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飞车s车排行榜:新中国初期扫黑风暴

追溯新中国成立初期扫黑风暴
　　
　　关闭妓院，镇压帮会，感化匪首
　　
　　建国之初的扫黑风暴
　　
　　重庆“打黑除恶”行动，只是我国打黑斗争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打黑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新中国建立之初，难以计数的黑社会组织遍布全国，势力十分强大。党和政府对其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在短短4年时间里，就将其彻底肃清。
　　
　　分化孤立黑帮头目
　　
　　新中国面临的帮派问题，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恶果。
　　
　　国民党政府和黑势力的勾结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帮会就成为他破坏革命的反动工具。在发动政变前，蒋介石曾拜会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他甚至还对黄金荣说：“我总是你的学生。”
　　
　　即使在败逃台湾前夕，蒋介石仍然在考虑如何与黑社会组织互相勾结。他曾通过秘密电台，向全国各地的帮会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在一切地方，利用一切形式，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铲除共产祸害，反共复国”。
　　
　　在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下，帮会等黑恶势力，成了危害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对此，中国共产党向来都很重视。为了解决黑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策略原则。以黑社会势力庞大的上海为例，解放战争时期，经过中共地下党的争取和教育，一些帮会首领的态度有所变化。
　　
　　1949年5月，陈毅通过已经转向共产党的国民党高官杨虎，稳住了黄金荣。经过细致的说服工作，黄金荣最终没有在上海解放前夕出走。而且，在国民党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他还掩护了一批地下党。此外，黄金荣把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的情况，做成报表交给地下党，并交出了400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
　　
　　旧上海的另一个青帮头目杜月笙，在上海解放前夕逃到了香港。为争取他的回归，潘汉年找到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约翰，向他详细说明党的政策，要他带着口信，动员父亲回沪。杜约翰曾为此专程赴港。杜月笙表示自己因病重，暂时回不了上海，但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他同时要求上海的众多徒弟，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杜月笙在客居香港的最后岁月里，基本上履行了诺言。
　　
　　剿灭顽固黑恶势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依附于国民党、不思悔改的反动帮会等黑恶势力，采取坚决打击和镇压的政策，结合当时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毒禁娼等运动，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
　　
　　在很多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留下了大批残余力量。他们同当地的恶霸相勾结，形成新的黑恶势力，以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土匪武装达到100余万人，其中西南地区最多，有66.5万人。在我党清剿这些黑恶势力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解放前的贵州，以土匪多而闻名。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奔向一个会场，去围观对女匪首陈大嫂的审讯。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究竟是什么样子。
　　
　　陈大嫂原名程莲珍，少女时因美貌而声名远扬，被当地的大地主陈正明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她天生聪明，跟着陈正明学会了骑马、打枪。丈夫病死后，陈大嫂成了名震乡里的匪首。她比丈夫还要心狠手辣，甚至曾不自量力地带人进攻县城，但被解放军守城部队击退。陈大嫂落网后，政府部门在处置她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对一般群众来说，她是个女匪首，罪大恶极，理应处死；但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看来，她似乎又是一个“女豪杰”。
　　
　　由于两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贵州省军区便将此事呈报给了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李达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西南剿匪工作的情况时，专门谈到了陈大嫂的情况。李达说：“主席，对于这个女匪首，下面的同志有的要杀，有的要放。”毛主席听罢，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开始沉思。李达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候指示。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以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李达领悟了毛主席的意思，于是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省里还按照陈大嫂的要求，给她分了一套两层的楼房。
　　
　　陈大嫂没想到，政府会对她如此宽大。因此，她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刚被释放没几天，她就去找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其家属，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经过她的劝说，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有22名土匪向人民政府投降。但是，也有一些顽匪拒不投降，陈大嫂就动员他们的家属前去劝说。几次未果之后，她带着解放军进山搜剿，很快就将这些人一一击毙。
　　
　　事实上，感化匪首陈大嫂的举措，只是一个特例。在多数情况下，解放军采取的是迅速剿灭的办法。经过一系列的剿匪作战，解放军很快就歼灭了全国近百万人的国民党土匪、黑帮武装。
　　
　　切断黑社会经济来源
　　
　　贩毒和开设妓院，是旧中国黑社会组织的两大经济来源。解放前夕，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妓院林立，娼妓业很是兴盛。而开设妓院的，要么是帮会头子，要么是投靠帮会的人。他们在大中城市里广罗流氓、地痞、打手，称霸—方。
　　
　　天津解放前，当地的妓院老板胡金标，就是一个青帮头子(解放后被镇压)。他心狠手黑，常因为争夺地盘而聚众斗殴，被称为“大寨主”。那时，他勾结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骗良家妇女，逼迫她们沦落红尘。对手下的妓女，胡金标百般虐待，轻者用木棒皮鞭抽打，重者扒光衣服，吊到房梁上用开水烫。死于其手的妓女数不胜数。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立即着手进行禁娼工作，在查清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果断措施，统一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其学艺，从事生产。
　　
　　通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毒禁娼等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反动帮会为代表的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1953年，除台港澳地区外，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已基本被肃清。这一状态一直持续了25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黑恶势力才又沉渣泛起。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的著作《有组织犯罪研究》)
　　
　　兵分两路围剿，抓获近百凶犯
　　
　　铲除中原黑道头目宋留根
　　
　　本刊特约记者董晓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原“黑道教父”宋留根所组织、领导的犯罪集团，都称得上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最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其犯罪成员多达百余人，他们在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先后控制物流，垄断布匹、水果、海鲜、摩托车配件等商品，危害长达10年之久，背负17条人命，被致伤者更是无数，非法所得达数亿元人民币。
　　
　　21世纪初，宋留根犯罪集团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为“头号重案”。
　　
　　2005年4月25日，坐了10年郑州黑道“第一把交椅”的宋留根等14名团伙成员的首犯、主犯、骨干，被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极刑(立即执行)，另有100多人被判处死缓、无期或有期徒刑。
　　
　　雇凶做掉对手，当上“中原老大”
　　
　　宋留根，1963年生于郑州，高中毕业后在郑州国棉五厂工作，1987年离职，曾因包庇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他混迹在郑州市原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
　　
　　宋留根发现搞布料批发利润丰厚，竟心血来潮，想垄断此生意。这时，他的身边慢慢聚拢了马献洲、郝洪山等一帮“哥们”。1993年夏，他们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赶走商户，垄断经营“麻纱”，三个月间，每人获利2万多元。这是宋留根黑道生意的第一桶金。
　　
　　第一次得逞后，宋留根等又想插足布匹托运市场，以攫取更大利益。但这一次不再顺利。当时，友爱路的布料托运由冯双亭垄断。此人外号“小丑”，是郑州西郊的“黑老大”，没人敢惹。平时宋留根等小混混都得在“小丑”手下接活，也常受其欺负。由此，宋留根与“小丑”的矛盾日益激化。
　　
　　宋留根不久就想出了一个狠招。
　　
　　1993年8月23日晚，宋留根令其妹夫陈华带着雇来的王强和李军两位安徽籍杀手，持枪埋伏在“小丑”回家的必经之地。当晚9时许，“小丑”夫妇外出归来，杀手们朝“小丑”头部射击，使其当即毙命，其妻也身中数枪。
　　
　　不几天，宋留根被抓获。然而，这起雇凶杀人案，在郑州市某公安分局审讯宋留根时出现“奇迹”：
　　
　　“你是否认识王强(凶手)？”
　　
　　“不认识。”
　　
　　“是否认识李军(凶手)？”
　　
　　“不认识。”
　　
　　一连串的“不知道”之后，宋留根被无罪释放，又回到了友爱路市场。
　　
　　郑州市民惊呆了。“啊！放了？杀了人，而且还是雇凶杀人，情节恁恶劣，咋就没事呢？”他们找不出答案，只有困惑地摇着头。
　　
　　从此，郑州黑道上的人怕了，也服了，甘拜下风，把“黑道大哥”的位置拱手让给宋留根。
　　
　　宋留根给自己和手下进行了分工：他自己主抓全面黑道工作；二号人物马献洲负责暴力，摆平事端；三号人物郝洪山是团伙中的“军师”，兼对外公关。他们还制定了严格的帮规：比如枪械、刀具有负责装备的人专门管理，不经宋留根同意，不能使用；团伙人员坚决不能吸毒(担心犯事后上了毒瘾供出同伙)；为团伙坐牢的，工资照发，而且逐年涨工资，如果被抓后供出同伙，不仅停工资，而且报复其家人……
　　
　　“不到我们这里发货，就整死你！”
　　
　　宋留根的黑恶势力团伙把“强迫交易”作为非法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手段。
　　
　　1995年3月，宋留根与郝洪山商议在浙江柯桥开办了托运部(友爱路市场纺织大世界的主要货源地在浙江绍兴的柯桥镇)。托运部开起来后，3个多月没生意。于是，郝洪山来到柯桥镇商户云集的旅社，动员商户们到他们的托运部托运货物。在郑州，他还安排手下监视郑州的商户，发现谁不在他们的卸货站接货，就把商户的摊位、名字记下来，报告给宋留根、马献洲，让他俩安排打手制服这些商户。
　　
　　从此就不断有商户遭到宋氏黑帮的打手袭击。1995年12月的一天，宋留根得知一个叫魏三毛的人去别的卸货站接货，便带了马献洲等人找到魏家，见到魏三毛便砍。魏三毛身上中了两刀，吓得钻进厨房。马献洲等人拿刀对着厨房门乱砍一气：“魏三毛，你以后再乱接货就弄死你！”
　　
　　1997年底，浙江乐清的商户金礼新没从宋留根的托运部发货，被宋留根的打手发现，找上门来。金礼新妻子手上被砍3刀，金礼新脸上被砍4刀，左胳膊1刀，右手腕1刀，右手6根筋被砍断，手腕都差点掉下来。两口子住院费花了5万多元。他们不敢再去郑州做生意，逃回了老家。
　　
　　事后，两个打手被柯桥警方抓获。但两天以后，宋留根过去交了2万元保证金，打手很快被取保释放了。
　　
　　宋留根的“狠”在生意圈里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宋留根安排手下张广明带一帮人去砍生意上的一个对手，数十人把对方几个人打得浑身是血。结果，宋留根很不满意：“你们他娘的是怎么打的？还能让他们自己走着去医院？给我重新打！”张广明带着打手又追进病房重打一次，硬是把那几个人从处置室打进了重症病房。
　　
　　黑帮彻底瓦解，宋氏狱中忏悔
　　
　　时间久了，宋氏黑恶集团的行为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他们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也笔笔饱含罪恶。因此，宋留根等人开始琢磨漂白自己，也漂白那些不义之财。
　　
　　慢慢地，宋留根刻意低调行事，不像以前打打杀杀了，还一本正经地于1998年开了一个名为创业铁路货运公司。当年，铁路部门试行行包专列承包，该公司承包了广州至郑州的铁路货运。
　　
　　然而，宋留根的公司成立后，一直亏本。他们不得不“重拾老本行”，依然靠打手上门打架、堵闹，甚至砍杀，逼迫商户去他们那里发货。
　　
　　2002年底，郑州二环道果品市场连续发生4起恶性案件，都牵涉到宋留根黑恶集团的主要人员。于是，郑州市警方痛下决心：坚决打掉宋氏黑帮！
　　
　　2003年1月13日，以局长李民庆挂帅的郑州市公安局“1·13”专案组成立。
　　
　　因宋氏黑帮的关系网、保护伞过于庞大，李民庆确立了“异地用警、封闭办案”的方针，专案组成员全部封闭在黄河滩边的某警犬基地。李民庆专门制定了铁的纪律：所有人一进基地，不准相互打听案情，不准向外透露案情，不准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外出办案时不准带走一片纸，所有案情只向他一人汇报，严格控制知情范围。
　　
　　然而，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还是很快知道了“1·13”专案组成立的消息，3人仓皇出逃。
　　
　　李民庆果断决定：查封宋氏团伙的公司，通缉宋、马、郝等黑恶头目；查封该团伙在广州、浙江等地开办的几十个经济实体，切断在逃人员的经济来源。
　　
　　2003年6月26日，宋留根在湖北武汉落网。3天后，马献洲和郝洪山先后在广东深圳落网。到2003年9月，共有近百名犯罪嫌疑分子落入法网。至此，宋氏黑帮彻底土崩瓦解。
　　
　　2004年8月，开庭审理前，记者曾在郑州市看守所采访了宋留根。
　　
　　问：“起诉书你看了吧？快要开庭了，你准备好答辩状了吗？”
　　
　　答：“无所谓答辩不答辩，反正很多事都是我干的。”
　　
　　问：“你在郑州黑道霸主的位置上坐这么久，靠的是什么？”
　　
　　答：“靠手下众多弟兄们捧场。”
　　
　　问：“你有没有想过，跟你的人越多，惹事的就越多，离你‘出事’的日子就越近。”
　　
　　答：“在黑道上混，既要想办法躲避‘条子’(指警察)的抓捕；还要提防着手下和其他黑帮，最怕的就是‘黑吃黑’。”
　　
　　问：“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谁？”
　　
　　答：“我对不起自己的亲人，也对不住死者和受害者家属。”
　　
　　之后，宋留根低着头慢慢地吐出几个字：“我是坏……”
　　
　　黑恶势力为何屡打不绝
　　
　　本刊记者江玮
　　
　　“黑社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就像是人身上长的肿瘤，必须把它割除，否则它就会蚕食我们的身体。”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是说。
　　
　　在经历建国初期的肃清行动之后，黑社会一度在中国大陆绝迹。但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下，出现了一些社会失范，这给黑恶势力的泛起提供了土壤。如今，黑恶势力犯罪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威胁基层政权建设的突出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犯罪团伙开始，逐步演变成为恶势力团伙，再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过程。1982年，深圳市政府曾在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黑社会”一词，但这一说法后来被“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替代。根据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有关条款的解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4项特征：稳定的犯罪组织和机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使用暴力，非法控制。
　　
　　所以，一般认为，目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的黑社会，而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正在沉渣泛起。
　　
　　法律界普遍认为，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以10年为一阶段，目前正处于黑社会性质犯罪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虽经过多次打击，仍然快速发展，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如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手法，也从最初的直接暴力犯罪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并利用合法企业作掩护，甚至以商养黑。广东警官学院反黑学专家周心捷认为：“时至今日，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官匪勾结或官匪一家，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过程中最危险的倾向。“刘涌案”背后有沈阳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是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等。
　　
　　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说，“打黑必先反腐”。黑恶势力利用其经济实力，腐蚀、渗透官方特别是警方，以达到编织关系网、逃避打击的目的；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则助长了黑恶势力的发酵。这正是过去若干年来，政府虽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严打和专项斗争，但黑恶势力始终屡打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官员曾与黑恶团伙保持一定距离，不少政府官员对黑道人物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有些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期遭受了冲击，在“金钱万能”论的价值观导向下，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进行权力的寻租。邱格屏分析认为：“这种寻租活动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的政治土壤，导致了黑社会犯罪的猖獗。”
　　
　　黑恶团伙的存在，不仅危害社会治安，也损害了我国的司法制度，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堕落。在邱格屏看来，“打黑”是一项持续性的斗争。而要根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中央层面，可借助政治体制优势连续组织专项行动，来打击黑恶势力；但在基层，需从制度上防范黑恶势力对公权力的渗透。
　　
　　号称中国“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曾在晚年说过一句话：“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曾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他，最终走向穷途末路。他的这句话也道破了“黑社会”的本质：虽然有时可以一手遮天，但终究是见不得阳光的。