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纳的现金日记账:友谊的范本

友谊的范本：施蛰存和戴望舒


一
作家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是“最亲密的朋友”(施蛰存语)。他们的友谊，始于1922年。当时施蛰存入杭州之江大学，因为文学爱好，结识了宗文中学毕业班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一干朋友。他们聚集一起，组成文学社团“兰社”，创办小旬刊《兰友》。因为家不在杭州，施蛰存便寄居在戴望舒的家里。
之后，他们一同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这所简陋的“弄堂大学”里，他们除去获得丰富的学识，还在课余拜访沈雁冰、田汉、俞平伯等老师，“这些课余生活，对我与望舒影响很大，也加深了我俩之间的友情。”
1925年秋，为了吸收更多的文学营养，他们又先后入震旦大学特别班攻读法文。他们后来的法文翻译基础，就是在这时奠下的。1927年，政局突变，戴望舒便与朋友杜衡去松江施蛰存家暂住。在施家，他们三人除去读书闲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翻译外国文学。后来施蛰存回忆说:“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场。”“文学工场”越开越兴旺——翻译、写作，不亦乐乎，居然把几位准备赴法留学的计划也冲击“流产”了。
在这里，戴望舒遇上了使他一生未能释怀的爱情——遇上了一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这段爱情以悲剧结束，戴望舒只在其中收获了他的第一批优秀诗歌。但是，这场悲剧却并未影响到施、戴的友谊。这应该与施蛰存的处事态度有关:“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戴望舒去法国留学期间，施蛰存在国内为他联系稿件发表，将稿酬换成法郎寄去，有时费用不足，施蛰存也将自己的薪水寄去救急。两人间的友谊于此也可以看得清楚。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去了香港，施蛰存应云南大学之邀，去昆明任教。施蛰存两次回上海探亲，特别绕道香港，在戴望舒家住一段时间。通过戴望舒，施蛰存结交了一批在港的文化人。抗战胜利后，戴望舒带着全家回到上海，两位老友又汇在了一起。可生活刚安定不久，戴望舒又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匆匆离沪前，他将自己的一批书稿等，交施蛰存保管。这，成为施蛰存后来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香港期间，戴望舒曾遭到日本人逮捕，饱受折磨，健康受到很大损坏，加之家庭生活多遇挫折，心境亦颇受影响。二次返港，病况加重。1949年1月，他与茅盾、胡乔木等离开香港，经大连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法文翻译工作，不幸于1950年2月为哮喘病夺去了生命。戴望舒逝世后多年，施蛰存还常常去探望戴伯母(望舒母亲)，望舒的女儿咏素、咏絮也常常来看望施蛰存，使这种亲谊得以延续。可是，作为好友，施蛰存总觉得对其有一份责任。“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身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他的钱财，而只是帮助整理遗作并为之谋求刊行。”
二
由于时代的大变迁，为戴望舒的作品谋求整理刊行，并不容易。1956年，戴望舒的一部译作《洛尔迦诗钞》，却经由施蛰存努力，整理出版。洛尔迦是西班牙一位重要诗人。戴望舒1933年在西班牙旅行时，对洛尔迦的影响有了认识。戴望舒后来曾对施蛰存说:(西班牙)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他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洛尔迦。戴望舒当时选译了几首抒情谣曲，附了简短介绍，寄给施蛰存，经施手发表在一家诗歌刊物上。这应该是读者通过中文第一次读到的洛尔迦诗歌。
戴望舒逝世后，他后来费力翻译的《洛尔迦诗钞》成了未完成的工作。施蛰存“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译稿给他整理编辑出来。这不仅是我个人为亡友服务，也因为洛尔迦的谣曲所具有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诗歌工作者值得借鉴的。”施蛰存将戴望舒译成的洛尔迦诗32首，参考英、法译本，作了些编校工作，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位西班牙负有盛名的诗人，施蛰存还从美国《群众与主流》杂志上，翻译出一篇《洛尔迦活在人民的心里》长文，作为附录收在《洛尔迦诗钞》(作家出版社出版)里。这是施蛰存为亡友完成的一桩心愿。之后数十年，由于国内的情势，戴望舒的作品再也无法出版发行。从戴望舒的创作看，他的诗作并不多(不超过一百首)。由于创作较少，当时发表后便收集成册，所以遗失较少。可留在施蛰存手里的，是戴望舒同样花费极大心力翻译出的多国诗作及散文作品。这些作品，1949年后因为情况不明朗，许多是并不能随便刊出的。1962年，诗人徐迟与施蛰存见面时，施蛰存曾将一本戴望舒记满译诗稿的硬皮抄本交给徐迟，托他编一部戴望舒译诗集。这个本子里大多数是法国后期象征派作品，大约徐迟也无力为其在此时谋求出版，没有编成。1966年“文革”掀起，这个本子与徐迟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掉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戴望舒的作品又可以发表了。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一种译诗丛书。编辑知道施蛰存与戴望舒的关系，便请施为戴望舒编一册译诗集。此后的两年时间，他一方面整理手中所存戴望舒遗稿，一方面四处搜集，先前曾出版的几本薄薄的译诗集，为集中保存，也编在了一起。1983年，《戴望舒译诗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我(施蛰存)所能收集到的戴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可是，与施蛰存保存的遗稿总量相比，还有许多遗憾。198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为几位浙江籍诗人各出一部全集，他们也求到了施蛰存。为使亡友的文学成绩更全面展示，施蛰存将戴望舒的全部诗作、全部译诗以及关于诗歌的杂文零札，汇为一编《戴望舒诗全编》，在1989年由该出版社推出。
亡友戴望舒的诗作及译诗基本出版了，可施蛰存手上的另一部分存稿，由于内容不够系统，出版起来较为艰难。戴望舒从法国回国后，没有适当工作，当时，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正约请各路名家翻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派给了戴望舒。翻译这部世界名著，是戴望舒乐意做的。在翻译中，他参照多种版本，每一章都附有大量注释，对读者和研究者都颇有帮助。这些稿子，每月按时寄去北京。可惜由于抗日战争，戴望舒这部已完成的译本，终于完全下落不明。(胡适的亲笔约稿信，当时也和残稿在一起。“文革”时不敢保存，由施蛰存销毁了。)施蛰存手里保存了一部分残稿，是戴望舒当时留下的复写存底本。由于不全，无法推荐出版，可对于戴望舒数年的努力，施蛰存不忍其完全湮灭，他乘《香港文学》来约稿之际，抄出残稿中较完整的该书第四章全文及注释，发表出来，“以留鸿爪”。
三
除去出版亡友的稿子，施蛰存还对戴望舒的文学成绩，认真进行评价和介绍。对于戴望舒的成绩，施蛰存是高度评价的。戴望舒到法国期间，施蛰存在给他的信中曾说:“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以致目下的新诗都是摹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进入21世纪，年逾九旬的施蛰存在与来访者交谈时，对戴望舒的成绩作了这样的评价:“望舒成名于30年代初，他的诗在当时都是创新的，是从新月派和《女神》派中走出来的，同时又吸收了法国后期象征表现手法及风格……总体说来，望舒一生的诗作，中间一段所作最好，相当纯粹，艺术境界颇高。而早期的作品有古典的痕迹，后来为了要加入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诗也就不一样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施蛰存对戴望舒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作了这样的估价:“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读到这些评价，笔者以为，这是施蛰存对亡友戴望舒最正确而恰当的态度。
友谊，是人生中最可珍贵的心灵交往。在施蛰存与戴望舒的友谊中，由于朋友的逝世，使活着的人有了一种不能卸却的责任。在施蛰存的认识里，经营文人后事，只是几卷“遗文残稿”。戴望舒逝世于社会大变动之际，他的作品，是经过几十年才重新引起人们重视的。而这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文化遭到浩劫的“文革”。在施蛰存，这一包亡友遗物，却大体保藏了下来。当然，责任不仅仅是保管，在“文革”后，施蛰存在自己卧病的情况下，将戴望舒的译诗稿汇聚，出成一册《戴望舒译诗集》；再将全部诗作译作汇成《戴望舒诗全编》推出。这应当是很大的功绩了。其余的稿子，能够单独成册的，便努力争取出版(如《爱经》)；只余残稿的，也设法在杂志上发表，“以留鸿爪”(如《吉诃德爷》等)；同时，以公允的确切评述，给友人的文学成绩以恰当位置……对友人的怀念，完全以实际行为传递出来。这应当是真正友谊的表达，真正文人间的友谊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