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开头成语接龙大全集: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一）

一、《四书》诠释的两重进路

　　对于朱熹而言，他的《四书》学与理学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即一种以复兴先秦孔孟精神为宗旨的新儒学形态。《四书》是理学的经典文本，是理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儒学文献依据；理学是从《四书》中引伸、发挥、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是宋儒在经过汉唐以来诸多文化观念冲击而后建立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是，产生于先秦那个特殊时代的《四书》与适应于两宋思想文化需要的理学之间如何可能构成这种一体化思想文化形态的内在的联系呢？十分明显，思想文化总是时代的产物。《四书》是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需要而倡扬的一套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的思想学说，而理学则是宋儒经历了种种历史变迁后开始大量汲收佛道学说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以理气、道器、阴阳太极、体用、有无、一多、知行、理欲、义利等充满哲学思辨的学术体系。它们之间是如何可能建立起这种一体化的关系呢？

　　经典诠释是构筑二者联结、统一的桥梁。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使得在时代、观念、思维方式、理论层次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的两个时代的学术思想能够得以融通。可见，诠释活动是一种能够将历史与现实、古文献与新理论、传统与创新联系起来，从而使那些古老经典能够永远具有时代光彩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种诠释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呢？诠释是由诠释者、历史文献、诠释方法三者构成的。对于本文的论域来说，《四书》是诠释对象，它是历史的文献；朱熹是诠释主体，他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者。朱熹所以能从那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即从作为诠释对象的《四书》中，获得理学思想体系的经典依据，显然，诠释方法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然而，诠释方法又是和诠释主体息息相关的，因为诠释方法是诠释主体创造出来的，是诠释主体在阅读经典时不断运用的。诠释方法也和作为诠释对象的历史文本密切关联的，因为历史文本的文化特质、知识形态能够制约、影响诠释方法的产生。总之，方法不是能离开特定历史的、文化的、文献的、语言环境的技艺或魔术，其本身也是诠释主体、历史文本在诠释活动中不断互动中的产物。因此，考察朱熹关于《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就需要联系朱熹这个诠释主体——一个宋代的儒者，需要联系《四书》这个诠释对象——先秦的儒学典籍来做一番考察。

　　这里的所谓“诠释活动”，原来是一个儒者在某种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创造与社会实践活动。既然作为诠释对象的《四书》是儒经，作为诠释主体的朱熹是儒者，那么，我们理解这一诠释方法的关键所在应该是“儒”。孔子以“志于道”定义儒士，可见，古代的儒者不仅仅是指掌握文化知识的读书人，他们不只是能诵习经书的书生，从孔孟本人的言传身教，到历史典籍的记载，“儒者”总是一种抱有文化理想而力图变革现实的知识群体。他们的文化使命就是通过身心实践而实现“天下有道”，同时总是以“成己”、“成物”的实践活动而成就自己作为儒者的身份认同。那么，“儒学”也就是包括一系列如何去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实践途径的学说。正因为如此，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方法，一方面是一种如何阅读历史文献、建构一种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知识体系的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立志于“天下有道”的儒者，他要从《四书》中寻找到对内成就为圣贤、对外建构理想社会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

　　因此，朱熹关于《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就包含着两重进路。一方面，作为一种经典诠释的知识建构活动，其诠释方法就体现在“语言——文献”方面，即如何通过对以“语言——文献”形态存在经典作出创造性诠释，从而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学术形态。另一方面，经典诠释亦是一种儒者生命的实现过程，其诠释方法就体现在“体验——实践”的生命过程之中，这种对《四书》的诠释方法，其实也是“成己”、“成人”的实践活动的方法。这两个方面的诠释方法，是朱熹能够将阅读《四书》的历史文献与建构理学的思想体系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

　　朱熹在许多地方，都论述到自己阅读书籍、诠释经典的途径，而这些途径从大处着眼，仍主要是包括在“语言——文献”与“体验——实践”两个方面。他说：

　　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1]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到底，是他曾经历过来。[2]

　　在这里，他一方面十分强调立足于“文献——语言”方面的诠释方法，他所要求的逐字、逐句、逐段以及参诸解、传等方面的读书方法，均是要求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文献——语言方面的阅读、理解，从而达到探索人生宇宙中“道理”的目的。但是，这种以“文献——语言”中探索“道理”的途径和方法只是“第二义”的，而只有从“实践——体验”方面的诠释途径与方法才是“第一义”，因为经典中的道理本来在诠释者自家身上都具，并不来自于外面，由于诠释者经过了自己的“实践——体验”，并用此生活实践中的道理去体悟、验证、解释、阐发经典中所记载的圣人“曾经历过来”的道理。

　　朱熹坚持认为，这两种诠释方法，必须要同时运用，缺一不可。他说：

　　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3]

　　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4]

　　可见，在朱熹看来，如果没有“句读文义”的“文献——语言”方面的学术探讨，则会使探究道理、研讨学问变得“茫然不知下手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诠释者本人的“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则又不可能真正体认义理、探明学问。那么，只有在诠释经典时能够坚持从“文献——语言”与“实践——体验”两个方面同时下手，才有可能获得对经典的真切理解和有效诠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儒者”的文化使命，即通过圣人之道的诠释，实现对内成己、对外济世的文化理想。

　　我们可以发现，朱熹这种将“文献——语言”与“实践——体验”结合起来的诠释途径与方法，使得他能够对《四书》做出创造性的诠释，并且《四书》学与理学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根本原因。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其一，可以实现“文献——语言”的历史依据与“实践——体验”的思想创新相结合。

　　朱熹在使用“文献——语言”的诠释方法时，坚持对原典的全面、深入、透彻理解的重要性，使得他们创建的理学思想体系具有经典文献学的依据。他不仅要求逐字、逐句、逐段理会经典，达到对原典的精熟，而且要求对原典中道理一重又一重的深入思考；不仅要求参读历代各种经解、经传，而且要求在阅读经典的同时对历史文本能玩味贯通。他倡导的读书法，就大量包括有这一类从“文献——语言”方面理解、诠释经典的方法。譬如，他反复强调：

　　看文字，须要入在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5]

　　圣人语言，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处看。[6]

　　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7]

　　由于朱熹总是强调对诠释文本作全面、深入理解的重要性，故而他在训释《四书》时，能够坚持一种对经典的历史主义态度以求得经文本义，尽可能避免因现实需要而对经典的曲解和过度发挥。他在谈到自己对《论语》的训释时说：“程先生解经，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8] 也就是说，朱熹本人所获得义理，不是自己强加给经典，即不是“理在解语内”，而是来之于经典的文本自身，是“理皆在经文内”。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样才能够保证通过学者的经典诠释活动，一方面，能使先秦时期的《四书》能够成为两宋时期的理学思想的经典依据，从而使得《四书》学发展成为理学；另一方面，则又可能保证这种思想创新的学术活动不损害原典的历史性文献地位，使理学成为儒家经学的一个历史阶段，一种学术形态。

　　朱熹在使用“实践——体验”诠释《四书》时，强调这是“第一义”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求学者将经典的理解、诠释总是建立在“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的基础之上，这样就能保证经典诠释活动是一种与现实社会、鲜活生命的源头活水相关联的创造性活动。朱熹总是强调经典诠释者不能拘泥于“第二义”的“文献——语言”，而坚持经典中的道理本来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来自于实践中的人的“著切体认”。由于诠释者是一个生活两宋时期儒家学者，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观念、社会风尚心理均对这个诠释者的“先见”产生重大影响，他在理解、诠释经典时就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问题、观念、旨趣，他的“著切体认”就有可能成为解答时代文化问题、重建新的思想体系的学术创造。事实上，朱熹在《四书》学研究过程中“体认”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理气有无、已发未发、格物致知，以及他在诠释中所提出的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新的思想观念，许多是过去训释《四书》时所从未有过的，完全是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主要思想。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朱熹能够从先秦的原典的基础上，建立起那样一个庞大的、具有创造性的理学思想体系来。

　　其二，还可以实现“实践——体验”方法的还原历史经验与“文献——语言”方法的时代创新的结合。

　　对《四书》采用“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因肯定了诠释主体的生活实践、现实经验对理解、解释经典的正面意义，因而包含着对诠释者的主体性创新的肯定；由于这种诠释方法亦强调“实践——体验”是在尊重经典作为历史文献、努力还原经典的历史经验为前提的，因此，朱熹所强调的“实践——体验”的《四书》学方法，又包含着对历史文献的尊重以及对原典诠释的一种历史主义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朱熹所倡导的“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亦是一种要求能更真切、更深入地探讨原典的“道理”，即所谓“圣人之心”的方法。他说：

　　圣贤之言，则反求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问，则精察其理，而审毫厘之辨。积日累月，存验扩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识矣。[9]

　　阅读经典中的圣贤之言，诠释者必须要运用“实践——体验”的方法，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切身体验的“涵泳之功”，才能够“精察其理”、“其真有省”，然后才能获得对经典文本的真实的、深入的理解，把握经典撰述者的真实思想与历史经验，即可识“孔孟之心”。朱熹认为，后世的儒家学者必须经过这一番“实践——体验”的工夫。他所理解、注释的经典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本义。他反复强调，“看文字，不可恁地看过便道了。须是时复玩味，庶几忽然感悟。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方是自得。”[10] 而一切义理不经过诠释主体在践履中的融会贯通，则不会是真切的、深刻的“自得之学”。

　　另一方面，对《四书》采取“文献——语言”的诠释方法，亦不仅仅是一种对经典的历史主义态度与方法。由于经典本身就不是一种断裂的古代历史、僵化的文献资料，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的积累、演化与发展的过程，那么，阅读、理解经典的诠释活动，就成了一种思想文化的回溯。这时诠释者不但可以通过其中的某一部经典来解读另一部经典时，以获得对经典文本的贯通性的理解；特别是他还可以用后代的经典学说来解释或发挥前代的经典，从而使诠释者处于一种思想文化创新的主体性地位。于此同时，经典的文字学、训诂学诠释本身亦是一种历史积累的过程，多样化的文字、训诂成果给后来的经典阅读者留下了可供选择、发挥的宽阔余地。这样，后来的经典诠释者在语言学方面的训诂、校训、考证，也会体现出一种主体性的创新意义。所以，朱熹在诠释《四书》时运用的“文献——语言”的方法时，亦包含着思想文化的创新意义。

　　总之，朱熹的《四书》学诠释途径，包含在“文献——语言”与“实践——体验”两个方面。由于他非常成功地将这两个方面的诠释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以《四书》学为基础的理学思想体系建构，实现了《四书》学与理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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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子语类》卷10。
[2] 《朱子语类》卷10。
[3] 《朱文公文集》卷56，《答陈师德》。
[4] 《朱子语类》卷19。
[5] 《朱子语类》卷10。
[6] 《朱子语类》卷10。
[7] 《朱子语类》卷10。
[8] 《朱子语类》卷19。
[9] 《朱文公文集》卷43，《答陈仲明》。
[10] 《朱子语类》卷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