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家》杂志:贪官发迹之谜：有1个强大的“关系网”

（一）“官场关系学”，其“学问”博大精深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频频得手？为什么如今的贪官会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有恃无恐？为什么贪官们索贿受贿、收受财物的坏事干的越多，官场上就越发迹，官升得越大？为什么贪官们的触目惊心犯罪事实与一次次表彰奖励不断升职升级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和单位会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腐败→升官，升官→腐败”，“一边干坏事一边升官”？为什么现在的反腐败会如此艰难？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失去信心？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贪官们善织“关系网”，用“关系网”来腐败，用“关系网”保护自己。我们的社会历来似乎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有的人笃信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有“后台”，只要“朝中”有人当官、当大官，包括升迁在内的事情都好说，都好办。山东省莱州市原市长矫智仁就说：“反腐败只是做做样子，别人没事，咱就不会有事。只有政治斗争，没有反腐败斗争，只要关系不倒，就不会出事。”于是，对“朝内”有权势的大官就拼命地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就拼命地“孝敬”，就用贪污贿赂来的不义之财去“打点”，用人情去拉“关系”，用金钱去买“关系”，用美色去攻“关系”，去跑官，去卖官，去要官，就拼命地溜须拍马。而且，在一些地区的官场还流行这样的 “风气”：“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和“小送升小官，大送升大官，不送不升官”。 所以就有这样的顺口溜：“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譬如，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就说得异常坦率：我“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而对那些心术不正的有权势者来说，似乎也不是一个糊涂蛋，他们也变得特别地“实惠”，变得特别地“开放”，照例是“来者不拒”，而且是多方给予“关照”，只要是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要什么荣誉就给什么荣誉，要什么官就给什么官。

譬如，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一个靠自己肉体、色情发迹的高级娼妓的大贪官，在十年之前就有人状告于她，然而什么用处都没有，不仅告状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告状者受到了打击报复，而且状告得越多，她当官上升的速度就越快，为何？这个蒋艳萍倒是说得很坦然：“我有的是关系。”凭这个关系，她可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叫嚣：“现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状了，告诉你们，那是不自量力。哪儿都有我的人，他们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便是在贪官们下大狱之后，对“关系”还是非常迷恋，沈阳慕马案主角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放言说：“只要关系找到，用足金钱，就一定能摆平（马向东）案子”，为此不惜巨资行贿送礼，找关系、通路子。

其实谁都知道以下这种现象：中国的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后还受惩处，并不是说他们智商有多么高，作案有手段有多么高明，而在于他们的“关系网”编织得非常精，非常密，非常硬，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后，来自“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亲爱者’”的条子、电话如潮水涌来，让办案之人感到非常为难。广西巨贪李乘龙受贿调查案刚进入取证的关键时刻，就有一个“神秘高层人物”打电话给检察院，要他们立即以当时认定的4﹒5万元结案。如果那样做了，那么李乘龙的1666万元的案就肯定查不了，检察院的一些同志就没有信这个邪，硬将“漏子”捅到了中央高层，“请”来了中央调查组，进行了全封闭的办案，还将李乘龙转移到广东（足见保护李的势力之厉害），才使最后案情大白。

山西绛县那个在短短几年吊打捆绑群众上千人、非法拘禁300余人被人称为“活阎王”的“三盲”（文盲、法盲、流氓）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案件的背后，就充分说明“关系网”在某些地方的猖獗。这个明明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搞到了大专毕业文凭；这个明明一点法都不懂，原来只是在法院开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混上了县法院副院长之高位；这个在绛县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民愤极大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其罪行居然都能被长期包庇下来不受惩罚；这个恶行、劣迹累累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居然在1995年被山西省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省内的一些新闻报刊将他称为“人民的好法官”；当中央工作组抵达运城，展开对他的劣迹调查时，凭借“关系网”，竟有200多个电话打给他，通风报讯；更有“意思”的是，中央专案组抵达运城时，姚晓红的“关系网”居然敢给中央专案组停电、停水、停电话。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湖北那个大名鼎鼎“五毒书记”张二江的一本“名著”：《下级学》。这的确是他官场运作多年的体验，也是他几十年仕途的经验，“学问”博大精深，然而依我看来，所谓“下级学”，就是“官场关系学”，就是如何寻找“后台”、怎样建立“权力关系网”的“学问”。对此，张二江说得非常巧妙和婉转：“我认为在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如果没有老领导、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这些关系，很难搞活一个地方的经济”。凭借这一“学问”，尽管“五毐”在身，张二江在官场仍然直发发地发将起来。所以，在审判张二江时，当审判长询问其向他索贿受贿索的一笔钱用到何处时，张二江“婉转”地回答：“这些钱我放在秘书手中，春节到上面‘搞外交’时都发出去了。” “搞外交”？说得多好听啊！实际呢？就是去搞“搞关系”，就是用钱开路，就是去贿赂。结果呢？一些拿了贪官“好处”的官，在过去，是提拔这些贪官的积极鼓吹者，对贪官污吏的劣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者、庇护者，于是当今的反贪往往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有些贪官污吏腐案要隔着好几层领导的“直接干预”下才会“事发东窗”的。

（二）当今社会的四张“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和“家族关系网”

有的专家说：“一个人要想聚财，就先要聚人；有了人气，才会有财气。人际关系网络就是无形资产，就是生产力，尤其在中国，关系就意味着资源。”表面上看，这类话说得不错，还蛮有道理，然而一不留神，腐败官员将其用到腐败上就将行贿理论化、正当化的了。

那么，当今的腐败分子编织的是什么“关系网”呢？他们编织的是“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和“家族关系网”。

“权力关系网”。当今的社会腐败为什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原因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用不着多长的时间就在自己权力体系內编织了的权力网。他们用腐败来的利益按照权力的大小、等级的高低进行利益分割，建立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关系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有的人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安插亲信。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扭紧一股绳，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是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句话，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臭名昭著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是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编织了难以破除的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最后将准备报导的腐败案件扼杀于摇篮之中。

“金钱关系网”。在以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权力和金钱的联姻，在这种联姻中，金钱对腐败势力形成来说，是腐败集团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粘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滑。

“家族关系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族势力曾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家族文化一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所以，只要有机会、有条件，它就会很快地死灰复燃，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出现了大大小小、滑形形色色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妹马静芳和其弟马建华）姐弟身上的，她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他的老婆都一律是“来者不拒”，即便是对那些有权有势领导人的子女来行贿，她也是“铁面无私”，“照收不误”（褚的意思对这些人是“免收”），褚时健的垮台就是从她的妻妹马静芬的被捕开始的；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的多、识的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譬如，就是那个褚时健，破获此案真还费了不少劲，首先中纪委直接插了手，没有这一招恐怕还动不了他呢；其次，即使抓他的老婆，也真还动了一番“脑筋”，很多报道中用了“巧捉‘褚夫人’”一词：即设计将“褚夫人”调出玉溪市，然后再将她抓捕归案，为什么？就是因为褚在玉溪的势力、影响太大了，担心抓捕她的事，一旦闹大了，“他们能不能离开玉溪市就成了问题”，足见这个腐败的家族集团的厉害。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譬如，新疆乌鲁木齐市警方在统一行动，一个早晨共收容了150名“三陪女”，然而还没有到中午，就有上百人前来为“三陪女”说情，说情的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说情者既有生意人，也有国家干部，有的人“来头”还很大，“关系”还相当硬。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由于此风的盛行，还使一些干部群众对反腐败丧失信心。这些人为什么要说情？原因很多。一是确是自己的老部下、“亲爱者”，受人之托，不好意思拒绝；二是自己得了求情者不少好处，难以拒绝；三是本是一伙的，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使自己受牵连，为他说情也是为自己开脱；怕问题揭露后影响自己的形象、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从本质上说，这“四张关系网”就是“腐败网”，它起之于一个权字，是中心，没有它什么都做不了；为了一个个利字，是“催化剂”、“润滑油”；联结于一个情字（感情、交情、友情、恩情），是粘合剂；当然，它最终败于一个法字，带来的必然是身败名裂。

（三）“四张网”的“功能”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网”的“功能”。它的“流行”，第一，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第二，它大大地加大了社会对腐败监督的难度。譬如，由于“关系网”的作用，有的人明明问题比较大，然而就是立案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强大的“保护伞”，有很硬的“红后台”，因为在我们的某个制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同级管理的干部立案需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因而有些单位的“第一把手”一发现自己的“关系户”（或是所谓的名人、熟人、能人）有问题，就是不表态，借口“要慎重”、“要搞准”，将问题拖着、挂着，让你立案立不起来。还有一些想对腐败进行监督的正直监督者，其监督行为还只是刚刚实施，就被这“四张关系网”牢牢地“套住”了，一点都动弹不得，有的不得不违心地做了“网中人”，有的则被“四张关系网”缠绕于身，最后“窒息而死”。有的人说得好，中国的腐败分子之所以难上审判台，并不是说他们作案有多高明，有多聪明，而在于他们的网织的那么精，那么密！第三，它恶化了整个社会风气。请看以下的顺口溜：“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当今贪官污吏编织“关系网”就是为了寻求“保护伞”，就是为了寻求“红后台”。一般来说，贪官发迹的轨迹是；“用钱买权”→“用权卖钱”→再“用钱买权”（升官）→再“用权卖钱”（价钱更高）……如此循环不止。所以，在许多地区，不少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式：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要当更大的官。所以，对上的贿赂就特别“大方”，特别舍得、慷慨，安徽省的原副省长王怀忠在当专员时，有位领导的儿子结婚，王怀忠和时任副专员的徐合迎、肖作新三人计议，要给领导“表示表示”。肖作新说，那我们一人送5万元吧。徐合迎表示赞同，而王却不置可否。后来三人分别送礼，肖送5万元，徐送10万元，而王则送上20万元。这就是像王怀忠这样的贪官，贪欲太盛，政绩都是弄虚作假的，什么都想要，民愤极大，名声很糟，走到哪里告状信就跟哪里，然这类贪官就是倒不了，不仅倒不了，反而是“节节高”、“年年发”，这些贪官的官运为何如此亨通？难道管这些贪官的组织部门的人都是“弱智”？说给三岁小孩听都不信，关键就在于这帮贪官“朝中有人”，有很硬很硬的“后台”，有坚固而结实的“保护伞”。

前不久，报纸报道了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童言白在有关部门调查许洛高速公路建设质量问题时闻风外逃。为什么能“闻风外逃”？谁通的“风”？谁报的“信”？他为什么又能顺利脱逃？显然这是“关系网”的作用，是有比童还要大的“消息灵通人士”通的“风”、报的“信”。谁都知道，若是不通“风”、不报“信”，童言白一被抓，大家一起完，所以“关系网”就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紧急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通知文件，收缴党政干部、司法公安人员的出国护照。国务院还下令公安部、海关总署、武警边防，对28个对外开放的航空港、陆路边境，加强对出境、出国干部证件的检验，以堵漏洞。

还有一个被媒体报道的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他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三光书记”，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这个家伙嗜好赌博，热衷于通过赌博敛财和放高利贷敛财。他于1996年5月至2003年4月任周宁县委书记期间，在该县党政干部的职务提拔、人事调整和职工安排及工程发包、土地开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234万元，此外，还有23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林任县委书记7年，上任不久就开始收钱，最近几年愈演愈烈，当地干部群众封此“雅号”，足见其坏已经到了妇孺皆智的程度了，可我们的组织部门对这样一个道德沦丧、不知廉耻、大肆受贿、疯狂猎色的官场败类却是一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更有甚者的是，周宁这个每年靠上级财政补助度日，2002年底，财政负债高达2．7亿元，累计赤字1．04亿元的底子，却被誉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和“环境最佳县城”，还摘得了“第三次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县城”桂冠，足其能量之大，后台之硬，若是没有“关系网”在暗中庇护，没有“红后台”对其撑腰，谁信？！

再有一个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她是我国检察机关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正全力进行追捕的贪官。杨在经济上的问题，一点不亚于成克杰，被认为是“温州最大的巨贪”。杨秀珠当了四五年副市长，温州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告状告了四五年。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正常程序甚至通过“三讲”指导组向上级反映过问题，而有关上级有关部门和组织部门在党内民主的执行上似乎完全走了一个过场。对她的检举信像雪花一样，不断飞到省市纪委甚至中纪委。她在规划局任局长时，本没有审批土地的权限，但是由于杨与后来的市委领导关系，使她最终有了审批土地权。为了所谓“工作的需要”，她得到了市长助理的头衔，专管铁路。她从副局长升任局长、市长助理就遭到人大代表两次否决。为使杨秀珠顺利进入市领导行列，为避免再次出现被人大代表否决的“前车之鉴”，前温州市委某领导亲自出马做工作，并决定提前一个月避开人代会选举，召集人大常委直接通过，突击提拔了杨秀珠为温州市副市长。“案子一直在查，官一直在升。”正当有关部门要审查她时，她却轻易出逃了。有人说：“以前林彪一家三口叛逃，结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她一家四口却成功出境，可见本事真大。”为什么能那样？就是因为朝中有人，有很硬很硬的“红后台”，有极其厉害的“保护伞”。

沈阳市原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贪污受贿，长期包养情妇，为博情人欢笑竟一掷千金，群众早有举报。为掩盖其罪行，原市长慕绥新让其心腹——原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分管监察局，使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查处。

反映王怀忠问题的群众来信特别多，在安徽人所共知，王怀忠甚至在大会上扬言：“你们不是到处告我吗？告状又有什么用？你们告一次，我就升一级！”

黒社会势力之所以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倒行逆施、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残害百姓，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有“黒后台”，有“保护伞”，所以在这次轰轰烈烈展开的扫黒除恶专项斗争中，将深挖黒后台、撕毁权力保护伞也作为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且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完成。而这，似乎已经作为一项基本社会常识而为人们所公认。

谁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

总之，若是不将贪官的“后台”、“保护伞”搞淸，要解决“用人腐败”、“人事腐败”、“吏治腐败”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