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每天重复同一动作2880次

2011年11月11日 14:1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张蕾

字号:T|T

36人参与13条评论打印转发

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湖北襄阳

雨天。院子里泥土稀滑。砖砌房的正厅里，田建党坐在自制的小木凳上择菜，边择边说：“我在深圳记忆最深的事，就是去买菜。大夫说田玉要补充营养，吃排骨。我去一个卖菜的小超市，买了3棵蒜苗，1块钱；3棵香菜，1块钱。”他摇摇头，叹气一样吐出3个字：“太贵了。”

他身后正对房门的墙面正中间，挂着“气度非凡、和蔼可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左右的对联是：光辉思想照千秋；光辉思想照千秋。横批：福星高照。这是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邓岗村田庄的一户普通农民，也是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的家。

离乡

去年二月初二（3月17日），龙抬头。田建党接到村工委书记的通知：大女儿田玉在其打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宿舍楼上跳了下去。

田建党完全没法相信。

“我们村里前几天有个小孩在城里上学，给他们家打电话说是他孩子出事了，叫他拿6000块去。”后来证明，打电话来的，是个骗子。

害怕上当受骗的老实农民田建党，马上联系跟女儿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让其跑去医院，确认了消息。

田建党打听了镇上懂得联系航空公司的人，被告知当天襄樊（去年10月，襄樊更名襄阳）飞深圳的飞机已经没了。他只能等到第二天一早从镇上的长途汽车站出发。一个多月前，田建党就是在这里送别女儿南下的。

去深圳之前，田玉对深圳是座怎样的城市“一窍不通”。电视里，重庆的城市规划宣传片给她描绘了一幅大都会画卷，里面的世界斑斓闪耀。于是她想，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吧。

田玉念完中专的课程后进入实习期，在家闲了两个多月没事做，打电话给在深圳打工的堂姐说想过去。

插秧“很累很累”，“天没亮就要起来”；种地“很脏很脏”，“像插秧，整天在水跳蚤、泥泞里面做”。田建党的“想象就是，在工厂干活，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会）很轻松的吧。最起码在这个厂里卫生要干净一点”。

田建党舟车辗转来到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梅林关外的龙华镇，比家乡的老河口市还要大，地上有散发霉味的垃圾，天上有彻夜不休的霓虹。这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里，坐落着一间给海外电子产品做代工的庞大工厂，名叫富士康；老板是个跟影视女星传过绯闻的台湾商人，名叫郭台铭。

老田不晓得那么多，他一直唤女儿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为“副食”康。

在医院病房，老田守着刚从ICU里推出来的女儿。她保住了命，但下肢瘫痪。

从去年1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先后传出15例自杀，其中3人幸存。

田玉苏醒过来以后，田建党逐渐问出女儿跳楼的原因--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田玉始终没有领到工资卡，龙华厂区的领导说她的卡在观澜厂区。田玉在观澜厂区转了大半天，被几个办公室踢皮球，最终也没领到工资卡，身无分文的她哭着步行回了14公里外的宿舍。加上此前弄坏、弄丢过两个手机（爸爸给买的手机掉到洗衣盆里坏掉，跟堂姐借的手机，放在工作服里被偷走），气性大而又毫无社会经验的田玉，在挣扎了一晚上之后仍然觉得这个世界绝望得无解，便跳了楼。

“就好像人掉到水里不会游泳一样，乱扑腾。”田建党总结道。

除了老田，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因为这样粗浅的理由自杀。作为一枚工厂的零件，躺在病床上的田玉，就像老家屋堂正厅墙壁上的对联一样，在旁人没留神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个难以理喻的bug。

“城市无情”

在深圳龙华医院的花园里，独自枯坐了6个半月，田建党没弄明白怎么才能让女儿站起来，没弄明白什么叫“人道主义”补偿，没弄明白富士康为什么宁愿花几亿修高楼防护网也不愿派个管事的人来问问田玉为什么要跳楼。

他只明白了一件事。

“虽说城市里，国家政策、人心都是好的，（但）实际上，城市无情。你这个人，有利用价值了，在城市能生存；要是老弱病残的时候，（本）属于农村的，你（就）得拔腿回来。”

老田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北京，因着有六七个人结伴，初到大城市也没有感到不安，只觉得“比农村好几百倍”。“那一年，好像有人在自己身上倒汽油，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在工地上，老田他们接受安全科长的教育：千万不要跟那些“自灭”的人有瓜葛。安全科长还讲到，四川有个地方盖地下室，塌了方，一个老乡被埋在里面，“老乡们用手刨刨，刨出来一条腿，几个老乡拽着这条腿就喊‘一二三’往外边拽，结果拽出来一条大腿……”

“我觉得他讲的就像单田芳说评书一样。”田建党的打工生活在这种既亲切又传奇的气氛中开始了。他在北京听过“评书”，在十堰讨过欠薪，在郑州被划过包，在杭州钱塘江畔的芦苇荡旁建过厂房。

五六年前的一个腊月二十八，已经结算过工钱的田建党想着省下火车票的钱，没打算回家过年。这天他到工地旁解手，刚一蹲下，便听到远处烟花升空的声响。他蹲在芦苇荡里，看着漫天烟花，感受着别人过年的气氛，“心里不好受”。“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买了一张八十多块钱的临客火车票，除夕那天坐车返乡了。

回到老家，田建党会跟大伙讲城市的模样。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现实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田玉摇着头，用家乡话费劲儿地吐着那么几个字。

她会说普通话，但极不习惯，也就不常对人讲起，她操着口音说“老乡都听得懂我说话”。可实际上，在一个多月的工厂生活里，她没有结识一位老乡。只有一个玩儿得还不错的同伴，两个人的业余生活基本也就是逛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购物）篮子，再一个个地放回（货架上）去”。

刚到深圳时，为了弄清女儿跳楼的原因，田建党申请进厂看看。在田玉的寝室，他见到几个只会念“不知道”、“不清楚”三字经的女孩子，张张面孔上硬板板地写着“陌生”两字。

从厂里出来正是傍晚，工人们下白班。

“我看都是30岁以下、十几岁的孩子，很多很多，一个一个数的话就看不清人。”老田迎着宽宽的马路上走满的人，感觉比秋收时家里剥下苞谷粒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在农村，刚毕业的女孩就像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道。上学期间，什么事也没让他们操心，没让他们受罪。在家，我们在地里干农活，天一热，她就回来；凉快了，她想去就去，很随意。”

“随意”是工厂的天敌，尤其在这个以军事化管理、以效率闻名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里。流水线上作业，除了线长的责骂以外，没有其他人声；进入车间的楼梯上写着诸如“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的名言警句；到处都有保安；指不定哪个角落里哪条道道上就矗立着一块“禁止进入”的牌子。

这些牌牌规规让胆子本来就不大的田玉“不知所措”。害怕、拘束、没经验，加上“成天高度集中在检查产品，大脑都有一定的影响”，身无分文的农村女娃子心里一下子“没有一点点谱了”。在老田看来，决定跳楼时，小田“脑袋已经不能正常地运转了，只能忽高忽低地运转”。

动身离开深圳前，田建党第二次去田玉宿舍，收拾行李。因为需要有公司员工陪同，田建党在雨里等了一个钟头，才等到田玉的线长。这个富士康公司最基层的领导，误将田玉宿舍所在的“百合园厂区”当成了“百花园厂区”；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用了一个小时。

对这座大得无理的工厂，田建党既不解又愤怒。他看到这些女娃娃的床位上，只铺着一张毯子，“没有凉席、褥子什么的”，再就一个枕头。田建党觉得“寒酸”，“还不如家里，农村最低的条件，夏天还有个凉席吧……你看富士康的外形，高楼大厦的，可好！”

相关新闻：

帐号：密码：  记住登录状态   找回密码

36人参与  13条评论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