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吸血鬼殿下的萌宝:中国教育永远都只能是巨大的失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19 17:34:25
[转贴]黎 鸣:中国教育永远都只能是巨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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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永远都只能是巨大的失败,为什么?  黎 鸣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教育永远都只有失败,不能不失败,而且是巨大的失败,这简直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教育以及中国历史的必然。为什么竟然是如此?我们今天即来讨论这个最重大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教育真是全都失败了吗?我的回答:是的,全都失败了,至少从汉代的“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真的是全都失败了,而且全都是巨大的失败,它让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全都被“教育”得丧失了文明的(真、善、美的)意义,说白了,即让大多数的中国人“白活了”。

什么是国家教育的失败?要确认什么是国家教育的“失败”,首先必须确认什么是国家教育的“成功”,或者说,如果真要让国家教育取得“成功”的话,它至少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样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或条件?

我定义一个国家的教育取得最基本的“成功”的判据如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够为它的国家培养出在全人类基准的“人均水平”之上尽可能最高数量的思想(思维逻辑方法的创造)家、哲学(理论智慧的创新)家、科学(真理的)发现家、技术(真实效益、理性工具、有效程序等的)发明家、艺术(美的情操的、真诚的、自由的)创新家,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国家教育便可以认为是取得了最基本上的“成功”。

当然,现实之中的国家教育的成功与否,必须是在进行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之后才能判定,换言之,只有比较而言的“成功”;如果没有比较,则将很难有是否取得“成功”的真正的辨别;而对于历史之中的国家教育的成功与否而言,则需要进行不同国家历史记录的比较。很显然,作为与中国教育进行比较的最重要的对象,首先即是西方发达国家,其次则是中国周边的国家。

对于中国历史上教育的失败,我们今天几乎可以进行“绝对”地(即不需要通过任何比较,便可以根据前面的定义加以)认定,因为中国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无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几乎全都是零蛋,而技术发明家、艺术创新家,也同样稀少得可怜。翻开中国的历史,除了记录了大量帝王将相的互相残杀、尔虞我诈的永远重重复复的毫无文明意义的故事之外,就只有少量“著名”的文人,他们写作了一定数量抒情的诗词、歌赋、散文,乃至近代的戏剧、小说,等等,有的确实也相当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之中中国人的苦难,以及事实上中国人历史生活的(人类文明)意义的严重的匮乏,甚至丧失。这些“历史人物”基本上与人类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创新家等等没有多大关系,或几乎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仅就凭这一点,我们今天即可以断言,中国历史之中的国家教育长期以来的确只有巨大的失败,这实际上也同时反映了中国国家历史(文明意义上)的巨大的失败。

中国的近代历史,现代历史,虽然在逐渐“西化”的外部压力之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教育,仍旧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了两千多年来古代历史的传统,以至尽管比较中国的过去而言,今天的中国的确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有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比较起西方国家,乃至周边的国家,例如日本、俄国、韩国等等来说,我们的“教育”仍然只能认为是“失败”的,尤其是在全人类基准的“人均水平”的意义上,我们的“失败”就更加明显。无论多么“巨大”的成就,只要被我们的十四亿人口的大数一除,几乎就立即变成了“渺小”,这个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中国的“人多”,真正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人多”是愚昧的“空多”,而并不是真正“人”的智慧的“实多”。到头来还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真正“教育成功”的智慧?

回观中国的古代历史,除了先秦短暂的五百年,即所谓“春秋战国”的时代之外,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几乎是一大长段“文明意义”的空白。不与别国的历史进行比较则罢,我们将因此而一无所知,然而一经比较,我们就将不能不为中国历史(文明、教育)意义的空白而深深地感到耻辱。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受的惨烈的苦难,即显然来自中国人自己过去漫长的历史之中文明意义空白的积累。换言之,即来自中国过去漫长历史之中的国家教育的巨大失败的积累。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过去漫长历史之中文明意义的严重的匮乏,以及中国国家教育的巨大的失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即自汉代以来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本身即是文明意义严重匮乏,甚至丧失的传统。正是这个漫长的儒家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漫长历史之中文明意义的空白和丧失,以及中国国家教育的巨大的失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大家曾记得,我在前面曾有一篇文章谈到,所谓的“儒文化”,其实即是“官文化”,更广泛推演而言之,也即所谓的“儒学”其实即“官学”、“儒术”其实即“官术”、“儒化教育”其实即“官化教育”。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国家教育,其实质即是“儒家教育”,而其中更本质的核心,则是“官家教育”。问题已经非常明了,中国历史文明意义的空白和丧失,中国国家教育的永远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国家的教育,全都是儒家的教育,更又全都是官家的教育。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最深刻的历史的本质。

为什么“儒家教育”、“官家教育”,就必然是永远失败的国家教育呢?

下面,我们就来彻底地分析“儒家教育”,也即“官家教育”的方方面面。

什么是儒家教育,也即官家教育的实质,或核心呢?我用孔丘在《论语》中的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来做出说明。什么话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既是孔丘的自述,也是孔丘教育学生的原则。“信而好古”,更又进而成为了“敏而好古”,最终“好”的是什么“古”呢?“好”的是“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之“古”,如此的“好古”,其实是“非今”,“非”什么“今”呢?“非”每一个活着的人们的“自我”的“今”,更说白了,“非”的是每一个活着的人们的自我“大脑”生存价值的“今”。这种人们自我“大脑”生存的“价值”更被历史上每一个“今日天下”的“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强行压迫在人世间的最底层。如此中国人的“教育”能够产生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和“艺术创新家”吗?绝对不可能,而且中国漫长的历史确实也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不可能。事实上,这种“儒家教育”,也即“官家教育”,只能产生出大量的“白痴”和“骗子”,这是根本就毫无疑义并且永远都不可能移易的结论,更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的真实的结论。

人们受“教育”主要“学”的是什么呢?学三样东西:学说话,学行为,学思维。而说话、行为又显然受到了人们自己思维的支配,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学思维。请问,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教育是如何“教导”中国人“说话”的呢?是如何“教导”中国人“行为”的呢?更又是如何“教导”中国人“思维”的呢?

孔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说白了,无论说话、行为、思维,全都必须按照“礼乐”,而“礼乐”即是一切学生学会“好古”的最现实的原则,也是“好”天命、“好”大人、“好”圣人之言,乃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最重要的体现。而关于人们具体的言、行、思,孔丘又有什么更明确的“教导”呢?

孔丘在残忍杀害了少正卯之后,曾发布了少正卯的五大“罪状”:“心达而险”、“言伪而辩”、“行辟而坚”、“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条,每一条都是可以定人以死罪的判决。

什么是“心达而险”?这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任何人的“心”不能“达”,如果“达”了,则必危“险”。什么是“心”?“心之官则思”,换言之,“心”即是“思”;这样一来,“心”不能“达”,其实即是任何人的“思”不能放达,不能胡思、乱思,一旦“胡思”、“乱思”,其人必犯死罪无疑。这其实就是历史上中国人以“思想”定“罪”的开始,怪不得历代的统治者全都把孔丘看作是他们稳定“天下”的最不可替代的祖师。

什么是“言伪而辩”?言,必须言礼、言古人之所言、言大人之所言、言圣人之所言,而绝对不允许言伪。什么是“伪”?“伪”既有假的意思,但更有“人为”的意思,也就是人们的自己创作之言。换言之,谁想要说自己心里的话,说自己创作的话,甚至还敢于强辩,谁就必死无疑。说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最坏的历史之头就是由孔丘开始的,因为从文本上看来,确实首出于孔丘。

说白了,孔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以思想定罪”的始祖,也同样是“以言定罪”的始祖。我可以告诉所有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全都会那么不约而同地一定要“祭奠”、“独尊”孔丘及其儒家的最讳莫如深的“奥秘”。而中国的普通人跟着“尊孔”、“祭孔”,是何其愚也。完全可以断言,中国人真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只要他们继续“尊孔”、“祭孔”,他们就是百分之百的“蠢人”。

什么是“行辟而坚”?行为不能“怪癖”,不能称奇,而必须完全循礼而行,这才是“正常”,一旦有“非”礼之行,其必死无疑。

什么是“记丑而博”?说白了,任何人对于天命、大人、圣人、当局,永远都只能歌功颂德,谁敢于“记丑”,甚至还敢于“博”,也即记得多,那么谁必死无疑。

什么是“顺非而泽”?也即谁敢于同情对当今统治者的“非议”,甚至还敢于大加赞赏并给予支持,那么他将必死无疑。

请问,在如此关于“言”、“行”、“思”的儒家教育,实则官家教育的严峻的环境之中,学生们能够学会并且提高正常地说话、正常地行为、正常地思维的能力吗?如果连正常的说话、正常的行为、正常的思维的能力都学不到,这样的教育能够给予学生们什么样的教育结果呢?请问,如此的儒家教育、如此的官家教育,它能够不失败吗?很明显,如此的“教育”,能够产生得了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创新家”吗?

翻开中国的历史,请问什么时候进行的不是如此的儒家教育,也即官家教育呢?而我今天又更请问我亲爱的同胞,我们今天的“教育”与上述的“儒家教育”和“官家教育”又有多么大不同的地方呢?清一色的“官家教育”不正仍旧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的特色吗?中国今天的教育依然必须完全顺从中国今天的“政治”,而今天中国的“政治”也仍旧是中国传统的“官家”的“政治”,而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规定的真正公民的“政治”。

中国人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拥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吗?中国人的“行为”能够获得“宪法”所赋予的“法治”的安全保障吗?中国人的“思维”能够获得“宪法”所赋予的“法治”的完全自由的表达吗?

然而上述的一切,全都是现代中国教育所必然要求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中国的教育,无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教育,就将全都只能失败,且不能不失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学生所学习的最基本的东西,恰恰就是最基本的说话的能力,最基本的行为的能力,最基本的思维的能力。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教育,也即实质上的官家教育,为什么只能失败,而且是巨大的失败,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儒家教育,也即官家教育,从一开始就完全拒绝了中国人“说话”的人性自然的自由,就完全拒绝了中国人“行为”的社会性的法治的自主,就完全拒绝了中国人“思维”的精神性的绝对的自由表达。

说得“恐怖”一点: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的教育,也即官家的教育,实质上既是蓄意扼住学生的“喉咙”,蓄意捆住学生的手脚,蓄意扭曲学生的心灵(大脑),从而让他们永远都只能“鹦鹉学舌”般地(丧失自我地)“说话”、永远都只能“模仿偶像”般地(丧失自我地)“行为”、永远都只能“如同梦幻”般地(丧失自我地)“思维”,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国家教育”。

请问,如此的中国“教育”,能够不失败吗?如此的中国“教育”,能够产生得了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创新家”吗?很显然,根本就不可能,中国历史也事实上证明了不可能。

钱学森先生逝世之前,据说曾为中国教育培养不了中国自己科学的“领军”人物而与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钱学森先生的“忧虑”是真实的,也是衷肯的,的的确确,今天中国的教育仍旧深深地陷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也即“官家教育”的“巨大失败”的阴影之中而难以自拔。不要说根本就培养不出中国人自己科学的“领军”人物,就连培养出中国人自己一般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创造家也都相当艰巨,甚至都仍旧不可能。

我有一个建议,希望能被当局听取:立即考虑兴建中国的“教育特区”,或更扩大而言之,兴建中国的“文化特区”,让那里的教育,乃至文化,能够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教育”(儒家文化),也即“官家教育”(官场文化)的恶习,真正实行完全的言论自由、行为法治、思想奔放,让那里的教师和学生能够真正进行正常的“说话”、正常的“行为”、正常的“思维”。关于“教育特区”或“文化特区”的更具体的设想,我将另外专门讨论,也欢迎网友们积极参与。

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文明的失败,最集中地反映在中国教育的失败,而同时也更集中地说明了,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完全缺乏逻辑能力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华民族文明事业的极其悠久、巨大而深深的伤害和罪孽。亲爱的同胞们,立即清除这个罪孽吧!我的要彻底“打倒孔家店”并彻底摧毁儒家的决心,与我的对于任何个人(包括对孔丘个人的深深的厌恶)的情感无关,而是完全出自我的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希望的深深的爱,以及我的对于全人类智慧进化的终极认识的必然。

我需要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真正人类理性智慧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任何盲目支持的同情,更不要说任何极端无知的反对,甚至极端愚昧无耻的谩骂。中华民族的今天,的确已经到了非常关键“危机”(危险与机遇同在)的时刻。立即开放您的大脑吧,我亲爱的同胞,这是我的对于您的几乎惟一的请求!如果愿意,也请阅读我的新著:《学会真思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11月版),谢谢大家。(2009,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