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代笔人”张照行书《杜甫草堂诗》
张照行书《杜甫草堂诗》
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江南娄县人，清朝大臣。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注，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学官，令学童诵习。复三迁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疏请更定律例数事。大学士鄂尔泰初为云贵总督，定乱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
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划。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辨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逮下狱。
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二年，起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五年，复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颁行诸行省，期以一年。旧轻新重者，待新书至日遵行，不必驳改；旧重新轻者，刑部即引新书更正。庶一年内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於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釐正。”下部议行。七年，疏请矜恤军流罪人妻孥，罪人发各边镇给旗丁为奴，其在籍子孙到配所省视，旗丁不得并没为奴。寻擢刑部尚书，兼领乐部。民间贷钱徵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谕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治贷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债，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九年十二月，父汇卒於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丧，上勉令节哀，毋致毁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
照敏于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照通法律，工书法，尤精音律。尝与庄亲王奉敕查明《律吕正义》源委；又参修《一统志》。亦作曲，著有《月令承应》、《法官雅奏》、《九九大庆。及《劝善金科》十本，《升平宝筏》十本，《曲录》均为供奉内廷搬演而作。
张照行书临《书赠柳仲矩》立轴 141×72cm
张照行书 立轴 104×50cm
张照缂丝行书 立轴 93×52cm
张照行书七绝诗轴 108.6×56.7cm
延伸阅读（一）
张照的“事与愿违”
对被称为有清一代馆阁书家的领军人物张照而言，其一生对书法学习确实有着超于常人的勤奋和幸运，也得到了一时的美誉，但乾隆以后，对他的批评之声逐渐出现，往往直指其书法“有刻意”、“平板”之嫌。之后由于碑学的兴起，他变得很少为人所提及。甚至后来者对有清一代帖学书法的观照中也往往忽视张照的存在和意义。客观地说，书风秀润婉丽的张照近于馆阁体但并不属纯粹的馆阁书家。张照向以视自己善书为能事，其识也广，其知也深。对于自己的书法成就，又有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五味心情，而其表现之种种，或许也是那些为统治者作御前书的高才之士的内在矛盾和无奈的一个缩影吧！
张照在学书的师承上，他主要师法其舅王鸿绪，王为董其昌嫡传弟子，“董其昌传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鸿绪，鸿绪传张公照”（梁闻山《评书帖》），这是当时所谓的学书正宗所系。由于家族姻亲的关系，他成年后又获观许多沈荃、高士奇、王鸿绪的收藏。十九岁得中进士，又在南书房工作，有机会获观大内所藏。尤其是编修《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不仅一览历代名迹，更成就了他在当时帖学书坛的盟主地位。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张照作品中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张照从十一岁（其自以为学书之始，其实是学董其昌书法之始）到雍正元年左右。这个时期，张照书法上学习董其昌，创作上也以此为标准，在外在的环境中，他这样也正符合康熙帝的偏好。第二阶段是雍正一朝。这期间张照更注重了点画稳健、笔力沉着，但先前所学董书气韵则失之五六。第三阶段则是在乾隆帝登基以后。乾隆尤爱赵孟頫书法，张照此后的作品中，也加入了丰腴的笔意。作品更倾向于表现庙堂之气与充实之美。
在以上三个阶段中，张照心仪之书由始至终都是董其昌那种秀雅的书风。后人所集的《天瓶斋书画题跋》中记录了张照一生各个时期的题跋文字，其中可窥见他对董其昌书法的一贯崇尚以及追求。张照对董书的喜爱，一方面来自于师承王鸿绪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董书在江南（尤其是华亭）风靡不衰，环境使然。
张照早年之学董，正是心追手摹之举。入值禁中以后，他的作品显然少了董书的散逸，这与其“工作”不无关系。因此他转而在笔力上用功尤深，注重笔力的表现，点画上逐渐变得粗壮、圆浑。董书的散逸之气，基本被放置一边。而这种风格，他内心中还是不甚满意，他仍然是痴迷于董其昌书风。张照在雍正二年（1724年）的跋《董文敏临颜平原裴将军帖》中写道：“神采奕奕如此，此非神之所为耶？”可见他在展现自我笔力的同时，对董书的“神采奕奕”仍是心向往之。
历来都以为乾隆帝书法受张照影响，从风格上看两者有共通之处。以乾隆帝一生对张照书法推崇备至的角度来看，此论亦属合理。但就一生追求董其昌书法天趣秀逸的张照来说，其晚年的书法为什么竟然走向了天趣秀逸的一面，而变得沉着丰腴呢？这不得不引发思考。如此，不妨反向地认为：是乾隆帝丰腴的书风影响了张照。之所以乾隆帝推张照有加，实在是张照书法的丰腴背后尚有几分董书的意蕴，且张照功力深厚亦非乾隆帝所能企及。乾隆帝赞论张照的书法，感叹于其书法的“丰腴流美”，正是乾隆自身的书法丰腴有余而流美不足产生的真实感受。
张照的选择其实是如此的无奈，他的处境不得不如此。上之所好往往影响在朝的臣工，尤其是奉值内廷，又为上以能书者视之的张照就更变得难以幸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张照对自己已成“定局”的书风做了一些理性调整，通过墨色、虚实、大小等方法，使之力图打断向馆阁体倾斜的苗头。与此同时，张照对董其昌书法的追求却没有停过，这种追求欲得而不能，他在施展自己深厚的临习本领后看到“董书跋于（原帖）之后，展看数次，良用（庸）自愧！”（跋《自临争座位帖》），这正是他自己所临与董书相互对比，产生由衷的感叹。细细品味，其中不免杂有对董书不能企及的无奈之意。
乾隆帝论张照：“文采风流”、“资学明敏，书法精工。”（《清史列传·张照》）而他哪里知道，张照那种为其推崇的书法并不是张照心向往之的风格取向，而是张照奉值内廷的不得已选择。在乾隆一朝中，阁馆书家对张照推崇亦甚，许多学书伊始即以张照书法入手，并更加平整规范，极尽馆阁体“乌、方、光”之能事。且一生取法远不可与张照相媲美，故生气日少，笔性渐失。尤可感慨的是：这些御前书手的馆阁书家们也多是“资学明敏”之辈。他们对书法是否也有其自己的追求和无奈呢？还是为了仕途上的稳步，书法也日益平整规矩，一意迎上，甚至在这种“上层社会”的流行书风中导致了原有艺术知觉的麻痹，也不得可知。 （谢权熠）
张照行草条幅
释文: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人不流。水与人是一是二。
张照 行书 立轴 107×54cm
释文：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张照。
延伸阅读（二）
张照与康雍乾三代帝王的书法交往
张照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雍正十一年官刑部尚书，因抚定苗疆无功，被革职拿问。乾隆七年，复任刑部尚书。乾隆十年卒，谥文敏。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南书房，直至乾隆十年去世，三十年间一直侍从康熙、雍正、乾隆身边。张照与康雍乾三代帝王颇多书翰交往，其书法尤其得到了乾隆帝的推重。
一、与康熙、雍正的书法交往
1.与康熙的书法交往
张照于康熙四十八年十九岁时考中进士，此年四月，张照入翰林院，改庶吉士。清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中记载了张照上殿谢恩的情况，“（张照）十八捷南宮，选庶常。时未奉钦点，尚书仰奏云：‘臣张照年幼，未娴吏治，恳恩教习，愿尽中秘书。’带领官掖之不起。圣祖顾左右曰：‘小蛮童乃颇有胆’，笑而颔之。”[1]此说虽未见正史记载，然转选庶吉士，张照上殿谢恩是题中应有之义，言张照于此时得见天颜，还是妥当的。
张照真正为康熙帝所熟悉，或言二人的书法交往，则开始于张照入直南书房的时候。《松江府志•张照传》中说：“入直南书房，圣祖仁皇帝见其书法类岳颁，召问年齿，又命讲《尚书》二典、《中庸》，照一一奏对，温旨嘉奖。寻试诸词臣于保和殿，列上等。”[2]孙岳颁以书法受知于康熙帝，张照向孙岳颁学习书法而能相似，[3]无疑加深了康熙帝对他的印象。
康熙五十八年，康熙帝曾赐张照父亲张彚手书匾额及对联。《松江府志·卷首•宸翰》记曰：“御书‘世泽堂’匾，又御书‘白简风生台阁气，青编月照圣贤心’对联，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初八日赐刑部郎中臣張彚。”[4]清代帝王多有赠大臣御书匾额和对联的形式以示对大臣的恩宠。按清制，张彚所任刑部郎中为正五品官，职级不是很高。康熙帝是否因为张照的因素而赐予张彚以上书迹，已经无从考证，但终是张照家族的荣誉。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入直南书房后，每年都扈从康熙帝去避暑山庄。在避暑山庄时，张照为康熙作书侍候笔墨，此事在《天瓶斋书画题跋》有记载。“圣祖仁皇帝于芦膜上书兰亭，走昔廿五六时扈从避暑热河，曾得仰见日月光华，三十余年犹在心目。”[5]张照侍候笔墨，观康熙挥毫，亦可为二人翰墨交往之雅事。
康熙六十年，张照跋康熙帝御书“福寿”两字，则可见康熙对张照书法的欣赏与肯定。《天瓶斋书画题跋》有《御书福寿二大字跋》云：“御书福寿二大字，章粲云汉如青赤二气为景星，庆流子孙，如竹苇两草之被甘露。钦惟皇上好古嗜学，宝由天纵，虽圣艺兼备犹辑熙殚心。昔唐太宗学二王书，《宝章待访录》谓破纸断麻取而华国，今皇上锡民福而平天寿，于兹六十年，为周秦两汉唐宋元明诸帝之所未有，御笔超绝，又合古来帝书臣书两俱第一。……辛丑元日，翰林院检讨充南书房常直官臣张照恭记。”[6]张照此跋多作奉迎语，而“又合古来帝书臣书两俱第一”一句引古人论书典故，赞康熙帝之书为古来帝王第一，同时自言自己之书为古来臣子第一，颂圣之时，亦可见其自信。
康熙六十年，张照又奉敕作篆字“戒之在得”，以为康熙帝刻玺用。据《秘殿珠林•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所记，“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頊龄、王掞、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尊旨恭拟进呈，具不当意。有顷，朱笔拟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于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稀有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诸臣拜手叹美，佥云：‘圣德如天，优入圣域而好学不倦如此。’明年五月，在避暑山庄命臣照篆文，梅玉凤刻玺。”[7]张照的篆书能被康熙帝制玺用，足见康熙帝对其书法的肯定。
张照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入直内廷，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八年间一直随侍康熙帝身边。《得天居士集》《圣祖仁皇帝挽词四章》第四章曰：“臣本吴幽介，书名十九龄。南宫亲舜日，东壁与天星。八载随巡幸，今宵隔杳冥。六臣齐恸哭，龙影沒风霆。”[8]词义悲婉，可见其哀。
2.与雍正的书法交往
张照于雍正元年五月官赞善，为从六品，而到雍正十一年已官刑部尚书，从一品。雍正帝即位之初对张照颇为欣赏。清人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中记曰：“世宗即位后，偶问张文和，‘廷臣中有通禅悦者否？’答曰，‘族侄照，曾阅内典。’因召对，即问曰，‘视朕何人？’对曰，‘是佛。’‘汝自视何人？’对曰，‘干屎橛。’言下大契，即得放缺，十余年位至卿贰。”[9]雍正十一年，张照参加雍正帝在宫中举行的法会，被雍正帝收为门徒，得御赐“得意居士”名号。当时大臣被雍正帝收为门徒者仅三人，其余二人为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10]张照为雍正帝知遇，于此可见端倪。
张照与雍正书法交往不多，见诸史料的盖有四次。
其一是雍正元年正月，张照篆“雍正御笔之宝”，以为雍正帝制玺用。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载，“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纽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的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讲究。钦此。于正月廿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廿九日照翰林张照篆样镌刻奉山石‘雍正御笔之宝’一方，怡亲王呈讫。奉旨：特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11]张照篆书“戒之在得”，曾为康熙帝制玺用，此次书篆字复用为雍正帝制玺，可见其书法也是为雍正帝所肯定的。
其二是雍正二年九月，张照曾作砚赋呈雍正帝御览。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所记，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翰林陈邦彦来说：奉怡亲王谕，抄得唐人砚赋两段，做得砚赋八首等语。总管太监张起麟呈览。奉旨：准唐人砚赋二段，其年号照御笔落款。钦此。于九月初八日陈邦彦、张照、杨芳声，效力写字人潘其位各写得砚赋一张，呈览。”[12]
其三是雍正元年十月，雍正帝赐张照御书及对联。据《松江府志•卷首•宸翰》载：“御书‘瀛海仙班’四字，又御书‘卿云呈烂漫，威凤吐雍喈’对联。 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张照。”[13]雍正赐张照御书及对联，固为张照之荣誉，然亦可见二人笔墨交往。
其四是雍正十一年七月，张照书雍正御制《金丹四百字》。据《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张照书金丹四百字》云：“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御制。臣张照恭录。”[14]张照书此《金丹四百字》是否为奉敕所书，是否呈雍正帝预览，目前已不得知，然此事仍不失为二人书法交往之一例。
二、与乾隆的书法交往
1.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张照与乾隆的书法交往
雍正末年至乾隆九年近十年的时间里，张照与乾隆之间翰墨交往十分繁密，或张照奉敕作书，或乾隆御赐张照对联条幅墨迹，或代笔御书，或乾隆与张照之间唱和，凡此种种，君臣交谊于此可见一斑。[15]
就掌握的资料来看，张照与乾隆的书法交往最早在雍正末年。当时身为皇子的弘历作《九符》，由张照书丹。这件事情《石渠宝笈》中有详尽的记载。《石渠宝笈》所录张照书九符册既署皇四子撰，又署刑部尚书张照书，其时间大略可定。张照于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始任刑部尚书，至雍正十三年五月赴苗疆，八月雍正崩，张照奉旨回京，后被革职下狱，直至乾隆元年九月出狱。由此，张照书九符册当在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至雍正十三年五月间，也就是说最晚在雍正十三年，张照与当时身为皇子的乾隆已经开始了书法上的交往。
乾隆二年到乾隆九年，张照书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少为奉敕书写，乾隆对张照书法的倚重，于此可见。其中颇具代表性盖有如下数种：乾隆二年四月，张照书《博学鸿词》；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张照随从乾隆帝行耕耤礼之后，书《圣主亲耕耤田颂》，进呈乾隆皇帝；三年三月二日，张照陪同乾隆帝祭奠孔子之后，书《圣祖视学讲经书赋》，进呈乾隆皇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康熙、雍正、乾隆《耕织图诗》，并绘《耕织图》；七年，张照坠马伤右臂，以左手作《御制落叶诗》六首及唱和诗；八年六月十五日，张照奉敕撰书《重修盘山云罩寺舍利塔碑記》；八年十一月七日，张照书《御制立身以至诚为本论》；八年十二月，张照与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人奉敕编撰《秘殿珠林》；八年，张照奉敕书御制柳絮诗五首；九年正月初一，张照奉敕撰并书《观音大士庙碑记》；九年二月十日，张照等奉敕开始编撰《石渠宝笈》；九年六月，张照奉敕为乾隆《九思图卷》题诗；九年夏，张照奉敕为乾隆《三余逸兴图卷》作赞；九年七月，张照奉敕跋乾隆《澄海楼图卷》，并书乾隆八年时在澄海楼所作诗联；九年八月，张照与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人跋乾隆《临李公麟女史图并书箴卷》，诸臣跋语由张照书写；九年九月，张照和御制诗并奉敕题余省《东篱秀色图轴》；九年九月十六日，张照与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奉敕跋乾隆《临文征明五君子图卷》，跋语由张照书写；九年十月，张照奉敕书《乾隆御制盛京赋》；九年十月，张照随驾赴翰林院，奉敕作应制诗一章，并书诸臣和诗。
张照在乾隆年间奉敕书写了大量的应制文字，当时的大臣中亦有精于文墨者，然这类的书写任务乾隆帝却多交给张照，乾隆帝对张照书法的认可和推重于此可见。
乾隆帝对张照的倚重，张照常奉敕作书可为一个方面，而乾隆赐与张照大量的御制墨迹，更可见乾隆帝对张照的重视和恩宠。乾隆五年至乾隆九年，乾隆帝赐给张照大量的御书诗词、对联、匾额等墨迹，其间恩遇，一时无两。
乾隆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帝赐张照御书“春送来一门吉庆，天赐与两字平安”对联；六年二月，赐张照御书“飞白看云”四字，又赐御书唐杜甫《饮中八仙歌》一卷；七年三月，赐张照《御制玉兰诗》墨迹；七年十月，赐张照《御笔梅花水仙双清图》一卷；八年六月，赐张照御书扇两柄；八年仲秋，赐张照《御制玉瀑诗》四册；九年二月，赐张照《御笔仿沈周笔意水墨枇杷》一幅；九年四月十五日，赐张照《御书兰亭序》一册；九年六月，赐张照《御笔风雨归舟图》一副；九年十二月，赐张照《御书古香晚翠图》一副及《御制宴江南文武将士诗》一章。如果说以上仅仅是乾隆帝给予亲近大臣的一般赏赐，那么张照在乾隆九年染疾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七日亲自作诗安慰张照，则更见君臣际遇。其诗序云：“尚书张照偶患胸膈之疾，赐医调理，闻颇以止酒断腥为苦，诗以解之。”诗曰：“名医今世孰歧黄，安得青囊繋左肘。昌阳引年訾医师，韩子以是相深咎。酌中用之斯在人，上药讵非延生偶。（嵇康《养生论》不知有肴粮无充体之益，但谓延生非上药之偶）迩来谢病掩寓扉，临池应涩苏黄手。乳酥温甘益心神，不如芻豢徒悦口。闻五食丸最利膈，尚忌鲜腥与醇酒。如受二戒卿所云，（张照奏摺中即使膈不时愈，而私幸已受菩萨二戒云云）于此起心分别否。慧识早已逮法幢，欲措一辞吾何有。颇记宣尼尚有言，下学上达终须守。”
2.张照逝世后乾隆对张照的怀念
张照于乾隆十年初去世后，乾隆帝对张照念念不忘，不仅为其专刻法帖，更集其墨迹为春帖子词，并在其书迹上作大量题跋，以为怀念。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五年。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张照逝世后的十二年，由乾隆帝钦定的《天瓶斋法帖》刻成，并摹勒上石。乾隆朝，乾隆下诏为大臣刻帖，张照是第一个。
除了降旨为张照《钦定天瓶斋法帖》之外，在张照去世后，乾隆帝又三次以张照春联字和千字文字集成春帖子词。在乾隆帝看来，张照所书的春联即使岁久而旧亦不忍弃，盖张照之笔墨精神深契乾隆帝之心，故能喜欢张照墨迹如此。
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第一次集张照春联字制春帖子词十七首。“向爱张照书，凡屏扆殿壁间，长帧巨幅多其奉敕书者，每见辄裒为卷帙收弆。其所书宫廷楣牖春联，因岁久更易新者，所司以其旧版呈阅，请毁之，余曰不可。缣素虽剥蚀，而笔墨精神故完好，……爰次其大小行楷，差为七等，得字四百有奇，并于几暇仿春帖子体，集成五七言诗十七首，装池作巨卷，并命董邦达绘岁朝图卷首，以志履端佳兴。”
第二次是在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帝再次集张照春联字，并制成春帖子词十三首。他写到：“甲申春曾集张照所书宫殿春联为春朝吉语，装成巨卷，亦既叙而藏之矣。兹复辑其旧书御园楣牖联句，得三百字有奇，仍依前体，集为五七言诗十三首，联属装池，与前卷并弆。……”
第三次乾隆帝集张照书法成春帖子词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据《石渠宝笈续编》所载，乾隆帝集张照草书千字文成春帖子词四十首，并记曰：“以下于敏中摹张照草书，旁注释文。集张照春联字成春帖子，尝一再试之，兹阅石渠宝笈所藏张照草书千文两卷，用笔圆劲可爱。……因恍然曰；昔周兴嗣可集散字为千文，则今日者，奚不可集千文为春帖子……？爰以几暇复依前体集五七言各二十首。”乾隆在张照去世后三次集其所书为春帖子词，固可认为乾隆怀旧，而乾隆之所以怀旧，张照翰墨文章深得乾隆帝推许当为其主要者，而臣子能得此际遇，亦为佳话。
从乾隆四十一年到五十五年，乾隆帝多次对张照书法进行题跋，对张照的书法大加赞誉。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作诗怀念张照，诗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可学。……”在题跋中，乾隆帝以张照之书法过于米董而为羲之后一人，将张照推倒了有清以来书法第一人的位置，对张照书法的推重已臻其极。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乾隆帝跋张照临《颜真卿争座位帖》（黄腊笺本）。其中有言曰：“米芾有临本争座位帖……。兹张照所临……摹仿逼真，得平原之筋髓。米迹虽未见，有过之无不及也……。”又曰：“此卷结体运笔颇觉流丽，得鲁公神韵。香光自跋中有此临本，略存优孟衣冠俾后之览者。知颜书于郁屈瑰奇之中，自具柔倩绰态，是则鲁公知己之语，盖自道其得心应手之妙。然以余视之，终逊照之两卷也。”乾隆认为张照所临《争座位帖》超越了米芾、董其昌二人，不仅是乾隆个人识见，刘墉、阮元对张照临《争座位帖》亦多有赞誉。阮元在《石渠随笔》中谈到：“张文敏（照）临争座位帖，……笔力直注，圆健雄浑，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形，精彩动人，迥非他迹可比。内府亦收藏董文敏争座位稿，以之比较，则后来居上，同观者无异词，不观此不知法华庵真面目也。”[16]刘墉《刘文清公遗集》中有《题张照临座位帖》四首，其中有“真卿书稿前无古，臣照临抚又逼真。不用镂锼自奇峭，纵然含蓄倍精神。求之宋后固难匹，即在唐时亦绝伦。符采焕呈归宝笈，昔人何必胜今人。”[17]以刘墉之识见，有如此评价，可见张照书法之高度。
三、余论
张照的书法在清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从书法史的角度概括了张照在清代书坛的地位。“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具有明显作用的当属张照的创作实践和乾隆弘历对赵孟頫书法的推重。” [18]诚如刘恒所论，张照的创作实践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对张照于康雍乾三代帝王的书法交往的考察来看，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乾隆帝对张照的书法是十分肯定且推重的，而帝王的推重更进一步扩大了张照的影响。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云：“董元宰、张得天直接书统，卓然大家。元宰魄力弱于得天。”梁氏又云，“张得天学字无多家数,少年学董,老年学米,遂成大家,并无与抗行者,无他,止是入门正,执笔好耳。然其字虽健,却不粗野,有含蕴,极苍秀。”[19]清人崇彝论张照书曰：“文敏书名本为清代诸家之冠，此尤其致精之作，真可与松雪香光争席。”[20]既然能与“松雪香光争席”盖可见张照学董之妙。清人杨恩寿论张照书法时更言张照“识见高于思白多矣”，于张照书法大加赞誉。他在跋《张照临董文敏辋川诗册》云：“思白取法松雪，迨成家后辄诋松雪，自谓过之。得天取法思白而自谦光自抑绝不矜夸，并自云形秽，其识见高于思白多矣，迄今赵董张三家之书俱在，平心论之，思白未必高于松雪，得天亦未必稍逊于思白，夸者不必夸，谦者亦不必谦也。”[21]上述三人所评，或有过誉之处，但亦能客观地反映出张照的影响。
由于帝王的推重和内府对张照书法的搜求，竟使当时很多人伪造张照书法牟利。一些官员亦不明其伪，将这些冒充张照的书法进呈乾隆，“伊龄阿进张照字，七种皆伪作，不堪厕石渠，均掷还之……。”并诗曰：“张照虽成古，今人曾与居。且休论彼徳，实却爱其书。好恶可不慎，豪厘纷已如。廓填呈七种，假象乃全虚。岂识西清昔，依然前席初。笑斯虽细事，未易面欺予。”[22]伊龄阿进呈张照字，无外乎博乾隆欢心而已。以伊龄阿所进者皆伪，可知乾隆知张照书之深，亦可知其时张照书法之贵。而且张照又常为乾隆代笔，康南海曾记曰：“从来书画名家均有代笔，……乾隆之书多出自张得天之手，……。” [23] 君臣之间的关系，乾隆对张照书法的认可，此又为一证。
关于清代书法，后人多论于康熙时代学董，于乾隆朝则以赵孟頫为尚，庶几为定论。其实乾隆朝书法固以赵为宗，然乾隆初期确是以张照书风为尚的。启功曾言，“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缛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 [24] 张照书法能在乾隆朝成为官样书风，其自身的书法水平自然是主要因素，然其书法为当时康雍乾三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喜欢，则是决定性的因素。 （梁继）
注释：
[1][9]《清代名人轶事》，葛虚存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2]《娄县志·张照传》，陆锡雄等纂，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3]关于张照向孙岳颁学习书法的情况，《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内廷供奉刑部尚书加五级总理乐部大臣特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显考泾南府君行略》有较详记载，“先祖初官刑曹，先大夫随任入国子，时长洲孙公岳颁为祭酒，粤东张公德桂为司业，入试皆第一。孙公擅书名，见先大夫书击掌赏曰，‘华亭复得一思翁矣。’初先大夫六七岁便学作擘窠大字，临古名迹，杂置之人莫能辨，至是经孙公指授，书益工。”载《云间张氏族谱》，清同治甲戌重辑，蔬香别墅藏本。
[4][13]《松江府志》，孙星衍纂，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5] 张照《思敬主人芦膜帖跋》，见《天瓶斋书画题跋》，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6]张照《御书福寿二大字跋》，见《天瓶斋书画题跋》，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7]张照、梁诗正等撰《秘殿珠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张照《得天居士集》，道光戊申重刊本；
[10]李文海《清史编年•雍正朝》载：“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雍正帝亲自说法，收门徒十四人，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和亲王弘昼号‘旭日居士’，平郡王福彭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号‘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号‘得意居士’，文觉禅师元信雪鸿，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铉，僧超盛如川。计亲郡王五人、大臣三人、僧五人、道一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12] 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4]《张照书金丹四百字》，见《钦定石渠宝笈续编》，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张照在乾隆年间的书写情况、乾隆帝赐张照的御制诗词联匾等墨迹情况、乾隆帝题跋张照书法情况详见梁继《张照年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16]阮元《石渠随笔》，南京图书馆藏阮亨扬州珠湖草堂刻本；
[17]刘墉《题张照临座位帖》，见《刘文清公遗集》，清道光六年丙戌刻本；
[18]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年；
[19]梁巘《评书帖》，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0]崇彝《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民国十一年壬戌刻本。
[21]《眼福编》卷六《张文敏公临董文敏辋川诗册跋》，见清杨恩寿《坦园全集》，清光绪刻本；
[22]《清代御制诗集》四集卷九十二，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2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4]启功《论书绝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年。
张照 1732年作行书《豳风诗》 册页（十一开选七）
张照书法 扇面
张照行书 四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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