报局不仅帮助推翻了民选政府，而且扶植起了粗暴、专横的独裁统治。到1954年底，拉美20个国家中已有13个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这些独裁政权适应了美国冷战政策的需要，因而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中央情报局是提供这种支持的主要渠道。中央情报局帮助这些独裁政权训练警察和武装部队，向其派遣顾问人员，交换情报和信息。到1955年，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地区惟一的“民主” 国家，该国何塞•菲格雷斯政府执行比较自由的政治政策（例如准许共产党人在哥政治避难），因而被认为“接近于反对美国利益”。但菲格雷斯并没有采取国有化这类危及美国经济利益的政策，因而中央情报局并没有直接对其采用取而代之的政策，只是对其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如在哥斯达黎加报刊上发表对哥政府不利的文章，给菲格雷斯总统的电话安装窃听器，在哥政党、工会、劳工组织以及政治家之间进行破坏和挑拨离间的活动），以保证哥政府不致采取向苏联倾斜的政策，不致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危地马拉的情况最典型地说明了美国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对暴政和侵犯人权行为的纵容和支持。在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后，危地马拉建立起了专制独裁统治，具有强烈压迫特征的政治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60年代起，出现了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当时的政府首脑佩拉尔塔•阿苏迪亚扬言，即使“把国家变成坟墓”，也要把武装斗争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他向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寻求帮助，这位大使向他推荐了曾在委内瑞拉专门从事反游击战活动的专家、美国人约翰•洛根为其国内安全顾问，而约翰•洛根本人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1965年12月，约翰•洛根向危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提出一项关于消灭所谓“恐怖分子”的秘密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总统府内设立一个秘密办公室，负责协调所谓的“反共产党活动”，在危地马拉城采取行动，“将共产党人从他们的隐蔽处赶走”，在各个城市建立一些完全由治安部队控制的“冻结区”。在1966年1月4日的一份报告中，约翰•洛根要求尽快派一些美国顾问来危地马拉，“以协助警察采取各项行动”。危地马拉当局对反对派势力的残酷镇压和实行“白色恐怖”式的统治，就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反共的招牌下开始运转的。1966年3月6日，首批所谓的“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被危当局秘密处决。1967年，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负责人说，在危地马拉这类恐怖活动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特别武装部队“在街上进行绑架、杀人，处决那些真正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人，他们还时不时对一些还没有完全定性的所谓‘政府的敌人’采取行动”。中央情报局在1971年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治安部队秘密清除了许多恐怖分子，主要是在国内，仅在圣马科斯省就有200人被杀”。
    1977年，卡特总统借口侵犯人权停止了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美国始终资助危地马拉当局侵犯人权的行动和屠杀行为）。但没过多久，即里根入主白宫的第二年，美国就恢复了对危的援助。直到1990年12月，在危地马拉情报机构涉嫌杀害一名美国公民后，美国才停止对危的军援。1992年，危地马拉反政府武装的一位领导人巴马卡失踪，危当局说他是在与治安部队的一次战斗中死去的。但他的妻子、美国律师珍尼弗•哈伯里不相信这种说法，她说一名印第安人看见他的丈夫被关在监狱里受折磨。事实上，就在杀害巴卡马的当天，中央情报局就知道实情。巴卡马被捕后被送到位于雷塔卢莱乌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受尽折磨，几天后被处决。但中央情报局向珍尼弗•哈伯里、国务院和白宫隐瞒了事实真相。危地马拉当局侵犯人权和屠杀的事件曝光后，特别是由于这些活动“曾得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帮助”，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有人甚至呼吁要“清算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国家的所作所为”。后来，克林顿总统在中美洲各国访问时，正式承认美国曾秘密支持过危地马拉的镇压，并做出承诺，“我明确表示，对实施暴力和镇压的军人和情报机构的支持不应该重演”。
    近年来，有关组织提供了拉美侵犯人权的情况及其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在洪都拉斯有184人被武装部队的3－16营绑架，后来大部分人失踪。据获释者揭露，被绑架的人都受过严刑拷打。该营的成员承认，他们是经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在海地，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支海地特种部队，名义上是进行反毒，实际上是用来作为“恐怖手段”（1991年海地发生军事政变后，中央情报局才停止这方面的活动）。在秘鲁，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关系的反毒特种部队头目被指控犯下了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