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最赏识的王力大红大紫迅速倒台内幕(4)

　　30日，蒯大富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任传仲，先后向全国23个省、市、地区派出200多名人员，携带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进一步搜集材料，把“打倒徐向前”推向全国。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涉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陈伯达、江青也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继续做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于“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是制造舆论的好手。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他们要借此“大做文章”—借纪念建军40周年之际，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社论历数了“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关于这篇社论的起草经过，王力回忆说：当时起很坏作用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林杰起草，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在陈伯达主持下，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不送总理，就发了。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立刻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澜！

　　8月7日，为配合《红旗》社论，王力又跑到了外交部，对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夺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

　　在王力煽动下，造反派们冲进外交部，高喊“打倒陈毅”，坚持要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惶恐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中，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欢迎大会’(指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把责任全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也觉着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最合适。

　　恰于此时，上海传来毛泽东对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力讲话的批示。毛泽东将这篇讲话斥之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用了三个“大”字！看来比看到《红旗》“八一”社论时更加愤怒！

　　王力、关锋是倒定了。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康生还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机溜掉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党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针对关锋作了长篇批判发言。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立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自此，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