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主角有言灵的综漫小说:《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2:54:21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序
程兆奇
351
我和金大陆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打乱秩序的“革命”喧嚣已经过去，社会重新回到了比十七年更甚的压抑和沉闷的轨道，前程茫茫，任何向往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由于我们生长的时代自始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对怎么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一片茫然。但渴望自由的心火并没有熄灭。当时金大陆写了不少小说、诗歌，具体内容和词句今天已不复记忆，对未来憧憬的印象则至今犹存在我的脑际。那个时代极度贫乏，惟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光阴”可以恣意挥霍，我们在一起不知聊过多少个日夜。回想起来，金大陆立志把身经的时代写下来的想法就是在那时种下的。以后大陆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这些年大陆每当发现稀见的新材料，或采访重要的当事人，都会及时让我分享，不过我从未听大陆谈过为什么他要持久坚持研究文革。我想大陆的原动力应该和大陆在文革中的特殊遭遇和感受有关。这一点有必要稍作说明。
文革在它结束后的不久即被定性为“灾难”，这是1949年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不留尾巴彻底否定的惟一例外。今天对文革的多样看法固然是因为“伤痛”的淡忘，更重要的还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可以较容易从广阔的视野中看到文革的不同面相。即使从灾难着眼我们看到的与以往也已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文革和十七年，是意外的歧出还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或者说十七年是不是“理想国”，今天的认识都远较当年丰富。但无论如何，文革对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在这个巨大灾难中每个个体的情况当然会有不同，大陆的手足之亲直至文革后期仍遭飞来横祸，可以说他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民族是真正称得上患难与共的。所以，大陆致力于文革研究不同于对待一般的“学术”课题，当然更不是闲情逸致式的兴趣。
我在这里特别交代大陆的“家国之痛”，是想说明为什么大陆本来完全有资格和理由像时下海内外大多数有关著述一样对文革作批判性的反省，而呈献给读者的却是一部“学术”型的专书。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但万变不离其宗，研究历史总还是要以真实的人事为对象，总还是以求解真相为目的。即使认为史料不能摆脱记述者的主观因此真实本不可知的极端主张，也不可能放弃求真的努力，否则便与史学无关。金大陆近年主要是通过广征史料来梳理史实，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但大陆选择这一方向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有感于相关著述对史实的轻忽。
文革是我们及身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亲切的体会，这点对我们认识文革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说，“亲历”既不能保证记忆不误，也不能保证观察无偏；有时因情所系反而会遮蔽理性的眼光。大陆所举文革时期上海是否使用过“肉票”的讹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所以主有者行诸笔墨时便毫无犹豫，理所当然。其实文革未用肉票记载明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中就有现成答案。这一点最可说明：一、束书不观但凭印象的不可靠；二、误记已成常识；三、因此，传达正确的知识就有了格外的必要。说到志书，本书“人口史”、“经济生活史”等章节的有些结论多有迳援志书之处。我想大陆在这点上所取的宁失于“浅”勿失于疑的态度，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写史者的当取态度。我说的“浅”不是指“义理”上未作深论，作为社会生活史的一种，大陆此卷和全书一样，主要是叙述各个时期和各类群体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做理论上的总结，或借“社会生活”之酒浇自己的块垒；我说的是大陆对上海文革史料的掌握不在任何人之下，所叙相当部分内容的第一手材料都曾经眼，但在援引根据时大陆尽可能以新修志书为据，未作繁复征引。我想除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之意，大陆的考虑主要是志书取材多为官方文献（官私记录的信疑不可一概而论），修订也有较严格的程序，在知识的准确性上相对较高。这在“炫博”成为时尚的今天，大陆这样的朴实作风比他无征不信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
除了上述“有案可稽”的章节，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如“上海红卫兵大串联”、“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野营拉练”等都由大陆从广泛史料的耙梳中第一次概括。这些部分最见搜寻之功，相当不易。也许在“过来人”看来，小报、毛像、拉练……即使不说耳熟能详，至少并不陌生，但就认识“全面”而言，通过信实证据建立起来的史实毕竟不是一己体验或道听途说所能及。这里所说的“全面”既是指来龙去脉的全貌，也是指反映实情的深入。在此不妨举书中一例以为证明。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文革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我们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实是实情的写照。大陆通过当时市革会政宣组的《政宣简报》等“内部文件”却告诉我们，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贬斥的时期，居然仍有人以盈利为目的贩卖宣传革命的小报。如果不是深掘材料，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与外表全然不同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以“非常与正常”作为这部叙述性作品的主题的用心。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静止时期，所谓“死水一潭”、“天翻地覆”，不过是形容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大小而已。所以，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文革虽是“非常”，也只是“常”中之变的较激烈时期，而非完全逸出常道的“反”“常”。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中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转。其实不仅是社会生活，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化。……鸟瞰整个共和国史，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毋宁说改革开放才是相当程度上的“非常”，而文革则是其来有自，变中有常。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革不是“非常”，和沉闷的十七年比，文革的大起伏当然是“非常”，我只是说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所以大陆以“非常与正常”名题确是一个有洞察力的概括。
本书是金大陆研究文革的第一本专书，对大陆涉猎的上海文革的广泛方面而言只是一个局部。金大陆正在着手和已列入计划的工作，最让人期待的是他和上海研究文革的“两金”中的另一金、复旦大学的金光耀先生合编的上海文革史料汇编。这个史料汇编以专题结集，对利用者相当方便，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特点，它的最大特点是凡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有价值的材料都在收编之列，没有“画地为牢”，预先设定规模。这样开放的结果，将来究竟会编成怎么样的一部大书，实难逆料，从已分门别类的专题看，编出数十卷应该不在话下。史料汇编之外，同样十分有价值的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王、张、姚、徐（景贤）的年谱长编。“长编”与一般年谱的不同在于征引原材料；而大陆所编的不同，在于大量引用的公私文献不仅是“第一手”，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尚未出版甚至尚未印刷，从从未为人援用的角度说，称得上是“珍本秘笈”。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金”的工作尤其是大陆的工作对上海文革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大陆命我作序时希望我能就自己对文革的心得作一篇“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觉得谈不出既有价值又符合“主旋律”的看法，而且借题发挥也未免不敬，所以就以预告也是预祝大陆的新成就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句。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程兆奇
351
我和金大陆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打乱秩序的“革命”喧嚣已经过去，社会重新回到了比十七年更甚的压抑和沉闷的轨道，前程茫茫，任何向往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由于我们生长的时代自始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对怎么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一片茫然。但渴望自由的心火并没有熄灭。当时金大陆写了不少小说、诗歌，具体内容和词句今天已不复记忆，对未来憧憬的印象则至今犹存在我的脑际。那个时代极度贫乏，惟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光阴”可以恣意挥霍，我们在一起不知聊过多少个日夜。回想起来，金大陆立志把身经的时代写下来的想法就是在那时种下的。以后大陆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这些年大陆每当发现稀见的新材料，或采访重要的当事人，都会及时让我分享，不过我从未听大陆谈过为什么他要持久坚持研究文革。我想大陆的原动力应该和大陆在文革中的特殊遭遇和感受有关。这一点有必要稍作说明。
文革在它结束后的不久即被定性为“灾难”，这是1949年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不留尾巴彻底否定的惟一例外。今天对文革的多样看法固然是因为“伤痛”的淡忘，更重要的还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可以较容易从广阔的视野中看到文革的不同面相。即使从灾难着眼我们看到的与以往也已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文革和十七年，是意外的歧出还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或者说十七年是不是“理想国”，今天的认识都远较当年丰富。但无论如何，文革对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在这个巨大灾难中每个个体的情况当然会有不同，大陆的手足之亲直至文革后期仍遭飞来横祸，可以说他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民族是真正称得上患难与共的。所以，大陆致力于文革研究不同于对待一般的“学术”课题，当然更不是闲情逸致式的兴趣。
我在这里特别交代大陆的“家国之痛”，是想说明为什么大陆本来完全有资格和理由像时下海内外大多数有关著述一样对文革作批判性的反省，而呈献给读者的却是一部“学术”型的专书。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但万变不离其宗，研究历史总还是要以真实的人事为对象，总还是以求解真相为目的。即使认为史料不能摆脱记述者的主观因此真实本不可知的极端主张，也不可能放弃求真的努力，否则便与史学无关。金大陆近年主要是通过广征史料来梳理史实，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但大陆选择这一方向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有感于相关著述对史实的轻忽。
文革是我们及身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亲切的体会，这点对我们认识文革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说，“亲历”既不能保证记忆不误，也不能保证观察无偏；有时因情所系反而会遮蔽理性的眼光。大陆所举文革时期上海是否使用过“肉票”的讹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所以主有者行诸笔墨时便毫无犹豫，理所当然。其实文革未用肉票记载明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中就有现成答案。这一点最可说明：一、束书不观但凭印象的不可靠；二、误记已成常识；三、因此，传达正确的知识就有了格外的必要。说到志书，本书“人口史”、“经济生活史”等章节的有些结论多有迳援志书之处。我想大陆在这点上所取的宁失于“浅”勿失于疑的态度，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写史者的当取态度。我说的“浅”不是指“义理”上未作深论，作为社会生活史的一种，大陆此卷和全书一样，主要是叙述各个时期和各类群体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做理论上的总结，或借“社会生活”之酒浇自己的块垒；我说的是大陆对上海文革史料的掌握不在任何人之下，所叙相当部分内容的第一手材料都曾经眼，但在援引根据时大陆尽可能以新修志书为据，未作繁复征引。我想除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之意，大陆的考虑主要是志书取材多为官方文献（官私记录的信疑不可一概而论），修订也有较严格的程序，在知识的准确性上相对较高。这在“炫博”成为时尚的今天，大陆这样的朴实作风比他无征不信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
除了上述“有案可稽”的章节，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如“上海红卫兵大串联”、“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野营拉练”等都由大陆从广泛史料的耙梳中第一次概括。这些部分最见搜寻之功，相当不易。也许在“过来人”看来，小报、毛像、拉练……即使不说耳熟能详，至少并不陌生，但就认识“全面”而言，通过信实证据建立起来的史实毕竟不是一己体验或道听途说所能及。这里所说的“全面”既是指来龙去脉的全貌，也是指反映实情的深入。在此不妨举书中一例以为证明。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文革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我们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实是实情的写照。大陆通过当时市革会政宣组的《政宣简报》等“内部文件”却告诉我们，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贬斥的时期，居然仍有人以盈利为目的贩卖宣传革命的小报。如果不是深掘材料，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与外表全然不同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以“非常与正常”作为这部叙述性作品的主题的用心。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静止时期，所谓“死水一潭”、“天翻地覆”，不过是形容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大小而已。所以，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文革虽是“非常”，也只是“常”中之变的较激烈时期，而非完全逸出常道的“反”“常”。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中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转。其实不仅是社会生活，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化。……鸟瞰整个共和国史，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毋宁说改革开放才是相当程度上的“非常”，而文革则是其来有自，变中有常。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革不是“非常”，和沉闷的十七年比，文革的大起伏当然是“非常”，我只是说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所以大陆以“非常与正常”名题确是一个有洞察力的概括。
本书是金大陆研究文革的第一本专书，对大陆涉猎的上海文革的广泛方面而言只是一个局部。金大陆正在着手和已列入计划的工作，最让人期待的是他和上海研究文革的“两金”中的另一金、复旦大学的金光耀先生合编的上海文革史料汇编。这个史料汇编以专题结集，对利用者相当方便，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特点，它的最大特点是凡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有价值的材料都在收编之列，没有“画地为牢”，预先设定规模。这样开放的结果，将来究竟会编成怎么样的一部大书，实难逆料，从已分门别类的专题看，编出数十卷应该不在话下。史料汇编之外，同样十分有价值的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王、张、姚、徐（景贤）的年谱长编。“长编”与一般年谱的不同在于征引原材料；而大陆所编的不同，在于大量引用的公私文献不仅是“第一手”，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尚未出版甚至尚未印刷，从从未为人援用的角度说，称得上是“珍本秘笈”。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金”的工作尤其是大陆的工作对上海文革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大陆命我作序时希望我能就自己对文革的心得作一篇“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觉得谈不出既有价值又符合“主旋律”的看法，而且借题发挥也未免不敬，所以就以预告也是预祝大陆的新成就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句。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