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k1.8有什么新特性:南渡风云与南宋阳江

一段造就“南海Ⅰ号”辉煌的惊世史实
■ 冯桂雄    吴  刚
   引子
   南宋是个特殊的朝代，特殊的朝代往往能产生特别的业绩，满载数万件珍贵文物的南宋“南海Ⅰ号”就是一例。
   1987年6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合作，在我国南海阳江附近海域寻找一艘18世纪沉没的东印度公司货轮。在探测作业开展一个多月后，安放在执行本次航海任务的“穗救207”号轮上的探测仪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船上的专家立即对反应点100平方米内的区域进行仔细的扫测，结果发现海底下面凸显着一个小泥堆。潜水员将泥堆上的一块硬物吊上来，发现这堆淤泥里面包裹着一块已经严重腐烂的木头。现场指挥人员立即将同时出航执行任务的“重任201”号轮调过来，并将该船上的抓斗直接沉入海中进行探挖。没想到，抓斗抓上来的东西竟是一段木质桅杆，还有一些瓷器和金属制品。潜水员范亚生还从泥里抓到一条链状物，拿上来洗净后发现这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链……
   不久，经有关专家鉴定，打捞上来的瓷器为南宋时期生产，这艘沉没的木船，应是一艘南宋的远洋贸易海船。
这艘被意外发现的南宋古船后来被命名“南海Ⅰ号”，它的发现立即引起考古界广泛的关注。
   2007年12月22日，经历了20年从发现勘探到试挖的种种艰辛，在海上沉睡了800多年的“南海Ⅰ号”终于躺在特制的沉箱内，被整体打捞出水，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伴随着“南海Ⅰ号”盛世出水，很快又引出了这样一个热门话题：不是说南宋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吗，怎么有能力制造如此气派、坚固的木质海船和生产如此精美的外销产品，发展如此宽广的海外贸易呢？
   事实上，不只是因为“南海Ⅰ号”的出水才引起大家对“南宋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的质疑。几百年来，人们对南宋实在有理由产生费解。武功积弱，文治推崇，政治腐败，经济兴盛，很多充满矛盾，看似不能相容的特质在这个朝代奇妙地纠结在一起，在互相掣肘中可又找到平衡。
   地方的发展也是一样，不是说南宋的财政司法收权中央，地方财政难以为继吗？怎么当时又有那么突出的建设成就呢？比如，南恩州（阳江）北山石塔的修建，护城河的开挖，北门、金鸡拱桥的构筑，州学的兴办等等，哪一样不是南宋的产物？现今阳江城里的许多古建筑物大多是南宋留下来的遗产。
   总之，一个被曲解的南宋要求我们去伪存真，一个真实的南宋需要我们认真去解读，一本客观的地方史话也需要我们认真去撰写。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之际，《南渡风云与南宋阳江》这本地方历史文化史话的面世，宛如一朵在水晶宫里被催生的小浪花，在凑着热闹，欢舞游说。那么，就让这朵小浪花告诉您一个真实的南宋王朝，一处曾经了不起的沿海州治，一段成就“南海Ⅰ号”辉煌的惊世史料吧！

第一篇  南开海路
第一章 南宋建立与政治中心南移
   南宋从立国到亡国，历时150多年。它是在北宋亡国的烽烟中仓惶建立的，最后又几乎是步北宋的后尘，重蹈其覆辙而灭亡的。 
   一、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靖康之变，发生在北宋皇帝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父子身上。一个立国160多年、经济实力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封建王朝，居然在短时间内惨败在一个建国只有10多年的北方小国手上。乍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事实上，靖康之变是历史的必然。由于一味奉行祖宗家法，北宋后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军事上的守内虚外十分严重，已使这个貌似强大的东方帝国危机四伏，不堪一击。可悲的是昏庸无能的皇帝赵佶，却缺乏自知之明，竟玩起了“火中取栗”的把戏，结果引火烧身，加速了它灭亡的进程。
   （一）失策惹事，失义惹祸。“靖康之变”的灾祸源于一个地区，那就是幽云十六州。所谓幽云十六州，是指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位于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幽州、顺州、儒州、檀州、荆州、涿州、瀛州、莫州、新州、妫州、武州、蔚州、应州、寰州、朔州、云州等16个州。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辽国)求援，并许诺事成之后，割让北方诸州做为酬谢。当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史称后晋）后，石敬瑭竟认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并于公元938年，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给契丹（辽国）。幽云十六州作为北方的屏障，地势险要，北面是茫茫大漠，南面是富庶的中原地区，进可攻，退可守，是历代历朝北方的重要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被割让以后，中原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防线。为收复这一战略要地，后晋、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先后组织了4次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为防备北方强悍的契丹骑兵，北宋王朝在北方无险可守的窘境中，只得部署重兵，处处设防。幽云十六州问题成为北宋王朝一块心病。
    如何收复幽云十六州，成为北宋历代统治者的宿愿，这也是宋朝统治集团最大的硬伤。
北宋建国150多年后，北方政局发生了巨变。12世纪初，位于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公元1115年，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国，并多次打败辽军，而此时的辽国，因为政治腐败，皇族长期内斗，统治已岌岌可危。昏庸的宋徽宗赵佶在宰相蔡京、宦官童贯和辽国汉人马植（后被赐以国姓，改名赵良嗣）等人的怂恿下，认为收复幽云十六州时机到了，一厢情愿地想趁火打劫。于是，宣和二年（1120年）宋朝派赵良嗣等人绕过辽国，从海上主动前去与金国联系，希望宋金联合，灭掉辽国。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联合灭辽的盟约。因为此次交涉取道海上，史称“海上之盟”。盟约规定，金从北向南取辽中京大定府，宋从南向北攻取辽燕京析津府；灭辽后，金同意宋朝收回原幽云十六州之地，但作为条件，宋朝将原来进贡给辽国的50万“岁币”悉数转纳金国，双方不得单独接受辽朝投降。
   “海上盟约”签订后，从宣和三年（1121年）十一月始，金兵对辽展开新的一轮猛攻，神速攻占了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此时，如果宋朝能按约如期出兵攻辽，辽必败，幽云十六州也许唾手可得。然而，好大喜功而又患得患失的宋徽宗在订立盟约之后，担心对辽用兵会遭报复，因而举棋不定，并调原来拟攻辽的军队南下两浙镇压方腊起义，坐失迅速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良机。平定方腊起义后，在金国的一再催促下，宋军才北上攻辽，却又连接两次吃败仗，只能坐等金军收复燕京。宋军的怯战和软弱，使金朝看到了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于是在灭辽后便把打击目标瞄准了宋朝。
   偏偏在此时，发生了张觉事件，为金伐宋找到了借口。张觉原为辽国的进士、辽兴军节度副使，平州（今河北）人。辽亡之际，各地群龙无首，平州军民就推选张觉为首领，保境安民。金兵进入平州后，张觉降金，被金国任为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不久又晋升为同平章门事、判留守事。但张觉并非真心降金，宣和五年（1123年）六月，当他听到辽天帝耶延禧重振声势的谣传，立即与金翻脸，把降金路过平州的原辽国宰相左企弓和大臣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抓起来，绞死在河边。同时又派人向宋朝表示归降。宋徽宗听说张觉将以金国新占领的辽地平州、营州（今河北昌黎）、滦州（今河北滦县）来降，心中大喜。已升任延康殿学士的赵良嗣提醒徽宗：盟约墨迹未干，万万不可接纳张觉，一旦激怒金国，后果将不堪设想。谁知，徽宗一脸不高兴，不但下令纳降张觉，而且将赵良嗣贬到湖南郴州，还把平州建制为泰宁军，封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同年入秋，金国果然出动重兵攻打平州，张觉战败逃入宋燕山府，所有宋朝廷与张觉之间的往来信件、敕令、任命文件、甚至皇帝在金花笺上的御笔手诏，全部落入金人手中，成了金指责宋违背盟约的证据。拿下平州后，金军立即移师边境，以武力威胁索要张觉。在金人的压力面前，宋徽宗不顾道义，密诏处死张觉，将首级及其两个儿子送给金人。
   此举人心丧尽。一时间，原辽国归降大宋的各种力量，无不怨恨宋朝薄情寡义，因而纷纷思变、解体。受张觉事件刺激最大的人是原为辽国“怨军”（由辽东饥民为兵组成的军队）首领的郭药师。宣和四年（1122年），辽国败亡之际，郭药师率“常胜军”（怨军改名）8000多人，以涿、易二州降宋。起初，宋徽宗对郭药师恩宠有加，先后由恩州（今河北清河）观察使晋升为安远军承宣使、武泰军节度使，加封检校少保、同知燕山府。随后郭药师又因击败辽残余势力而确保了宋燕山府为中心的北部防线的战功，被晋升为检校太傅。张觉事件令率领数万将士镇守燕京的郭药师感到心寒，他愤愤然道：“金人索要张觉，朝廷就把张觉的人头奉上。如果金人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将我的首级交给他们吗？”从此，郭药师及其常胜军心存异志，有了离宋降金的念头。
    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大举南下攻宋，首仗战败的郭药师便拘捕了代知燕山府将蔡靖、转运使吕颐浩等燕山府官员，带着精兵7万、战马1万匹、甲仗5万副和无数粮草辎重，集体投降了金军。整个燕京所属州县望风而降，中原地区门户大开，完全裸露在金军兵锋面前。金兵以熟知宋军事部署的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直奔汴京开封。
   （二）战战和和，失机误国。当得知燕山府陷落，郭药师降金，金兵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奔汴京开封而来时，一向只知寻花问柳、吟诗作画的徽宗一下傻了眼，他一面下罪己诏，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轻信妄议等，并下令废“花石纲”（花石纲是中国历史上专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皇帝喜好的特殊运输交通名称。在北宋徽宗时，“花石纲”发展到以10艘船称一“纲”，运送奇花异石专供皇帝赏乐，严重劳民伤财）、应奉局等弊政，号令各地起兵勤王；一面又假装生病，禅位给太子赵桓，自己当太上皇，以逃避责任。

赵桓自知难挽危局，死活不肯接受皇位。赵佶把他召进寝宫，硬是把龙袍披在他的身上。赵桓在痛哭流涕中被逼着坐上了龙椅，是为宋钦宗，改元靖康。
   宋钦宗即位不到两周，金兵就突破了黄河防线，直逼汴京开封，太上皇赵佶闻讯半夜南逃。面对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宋钦宗不知所措，也准备逃往陕西避难，但在主战大臣李纲的苦谏下，决定留京抗战，并加封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领兵守城。在李纲的组织下，全城军民全力备战，当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时，迎头痛击，经过两昼夜的苦战，多次击退了金兵的进攻。如果此时宋朝能坚持抗战，等各地勤王兵马一到，来个里应外合，打败围攻东京的金军主力是有把握的，但是优柔寡断的宋钦宗常常被主和派所左右。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中旬，金军见强攻开封城不下，担心一旦宋勤王部队齐集时，自己孤军深入将陷入重围，于是派使臣议和。本来就缺乏必胜信心的钦宗一看金使前来议和，乐得心都颤了，马上派遣知枢密院事李棁带着一万两黄金出使金营。金军统帅完颜宗望看到宋朝君臣软弱无能，便以攻城相要挟，提出极为苛刻的撤军条件：宋钦宗尊金太宗为伯父，凡在宋的燕、云之人全部归还金朝；宋朝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护送金军北渡黄河。宋朝一次送给金人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绢彩百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匹。面对金人提出如此有辱朝廷的条件，主战派李纲等坚决反对，但贪生怕死的宋钦宗及宰相李邦彦却完全答应。当李纲巡城回来时，宋朝的诏书已经发出，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已前往金营当人质了。这令李纲悲愤不已。
    金军主帅完颜宗望得到三镇及部分财宝后，见守城宋兵英勇，开封城外数十万勤王大军又不断来援，所以不等宋朝筹足金银，便匆匆下令撤军。此时，宋朝如能统一思想，按照李纲、种师道等的计策，在黄河渡口设伏，等北撤金兵半渡时出击，或令勤王的宋军与河北、山西各地的宋军前后夹击北撤金军，带满了财物而臃肿不堪、行动缓慢的金军一定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即使不能全歼，至少也能重创。可是，李邦彦却下令宋军沿途护送金兵北撤，不得攻击，痛失了败敌良机，让金军大摇大摆地回家了。
   宋钦宗看到金兵退去，终于缓了一口气。当他回过神来看到各地勤王兵马陆续来到，兵力大增，且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不肯接受割地诏书时，又觉得割地赔款太亏了，后悔不已。在李纲等抗战派的坚持下，决定抗金。一方面表示不割让三镇给金，并罢了极力主张割地的李邦彦、李棁、郑望元等人官职；另一方面派种师道、种师中、姚古等率部解救仍被金军围困的太原。可是，太原之战由于朝廷指挥混乱，几路宋军配合不力，宋军先胜后败，种师中力战而死。李刚接任两河宣抚使，但军马钱粮处处受制，补给不到位，结果也被金兵各个击破，救援太原的军事行为宣告失败。
   看到太原解围失败，朝廷中投降派又跳了出来，以门下侍郎耿南仲为代表的投降派极力主张割让三镇给金国以求和，并极力排挤抗战派大臣。宋钦宗在耿南仲之流的怂恿下又改变了态度，转向求和，把李纲等主战大臣一一逐出朝廷。而此时，经过半年休整的金军做好了大举侵宋的准备。八月，金朝以宋废除割地和议，背信弃义为借口，由完颜宗望（斡离不）、完颜宗翰（粘罕）分率东西两路军再次向宋发起侵略。金军的再次入侵，遭到太原、中山府等地军民的顽强抵抗。但是宋钦宗和耿南仲等心存和议退兵幻想，不做抗战准备，而是先后派出4路使者前往金军求和。先是派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出使完颜宗望军求和。接着又派资政殿学士冯澥和李若水出使完颜宗翰军。当金兵突破黄河防线后，又命耿南仲和聂昌分别出使东西两路军求和。赵构一行在途中因王云被杀而停止前行，后转留相州。冯澥一行刚准备出发，金军就已突破黄河线，割让河北的求和已失去意义。耿南仲一行行至卫州，即遭到反对议和的当地乡兵的追杀，慌忙逃到相州去见赵构。聂昌一行则一到绛州就被愤怒的守军杀死，结果这4路求和都未成功。由于皇帝一味求和，宋军守备松懈，特别是遣返了年初已云集汴京的各路勤王兵力，因此金军两路兵马得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杀气腾腾地直奔汴京而来，前后只用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杀到了汴京开封城下。
   （三）中原沦陷，皇族北掳。同年闰十一月底，汴京再次陷入重围，宋钦宗只好下诏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速领兵入卫，同时再令各地兵马火速赶到开封勤王。但是，宋朝的一些传令兵一出城就被金兵的巡逻兵俘虏，命令无法送达。有的虽然送达了，但由于路途遥远，勤王部队一时无法赶到。因而，能及时赶来开封救援的部队很少。惊慌失措的钦宗这时才急召李纲进京担纲保卫开封。可是，待李纲接旨回京，还在半路上，东京外城就已被攻破了。
   危难中，宋朝只能依靠城内的抗战力量。经组织动员，开封军民视死如归，展开激烈巷战。为消磨宋军的斗志，金人又使出伎俩，停止进攻内城，派出使者表示可以议和。到这时，宋钦宗还天真地认为，只要答应了金人割地的要求，就能挽回苟安的局面，于是放弃抵抗，积极和议。当金兵从容布置好一切之后，便立刻翻脸，要求太上皇赵佶到郊外的金营向金朝递交降表。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迫于无奈，亲自代替父亲赵佶出城到金营中去，即被金军扣留。十二月二日，宋钦宗被迫在青城向金军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二统帅献上降表后被放回。
   随后，宋朝如砧板上的肉块，任由金人宰割。金军开进内城，搜刮宋朝国库与民间所有金银财物和古玩，索要各种文籍图书和乐器，还索要皇帝宝座、仪仗，掳走百官、技艺、后妃等，并要求献给金太宗贡女3000名，犒金少女1500名。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初十，金军又囚禁了宋徽宗、宋钦宗和亲王、宰执大臣。二月六日，金朝下诏，废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为庶人。次日，皇太子和京城的全部皇室宗族被押往金营。四月一日，金军焚烧了开封城，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北撤，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宗室、官员共3000多人被一同俘虏北上，北宋王朝随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 
   二、康王南渡，重建王朝
“靖康之变”虽然结束了北宋王朝，但并没有彻底打跨宋朝军事实力。从灭顶之灾中侥幸逃脱的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忠于大宋王朝的臣民们的拥戴下，重整旗鼓，建立了一个新的赵氏王朝———南宋。
   (一)皇子脱逃，重整旗鼓。金朝在靖康之变中为了防止赵宋复起，把皇室的皇子龙孙、近支亲郡王搜罗一空，统统迁往金国看管了起来。只有两位要员成为漏网之鱼。一位是哲宗废后孟氏，当时已离开深宫贬往乡下；另一位就是康王赵构。关于这位王子的逃脱，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初，金兵第一次包围汴京时，提出的退兵条件之一是以亲王一人、宰相一人为人质。宋钦宗便把弟弟们找来，问谁愿意去做这个人质？刚满19岁的九弟赵构自告奋勇，愿意赴汤蹈火。临行时，赵构还告诉钦宗，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他的安全。应该说，这份勇气和情怀相当令人感动。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天半夜，前来勤王的将领姚平仲为了争头功，率部前往金军劫营，被金兵打退。同在金营谈判的宰相张邦昌吓得直哭，而赵构却镇定自若，令金兵统帅完颜宗望称奇不已，认为大祸临头还能够如此表现，不太像皇家子弟，断定这个亲王有假。于是，就向宋朝提出换人质的要求。结果，赵构的五哥肃王赵枢被派来替换赵构。赵枢从此被掠到异邦，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中原。而赵构却英雄般地回到开封，受到热烈欢迎。此后，金兵由于孤军深入，没等到宋朝廷交足贡款，便先行撤军了。 
   当年八月，金兵再次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赵构继上次充当人质之后，又一次受命充当“告和使”，前往金军大营求和。他先从开封到达磁州，副使王云被当地民众疑为金朝奸细,而遭乱拳打死。赵构在磁州守将宗泽的力劝之下留在磁州，后转留相州。受到知州汪伯彦的厚待，自此，汪伯彦成为赵构的心腹。赵构以金兵南渡、副手被杀为由，停留在相州，等待皇帝的新指示。十天后，即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又一次包围宋都开封，钦宗派人给赵构送来封在蜡丸中的密令，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求他火速召集兵马救援开封。然而，就在赵构接到密信时，汴京开封已落入敌手。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最后撤离开封。撤军前夕，金国册立了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金国的傀儡政权，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但是，金军撤退后，宋廷旧臣反对张邦昌，张只好退位，被迫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垂帘听政，并以孟太后名义诏赵构即位。这么一来，赵构在中兴大宋的旗帜下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地成为号令全国的领袖人选。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元年(1127年)，是为宋高宗。这一年，高宗赵构才21岁。
    赵构即位之初，形势虽然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围剿黄河东、河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明显减轻。同时，河东、河北真正失陷的城池也不过10余郡，其余的都固守不降，成为金廷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安稳人心，鼓舞士气，赵构起用当时深孚众望的抗战派人物李纲为相，重整旗鼓。李纲推荐抗战派人物、老将宗泽任东京开封留守，悍将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经制副使，并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募兵买马等一系列计策，部署收复河东和河北失地。宗泽在东京抚恤军民、修治城楼，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此时，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其余勤王残存的宋军逐渐向新王朝靠拢过来，卫国护朝。国难当头，连以往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改邪归正，聚集于“行在”（朝廷临时所在地），应天府的兵马很快发展到10多万人。

十多万的人马在赵构看来，是不足以抵抗金朝锐兵的。年轻的赵构骨子里好像流淌的仍是父兄屈膝求和的血性，他在即帝位开始就缺乏收复失地的勇气，内心总是打着求和、迁都的“如意算盘”。正当李纲、宗泽积极备战时，赵构却只想用割让土地和缴纳岁币的办法，以求金人不再进军，不再以武力进行抵抗的打算，反而对李纲的谋划百般阻挠和破坏。八月十八日，李纲任职仅75天，即被罢相，张所等抗战派也相继被罢免。赵构起用自己的心腹、主和派人物黄潜善、汪伯彦为相。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对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实际上采取消极态度。他们将“行在”迁往扬州，避敌求安。只有留守开封的宗泽，把那些归附自己麾下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加以组合，并和黄河以北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整顿防务，以加强作战实力。建炎元年冬和二年春，宗泽率军击退金兵的大举进攻。但是，宗泽一揽子收复失地的计划却得不到赵构的批准，几次吁请赵构返回东京都未被采纳。宗泽因此积愤成疾，不久便与世长辞。
   （二）截江之战，转危为安。一心想屈膝求和、迁都偏安的赵构，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与金人议和是需要军事实力作本钱的，缺乏军事抗衡力的南宋等于失去了议和的筹码，更何况，金人用意不在于几个贡钱，而是要及早捉回他这条漏网之鱼，以彻底解除颠覆之患。结果，在建炎二年秋至建炎四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可以说是宋高宗赵构一生最晦气、最颠沛流离的日子。金军发动了“捉康王”的攻势，撵得赵构像耗子一样东窜西躲。建炎三年正月，金军突破淮阳防线，前锋直指扬州。赵构派出去的探子在扬州街头突然看到金兵，吓得尿着裤子回来报信。赵构慌忙上马狂奔出城，与随后赶来护驾的大将张浚在瓜州渡会合后，很快找到一只小船渡过长江，跑到了对岸的镇江，旋即又转到杭州。
   经此一吓，赵构便落下了“熏腐”之疾，性功能再也没有完全恢复。
   金兵得知赵构逃走，以五百骑兵追到江边，上天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江边一片汪洋，江上的船也都躲了起来。乘马的女真官兵面对浩瀚的长江，只好乱骂一通了事。
   同年秋，金国又作出了新的“捉赵”部署，金太宗号令要“穷其以往而追之”，由统帅宗弼（兀术）率军渡江，横冲直撞。赵构只好流窜于浙江沿海一带。嗅觉敏锐的金兵很快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宗弼下令金兵登船追袭，金兵跨海穷追三百余里，撵得赵构走投无路，幸亏上天又帮了一个大忙，海面上风雨大作，一片迷蒙，弄得金人晕头转向，后被宋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船队冲散，只好怏怏而回。
   好不容易熬到次年春天，赵构终于时来运转了。由于金兵在江南崎岖的丘陵和坑坑洼洼的水网里奔波一年多，不断受到江南宋兵的阻击，累得人困马乏，再加之暑热将近，不得已，只好宣布“搜山检海”行动结束，张罗着打道回府享受战利品了。
这次金兵实在抢得太多了，弄成了小山一样的包包裹裹、坛坛罐罐。为方便运输，宗弼采用走水路，沿着大运河水陆并进，一路向北回撤。谁知南宋老将韩世忠早有预谋，等金兵撤至镇江时，实施拦江截击，来了个关门打狗。江面上一场大战，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亲自擂鼓助阵，被船摇得脚都站不稳的金兵大败，连宗弼的女婿龙虎大王也被生擒。金兵的船队在南岸，韩世忠的船队在北岸，两军且战且行，当航行到建康（今南京）东北数十里的黄天荡时，宗弼所部被韩世忠的船队逼了进去。黄天荡是条断头港，有进去的道没有出来的路，韩世忠封锁住荡口，金兵成了网中的鱼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天荡阻击战。
   宗弼组织了好几次的突围战斗，但由于金军船小，奈何不了韩世忠的大海船，损失惨重。可是，韩世忠手头上只有八千兵力，而金兵拥兵十万之众，宋军形不成包围合击之势。赵构接到捷报，最初决定发诏亲征援战，但又怕韩世忠所报不实，始终不敢发兵。这给金兵一个喘息的机会。不久，金兵通过明白人指点，很快挖通黄天荡与老鹳河相通可直达秦淮河的旧河道，逃出了长江，并经过船体改装，提高了江上作战能力，击退韩世忠部，终于跨过长江回到了北岸。
   韩世忠拦江截击虽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他以八千的兵力力挫十万金兵，将其困在黄天荡整整四十八天，堪称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一仗成为金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就连最凶悍的宗弼从此都视过江为畏途。这一仗也成为一个标志，宣布金兵全面进攻的失败。至此，赵构和他的小朝廷结束了流浪生涯，再也没有被赶得屁滚尿流的“历险记”。
   与截江之战相呼应，建炎年间，南宋的军队在其它战场与金人也打得有声有色。陕西战场打得最为激烈，剽悍的西北汉子如大将吴玠等在陕西大地上演了一幕幕壮观的实战剧，中原大地和两淮乃至长江两岸，也有不少血性男儿将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久经战火洗礼，原来不堪一击的宋军，此时战斗力大增，将星闪耀。比如，农民出身、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南宋将领岳飞就是一例。当宗弼渡江北撤时，岳飞率部沿途追击。清水泉之战，金兵被岳家军杀得伏尸十五里。岳飞乘胜前进，率部在靖安再次击败金兵，收复建康，将金兵留在江南的最后一个据点拔除。后来，经过陕西富平一战，金兵精锐全被吸引到川陕地区，东南地区于是平静了下来。
   （三）绍兴和议，小朝偏安。南宋初年，宋金双方通过军力较量，金人只在局部占了便宜，但南宋在大势上取得主动。时间在消磨着金人的斗志，在占领区实施的高压政策，不断激起两河汉人的强烈反抗，搞得“敌后”不得安宁。种种矛盾汇集起来，金大宗完颜晟觉得再发动全面进攻已力不从心，便在两淮、中原地区采取相持态势，并在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册立宋朝降将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代管中原汉人，以减轻金兵直接承受的压力。
士气正盛的南宋军队，却没把傀儡政权和伪军看在眼里，和金兵主力也照样敢打敢拼。
   绍兴元年十月，完颜宗弼(兀术)大军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吴玠率军顽强抵御，重创金军，完颜宗弼身中两箭，金军遭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首次惨败。绍兴三年正月，金军攻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领兵至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抵敌。四年二月至三月，吴玠军又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再次大破完颜宗弼的重兵。金军退守凤翔，暂时不敢窥伺四川。至此，抗金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出师反击伪齐，连克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和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并于襄阳府附近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岳飞派遣部将王贵和张宪进兵邓州（今河南邓县），击败金、齐联军几万人，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岳飞按照预定计划胜利地收复襄阳6郡，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同年九月，金、齐联军自泗州(今江苏盱眙)和楚州（今江苏淮安）两地渡淮，大举南侵。十月，金军一支前锋部队在扬州大仪 镇（今江苏扬州西北）遭遇韩世忠军伏击。另一支金齐联军进攻庐州城（今安徽合肥），岳飞奉命领军救援，在庐州城下大破敌军。绍兴六年，宰相兼都督张浚部署韩世忠进攻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不克。岳飞率军连破镇汝军、虢州（今河南卢氏）、商州（今陕西商县）和顺州（今河南嵩县西南），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伪齐向金朝求援，遭到回绝，不惜孤注一掷，分兵进犯两淮，却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等地分别遭到杨沂中等军拦击，大败而逃。岳飞军又在唐、邓等州击破金齐联军的多路进攻，再次兵临蔡州，打退了敌人的追兵。 
   抗金形势发展至此，时局对南宋来说已非常有利。但这时发生的淮西兵变，使赵构再次迷信祖宗家法———“守内虚外”的灵验。绍兴七年春，宋廷罢免畏敌怯战的淮西军主将刘光世（宋初四大主帅之一），但由于处置失策，副都统制郦琼裹胁大部分淮西军叛变、投降伪齐，一时朝野震惊。宰相张浚引咎辞职。赵构怕岳家军有变遂取消岳飞的北伐计划。此时，在南侵中升任左副元帅的金将完颜昌等人在金朝政治斗争中得势，废除刘豫的伪齐政权，并在金熙宗的支持下，向赵构抛出和谈的橄榄枝。南宋军民用鲜血换来的成果，被赵氏王朝用作了乞和的筹码。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赵构重新任用秦桧为相，决意求和。这一屈辱行径立即招致广大人民和很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群情激愤。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人也纷纷反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奏，要求斩秦桧之流，以谢天下。但是，赵构铁了心要与金议和，他罢免主张抗战的官员，放逐胡铨，起用主和派，控制舆论，接受称臣纳贡的和议条件，派秦桧代表自己跪受金朝诏书，俯首称臣纳贡，金朝将陕西、河南归还宋朝。
不久，灭宋强硬派将领完颜宗弼（兀术）在金朝政治斗争中得势，杀完颜昌等人，自己进位为都元帅，一时成为金朝大权独揽的人物。他于绍兴十年撕毁和约，兵分4路，大举南侵，迅速夺取陕西、河南之地，进逼两淮。金军的大举进攻打破了赵构、秦桧的求和美梦，赵构被迫下诏各军抵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   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进驻顺昌府（今安徽阜阳），以少胜多，大败完颜宗弼的金军主力。完颜宗弼退守汴京，宋军分路出击。韩世忠军夺据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杨政、郭浩等军屡败金兵，后因田晟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战败，宋军退守川口要隘。金军也因伤亡较多，退守凤翔府，不再出战。岳飞早已制定了“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积极与北方忠义民兵保持密切联系。他派梁兴、赵云、董荣等人深入黄河以北地区，组织游击军，广泛出击，袭扰金军，并亲率主力北上，连克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郑州(今属河南)、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地。然而，宋将张俊拥兵自重，畏敌怯战，到达宿州（今安徽宿县）、亳州(今安徽亳县)后，旋即退师，使岳飞处于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境地。金帅完颜宗弼乘机大举反扑，却在郾城、颍昌被岳飞的部队打得大败。此时，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上书赵构，要求各路宋军乘胜进军，收复失地。黄河以北的广大人民也闻风响应，不少州县已为忠义军所攻占。赵构和秦桧却急令各路大军停止进击，撤回原驻地，岳飞被迫班师，金朝重占河南。韩世忠、刘    等军也纷纷从前线撤回。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宗弼再次向两淮进攻，但在柘皋镇（今安徽巢县北）又被宋军击败，宋军收复庐州。金人终于意识到不能用武力取胜，也表示愿意与南宋议和。

见此情形，宋高宗和秦桧加紧向金乞和。绍兴十一年十月，派魏良臣为“禀议使”赴金。十一月，金以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入宋，提出和议条件。双方最后达成和约：①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②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③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十二年三月，金遣左宣徽使刘筈至宋，对宋高宗进行册封礼。宋高宗向金一再请求，金才送归宋徽宗赵佶灵柩及高宗生母韦后回到身边。
   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绍兴和议”对南宋来说虽是一个丧权辱国和议，但使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这对宋金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此宋金之间进入到了相对和平的时期。
   绍兴和议后，国土缩小但政局稳定的南宋小王朝得以偏安江南一隅。
   三、重心南移，面向海洋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建立的小朝廷最初由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只好一边组织各地武装抵抗金兵入侵，一边辗转流亡于东南沿海各地。经过几年抗衡，当金兵撤回江北后，为了增强流亡政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实现政令畅通，进而富国强兵，长期偏安江南，宋高宗立即着手考虑为自己一手建立、刚刚喘过一口气的政权找一处都城。
    （一）定都临安，经略江南。赵构在渡江南逃期间，先后在扬州、杭州、建康（南京）、苏州、越州（绍兴）、明州（今宁波）、舟山群岛、台州、温州等地建立过“行在”（行宫），对这些城市都留下深刻印象，有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比如在扬州，他差点落入敌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他结束海上逃亡之旅，回到越州，并在此建立行在。不久，金兵就北撤了，赵构认为越州是个福地，次年便改之为“绍兴府”，寓“绍祚之兴”之意。
    但是，绍兴虽然给赵构带来好运，却不能定为一国之都，在赵构看来，有资格作为都城的只有三座城市：建康、杭州和明州。
    开始群臣均倾向于定都建康，认为建康是六朝古都，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最富庶地区，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但是南宋初期，宋军在两淮地区的防线并不稳固，金兵经常可以直接杀到长江边上威胁南京的安全，这对于几经劫难、受惊过度丧失生育功能的宋高宗来说，这个地方离金兵太近太危险，一旦东西两面被切断，想跑都跑不了。
    从保命角度看，明州无疑是上乘之选，一旦遇敌，可以直接从海上逃亡温州、泉州等地，当年宋高宗也的确是从明州出海才逃过一劫。不过明州离海太近，经常受台风影响，东面的舟山群岛还有海盗出没，如果金兵从山东等地绕道海上来袭，也是防不胜防。另外，从历史和文化积淀看，明州刚刚兴起不久，作为良港重镇尚可，充当都城，资历着实不足。
    杭州则集优弃劣，扬长避短，赵构对其情有独钟。首先，杭州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它地处浙西水网地带，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驰骋，从而大大地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所以他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其次，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四通八达的水网系统，可以获得四周源源不断的粮食、家禽、水产、果蔬等的供应，浙东运河又将它与明州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出口贸易十分方便。再次，杭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西湖景色。杭州自中唐至北宋的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不多，无论是经济抑或是文化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经过钱镠及其继承者的苦心经营，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水利得到兴修，西湖变得更加美丽。到北宋时，曾一跃而成为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交通发达、风景秀丽的“东南第一州”，这无论是对宋高宗个人或是对整个南宋统治集团来说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宋高宗将朝廷从绍兴府迁往杭州，时人最初仍称杭州为行在，到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感到政权已经稳定，就正式宣布改杭州为临安（临时定都于此）作为都城。为了安抚主张定都建康的群臣，高宗将建康定作“行都”，即陪都。
    一个格局气象并不怎么宏大、却充满着浪漫与享乐色彩的小朝廷就这样在凤凰山下建立了起来，也奠定了杭州千百年来灵秀隽雅，风流安逸，不失兼容并包、开放活泼的城市基调。后世许多观点对赵构的这次定都，往往抨击其立足偏安，不思进取，贪图享乐。依笔者看来，应有更深层次更积极取向意义。一方面，它很符合宋代以文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经验发展来看，如果说定都南京体现的是内河经济格局，那么，杭州就是海洋经济的象征。事实上，由于地盘的收缩，把都城定在杭州，把目光投向海上，既是形势所迫，又是当时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当时的南宋，踞守江南一隅，疆域已只及北宋的半壁河山，但占据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自古就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另外，陆地面积虽小，但蓝色国土———海洋的面积浩大，使南宋统治者看到，可以发挥人才、资源和传统手工业的优势，做大做强海洋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定都杭州，经略江南，向海取财，是维护南宋国力的战略选择。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扼江防御，护海谋生。北宋时，宋与辽、金的战争，主要是争夺华北和逐鹿中原。因御敌的屏障主要依靠黄河天险和各边关要冲，打的都是陆战。因此，北宋军队的配置，主要是擅长陆战的步兵和极具杀伤力与机动性的骑兵。当时北宋的水师数量不多，地位也较低，且大都作为地方水师部署在南方，主要用来维护海上贸易的治安，真正具备海防性质的只有广州和登州（今山东蓬莱）。
    南宋建立之初，随着宋金战线南移，长江中下游沿岸成为御敌要冲之后，李纲及时提出了“于沿流州府、要郡、次安郡设置水军，以习水战”的建议，于是，一些军队指挥员便纷纷招募水军，置办火军、手炮、木、手驽、戈矛、长钩等兵器，开始大规模训练以备战。但因时局纷乱，投降派首领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把持朝政，宋军的水师迟迟未能步入正轨，使得三年后金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将南宋王朝赶到了海上。
    在江防脆弱、被动挨打的现实面前，南宋政权终于痛下决心发展水师，强化沿汉水、长江、淮河一线布置江防。韩世忠部率先改制，装造大船，打响黄天荡截江之战，给宋军发展水军以极大的鼓舞。随后南宋水师迎来了大发展的最好机遇：绍兴初年，随着金军主力转去西北，南宋在国内对盗寇进行了清剿。在这次清剿行动中，宋军镇压了杨么起义。杨么原有数十万义军，凭借强大的水上力量纵横洞庭湖，屡屡大败朝廷官军。起义被镇压后，岳飞所部接收了杨么数万精锐水军，获得了1000多艘大小战船，其中还包括几十艘巨型车船。这些水军和战船摇身一变成了宋军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水师主力。更重要的是，宋军还找到了为杨么制造大船的那批能工巧匠。这批人员后来成为了南宋建造战船的主要技术力量。经过收编和大力发展，南宋初期包括张俊、韩世忠、岳飞和刘光世四大主力都分别拥有实力雄厚的“杨么”车船，其中刘世光麾下有李进彦所部水师5000余人。此外，南宋名臣张俊也收编了杨么义军残余周伦所部水军，并与湖南、江西等地的宋军水师合并，整编成十个指挥5000余人的“横江水军”，驻扎镇江。名将杨沂中所部神武中军的水师则驻守平江府洋浦镇一带。地方水军也得到较快发展，其中又以都城临安附近的洋浦（苏州近郊）、澉浦（杭州湾北岸）、定海、宁波外围最为重要。仅洋浦水师最盛时期人数多达11500人，是南宋规模很大的一支地方水师。
    绍兴和议后，南宋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积极收复中原变为消极防御。随着四大中兴名将刘世光遭罢官，岳飞含冤而死，韩世忠、张俊相继交出兵权，四路大军20万精兵被打散整编为10支御前军，分别驻扎在长江流域的各个重镇，统称“屯驻大军”，由都统制统领。南宋中期，宋军开始在屯驻大军外筹建“新军”，隶属于殿前司。到南宋后期，新军逐渐取代屯驻大军成为宋军的主力部队，部队将领一般都兼任制置使、安抚使，拥有独自组建新军抗击元军的权力。
    在海防方面，由于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为了防范海盗劫掠商船以及金国奸细从海上混入境内，同时更为了防范大股敌人从海上偷袭，南宋朝廷还设置了沿海制置使司统领沿海水师，负责海防事务，曾先后在沿海地区配置了12支水师，分别驻扎在沿海各个重要港口。南宋中朝，宋军在组建“新军”的同时，沿海各水师成为殿前司各军的重要组成力量，如泉州殿前司左翼军、江西殿前司右翼军、广州殿前司摧锋军等，其中泉州殿前司左翼军有水军3000余人，广州殿前司摧锋军有水军2000多人，这与当地是市舶司所在地，需要水师力量维护海上贸易正常进行有着密切联系。

 第二章    南宋工商业的发展与海外贸易的繁荣

    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和发展，工商业尤其是海上贸易更加繁荣，中国进入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进入鼎盛时期。
一、“胖子”肥体，养生有道。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燕京、中原等北方各府、州均被金国占领，丢失了超过三分之一国土的南宋政权，疆域虽然变小了，京都也被迫南迁，但其经济基础和战略腹地仍在。经过隋唐以来的开发，特别是经北宋一百多年来的经营，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所以，作家墨川在《南宋大航海时代》一书中把丢失了西北、华北、中原、山东等地，却保留了东南腹地的南宋，形象地比作是一个没了手臂、驼了背、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却又腹大、腰粗、腚沉的“胖子”。常言道：“胖子肥体，养生有道”。南宋统治者为了保住半壁江山，偏安一隅，于是用尽各种招数经略东南，促产培财，恢复国力。
    第一招是大兴农业。古代中国毕竟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民以食为天”，高宗赵构深知这个道理。为了稳固其偏安统治，高宗提出“招集流离，使各安田亩，最为今日急务” （《宋会要辑稿·食货》），即采取积极措施，把南迁流民安置到各府州，鼓励他们开发土地，贷给种子、农具与耕牛，免租三年或数年，使其安业生产，并注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东南地区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一是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建炎年间，数十万官僚、军队退往江南，同时大量北方老百姓为躲避战乱也纷纷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大迁移，这为江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大批南迁的北方劳动力和南方广大农民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发展农业。新开垦的农田主要有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架田（又称葑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梯田（在山区出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等。新垦农田最多的是“淤田”。 淤田分官淤和私淤。南宋时江东路开垦的官淤达79万多亩。太平州官、私淤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淤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淤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架田”多见于江东、淮东、两广，江面上都能见到随水高下浮沉的架田。范成大的诗句“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的就是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梯田”主要在福建、江西、浙东、四川。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梯，远引溪谷之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沙田主要在沿海地区。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280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16.2万亩。
    当时广东围垦的土地也很多。据《广东通史》统计，南宋时广东筑堤达17条，总长度14000余丈，造田面积达13.4万亩。南恩州（今阳江）是当时筑堤造田较多的州之一。阳江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长，滩涂多，特别是漠阳江出海口一带，属冲积小平原，土地肥沃，自然成为农垦的重点。据《广东通志》记载，南宋时在阳江县西南修筑辣达堤，溉田5000多亩。这为阳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水利治理方面，据《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也就是说，由于水利大兴，南方水田灌溉比中原便利。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农田100多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34万多亩农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肥田沃壤。抗金名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23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经孝宗、宁宗时期两次修筑，规模比以前更大。
    二是推广良种，提高产量。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粳稻140多种，糯稻50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已成为早籼稻的主要良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特点，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即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等稻子长高之后，再中耕几遍，直到收获。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稍为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约一石。
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北方人又喜爱吃面食，加上酿酒和军马用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因而推动了南方的小麦生产。到南宋中后期，南方小麦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包括两广在内，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晚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阳江部分地区仍有冬种小麦的习惯，主要分布在阳春南部和原阳江县的大八、塘口、新圩、合山等镇以及及漠阳江下游地区。据传，这一习惯源于南宋。上世纪80年代后，因小麦产量低而不稳便很少种植了。
    三是多种经营，发展经作。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到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公元1192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求百姓多种吉贝（棉花）、麻苎，说“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了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北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元初王祯《农书》说，南宋后期，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南方农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术。每年农历二三月开始播下棉籽，等棉苗出土后，每月锄草3次。每株棉有120个棉铃，就算“上品”。成书于1273年的《农桑辑要》一书，记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后期农民种植棉花的经验总结。
    此外，茶叶、桑、麻、甘蔗等经济作物也得到较大的推广。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在国内，茶叶的消费在富裕家庭中得到普及，饮茶成为一种时尚，斗茶之风盛行；在海上贸易中，茶叶也作为大宗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海外，既是受外国人欢迎的饮品，又是中国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种桑养蚕和种麻的地区也在扩大,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阳江是当时广南东路盛产甘蔗的主要地区之一。
    第二招是以财求和。以财求和的招式，北宋用过，南宋效法祖宗的衣钵继续采用。不过，北宋处于弱势时，与辽国签订“檀渊之盟”（真宗景德元年，即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以收复瓦桥关以南地区为名，发兵南下侵宋，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趋黄河边的檀州，对宋的都城开封构成严重威胁。在宰相寇准的极力劝谏下，真宗御驾亲征。在檀州，宋军射杀了辽军统帅萧挞览，迫使辽军签定和约，辽宋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史称“檀渊之盟”）破财挡灾，大抵人们还能理解，而人们对宋高宗的“以财求和”是唾骂的。因为宋高宗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完全有望收复中原的情况下，还主动求和，自废武功，迫害武将，不但失去了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民族气节，也使一个王朝彷佛没有了脊梁。这样屈辱的历史是不应重演的。但是，如果从南宋“养生”的角度来看，这又不失为一个重要门道：绍兴和议，南宋每年送给金国的是银25万两、绢25万匹，而由此换来的是两国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姑且不谈南宋国内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仅就双方此后的和平买卖就得益匪浅。
    宋金之间的贸易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贸易从绍兴和议后开始，两国政府先后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进行贸易。以淮河沿岸为例，南宋在盱眙军设置榷场，与金国的泗州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负责官员便按货物价值多少将商人分为大客和小客两类：货物总值100贯以下者为小客，以十人为保，在有司登记完姓名后，才可渡河去泗州与金人进行贸易；货物总值超过100贯的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榷场内与渡河前来的金国商人进行贸易。交易时，两国商人各占一廊，然后把货物交给中间的榷场官吏，以官吏为中介进行议价，只可传达信息，不可彼此见面，待达成交易后，官府按每贯五十文纳税。在从都城杭州运往边境榷场与金人进行交易的商品中，香料通常都是由海上输入南宋市舶司的蕃货，这些东西很快也在金国的贵族大臣中风靡起来。
    宋金民间贸易主要有陆上和海上两种。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镇和枣阳等地是双方在陆上进行民间贸易的集散地，位于光州西边的郑庄更是以每年几十万斤的茶叶、七八万头牛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走私名噪一时。海路方面，南宋的商人们或从官府防范不严的小港出发，或通过贿赂港口官吏，然后利用发达的海运系统将稻米、茶叶、丝绸、棉布、陶瓷、书藉等货物走私到金国控制的山东沿海出货，然后把皮毛、人参、药材、北珠等货品运回南方。可见，和平环境之下的宋金贸易给两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好处。
    随着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也让两国彼此的依赖性逐渐增强，一旦贸然发动战争，就将面临对方断绝商贸往来的威胁。这是两国统治者，尤其是贵族们最不能忍受的。因此，以财求和看似窝囊，实际上是汉族政权总结千百年来斗争经验得出对付外族政权最有效、最深沉、最不见血光的一招，也符合中国人擅长太极推手的民族特性。具体到两宋时期，以财求和的结果是：檀渊之盟磨去了辽国的锐气，绍兴和议打掉了金国的“獠牙”，让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长期的和平对峙中老化，最终被新的政权所取代。 
第三招是赋税盘剥。为支付巨额的岁贡、供养庞大的军队和官僚队伍、维持皇室奢侈腐化的生活，南宋政府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对老百姓的剥削。南宋的赋税可用“繁重”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且税率高，百姓的负担沉重。南宋要交的税赋可分为正税和杂税。正税即征夏、秋二税。杂税的名目则不可遍知，仅新增的三大税种就让老百姓不堪重负。一是“总制钱”。创立于南宋初期的1135年，后来跟北宋末年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根据规定，凡是买卖田宅、酒糟，以及进行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交易1000文，则由官府征收30文的“经总制钱”，后又增加到56文。由于“经总制钱”涵盖范围极广，可谓雁过拔毛，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多。另外，在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税赋名目。二是“月桩钱”。为了增加军费，朝廷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一定的钱数，名为“月桩钱”。地方官府往往不堪其烦，在当月期限内只能筹措到定额的二至三成，而下月期限转眼又到，还要继续向百姓催讨。 三是“版帐钱”。南宋初期，东南各路借口补充军用，向农民征收一种税赋，称“版帐钱”，被时人讥讽为“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例如搜刮较严重的两浙路各州，每年需要从农民身上搜刮10～20万贯才算完成任务。
      此外，南宋政府还征收有大批的商税、酒税和盐税。绍兴末年，每年收酒税1千4百万贯，盐2千1百万贯。北宋熙丰末年是税收最多的时候，每年为6千万贯，而南宋淳熙时每年达6千5百3千余万贯，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大减少，税收却明显多于北宋，当时农民所受剥削之重可以想见。
      第四招是文明渗透。文明渗透即通过包括官方和民间经贸、政治、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方式对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进行汉文化渗透，实现文明同化，从而消解其野蛮凶悍、恃强好斗的本性，弱化其侵略意念。两宋的文化渗透首先是制度输出。宋代的政体一直是周边诸国学习的榜样。辽、金两国在檀渊之盟和绍兴和议后稳定了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然后开始学习两宋制度治国。其次，科技文化输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宋代渡海前来中国的高丽僧人众多，这些僧人十分仰慕中国文化，在求法留学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求取中国书籍。于是，南宋政权便有选择地赐予书籍满足渴求。官方的赐书行为，又带动了民间书籍贸易的蓬勃兴起，中国的商人们不但把书籍销往高丽等国，还带去了印书必需的雕版印刷技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就是南宋时传入朝鲜半岛，再由高丽改铸成铜活字的。同样，辽、金等少数民族官贵也十分倾慕中原文化。侵入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上层人物的性情往往会发生巨大变化。最为典型的是金熙宗，据《大金国志》记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金熙宗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单是表现在衣着饮食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想政治上，以至于有一次完颜宗弼向他奏捷时，他却对群臣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金史·熙宗》）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政治改革，采用汉官制，废除伪齐国，推进绍兴和议，结束十多年的金宋战争。这表明，金朝统治者受汉文化的影响，治国方略已由武功为主转向文治为主。由此可见，虽然“文明”渗透在短期起到的作用或许有限，但是从长期透视，却有着不逊于“以财求和”的巨大威力。其作用的结果，是使来自苦寒之地的野蛮凶悍群体，逐渐适应了舒适的生活环境，野性逐步散去，仿佛一群张牙舞爪的狼傻乎乎地变成了一群温顺的羊。 
      第五招是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是南宋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赋政收入的重要渠道。高宗时，仅每年通过市舶司收入就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本书后面将作详细介绍）。
      二、工商两旺，进出俱兴
      宋室南迁后，随着农业的大发展，全国手工业和商业也不断加快。农工商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形成了南宋工商两旺的繁荣局面。
     （一）纺织业：丝麻主打，棉纺新兴。纺织业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丝、麻纺织业比北宋更加发达。南宋统治区虽然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刺激生产,使丝麻产量大增,仅官方上缴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就达1000万匹以上，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畅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飞跃就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兴起，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扦、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广东的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为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两广一带销行。鉴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最初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盘剥的项目，因而棉纺织在农村和农副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迅速发展。宋元更替时期的黄道婆，就是在流落海南岛的30年间学会了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并在晚年把技术带回家乡松江，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南宋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陶瓷业：窑系众多，产向大众。南宋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早在东汉晚期我国已制出了成熟的青釉瓷器，北宋时陶瓷生产有了较大飞跃，出现了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哥窑和饶州窑（景德镇窑）等名窑。到了南宋时，陶瓷业更加发达，不但工艺高超、制作精美，而且窑系众多，产销量极大。当时，大大小小的官窑、民窑遍布全国，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而且大量出口。
      南宋的官窑以临安（今杭州）凤凰山下内窑和新官窑为代表。“靖康之变”，汴京宫廷里的日常用品和祭器被洗劫一空。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宋高宗赵构为了满足宫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方面用瓷的需要，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历史上称之为南宋官窑。由于南宋官窑为宫廷所设，由宫廷派专人掌管窑务，皇家宫廷画院制样，选民间能工巧匠精心制作，宫廷委派督陶官监窑督烧，“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生产的产品全部归皇家宫廷独享，“臣庶不得用”。因此，很少人能见到真正的南宋官窑瓷的“芳容”。
      南宋陶瓷业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民窑的发展上。南宋民窑几乎遍布南宋境内的各州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江西景德镇的饶州窑、浙江的龙泉的龙泉 窑和福建德化的建窑。民窑的瓷器产品生产面向生活，面向大众，品种更加齐全，已不仅局限于宫廷用品和达官贵人的玩物，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日用品，如碗、碟、杯、盘、盆等。由于产品精美、品种齐全，使用群体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陶瓷的需求量自然也不断扩大，这极大地促进了民窑的发展。南宋是中国外销瓷发展的顶峰。南宋的商人们除向海外推销已有品种和规格的瓷器产品外，还接受订单，根据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喜好而改进生产工艺，进行“来样加工”，生产专门的外销产品。
      在众多民窑中，除饶州窑、龙泉窑和建窑等名窑外，“广窑”也很出名。“广窑”以广州的西村窑、潮州的潮州窑、南恩州（阳江）的石湾窑、惠州的惠阳窑为佳，而南恩州的阳江窑是当时 “广窑”的佼佼者。清雍正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记载：“广东瓷器，宋代以阳春、阳江为最著。”英国人波西尔在其新著的《中国美术史》一书也赞道：“阳春之南有县曰阳江，与阳春同隶于肇庆，而较阳春距海尤近，广窑中最著名之窑也。其窑质致密坚固，极耐磨损……昔曾此窑所制之宝蓝瓶，自北京宫中发出（清乾隆时）交唐英（当时的督陶官）在官窑中依式仿造，其精巧可知也。”阳江窑胎质纯净细密，颜色分白色和灰白色，上白釉、青釉、青白釉（影青釉）和蓝釉。无论是实用陶瓷或工艺陈设瓷，既有造型朴厚端庄又有典雅精巧的，品种繁多，广受赞誉。
      阳江窑的传器现已不多，且收藏于故宫和民间收藏家手里，其中最受人重视的是故宫藏品。1927年，经陶瓷专家郭葆昌鉴定为阳江窑制的“修身理性琴”，曾在故宫周刊第十期影印发表，郭葆昌撰写的《故宫辩琴记》一书广为介绍，称“其为器也，象制中程，修短合度，贻骨毕露，其质紫砂，徵十有三，填以白釉，龙池中有铭曰：‘惟沙陶瓦，制从鸿蒙，鸢飞鱼跃，为歌南风。’风沼之内则题‘修身理性琴’五字，秦篆体，深雕而以荐釉，其色月白，极其晶莹澄澈之致。又谓南宋至今，数百年仅有此器，而又完好若是，不可谓非旷代之瑰宝矣！”据《阳江县志》记载，1935年出版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的第二卷影印着阳江窑烧造的展品3件：天蓝号筒式小瓶一件、葱绿小瓶一件、月白刻划花牡丹笔洗一件（北宋时出品），均为故宫藏品，深受世人见重。1940年春，中国文化协进会搜集广东文物展览于香港，其中就有一批阳江窑的传器。后经简又文选印于《广东文物》的有梅瓶2件，胆瓶1件，象耳瓶1件，天球瓶1件，蟠螭小瓶1件，四合大吉瓶1件，三足炉1件，兔式花盘1件，菱花盘1件，蟾蜍1件。1963年广东民间工艺馆举办石湾历史艺术陶展览，征集了一批阳江窑的传器，布置在展馆的首个摊位。展出的精品有寿洗、海棠式洗、天蓝双耳炉、梅瓶、钧釉三足炉（钧釉是窑变釉的杰出代表，在通体天蓝色中闪炼着红色或紫色的渐变斑块，极其绚丽多彩，足见当时阳江窑技已炉火纯青。这些阳江传器虽是千年古瓷，其釉色依然光亮润泽，特别是刻划花施以影青釉，白中泛青，在刻划花纹之凹处釉层厚实而显青色。清末许之衡在《钦流斋说瓷》说阳江瓷器：“青瓷甚薄，雕花纹而影出青色者谓之影青。”这充分显现了宋代阳江窑制作技艺之高。

（三）造船业：技术发达，闯海力强。大约在唐朝中后期，我国海船建造水平逐渐超越世界上航海发达的国家而居于领先地位。由于江防战船的改进和海上贸易的需要，宋代的造船技术比隋唐时期又有了长足进步，逐渐形成了江淮地区的内河造船中心和福建、广东沿海的海船建造中心。当时之所以把海船建造中心均设在南方沿海，这是由于木质和气候的原因，在北方建造的海船容易被海水腐蚀，而在南方港口附近就地取材造船能很好地解决“木腐”的问题。到南宋时，中国海船的设计风格大体成型，其中以福船、沙船、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是当时中国的四大船型，其中沙船和浙船为平底船，主要用于行走江河、东海一带水域。以“木兰舟”为代表的广船都是大型商船，深阔各数十丈，体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表明其更适合于远航。福船的特点也是体型大，船型饱满，船只两头翘起，尖底，适合在大洋上航行，帆为典型的中国“四角帆”，呈扇形张开。
      无论是广船还是福船，宋代海船船壳的设计结构都采用了关键技术，即组成船壳的木板间不是平衡对接，而是一层压着一层叠加搭接的。这种类似“鱼鳞状”的搭接法不但使得船壳木板联结紧密严实，其叠加构造也让船壳整体强度大大提高，不易渗漏水。这种设计在泉州发现的宋代海船残骸得到证实。在舱内设计上，宋代海船也极具人性化特色，不但有舒适的客房，还能在船上养鸡、养猪、种菜、酿酒，使商客们能够享受到新鲜的食物。如“南海Ⅰ号”沉船上发现的两具眼镜蛇遗骨，有关专家分析这很可能是船上印度人饲养的宠物。如果是这样，就更佐证了宋代海船的人性化设计。
      南宋海船闯海力超强，还因为隔水舱的广泛应用、指南针的发明和航海经验的积累。隔水舱技术本发明于唐代，就是在建造船只时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独立舱区，这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到了宋代，造船已普遍采用隔水舱技术，依船体大小将船舱划分为8个或13个以木板拼接间隔而成的独立空间，并加以密封，使水不能渗入。这种分隔与密封的性能，使船体在航行当中，一旦出现船壳某处撞破进水，海水流入的也只是与受损船壳相对应的密封舱，而不会漫延到其它舱体。若舱内进水不多，只是把进水舱区里的货物搬走，就能对破损处进行抢修，不会影响船只继续航行；若舱内进水严重，就可以采用抛弃货物的方法来减轻船体载重量，争取时间将船开往附近港口修补，或危急时刻还来得及采取措施逃生。
      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海上航行多以日月星辰及各种海陆参照物为指引，直至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磁铁制造的指南针，并将其应用于航海。到了南宋时期，航海家们又围绕提高精确度和方便操作来改进指南仪器，将指南针发展为罗盘形，也称为针盘、子午盘、水罗经等。罗盘是一个刻有方位的小盘，中间盛水，然后将人工传磁后的钢针横穿几段灯心草后置于水面进行方向定位。随着指南针精度的不断提高，宋代航海技术取得了划时代突破，自此也拉开了世界航海史的崭新一页。
      与此同时，南宋的海员们已能非常准确地掌握和利用季风转换的规律进行航海。每年的11至12月间，西北季风强盛，海船便可沿着南海丝路南下；5至6月间，东南季风起，则从南洋归来。若走的是通往朝鲜半岛、日本的东海丝路，对季风的利用则正好相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新航线的开辟，记录航海路线和沿岸港口地貌的海道图亦应运而生。两宋时，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伪帝刘豫献于金国皇帝的海道图等都详细记录了当时海图发展的概况。总之，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经验的积累，使得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当时中外贸易的主通道。
     （四）造纸印刷业：技术变革,纸墨精良。我国古代最早采取的是刻板印刷术,始于隋唐,到北宋刻版印书大大盛行起来,已发展为官刻印、书坊刻印、私人刻印等三大类型。南宋政府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在宋高宗末年曾集中地方官署所刻书版，令国子监印了许多前所未有刻本的书，内容遍及经、史、子、集。这些书籍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而闻名于世，这批书籍流传到现代的已经极少了，并且已作为“宋版”珍本来收藏了。
      尽管传统的刻版印刷方法到两宋时达到了极盛阶段，但由于宋代以文治国，不论治学还是出仕都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经史文章，因而仅依靠刻雕版印刷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农民出身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升活字印刷的方法是：用胶泥做成活字块，每个字块作为一印、字块用火烧硬。排版时用铁板一块作垫板，铁板上涂一层松脂、蜡和纸灰，再在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将活字块一个个排进去。排满一板之后，放在火上将铁板上的松脂、蜡烤化，然后用平板把活字压平，再等松脂、蜡凝固了，活字被粘在铁板上，就完成了排版的程序，接着就可以印刷。如果只印三几份，这办法并不省事，如果要印成百上千份，那就快得多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现代铅印的印刷术，就是在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改进的。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减少了印刷的原料和人力成本，推动了造纸业的发展。两宋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生产和纸质的提高，又促进了印刷单位的改变，南宋时，全国形成了临安、眉山和建阳三大印刷业中心，使印刷和图书业进一步发挥了产业优势。
     （五）城市商业：买卖兴盛，街市喧闹。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城市商业的繁盛是空前的。南宋城市商业文化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特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曾作为北宋时仅次于汴京的南方大都市，杭州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户口达20万户，南宋初年由于兵灾，户口所存仅五、六万户。南宋定都后，北方人流大量涌向杭州，人口很快恢复到北宋水平，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杭州有26万多户，到南宋末年更增为38万多户，1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军队人数。
      临安市场上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居民日常生活用的大米依靠苏、湖、常、秀以及淮、广各处客米供应。这与北宋开封依靠官府漕运已经大不相同。柴炭水果等物，主要依靠衢、徽等州，荔枝则从福建、广东运来。海鲜主要依靠明、越、温、台等州供应。由于物资需要量大，所以商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构成了临安商业空前繁忙的盛况。淳熙年间，仅临安府城内外及诸县，一年收商税钱达102万贯，相当于仁宗景佑时全国商税的四分之一。
      继临安之后，南宋还有一批州城的城市经济也很发达。如苏州城，在经历南宋初年战争浩劫之后，经过六十年的恢复，到淳熙十一年有户十七万，人口数十万，成为两浙的第二大城市。长江下游的镇江和建康，这时已成为两浙、福建、广南海商买卖的集散地。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武昌）发展也很快，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是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长江沿岸的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是客商云集、交易繁盛的城镇。其它如长沙、成都、兴元、襄阳也都是全国各区域的中心性的著名商业城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宋末元初游历中国时，曾称成都为西南大都会，商人载货物进出往来，“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者”。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反映出中国当时的城市经济是足以夸耀于世界的。
      在宋代以前，城内街道一律不准开设店铺，晚上，街上会实行宵禁。直到唐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兴旺，很多成规被逐渐打破。到了北宋，随着坊制、市制的破坏，夜禁已松驰。商家街头买卖既成事实，朝廷正式承认了现状的合法性。在官方的支持下，大街上很快店铺栉比，往来客商熙熙攘攘，夜市也暄闹起来。到南宋时，都城临安的夜市更加繁盛。“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卷13《夜市》)。
      临安夜、早市的兴旺又带动娱乐业的兴旺。处在临安闹市地点的一些固定的聚会玩闹场所，被称做“瓦子”。“瓦子”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古人觉得这类玩闹之徒忽聚忽散，犹如破瓦之属，便将其聚会玩闹的场所称做“瓦子”，也称做“瓦舍”、“勾栏”、“瓦肆”。“瓦子”里主要为表演场所，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为表演内容。“瓦子”常和酒楼、茶坊设在一起，通宵营业。这相当于今天的夜总会。
      南宋的都城临安最高峰时全城拥有23处“瓦子”，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上演百戏的场所）13座，分别演出史书、小说、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相扑、傀儡戏、说唱和影谈（类似相声和小品）、皮影戏等，演出通宵达旦。所以，诗人林升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当时娱乐情景的真实写照。

 （六）外源经济：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南宋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上贸易网络和最先进的造船及航海技术，这为其发展海外贸易创造了先决条件。面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被切断，传统的战略和贸易空间大大缩小，南宋统治者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以海洋为中心的战略空间的开拓，争创生存和发展的优势。
       ———东南沿海，港口连珠。发展海外贸易，港口布局十分重要。为此，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增设了众多港口，宛如一颗颗镶嵌在东南沿海上的明珠。较大的始发港主要有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秀州（今松江）、镇江、苏州、温州、江阴、上海等，其中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另外，南宋时还有一大批中转和补给性质的中小港口，如广东的潮洲、溽洲（阳江北津港至台山广海一带）雷州（徐闻）港当时就是知名的海外贸易中转港。为了经营好各个港口，确保政府收入，宋代进一步强化市舶司掌管制度。市舶司最早是在唐初由朝廷在广州设立，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广州市舶司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征收关税以及垄断进口货物的买卖，一般由岭南当地行政长官或宦官出任市舶使。公元971年，宋军攻克广州，平定南汉，宋太祖赵匡胤立即下令在广州建立市舶司，任命大将潘美为首任广州知州兼市舶转运使。此后，随着东南地区的陆续平定，北宋王朝又在杭州、明州设置了市舶司，与广州合称“宋初三司”，继又在泉州、渔州、秀州和山东密州等处设置市舶司。两宋市舶司掌管的主要事务有：收购海外运来的货物，用来专卖或上缴；接待各国贡使和招待外商，并对外国商人的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管理本国商船及海外贸易征税，等等。从市舶司的设置时间及其管理实绩可以看出，广州一直是全国海外贸易的第一港。直到南宋初中期，广州仍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市舶司的收入“倍于他路”。宋高宗曾说，广州如果管理得当，蕃商往来，可以“纳得百十万缗”。绍兴末年，闽广两市舶司岁得息钱二百万，大部分是广州市舶司赚得的。福建的泉州，自南宋中期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蕃舶为命”的城市，阿拉伯、东南亚、印度等几十个国家的商人集中在此贸易，加上泉州周围的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县，在南宋时生产大批瓷器、铁器、丝绸、船只等，宋政府又从各地调去大量货物，使泉州能从事大宗海外贸易，因而，在南宋晚期，泉州的地位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宋代“南海丝绸之路”中转站和补给港的阳江北津港，其远洋贸易的历史地位较为突出。北津港位于今阳江城的东南部、海陵湾东北部、漠阳江与那龙河交汇的出海口附近，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已是海外商船往返番禺港的著名中转站和补给港。其濒临的海陵湾在南鹏列岛的北面，东起台山广海，西止于海陵岛的马尾岛西端，这一带古时泛称溽洲。因而一些史书往往把海陵湾的港口统称为溽洲港。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由于概念上的含糊，后世一些地方志往往又将台山广海说成溽洲港。事实上，宋代广东西南溽洲一带（今海陵湾）最负盛名的中转港口应是阳江北津港而不是台山广海镇。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阳江一直是汉代、西晋和南北朝、隋唐时期古高凉（高州）郡（州）治所在地，阳江北津和石觉头港在南朝后期一直是“高凉生口（奴隶）”对广州贸易的重要港口和外国商船前往广州的中转港，而同时期的台山广海却是默默无闻的，港口基础和知名度远不如阳江北津；其二，入宋以后，阳江继续成为州级建制即南恩州的州治，宋代在两广的贸易港的设置大都是州治所在地，如潮州港、雷州港等，其时的台山广海只是一个很小的市镇，不具备设置贸易港的资格。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宋代出口的大宗产品是陶瓷贸易，为了方便运输，当时商家大都把陶瓷产地设在贸易港附近地区。阳江的石湾陶瓷正是随北津港、石觉头港的设置应运而生的。而台山广海一带，却没有生产陶瓷的史实记载。所以，在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交通历史的今天，我们要以正视听———阳江北津港才是宋代广东西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中转港口。
       ———中国商旅，远涉重洋。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进出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出口商品主要以丝织品、瓷器、糖、五金和茶叶为主。印本类书籍也大量销行到海外。进口商品多为香料、珍宝、木材和药物等。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骤起，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乘风破浪，横渡印度洋，约一个月到达印度南端的故临国，如想到阿拉伯各国，需换上小船从故临出发，大约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越过阿拉伯海，就可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从泉州和广州渡海到达阿拉伯各国，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为了更好地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宋朝统治者一方面积极颁布和修订管理措施，鼓励贸易。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市舶司制度，对海外贸易采取专卖控制，即“禁榷”。所谓“禁榷”，就是朝廷禁止一般商人自由从事海外贸易，凡船舶进出港口都必须持有市舶司发给的“公凭”，并由水师舰船监送。本国商人从海外贸易归来时，也只能从出发港返回，不得擅入其它港口。宋代“禁榷”的商品有十余种，主要是大宗高利润商品，如香料、宝石、珊瑚等，若还有其它获利较大的商品，官府还会收购一半以上作为转销之利，所以一律由官府作价，并尽量压低收购价，然后高价转卖，只有很小一部分廉价香药才准予放价。
       除了大宗进口商品，铜钱也在“禁榷”之列。但由于南洋各国普遍缺铜，往往把大宋铜钱当作镇国之宝，大量铜钱因此通过走私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从“南海Ⅰ号”上被发掘出来的巨额铜钱来看，可以佐证以走私的方式，将铜钱出口到海外已经成为南宋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铜钱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硬通货币，很多东南亚国家及北非的境内、东非的索马里都曾出土过宋代铜钱，可见当时海上贸易往来之繁荣。
       ———蕃商团队，涌入华埠。在加强海上贸易管理的同时，宋朝还派出官员和商人招徕海外商客，处罚办事不力、影响贸易的官员，奖励海外“招商引资”卓有成效的官员和商人，并对外商在中国的财产、遗产加以保护。这些激励措施，不但有效地调动了官吏招商引资的积极性，而且刺激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每年夏至以后，乘本国的海船提着蕃货，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一些外同商人还在港口定居下来。两宋前中期以广州居多，后期以泉州为盛。
       宋朝官府沿袭唐代的做法，在蕃商聚居的港口划出一片区域供外商集中居住，称“蕃坊”，并设“蕃长”，对蕃坊进行管理。如果蕃人犯了小罪，当地官府会核实后交由蕃长处理；如果蕃人犯了重罪，则由当地官府直接处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蕃坊出生蕃商的后代越来越多，宋政府特地在当地兴办“蕃学”，用以培养蕃商子弟和外国留学生。一些“中土蕃客”后来还成了南宋的要员。如蒲寿庚就是来自阿拉伯的蕃商后代。其祖先原来由占城徙居广州，以经营香料起家，成为广州港总揽中外贸易的蕃商首领。蒲寿庚继承祖业后，事业日兴，“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后迁往泉州，成为泉州港海商首领。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Ⅰ号”的探秘
        800多年前，成千上万满载进出口商品的海船在南海通道上扬帆而过，“南海I号”便是其中的一艘，而且是众多遇险沉船中的一艘远洋贸易帆船。由此有人曾估算，中国古代自开启远洋贸易以来，在东海和南海远洋航道上遇险沉没的商船将达万艘以上。从艰险的角度上说，这实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航海辛酸史；但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去挖掘，无疑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文明史诗。透过这部史诗，我们能够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I号”的许多秘密。
        一、海上丝路，物换星移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最早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首次提及，这个概念如今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分东、南两条线。东线的具体路线是从江浙沿海港口北上，经山东半岛跨越东海、渤海到达日本和朝鲜半岛。南线的具体路线是由华东、福建、广东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到达东南亚、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两千多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从始发港的兴衰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都发生过许多重大变化。追溯这段历史，令人回味无穷！
       （一）早期海丝路：起点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始发港是北部湾诸港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也就是说，当时从日南（今越南中部）、徐闻、合浦等地乘船出发，沿海岸线南行，5个月可到马来半岛的都元国，继续航行4个月，就能抵达泰国西海岸的邑卢没国；在泰国西海岸和缅甸东南岸航行20余日后登陆到达谌离国，再步行10余日到达缅甸西南部的夫甘都卢国；再从那里坐船航行2个月，就可到达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这些地方的民俗与当时的海南岛相似。这说明北部湾的日南、徐闻、合浦等古港均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汉代之所以选择北部湾诸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确切地说是以战争扩张为最初目的的。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为了实现“交通天下”的宏愿，便调50万秦兵南征，却因当地百姓的激烈反抗和交通不便导致粮草运输受阻而面临空前困境。为了解决军粮运输问题，秦始皇下令立即开凿今广西兴安县境内的灵渠（又称兴安运河），它将湘江、漓江之分水岭凿开，将湘江上源浏阳河的水引入漓江。这样，通过灵渠将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中原地区可以直接由水路抵达岭南，并先期进入广西境和北部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湘漓道。
       湘漓道开通后，大批中原汉人经此迁徙到岭南，一些中原地区的商人也随军队来到岭南经商，其中有的商人继续顺江南下到达北部湾海边，开始与南洋地区进行出海贸易。
       大家知道，秦汉两朝的政治中心都在关中，这对于出关中下南洋的商人而言，从北部湾出海是最便捷的途径。于是中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便在北部湾应运而生了。秦汉时期中国商人开展海外贸易最早的始发港选择在北部湾的日南。日南地属今越南中部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共九个郡，属交州，而日南郡下辖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等五县（全在今越南境）。由于汉代的日南隶属中国，与东南亚等国距离最近，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第一个便选在日南。后因日南郡的林邑蛮夷反叛，常常劫杀来往的外国使节和客商，故日南通道从此闭塞。该通道闭塞以后，商人们便又选择当时合浦郡治以东的徐闻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这是因为当时的徐闻县，地处雷州半岛的南端，扼交趾至广信（封开）海道之咽喉，对儋耳、珠崖二郡（琼州）的控制更为重要，徐闻当时又是内海交通贸易的中心，商贸交通往来于广信、琼州、徐闻，故当时选择徐闻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然而，徐闻无内河作为依托，土地贫脊干旱，每年多台风袭击，且港口开阔，无阻挡风浪之屏障，所以徐闻港不久便遭废弃，被条件更优的合浦乾体港所取代。合浦乾体港地处南漓江入海口，水深港宽，拥有纵深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并有内河作为依托。中原航船可经湘江、漓江、桂江、北流江和南流江直抵该港出海。外国商船进入乾体港后，可溯江而上、水陆兼程，较快到达中原和汉都长安。由于合浦地理环境优越，有内河作为依托，又是合浦郡治所，为北部湾沿海的经济、政治中心，合浦港自然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史载：“合浦与外夷海上通商，由来久矣，汉初最盛。港湾帆樯林立，常有大舶百艘、小舟不可胜数。”（墨川《南宋大航海时代》）可见，汉初合浦已是繁盛的对外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