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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的两重性

【内容提纲】曹操具有典型的两重性性格特征，在罗贯中的笔下，曹操的性格是多重而复杂的，不仅有狠、奸、狂的一面，也有其为世俗所包容的“可爱”的一面，并且十分鲜明。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略作探讨：一、作品着重描述了曹操有勇有谋、百折不挠、生机勃发、具有雄才大略、极有预见才能并且开明豁达的政治家风貌；雍容大度、积极乐观、拥有雄心壮志、敢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任人唯才、随能任使、以身作则、善于组织领导的博大胸襟；奖惩分明、严正不苟的治法观念和体恤百姓、保护农业的民本思想；敢作敢为、不畏人言、不惮风险、坚毅顽强、百折不挠、临危不惧的领袖风范；飘逸洒脱的文学家、诗人的风度和气质。即其“雄”的一面。二、曹操终归是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英雄人物，他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阶级地位中形成的印记，这些印记便是其性格中所表现出的强烈地反人民性质。即其“奸”的一面。

【关键词】雄才大略  任人唯才  奸雄  狠毒残忍  两重性

最初接触到三国故事，我还是一个爱看连环画的懵懂少年，断断续续地看过几本三国连环画，如《赤壁鏖战》、《火烧新野》、《官渡之战》、《草船借箭》等等，最初的印象当然是崇拜诸葛亮的风流倜傥、卓智超群。对于曹操的印象却很模糊，然而他败走华容道的狼狈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

成人后，阅历的累积让我明辨了许多事理。但是对三国的情有独钟还是让我熟读了《三国演义》，特别是了解曹操后，我竟然爱上了他那气势磅礴、雄浑有力的诗句：有战胜归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意气风发；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王者风范，这令我对《三国演义》的描述产生了诸多的怀疑。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说《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则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斯言诚不虚也，但其对曹操这一主要的人物形象却未加评判，我想鲁迅先生未予评判的原因大概是认为作者对曹操形象的塑造非伪非妖、比较真实的原因吧。曹操这一艺术形象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进行评价，恩格斯曾评价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非常渺小”，若应用于对曹操的评价，亦不为过。

    曹操（155-220年）即魏武帝。字孟德，小名阿瞒，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宦官与外戚控制了朝政，到处是一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惨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因而暴发了黄巾起义。曹操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并成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的；他以“兴义兵，诛暴乱”为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力统一了北方，因此陈寿评价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在罗贯中笔下，曹操的性格特征是极具正反两重性的矛盾统一体。在作品中，曹操的主导方面仍不失为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是统一北方的英雄人物。其实，“人世间‘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联系之中……”（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性组合原则》），这句话典型而深刻地阐明了作品中曹操形象的性格特征。

首先，曹操的性格特征中有鲜明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性特征，即作品中所表现的其“雄”的一面。

作品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曹操有勇有谋、百折不挠、生机勃发、具有雄才大略、极有预见才能并且开明豁达的政治家风貌。与刘备一样，曹操都是在镇压黄巾的不义战争中登场并由此起家的，作品对此并未详述。他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讨董事件。小说详尽描绘了讨董的背景：董卓入侵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文武百官处境狼狈。然就在满朝公卿相聚一堂，谈虎色变“尽皆掩面而哭”之际，坐中一人（曹操）毛遂自荐，决意冒杀身灭族之险谋刺董卓。其行动虽果敢却鲁莽，结果当然失败了，但其谋刺过程，却不由人不赞叹他有勇有谋。作者这段描述精练老到，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曹操英武之处，跃然纸上。及至亡命途中，为陈宫所擒，还可大义凛然，毫不惧死。称陈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汝既拿住，便当解去请赏，何必多问？”都显示了曹操英雄过人之处。讨董事件后，曹操潜归故里，发矫诏，招义兵，会盟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会盟讨董几节，写得有声有色，其阵容、其声势都相当壮观。可惜众路诸侯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见《蒿里行》）终于坐失乘胜追击董卓入洛的良机。“竖子不足与谋！”这便是他通过斗争取得的教训。
    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那出众的才能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三国志》说他“运筹演谋”，“明略最优”，这些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形象生动的“注释”。以官渡之战为例，作者在朴素无华的笔墨中，把曹操“以至弱当至强”的才能和气度描绘得唯妙唯肖。在这一战争中，袁绍的实力虽十倍于曹操，可是他刚愎自用，拒不采纳谋士的正确意见，结果他优势变为劣势，主动变为被动，落得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则与其相反：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灵，结果化劣势为优势、被动为主动，一举挫败强敌，奇迹般地壮大了自己。此外在平定吕布、张绣、马超的最后决战中也都十分生动别致地再现了曹操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不仅是“运筹演谋”的指挥官，而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在曹操三十年的戎马关山，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中，他亲冒矢石，出生入死，几陷绝境，但却百折不挠，一旦认定目标，便镌而不舍。在征吕布时，虽中计兵败，几被生擒，但当群下问安时，他却大笑曰：“误中匹夫之计，来日必报之。”在讨袁术时，攻城不利，他“自至城下看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下，有两员末将临危退缩时，他“掣剑斩于城下”，且“自下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看见，并皆失色”。他的亲力亲为，鼓舞了斗志，直接了导致战争的胜利。

曹操还极有预见能力。韩非子说政治家们愚者昧于知机，智者见于未萌。曹操就是一个能“见于未萌”的政治家，当刘备种田学圃之时，他识他为英雄，他赞孙策，赏孙权，都极有见地；特别是对司马懿的评价，认为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都是极有见地的预言。可惜历史不能按他的意见来发展，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晋代魏亡。

作品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曹操雍容大度、积极乐观、拥有雄心壮志、敢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曹操可以说是《三国演义》所有人物中最乐观的一个。他统一北方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他自己身历百战，出生入死取得的。在打江山和坐江山（他虽未加冕却是真帝王）的几十年生涯中，虽然也曾痛哭失师、惜折良才（如三哭郭嘉等），但更多的一面是积极乐观，雍容大度的。如他谋刺董卓、青梅煮酒、横槊赋诗就非常风流倜傥，即使倒霉时也不心慌意乱，总能在瞬息万变的紧急关头，保持最清醒的头脑。   

说到曹操的豁达，就难免提及其笑。他最令人难忘的笑声恐怕是在赤壁兵败夜走华容道中的三次大笑了。这三次大笑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当形势危机，众将皆以为应当愁眉不展、胆寒心惊时，曹操却反而发出了胜利时也难得一见的大笑。如果说曹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性格中的奸诈，那就带有强烈的谴责意味了。但若透过这种忠奸的道德判断，我们应当感到最重要的恐怕是曹操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智慧，能洞察事物潜藏着的深刻矛盾，并在矛盾刚刚出现时，就早已准备好了应变的策略。因此曹操在面对暂时的失败时，甚至是严重的失败时，也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并且能及时把这种乐观的态度外化为极富感染力的身体语言，表情语言，从而起到稳定军心，振奋士气的作用。

谈到曹操能容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礼遇刘备的故事，刘备可以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了，对于熟谙时势的曹操来说这一点非常清楚，但刘备两次投靠曹操且都受到厚待便可见其博大胸襟了。更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指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如何不知道刘备将成为其心腹大患，惟惺惺相惜耳！所以当曹操的谋士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时，他劝以“当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在当时那种“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能与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并力荐于皇上。虽后来刘备乘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曹而去，曹操也不深加追究，还说：“彼既去，若再追，恐成怨矣。”此外，还有破袁绍后“焚书信”的故事，王修哭袁谭的故事等等，都充分展示了曹操雍容大度的英雄情怀。
    作品精确细致地描绘了曹操任人唯才、随能任使、以身作则、善于组织领导的博大胸襟。司马光评价他“识拨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对此，罗贯中以赞赏的笔调细致入微地进行了展现。他在用人方面提倡不分贵贱，唯才是举，攀龙附凤的谋臣策士纷至沓来，呈现了“文有谋臣，武有勇将，翼卫左右，共图进取”的兴盛局面。“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这句名言，说明他深刻理解到人才、路线和事业的关系。对此李卓吾曾叹：“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伯王之本。”

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可多了。他几乎见一个人才爱一个人才，总想千方百计让这些人才为己所用。三国中应该说他手下人才最多，文有孔融、杨修、陈琳、王粲、蔡琰等大文人，武将就更多了，勇猛如典韦、许褚、张郃等，镇守一方的如张辽、曹洪、夏侯渊等。其爱才之名更是登峰造极，如收陈琳前，陈琳骂了曹操祖宗三代。骂得他出了一身大汗，但捉到陈琳时，不仅不杀，还用其做自己的秘书。见到常山赵子龙在长坂坡下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特下令不准放冷箭，要活捉以便为己所用。对关羽更是爱得无以复加，不仅关羽的各种条件都答应，并且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袍送马，封官造府，一直到关羽挂印封金，斩关杀将而去，他还是感念不已，要手下诸将学习。据嘉靖本引诗评曰：“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毛本已删）他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千金不可易其志……此等之人，吾甚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其三番遣使，斩六将而不诛其罪，可见其宽容豁达。李卓吾评“云长胆大，孟德量大，都是真英雄。”  
    曹操不仅有很好组织才能，而且常常以身作则。看他初当守城门官时，就以身作则，严守法纪，设五色捧挂在城门上，不问亲疏，犯法皆责，可以想见。多次行军打仗，军队的序列，作战时的主攻、侧翼、后援，都安排得良好。两军相接时，他也能身先士卒。虽然，他并不如典韦、许褚般有神力武艺，但他能不避艰危冲锋在前，如攻濮阳，敌情尚不明时，但他敢于策马先入，可以想见他是真能以身作则的。行军中自己的马犯了军纪，他也能严于律己，“割发代首”，这些行为，对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来说都不同凡响，并非匹夫之勇的莽撞，而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除此之外，曹操还有一个可贵作风，那就是从谏如流。曹操虽机谋出众，但并不刚愎自用。小说中虽然也有拒谏孤行的情况，但并不多见。既使对提过错误意见的人，他也能给予鼓励。如击乌丸凯旋后，其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先谏者”，他说：“孤前乘危远征，侥幸成功……不可以法，诸君之谏，乃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如此胸襟，难怪后人赞曰：“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兼谋并智，其谁不欢？”因此，官渡之战中曹操能在相持阶段向荀彧讨教，并一举反攻为胜，郭嘉病亡征途，他能在悲痛欲绝之中，仍一丝不苟地按其遗计行事而平定辽东。这作为一个古代政治家，有如此胸襟和气度，的确难能可贵。
    作品还不吝笔墨描绘了曹操奖惩分明、严于律己、严正不阿的法治观念和体恤百姓、保护农业的民本思想。
司马光评说他“勋劳宜赏，不吝于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这些在作品中也有着逼真的描绘：渭水兵败后，夏侯惇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了于禁的严厉制裁。夏不满，反诬于禁造反，于禁并不急于剖白。在大敌当前，他坚持“分辨事小，退敌事大”，于是整兵坚垒，迎击张绣，义无反顾。后曹明白真情后，对于禁这种襟怀大为动容。战后当即表彰于禁说：“将军在匆忙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何以加兹！”并赐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责夏侯惇治兵不严之过；博望兵败后曹操得知于禁曾对夏侯惇提出过较为切实的作战方针，只是由于夏一意孤行而致败，于是他又一次厚赏于禁。为此，李卓吾叹曰：“战败赏人，此等举动，他人莫及。”
    曹操奖励功臣慷慨热忱，同样，对于处惩有罪者则毫不容情。这点连他的亲眷子孙也不例外。如爱子曹彰将率部出征，他郑重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有王法，尔可戒之。”堂兄弟曹洪“年幼躁暴”，不听劝谏而失掉了战略要地潼关，“操大怒，喝斩之”等。曹操割发代首也是他法制观念的重要体现，诚然，曹操在这里有故意做作的举动，如“掣剑欲刎”，但这对于以往（春秋以来）那种“法不加于尊”“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或多或少是种遏制。这种执法守法，严于律己的作风对于今日仍是值得鉴赏的。
    作品还在不少章节中直接地展现了曹操重视和保护农业的积极愿望和举动。如他令军民屯垦便是一个积极的举动。这样既可以使百姓在军阀混战中得到暂时的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同时军粮自给大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征张绣时，他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并皆斩首”；征袁绍时，他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同罪。”于是，“军民震服”；仓亭大捷后，众将领一致要求乘胜进兵翼州，熟稔兵法的曹操却否决了将领们这一合乎兵法的要求。其理由是：“今庄稼在田”，若连续进兵，则会“枉废民业”。因此决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并开导将领们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正是这种民本思想的支配下，围困冀州时，“教于后军讨粮食”济助在城中受困的数万百姓；攻克后，便急令宣告：“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一个古代政治家能察觉到“民”的重要性，无疑是其开明过人之处。
    作品还活龙活现地描绘了曹操敢作敢为、不畏人言、不惮风险、坚毅顽强、百折不挠、临危不惧的领袖风范。
在动乱的东汉末年，在当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氛围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吞吐八荒，位极人臣，这难免不会引起献帝的猜忌。曹操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献帝的疑忌也就愈深，这一点曹操了如指掌。可曹操抵住了以帝后为中心的公卿士大夫集团的猜忌谤议，他不畏人言，不惮风险，无激流勇退之意。他在《大宴铜雀台》一节中则表明了心迹，可称得上是坦荡磊落。他说：“或有一等人，见孤强盛，任重权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逆之心，此言大乱之道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也，何也？诚恐已离兵为人所害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他是在权衡了于己于国的全部利弊后，才确定了这种决心，还开诚布公地公布于世。因此聂甘弩说：“曹操自己说，如果天下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不是空话。……”这种不畏人言的精神比之刘备那想得徐州而假意三让，欲吞西川而与刘璋大吹一通兄弟情谊的敢作而不敢当要强得多，磊落坦荡得多。
    曹操更坚毅顽强，经得起失败，临危不惧，虽百折而不挠。这在前述的各次重大战斗中已有叙述，那些战张绣、败袁绍、逐马超等等，都是先败后胜，有时不是小败，而是大败，几乎送命的大败，都证明曹操乐观、坚毅、顽强非同一般，镇定更是难以想象，真正是一位况世无与匹敌的真英雄。

此外，作品还描述了曹操那豪放、飘逸、洒脱的诗人、文学家气质。鲁迅先生曾称赞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散文“清峻”、“通脱”，不愧为中国文化的革新者、承上启下者。对这一点，作品中也不讳言，还辟专门章节（《曹孟德横槊赋诗》）予以记叙，曹操的形象亦因此更趋完整。
    以上几点充分说明了作者对曹操的英雄性格的肯定和赞赏，有时通过感人的情节场面，有时则借助特别说明的方式抒发其赞赏之情。在作者笔下，曹操与诸葛亮、周瑜、刘备、孙权一样，都是大乱中涌现的、卓智超群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

其次、 曹操终归是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英雄人物，他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阶级地位中形成的印记，这些印记便是其性格中所表现出的强烈地反人民性质。对此罗贯中也进行了深刻地描绘，如通过他专权僭越、用法峻急、耍阴谋弄权术、虐杀无辜、骄淫自矜等，来突显其“奸”。

但任何艺术作品，当我们从理论上去分析它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分解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物质性的方面，另一个是内在的精神性方面。艺术作品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文学作品是艺术作品的一个方面，所以文学作品也概莫能外。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第一卷198页）中形象地比喻说：“艺术把它的每一个形象都化成千眼的阿顾斯，通过这千眼，内在的灵魂和心灵在形象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得出。”这句话正确而又深刻地说明了任何艺术都是现实的反映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三国演义》当然是现实的真实的反映，它反映了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这才是它作为历史小说与史书之间的最大的区别。“七实三虚” （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语）是它的特色。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塑造众多人物形象时，为了人物的真实性、思想性、丰满性而进行了众多的对史料的增删和虚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国演义》中着力描述了曹操奸诈多疑的性格，杀吕伯奢一家就是一个最为深刻的例子。《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写道：“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接着又写了许邵对他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奸恶，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他在误杀吕伯奢一家八口后，竟仍昧着良心将吕伯奢也杀了。文中描述吕伯奢一家准备杀猪款待二人，磨刀霍霍之际，被曹操误认为吕家欲图谋自己，便与陈宫将吕家一家八口全部杀死。及至杀毕，才发现误会了吕家好意，两人慌忙出逃，路遇吕伯奢携酒而来，操当即将伯奢砍于驴下，并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一段叙述足见曹操之奸，作者不惜删改史实（记述与史实有出入），引用了晋桓温的话说：“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正是通过诸多此类的艺术加工，曹操的性格特征才表现得如此清晰和深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品中还通过许田射鹿、封魏会封王、大宴铜雀台等诸多场景，来描述其奸诈、狠毒的个性，恕不赘述。

说起曹操用心之奸、疑心之重，还有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曹操害怕有人在自己睡觉时加害于他，特别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有一次，他对照料、服侍自己饮食起居的侍从们说：“我有个毛病，或者说特殊功能，当我在睡梦中时，只要有人稍一接近我，我就会跟患了梦游症似的，马上跳起身来杀死这个人，所以今后当我睡着、尤其是熟睡之际，你们不要靠近我，以免误杀。” 侍从们笑着答应了。曹操为使众人相信自己的话，在某一天夜晚睡觉时，故意蹬开被子，装作受冻而不知的酣睡状态。一个平日深受曹操喜爱、对曹操的照料也十分精细入微的小男童，见主人在寒夜受冻，出于职责和对曹操的爱戴，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走到曹操卧床前，刚要伸手捡起地上的被子给主人盖好，曹操突然翻身跳起，抽出床头宝剑，狠命杀死了男童。曹操杀人之后，一言不发，重新躺倒，呼呼大睡起来。 其他侍从吓得面无人色，很长时间才清醒过来，但谁也不敢再靠近曹操。那个被杀的小童也就一直横在曹操床下。第二天清晨，曹操醒来，看见床头溅满鲜血，床下横卧着被自己杀死的小童，大惊之后故作大怒：“谁敢杀我所爱之人？”众侍从一直战兢兢远避在旁边，见曹操怒问，才一齐跪倒，说出事情经过。曹操听后，惊愕而又悔恨地流下泪来。抱起那个小童的尸身，难过地说：“我跟你说过，我会梦中杀人而不自知。你怎么还在我睡觉时靠近我呢！”于是，曹操下令，厚葬这个被自己误杀之人。军中众人终于相信：曹公睡梦中，确有神秘的自我保护能力。并互相告诫：当曹操睡觉时，万万不可靠上前去。曹操的这种伎俩，只有一个人看得透明之极。这个人就是杨修。当曹操装模作样为那小童送葬时，他扶棺苦笑道：“不是曹公在梦中，而是你在梦中啊！” 曹操见杨修戳穿了自己的阴谋，深恨杨修。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

作品还不吝笔墨描述了他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甚至因此误杀错杀了许多无辜官吏。曹操受人谴责最多的一是奸诈，二是残忍，归根结底是杀人，杀了许多不该杀的人。书中谈到大规模杀人的有两次，一是得知父亲被害，为报父仇，打徐州，有大军所到杀人劫财、挖掘坟墓等暴行；具体事件是兴平元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和他的弟弟曹德在从泰山华县向兖州转移的途中被陶谦的士兵截杀，死了父亲的曹操自然是红了眼睛，留下夏侯惇、荀彧守家，尽起兵马攻打陶谦，战争已经不是理性的兼并之战，而是复仇之战。曹军打下一个地方就是一场大屠杀，连对曹氏多有回护的《魏略》都不得不写下了“多所残戮”的记载，对此，作品作了精彩地描述。二是许都大火，立旗帜滥杀官员。都城发生政变大火，平乱后，曹操查问官员行踪，立红、白二旗，要官员自投，坑杀了许多无辜官员。其余多是杀一些个别人，例如杀华佗、杀蔡瑁、张允、杀秦庆重等，杀伏后、董妃全家等等，这些人有的是无辜者，有的是有功之人。两次大规模杀人，前次是复仇心切，后者是为了清洗叛逆余党，清除汉室旧臣而导致的。但不论作何解释，这些描述都强化了曹操性格中残忍的一面，是其统治阶级凶残本性的大暴露。

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还善于玩弄权术，常常口是心非，但曹操的奸邪诡诈可以说是和刘备的虚假伪善一样，已成为人物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诈中头风、割发代首、哭泣袁绍、杀王皇后、礼葬关羽首级等，试举一例稍加说明。

如：曹操大破冀州后，众将请曹操入城，有一段文字足见曹操之智、之奸处：

……众将请曹操入城，操上马，摆布严整。时有许攸在马后，将入城门，攸纵马近前。以鞭指其城门曰：“阿瞒，汝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此处为笑，彼处为杀，可见曹操之智高阴险处）操至绍府门下，问曰：“谁曾入此门去来？”末将对曰：“世子在内。”操急唤出，欲杀之。（怎忍心杀？故作戏耳）荀攸、郭嘉曰：“非世子，无以镇压此府也。”（世子其实贪恋甄氏之色也）操方免之。刘氏出拜曰：“非世子，无以保全家也！愿以女酬之。”（言甄氏为其女，可见刘氏早已知世子之心）操教唤出，甄氏拜于前，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操观女有贵相，明知其是袁熙之妻而佯呆不问，还令丕纳之，可见其奸滑处）

这段描述，足见作者画人写事的功力之精湛，心理描述之娴熟。作者正是通过若干小的场景，才刻画出了曹操性格中奸邪诡诈的另一面，这正是作者人物刻画艺术魅力的所在。

作品中也确实描述了曹操骄淫自矜之过。如赤壁之战中因轻敌而导致惨败，慢待张松而坐失西川；贪恋女色导致典韦遇害，筑銅雀台要锁江南二乔等，但这一点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曹操这一艺术形象的其他性格特征而已，并使之更加充实、丰满、更加真切可信。“某种弱点只适合于某种个性。”(布孔洛《外国作家创作经验》第465页)；“战士毕竟是战士，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因此，曹操仍不失为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

综上所述，曹操的性格确实具有深刻的两重性特征。他的性格成因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东汉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出于阶级本性曹操必然害怕和仇视农民起义，他曾多次率兵镇压黄巾起义军，且战功卓越，汉初平三年（即192年），在兖州就破黄巾三十万众，而在当时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留下了农民起义军镇压者的恶劣形象。然而又由于曹操代表的不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而是代表着中小地主的利益，因此能够实行“摧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无疑从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必然受到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集团的仇视。当他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又日益向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集团妥协，并逐步向其转化。因此说曹操在政治上是具有两重性的人物，政治上的两重性决定了他性格特征的两重性，二者既不可调和，又矛盾统一。

当然，作品对曹操性格的两方面的刻画，也并不是“奸”与“雄”简单的叠加，而是奸中显雄，雄中露奸，充分揭示了人物形象的两重性特征，使人物形象不至格式化。让读者看到的曹操充满了七情六欲，机智狡黠，是一个活生生的曹操。罗贯中在描写人物时，还能够注意到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特点，反复细致地加以阐述。使人物形象更趋完美、真实。这一点在描述曹操时尤显突出，作者充分地尊重了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两重性、复杂性特征。在作品中也毫不隐瞒他的性格的两重性。使人物性格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令读者觉得历史上的曹操就该是作品中所表述的模样。即艺术的光辉掩盖了历史的真实。

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曹操的艺术形象只是艺术中的“个别”特征，艺术中的个别“不仅仅指构成某一类事物的各个个别事物，更重要是指各个个别事物所具有的那种不可重复的具体特征（《艺术哲学》刘纲纪258页）”，艺术家所注视的并不是一切松树共有的特征，而是一棵松树所独具的特征；歌德在他的《歌德谈话录》（第10页）中说：“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因此，作者在处理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形象时，能够将他融合在历史的断层面上（一般），又兼顾其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政治的两重性（个别），真正做到了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使曹操形象取得了空前成功，不愧为文学艺术的巨匠。曹操的艺术形象通过作者的生动再现，千百年来活跃在艺术的舞台上。

参考文献：

《曹操传译注》 （陈寿著 路志霄 牛得权等译注 中州书画社 1983年7月第一版 ）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8月第一版）

《艺术哲学》 （刘纲纪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9月第一版）

《三曹诗选》 （曹操等著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8月第1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