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过来,求你们:林青霞散文欣赏：我哭了大半个中国

林青霞散文：我哭了大半个中国

资料图片：林青霞
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那个影子非常巨大，像个古代女子。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
那夜，我在敦煌拍摄《新龙门客栈》。在这之前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有许多竹剑向我脸上射去，我用手挡掉这些剑。我担心剑会射到眼睛，他安慰我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即no good的意思——编注），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忍着痛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一条白线。武术指导说是羽毛。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洗眼睛，那条白线都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就不觉得那么痛了。我心想，如果不是拍戏，我是不会欣赏到这样美丽的夜景的；如果不是拍戏，我是不会有这样复杂得说不清的感受的。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结果，到了17年后的今天，这个画面，这个情境，还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
第二天，制片人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医疗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
从医院回来，当天我就收拾好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
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流着三行泪。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从敦煌飞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飞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耸着肩膀哭回香港。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倒长城，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
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两天院就没事了。可这时，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
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意看《新龙门客栈》。
从小就喜欢宁静的夜晚。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布吉岛度假，一个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阑人静大伙儿都睡了，我总是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点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围云彩向四面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银盘子，又像镶了边的大面饼，这样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许久许久。
这一刻，我想起了17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林青霞）
你是不是林青霞？

资料图片：风华绝代林青霞
很喜欢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     在香港一个诊所里等候应诊，斜对面坐着两位上了年纪的阔太，她们聊天的声音很大，突然听到了我的名字。我和秘书对望一眼，竖起耳朵听听她们说些什么。大意是说有一个侄子不肯结婚，说世上哪有第二个林青霞。我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上前自我介绍，两位太太停了几秒钟，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林青霞？”然后两人捂着嘴拍打着对方笑了起来。有一位太太进了医生房，剩下那位问我知不知她是谁，原来她就是出名慈善家的太太，这个世界真真小，她的媳妇正是我的牌友。     在台北的一个早晨，太阳暖暖的，我推父亲到国父纪念馆去散心。在湖边的树荫下，有一堆老兵和邻居的老先生在闲聊，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是很清楚地听到“林青霞”三个字。我知道这是一个让父亲和那些老人家开心的机会。于是我推着父亲上前：“你们好！我是林青霞！”静默了好一阵，有一个操着台湾国语的老先生问：“你就是她本人啊？”然后父亲和老人们都笑了，笑得好开心，笑得好灿烂。父亲很有面子，老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     在上海机场，经过海关，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停了一下，然后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心想还好没被他认出来。在候机楼等候上机，那位海关人员一脸肃穆地走到我面前，要我拿出我的登机证和护照，旁边的朋友很紧张，问怎么回事。他身子有些微微的颤抖，紧张的面容，好像要哭似的：“你是不是林青霞？”我心想：“我没犯错呀！”他拿出笔来要我在他的工作证上签名。我和朋友这才松一口气。     小时候住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经常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大明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间小道上。     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许多年之后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最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星，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小女孩。     那年，我带着亚洲电视摄制组回到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一位老太太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摄制组的人正想开口问路。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上前问她我要找的地址。老太太看着这组奇怪的人再看看我，表情很趣致地指着我：“你是不是林青霞？”（林青霞）
夜游香港兰桂坊
半夜十二点送L回家的路上，她说要给儿子带点吃的回去。这个时候只剩下威灵顿街的翠华茶餐厅才有吃的卖。到了那儿，街上站着很多人，还以为有事情发生。L说那里是兰桂坊，问我要不要走走，于是两个从来不在深夜游荡的女人挽着手走进了人群里。
兰桂坊的路车子都不能进入，街道上都是人，路的两旁是一间间大门洞开的酒吧。每家酒吧的音乐都开得很大声，这里的客人大多数是老外。有的拿着酒瓶在街上笑闹着，有的站在吧台边喝酒聊天，吧里的男女跟着音乐节拍随意地扭动着。我因为刚赴晚宴，穿着裙子，戴着钻饰，夹着包包，一派斯文，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很不安。快到路的尽头时，我跟L说，有一年除夕夜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条街道，踩死了很多人。L两手比划着：“兰桂坊是个U字形的路。”在U的底部没出口，两头的人都往那里挤，才会发生惨剧。真惭愧，来到香港这么多年，居然不如初来乍到的L了解香港。不过，她是作家，向来观察敏锐而且好奇心强。
回想起出事的那夜，正在拍《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1993年)。我站在水中搭起的木台上，转身挥舞着东方不败的大衣袖，同时手掌向外用力发功，一次又一次，下半身都给弄湿了，冷得不得了。在这样的大节日还要开工，心里蛮不是滋味的。还好导演在十二点以前放我回去。
回到湾仔的小公寓，刚洗完澡，换上雪白的晨褛，就听到满街的喇叭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时钟指着十二点，我想这应该是迎接新年的来临。怎么料到，这竟然也是兰桂坊枉死青年的丧钟。
“青霞！”L推了推我，打断了我的回忆。“那边有两个位子。”L发现在“一九九七”大招牌隔壁酒吧的吧台有两个凹进去的空位子，我们高兴地挤进去对坐着，叫了两杯咖啡酒加奶。我喜欢坐在街边看人，但是又怕有狗仔队，也不好意思一把年纪还挤在这里，更怕耳朵上吊着的两颗大钻石太招摇有危险。L耐着性子安抚我：“你跟我在一起人家不会乱写的。”又说，“我们面前站的一排老外都是男同志，这里没有一个人在看你。”过了一会儿，L指着对面街道：“你看那位老太太！”她正弯着腰吃力地搬纸箱。两个世界的人在同一个环境下，谁也看不见谁。老太太专注地工作，年轻人在星期六的夜晚，放下一切，尽情狂欢，哪管什么金融风暴、大海啸。
老太太经过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见L在掏口袋，赶忙把刚找回来的几张钞票塞在老太太手里，L说：“可是她不是乞丐。”老太太不亢不卑，把钱收下，笑着说“谢谢”，转身离去继续工作。
我瞥见对街左前方有位男子，右手放在背后，脸上没有表情，也没往我们这边看。我说：“来了！”把脸转向一边。“什么？”“狗仔队！”“你怎么知道？”我说我闻都闻得出来。“是不是要让他拍？让他拍我就转过来。”我说。L文章写得好，戏也演得不错，她指着对面大楼上面的英文招牌要我看，我们抬起头望着同一个方向，狗仔队双手拿起相机,咔嚓！咔嚓！咔嚓！按了三下就消失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L伤感地说：“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知道的也不少，他们知道的我们还不一定知道呢。”我说。“我说的是人生。”L突然静下来。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车子抵达她海边的家，L拎着一袋由翠华茶餐厅买给儿子吃的鱼旦河粉、热奶茶、猪仔包。
“珍重！”我们在晚风中说再见。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
朋友说她被骗了
朋友说她被骗了。她说因为她贪小便宜，跟人签了一纸合约，这份合约逼得她在一个礼拜之内瘦了九磅，搞得她苦不堪言。
见她面黄肌瘦，我见犹怜的，仔细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签的是瘦身合约。
有一天她接到一位陌生人的来电，对方问过她的年龄、身高、体重后，告诉她以她的年龄和身高比例，应该要减掉九磅，请她到瘦身公司去一趟，公司可以免费帮她减肥，不过要先交一万元保证金。果然公司帮她做了整套计划，有专人帮她量身高体重、测脂肪的多少，还有营养师开餐单及吃中药，再加上仪器配合。朋友求瘦心切，又想可以减掉腰上的赘肉，忙不迭地就把合约给签了。签了约仔细看清才发现，原来公司只负责一个月的减肥计划，其它的得靠自己，如果在一年之内的哪个月不能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就得扣两千，扣完为止。但如果每个月都能够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保证金原数退还。朋友为了保住那一万元，每天晚上只敢吃一个馄饨和一条青菜。
从小就瘦小的我，高中入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全班都说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以为我是初中部的。一直到我入影圈拍戏，体重都没法超过一百磅，手臂细得几乎一个手掌就可圈住，那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多长点肉。记得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西门町街头红绿灯前等过马路，因为穿上六吋松糕鞋，站在人群里简直就是高人一等，我听到一片“瘦！瘦！”声，几乎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发出一个“瘦”字，中间夹着一个女孩子惊恐的声音“好可怕噢！”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瘦了，在那一片“瘦！”声中，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
本来以为减肥这玩意儿跟我永远扯不上关系。在我结完婚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开始发福了，自己倒不怎么介意，因为从来就没有尝过胖的滋味，反而很欣赏自己胖嘟嘟的模样。有一天施南生来家里吃饭，她严重地警告我不可放纵，好像我的胖是一种罪过。吓得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开始跑步、游泳、节食，三管齐下，才减掉身上的几磅肉。想不到我也有加入减肥行列的一天。
听朋友说那天在瘦身公司，见到许多阿伯阿婶，还有一些做粗活的。难道他们也想瘦身？
曾几何时，瘦身公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家，有些甚至成了上市公司。
我在想，瘦身公司开得越多就表示那个地方越富裕，因为大家都吃饱了“撑”的。也没听说非洲、孟加拉那些国度的老百姓嚷着要减肥的。
穿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15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楞，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纽约中国人中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做得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逐渐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的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从祖国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由中国特别制做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并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色敞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就像流水一样，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慨。
15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行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风了，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很难过，马上托人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中国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个女子说他中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了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望，带着我走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由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到，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就说：“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1976年跟他认识。1979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和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他带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那时候感觉上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形的卡车，出出进进地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林青霞)
(本文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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