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麻央 博客:康熙两立两废太子:嫡长子继承制的清公司实践

康熙两立两废太子:嫡长子继承制的清公司实践 范军专栏之之从汗位推选到秘密建储:大清公司接班人模式之困3

　　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以牺牲接班人的能力筛选来达至“息争”的模式曾经在历史上产生了众多“问题接班人”。当寻求接班人推选模式突破的康熙将目光落在这种制度上,以图“汉为满用”之时,他不知道自己差点酿成了大祸。

　　这一篇我们关注这一过程中君权与储权之争,下一篇则关注九子夺嫡的暗战及对公司组织的影响。

“汉为满用”预立太子

　　康熙十四年,康熙的嫡长子、仅一岁多的允礽被立为太子。

　　这样的接班人选择模式在康熙以前的清公司里是没有过的,从接班人模式进化角度看,颇有深意。当时康熙才22岁,正值年富力强,本不必着急选定接班人。但他突然放弃大清公司此前一直采用的汗位推选制(多尔衮之后虽有变异,但终未脱窠臼),把寻求突破的目光落在汉公司的嫡长子继承制上,以图“汉为满用”。这背后,一是因为当时局势如火,“三藩”之乱正炽,民间有“朱三太子”的传说蛊惑人心,此时康熙立储毫无疑问可以加强皇权,稳定公司上下人心,亦断绝他人非分之念。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康熙公开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弃用汗位推选制,表明皇权已彻底战胜旗权——公司的权力转型从努尔哈赤到康熙,表面上走了个轮回,董事长可以乾纲独断,但其实有着本质区别。努尔哈赤的汗权建立在八旗分权基础上,权力结构体系存在悖论,但到了康熙时代,旗权已日渐衰落,董事长集权已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年仅22岁的康熙敢于进行接班人推选模式的突破,基本上没什么阻碍。

　　不过康熙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理解显然是片面的——和此前的汗位推选制相比,预立太子虽然在名义上可以屏蔽接班人之争,但其实也与公司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大明公司的高层是儒家文化的坚定拥护者,神宗董事长在“国本之争”中之所以败北,就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该公司牢不可破。这样的情形在正统的、特别是开业历史比较长久的汉人公司里较为多见。相反,开业历史比较短暂的外来公司情形就很不一样了。李唐公司创业时的元老多为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草原民族特有的争强好胜性格导致他们在接班人制度上敢于突破,并不在意道德评价。唐公司前期虽然也想建立嫡长子继承制,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嫡夺位,却因迎合“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草原文化精神而受到追捧,此后嫡长子继承制经多次反复才得以在唐公司建立。

　　大清公司此时的情形其实与李唐公司创业时的情形极为类似。接班人制度的建立以及变革没有儒家文化传统的支撑；公司高层多为彪悍旗人,其尚武精神引申开来就是“能者上、庸者下”,不讲究温良恭俭让。在这块试验田上推行嫡长子继承制,自然风险重重。

　　此外,预立太子的弊端还在于将打击目标集中化。一方面引发太子和皇子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君权和储权之争的隐患。著名的九子夺嫡故事充分说明了太子和皇子间的矛盾在接班人问题上是不可调和的,这个问题在下一篇里会详细论述,这一篇先重点看君权和储权之争。

危险的养成教育

　　尽管允礽被立为太子时才一岁多,能力如何天知道,但康熙想以时间换未来,相信养成教育是可以培养出合格接班人的。

　　康熙选定接班人后,随即进入了漫长的接班人养成教育时期。《清史稿》披露,康熙在允礽6岁之前就亲自教他读书。允礽6岁时,康熙请了张英、李光地做老师。允礽13岁后正式出阁读书,每天从寅时(3-5时)学到酉时(17-19时),很是孜孜不倦。而允礽也不辜负他的希望,在诸多方面显示出非一般的才华。他通晓满汉文字,“骑射词言文学,无不及人之处”,甚至文武双全,《康熙起居注》里讲允礽5周岁时就能“连发五矢,射中一鹿、四兔”,令康熙惊喜不已。在公司治理方面,康熙“南巡江浙,西巡秦省”,都带允礽随行,长其见识。

　　但通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下的接班人养成教育并不是灵丹妙药。明公司的接班人养成教育制度也堪称完备,但从“促织(蟋蟀)皇帝”宣宗到“木匠皇帝”熹宗,嫡长子继承制下产生出来的“问题接班人”层出不穷。允礽的情况也类似,成年后便开始蠢蠢欲动,表现出对权力欲的特殊嗜好,以至于铤而走险挑战董事长的权威。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发现内务府所属的一些低级官员私自跑到皇太子处去联络,太子党开始成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太子党中最大的潜伏者索额图暴露。索额图是康熙幼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索尼的第三子,本是康熙器重的重臣,但其结党乱政,和允礽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一年十月康熙南巡时,索额图从京师跑到德州密会允礽一月有余,图谋举事,以至于案发后康熙指他“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朕若不先发,尔必先发之。”紧接着允礽开始对父亲采取全天候监视行动。至此,君权与储权的冲突变得从来没有过的尖锐。

　　君权与储权的冲突是嫡长子继承制特有的弊端,且随着嫡长子做太子的时间越长,矛盾越大。但再深究一层,康熙公司储权之所以可以挑战君权,事实上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设计。譬如,众皇子向皇太后行礼后,要由皇太子允礽再率众皇子向皇帝行礼；百官向皇帝行朝贺礼后,皇太子允礽要到文华门内主敬殿升坐,百官再到这里向皇太子行二跪六叩头礼；出巡时,地方官在朝见皇帝后,还要朝见皇太子。

　　康熙为了培养允礽的太子意识,特令礼部为其制定相应的皇太子礼节。允礽之所以在挑战君权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与康熙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关。接班人的储权如此之大,自然会对董事长的权威造成挑战。

　　此外,更重要的还有皇太子的从政实践。康熙公司为了历练接班人能力,经常有意识地创造机会让允礽听理国政。允礽20岁时第一次见习董事长一职,康熙传旨大学士伊桑阿等:“朕因违和(注: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康熙得了疟疾,长时间未愈,故有此说),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本处批发,细致之事,即或有一二遗误,无甚关系,其紧要大事,皇太子自于朕前奏闻。”康熙还规定,自己外出期间,在京大臣除去按例将各部院重要政务向他奏报之外,还必须同时禀报值守皇太子。这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和苗头,既给了太子问政的能力,又滋长其野心。

两立两废三十多年时间窗口丧失

　　允礽从一岁多的婴儿时被立为接班人,此后三十多年迟迟不得接位,以至于矛盾冲突没有任何缓冲,最后结果是两败俱伤,在允礽的二立二废间,这个接棒游戏以失败告终。

　　首废太子是在康煕四十七年(1708年),这一年九月初四日,康熙在巡视塞外返回途中宣布了皇太子允礽的罪状,主要包括对亲兄弟无情无义；“鸠聚党羽,窥伺朕躬”以及“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等。康熙回京后将废皇太子允礽幽禁在咸安宫。

　　不过,在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在畅春园令满汉文武大臣从诸皇子(皇长子除外)中举奏一位堪任皇太子之人,由于皇八子允禩策划谋立,康熙为遏党争做出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的决定。然而,允礽复立后于康熙五十年密求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武力“保奏”其尽早即帝位。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得知内情的康熙在巡视塞外回京的当天就向诸皇子宣布允礽乃不孝不仁之人,列祖列宗“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允礽的皇太子称号第二次被废除,再次被禁锢在咸安宫,直至幽死。康熙公司长达三十多年的窗口时间和机会成本丧失,组织首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