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少女漫画斩赤瞳:假象社会哪来这么多假

　　我们难免有善意的谎言，或保护自己隐私与权利的谎言，但我们更有为了自己的高大形象而构筑的种种谎言与欺骗。曾经依靠某一伟大理念作为生存之道的集体、个人，也可以因为不透明和假象交合，最终令人诟病。

　　尽管有铁道部多次的安全承诺，被誉为安全、快速、现代、便捷的动车还是出现了重大事故。甚至因此付出几十条生命的代价。高铁到底安不安全？人们该相信谁？真相到底是什么？ 

　　学历门、诈捐门、造假门，门内还有门，层层迷雾笼罩，真相成为稀缺品。

　　撕破一个“上流”、“顶级”、“奢华”等华丽词汇包装下的家居品牌，只需一档《每周质量报告》节目的播出时长。

　　而在巨人倒下之前，达芬奇这个国际顶级奢华品牌的家居连锁企业，在天价、国际、贵族血统等让普通人望而却步的外在包装下，堂而皇之地被富人们捧为上流生活品质与地位的象征，以这样的形象在中国舒舒服服地走过十多年光阴。

　　达芬奇丑闻

　　当将达芬奇虚假的面具撕下：销售时的刻意隐瞒、原产地造假、来历不明的世界顶级品牌、保税区兜一圈的国产家具。其CEO在发布会上哭哭啼啼地讲述事件的经过，人们才惊觉，所谓顶级，原来一直掺杂着种种虚幻的假象。泡沫的破灭时刻，那些曾经对这个品牌的天价产生自卑心理的多数人，也觉得从此可以将它踩在脚下。

　　风光无限的大品牌大企业，突然之间遭遇形象破产危机，这样的案例，在当下中国，达芬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假洋品牌”横行中国有一段时间了，欧典地板、达芬奇家居……当一幕幕坑蒙拐骗的假象被人们识破，人们拉近了与真相的距离，假象也便少了招摇过市的底气。

　　但事实也证明，撕破假象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假象除了阵容蔚为壮观，还颇具“打不死的小强”气质。

　　毒奶门

　　“三聚氰胺”已经是国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疤。只是当那个注定被食品行业淘汰的千古罪人三鹿在人们心中慢慢腐蚀时，仍不能完全拨开奶业的重重虚幻假象。

　　从发声明称策划“奶粉性早熟”事件为蒙牛副总裁个人所为，到蒙牛伊利商业争夺互掐，奶业巨头们就是这样带着层层雾罩继续在市场大行其道，假象环生，一出接着一出，人们看得到假象，摸不到真相。

　　郭美美事件

　　假象缠身的，不止是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企业，曾经依靠某一伟大理念作为生存之道的组织，也可以因为不透明和不诚实，最终令人诟病。

　　网络世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和种种信任危机起源于炫富女郭美美的微博认证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一个以公益慈善为目的的组织，其商业总经理却开着百万跑车、提着顶级名牌包包，其钱财来源何处？若与红十字会有关，公众自然要追问“过去我们捐赠的钱，你们都是怎么花的”。

　　然而接下来当事人的解释以及红十字会的连续声明并不能拿出任何有力证据来说服公众相信其所诉“真相”。同时对公众所要求的公开账目，让信息透明等，红十字会表现温吞迟缓。质疑声丝毫得不到平息。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其个人博客上说，郭美美事件“反映了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在组织建设、业务开展、资金募集、项目运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对真相的告知，对此网友坚持：有关郭美美事件带出来的红十字会管理混乱是不可原谅的。红十字会的众多机构、活动，借着红十字会的名字在外面做许多事情，红十字会自己管不住，或者听任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像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十年来都没有去审计过，事发了才来审计……

　　本该以公开透明为特质的组织，却遮遮掩掩、刻意回避，让人看不清真相。有时真相面世之难，不得不让公众、媒体与组织之间上演一场博弈持久战：被认为是根除腐败的一有力武器“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中国喊了二十多年，至今仍难破冰；中央三令五申压缩公职部门“三公经费”，要求中央部委对外公开账目，结果不仅公开的时间一拖再拖，公开的标准也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看不懂看不明，公开流于形式。

　　诚实稀缺

　　当下社会的假象之所以让人感觉横行泛滥，因为不只是组织如此，个人也一样。道貌岸然与人皮野兽仅一线之隔。人们难免有善意的谎言，或保护隐私与权利的谎言，但更有为了自己的高大形象而构筑的种种谎言与欺骗。

　　长期靠谎言构筑的虚假形象，一旦出现问题，破产也只需一瞬。传媒巨人默多克便是如此。前有倒下的成功学神话唐骏，现又牵扯出当红主持人乐嘉。盛大包装炒作的后遗症，让人们对无懈可击的神从此充满警惕。杨澜的形象在红十字会事件中受到攻击，令其形象随时处于破损的危险边缘。

　　假象不是等它被揭穿才知道生活中存在假象，事实上，人们就生活在一堆谎言组成的假象堡垒中。无时无刻不被各种虚假的形象包围。

　　有人总结中国社会谎言：网站说我们是免费的、女孩说这是我第一次、客车司机说准时出发、商人说出血大甩卖、明星说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学历造假、毒奶粉、财务丑闻、票房作假、品牌作假……当众多事件在生活中闹得沸沸扬扬，当发现身边被形形色色的虚假包围，人们不禁要打量起这些假象的本质。

　　造假文化

　　教育里的谎言，从小学生作文里就能体现，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被逼着配合大人世界。格式化的作文里，“老师打伞送我回家”的段子被一届又一届的小学生们杜撰。一次次统考试卷的标准答案扼杀多余的想象。如果要为谎言寻根，从小不被鼓励说真话的教育历程大概能算上一个。

　　爱情里的谎言，则充斥着男女双方你来我往的算计和不信任感。二十年前“我爱你”三个字还是一个让人听了面红心跳的词。却不知从何时起，随着爱情的廉价而在情侣之间泛滥成灾。人们随口说出的这个词，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打探、猜忌或虚情假意。在一句“我爱你”要让人猜半天的时代，男女之间的感情该掺杂了多少虚幻的假象？

　　人们日常交往中的虚假，其特质就表现在没有太大伤害的情趣社交上。个子不高可以称为玲珑，长得不漂亮叫有气质，眼睛不美可以夸眉毛，鼻子不高还可赞皮肤。日常社交的假象早已为普通人所熟悉，这样的谎言来自祖祖辈辈。每个人两三岁开始就已经会说各种善意的谎言。

　　造假成功学

　　商业上的谎言多为追逐利益而来，一旦触及大众利益，定不为社会所许可。达芬奇假象形成和维护，最大的原因归咎为刻意隐瞒和误导。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一些历史悠久的家居企业，让国人对所谓的世界顶级、奢华品牌等产生好奇。达芬奇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假扮成一个国外顶级品牌信息的掌握者，以专家的姿态，为国人传递起所谓上流品质。以至于一个被证实为东莞生产、网络查不到任何信息的美国“好莱坞”家居品牌与众多国际大品牌一起，被放在达芬奇店高价销售时，购买者却浑然不觉。

　　成功学谎言是当下较为典型的中国特色。唐骏形象的维护，也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人们对西太平洋大学的不了解。利用信息不对称搞欺骗的方法终有一天被识破，因为，信息不可能永远不对称。随着国人信息接受的增多，不对称的情况迟早要被打破，这不是某个个人或组织的刻意隐瞒能够阻止的。

　　仔细分析唐骏谎言的形成，他的刻意隐瞒也多来源于自身的虚荣心作祟。

　　当人们捧他为双料博士，误传他为美国加州大学博士时，虚荣心让他默许外界对他的谬赞。他在总结盛大就职经历时表示，“最自豪的一点是找到了职业经理人在民企的生存法则”。然而这一点被盛大员工否认：他在盛大这个典型家族企业，充当的更多只是个“高级公关经理”角色。

　　辞别盛大，唐骏又转投福建著名企业新华都门下。后者给他的待遇刷新了他的高薪纪录。两度跳槽让他更加醉心于自身形象的打造。自传、演讲、电视节目、企业家高峰论坛……“打工皇帝”头衔世人皆知，一个完美成功学假象就这样被逐步营造出来。

　　相信唐骏的形象制造法，在多数广告从业者眼里并不稀奇。趋利

　　避害，无限放大优点，忽略缺点，是广告宣传基本法则。

　　一个刚入门的地产广告文案，能在短时间内悟出“围合式庭院布局，管家式服务”与“舒适住房带来和谐邻里关系”的区别：前者有保安，后者没有。巧妙运用中文语言技巧，非真话也被分成多种：善意的谎言、自欺欺人、阳奉阴违、损人利己、情趣社交等等。

　　对于中国的几家奶企来说，投机取巧，扯一面民族主义大旗，用“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好奇，外加一个被神化的领导人物，就足以把他们民族企业的形象给树起来。

　　迎合受众心理的虚情假意，不是某个组织或某个地方的人所独有，而是共同现象。

　　相对以上所有谎言特质，体制内某种先天缺陷造成的假象的破解和修复难度当属最高。常常不是某个个人或公众短时间努力就能改变。

　　体制之憾

　　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任建明就近期热议的部委三公经费公开问题，接受东莞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公经费公示是2010年才提出，今年刚刚开始实施，公开标准没有制度保障，没有问责制度，也就导致一系列乱象。未来要想这项制度发挥反腐作用，恐怕需要公众、媒体和政府的长期博弈。

　　假象真实化

　　我们为什么要制造种种假象？生存需要？体制原因？文化基因？教育方式？

　　当虚像与谎言实实在在充斥每个人的生活周围时，假象也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它们可以以公众需要为借口堂而皇之入侵社会吗？

　　假话文化像个大染缸，任何一个普通人进去或多或少都得学会说假话。明明只是领导的责任行为，要被说成是领导者的明智之举；明明一整年都没什么进步，最后要写成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明明是对事故充满恐慌，却要写成情绪稳定、从容面对……假话成了习以为常的话语，说真话反而让人感到惴惴不安，被嘲笑为异类。

　　柏杨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酱缸文化”和“谎言文化”。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有独特语境，除了无害的社交谎言，还有各种婉转的语言表述，但这种表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说谎。

　　郭敬明的作品被证明抄袭，法院判决其赔偿对方损失，依然不能阻挡粉丝的拥戴，并登上中国作家排行榜首的位置。人们指责达芬奇的同时，也指出中国人一味追求高档品牌的盲目心理。

　　说谎者与被骗者构成一个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促使唐骏一次次默许别人对他的谬赞的原因，与中国社会对文凭的重视不无关联。以各级干部带头，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各大院校各种形式授课，形成全民崇拜文凭的一支重要队伍，对普通人观念形成有不小带动作用。

　　虽然事后被证明有掺假的成分，然而以唐骏成功学代表、职场偶像的身份，说他是博士学位、在校时天资聪颖，有过发明创造等等，恐怕被很多人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唐骏的“忽悠”在当今的中国商场上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无往不利的“通行证”。那些吹嘘自己拥有“留学背景”、“神秘强大靠山”以及“超强资金运作能力或实力”的“混”社会技巧的人比比皆是。

　　“混”哲学

　　这样的“混”已经被很多人奉为成功学宝典。会“混”才能出人头地，不会“混”是呆滞、没有竞争能力的表现。

　　人们制造各种假象，目的是为了融入团体，方便沟通合作。假象构成了人与组织的生存机制，人无法离开这些假象。这也是为什么当假象被撕破，人们仍然需要去解释和维护假象的存在。

　　谎言堡垒

　　从上而下，从个人到组织，形成一个打不破的谎言堡垒，重重假象将这个堡垒包围，这个堡垒里，集中体现了人类智慧和想象。在这个堡垒中生活，得时刻费脑筋思考和应对。一旦想要开口说话，得好好掂量时机、场合、对方背景……

　　道德是套在企业和个人身上的枷锁，是打造形象的利器，是蛊惑粉丝的武器。媒体对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不道德，是对公众的道德；而对普通人的不道德，将受到法律惩罚和道德谴责。将窃听魔爪伸向普通人的《世界新闻报》最终付出了关闭的代价，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也岌岌可危。

　　借用道德打造形象，娱乐明星将其发挥到极致；用道德大棒打压对手，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是达芬奇、腾讯、奇虎360、蒙牛、伊利的拿手好戏。

　　受之有愧的脊梁

　　通过“共和国脊梁”这一奖项，人们看到的不是殊荣在身的倪萍，而是虚假的奖项、虚伪的领奖人，一个相对真实、愈发不完美的倪萍。媒体对主办方背景的深挖，对评选方式的质疑，不能说倪萍就此身败名裂，但形象受损是没法挽回的。

　　“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奖我还是退了吧……”7月10日上午，“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系列颁奖盛典”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主持人倪萍获得共和国脊梁十大卓越人物称号，说下了这句获奖感言。

　　是礼貌性的谦虚，还是发自内心的受之有愧？无论如何，倪萍还是将“共和国脊梁”收入囊中，因此，基本隐退的她被推向风口浪尖。李承鹏发难，称倪萍是“得了颈椎病”的共和国脊梁；网友嘲讽，认为倪萍的脊梁是缺钙的脊梁。

　　随着网友和媒体深挖，“共和国脊梁”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三大评委主办方存在很多问题，主办方要求会员缴纳9800元的费用……这种拉虎皮做大旗的“共和国脊梁”原来由“山寨组织”操办。

　　对倪萍来说，“共和国脊梁”成了烫手的山芋，这一“荣誉”对倪萍的形象有害。网友嘲讽不待见倪萍，反对她成为“共和国脊梁”，源于主办方不够权威，被认为利用名人效应圈钱，以国家的名义轻易、草率颁发国家级荣誉大奖。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愿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参加政协以来，都投赞成票”从不给国家添乱的倪萍，显然不够资格成为“共和国脊梁”。

　　“共和国脊梁”应该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人物。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社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农民工”，显然更有资格获得“共和国脊梁”的称号。是不是“共和国脊梁”，倪萍说了不算，她没有伸手拿这个荣誉，但主办方给她颁奖，她接受了也不明智。

　　良好的形象，意味着名利与地位的保持。无论是个体、企业还是政府，都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形象。对形象的确立，奖项的颁发，候选人的评定，理应实至名归，而不是进行利益交换。

　　荣誉、形象的最佳传播途径是口碑，评定标准是获得者的言行，而不是依靠媒体宣传。精心炮制的形象，很可能就是谎言集中营，是利益交易的风月场，是缺少内核的道德泡沫。苦心经营的形象，经不起风浪，在拷问、真相推敲下，瞬间幻灭。

　　任何一个个体或者组织，只要有敬畏之心，都不敢背上“中国”或者“共和国脊梁”这个严肃、庄重而沉重的包袱。通过“共和国脊梁”这一奖项，人们看到的不是殊荣在身的倪萍，而是相对真实、愈发不完美的倪萍。媒体对主办方背景的深挖，评选方式的质疑，不能说倪萍就此身败名裂，但形象受损是没法挽回的。

　　“共和国脊梁”不被网友待见，而另一荣誉“年度青年领袖”却受公众热捧。这项由某杂志联合一支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经提名、网友投票、专家评选程序而推出的时代青年领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公众的道德洁癖

　　公众对他人道德的畸形要求，狂热愚蠢不理智的道德膜拜，让企业和公众人物打造自身形象时小心翼翼。粉丝对公众人物的价值观念是趋于保守的，偶像的道德行为稍有闪失，将对其形象维护带来致命打击。

　　7月21日，@不加V发微博称，@刘瑜从身材到长相和邵子珊90%相似，但男人认为刘瑜比邵子珊大气、正气、有气质，因为一个是女学者，一个是女演员裸替。可见男人也不是完全看外表的，他们还有等级和道德观。

　　对明星和公众人物，公众的价值观念是趋于保守的。@不加V从身材长相上将刘瑜和邵子珊进行类比，触犯了公众的道德红线。前者是学者、作家，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哈佛大学博士后，是清华大学副教授，是民主启蒙者，其作品《民主的细节》大受读者欢迎。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刘瑜怎么能像一个裸替呢？。

　　和邵子珊相比，海清是知名艺人，出演过《蜗居》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电视剧，演技上乘、公众形象良好；后者是一个不知名的裸替，靠炒作爆得大名。刘瑜只能像、也必须像海清，说她长相身材90%和邵子珊——一个靠身体吃饭的裸替，和主流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女人——相似，是不道德的，犯了众怒。

　　剧组请邵子珊做章子怡的裸替，但演员表上没有她的名字，她要讨回公道，要署名权，和剧组打维权官司。这是中国公民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民主的细节”。裸替维权，媒体和公众往往选择性失明，对邵子珊的“裸替”身份进行大肆炒作，不把注意力放在她维权上。

　　公众有道德洁癖，对人对己有两套道德标准，宽于对己严于待人，从观念和倾向上，要求偶像、企业、组织或者个人，是道德楷模。道德并不意味着金钱、文化、地位，但通过媒体宣传，可以将有文化、地位、财富的个体或者组织，包装成道德楷模，在道德光鲜外衣下，培养一批粉丝，获得更多的财富、名利和地位。正是抓住公众的道德要求，公众和企业在进行自身形象打造时，努力向道德楷模靠拢。

　　公众对他人道德的畸形要求，狂热愚蠢不理智的道德膜拜，让企业和公众人物打造自身想象时小心翼翼。粉丝对公众人物的价值观念是趋于保守的，偶像的道德行为稍有闪失，将对其形象维护带来致命打击。

　　出道以来，章子怡负面新闻不断，“泼墨门”和“诈捐门”几乎将她彻底搞垮搞臭。泼墨门、换角门、到诈捐门，“三重门”里走一遭，章子怡遍体鳞伤，最让她受伤的，则是“诈捐门”，

　　网友像福尔摩斯一般，调查募捐数字，寻找诈捐线索，发动“倒章”运动。面对一场无形的道德审判，章子怡毫无还手之力，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面对公众质疑，章子怡和她的团队，并没有立即公开募捐的所有信息。在信息公开的社会，隐瞒引来公众不必要和不理智的猜疑，因有失诚信而说章子怡道德破产难免牵强附会，隐瞒真相拖沓不以实言告知，犯了众怒才是导致章子怡形象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对那些犯了错、没犯错、道德不佳或者道德良好的公众人物而言，真正畏惧的不是道德绑架，而是众口一词。

　　利用媒体宣传，经纪公司的包装，公众人物的言行很容易迷惑公众，赢得形象上的认可。众口一词能让他们上天堂，也能让他们下地狱。

　　网络暴力 道德绑架

　　民众更关心企业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使企业作恶演变成口口相传的八卦。低成本高回报的作恶，让不良企业屡屡突破法律底线。只要作恶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没有付出巨额的代价，恶会持续不断地扩张。

　　舆论用金钱衡量企业的道德与善心。钱捐得多，就是大善人，是道德楷模。富豪捐得少，就是没有善心，就是为富不仁，就是不道德。

　　2008年汶川地震，在为四川灾区捐款200万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表示，“王石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顿时网友的质疑、不满、嘲讽、谩骂遍布各大论坛，王石在焦点房地产网的博客点击率扶摇直上。

　　迫于舆论压力，王石在灾区对公司“捐款门”事件公开道歉，万科公司也随即提出捐助1亿资金重建灾区的方案，部分网民对王石的补救行为并不“买账”，而“捐款门”事件对王石个人以及万科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无法预料。

　　公众没有道理的谩骂和不“买账”，对慈善的肤浅理解，对他人道德要求的狂热、偏颇、不理智和愚蠢，从不分析王石起初为何只捐200万，不去调查除捐款外，王石是否还有其他善行。

　　道德成了绑在企业身上的枷锁，成了企业打造良好形象优先考虑的因素。有些企业通过巨额捐赠，获得政治上的良机。为了打造良好的公众形象，企业和公众人物，不得不迎合趋于庸众狂热的、偏颇的、愚蠢的道德崇拜。

　　因为踩到庸众的道德底线，犯众怒的王石屈服了，并不代表他就认同了庸众变态的道德要求。或许王石是掌握真理的一方，真理就是真理，它既不掌握在多数人手中，也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为它不因多数人而存在，也不因少数人而消失。如今，不少人赞赏王石的先见之明，为当年因向王石扔过板砖而道歉。

　　在中国，作恶的企业层出不穷。它们未必就敬畏道德、敬畏法律，但作为打击竞争对手的方式，道德成为一大利器。

　　7月13日，家居厂商达芬奇就央视曝光其“假洋品牌”及质量问题一事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现场近百名记者

　　的追问，达芬奇总经理潘庄秀华回避其质量问题，哭诉创业维艰，称遭到竞争对手陷害。2010年10月爆发的蒙牛、伊利“毁谤门”，都在指责对方的持续作恶，不对自身的恶作检讨。

　　民众更关心企业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使企业作恶演变成口口相传的八卦。低成本高回报的作恶，让不良企业屡屡突破法律底线。只要作恶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没有付出巨额的代价，恶会持续不断地扩张。

　　良好的公关技巧，及时透明的公关程序，是挽回企业形象的良方。打造一流的企业形象，是卓越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潘庄秀华新闻发布会上声泪俱下，3Q大战中腾讯公关副总经理刘畅的眼泪，蒙牛、伊利的相互揭底哭诉，将脏水泼向他人，而不作自我检讨和反省，不仅没有赢得公众的同情，反而有损其企业形象。

　　经营形象

　　因为其窃听对象是英国王室、社会名流、政坛要员，庸众的八卦心态，认为王室、名流和政坛要员分享了更多的公共资源，理应提供更劲爆的头条和更多生活的作料，对违反道德法律的窃听行为听之任之，成为“窃听丑闻”的同谋。

　　（来源：东莞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